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7章 陶鑄“喬遷”中南海！兩軍對壘懷仁堂(7)
1942年經中央決定，陶鑄調任王稼祥的政治秘書；1943年調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政治部宣傳部長，主管總政治部的日常工作。在此期間，陶鑄工作紮實，深入實際做調查研究。1943年秋天，陶鑄帶領幾個幹部，到晉綏解放區120師的連隊做調查，他親自調查了358旅8團2連，寫出調查報告。1942年正是我黨領導下的各抗日根據地處於極為困難時期。日寇正集中主要兵力，在偽軍和國民黨反動勢力的配合下，對我各抗日根據地進行瘋狂大掃蕩，我抗日軍民，在黨的領導下，在各個根據地的反掃蕩鬥爭中，創造了武工隊的新鮮經驗。陶鑄聽取了358旅敵工科關於一個武工隊的情況匯報後，非常高興，他不顧個人安危，又親自帶領幾個同誌，化裝深入到晉綏前線敵人的據點三交鎮附近的村莊向群眾調查，以軍委總政治部的名義，通報各解放區和根據地，發展武工隊，主動出擊，粉碎日寇的大掃蕩。1944年陶鑄又親率總政宣傳部的幹部，組成幾個工作組，到陝甘寧邊區留守部隊的一些英雄、模範連隊進行調查，總結連隊政治工作的先進經驗，寫出了好幾篇典型材料，匯編成冊，作為全軍政治工作的教材。陶鑄親自主持編寫了《官兵關係》《軍民關係》《領導作風》三本小冊子，以總政治部名義，印發全軍。在邊區大生產運動中，陶鑄寫了《論精兵簡政》和《再論精兵簡政》兩篇文章，受到毛澤東的讚揚。
1945年4月25日到6月11日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陶鑄為正式代表，曾誌為候補代表，出席“七大”。黨的“七大”，製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路線，黨中央決定從延安調派大批得力幹部，到淪陷區去建立新的解放區。“七大”閉幕前夕，根據中央關於在湘粵桂邊區發動遊擊戰爭，創建根據地的決定，陶鑄被任命為邊區黨委副書記兼部隊副政委。1945年6月15日，即“七大”閉幕的第四天，陶鑄就離開延安，隨一支南下部隊，奔赴遠隔重山萬裏的南疆敵占區去開辟根據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此時，陶鑄率領南下部隊，正行至洛陽附近，就接到中央急電，停止南下，調頭北上。命令特別強調：日夜兼程進駐沈陽。陶鑄接受新的指示，一行十多人，經太行、冀中、冀東、山海關，快馬加鞭，直奔沈陽。當時鐵路破壞，有馬騎馬，沒馬就憑兩隻腳走。雇到牛車，晚上就睡在牛車上，日夜兼程，趕赴新的鬥爭前線。經過一個多月的長途跋涉，9月中旬到達沈陽。
彭真根據中央指示，已於9月15日建立了中共中央東北局，他已先期到達沈陽，按照中央指示，從延安派出的20000多名幹部，和從華北、山東解放區調來的10萬大軍，都陸續迅速進入東北。陶鑄到達沈陽後，就任遼寧省委書記。
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作了充分準備。陶鑄十分清醒地估計到當時的形勢，首先以全副精力，抓部隊，組建人民武裝。他9月中旬到達沈陽，10月初就成立了遼寧保安司令部，組成了四個保安旅，一個工人訓練總隊，一個回民支隊和沈陽市公安大隊。
1945年11月，蔣介石就在美軍援助下，從海陸空三路向東北大舉進攻。根據中央指示，我軍於11月26日退出沈陽。鄧華、陶鑄率領保一旅、保四旅、工人訓練總隊、回民支隊和沈陽市公安大隊，經新民撤到法庫。12月底，東北局決定，以遼河為界，建立遼西軍區，陶鑄任遼西省委書記，隨著戰局的發展，遼西省委機關從鄭家屯撤到吉林的白城子，遼西省委就改稱遼吉省委。
同年12月28日，黨中央發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陶鑄堅決執行中央提出的“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戰略方針，正麵配合主力，抗擊全副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又要清匪反霸，支援前線作戰。1947年4月，以遼吉軍區為基礎，組成西滿軍區野戰軍（後改為七縱隊），以鄧華為司令員，陶鑄任政委，吳富善為副政委，下轄三個步兵師。陶鑄和鄧華一起，親率野戰軍，在當年的夏季攻勢中深入前沿陣地參加了第一次四平攻堅戰；在秋冬季的攻勢中，參加彰武攻堅戰。
東北我軍夏季攻勢和冬季攻勢之後，10月31日我軍完成了對沈陽的包圍，11月1日陶鑄在沈陽北郊的前線指揮所，和聶鶴亭司令員接見對麵守敵53師師長許庚揚派來的求和代表，兵不血刃，11月1日下午，當麵之敵許庚揚師撤出陣地，陶鑄立即親率先頭部隊，長驅直入沈陽城內大西關中國銀行舊址，一舉直搗敵軍第八兵團司令官周福成的司令部，友鄰部隊，也直插入沈陽“東北剿總”大樓，端了敵人的老窩。
中共中央東北局任命陶鑄為沈陽特別市委書記兼軍管會副主任（陳雲為主任），伍修權為軍管會副主任兼沈陽市衛戍司令。沈陽解放不久，就接到中央命令，東北的部隊組建為第四野戰軍，1949年1月，陶鑄被任命為第四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隨軍揮戈南下，迎接解放全中國的新的曆史使命。
1948年9月至11月，我軍在東北戰場上勝利結束遼沈戰役後，12月，平津戰役的炮聲，震撼著華北大地。駐守北平的國民黨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深明國家民族大義，響應我黨號召，同我平津前線司令部談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問題，我國北方這座曆史名城古都，就要回到人民手中了。
傅作義的密友、國民黨“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兼榆林地區國民黨軍總司令鄧寶珊，在包頭接到傅作義從北平拍來的急電，邀請他立即來平，麵商要事。12月28日，鄧寶珊乘傅作義派來的專機“追雲號”飛來北平。
北平地下黨崔月犁奉令會晤鄧寶珊時，鄧寶珊提出：要求與我解放軍天津前線指揮部負責幹部見麵，當麵商談和平解放北平事宜。1949年1月13日上午，鄧寶珊作為傅作義將軍的全權代表，由傅部政治處長周北峰等一行四人陪同，於當天下午到達通縣城外馬各莊，平津前線司令部就設在這裏。陶鑄作為我軍前線最高指揮部的代表，和前線司令部參謀處長蘇靜出麵接待鄧寶珊一行，並把他們接送到馬各莊一個臨時招待所裏。1月14日下午，平津戰役總前委三位負責人：四野司令員林彪、政委羅榮桓和華北野戰軍司令員聶榮臻等來馬各莊會晤鄧寶珊，就在馬各莊那間臨時招待所裏，開始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正式談判。
在14日和談開始前，我平津前線司令部對天津已下總攻擊令，當晚深夜天津解放，守軍司令陳長捷被俘。鄧寶珊前來談判的主要內容，原來包括平、津、塘、綏四地實行和平解放，此時天津解放，實際隻剩下北平、綏遠兩地了。談判決定在北平成立聯合辦事處，處理和平解放北平有關事宜。聯合辦事處主任為葉劍英，我方參加的有陶鑄、徐冰、戎子和；代表傅作義參加的有“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郭宗汾、政治處長周北峰以及焦實齋。
1949年1月21日傅作義將和平解放北平的協議方案，經國民黨中央社公告，1月22日上午10時起，雙方宣布北平停戰，鄧寶珊親自出城到馬各莊前線指揮所，迎接我方人員到北平具體商談和平解放北平後國民黨部隊的具體改編的各項細節。1月23日，我平津前線司令部正式派陶鑄為全權代表，在鄧寶珊的陪同下，分乘八輛吉普車，進入北平城，與傅作義直接談判，達成和平解放北平的最後協議。隨行人員除兩名警衛員外，有蘇靜和陶鑄的秘書宋群。新華社特派記者劉白羽、華山，以工作人員的名義隨行。蘇靜、宋群、劉白羽、華山等都穿著繳獲的美軍皮夾克，陶鑄穿著我軍自製的皮領軍大衣。車隊離開我軍前線指揮所時，我方的四輛吉普車走在前麵，鄧寶珊一行的坐車隨後。宋群乘坐的吉普車走在最前麵開路。沿途我軍崗哨，見插有紅旗的我軍標誌，事先已接到通知，都持槍致禮，一一放行。在通縣與北平之間，離開我軍前沿陣地，有一段中間地帶，即進入傅作義部隊的前沿陣地，在經過中間地帶時，鄧寶珊一行乘坐的吉普車，就從後隊改為前隊，由傅部周北峰處長為向導，從朝陽門進城，經東四牌樓，東單大街，直駛東交民巷禦河橋二號“華北剿總”聯誼處內。這是傅作義秘密接待陶鑄的招待所，稍事休息，傅作義就親臨住處看望陶鑄，並約定時間正式開始談判。
參加與傅作義代表談判的隻有陶鑄和蘇靜兩人，接連談了三天。談判在樓上，有時在大廳裏還聽到陶鑄嚴厲的爭吵聲。第四天晚上，聽到大街小巷劈劈啪啪的連天震耳的鞭炮聲，宋群他們才知道這是1948年的大年三十，1949年的春節來到了古城北平。
陶鑄順利完成了與傅作義的談判使命，“華北剿總”所屬第四、第九兵團共25萬人按協議規定，自1月22日起開始撤離市區，開赴指定地點聽候整編。北平古城，未受炮火威脅，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1949年2月21日，平津前線司令部、政治部召開北平受編的原國民黨軍師級以上軍官會議，正式宣布改編方案。林彪、羅榮桓、譚政、陶鑄、劉亞樓出席了這次會議，傅作義的代表郭宗汾等出席會議。陶鑄從秘密進入北平與傅作義談判，達成國民黨部隊的改編協議後，就一直留在北平，代表葉劍英擔任起和平解放北平聯合辦事處的日常工作。2月下旬，第四野戰軍41軍按協議完成接受北平的工作後，陶鑄就搬出禦河橋二號大院，住到東四四條四號小院。這段時間，他每天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對國民黨起義部隊的繁重而複雜的改編工作中去，曆時一個多月，完成了華北國民黨軍13個軍、50個整師及非正規軍的4個師，共約40萬國民黨部隊的整編任務。
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戰役、淮海戰役相繼勝利結束，我百萬雄師，已陳兵長江北岸，陶鑄此時已奉命組建南下工作團，動員平津3萬多知識青年，參軍南下。
吸收平津大專院校學生，組建南下工作團，是陶鑄倡議，在野戰軍黨委的支持下作出的決定。為了動員北平大專學生參軍南下，陶鑄還出麵邀請北平一些大學的著名教授，在前門外全聚德宴請晤談，請教授們幫助部隊做好這件工作。
南下工作團的消息一公布，向往革命的大學生們，歡騰雀躍，招生處設在東四三條的華文學校內，由四野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陳亞丁主持口試，同時在天津設立招生處。不到半個月，就吸引了3萬多青年。在南下之前，由陶鑄負責，對這批青年進行了短期訓練，同時他還教育部隊，重視和幫助這批知識分子。他向部隊做報告時強調指出：“沒有文化，政治覺悟是不可能提得很高的。我們的政治工作，決不能以‘老粗’為光榮。應把‘老粗’改變成‘老細’作為一項很重要的任務。”部隊南下時，陶鑄就把招收來的大批知識分子，分配到各連隊，每個連隊就配備了兩個文化教員。1951年至1953年，部隊開展文化學習時，這批南下的青年知識分子，充分發揮了作用。
譚政擔任南下工作團總團團長，陶鑄任副團長，離北平南下時，中央已內定陶鑄為武漢市委書記。5月8日武漢解放。陶鑄統率南下工作團，隨同前線指揮部立即乘火車轉鄭州向武漢急進。火車行至許昌，因平漢路許昌到漢口段尚未完全修複，就改乘汽車南下。陶鑄抵達武漢時，中央任命譚政為軍管會主任，陶鑄為軍管會副主任。市長為吳德峰，警備司令為蕭勁光。譚政主要負責部隊工作，武漢三鎮的接管工作，實際由陶鑄全權負責主持。
南下工作團下設三個分團。陶鑄十分重視新聞文藝工作，在南下工作團三個分團之外，又專門成立了一個直屬新聞文藝隊，由陳亞丁、劉白羽帶隊，負責接管新解放城市的報紙、文藝部門。
抗戰初期，陶鑄在南京由黨營救出獄，來到武漢，這次重返故土，已整整10年，麵對國民黨留下的這一堆破爛攤子，陶鑄幾乎一連幾個月都在夜以繼日地工作。由於他在沈陽擔任過沈陽市特別市委書記，協助陳雲同誌接管沈陽，具有處理接管城市的實際經驗，采取“各按係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分”的接收方法，並首先抓緊解決在政治上、經濟上有助於恢複秩序、穩定人心的一些關鍵性問題，特別是在南下途中，就組織了接管大城市的班子，並在開封逗留期間，抓緊時間，編印了《入城手冊》，發給接管的幹部，人手一冊，參加接管的幹部到達武漢後，嚴格遵守紀律，執行政策，武漢三鎮的接管工作，順利進行。
對黨的宣傳輿論工作，陶鑄在接管武漢的千頭萬緒的繁重的工作中，都親自過問。武漢解放後，陶鑄委派範長江接管了國民黨的《武漢日報》，主持出版《長江日報》，《長江日報》每天大樣，陶鑄必親自審閱後，才簽字付印。他的辦公室在德明飯店二樓，裏麵是他的一間臥室，外麵一個套間是辦公室，他的秘書宋群就住在他隔壁的一間房子裏。每晚12點多鍾，範長江派通訊員送大樣來給陶鑄審閱。他親自撰寫對部隊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愛國主義教育大綱》，提高部隊對形勢的認識。
他在對部隊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報告中，多次精辟地分析新中國成立後的國際國內形勢，教育幹部戰士“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徹底掃除“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天下太平的麻痹思想，特別提醒幹部、戰士：“我們要以備戰的姿態，從事建設。因此，我們不可能關起門來進行和平建設。”
由於勞累過度，肺病複發，這年7月間，他又吐血了。組織決定讓他先後到武昌東湖和廬山去療養。8月4日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率國民黨第一兵團司令官陳明仁部在長沙宣告起義。陶鑄在廬山療養一個多月，就迫不及待地返回武漢，隨即奉命去長沙，受中央軍委委托對長沙起義改編為21兵團的全體官兵授旗授印。陶鑄離開武漢時，特從第四野戰軍中選調一批政治工作幹部，隨同去長沙，加強起義部隊的政治工作。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7）
陶鑄剛從湖南返回武漢，就在參加中南局的會議上，接到毛主席發來電令，令陶鑄即赴廣西，主持廣西剿匪工作。來電傳達中央指示，即令半年內完成廣西剿匪任務。陶鑄來不及整理行裝，就匆匆離開正在召開的中南局會議會場，率領一個班的警衛人員，於當天深夜12點，冒著大風浪乘船渡江，從武昌南下趕往廣西。這時，是1950年10月上旬。
1951年11月，陶鑄結束了在廣西一年的工作，返回中南局。就在他從南寧返回武漢途中，這才抽出短時間，順道回祁陽老家石洞源探望闊別20多年的鄉親。這時是農曆九月十二日，隻帶秘書關相生和警衛員趙國智、邢光文等七八人，他謝絕當地政府的接待，在祁陽雇了一隻小船，沿湘江順流而下，天黑從下街口上岸，在他胞妹月梅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步行八裏山路，去石洞源老家看望。
他在石洞源隻呆了半天，參觀了陶氏以山小學，還和教師們談了話。中午吃了一頓家鄉用盆子淌的紅薯粉皮，當天下午就離開祁陽趕返武漢。
剛到武漢，就接到中央電令，調廣州工作。12月25日中央任命陶鑄為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書記兼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南軍區第二政委。
1951年11月，陶鑄受命回到他戰鬥過的廣東主持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他把廣州建設成祖國美麗的南大門的設想，時時裝在心中。他到廣州不久，就去專門看望他的老戰友、當時的廣州市委書記王德，聽取這位老戰友對建設廣州的設想。在攻打廈門監獄時，陶鑄和王德都是“破獄委員會”的領導成員，一見麵陶鑄就笑著對王德說：“你這個市委書記，不要光顧了抓工業、商業，我一路到你這來，路上坑坑凹凹，還有好幾條臭水溝，這些地方，可以修建街心花園嘛，廣州天熱，讓市民晚上好乘涼嘛！廣州是大革命的發源地，是祖國的南大門，我們要抓緊時間，把廣州建設好，讓海外歸僑一踏進南大門，就看到解放後的新中國的新氣象。”
解放初期，廣州市百廢待舉，城市建設經費困難，市委書記王德不但不敢想修建街心花園，甚至連城市道路的維修費都拿不出。群眾對市容變化不大，很有意見。陶鑄說：“老王，社會上又流傳起一首國民黨統治廣州時期的民謠，你聽說了嗎？”
王德說：“聽到了。”
陶鑄當即順口念起那首民謠：“電燈不明，自來水不清，電話不靈，馬路不平。”接著，陶鑄深感內疚地說：“這是對我們共產黨的批評啊！”
王德說：“我何嚐不掛在心上呢？廣州現在是口袋空空，沒有錢啊！”
熟悉陶鑄的幹部，都摸準了他的脾氣，隻要他認準是該辦的事，再大的困難，你隻要在他麵前乘機叫苦，把困難攤出來，讓他狠狠地批評你一頓，他會挺身而出，拍板相助。1953年5月，當他接受中央任命，兼廣東省代主席時，他就決定，把廣東省市政建設經費中的3/4撥給廣州市。經常親自找負責城建的曾生、林西等同誌去匯報工作，限期完成一些城建項目，並對廣州市政建設的遠景規劃，群眾迫切盼望解決的那些問題，他都經常提出具體意見。
廣州早先稱得上公園的，隻有一個中山公園。陶鑄發動機關幹部義務勞動，改造臭水溝，把沼澤地的淤泥挖出來，淤泥變成山，沼澤地變成湖，接連在廣州市內建成有山有水、花果滿園的七個公園。著名的建湖、瀏花湖，就是他這樣精心設計出來的。廣州的每一項市容建設，都凝結著陶鑄的心血。
1945年4月25日到6月11日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陶鑄為正式代表，曾誌為候補代表，出席“七大”。黨的“七大”，製定了“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的路線，黨中央決定從延安調派大批得力幹部，到淪陷區去建立新的解放區。“七大”閉幕前夕，根據中央關於在湘粵桂邊區發動遊擊戰爭，創建根據地的決定，陶鑄被任命為邊區黨委副書記兼部隊副政委。1945年6月15日，即“七大”閉幕的第四天，陶鑄就離開延安，隨一支南下部隊，奔赴遠隔重山萬裏的南疆敵占區去開辟根據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此時，陶鑄率領南下部隊，正行至洛陽附近，就接到中央急電，停止南下，調頭北上。命令特別強調：日夜兼程進駐沈陽。陶鑄接受新的指示，一行十多人，經太行、冀中、冀東、山海關，快馬加鞭，直奔沈陽。當時鐵路破壞，有馬騎馬，沒馬就憑兩隻腳走。雇到牛車，晚上就睡在牛車上，日夜兼程，趕赴新的鬥爭前線。經過一個多月的長途跋涉，9月中旬到達沈陽。
彭真根據中央指示，已於9月15日建立了中共中央東北局，他已先期到達沈陽，按照中央指示，從延安派出的20000多名幹部，和從華北、山東解放區調來的10萬大軍，都陸續迅速進入東北。陶鑄到達沈陽後，就任遼寧省委書記。
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內戰陰謀作了充分準備。陶鑄十分清醒地估計到當時的形勢，首先以全副精力，抓部隊，組建人民武裝。他9月中旬到達沈陽，10月初就成立了遼寧保安司令部，組成了四個保安旅，一個工人訓練總隊，一個回民支隊和沈陽市公安大隊。
1945年11月，蔣介石就在美軍援助下，從海陸空三路向東北大舉進攻。根據中央指示，我軍於11月26日退出沈陽。鄧華、陶鑄率領保一旅、保四旅、工人訓練總隊、回民支隊和沈陽市公安大隊，經新民撤到法庫。12月底，東北局決定，以遼河為界，建立遼西軍區，陶鑄任遼西省委書記，隨著戰局的發展，遼西省委機關從鄭家屯撤到吉林的白城子，遼西省委就改稱遼吉省委。
同年12月28日，黨中央發出《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陶鑄堅決執行中央提出的“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戰略方針，正麵配合主力，抗擊全副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軍隊，又要清匪反霸，支援前線作戰。1947年4月，以遼吉軍區為基礎，組成西滿軍區野戰軍（後改為七縱隊），以鄧華為司令員，陶鑄任政委，吳富善為副政委，下轄三個步兵師。陶鑄和鄧華一起，親率野戰軍，在當年的夏季攻勢中深入前沿陣地參加了第一次四平攻堅戰；在秋冬季的攻勢中，參加彰武攻堅戰。
東北我軍夏季攻勢和冬季攻勢之後，10月31日我軍完成了對沈陽的包圍，11月1日陶鑄在沈陽北郊的前線指揮所，和聶鶴亭司令員接見對麵守敵53師師長許庚揚派來的求和代表，兵不血刃，11月1日下午，當麵之敵許庚揚師撤出陣地，陶鑄立即親率先頭部隊，長驅直入沈陽城內大西關中國銀行舊址，一舉直搗敵軍第八兵團司令官周福成的司令部，友鄰部隊，也直插入沈陽“東北剿總”大樓，端了敵人的老窩。
中共中央東北局任命陶鑄為沈陽特別市委書記兼軍管會副主任（陳雲為主任），伍修權為軍管會副主任兼沈陽市衛戍司令。沈陽解放不久，就接到中央命令，東北的部隊組建為第四野戰軍，1949年1月，陶鑄被任命為第四野戰軍政治部副主任，隨軍揮戈南下，迎接解放全中國的新的曆史使命。
1948年9月至11月，我軍在東北戰場上勝利結束遼沈戰役後，12月，平津戰役的炮聲，震撼著華北大地。駐守北平的國民黨華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傅作義，深明國家民族大義，響應我黨號召，同我平津前線司令部談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問題，我國北方這座曆史名城古都，就要回到人民手中了。
傅作義的密友、國民黨“華北剿總”副總司令兼榆林地區國民黨軍總司令鄧寶珊，在包頭接到傅作義從北平拍來的急電，邀請他立即來平，麵商要事。12月28日，鄧寶珊乘傅作義派來的專機“追雲號”飛來北平。
北平地下黨崔月犁奉令會晤鄧寶珊時，鄧寶珊提出：要求與我解放軍天津前線指揮部負責幹部見麵，當麵商談和平解放北平事宜。1949年1月13日上午，鄧寶珊作為傅作義將軍的全權代表，由傅部政治處長周北峰等一行四人陪同，於當天下午到達通縣城外馬各莊，平津前線司令部就設在這裏。陶鑄作為我軍前線最高指揮部的代表，和前線司令部參謀處長蘇靜出麵接待鄧寶珊一行，並把他們接送到馬各莊一個臨時招待所裏。1月14日下午，平津戰役總前委三位負責人：四野司令員林彪、政委羅榮桓和華北野戰軍司令員聶榮臻等來馬各莊會晤鄧寶珊，就在馬各莊那間臨時招待所裏，開始了和平解放北平的正式談判。
在14日和談開始前，我平津前線司令部對天津已下總攻擊令，當晚深夜天津解放，守軍司令陳長捷被俘。鄧寶珊前來談判的主要內容，原來包括平、津、塘、綏四地實行和平解放，此時天津解放，實際隻剩下北平、綏遠兩地了。談判決定在北平成立聯合辦事處，處理和平解放北平有關事宜。聯合辦事處主任為葉劍英，我方參加的有陶鑄、徐冰、戎子和；代表傅作義參加的有“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郭宗汾、政治處長周北峰以及焦實齋。
1949年1月21日傅作義將和平解放北平的協議方案，經國民黨中央社公告，1月22日上午10時起，雙方宣布北平停戰，鄧寶珊親自出城到馬各莊前線指揮所，迎接我方人員到北平具體商談和平解放北平後國民黨部隊的具體改編的各項細節。1月23日，我平津前線司令部正式派陶鑄為全權代表，在鄧寶珊的陪同下，分乘八輛吉普車，進入北平城，與傅作義直接談判，達成和平解放北平的最後協議。隨行人員除兩名警衛員外，有蘇靜和陶鑄的秘書宋群。新華社特派記者劉白羽、華山，以工作人員的名義隨行。蘇靜、宋群、劉白羽、華山等都穿著繳獲的美軍皮夾克，陶鑄穿著我軍自製的皮領軍大衣。車隊離開我軍前線指揮所時，我方的四輛吉普車走在前麵，鄧寶珊一行的坐車隨後。宋群乘坐的吉普車走在最前麵開路。沿途我軍崗哨，見插有紅旗的我軍標誌，事先已接到通知，都持槍致禮，一一放行。在通縣與北平之間，離開我軍前沿陣地，有一段中間地帶，即進入傅作義部隊的前沿陣地，在經過中間地帶時，鄧寶珊一行乘坐的吉普車，就從後隊改為前隊，由傅部周北峰處長為向導，從朝陽門進城，經東四牌樓，東單大街，直駛東交民巷禦河橋二號“華北剿總”聯誼處內。這是傅作義秘密接待陶鑄的招待所，稍事休息，傅作義就親臨住處看望陶鑄，並約定時間正式開始談判。
參加與傅作義代表談判的隻有陶鑄和蘇靜兩人，接連談了三天。談判在樓上，有時在大廳裏還聽到陶鑄嚴厲的爭吵聲。第四天晚上，聽到大街小巷劈劈啪啪的連天震耳的鞭炮聲，宋群他們才知道這是1948年的大年三十，1949年的春節來到了古城北平。
陶鑄順利完成了與傅作義的談判使命，“華北剿總”所屬第四、第九兵團共25萬人按協議規定，自1月22日起開始撤離市區，開赴指定地點聽候整編。北平古城，未受炮火威脅，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1949年2月21日，平津前線司令部、政治部召開北平受編的原國民黨軍師級以上軍官會議，正式宣布改編方案。林彪、羅榮桓、譚政、陶鑄、劉亞樓出席了這次會議，傅作義的代表郭宗汾等出席會議。陶鑄從秘密進入北平與傅作義談判，達成國民黨部隊的改編協議後，就一直留在北平，代表葉劍英擔任起和平解放北平聯合辦事處的日常工作。2月下旬，第四野戰軍41軍按協議完成接受北平的工作後，陶鑄就搬出禦河橋二號大院，住到東四四條四號小院。這段時間，他每天的主要精力，就放在對國民黨起義部隊的繁重而複雜的改編工作中去，曆時一個多月，完成了華北國民黨軍13個軍、50個整師及非正規軍的4個師，共約40萬國民黨部隊的整編任務。
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戰役、淮海戰役相繼勝利結束，我百萬雄師，已陳兵長江北岸，陶鑄此時已奉命組建南下工作團，動員平津3萬多知識青年，參軍南下。
吸收平津大專院校學生，組建南下工作團，是陶鑄倡議，在野戰軍黨委的支持下作出的決定。為了動員北平大專學生參軍南下，陶鑄還出麵邀請北平一些大學的著名教授，在前門外全聚德宴請晤談，請教授們幫助部隊做好這件工作。
南下工作團的消息一公布，向往革命的大學生們，歡騰雀躍，招生處設在東四三條的華文學校內，由四野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陳亞丁主持口試，同時在天津設立招生處。不到半個月，就吸引了3萬多青年。在南下之前，由陶鑄負責，對這批青年進行了短期訓練，同時他還教育部隊，重視和幫助這批知識分子。他向部隊做報告時強調指出：“沒有文化，政治覺悟是不可能提得很高的。我們的政治工作，決不能以‘老粗’為光榮。應把‘老粗’改變成‘老細’作為一項很重要的任務。”部隊南下時，陶鑄就把招收來的大批知識分子，分配到各連隊，每個連隊就配備了兩個文化教員。1951年至1953年，部隊開展文化學習時，這批南下的青年知識分子，充分發揮了作用。
譚政擔任南下工作團總團團長，陶鑄任副團長，離北平南下時，中央已內定陶鑄為武漢市委書記。5月8日武漢解放。陶鑄統率南下工作團，隨同前線指揮部立即乘火車轉鄭州向武漢急進。火車行至許昌，因平漢路許昌到漢口段尚未完全修複，就改乘汽車南下。陶鑄抵達武漢時，中央任命譚政為軍管會主任，陶鑄為軍管會副主任。市長為吳德峰，警備司令為蕭勁光。譚政主要負責部隊工作，武漢三鎮的接管工作，實際由陶鑄全權負責主持。
南下工作團下設三個分團。陶鑄十分重視新聞文藝工作，在南下工作團三個分團之外，又專門成立了一個直屬新聞文藝隊，由陳亞丁、劉白羽帶隊，負責接管新解放城市的報紙、文藝部門。
抗戰初期，陶鑄在南京由黨營救出獄，來到武漢，這次重返故土，已整整10年，麵對國民黨留下的這一堆破爛攤子，陶鑄幾乎一連幾個月都在夜以繼日地工作。由於他在沈陽擔任過沈陽市特別市委書記，協助陳雲同誌接管沈陽，具有處理接管城市的實際經驗，采取“各按係統，自上而下，原封不動，先接後分”的接收方法，並首先抓緊解決在政治上、經濟上有助於恢複秩序、穩定人心的一些關鍵性問題，特別是在南下途中，就組織了接管大城市的班子，並在開封逗留期間，抓緊時間，編印了《入城手冊》，發給接管的幹部，人手一冊，參加接管的幹部到達武漢後，嚴格遵守紀律，執行政策，武漢三鎮的接管工作，順利進行。
對黨的宣傳輿論工作，陶鑄在接管武漢的千頭萬緒的繁重的工作中，都親自過問。武漢解放後，陶鑄委派範長江接管了國民黨的《武漢日報》，主持出版《長江日報》，《長江日報》每天大樣，陶鑄必親自審閱後，才簽字付印。他的辦公室在德明飯店二樓，裏麵是他的一間臥室，外麵一個套間是辦公室，他的秘書宋群就住在他隔壁的一間房子裏。每晚12點多鍾，範長江派通訊員送大樣來給陶鑄審閱。他親自撰寫對部隊進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愛國主義教育大綱》，提高部隊對形勢的認識。
他在對部隊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報告中，多次精辟地分析新中國成立後的國際國內形勢，教育幹部戰士“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徹底掃除“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天下太平的麻痹思想，特別提醒幹部、戰士：“我們要以備戰的姿態，從事建設。因此，我們不可能關起門來進行和平建設。”
由於勞累過度，肺病複發，這年7月間，他又吐血了。組織決定讓他先後到武昌東湖和廬山去療養。8月4日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兼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率國民黨第一兵團司令官陳明仁部在長沙宣告起義。陶鑄在廬山療養一個多月，就迫不及待地返回武漢，隨即奉命去長沙，受中央軍委委托對長沙起義改編為21兵團的全體官兵授旗授印。陶鑄離開武漢時，特從第四野戰軍中選調一批政治工作幹部，隨同去長沙，加強起義部隊的政治工作。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7）
陶鑄剛從湖南返回武漢，就在參加中南局的會議上，接到毛主席發來電令，令陶鑄即赴廣西，主持廣西剿匪工作。來電傳達中央指示，即令半年內完成廣西剿匪任務。陶鑄來不及整理行裝，就匆匆離開正在召開的中南局會議會場，率領一個班的警衛人員，於當天深夜12點，冒著大風浪乘船渡江，從武昌南下趕往廣西。這時，是1950年10月上旬。
1951年11月，陶鑄結束了在廣西一年的工作，返回中南局。就在他從南寧返回武漢途中，這才抽出短時間，順道回祁陽老家石洞源探望闊別20多年的鄉親。這時是農曆九月十二日，隻帶秘書關相生和警衛員趙國智、邢光文等七八人，他謝絕當地政府的接待，在祁陽雇了一隻小船，沿湘江順流而下，天黑從下街口上岸，在他胞妹月梅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他步行八裏山路，去石洞源老家看望。
他在石洞源隻呆了半天，參觀了陶氏以山小學，還和教師們談了話。中午吃了一頓家鄉用盆子淌的紅薯粉皮，當天下午就離開祁陽趕返武漢。
剛到武漢，就接到中央電令，調廣州工作。12月25日中央任命陶鑄為中共中央華南分局書記兼中國人民解放軍華南軍區第二政委。
1951年11月，陶鑄受命回到他戰鬥過的廣東主持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他把廣州建設成祖國美麗的南大門的設想，時時裝在心中。他到廣州不久，就去專門看望他的老戰友、當時的廣州市委書記王德，聽取這位老戰友對建設廣州的設想。在攻打廈門監獄時，陶鑄和王德都是“破獄委員會”的領導成員，一見麵陶鑄就笑著對王德說：“你這個市委書記，不要光顧了抓工業、商業，我一路到你這來，路上坑坑凹凹，還有好幾條臭水溝，這些地方，可以修建街心花園嘛，廣州天熱，讓市民晚上好乘涼嘛！廣州是大革命的發源地，是祖國的南大門，我們要抓緊時間，把廣州建設好，讓海外歸僑一踏進南大門，就看到解放後的新中國的新氣象。”
解放初期，廣州市百廢待舉，城市建設經費困難，市委書記王德不但不敢想修建街心花園，甚至連城市道路的維修費都拿不出。群眾對市容變化不大，很有意見。陶鑄說：“老王，社會上又流傳起一首國民黨統治廣州時期的民謠，你聽說了嗎？”
王德說：“聽到了。”
陶鑄當即順口念起那首民謠：“電燈不明，自來水不清，電話不靈，馬路不平。”接著，陶鑄深感內疚地說：“這是對我們共產黨的批評啊！”
王德說：“我何嚐不掛在心上呢？廣州現在是口袋空空，沒有錢啊！”
熟悉陶鑄的幹部，都摸準了他的脾氣，隻要他認準是該辦的事，再大的困難，你隻要在他麵前乘機叫苦，把困難攤出來，讓他狠狠地批評你一頓，他會挺身而出，拍板相助。1953年5月，當他接受中央任命，兼廣東省代主席時，他就決定，把廣東省市政建設經費中的3/4撥給廣州市。經常親自找負責城建的曾生、林西等同誌去匯報工作，限期完成一些城建項目，並對廣州市政建設的遠景規劃，群眾迫切盼望解決的那些問題，他都經常提出具體意見。
廣州早先稱得上公園的，隻有一個中山公園。陶鑄發動機關幹部義務勞動，改造臭水溝，把沼澤地的淤泥挖出來，淤泥變成山，沼澤地變成湖，接連在廣州市內建成有山有水、花果滿園的七個公園。著名的建湖、瀏花湖，就是他這樣精心設計出來的。廣州的每一項市容建設，都凝結著陶鑄的心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