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陶鑄“喬遷”中南海！兩軍對壘懷仁堂(9)
胡耀邦很聰明，每次開會，陶鑄等人不會記錄，隻能記幾個大字，胡耀邦不然，筆下嘩嘩，不丟不落全記下來。每次會後，大家都令秘書去抄胡耀邦的記錄帶回去。有的時候領袖講話不讓記錄或活動中有即興講話，胡耀邦回來也能追記。他記性好。
胡耀邦相對年輕，大家喜歡跟他開玩笑，叫他少先隊員。50年代他經常穿西服，因為他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常要率代表團出國。但他和李富春是黨內領導幹部中有名的一對漏嘴巴，常把飯菜湯水灑在衣服上，結一些飯嘎巴。陶鑄便認真拎起胡耀邦的胸襟問：“你搭了塊什麽布？”胡耀邦納悶：“沒有呀？”陶鑄一本正經地打量：“噢，是衣服，我以為是剃頭師傅肩上搭的那塊刮刀的剃布呢。”
由此也不難看出陶鑄與胡耀邦關係之親密隨便。彼此了解當然也深。
寫這些，無非是想說明，胡耀邦那段話還是屬於知情人講出的話，而非意念性的推斷。胡耀邦對於陶鑄還說過：“他敢於負責任。看起來粗、嚴厲，但樣樣都有成果。管那麽細還能管出名堂來。”
這些話對於認識陶鑄以及“文革”中陶鑄的命運發展何以如此，還是有幫助的。
陶鑄從毛澤東那裏告辭出來，感覺得到了理解和支持。他便堅定了信心：按照自己對運動的理解繼續走下去……
很不理解
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標誌著“文革”開始進入高潮。
全會結束後的第二天晚上，陶鑄隨周恩來一道去看望林彪。
盛夏天氣炎熱，林彪為避暑，遷入那座40多米高、體量巨大的人民大會堂，住在浙江廳。當陶鑄在前驅車的引導下風馳電掣地駛上長安街時，聽著車輪輕快的沙沙聲，那位老首長蒼白瘦削的麵孔便時時閃現在眼前。
那是一張永遠不動聲色的麵孔。無論是在閩西贛南還是在延安，不論是在東北，還是在北京，在廣州，陶鑄看到的總是那張石頭一般不動聲色的麵孔。
他的兩眼深不可測時，一般都是沒完沒了地踱步；他的目光犀利或陰酷時，總是咬定牙齒橫下一條心。他出名地“不打無把握之仗”，也出名地“敢於冒險”。
他一生伴了“神鬼莫測”的定語。
打仗神鬼莫測，“政治”神鬼莫測；麵孔神鬼莫測，心靈神鬼莫測，他九大是“神”，十大已經變成“鬼”，並就此蓋棺。
不過，在1966年這個炙人的夏天，當陶鑄來到人民大會堂看望林彪時，實事求是講還是帶了尊敬的感情。那時能看出林彪最終是鬼的人還寥寥無幾。人們更容易看到的隻是他從黃埔軍校生到連長、營長、團長、師長……直到國防部長和“副統帥”的履曆。
對於陶鑄來講，還可以親自感受到林彪那近乎清教徒一般的生活：喝白開水，嚼黃豆，甚至茶也不用一點。大概是眷戀遠逝的戎馬生涯？除了散步，他的運動便是乘車出去顛簸。為了這個顛簸，林彪到廣州時，接待人員還為他弄輛摩托車，固定在室內，隻把排氣管通到室外，讓他每天騎上去顛一番。
對於林彪的這些怪癖，陶鑄和許多人一樣，那時都是“從積極的方麵”去理解的。
西大廳的燈光驟然高了。
人民大會堂的廳都是名副其實；作為“大躍進”時期的成果，北京的十大建築無疑具有“百年大計”的思考和價值。西大廳長近50米，寬20米有餘；長度兩端由兩扇高大的屏風擋在門口，一個屏風繪的是孔雀開屏，另一個屏風上是放大了的毛澤東手跡《滿江紅》詞。頂棚很高，使人走入便生出開闊感；與外麵世界的悶熱相比，這裏的空氣涼幽幽沁心潤脾。頭上高懸了幾盞大吊燈，隻開了一盞；吊燈上的小燈泡組成一團漂亮的燈火圖案。地下滿鋪地毯，走在上麵悄無聲息；轉圈擺著幾十個大小沙發，人跡緲緲，更生出空曠寂寥之感。
陶鑄隨著周恩來經西大廳，在內勤人員的引領下，走入浙江廳。林彪已經迎出門來握手問候。
據一些衛士說，林彪即使見毛澤東，如果不是閑聊，臉上也很少有笑；正襟危坐，目不旁視，一副嚴肅的公事公辦的樣子。
現在見了周恩來和陶鑄，他卻滿臉綻出帶皺褶的笑。那笑既有熱情，又含有幾絲尷尬。他在黨內的排名已經上升到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位，而他曾經長期是周恩來作出決策後的許多執行者中的一名。
主要是周恩來與林彪交談，陶鑄多數時間是注意聽，努力想從中領悟一些什麽。
因為陶鑄對“文革”的認識始終是“抽象起來清楚，具體起來糊塗”；“聽起來滿世界都像有那麽回事，搞起來沒一樣是那麽回事。”
李富春的秘書賀光輝曾回憶說：那時，“文革”一下子起來，真是天下大亂。陶鑄和先念時不時就到富春這裏來，幾個人琢磨毛主席的話是什麽意思？琢磨來琢磨去琢磨不透。主席究竟要幹什麽？具體怎麽搞，達到什麽結果？誰也猜不透。他們保持有延安時代的深刻烙印，無法也不可能理解那場所謂的“文革”……
按照當時的說法，林彪是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陶鑄寄了很大的希望，從林彪這裏得到一些“真經”。
但他聽了半天不得要領。林彪隻講原則話，不對任何具體問題作具體回答或表態。陶鑄望著他的這位老首長，心裏第一次浮出一種不安的神秘感。這個足有羽毛球場大的方形的浙江廳，地毯淺綠，沙發淺綠，四周的帷幕也是淺綠；隻開幾盞小燈，暗淡的光線也變得綠熒熒，以至於林彪那張本來蒼白的臉，如今也成了淺綠色。
看見綠色可以使人清涼舒適，但淹沒在綠色裏就會生出窒息。什麽事情都怕走極端，可是林彪的怪癖，就連室內的顏色也要走極端。
“林總。”陶鑄終於忍不住插入問話，他仍然保持了過去習慣的稱呼，“現在社會上很亂，群眾一下子起來了，成立了各種組織，很活躍。可我們共產黨的各級組織怎麽起作用？大家心裏沒底。”
林彪望住陶鑄，仍然一副不動聲色的麵孔。當然，林彪心裏是一直將這位“第四號人物”劃歸自己一邊。他考察幹部極重曆史淵源。他的“以人劃線”現在已經是天下皆知；但是他的以人劃線決不隻是看你跟不跟他走，有人想跟他走他還不要哩。因為信不過。他首先選擇那些“經過曆史考驗”的人，曾被曆史證明“跟他走過”的人。
陶鑄在東北“跟他走過”。
當年，東北解放戰爭最困難的日子裏，林彪講過：“今天我們在東北還沒有根據地，還沒有家……如果我們沒有家，沒有房子，就好比流浪者，漂來漂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風暴雨就會無家可歸，無房子可住，就會被狂風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嚴寒冬天就會凍死餓死……死無葬身之地。”
先後任遼寧省委書記、遼西省委書記、遼吉省委書記、遼北省委書記的陶鑄，無疑為建立根據地，為建立這個“家”，做出了重要貢獻，立下功勞。以後調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從東北到京津直到過長江……
誰也不難看出陶鑄是在跟黨走。
隻有林彪認為陶鑄是在“跟他走”。
“跟他走”便是“他的人”。林彪對於陶鑄進中央，對於陶鑄躍為“第四號人物”都是可以接受的。
越是“他的人”，他回答問題越深奧：“絕大多數黨委以及領導幹部，對於這場偉大鬥爭很不理解，很不得力。”
陶鑄懵了。他問的是黨組織怎麽起作用？林彪的回答使他更不知道該怎麽起作用了。“我同全國各省市部委負責同誌一樣，對於這場運動，的的確確很不理解……”陶鑄用目光盼望林彪幫他理解。
“不理解就必然不得力。”林彪回答幹脆。
陶鑄嘴張開又合上，不知再問什麽好了。他的思想夠跳躍，也夠能聯想；見了鬆樹能想到人的品格，見到海邊的石頭能想到革命者的立場。可是林彪的話他就愣是跳躍，愣是聯想，仍然跳躍不出這方形的浙江廳，聯想不出這滿目的淺綠色。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9）
“可是。”陶鑄搓搓泛青的腮，這是他為難時的習慣動作，“許多具體事情必須我們去處理。比如學生靜坐……”
“抓關鍵環節。”林彪吝嗇地吐出五個有用的字，五個可以叫陶鑄想一想的字，但絕不吐什麽“比如”之類的具體。
陶鑄不再言聲，似乎在琢磨這“五字真言”，其實已經想通：再問也是徒勞。
告辭時，林彪確信談話可以到此結束，才對他的老部下“具體”兩句。
“關鍵環節。”林彪一手撐膝，一手朝站立起來的陶鑄腳下指，像是指出一條路，“《十六條》裏講得很明確：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搞折中主義。”
很具體又根本不沾具體。
陶鑄也隻能很具體又根本不沾具體地真誠表示：“我堅決執行《十六條》，按照主席的意圖去搞好文化革命。”
但到具體中，就不像林彪口吐“五字真言”那麽簡單輕鬆了。
中南海西樓，陶鑄的辦公室裏，人來人往，電話鈴聲此起彼伏。四名工作人員忙得團團轉，喧鬧聲像進了股票交易所。
陶鑄將全部精力和熱情都投入到運動中了。他是協助總理工作，總理多忙他多忙。所不同的是，總理忙了10年，他在忙亂7個月後便戛然而止，那就是後話了。
中央文革小組那些人也忙，所不同的是，文革小組的人到處放火，放起火後就由總理和陶鑄去“救火”；放火的主動，救火的被動；放火的點燃之後看熱鬧，救火的卻要付出十倍辛勞去做具體工作；工作見了效果，放火的又煽燃，救火的隻能再付十倍百倍的辛勞……
秘書們這樣回憶：陶鑄有一種病，叫“工作癖”。工作越多他越興奮、越精神，一旦失去工作準病。一天不工作會發燒，兩天不工作會難食難寢。過去他總覺得工作不夠他幹的，惟獨“文革”起來那半年多，他真是過足了工作“癮”，像一張拉到最大限度的滿弓固定住，他不得不歎息：“唉，幹不完哪，幹不完……”特別是“八一八”毛主席首次接見紅衛兵之後，他每天就不隻是拚命工作了。拚命工作之後還得掙紮著再工作……
“八·一八”之後，那真是天下大亂。機關、院校、廠礦、農村……隻要有人群的地方都分裂成兩派、三派，甚至七八派。各部委各省市黨委都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幾天不得睡一覺。
下決心爬上床去睡覺，剛爬上床又得爬下來。電話追來了，都是十萬火急。李井泉、宋任窮、劉瀾濤、陳鬱……都來電話告急：紅衛兵靜坐絕食啦、衝砸檔案館啦、勒令交人啦……
陶鑄的獨生女兒曾講過幾件事，或許有助於從側麵了解陶鑄在那段動亂中的工作和生活情況：
紅衛兵殺向社會，破“四舊”，父親就更忙了，心情也更糟糕。
父親常說：教我怎樣做人的，不光是馬列主義，更多的還有民族文化。對於中國的文化遺產，他曆來珍惜愛護；他視察工作時，每到一地都要求當地政府關心保護名勝古跡。
1962年底，父親一路調查研究並檢查工作，從廣東到湖南，又到了廣西。在柳州市工作之餘，他問市領導：“哎，柳宗元是曾經貶在你們這裏吧？”
市委書記點頭：“是呀。”
“有名勝古跡沒有呀？”父親馬上問。
市委領導互相望了望，其中一位猶豫道：“可能有個小廟。”
“在哪裏？”
市委領導誰也沒答上來。
“你們不行啊。”父親臉色變得難看，“沒文化，沒水平！”
後來打聽到，就在市裏。父親去看了，其中有個很小的破房子，裏麵有塊碑，碑上長滿青苔。父親皺起眉頭批評：“這麽重要的人物，這麽重要的碑。長滿青苔，無人知曉忘了祖宗啊！”批評之後，專門撥款重修了柳侯祠。
1965年3月，父親再次去湖南檢查工作時，到了郴州。郴州有塊“三絕碑”，是一天然的懸崖石壁。北宋詞人秦觀被削職到郴州後，作了《踏莎行·郴州旅舍》一詞，蘇軾寫了跋，大書法家米芾把秦觀的詞和蘇軾的跋書寫下來，世稱“三絕”。後人將“三絕”翻刻在崖壁上，那壁便成了“三絕碑”。
父親專門去看了“三絕碑”，“覽秦少遊詞，感其遭遇之不幸，因益知生於社會主義時之有幸，乃反其意而作一闋……”
《踏莎行》
翠滴田疇，綠漫溪渡，桃源今在尋常處。
英雄便是活神仙，高歌唱出花千樹。
橋躍飛虹，渠漂束素，山川新意無重數。
郴江北上莫辭勞，風光載得京華去。
父親對文化古跡珍惜備至，可是紅衛兵破“四舊”，衝擊寺院、古跡，搗毀神像、文物，焚燒書畫、戲裝，勒令政協、民主黨派解散，通令宗教職業者還俗，進而發展到抓人、揪鬥、抄家、遊街，直至打死人。這場“大火”一時哪裏滅得了？父親心痛得聲音發顫：“娃娃們乳臭未幹，講也是對牛彈琴，真是造孽無窮呀！”
講不通也得講，勸不贏還得勸，父親經常是幾天幾夜不得一睡。
我每天盼望的就是父親能回家睡兩三個小時。可是，他不回來我還“眼不見心靜”；他回來了，電話文件也跟著追來，反而讓我更為他焦慮擔憂。
那天淩晨三四點鍾，我突然被父親的吼聲驚醒。側耳細聽，屋子也跟著嗡嗡回響：
“不許砸，一定製止……”
我赤著腳立在黑暗中靜靜地聽。父親顯然是在打電話，那邊聲音聽不到，這邊父親的聲音卻一陣一陣地震響：
“孫中山是偉大的革命家！毛主席也講過，誰敢懷疑？”
“誰否定？紅衛兵狗屁不懂！”
“我再說一遍，他們不懂曆史也不懂革命！”
“你們要做工作，隻要你還是共產黨員，就要挺身而出，去給他們做工作！”父親摔下電話，接著是急促的踱步聲，接著是咕嚕咕嚕的喝水聲。唉，父親這下子又睡不成了！
我雙手抱著肩膀！作抖。當年在東北，我還是幼兒，仗打得那麽凶，飛機、大炮、坦克、機關槍；大軍如潮，軍旗獵獵，戰馬嘶鳴，我都看見過，心卻始終是安寧踏實的。現在呢？沒有槍炮聲，心卻總是懸在黑暗中起伏戰栗，把持不住。
後來才得知，紅衛兵造反造到了孫中山紀念堂。那裏有孫中山寫的“天下為公”，紅衛兵說是資產階級的，要砸爛。南京告急，父親發了脾氣。下令一定要製止，決不允許損害孫中山紀念堂的一草一木。
一天夜裏，父親難得回來了，弄了一點飯吃。可是沒吃兩口就幹嘔，無法下咽。
“爸爸，你太缺覺了。困到極點就會有這種反應。”我是學醫的，向父親建議，“好好睡一覺就會好的。”
“嗯，我懂。”父親放下筷子，喝兩口湯。他起身踱幾步，想了想，沒有進臥室，卻又要出去。
“爸，都半夜了，還幹啥去？”
“造反派抓了十幾個副部長以上的領導同誌，就蹲在中南海牆根下。這麽晚了，天又這麽涼，他們……”
父親哽住了，推門進入夜色中。
9月下旬的一天，我忽然發現父親一個人孤零零地麵壁而立。我的心忽悠一沉：又是誰死了？
父親有這個習慣。柯慶施去世他是這樣，羅榮桓、劉亞樓等同誌去世他也曾這樣……
我清楚地記得，有天傍晚放學回家，家裏出奇得靜。我以為父親不在。因為父親隻要在，就無時無刻不伴著各種生動的音響。
我徑直去推他的門，一個黑影驀地跳入眼簾，嚇我一跳。定睛細看，正是我的父親。暮色蒼茫中，他麵壁而立，靜悄悄一動不動。
我躡手躡腳走過去，怯怯地問：“怎麽了？爸爸。”
父親不回頭，喉嚨壅塞地說：“我很難過。”
我已經站到他側麵，於是看清沾在他睫毛上的晶瑩閃爍的淚珠。我惴惴不安地又問：“為什麽？爸爸。”
“我聽到一個消息。”淚珠順著父親的臉頰淌下來。他長長歎息一聲：“唉，劉亞樓病得很重，已經不行了……”
我的感情脆弱。父親一哭，我也不由自主地陪著哭起來。
現在，父親又是這種姿式地麵壁而立，像一尊雕像；燈光下，那“雕像”隱去了一切細膩瑣碎的紋路，隻剩幾條明確簡練的大線條。他又在為誰哭泣呢？
這一次我沒敢問，默默地站在一邊跟著他傷心。
“萬曉塘死了。”父親低啞地喃一聲，顯然知道我立在他身後。
我知道萬曉塘是天津市委書記，與父親並沒有特殊深厚的友情。顯然，父親是從萬曉塘之死，聯想到許許多多正在受迫害的老戰友、老幹部。
後來，父親去打了電話。批準新華社播發死亡公告。
為萬曉塘之死，天津市召開了50萬人參加的追悼大會。
然而，毛澤東主席聽到情況匯報後，嚴肅指出：“這實際上是向黨示威，這是用死人壓活人。”
毛主席決心排除一切幹擾，達到“文革”的目標。巨人在為一個理想和目標奮鬥時，無疑必須具備這種精神和氣魄。
但是，我的父親畢竟是在做大量具體工作。他一心想按毛澤東思想辦事，想法卻又常常不符合毛主席本人的心意……
又是一個難忘的晚上，父親背了雙手，低著頭在室內踱來踱去。可以看出，什麽事情在他心裏醞釀著，卻又費掂量，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端出來？
非常時期，我不能不關心：“爸爸，又出什麽事了？”
“不關你事！”父親雙眉緊鎖，鼻孔裏沉悶地哼一聲，下了決心的樣子，抓起電話撥號。
他叫通了一位有關負責人，表情有些不自然，勉強帶著笑，好像對方就站在麵前：“周揚同誌過兩天要從天津回來，住中宣部不安全，希望辦公廳能幫助找個地方……”
胡耀邦相對年輕，大家喜歡跟他開玩笑，叫他少先隊員。50年代他經常穿西服，因為他是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常要率代表團出國。但他和李富春是黨內領導幹部中有名的一對漏嘴巴，常把飯菜湯水灑在衣服上，結一些飯嘎巴。陶鑄便認真拎起胡耀邦的胸襟問：“你搭了塊什麽布？”胡耀邦納悶：“沒有呀？”陶鑄一本正經地打量：“噢，是衣服，我以為是剃頭師傅肩上搭的那塊刮刀的剃布呢。”
由此也不難看出陶鑄與胡耀邦關係之親密隨便。彼此了解當然也深。
寫這些，無非是想說明，胡耀邦那段話還是屬於知情人講出的話，而非意念性的推斷。胡耀邦對於陶鑄還說過：“他敢於負責任。看起來粗、嚴厲，但樣樣都有成果。管那麽細還能管出名堂來。”
這些話對於認識陶鑄以及“文革”中陶鑄的命運發展何以如此，還是有幫助的。
陶鑄從毛澤東那裏告辭出來，感覺得到了理解和支持。他便堅定了信心：按照自己對運動的理解繼續走下去……
很不理解
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標誌著“文革”開始進入高潮。
全會結束後的第二天晚上，陶鑄隨周恩來一道去看望林彪。
盛夏天氣炎熱，林彪為避暑，遷入那座40多米高、體量巨大的人民大會堂，住在浙江廳。當陶鑄在前驅車的引導下風馳電掣地駛上長安街時，聽著車輪輕快的沙沙聲，那位老首長蒼白瘦削的麵孔便時時閃現在眼前。
那是一張永遠不動聲色的麵孔。無論是在閩西贛南還是在延安，不論是在東北，還是在北京，在廣州，陶鑄看到的總是那張石頭一般不動聲色的麵孔。
他的兩眼深不可測時，一般都是沒完沒了地踱步；他的目光犀利或陰酷時，總是咬定牙齒橫下一條心。他出名地“不打無把握之仗”，也出名地“敢於冒險”。
他一生伴了“神鬼莫測”的定語。
打仗神鬼莫測，“政治”神鬼莫測；麵孔神鬼莫測，心靈神鬼莫測，他九大是“神”，十大已經變成“鬼”，並就此蓋棺。
不過，在1966年這個炙人的夏天，當陶鑄來到人民大會堂看望林彪時，實事求是講還是帶了尊敬的感情。那時能看出林彪最終是鬼的人還寥寥無幾。人們更容易看到的隻是他從黃埔軍校生到連長、營長、團長、師長……直到國防部長和“副統帥”的履曆。
對於陶鑄來講，還可以親自感受到林彪那近乎清教徒一般的生活：喝白開水，嚼黃豆，甚至茶也不用一點。大概是眷戀遠逝的戎馬生涯？除了散步，他的運動便是乘車出去顛簸。為了這個顛簸，林彪到廣州時，接待人員還為他弄輛摩托車，固定在室內，隻把排氣管通到室外，讓他每天騎上去顛一番。
對於林彪的這些怪癖，陶鑄和許多人一樣，那時都是“從積極的方麵”去理解的。
西大廳的燈光驟然高了。
人民大會堂的廳都是名副其實；作為“大躍進”時期的成果，北京的十大建築無疑具有“百年大計”的思考和價值。西大廳長近50米，寬20米有餘；長度兩端由兩扇高大的屏風擋在門口，一個屏風繪的是孔雀開屏，另一個屏風上是放大了的毛澤東手跡《滿江紅》詞。頂棚很高，使人走入便生出開闊感；與外麵世界的悶熱相比，這裏的空氣涼幽幽沁心潤脾。頭上高懸了幾盞大吊燈，隻開了一盞；吊燈上的小燈泡組成一團漂亮的燈火圖案。地下滿鋪地毯，走在上麵悄無聲息；轉圈擺著幾十個大小沙發，人跡緲緲，更生出空曠寂寥之感。
陶鑄隨著周恩來經西大廳，在內勤人員的引領下，走入浙江廳。林彪已經迎出門來握手問候。
據一些衛士說，林彪即使見毛澤東，如果不是閑聊，臉上也很少有笑；正襟危坐，目不旁視，一副嚴肅的公事公辦的樣子。
現在見了周恩來和陶鑄，他卻滿臉綻出帶皺褶的笑。那笑既有熱情，又含有幾絲尷尬。他在黨內的排名已經上升到僅次於毛澤東的第二位，而他曾經長期是周恩來作出決策後的許多執行者中的一名。
主要是周恩來與林彪交談，陶鑄多數時間是注意聽，努力想從中領悟一些什麽。
因為陶鑄對“文革”的認識始終是“抽象起來清楚，具體起來糊塗”；“聽起來滿世界都像有那麽回事，搞起來沒一樣是那麽回事。”
李富春的秘書賀光輝曾回憶說：那時，“文革”一下子起來，真是天下大亂。陶鑄和先念時不時就到富春這裏來，幾個人琢磨毛主席的話是什麽意思？琢磨來琢磨去琢磨不透。主席究竟要幹什麽？具體怎麽搞，達到什麽結果？誰也猜不透。他們保持有延安時代的深刻烙印，無法也不可能理解那場所謂的“文革”……
按照當時的說法，林彪是毛澤東“最親密的戰友”。陶鑄寄了很大的希望，從林彪這裏得到一些“真經”。
但他聽了半天不得要領。林彪隻講原則話，不對任何具體問題作具體回答或表態。陶鑄望著他的這位老首長，心裏第一次浮出一種不安的神秘感。這個足有羽毛球場大的方形的浙江廳，地毯淺綠，沙發淺綠，四周的帷幕也是淺綠；隻開幾盞小燈，暗淡的光線也變得綠熒熒，以至於林彪那張本來蒼白的臉，如今也成了淺綠色。
看見綠色可以使人清涼舒適，但淹沒在綠色裏就會生出窒息。什麽事情都怕走極端，可是林彪的怪癖，就連室內的顏色也要走極端。
“林總。”陶鑄終於忍不住插入問話，他仍然保持了過去習慣的稱呼，“現在社會上很亂，群眾一下子起來了，成立了各種組織，很活躍。可我們共產黨的各級組織怎麽起作用？大家心裏沒底。”
林彪望住陶鑄，仍然一副不動聲色的麵孔。當然，林彪心裏是一直將這位“第四號人物”劃歸自己一邊。他考察幹部極重曆史淵源。他的“以人劃線”現在已經是天下皆知；但是他的以人劃線決不隻是看你跟不跟他走，有人想跟他走他還不要哩。因為信不過。他首先選擇那些“經過曆史考驗”的人，曾被曆史證明“跟他走過”的人。
陶鑄在東北“跟他走過”。
當年，東北解放戰爭最困難的日子裏，林彪講過：“今天我們在東北還沒有根據地，還沒有家……如果我們沒有家，沒有房子，就好比流浪者，漂來漂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風暴雨就會無家可歸，無房子可住，就會被狂風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嚴寒冬天就會凍死餓死……死無葬身之地。”
先後任遼寧省委書記、遼西省委書記、遼吉省委書記、遼北省委書記的陶鑄，無疑為建立根據地，為建立這個“家”，做出了重要貢獻，立下功勞。以後調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從東北到京津直到過長江……
誰也不難看出陶鑄是在跟黨走。
隻有林彪認為陶鑄是在“跟他走”。
“跟他走”便是“他的人”。林彪對於陶鑄進中央，對於陶鑄躍為“第四號人物”都是可以接受的。
越是“他的人”，他回答問題越深奧：“絕大多數黨委以及領導幹部，對於這場偉大鬥爭很不理解，很不得力。”
陶鑄懵了。他問的是黨組織怎麽起作用？林彪的回答使他更不知道該怎麽起作用了。“我同全國各省市部委負責同誌一樣，對於這場運動，的的確確很不理解……”陶鑄用目光盼望林彪幫他理解。
“不理解就必然不得力。”林彪回答幹脆。
陶鑄嘴張開又合上，不知再問什麽好了。他的思想夠跳躍，也夠能聯想；見了鬆樹能想到人的品格，見到海邊的石頭能想到革命者的立場。可是林彪的話他就愣是跳躍，愣是聯想，仍然跳躍不出這方形的浙江廳，聯想不出這滿目的淺綠色。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9）
“可是。”陶鑄搓搓泛青的腮，這是他為難時的習慣動作，“許多具體事情必須我們去處理。比如學生靜坐……”
“抓關鍵環節。”林彪吝嗇地吐出五個有用的字，五個可以叫陶鑄想一想的字，但絕不吐什麽“比如”之類的具體。
陶鑄不再言聲，似乎在琢磨這“五字真言”，其實已經想通：再問也是徒勞。
告辭時，林彪確信談話可以到此結束，才對他的老部下“具體”兩句。
“關鍵環節。”林彪一手撐膝，一手朝站立起來的陶鑄腳下指，像是指出一條路，“《十六條》裏講得很明確：運動的重點是整那些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能搞折中主義。”
很具體又根本不沾具體。
陶鑄也隻能很具體又根本不沾具體地真誠表示：“我堅決執行《十六條》，按照主席的意圖去搞好文化革命。”
但到具體中，就不像林彪口吐“五字真言”那麽簡單輕鬆了。
中南海西樓，陶鑄的辦公室裏，人來人往，電話鈴聲此起彼伏。四名工作人員忙得團團轉，喧鬧聲像進了股票交易所。
陶鑄將全部精力和熱情都投入到運動中了。他是協助總理工作，總理多忙他多忙。所不同的是，總理忙了10年，他在忙亂7個月後便戛然而止，那就是後話了。
中央文革小組那些人也忙，所不同的是，文革小組的人到處放火，放起火後就由總理和陶鑄去“救火”；放火的主動，救火的被動；放火的點燃之後看熱鬧，救火的卻要付出十倍辛勞去做具體工作；工作見了效果，放火的又煽燃，救火的隻能再付十倍百倍的辛勞……
秘書們這樣回憶：陶鑄有一種病，叫“工作癖”。工作越多他越興奮、越精神，一旦失去工作準病。一天不工作會發燒，兩天不工作會難食難寢。過去他總覺得工作不夠他幹的，惟獨“文革”起來那半年多，他真是過足了工作“癮”，像一張拉到最大限度的滿弓固定住，他不得不歎息：“唉，幹不完哪，幹不完……”特別是“八一八”毛主席首次接見紅衛兵之後，他每天就不隻是拚命工作了。拚命工作之後還得掙紮著再工作……
“八·一八”之後，那真是天下大亂。機關、院校、廠礦、農村……隻要有人群的地方都分裂成兩派、三派，甚至七八派。各部委各省市黨委都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幾天不得睡一覺。
下決心爬上床去睡覺，剛爬上床又得爬下來。電話追來了，都是十萬火急。李井泉、宋任窮、劉瀾濤、陳鬱……都來電話告急：紅衛兵靜坐絕食啦、衝砸檔案館啦、勒令交人啦……
陶鑄的獨生女兒曾講過幾件事，或許有助於從側麵了解陶鑄在那段動亂中的工作和生活情況：
紅衛兵殺向社會，破“四舊”，父親就更忙了，心情也更糟糕。
父親常說：教我怎樣做人的，不光是馬列主義，更多的還有民族文化。對於中國的文化遺產，他曆來珍惜愛護；他視察工作時，每到一地都要求當地政府關心保護名勝古跡。
1962年底，父親一路調查研究並檢查工作，從廣東到湖南，又到了廣西。在柳州市工作之餘，他問市領導：“哎，柳宗元是曾經貶在你們這裏吧？”
市委書記點頭：“是呀。”
“有名勝古跡沒有呀？”父親馬上問。
市委領導互相望了望，其中一位猶豫道：“可能有個小廟。”
“在哪裏？”
市委領導誰也沒答上來。
“你們不行啊。”父親臉色變得難看，“沒文化，沒水平！”
後來打聽到，就在市裏。父親去看了，其中有個很小的破房子，裏麵有塊碑，碑上長滿青苔。父親皺起眉頭批評：“這麽重要的人物，這麽重要的碑。長滿青苔，無人知曉忘了祖宗啊！”批評之後，專門撥款重修了柳侯祠。
1965年3月，父親再次去湖南檢查工作時，到了郴州。郴州有塊“三絕碑”，是一天然的懸崖石壁。北宋詞人秦觀被削職到郴州後，作了《踏莎行·郴州旅舍》一詞，蘇軾寫了跋，大書法家米芾把秦觀的詞和蘇軾的跋書寫下來，世稱“三絕”。後人將“三絕”翻刻在崖壁上，那壁便成了“三絕碑”。
父親專門去看了“三絕碑”，“覽秦少遊詞，感其遭遇之不幸，因益知生於社會主義時之有幸，乃反其意而作一闋……”
《踏莎行》
翠滴田疇，綠漫溪渡，桃源今在尋常處。
英雄便是活神仙，高歌唱出花千樹。
橋躍飛虹，渠漂束素，山川新意無重數。
郴江北上莫辭勞，風光載得京華去。
父親對文化古跡珍惜備至，可是紅衛兵破“四舊”，衝擊寺院、古跡，搗毀神像、文物，焚燒書畫、戲裝，勒令政協、民主黨派解散，通令宗教職業者還俗，進而發展到抓人、揪鬥、抄家、遊街，直至打死人。這場“大火”一時哪裏滅得了？父親心痛得聲音發顫：“娃娃們乳臭未幹，講也是對牛彈琴，真是造孽無窮呀！”
講不通也得講，勸不贏還得勸，父親經常是幾天幾夜不得一睡。
我每天盼望的就是父親能回家睡兩三個小時。可是，他不回來我還“眼不見心靜”；他回來了，電話文件也跟著追來，反而讓我更為他焦慮擔憂。
那天淩晨三四點鍾，我突然被父親的吼聲驚醒。側耳細聽，屋子也跟著嗡嗡回響：
“不許砸，一定製止……”
我赤著腳立在黑暗中靜靜地聽。父親顯然是在打電話，那邊聲音聽不到，這邊父親的聲音卻一陣一陣地震響：
“孫中山是偉大的革命家！毛主席也講過，誰敢懷疑？”
“誰否定？紅衛兵狗屁不懂！”
“我再說一遍，他們不懂曆史也不懂革命！”
“你們要做工作，隻要你還是共產黨員，就要挺身而出，去給他們做工作！”父親摔下電話，接著是急促的踱步聲，接著是咕嚕咕嚕的喝水聲。唉，父親這下子又睡不成了！
我雙手抱著肩膀！作抖。當年在東北，我還是幼兒，仗打得那麽凶，飛機、大炮、坦克、機關槍；大軍如潮，軍旗獵獵，戰馬嘶鳴，我都看見過，心卻始終是安寧踏實的。現在呢？沒有槍炮聲，心卻總是懸在黑暗中起伏戰栗，把持不住。
後來才得知，紅衛兵造反造到了孫中山紀念堂。那裏有孫中山寫的“天下為公”，紅衛兵說是資產階級的，要砸爛。南京告急，父親發了脾氣。下令一定要製止，決不允許損害孫中山紀念堂的一草一木。
一天夜裏，父親難得回來了，弄了一點飯吃。可是沒吃兩口就幹嘔，無法下咽。
“爸爸，你太缺覺了。困到極點就會有這種反應。”我是學醫的，向父親建議，“好好睡一覺就會好的。”
“嗯，我懂。”父親放下筷子，喝兩口湯。他起身踱幾步，想了想，沒有進臥室，卻又要出去。
“爸，都半夜了，還幹啥去？”
“造反派抓了十幾個副部長以上的領導同誌，就蹲在中南海牆根下。這麽晚了，天又這麽涼，他們……”
父親哽住了，推門進入夜色中。
9月下旬的一天，我忽然發現父親一個人孤零零地麵壁而立。我的心忽悠一沉：又是誰死了？
父親有這個習慣。柯慶施去世他是這樣，羅榮桓、劉亞樓等同誌去世他也曾這樣……
我清楚地記得，有天傍晚放學回家，家裏出奇得靜。我以為父親不在。因為父親隻要在，就無時無刻不伴著各種生動的音響。
我徑直去推他的門，一個黑影驀地跳入眼簾，嚇我一跳。定睛細看，正是我的父親。暮色蒼茫中，他麵壁而立，靜悄悄一動不動。
我躡手躡腳走過去，怯怯地問：“怎麽了？爸爸。”
父親不回頭，喉嚨壅塞地說：“我很難過。”
我已經站到他側麵，於是看清沾在他睫毛上的晶瑩閃爍的淚珠。我惴惴不安地又問：“為什麽？爸爸。”
“我聽到一個消息。”淚珠順著父親的臉頰淌下來。他長長歎息一聲：“唉，劉亞樓病得很重，已經不行了……”
我的感情脆弱。父親一哭，我也不由自主地陪著哭起來。
現在，父親又是這種姿式地麵壁而立，像一尊雕像；燈光下，那“雕像”隱去了一切細膩瑣碎的紋路，隻剩幾條明確簡練的大線條。他又在為誰哭泣呢？
這一次我沒敢問，默默地站在一邊跟著他傷心。
“萬曉塘死了。”父親低啞地喃一聲，顯然知道我立在他身後。
我知道萬曉塘是天津市委書記，與父親並沒有特殊深厚的友情。顯然，父親是從萬曉塘之死，聯想到許許多多正在受迫害的老戰友、老幹部。
後來，父親去打了電話。批準新華社播發死亡公告。
為萬曉塘之死，天津市召開了50萬人參加的追悼大會。
然而，毛澤東主席聽到情況匯報後，嚴肅指出：“這實際上是向黨示威，這是用死人壓活人。”
毛主席決心排除一切幹擾，達到“文革”的目標。巨人在為一個理想和目標奮鬥時，無疑必須具備這種精神和氣魄。
但是，我的父親畢竟是在做大量具體工作。他一心想按毛澤東思想辦事，想法卻又常常不符合毛主席本人的心意……
又是一個難忘的晚上，父親背了雙手，低著頭在室內踱來踱去。可以看出，什麽事情在他心裏醞釀著，卻又費掂量，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端出來？
非常時期，我不能不關心：“爸爸，又出什麽事了？”
“不關你事！”父親雙眉緊鎖，鼻孔裏沉悶地哼一聲，下了決心的樣子，抓起電話撥號。
他叫通了一位有關負責人，表情有些不自然，勉強帶著笑，好像對方就站在麵前：“周揚同誌過兩天要從天津回來，住中宣部不安全，希望辦公廳能幫助找個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