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陶鑄“喬遷”中南海！兩軍對壘懷仁堂(8)
生活在廣州珠江上的“水上人家”，有3萬多人，他們世世代代，都擠住在一條祖傳的破舊木船上，陶鑄親自找設計人員共同研究改造、建設珠江南岸的濱江東路、濱江西路和躍進路，分期分批為“水上人家”建造新的住宅，從此結束了廣州沿珠江兩岸的漁民、船工成年在風雨中飄搖的苦難生活史。
陶鑄經常說：“不關心群眾的生活，還算什麽共產黨員？”
“內憂未艾歎蕭牆”是1942年6月，陶鑄悼念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將軍在反“掃蕩”戰役中犧牲寫的挽詩中的一句。蕭牆：古代君臣相見之地的屏牆，後人一般稱內患為蕭牆之禍。
陶鑄臨危受命來京，就投入極為艱難複雜的特殊戰鬥之中。
成為第四號人物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首都高校部分代表列席了會議。
會議期間，毛澤東多次主持召開了政治局的生活會。
第一次生活會宣布開始，陶鑄便下意識地端起了茶杯。
周恩來說過，揭開蓋後的第一口茶最香。陶鑄吮吸著喝了第一口茶。
這工夫，謝富治脫穎而出，搶頭功，開頭炮，猛轟劉少奇和鄧小平。
半年後，陶鑄向妻子回憶了那次生活會，雖然說得不細，也能給人一些印象。
“謝富治開了頭炮，攻得厲害。”
“其他同誌呢？”
“有的積極，有的勉強，是不得不說幾句。”
“你呢？”
“我喝茶。我不會抽煙，我隻會喝茶。”
“主要批評什麽？”
“運動所犯方向、路線性錯誤。也有算舊賬的。謝富治最厲害。”
“可能跟他也交底了？”
“會務組要向大會各小組發簡報，我說，謝富治的發言不要印簡報，不要下發。”
“這就得罪了……”
“誰也不能保證自己的發言都是不偏不倚，不帶感情。但是誠實正派總該做到麽。”
“總理呢？”
“他沒發言。”
“謝富治可是左派了。”
“總理跟我講過，留取丹心照汗青。”
謝富治在“文革”中患癌症去世，天安門降半旗致哀，一切都是超規格的隆重。
陶鑄也是在“文革”中患癌症去世，他的情況還是留給後話再說吧……
8月5日，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再明顯不過是針對劉少奇和鄧小平。大字報裏公開提出了中央存在兩個司令部的觀點，並且“聯係以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表示了新賬、舊賬一起算的決心。
毛主席已經親自“炮打”，作為黨內有名的“炮筒子”，作為曆次重大政治鬥爭中堅定地站在毛澤東革命路線一邊的陶鑄，他陷入困境，陷入極大的痛苦中。
這種痛苦，他的獨生女兒陶斯亮從側麵也能強烈地感受到。
陶斯亮到北京串聯，住在家中，她發現父親回到家時，總是一副憂思重重，鬱鬱寡歡的神情。陶斯亮找話說，朝著父親喃喃：“爸，現在學校裏到處貼了大標語，踢開黨委鬧革命，喇叭裏也整天這麽喊。這不是取消黨的領導嗎？許多人都擔心鬧成無政府主義呢。”
陶鑄一聲不吭，皺著眉頭，在屋裏急速地踱來踱去。
“爸，你們到底是怎麽打算的？黨團員可是都懵了……”
突然，陶鑄停下踱步，兩眼嚇人地瞪起來，就那麽怒氣衝衝瞪住女兒吼：“你怎麽問我？為什麽偏偏問我？啊！”
他又急促地踱一個來回，然後住了腳，吼一般嚷道：“是我搞的嗎？我也想不通！這樣子搞法又不是我決定的，你去報告主席吧，就說我陶鑄想不通！”
他驀地扭頭急走開，又猛地回頭衝過來，激烈地掄起一條胳膊，用力朝下甩去，在麵前劃過一道無形的線：“你要是怕我犯錯誤，同我劃清界線好了，現在就劃清！”
陶斯亮驚得目瞪口呆，身體悄悄戰栗。
什麽無法排解的困擾和痛苦使父親如此憤怒，大發脾氣？
那時她不清楚。她隻覺得父親脾氣發得莫名其妙，她也驚懼得莫名其妙。
第二天，陶鑄立在門前的池水邊，望著初綻的荷花，獨個兒神情冷冷，四周圍人跡緲緲。
這種時候沒人敢湊前找不愉快。
陶斯亮踮著腳，輕輕地從父親身後走過。
“亮亮。”陶鑄叫一聲，陶斯亮便住了腳不敢稍動。
陶鑄淡漠的目光始終朝著多姿多彩的荷花池，那失神的樣子與其說他是在跟獨生女兒講話，不如說是自言自語。他的聲音低沉緩慢：
“亮亮，你願意當造反派還是當保皇派都無所謂，隻要你是獨立思考的，是自己判斷的就好……像你弟弟誌修，他就是保皇派。”
劉誌修是陶鑄的外甥，自小在舅舅家長大，與陶斯亮像親姐弟一樣。
陶鑄停了片刻又說：“我自己也不知道運動如何搞，該向哪裏發展……也許這次運動是個群眾性的自我思想教育，一切由自己去判斷？獨立思考，接受教育……”
他的聲音消失了，卻又在他的女兒耳畔久久回響。他從沒用這種低沉彷徨的聲音對女兒講過話。
他依舊站在那裏，癡癡地望著荷花池，久久地，久久地一動不動。
陶斯亮突然覺得父親變陌生了。那個叱吒風雲、八麵威風，那個充滿自信，總是像坦克車一樣向前隆隆開進的父親哪裏去了……
陶斯亮不可能知道父親正遇到的困境——政治局生活會上，圍攻劉、鄧的炮火越來越猛。陶鑄尷尬而又不安地坐在那裏。會前會後或是會議中，那一瞥眼光、一聲咳嗽、一次握手、一個努嘴，甚至是杯蓋與茶杯碰出的聲響，都會使他的心髒改變跳動的節律。
他喝茶多，出汗也多。他的思想在激烈翻騰：
不錯，曆史上我曾三次朝少奇同誌開炮，那是因為工作中有意見。但是少奇同誌不是主動找你談心了嗎？互相批評自我批評，增進了解也增進了團結。
談話後，我是表了態的：疙瘩解開了、沒意見了。那麽，如果現在又擺出這些已經解決的問題來參加圍攻，我還算什麽人？
何況，我三次向少奇開炮，少奇從來不記前怨，對我不錯，對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視和支持。他如今有了難，我如果……唉，我陶鑄做人可是有一條原則：不搞落井下石的事。這是人品問題。過去沒搞過，現在不能搞，將來也不會搞……
對劉少奇同誌我有什麽新意見嗎？捫心自問，沒有啊！
要說派工作組以及工作組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路線，那麽我也有一份。
三年困難是全國性的。不過，廣東恢複生產最快。
老百姓總是喜歡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情緒借助寓言和笑話來表達。大概就是這個緣故，所以出了那一說法：火車向南開，車輪敲擊鋼軌便發出“前途光明，前途光明”的音響。
生產恢複快，靠什麽？
解決生產關係問題。
許多老同誌曾說：“大躍進”時，陶鑄和王任重也曾有頭腦發熱的時候。但時間很短，他們倆都是喜歡調查研究，搞實事求是，所以改得快，糾正迅速。
陶鑄與王任重是同誌，也是摯友。他們一道去廣西龍勝縣搞調查研究，目的就是調整生產關係問題。
龍勝縣是窮困山區。當地老百姓說，大清朝出兵，打敗了當地的土王。天子勝利了，便叫了“龍勝”。由於山高勢險，這裏的老百姓居住分散，一家一戶棋子一般散落在深山老林中，不好組織集體。
據當時的秘書丁勵鬆同誌回憶，陶鑄與王任重跋山涉水，深入各家各戶調查研究，對當地如何調整生產關係的問題，給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個報告，提出實行產量責任的辦法。其主要內容就是將田間管理，從種到鋤到收，歸家庭承包。超產了，個人得一部分，集體得一部分，從而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
在北戴河會議期間，毛澤東在報告上寫了批語：問題的提出是馬克思主義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是馬克思主義的。
這個報告作為文件印發全體會議。會議精神傳達到各縣後，陶鑄見到一位縣委的張書記，劈頭問一句：“願不願搞產量責任製？”
這位張書記談虎色變地用手割脖子叫喊：“割了我的頭也不敢呀！”
能怪張書記嗎？多少年反右傾真是反怕了。
廣東清遠縣洲心公社在1961年率先搞了產量責任製，陶鑄抓住典型迅速在幾個縣組織推廣。會上講、會下講；對幹部講，對群眾也講，有些話在當時是很夠“出格”的。
他說：“我不怕說資本主義，我就怕餓死人！”
他指點著縣、社、大隊的幹部們說：“你們不要怕說右傾，我首先要求你們讓人民吃飽肚皮，做不到你們就不配當領導！”
經濟形勢好轉後，頭腦發熱的情況便又產生了。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錯誤地批判了鄧子恢所謂的刮“單幹風”和“翻案風”。其中便有幾個組批判了廣東的責任製。
陶鑄不慌，心裏有數：反正是毛澤東主席親筆寫了批語。批上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同誌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階級鬥爭作了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論述，提出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陶鑄沒有這樣做。
鄧子恢過去到廣州，都是被安排在“小島”。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接待人員降低規格，安排他住到另一個地方。陶鑄聽說後，發了脾氣：“缺德的，你們落井下石呀？”一道命令，又將鄧子恢安排到中央領導人居住的“小島”。
八屆十中全會9月結束，陶鑄10月到廣東從化、花縣、清遠、台山、開平等縣進行農村調查研究。11月至12月又訪問湖南湘鄉等6縣9個公社、10個大隊、20個生產隊，進行調查，並向毛澤東作了情況報告。
隨陶鑄一道下鄉的秘書馬恩成這樣回憶：
那是1962年的冬天，正是八屆十中全會以後，以階級鬥爭為綱，我跟陶鑄下鄉，連走十幾個縣，一口肉沒吃。因為他搞了一個約法三章：不請吃、不送禮、不迎送。他對違章的人很有辦法治：扔下筷子就走。你想請他回來吃？他說飽了，不吃就飽了？他大發脾氣：早就氣飽了！這一來，再沒有敢違章的了。違章等於叫陶鑄書記餓肚皮。
到湖南調查，張平化和王延春同行。陶鑄是中南局第一書記，但主要是在廣東，到湖南不多。湖南省委行政處的一名副處長負責接待工作，認為他好容易來趟湖南，怎麽也該招待一次，他嚴厲拒絕了。我們把陶鑄的約法三章一講，他也不敢招待了，一路就是吃素。
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了以階級鬥爭為綱，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可他在湖南一路上隻講產量責任製，田間評比責任製。這種責任製就類似我們現在實行的承包製。
可他一路就是沒講階級鬥爭。
他每到一縣，都是找最窮困的大隊搞調查，講多種經營，講評比獎勵，幫助幹部想辦法挖潛脫貧。我當時剛從部隊轉業來給他當秘書，所以對這些名詞還不大聽得懂。
他同某些領導幹部的想法不大一致。有的領導幹部掛來電話，說湖南農村主要問題是出現五股黑風，是階級鬥爭的表現。陶鑄認為主要應該調整生產關係，搞責任製，把經濟發展上去……
秘書們的這些回憶，不難從一個側麵告訴我們：為什麽陶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政治局生活會上，沒有向劉少奇開炮。
因為他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和政策上，與劉少奇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
所以，陶鑄在後來受審查時，向妻子作了這樣一番傾訴：
曾誌，說我保劉、鄧，我承認。可我並沒有私心。我跟劉少奇1942年才認識，還朝他開過炮，談不上淵源。我對他的好感是在實際接觸中漸漸增加的。尤其三年困難時期，糧庫搞得粒米不存，真是搞怕了。那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讚成他的觀點的。現在他落了難，我又反對來罵他，那我還算什麽人？
我跟鄧小平也談不上淵源。1949年二野進軍西南，路經武漢時我們才第一次見麵。八大後，他擔任總書記，接觸才多起來。我跟他就是工作關係，談不上多少私交。我佩服他也是真的，那是工作上產生的觀感。1954年我在黨代會上就講過：如果黨允許拜師的話，當主席的學生我不夠格，但我願拜鄧小平為師。我講這話代表們都是聽到了的，現在他落了難，我就翻臉朝他開炮？我做不出哪！當年那些代表們知道了又會怎麽想？
那次政治局生活會我一直沒吱聲。
幸虧還有周總理。全開炮了，總理沒開炮。
林副主席批判發言時候，我最坐不住。他是我的老領導，老上級，打國民黨立了大功；他信任我，我也尊敬他。他發言那麽激烈，我就想，莫非我錯了？可我也是革命了幾十年，這樣搞法明顯不對麽。劉鄧就算再嚴重，也隻是講到路線鬥爭，是黨內矛盾，不是敵我矛盾麽，怎麽能那樣搞？那麽搞我們是有教訓的喲……
陶鑄在落難時的這種傾訴，無疑表明了他的真實性情。他所說的教訓，或許可以從秘書丁勵鬆的一段回憶中得到答案：
毛主席曾經指示：將軍下連當兵，省的領導要兼大學教授和縣級領導。所以，陶鑄一度兼任中山縣縣委書記，我兼縣辦主任。在中山縣，他集中解決一些體製問題。他對大隊辦食堂提出懷疑，但是沒有徹底否定。那時說大食堂是社會主義的一塊陣地（後來他在廣東還是率先放棄了這塊“陣地”，是在中央下指示之前，這也是非有些膽量不可的）。他在中山縣看出不少問題，1959年去廬山開會，他的看法和彭德懷類似。會議前期，他講了許多和彭德懷類似的話，後來風向一轉，他給毛主席寫了封信。他起草，我幫助斟酌文字和抄寫，信首寫明：周總理並報主席。他在信中表明心跡：“我對黨中央、毛主席無任何二心，堅決保持一致……”廬山會議後沒有整到他。
那時，絕大多數老幹部，在幾十年的革命鬥爭實踐中，都得到了這樣一條經驗：跟著毛主席就是正確，就是勝利。
陶鑄也不例外。
可是，實踐證明，廬山會議毛澤東確實有錯誤，並且毛澤東本人也承認了。
1965年10月，毛澤東在彭德懷出任大三線副總指揮前，同他談了話。毛澤東說：“我們共事幾十年了，不要廬山一別，分手分到底，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應當為後代多想事、多出力。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曆史了，現在看來，真理可能在你一邊。”“對你的事，看來是批評過頭了，錯了，等幾年再說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氣用到辦事情上去。”
不難聯想，陶鑄在政治局生活會上不向劉、鄧開炮，以後又堅持保劉、鄧，各種原因中，廬山會議的經驗肯定也是起了作用。
當然，陶鑄向曾誌傾訴心聲時，不曾明確講到廬山會議的經驗。他講得多的是：“總理不打炮，我就有伴兒，有依靠。我就好堅持住。”
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於8月12日結束，發表了公報。陶鑄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被任命為中央文革顧問。
當時陶鑄的心情實在難以名狀。
他不曾向劉、鄧開炮，在黨內的位置仍然獲得躍升。這說明他在政治局生活會上的態度是對的，至少不能說錯誤吧？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8）
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中，陶鑄開始排在較後麵。名單交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認真看一遍，抓起粗大的紅藍鉛筆，用紅筆將“陶鑄”勾到“周恩來”之後，“陳伯達”之前。
於是，陶鑄便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四號人物”。
這說明，陶鑄在政治局生活會上堅持不開炮，雖然屬於不積極響應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號召，但他所表現出的品德和勇氣，還是受到了毛澤東的承認和讚賞。
為此，陶鑄又激動，又感激，又不安。
他求見毛澤東，懷著複雜的心情說：“主席，我是新上來的，排太前不好。我認為應該把我放到富春同誌後麵。”
毛澤東用親切而又透徹的目光望定陶鑄，微微一笑：“就是因為新上來的嗎？”
陶鑄微微低下頭，懇切地建議：“把陳伯達同誌調到第四位比較合適。他長期在您身邊工作，對主席思想領會比我快……”
陶鑄講的是真心話，盡管他與陳伯達有芥蒂。無論是派工作組問題還是炮打司令部，看來都是陳伯達站對了。
毛澤東理解地點點頭，將大手由裏向外輕輕一揮：“已經定了，不變了。伯達那裏我找他談談。”
陶鑄抬起眼簾望著主席，眼睛突然一紅，潮濕了。
他動了感情，他是個喜歡動感情的人。
毛澤東卻微微皺了一下眉。毛澤東也是一個喜歡動感情的人，但是在嚴肅的政治問題上，他不喜歡摻入私人感情。也就是說，毛澤東不喜歡在政治上帶有人情味。
這樣講也許不準確，不全麵。不過，胡耀邦1988年2月在小範圍裏有個講話，其中一段話似乎也有這種意思。
胡耀邦這段話的意思是，與林彪、陳伯達、康生相比，毛澤東對陶鑄隻是不很喜歡，有個“很”。原因是“但是還有一股人情味”。至於林、陳、康，那就談不上“很”，隻是一個不喜歡。
胡耀邦講話還是有一定權威的。這倒不光是因為他在粉碎“四人幫”後，出任中組部部長，掌握情況全麵、細致、準確，而且與他的閱曆有關。
在延安，陶鑄任軍委秘書長兼政治宣傳部長時，胡耀邦任組織部長，住在一起，很談得來，是感情融洽的朋友。
陶鑄經常說：“不關心群眾的生活，還算什麽共產黨員？”
“內憂未艾歎蕭牆”是1942年6月，陶鑄悼念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將軍在反“掃蕩”戰役中犧牲寫的挽詩中的一句。蕭牆：古代君臣相見之地的屏牆，後人一般稱內患為蕭牆之禍。
陶鑄臨危受命來京，就投入極為艱難複雜的特殊戰鬥之中。
成為第四號人物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首都高校部分代表列席了會議。
會議期間，毛澤東多次主持召開了政治局的生活會。
第一次生活會宣布開始，陶鑄便下意識地端起了茶杯。
周恩來說過，揭開蓋後的第一口茶最香。陶鑄吮吸著喝了第一口茶。
這工夫，謝富治脫穎而出，搶頭功，開頭炮，猛轟劉少奇和鄧小平。
半年後，陶鑄向妻子回憶了那次生活會，雖然說得不細，也能給人一些印象。
“謝富治開了頭炮，攻得厲害。”
“其他同誌呢？”
“有的積極，有的勉強，是不得不說幾句。”
“你呢？”
“我喝茶。我不會抽煙，我隻會喝茶。”
“主要批評什麽？”
“運動所犯方向、路線性錯誤。也有算舊賬的。謝富治最厲害。”
“可能跟他也交底了？”
“會務組要向大會各小組發簡報，我說，謝富治的發言不要印簡報，不要下發。”
“這就得罪了……”
“誰也不能保證自己的發言都是不偏不倚，不帶感情。但是誠實正派總該做到麽。”
“總理呢？”
“他沒發言。”
“謝富治可是左派了。”
“總理跟我講過，留取丹心照汗青。”
謝富治在“文革”中患癌症去世，天安門降半旗致哀，一切都是超規格的隆重。
陶鑄也是在“文革”中患癌症去世，他的情況還是留給後話再說吧……
8月5日，毛澤東發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雖然沒有點名，但是再明顯不過是針對劉少奇和鄧小平。大字報裏公開提出了中央存在兩個司令部的觀點，並且“聯係以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表示了新賬、舊賬一起算的決心。
毛主席已經親自“炮打”，作為黨內有名的“炮筒子”，作為曆次重大政治鬥爭中堅定地站在毛澤東革命路線一邊的陶鑄，他陷入困境，陷入極大的痛苦中。
這種痛苦，他的獨生女兒陶斯亮從側麵也能強烈地感受到。
陶斯亮到北京串聯，住在家中，她發現父親回到家時，總是一副憂思重重，鬱鬱寡歡的神情。陶斯亮找話說，朝著父親喃喃：“爸，現在學校裏到處貼了大標語，踢開黨委鬧革命，喇叭裏也整天這麽喊。這不是取消黨的領導嗎？許多人都擔心鬧成無政府主義呢。”
陶鑄一聲不吭，皺著眉頭，在屋裏急速地踱來踱去。
“爸，你們到底是怎麽打算的？黨團員可是都懵了……”
突然，陶鑄停下踱步，兩眼嚇人地瞪起來，就那麽怒氣衝衝瞪住女兒吼：“你怎麽問我？為什麽偏偏問我？啊！”
他又急促地踱一個來回，然後住了腳，吼一般嚷道：“是我搞的嗎？我也想不通！這樣子搞法又不是我決定的，你去報告主席吧，就說我陶鑄想不通！”
他驀地扭頭急走開，又猛地回頭衝過來，激烈地掄起一條胳膊，用力朝下甩去，在麵前劃過一道無形的線：“你要是怕我犯錯誤，同我劃清界線好了，現在就劃清！”
陶斯亮驚得目瞪口呆，身體悄悄戰栗。
什麽無法排解的困擾和痛苦使父親如此憤怒，大發脾氣？
那時她不清楚。她隻覺得父親脾氣發得莫名其妙，她也驚懼得莫名其妙。
第二天，陶鑄立在門前的池水邊，望著初綻的荷花，獨個兒神情冷冷，四周圍人跡緲緲。
這種時候沒人敢湊前找不愉快。
陶斯亮踮著腳，輕輕地從父親身後走過。
“亮亮。”陶鑄叫一聲，陶斯亮便住了腳不敢稍動。
陶鑄淡漠的目光始終朝著多姿多彩的荷花池，那失神的樣子與其說他是在跟獨生女兒講話，不如說是自言自語。他的聲音低沉緩慢：
“亮亮，你願意當造反派還是當保皇派都無所謂，隻要你是獨立思考的，是自己判斷的就好……像你弟弟誌修，他就是保皇派。”
劉誌修是陶鑄的外甥，自小在舅舅家長大，與陶斯亮像親姐弟一樣。
陶鑄停了片刻又說：“我自己也不知道運動如何搞，該向哪裏發展……也許這次運動是個群眾性的自我思想教育，一切由自己去判斷？獨立思考，接受教育……”
他的聲音消失了，卻又在他的女兒耳畔久久回響。他從沒用這種低沉彷徨的聲音對女兒講過話。
他依舊站在那裏，癡癡地望著荷花池，久久地，久久地一動不動。
陶斯亮突然覺得父親變陌生了。那個叱吒風雲、八麵威風，那個充滿自信，總是像坦克車一樣向前隆隆開進的父親哪裏去了……
陶斯亮不可能知道父親正遇到的困境——政治局生活會上，圍攻劉、鄧的炮火越來越猛。陶鑄尷尬而又不安地坐在那裏。會前會後或是會議中，那一瞥眼光、一聲咳嗽、一次握手、一個努嘴，甚至是杯蓋與茶杯碰出的聲響，都會使他的心髒改變跳動的節律。
他喝茶多，出汗也多。他的思想在激烈翻騰：
不錯，曆史上我曾三次朝少奇同誌開炮，那是因為工作中有意見。但是少奇同誌不是主動找你談心了嗎？互相批評自我批評，增進了解也增進了團結。
談話後，我是表了態的：疙瘩解開了、沒意見了。那麽，如果現在又擺出這些已經解決的問題來參加圍攻，我還算什麽人？
何況，我三次向少奇開炮，少奇從來不記前怨，對我不錯，對中南的工作也很重視和支持。他如今有了難，我如果……唉，我陶鑄做人可是有一條原則：不搞落井下石的事。這是人品問題。過去沒搞過，現在不能搞，將來也不會搞……
對劉少奇同誌我有什麽新意見嗎？捫心自問，沒有啊！
要說派工作組以及工作組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路線，那麽我也有一份。
三年困難是全國性的。不過，廣東恢複生產最快。
老百姓總是喜歡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情緒借助寓言和笑話來表達。大概就是這個緣故，所以出了那一說法：火車向南開，車輪敲擊鋼軌便發出“前途光明，前途光明”的音響。
生產恢複快，靠什麽？
解決生產關係問題。
許多老同誌曾說：“大躍進”時，陶鑄和王任重也曾有頭腦發熱的時候。但時間很短，他們倆都是喜歡調查研究，搞實事求是，所以改得快，糾正迅速。
陶鑄與王任重是同誌，也是摯友。他們一道去廣西龍勝縣搞調查研究，目的就是調整生產關係問題。
龍勝縣是窮困山區。當地老百姓說，大清朝出兵，打敗了當地的土王。天子勝利了，便叫了“龍勝”。由於山高勢險，這裏的老百姓居住分散，一家一戶棋子一般散落在深山老林中，不好組織集體。
據當時的秘書丁勵鬆同誌回憶，陶鑄與王任重跋山涉水，深入各家各戶調查研究，對當地如何調整生產關係的問題，給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寫了一個報告，提出實行產量責任的辦法。其主要內容就是將田間管理，從種到鋤到收，歸家庭承包。超產了，個人得一部分，集體得一部分，從而體現按勞分配的原則。
在北戴河會議期間，毛澤東在報告上寫了批語：問題的提出是馬克思主義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也是馬克思主義的。
這個報告作為文件印發全體會議。會議精神傳達到各縣後，陶鑄見到一位縣委的張書記，劈頭問一句：“願不願搞產量責任製？”
這位張書記談虎色變地用手割脖子叫喊：“割了我的頭也不敢呀！”
能怪張書記嗎？多少年反右傾真是反怕了。
廣東清遠縣洲心公社在1961年率先搞了產量責任製，陶鑄抓住典型迅速在幾個縣組織推廣。會上講、會下講；對幹部講，對群眾也講，有些話在當時是很夠“出格”的。
他說：“我不怕說資本主義，我就怕餓死人！”
他指點著縣、社、大隊的幹部們說：“你們不要怕說右傾，我首先要求你們讓人民吃飽肚皮，做不到你們就不配當領導！”
經濟形勢好轉後，頭腦發熱的情況便又產生了。在北京召開的八屆十中全會上，錯誤地批判了鄧子恢所謂的刮“單幹風”和“翻案風”。其中便有幾個組批判了廣東的責任製。
陶鑄不慌，心裏有數：反正是毛澤東主席親筆寫了批語。批上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同誌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講話，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一定程度上存在的階級鬥爭作了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論述，提出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
陶鑄沒有這樣做。
鄧子恢過去到廣州，都是被安排在“小島”。八屆十中全會以後，接待人員降低規格，安排他住到另一個地方。陶鑄聽說後，發了脾氣：“缺德的，你們落井下石呀？”一道命令，又將鄧子恢安排到中央領導人居住的“小島”。
八屆十中全會9月結束，陶鑄10月到廣東從化、花縣、清遠、台山、開平等縣進行農村調查研究。11月至12月又訪問湖南湘鄉等6縣9個公社、10個大隊、20個生產隊，進行調查，並向毛澤東作了情況報告。
隨陶鑄一道下鄉的秘書馬恩成這樣回憶：
那是1962年的冬天，正是八屆十中全會以後，以階級鬥爭為綱，我跟陶鑄下鄉，連走十幾個縣，一口肉沒吃。因為他搞了一個約法三章：不請吃、不送禮、不迎送。他對違章的人很有辦法治：扔下筷子就走。你想請他回來吃？他說飽了，不吃就飽了？他大發脾氣：早就氣飽了！這一來，再沒有敢違章的了。違章等於叫陶鑄書記餓肚皮。
到湖南調查，張平化和王延春同行。陶鑄是中南局第一書記，但主要是在廣東，到湖南不多。湖南省委行政處的一名副處長負責接待工作，認為他好容易來趟湖南，怎麽也該招待一次，他嚴厲拒絕了。我們把陶鑄的約法三章一講，他也不敢招待了，一路就是吃素。
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講了以階級鬥爭為綱，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可他在湖南一路上隻講產量責任製，田間評比責任製。這種責任製就類似我們現在實行的承包製。
可他一路就是沒講階級鬥爭。
他每到一縣，都是找最窮困的大隊搞調查，講多種經營，講評比獎勵，幫助幹部想辦法挖潛脫貧。我當時剛從部隊轉業來給他當秘書，所以對這些名詞還不大聽得懂。
他同某些領導幹部的想法不大一致。有的領導幹部掛來電話，說湖南農村主要問題是出現五股黑風，是階級鬥爭的表現。陶鑄認為主要應該調整生產關係，搞責任製，把經濟發展上去……
秘書們的這些回憶，不難從一個側麵告訴我們：為什麽陶鑄在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政治局生活會上，沒有向劉少奇開炮。
因為他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和政策上，與劉少奇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
所以，陶鑄在後來受審查時，向妻子作了這樣一番傾訴：
曾誌，說我保劉、鄧，我承認。可我並沒有私心。我跟劉少奇1942年才認識，還朝他開過炮，談不上淵源。我對他的好感是在實際接觸中漸漸增加的。尤其三年困難時期，糧庫搞得粒米不存，真是搞怕了。那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的領導方針政策上，我都是讚成他的觀點的。現在他落了難，我又反對來罵他，那我還算什麽人？
我跟鄧小平也談不上淵源。1949年二野進軍西南，路經武漢時我們才第一次見麵。八大後，他擔任總書記，接觸才多起來。我跟他就是工作關係，談不上多少私交。我佩服他也是真的，那是工作上產生的觀感。1954年我在黨代會上就講過：如果黨允許拜師的話，當主席的學生我不夠格，但我願拜鄧小平為師。我講這話代表們都是聽到了的，現在他落了難，我就翻臉朝他開炮？我做不出哪！當年那些代表們知道了又會怎麽想？
那次政治局生活會我一直沒吱聲。
幸虧還有周總理。全開炮了，總理沒開炮。
林副主席批判發言時候，我最坐不住。他是我的老領導，老上級，打國民黨立了大功；他信任我，我也尊敬他。他發言那麽激烈，我就想，莫非我錯了？可我也是革命了幾十年，這樣搞法明顯不對麽。劉鄧就算再嚴重，也隻是講到路線鬥爭，是黨內矛盾，不是敵我矛盾麽，怎麽能那樣搞？那麽搞我們是有教訓的喲……
陶鑄在落難時的這種傾訴，無疑表明了他的真實性情。他所說的教訓，或許可以從秘書丁勵鬆的一段回憶中得到答案：
毛主席曾經指示：將軍下連當兵，省的領導要兼大學教授和縣級領導。所以，陶鑄一度兼任中山縣縣委書記，我兼縣辦主任。在中山縣，他集中解決一些體製問題。他對大隊辦食堂提出懷疑，但是沒有徹底否定。那時說大食堂是社會主義的一塊陣地（後來他在廣東還是率先放棄了這塊“陣地”，是在中央下指示之前，這也是非有些膽量不可的）。他在中山縣看出不少問題，1959年去廬山開會，他的看法和彭德懷類似。會議前期，他講了許多和彭德懷類似的話，後來風向一轉，他給毛主席寫了封信。他起草，我幫助斟酌文字和抄寫，信首寫明：周總理並報主席。他在信中表明心跡：“我對黨中央、毛主席無任何二心，堅決保持一致……”廬山會議後沒有整到他。
那時，絕大多數老幹部，在幾十年的革命鬥爭實踐中，都得到了這樣一條經驗：跟著毛主席就是正確，就是勝利。
陶鑄也不例外。
可是，實踐證明，廬山會議毛澤東確實有錯誤，並且毛澤東本人也承認了。
1965年10月，毛澤東在彭德懷出任大三線副總指揮前，同他談了話。毛澤東說：“我們共事幾十年了，不要廬山一別，分手分到底，我們都是六七十歲的人，應當為後代多想事、多出力。廬山會議已經過去了，是曆史了，現在看來，真理可能在你一邊。”“對你的事，看來是批評過頭了，錯了，等幾年再說吧。但你自己不要等，要振作，把力氣用到辦事情上去。”
不難聯想，陶鑄在政治局生活會上不向劉、鄧開炮，以後又堅持保劉、鄧，各種原因中，廬山會議的經驗肯定也是起了作用。
當然，陶鑄向曾誌傾訴心聲時，不曾明確講到廬山會議的經驗。他講得多的是：“總理不打炮，我就有伴兒，有依靠。我就好堅持住。”
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於8月12日結束，發表了公報。陶鑄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被任命為中央文革顧問。
當時陶鑄的心情實在難以名狀。
他不曾向劉、鄧開炮，在黨內的位置仍然獲得躍升。這說明他在政治局生活會上的態度是對的，至少不能說錯誤吧？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8）
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中，陶鑄開始排在較後麵。名單交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認真看一遍，抓起粗大的紅藍鉛筆，用紅筆將“陶鑄”勾到“周恩來”之後，“陳伯達”之前。
於是，陶鑄便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四號人物”。
這說明，陶鑄在政治局生活會上堅持不開炮，雖然屬於不積極響應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號召，但他所表現出的品德和勇氣，還是受到了毛澤東的承認和讚賞。
為此，陶鑄又激動，又感激，又不安。
他求見毛澤東，懷著複雜的心情說：“主席，我是新上來的，排太前不好。我認為應該把我放到富春同誌後麵。”
毛澤東用親切而又透徹的目光望定陶鑄，微微一笑：“就是因為新上來的嗎？”
陶鑄微微低下頭，懇切地建議：“把陳伯達同誌調到第四位比較合適。他長期在您身邊工作，對主席思想領會比我快……”
陶鑄講的是真心話，盡管他與陳伯達有芥蒂。無論是派工作組問題還是炮打司令部，看來都是陳伯達站對了。
毛澤東理解地點點頭，將大手由裏向外輕輕一揮：“已經定了，不變了。伯達那裏我找他談談。”
陶鑄抬起眼簾望著主席，眼睛突然一紅，潮濕了。
他動了感情，他是個喜歡動感情的人。
毛澤東卻微微皺了一下眉。毛澤東也是一個喜歡動感情的人，但是在嚴肅的政治問題上，他不喜歡摻入私人感情。也就是說，毛澤東不喜歡在政治上帶有人情味。
這樣講也許不準確，不全麵。不過，胡耀邦1988年2月在小範圍裏有個講話，其中一段話似乎也有這種意思。
胡耀邦這段話的意思是，與林彪、陳伯達、康生相比，毛澤東對陶鑄隻是不很喜歡，有個“很”。原因是“但是還有一股人情味”。至於林、陳、康，那就談不上“很”，隻是一個不喜歡。
胡耀邦講話還是有一定權威的。這倒不光是因為他在粉碎“四人幫”後，出任中組部部長，掌握情況全麵、細致、準確，而且與他的閱曆有關。
在延安，陶鑄任軍委秘書長兼政治宣傳部長時，胡耀邦任組織部長，住在一起，很談得來，是感情融洽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