第101章 陶鑄“喬遷”中南海！兩軍對壘懷仁堂(11)
陶鑄從蘇聯回來，很認真地對女兒說：“亮亮，我在莫斯科看見一件小大衣，真漂亮，正合適你穿……”
“真的？”陶斯亮高興得跳起來。因為父親出門從來不曾往家買過東西。“在哪兒呢？”陶斯亮去翻父親的皮箱。陶鑄立刻尷尬了，攔住女兒說：“別翻了。我想了想，沒給你買，不能養成你那個毛病，物質欲。我買了個鋤草機，叫省裏研究研究，看我們能不能製造出來。”
陶鑄教育完女兒，卻給了妻子“物質利益”。那是一雙狗皮靴。他動感情地說：“曾誌，結婚20多年了，你就跟我張過一次口，我一直記著，這次才兌現。喏，你要的狗皮靴。”
曾誌愣住了：“我什麽時候跟你要狗皮靴了？”
陶鑄皺起眉頭：“哎，你忘了？在齊齊哈爾，富春同誌和蔡暢同誌都在場的麽……”“你氣死人不是？”曾誌哭笑不得，“那是什麽時候什麽地方？那是齊齊哈爾的冬天，零下40度！這是在哪兒？廣州有穿狗皮靴的嗎？”
陶鑄愣怔一番，好像想通什麽重要哲理一般，輕拍額頭：“嗯，好像沒看見……”
陶鑄並不怕挫折。他下次出門，又替妻子從上海買回一件塑料雨衣，兩件襯衣。雨衣是草綠色帶圓圓的黃點，襯衣一件是水綠色抽紗的，一件是玫瑰紅絲襯衣。
曾誌又是那副哭笑不得的樣子，喊著：“你到底是給我買的還是給亮亮買的？”
“你不是找別扭嗎？”陶鑄也皺眉頭：“亮亮能穿嗎？”
陶斯亮早已穿上了那件漂亮的雨衣，可惜一大截拖在地上，真像洋娃娃扣進了水桶裏。
“我能穿嗎？”曾誌一邊將那襯衣貼在胸前照鏡子，一邊問：“你看我能穿嗎？”
陶鑄大聲說：“你不穿上試試怎麽知道不行？我說了你的尺寸？”
“我說的是顏色！”曾誌扭回頭來，“我多大歲數了？18還是20？太豔了！”
“真是的，尺寸完了還有顏色……”陶鑄大概也看出太豔了，小聲嘟噥著溜走了。
“愛得笨”自然留下印象深，關鍵時刻便會發生作用，特別是夫妻矛盾鬧大的時候。
有一次，曾誌在中央黨校學習，陶鑄到北京開會，把女兒也帶去了，放在王鶴壽家裏。
王鶴壽是陶斯亮的幹爹。說來也有趣，在延安，陶斯亮還不懂事時，隻要哭得止不住，她的父母便趕緊去請王鶴壽。大概王鶴壽長得太善良，性情太溫和吧，隻要他的麵孔在小亮亮眼前一出現，她就會停止哭；王鶴壽再那麽一笑，亮亮也會跟著笑起來。這也叫一份緣分吧，王鶴壽理所當然地作了陶斯亮的幹爹。
那天，陶斯亮在幹爹家裏正睡得香，忽然被一種聲音驚醒了。仔細聽聽，像母親的聲音，如訴如泣。她就不安地叫了一聲：“媽！”
片刻，母親來到床前，捧了一杯熱茶水，讓蒸氣熏鼻子，大概是鼻子壅塞吧？眼睛紅紅的，淚痕未幹，張口就說：“亮亮，媽媽要和你爸爸離婚！”
陶斯亮嚇一跳，自衛似地撲楞一下跳起身，在一點朦朧的知識驅趕下，大聲問：“是不是我爸又有別的女人了？”
曾誌搖搖頭：“那倒不是，你爸不是那種人。他老壓製我，多少年來大男子主義，壓製我，我也有我的事業，可他處處壓製……”
陶斯亮立刻鬆下一口氣，提醒母親：“可爸還給你買狗皮靴和花襯衣呢，爸可從沒給我買！”
曾誌撲哧一聲，不知是哭還是笑，反正兩眼淚汪汪，火氣熄掉不少。
王鶴壽進來了，拉曾誌出去，一邊勸道：“這些事也要跟亮亮說，她還是個小孩子。你呀，走走走，老陶馬上要來呢。”
工夫不大，陶鑄來了，賠了不少好話，王鶴壽也在一旁敲鼓敲鑼地幫腔。
“反正我是你的雞肋，棄之可惜，食之無味……”曾誌似怨似嗔地嘟噥著，被陶鑄帶走了。
矛盾鬧到一定尖銳的程度，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勸解的了，甚至毛澤東都出了麵。
那是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廣州市推舉曾誌為人大代表。名單報到省裏，陶鑄不同意，將曾誌的名字勾了，換上了蘇蕙。
曾誌很生氣，找陶鑄評理：“你為啥不同意我當代表？”
“要照顧方方同誌麽。”陶鑄說出他的考慮，“方方受了批評，人大代表還是叫他愛人蘇蕙當合適，要從政治上考慮問題。”
據廣州市一些老人講，當時反地方主義，方方是受了不應有的傷害。
曾誌不滿地指出：“你照顧方方，說到底是拿別人政治上的待遇去照顧你個人的政治關係。我是獨立的，不許你這樣做！”
“我就這樣決定了！”陶鑄很火。
“我告訴毛主席去！”
“你告！我怕你告？”
曾誌再不多說一句，回頭就走。她還真向毛澤東告了一狀。告狀信的大致意思是：我不是爭當人大代表，我是由大家推舉，組織上最後確定的代表。可是被陶鑄一個人給否定了。他要照顧方方同誌受了批評，叫他愛人當代表，這不是從工作表現考慮，也不是按標準衡量，這是從維護私人關係考慮，是一種自私自利的表現。我反對這種錯誤作法。
報告被毛澤東身邊負責機要工作的人打回到廣州市委。市委開會討論後，決定仍由曾誌任全國人大代表。
類似的事情以後仍然不斷，曾誌終於當麵向毛澤東告狀了。
“唉，善人受人欺，良馬任人騎哪。”毛澤東用同情的目光望著曾誌：“這個陶鑄，長了犄角，連你也欺侮起來了。”
“生活上的事好說，工作上沒法忍受。我要是談點工作上的意見，他一概不聽，正確的也不聽。同樣的意見，我請區夢覺、林李明、趙紫陽這些人去說，他就聽，就滿口說好。他隻把我看成老婆，不是一個負責幹部。大男子主義，封建主義的一套……”
“這個陶鑄！”毛澤東沉下臉，“你告訴他，曾誌是我黨一名高級領導幹部，講了正確意見他就要聽，不聽是要犯錯誤的，就說我講的！”
之後，他又笑著對曾誌深表同情地重複道：“還是那句話喲，善人受人欺，良馬任人騎……”
從毛澤東那裏回來，曾誌已是心平氣和。世上的“告狀”並非都要打官司，許多時候隻是為了找地方發泄發泄，發泄完了，便如打贏了一般，也就可以過段順心日子……
曾誌走下飛機，眨動著一雙大眼張望。她估計會是張秘書來接。
突然，她怔住了，朝她大步迎來的竟是丈夫陶鑄！這可是結婚30多年來破天荒第一次！刹那間，一種從未有過的異樣感覺襲上心來。那感覺中除了激動、熱烈，還隱含了一絲莫名的不安。
人的預感有時是靈驗的。這個小小的插曲，不久就被事實證明是揭開了她與陶鑄從此患難與共的序幕……
汽車朝著北京城裏疾駛。
9月的北京，炎威已過，暑氣漸消，正是明媚而又舒適的季節。
然而，這年不同。成群結隊的紅衛兵擁在大街上，高音喇叭的吼聲隨處可聞，仿佛使那氣溫也比往年高出許多。
陶鑄和曾誌並排坐在車裏，默默注視著車窗外的情景。滿眼是紅旗和語錄牌，滿眼是湧動的“造反”的人流，滿眼是大字塊、大標語、大字報，沒有一塊牆壁是幹淨的。
“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不斷從眼前掠過，他們的後麵總是跟著“講話”“支持”“號召”。他們是煽風點火者。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10）
更多的名字是顛來倒去地寫著，並且用紅筆畫了。這些名字對於陶鑄和曾誌來說都是熟悉親切的，能喚起美好的回憶，帶來友愛親情。現在，那些姓名卻使他們痛徹心髓。因為不論哪個姓名出現，其後必然有批鬥、遊街、戴高帽子、作噴氣式和各種毒打……
他們是受難者。
“我已經搬出釣魚台。”陶鑄望著窗外小聲說，“現在住在中南海楊尚昆同誌的房子裏。”曾誌繼續望著窗外，不在意地嗯一聲，多少年後她才明白，陶鑄在車上講的惟一的一句話，它的分量有多重，含義有多深。
車開進中南海，拐進一條兩邊是高聳紅牆的窄巷裏，在一座中式的大門旁停下。陶鑄引領妻子邁進了新家。
這所住宅不算寬敞，但很精巧。主房隻有三間，中間大的一間被隔成兩半，一半做客廳兼餐廳，另一半是書房，兩側各一間臥室。室內陳設簡單，但很實用。由於沒有把廣州的家當全部搬來，隻帶了些隨身行李用品，因此這個家缺少生活氣息，倒像是部隊臨時來隊家屬的居所。
房門前是一個小小的院子，栽著兩棵海棠和幾株桃花。再往前走幾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遊廊，因為迂曲回旋成字，因此得名字廊。
荷花池很大，長滿了荷花和睡蓮。荷葉遮得滿池綠油油、碧森森；挺拔的荷稈上頂著盛開的花朵、肥碩的蓮蓬；滿院洋溢著淡淡的清香。
“我就是為了這池荷花，才選中這個地方。”陶鑄立在曲廊中講。
“我喜歡這裏清靜。”曾誌並肩一字地立在丈夫身旁。
“哦，我在西樓食堂吃飯。”陶鑄瞟一眼妻子，忽然想起什麽似地說：“一天兩元錢標準，太貴了。你來了很好，我們可以自己開夥。”
“隻是因為食堂夥食貴才叫我來嗎？”曾誌自顧觀賞荷花，抿著嘴唇笑。
“嗨，我這個人。”陶鑄也笑了，不自在地聳聳肩，“你了解，隻要有辣椒吃就高興。”
“你是勇氣不足還是革命性不夠？”曾誌認真地望著陶鑄。
陶鑄神色轉嚴肅，甚至微微蹙起眉頭。片刻，小聲歎息：“唉，不像你想象那麽簡單……很快你就會明白。”
“你在延安那些學友、牌友，你都想過怎麽辦嗎？”
在延安，陳雲、李富春、陶鑄、王鶴壽、王德等同誌在一起組織了個學哲學小組，認真學了兩年。至於牌友，那是王稼祥同誌病中寂寞時，每逢節假日，工作之餘，胡耀邦、羅瑞卿、陶鑄、王鶴壽、張經武、邊章五等同誌常到王稼祥那裏去，打幾圈牌，為王稼祥同誌的窯洞增添不少熱鬧。
“耀邦聰明，很會算牌。主席當時形容他是一個‘幼稚味還未完全脫掉的同誌’。他手裏總留一張王牌，出牌跟工作一樣認真。”陶鑄回憶著，“羅瑞卿是咬著牙算牌，咬著牙出牌，他受那個傷是子彈從左頰打進去的，一輩子隻能‘咬牙切齒’。主席說過，‘天塌下來不要緊，有羅長子頂著’。可現在……唉。鶴壽那麽文質彬彬一個人，輸贏不放心上，對誰都是那麽熱情關心，他給陳雲當政治秘書，我給稼祥當政治秘書……還有喬木同誌，他是給主席當政治秘書……”
陶鑄說出的這許多老戰友，現在名字都是顛倒寫在牆上，並且打了紅叉。
“你還是辣椒沒吃夠。”曾誌弦外有音。
“那要你給增加些了？”陶鑄望著曾誌。
“那好了，我給夠你辣椒！”曾誌臉上湧起片刻青春的紅暈，使人可以想象到井岡山時期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共產黨遊擊隊領導人。
“就這麽說定了。”陶鑄顯得異常嚴肅，聲音壓得很低：“這種事急不得，那些被抓的同誌，第一步先得跟造反派辦交涉，弄出人來，放軍營裏或招待所，這就是保住了；然後看形勢，時機成熟就進一步解放、任用……”
陶鑄後來確是這樣去做的，可惜僅僅是個願望而未曾實現。當他自己被打倒後，凡受過他不同程度保護的同誌，都變本加厲地受到迫害。他在身陷囹圄時聽說一些戰友備受迫害，曾潸然淚下道：“雖我不曾殺伯仁，伯仁卻為我而死啊！”比如陸定一被打倒後，陶鑄曾指示：生活待遇不變，搬家後一定要安排沙發。當陶鑄也被打倒後，陸定一專案組來了十幾個人，進屋便施暴力，並要他低頭彎腰向毛主席請罪。原因就是他主持陸定一的專案，幾個月都搞不出名堂來，而謝富治一接手，馬上有了重大突破，說明陶鑄是在“包庇”陸定一。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就這樣，一貫堅持獨立工作的曾誌，第一次留在丈夫身邊，甘心隻作他的“內助”。這是曾誌對整個形勢及陶鑄肩上的擔子進行了清醒的分析判斷後，作出的一次重大選擇。
陶鑄無疑是一位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但他那善良質樸率直的性格中，從來沒有脫去天真。生活中童心未泯，政治中也常有天真。
陶斯亮曾回憶道：
他有時真像個孩子。一次，他躡手躡腳地朝我走來，神秘地招手：“亮亮，快來，你快來看。”
他的聲音像孩子懷了什麽秘密，要叫小夥伴同享。我也躡手躡腳隨他身後，走到秘書的房間門口。他朝裏指，貼著我耳朵講話，壓抑不住那種活潑開心：“快看，嘻嘻，他睡覺還張著嘴，還睜著眼呢！”我看到秘書仰在躺椅上睡著了，果然是睜著眼張著嘴。於是，我和父親捂著嘴，無聲地笑成一團，不得不趕緊跑開，以免驚醒疲困的秘書。跑到父親的辦公室，我們才放開手盡情笑了一番，於是，父親恢複了精神，重新埋頭書案開始工作。
還有一次，父親和幾個孩子玩“打仗”，就在地上爬來爬去地替孩子們撿“子彈”，並且不斷地表演被子彈擊中，“痛苦悲壯”地“倒下”。孩子們高興地哈哈大笑，他“死而複活”，也跟著開心大笑……
就是這樣一個陶鑄，他要做一名“中國最大的保皇派”。他保這個保那個，保得最堅決的是“中國最大的走資派”。
第一個向江青開炮
當6月1日陶鑄奉調進京時，曾先去湖南為韶山引水渠剪彩。就在剪彩儀式上，他曾深情地講話：“湖南是毛主席、劉主席，兩位主席的家鄉。”
那時他不明白，“文革”的矛頭指向了劉少奇、鄧小平；八屆十一中全會實際上是把劉、鄧“拉下馬”了，陶鑄卻仍然不相信，也不這樣看。
陶鑄對妻子說：“他們隻是犯了錯誤。劉少奇還是國家主席，鄧小平也還是政治局常委麽。過去王明曾經犯了那麽嚴重的錯誤，紅區幾乎損失90%，白區幾乎損失100%，可是在延安七大毛主席還說服大家選他當中央委員。與王明錯誤相比，少奇、小平即便是有錯誤，也不會有那麽嚴重，還是團結、批評、團結。”
何止陶鑄這樣想，絕大多數中國人在1966年的下半年都是這麽想。就是說，陶鑄的想法在中國有深厚廣大的社會基礎、群眾基礎和思想基礎。甚至在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後，那些首當其衝地起來“造反”的紅衛兵們也並沒都聯想到劉、鄧身上。從“8·18”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到10月1日國慶節的盛大遊行，那些熱血沸騰的紅衛兵不是還在有節奏地高呼嗎？
“劉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劉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
那個時期的人們，一定還記得那大潮般的場麵和聲音。
盡管林彪已經躍居第二位，但紅衛兵要見毛主席時，首先想到的還是劉主席。這就是曆史的分量。
沒有劉少奇，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中國人民的解放史、中國革命的曆史甚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都將出現巨大的空白。這個空白是任何其他人其他辦法所無法填補的。
這也是曆史的嚴酷無情。它是不以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們的意誌為轉移的。
國慶節，毛澤東第四次檢閱了百萬紅衛兵大軍及革命師生、工農兵代表。盛會之後，新華社有關負責同誌都到陶鑄這裏請示：“今年國慶的新聞照片如何見報？”
依照慣例，新華社每年國慶之後都要發一組新聞照片。過去中央有規定：其中必須有毛主席和劉主席兩人在一起的一張。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形勢明顯有變，這次怎麽辦？
陶鑄略作沉吟，拍板決定：“按過去的規定辦！”
見報是件大事。陶鑄對準備見報的一組照片進行慎重審查，並馬上發現了問題：
“怎麽沒有小平同誌的鏡頭？”陶鑄問。
新華社的同誌互相望望，猶豫道：“沒有合適的。”
“怎麽回事？”陶鑄立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誌的照片。”
自從大搞“三麵紅旗”之後，毛澤東便多次抱怨“鄧小平耳朵聾”，是一開會就“躲”得離他很遠。看來，這位倔強的總書記，即使在八屆十一中全會被“拉下馬”後，仍然是這樣。
新華社的同誌報告：“我們選過了，沒有拍照上。”
這可真棘手了。陶鑄深明現在這種“非常時期”報紙的重要性。多數大轟大嗡大吵大鬧的造反派對這場運動本來就具有很大盲目性，何況當時還存在一些政治投機者，任何一次大的政治活動，哪些人見報了哪些人沒見報就成了他們十二分關注的事情，他們就是從這裏嗅查“問題”，從而決定其行動的。
“有什麽辦法可以補救嗎？”陶鑄問。
新華社的同誌說：“可以做技術性處理。”
陶鑄再一次拍板定案：“可以這麽辦。”
於是，毛主席和劉主席在一起的照片見報了。
於是，新華社的同誌將一幀照片上的陳毅隱去，將小平同誌的照片移補過來，也見報了。這樣做決不是要損害陳毅同誌。因為陳毅同誌還有其他照片可以上。
這就是後來哄動一時，被江青大肆渲染的所謂“換頭術”事件。
按照我們黨的傳統，主席夫人是不能與主席並列檢閱的。按著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較邊遠的地方。這也是陶鑄的決定：“按照規定辦。”
那時有句叫得很響亮的話：槍杆子，筆杆子，革命靠這兩杆子。
陶鑄在“筆杆子”問題上所作這一番決定，毫不奇怪地得到了“反作用”。
國慶節後，他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回到家裏坐下歇息的時候，總是用手指無意識地在沙發上劃來劃去；或者背著手，低著頭在室內很不安地踱來踱去；眼神沉鬱，麵色灰黯。
“真的？”陶斯亮高興得跳起來。因為父親出門從來不曾往家買過東西。“在哪兒呢？”陶斯亮去翻父親的皮箱。陶鑄立刻尷尬了，攔住女兒說：“別翻了。我想了想，沒給你買，不能養成你那個毛病，物質欲。我買了個鋤草機，叫省裏研究研究，看我們能不能製造出來。”
陶鑄教育完女兒，卻給了妻子“物質利益”。那是一雙狗皮靴。他動感情地說：“曾誌，結婚20多年了，你就跟我張過一次口，我一直記著，這次才兌現。喏，你要的狗皮靴。”
曾誌愣住了：“我什麽時候跟你要狗皮靴了？”
陶鑄皺起眉頭：“哎，你忘了？在齊齊哈爾，富春同誌和蔡暢同誌都在場的麽……”“你氣死人不是？”曾誌哭笑不得，“那是什麽時候什麽地方？那是齊齊哈爾的冬天，零下40度！這是在哪兒？廣州有穿狗皮靴的嗎？”
陶鑄愣怔一番，好像想通什麽重要哲理一般，輕拍額頭：“嗯，好像沒看見……”
陶鑄並不怕挫折。他下次出門，又替妻子從上海買回一件塑料雨衣，兩件襯衣。雨衣是草綠色帶圓圓的黃點，襯衣一件是水綠色抽紗的，一件是玫瑰紅絲襯衣。
曾誌又是那副哭笑不得的樣子，喊著：“你到底是給我買的還是給亮亮買的？”
“你不是找別扭嗎？”陶鑄也皺眉頭：“亮亮能穿嗎？”
陶斯亮早已穿上了那件漂亮的雨衣，可惜一大截拖在地上，真像洋娃娃扣進了水桶裏。
“我能穿嗎？”曾誌一邊將那襯衣貼在胸前照鏡子，一邊問：“你看我能穿嗎？”
陶鑄大聲說：“你不穿上試試怎麽知道不行？我說了你的尺寸？”
“我說的是顏色！”曾誌扭回頭來，“我多大歲數了？18還是20？太豔了！”
“真是的，尺寸完了還有顏色……”陶鑄大概也看出太豔了，小聲嘟噥著溜走了。
“愛得笨”自然留下印象深，關鍵時刻便會發生作用，特別是夫妻矛盾鬧大的時候。
有一次，曾誌在中央黨校學習，陶鑄到北京開會，把女兒也帶去了，放在王鶴壽家裏。
王鶴壽是陶斯亮的幹爹。說來也有趣，在延安，陶斯亮還不懂事時，隻要哭得止不住，她的父母便趕緊去請王鶴壽。大概王鶴壽長得太善良，性情太溫和吧，隻要他的麵孔在小亮亮眼前一出現，她就會停止哭；王鶴壽再那麽一笑，亮亮也會跟著笑起來。這也叫一份緣分吧，王鶴壽理所當然地作了陶斯亮的幹爹。
那天，陶斯亮在幹爹家裏正睡得香，忽然被一種聲音驚醒了。仔細聽聽，像母親的聲音，如訴如泣。她就不安地叫了一聲：“媽！”
片刻，母親來到床前，捧了一杯熱茶水，讓蒸氣熏鼻子，大概是鼻子壅塞吧？眼睛紅紅的，淚痕未幹，張口就說：“亮亮，媽媽要和你爸爸離婚！”
陶斯亮嚇一跳，自衛似地撲楞一下跳起身，在一點朦朧的知識驅趕下，大聲問：“是不是我爸又有別的女人了？”
曾誌搖搖頭：“那倒不是，你爸不是那種人。他老壓製我，多少年來大男子主義，壓製我，我也有我的事業，可他處處壓製……”
陶斯亮立刻鬆下一口氣，提醒母親：“可爸還給你買狗皮靴和花襯衣呢，爸可從沒給我買！”
曾誌撲哧一聲，不知是哭還是笑，反正兩眼淚汪汪，火氣熄掉不少。
王鶴壽進來了，拉曾誌出去，一邊勸道：“這些事也要跟亮亮說，她還是個小孩子。你呀，走走走，老陶馬上要來呢。”
工夫不大，陶鑄來了，賠了不少好話，王鶴壽也在一旁敲鼓敲鑼地幫腔。
“反正我是你的雞肋，棄之可惜，食之無味……”曾誌似怨似嗔地嘟噥著，被陶鑄帶走了。
矛盾鬧到一定尖銳的程度，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勸解的了，甚至毛澤東都出了麵。
那是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前，廣州市推舉曾誌為人大代表。名單報到省裏，陶鑄不同意，將曾誌的名字勾了，換上了蘇蕙。
曾誌很生氣，找陶鑄評理：“你為啥不同意我當代表？”
“要照顧方方同誌麽。”陶鑄說出他的考慮，“方方受了批評，人大代表還是叫他愛人蘇蕙當合適，要從政治上考慮問題。”
據廣州市一些老人講，當時反地方主義，方方是受了不應有的傷害。
曾誌不滿地指出：“你照顧方方，說到底是拿別人政治上的待遇去照顧你個人的政治關係。我是獨立的，不許你這樣做！”
“我就這樣決定了！”陶鑄很火。
“我告訴毛主席去！”
“你告！我怕你告？”
曾誌再不多說一句，回頭就走。她還真向毛澤東告了一狀。告狀信的大致意思是：我不是爭當人大代表，我是由大家推舉，組織上最後確定的代表。可是被陶鑄一個人給否定了。他要照顧方方同誌受了批評，叫他愛人當代表，這不是從工作表現考慮，也不是按標準衡量，這是從維護私人關係考慮，是一種自私自利的表現。我反對這種錯誤作法。
報告被毛澤東身邊負責機要工作的人打回到廣州市委。市委開會討論後，決定仍由曾誌任全國人大代表。
類似的事情以後仍然不斷，曾誌終於當麵向毛澤東告狀了。
“唉，善人受人欺，良馬任人騎哪。”毛澤東用同情的目光望著曾誌：“這個陶鑄，長了犄角，連你也欺侮起來了。”
“生活上的事好說，工作上沒法忍受。我要是談點工作上的意見，他一概不聽，正確的也不聽。同樣的意見，我請區夢覺、林李明、趙紫陽這些人去說，他就聽，就滿口說好。他隻把我看成老婆，不是一個負責幹部。大男子主義，封建主義的一套……”
“這個陶鑄！”毛澤東沉下臉，“你告訴他，曾誌是我黨一名高級領導幹部，講了正確意見他就要聽，不聽是要犯錯誤的，就說我講的！”
之後，他又笑著對曾誌深表同情地重複道：“還是那句話喲，善人受人欺，良馬任人騎……”
從毛澤東那裏回來，曾誌已是心平氣和。世上的“告狀”並非都要打官司，許多時候隻是為了找地方發泄發泄，發泄完了，便如打贏了一般，也就可以過段順心日子……
曾誌走下飛機，眨動著一雙大眼張望。她估計會是張秘書來接。
突然，她怔住了，朝她大步迎來的竟是丈夫陶鑄！這可是結婚30多年來破天荒第一次！刹那間，一種從未有過的異樣感覺襲上心來。那感覺中除了激動、熱烈，還隱含了一絲莫名的不安。
人的預感有時是靈驗的。這個小小的插曲，不久就被事實證明是揭開了她與陶鑄從此患難與共的序幕……
汽車朝著北京城裏疾駛。
9月的北京，炎威已過，暑氣漸消，正是明媚而又舒適的季節。
然而，這年不同。成群結隊的紅衛兵擁在大街上，高音喇叭的吼聲隨處可聞，仿佛使那氣溫也比往年高出許多。
陶鑄和曾誌並排坐在車裏，默默注視著車窗外的情景。滿眼是紅旗和語錄牌，滿眼是湧動的“造反”的人流，滿眼是大字塊、大標語、大字報，沒有一塊牆壁是幹淨的。
“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不斷從眼前掠過，他們的後麵總是跟著“講話”“支持”“號召”。他們是煽風點火者。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10）
更多的名字是顛來倒去地寫著，並且用紅筆畫了。這些名字對於陶鑄和曾誌來說都是熟悉親切的，能喚起美好的回憶，帶來友愛親情。現在，那些姓名卻使他們痛徹心髓。因為不論哪個姓名出現，其後必然有批鬥、遊街、戴高帽子、作噴氣式和各種毒打……
他們是受難者。
“我已經搬出釣魚台。”陶鑄望著窗外小聲說，“現在住在中南海楊尚昆同誌的房子裏。”曾誌繼續望著窗外，不在意地嗯一聲，多少年後她才明白，陶鑄在車上講的惟一的一句話，它的分量有多重，含義有多深。
車開進中南海，拐進一條兩邊是高聳紅牆的窄巷裏，在一座中式的大門旁停下。陶鑄引領妻子邁進了新家。
這所住宅不算寬敞，但很精巧。主房隻有三間，中間大的一間被隔成兩半，一半做客廳兼餐廳，另一半是書房，兩側各一間臥室。室內陳設簡單，但很實用。由於沒有把廣州的家當全部搬來，隻帶了些隨身行李用品，因此這個家缺少生活氣息，倒像是部隊臨時來隊家屬的居所。
房門前是一個小小的院子，栽著兩棵海棠和幾株桃花。再往前走幾步，是一座架在荷花池上的遊廊，因為迂曲回旋成字，因此得名字廊。
荷花池很大，長滿了荷花和睡蓮。荷葉遮得滿池綠油油、碧森森；挺拔的荷稈上頂著盛開的花朵、肥碩的蓮蓬；滿院洋溢著淡淡的清香。
“我就是為了這池荷花，才選中這個地方。”陶鑄立在曲廊中講。
“我喜歡這裏清靜。”曾誌並肩一字地立在丈夫身旁。
“哦，我在西樓食堂吃飯。”陶鑄瞟一眼妻子，忽然想起什麽似地說：“一天兩元錢標準，太貴了。你來了很好，我們可以自己開夥。”
“隻是因為食堂夥食貴才叫我來嗎？”曾誌自顧觀賞荷花，抿著嘴唇笑。
“嗨，我這個人。”陶鑄也笑了，不自在地聳聳肩，“你了解，隻要有辣椒吃就高興。”
“你是勇氣不足還是革命性不夠？”曾誌認真地望著陶鑄。
陶鑄神色轉嚴肅，甚至微微蹙起眉頭。片刻，小聲歎息：“唉，不像你想象那麽簡單……很快你就會明白。”
“你在延安那些學友、牌友，你都想過怎麽辦嗎？”
在延安，陳雲、李富春、陶鑄、王鶴壽、王德等同誌在一起組織了個學哲學小組，認真學了兩年。至於牌友，那是王稼祥同誌病中寂寞時，每逢節假日，工作之餘，胡耀邦、羅瑞卿、陶鑄、王鶴壽、張經武、邊章五等同誌常到王稼祥那裏去，打幾圈牌，為王稼祥同誌的窯洞增添不少熱鬧。
“耀邦聰明，很會算牌。主席當時形容他是一個‘幼稚味還未完全脫掉的同誌’。他手裏總留一張王牌，出牌跟工作一樣認真。”陶鑄回憶著，“羅瑞卿是咬著牙算牌，咬著牙出牌，他受那個傷是子彈從左頰打進去的，一輩子隻能‘咬牙切齒’。主席說過，‘天塌下來不要緊，有羅長子頂著’。可現在……唉。鶴壽那麽文質彬彬一個人，輸贏不放心上，對誰都是那麽熱情關心，他給陳雲當政治秘書，我給稼祥當政治秘書……還有喬木同誌，他是給主席當政治秘書……”
陶鑄說出的這許多老戰友，現在名字都是顛倒寫在牆上，並且打了紅叉。
“你還是辣椒沒吃夠。”曾誌弦外有音。
“那要你給增加些了？”陶鑄望著曾誌。
“那好了，我給夠你辣椒！”曾誌臉上湧起片刻青春的紅暈，使人可以想象到井岡山時期那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共產黨遊擊隊領導人。
“就這麽說定了。”陶鑄顯得異常嚴肅，聲音壓得很低：“這種事急不得，那些被抓的同誌，第一步先得跟造反派辦交涉，弄出人來，放軍營裏或招待所，這就是保住了；然後看形勢，時機成熟就進一步解放、任用……”
陶鑄後來確是這樣去做的，可惜僅僅是個願望而未曾實現。當他自己被打倒後，凡受過他不同程度保護的同誌，都變本加厲地受到迫害。他在身陷囹圄時聽說一些戰友備受迫害，曾潸然淚下道：“雖我不曾殺伯仁，伯仁卻為我而死啊！”比如陸定一被打倒後，陶鑄曾指示：生活待遇不變，搬家後一定要安排沙發。當陶鑄也被打倒後，陸定一專案組來了十幾個人，進屋便施暴力，並要他低頭彎腰向毛主席請罪。原因就是他主持陸定一的專案，幾個月都搞不出名堂來，而謝富治一接手，馬上有了重大突破，說明陶鑄是在“包庇”陸定一。
當然，這些都是後話了。
就這樣，一貫堅持獨立工作的曾誌，第一次留在丈夫身邊，甘心隻作他的“內助”。這是曾誌對整個形勢及陶鑄肩上的擔子進行了清醒的分析判斷後，作出的一次重大選擇。
陶鑄無疑是一位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但他那善良質樸率直的性格中，從來沒有脫去天真。生活中童心未泯，政治中也常有天真。
陶斯亮曾回憶道：
他有時真像個孩子。一次，他躡手躡腳地朝我走來，神秘地招手：“亮亮，快來，你快來看。”
他的聲音像孩子懷了什麽秘密，要叫小夥伴同享。我也躡手躡腳隨他身後，走到秘書的房間門口。他朝裏指，貼著我耳朵講話，壓抑不住那種活潑開心：“快看，嘻嘻，他睡覺還張著嘴，還睜著眼呢！”我看到秘書仰在躺椅上睡著了，果然是睜著眼張著嘴。於是，我和父親捂著嘴，無聲地笑成一團，不得不趕緊跑開，以免驚醒疲困的秘書。跑到父親的辦公室，我們才放開手盡情笑了一番，於是，父親恢複了精神，重新埋頭書案開始工作。
還有一次，父親和幾個孩子玩“打仗”，就在地上爬來爬去地替孩子們撿“子彈”，並且不斷地表演被子彈擊中，“痛苦悲壯”地“倒下”。孩子們高興地哈哈大笑，他“死而複活”，也跟著開心大笑……
就是這樣一個陶鑄，他要做一名“中國最大的保皇派”。他保這個保那個，保得最堅決的是“中國最大的走資派”。
第一個向江青開炮
當6月1日陶鑄奉調進京時，曾先去湖南為韶山引水渠剪彩。就在剪彩儀式上，他曾深情地講話：“湖南是毛主席、劉主席，兩位主席的家鄉。”
那時他不明白，“文革”的矛頭指向了劉少奇、鄧小平；八屆十一中全會實際上是把劉、鄧“拉下馬”了，陶鑄卻仍然不相信，也不這樣看。
陶鑄對妻子說：“他們隻是犯了錯誤。劉少奇還是國家主席，鄧小平也還是政治局常委麽。過去王明曾經犯了那麽嚴重的錯誤，紅區幾乎損失90%，白區幾乎損失100%，可是在延安七大毛主席還說服大家選他當中央委員。與王明錯誤相比，少奇、小平即便是有錯誤，也不會有那麽嚴重，還是團結、批評、團結。”
何止陶鑄這樣想，絕大多數中國人在1966年的下半年都是這麽想。就是說，陶鑄的想法在中國有深厚廣大的社會基礎、群眾基礎和思想基礎。甚至在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後，那些首當其衝地起來“造反”的紅衛兵們也並沒都聯想到劉、鄧身上。從“8·18”毛澤東首次接見紅衛兵，到10月1日國慶節的盛大遊行，那些熱血沸騰的紅衛兵不是還在有節奏地高呼嗎？
“劉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劉主席，我們要見毛主席……”
那個時期的人們，一定還記得那大潮般的場麵和聲音。
盡管林彪已經躍居第二位，但紅衛兵要見毛主席時，首先想到的還是劉主席。這就是曆史的分量。
沒有劉少奇，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中國人民的解放史、中國革命的曆史甚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曆史都將出現巨大的空白。這個空白是任何其他人其他辦法所無法填補的。
這也是曆史的嚴酷無情。它是不以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們的意誌為轉移的。
國慶節，毛澤東第四次檢閱了百萬紅衛兵大軍及革命師生、工農兵代表。盛會之後，新華社有關負責同誌都到陶鑄這裏請示：“今年國慶的新聞照片如何見報？”
依照慣例，新華社每年國慶之後都要發一組新聞照片。過去中央有規定：其中必須有毛主席和劉主席兩人在一起的一張。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形勢明顯有變，這次怎麽辦？
陶鑄略作沉吟，拍板決定：“按過去的規定辦！”
見報是件大事。陶鑄對準備見報的一組照片進行慎重審查，並馬上發現了問題：
“怎麽沒有小平同誌的鏡頭？”陶鑄問。
新華社的同誌互相望望，猶豫道：“沒有合適的。”
“怎麽回事？”陶鑄立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同誌的照片。”
自從大搞“三麵紅旗”之後，毛澤東便多次抱怨“鄧小平耳朵聾”，是一開會就“躲”得離他很遠。看來，這位倔強的總書記，即使在八屆十一中全會被“拉下馬”後，仍然是這樣。
新華社的同誌報告：“我們選過了，沒有拍照上。”
這可真棘手了。陶鑄深明現在這種“非常時期”報紙的重要性。多數大轟大嗡大吵大鬧的造反派對這場運動本來就具有很大盲目性，何況當時還存在一些政治投機者，任何一次大的政治活動，哪些人見報了哪些人沒見報就成了他們十二分關注的事情，他們就是從這裏嗅查“問題”，從而決定其行動的。
“有什麽辦法可以補救嗎？”陶鑄問。
新華社的同誌說：“可以做技術性處理。”
陶鑄再一次拍板定案：“可以這麽辦。”
於是，毛主席和劉主席在一起的照片見報了。
於是，新華社的同誌將一幀照片上的陳毅隱去，將小平同誌的照片移補過來，也見報了。這樣做決不是要損害陳毅同誌。因為陳毅同誌還有其他照片可以上。
這就是後來哄動一時，被江青大肆渲染的所謂“換頭術”事件。
按照我們黨的傳統，主席夫人是不能與主席並列檢閱的。按著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較邊遠的地方。這也是陶鑄的決定：“按照規定辦。”
那時有句叫得很響亮的話：槍杆子，筆杆子，革命靠這兩杆子。
陶鑄在“筆杆子”問題上所作這一番決定，毫不奇怪地得到了“反作用”。
國慶節後，他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回到家裏坐下歇息的時候，總是用手指無意識地在沙發上劃來劃去；或者背著手，低著頭在室內很不安地踱來踱去；眼神沉鬱，麵色灰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