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章 陶鑄“喬遷”中南海！兩軍對壘懷仁堂(6)
有一天晚上，申老師對陶鑄說：“鐵錚哥提倡辦學，造福桑梓，振興中華，是正大光明的事。他遭人殺害，這窮人的血海冤仇，你長大了一定要報。”
陶鑄問：“這仇怎麽報？”
申老師對他說：“現在我就教給你本領。”
陶鑄又問：“先學哪些本事？”
申老師說：“多看書，精通兵法。”
陶鑄又緊跟著問：“是哪些書呢？”
申老師告訴他：“《水滸》《三國演義》《薛剛反唐》，遠至寫陳勝、吳廣，近到洪秀全等這些書都可以看。”
第二天深夜12點，申暄起床去給陶鑄蓋被子，掀開帳子一看，人沒有了。最後在學校附近一間小屋裏發現了陶鑄，他正伏在一盞菜油燈下看《三國演義》。申老師伸出大拇指說：“好伢子，真有骨氣。”
陶鑄的母親不願多給申老師增添負擔，隻念了半年書，便令他輟學回家。1921年3月，剛滿13歲的陶鑄，就告別了祖母、母親，跟著姨外婆離開祁陽，到武昌白沙洲和安徽蕪湖，連續三年，在同族陶瑞卿經營的“瑞森祥木記”排上當學徒，學習記數碼，做些招待客商的雜役。瑞卿號的賬房先生，見陶鑄非常好學，每當工作之餘，總是手不釋卷，刻苦自學，便利用晚間，教他詩詞和古文書法。陶鑄又等於半工半讀了三年。同時陶鑄姨外婆家裏，也珍藏著許多書籍，如：《洪楊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西遊記》《紅樓夢》，唐詩，宋詞等書都拿來認真閱讀。1925年，“瑞森祥木記”虧本倒閉，陶鑄隨著陶瑞卿一起回到武昌白沙洲，經陶瑞卿介紹，去漢陽鸚鵡洲，在竹木匣金局當錄事，負責開大票，每月工資，隻夠糊口。自幼好學的陶鑄，在武昌、蕪湖的三年學徒雜役生涯中，從報章雜誌上，開始接觸了新事物，認識生活，認識社會。“五四”運動的爆發，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他麵前，展開了新的視野。在竹木匣金局隻幹了幾個月，就在同鄉友人的資助下，奔向大革命的廣州，揭開了他革命光輝曆程的第一頁。
陶鑄在蕪湖認識了一位叫劉嘉溥的祁陽老鄉。他見陶鑄勤學好問，有見地，不平凡，就對他說：“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最好是去報考黃埔軍校，會有前途的。如沒盤纏，我可以資助你。”1925年秋末，陶鑄在他四叔的同窗好友、黃埔軍校畢業的蔣伏生、傅國期（黃埔三期畢業）的幫助下經上海轉赴廣東，劉嘉溥特地送給陶鑄18塊現大洋做路費。到廣州後，因黃埔軍校尚未招生，乃經蔣伏生介紹到一軍一師教導二團二營當司書。1926年黃埔軍校第五期招生，便被保送入軍校為第五期入伍生，陶鑄在入伍生中積極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各種活動，經常看共產黨書刊。當時周恩來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有一次進行沙盤作業，陶鑄與擔任此課程的教官發生了爭執，當時雖被勒令退出教室，事後那教官卻對別人說：“陶鑄這個學員不簡單，敢對我指揮打仗提出意見，將來是個將才。”此後不久，當年18歲的陶鑄，便由趙世嘉（江西人）、陳葆華（黃岡人）、詹不言（浙江人）介紹，在黃埔軍校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陶鑄入黨之後，在軍校刻苦學習軍事技術，1926年6月至9月，在軍校第五期入伍生班受士兵訓練4個月，10月升入軍官班，編入第一學生總隊第三大隊第十二區隊。就在這一年，即1926年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發布了《北伐宣言》。
1927年3月，黃埔軍校內部的氣氛還很平靜。“四·一二”政變前，軍校內部的形勢，就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廣州的反動氣焰，日益囂張，共產黨人蕭楚女在一次報告中，列舉蔣介石倒行逆施的種種事實，氣憤地提出：蔣介石是新軍閥。
黨的特別黨部執委會決定派軍校黨組織負責人和學生代表陶鑄、陳葆華、高仰之等20人組成控訴蔣、李反革命行為代表團，向武漢國民黨政府控訴，要求製止廣州的反革命活動。陶鑄等換上服裝，乘船到上海，轉乘一隻英國船前往武漢。
陶鑄到達上海時，蔣介石已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陶鑄從上海抵達武漢不久，就被黨分配到湖北農民協會。黨正擬派陶鑄去鄂東，組織農民自衛軍，這時湖北地主豪紳走卒、原武漢政府所轄獨立十四師師長夏鬥寅率部叛變，黨采取緊急措施，命令葉挺率部討伐，經英勇反擊，打退了夏鬥寅潛襲武漢的反革命陰謀。這時陶鑄接到中央軍委命令，派他到葉挺部24師71團2營當副官。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麵臨著一個新的轉折點。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徹底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中國共產黨內的統治，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時黨的最主要任務。會後，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回到湖南，領導秋收起義，組建中國工農革命軍。10月，毛澤東率起義軍進駐井岡山茨坪，開始了以井岡山為根據地的“工農武裝割據”。
1927年7月，陶鑄隨葉挺部隊開發至江西九江，進駐南昌時，陶鑄已被任命為二營營部副官，南昌“八一”起義期間，他帶領營部特務連，與二營連指導員蕭克帶領的一個排，負責解決駐守城內程潛部一個團部。
起義勝利後，被任命為二營六連連長，隨葉挺率部經廣昌、瑞金、會昌等地南下，沿途與敵人衝殺，抵潮汕時全連減員一半。離開潮汕，陶鑄率領部隊行至普寧流沙鎮又陷入重圍全軍覆沒。陶鑄突圍至惠來城郊，9月底在甲子鎮化裝，由當地農會護送，於當年陰曆9月底到香港，旋即被英國巡捕房關押，一星期後被引渡到廣州，在廣州市警察局關押審訊20多天。陶鑄在一次被押送到工兵營修路時，乘看管不備逃走。11月初，陶鑄在廣州和黨接上了關係，黨決定派他重新打入張發奎、黃琪翔的警衛團工作，任務是幫助建立主要由工人組成的第三營，並掌握特務連，秘密策劃廣州起義的工作。12月11日，廣州起義。陶鑄掌握的警衛團負責解決駐長堤的張發奎、黃琪翔的總部，陶鑄被任命為起義總部參謀，起義後任參謀長。起義原定12月13日舉行，由於保密不嚴，敵人提前作好準備，起義被迫提前到11日淩晨兩點半。次日起義失敗，起義總部下令撤退。一部分同誌撤到左右江地區，開展農村遊擊戰爭。陶鑄等在越秀山陣地，與總部聯係斷了。敵人又已進到市內，到處是槍聲。陣地團指揮所剩下人數不多，大家商量集合撤退已不可能，相機分散撤退，往沙河方向趕隊伍，但下山即遇見敵軍士兵，陶鑄逃脫了敵人的搜捕，改名換裝，在廣州大東路芳草街一位湖南同鄉家中隱蔽。
陶鑄在廣州同鄉處隱藏了一段時間後，化裝乘火車離開廣州到韶關，然後徒步經樂昌、越九峰，於1928年1月底到祁陽家鄉。不久即找到與陶家有點親戚關係的共產黨員申慶禮的關係，找到了祁陽縣委，縣委派常委李用之與陶鑄談話，縣委決定恢複陶鑄的組織關係，並參加縣委做宣傳工作。縣委書記是鍾德貴（即劉東軒）。由於當時湘南特委的盲動主義，布置湘南總暴動，陶鑄覺得用單純軍事觀點去搞武裝的幹法不是辦法。加之民團的槍未能拖出來，特委又指責祁陽縣委沒有行動，縣委感到不好辦。此時陶鑄回祁陽被敵人知道了，要抓他的風聲越來越緊，行動甚為困難。陶鑄提出離開祁陽。經縣委同意，介紹他到湘南特委另行分配工作。
1928年6月22日，祁陽縣的黨組織遭到突然襲擊，縣委書記劉東軒等六名黨員被捕遇害。當日傍晚，國民黨反動武裝，沿祁山山脈包抄了石洞源，直奔陶鑄老家。敵人未能抓到陶鑄，在陶鑄家裏，翻箱倒櫃，威逼鄉親實行“聯保切結”。陶鑄祖母年66歲，在這場橫禍中驚嚇而死。陶鑄母親董唐姑擦幹眼淚，將祖遺五間住房，賣去三間半，埋葬了祖母，孤苦無依，就離開石洞源祖居之地，投奔女兒月梅家。
陶鑄離開祁陽後，因湖南各地白色恐怖，黨組織不斷遭到破壞，接不上黨的關係，他先後去衡陽、武漢、徐州找黨，最後在北平與黨組織接上關係，接受黨的任務，先後在駐唐山一帶的唐生智舊部做兵運工作，在北平地下黨的領導下做群眾宣傳工作。1929年農曆八九月間，奉調去上海。陶鑄到上海後，中央軍委歐陽欽通知他：中央又派他去紅四軍工作。
這年9月，陶鑄前往紅四軍途中，抵福建廈門。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國民黨反動派正加緊向閩西南紅色根據地發動三省“會剿”，省委急需有作戰經驗的軍事指揮人材。陶鑄一到廈門，福建省軍委負責人王海萍與省委書記羅明通知他：經中央同意，留他在省軍委負責兵運工作，任軍委秘書。
陶鑄在福建接受黨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組織並親自指揮攻打廈門監獄，帶領12名同誌，救出關在獄中的40多名黨團員，我無一傷亡，震動全國。
當時在廈門思明監獄裏關押了40多名“政治犯”，其中有廈門市委書記劉端生，團省委書記陳柏生等黨的重要幹部。福建地下省委決定武裝劫獄，營救這些同誌。陶鑄按照省委的決定，多次化裝深入監獄，對監獄的地形地物、監獄內部情況作了詳細的調查。
1930年3月，中共福建省委經過多次精密研究，決定由省委書記羅明、軍委書記王海萍、組織部長謝漢秋、軍委秘書陶鑄、團省委書記王德組成五人破獄委員會，委員會負責規劃破獄的一切工作。陶鑄要求這次破獄，戰略戰術要求速戰速決。陶鑄還就劫獄路線、接應地點，作了周密布置。
擔任破獄第一線總指揮的陶鑄，沉著地將武裝隊組成內隊和外隊，陶鑄帶領外隊。外隊一共五人，當他們衝進大門時，正在吃早飯的警備隊長剛剛從邊門探出頭來吆喝“幹什麽？”話音未落，陶鑄眼明手快，立即打出一梭子彈擊倒警備隊長和一個隊員。此時，牢裏的40多位同誌，聽從武裝隊的指揮，一個緊跟一個，快步衝進了縣政府的大門。獄中的戰友全部衝出看守所。早就散布在縣政府門口的接應隊同誌。每人帶三五個出獄同誌，引路趕往船隻停靠的口岸，同安縣委書記許宗英站在堤岸上，指揮出獄同誌分兩邊上船。僅用10分鍾，出獄的40多位同誌全部上了船，立即揚帆開船，駛往同安。
1930年6月，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統治了全黨，根據這一錯誤方針，剛剛發展起來的福建地區的革命武裝力量，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冒險向敵人強大的廣東東江地區出擊，以實現所謂“閩粵桂三省總暴動”。為此，革命力量再次受到嚴重挫折，福建地區的黨組織，受到嚴重的破壞。在這種情況下，1930年冬，陶鑄受命到漳州重建中共閩南特委，任閩南特委書記，陶鑄通過廈門一位姓林的黨員的哥哥林惠柏在漳州一個中學任教的關係，寄居在漳州南山寺。南山寺有個叫蕭達如的和尚，也是湖南人，同情革命，經過了解考察，陶鑄在這位名叫蕭達如的和尚幫助下，即把中共閩南特委機關安在這“終日念經誦佛，與世無爭，但求正果”的佛廟裏。陶鑄任閩南特委書記期間，經常化裝成南山寺的和尚外出活動。
1956年，陶鑄重訪漳州南山寺時，寫下五言詩一首，回首30年前在南山寺的這段傳奇式的革命經曆，表達對革命戰友的深情懷念：
南江古寺規模在，
含笑依然花滿枝。
鬢白重來千百感，
江山嫵媚故人稀。
1930年12月13日深夜，陶鑄親自主持組建的由南鄉、北鄉20多位農民組成的閩南紅軍遊擊隊第一支隊，在漳州南鄉一個村莊的祠堂裏宣布正式成立，王占春為支隊長，李金發任政委，陶鑄代表特委隨軍行動。在支隊成立會上，陶鑄根據他到漳州後調查到的情況，向遊擊隊隊員分析了全國和閩南的鬥爭形勢，總結了前一階段武裝鬥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今後的任務是“立即開展遊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武裝保護閩南，準備成立漳州蘇維埃政府”。隨後，陶鑄指揮支隊武裝襲擊了龍虎庵鄉公所，繳獲了20多條民團的槍，鎮壓了最壞的敵探、狗腿、地主，狠刹了民團的凶焰，遊擊隊的士氣大振，閩南各地農民運動又活躍起來。陶鑄堅定執行黨中央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方針，打開了閩南地區的革命新局麵。
1931年12月，陶鑄調回廈門任中共廈門中心市委組織部長。翌年初，調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書記，負責閩東北一帶的革命鬥爭。
1932年，陶鑄和曾誌結婚。時陶鑄24歲，曾誌22歲。此時陶鑄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書記，曾誌任福州中心市委秘書長。
秋來風雨費吟哦，鐵屋如灰黑犬多。
國未滅亡人半死，家無消息夢常過。
攘外空談稱絕學，殘民工計導先河。
我欲問天何聵聵，漫憑熱淚哭施羅。
這首詩是陶鑄1935年在南京軍人監獄的牢房裏，為悼念鄧中夏和羅登賢兩位革命誌士寫的悼亡詩。表現了陶鑄身陷囹圄，對革命堅定不移的信念。
陶鑄是1933年3月，奉上海的黨中央局調令來上海。到上海不久即被叛徒王善堂出賣被捕，先關押在上海公安局，後轉押南京中央陸軍監獄，被判處無期徒刑。在被關禁近五年的時間裏，陶鑄在獄中始終鬥誌昂揚，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在敵人的威脅利誘麵前堅貞不屈的革命氣概。國民黨的法官審訊他的時候問他：“你信仰什麽？”
陶鑄在敵人森嚴的法庭上昂然回答：“我信仰共產主義。”
法官又問：“放你出去，你可相信三民主義？”
陶鑄斬釘截鐵地對國民黨的法官說：“不。我不騙你，你放了我，我也不相信三民主義。信仰是不可以隨意改變的。”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6）
他在國民黨中央軍隊監獄服刑期間，與同獄的共產黨員蕭桂昌、喻屏、趙希愚等秘密成立黨支部，團結難友，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為反抗敵人的壓迫，爭取改善生活待遇，進行合法鬥爭。因此，常犯“獄規”，而受到懲處。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黨中央發表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釋放政治犯，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張，經周恩來與葉劍英和國民黨政府多方交涉，始營救出獄。9月26日，葉劍英派黃文傑代表八路軍辦事處，到中央軍人監獄接陶鑄出獄。同時營救出獄的還有趙希愚、蕭桂昌、顧玉良、周雲德、陳曾因、曹瑛等共七人。出獄的當天，他們七人合拍了一張照片，陶鑄還在照片上題詞“百戰歸來認此身”，以表獄中鬥爭的勝利。並作題照詩一首，作為與出獄難友紀念：
五年獄裏艱辛過，
一笑昂然對鏡頭。
珍重此身須記取，
階級仇恨尚深留。
在獄中五年多的時間裏，陶鑄刻苦學習，閱讀了《史記》《昭明文選》《古文觀止》等中國古典作品以及《東方雜誌》《國聞周報》等報刊，抓緊獄中時間，係統地研究政治、經濟、曆史、文藝等理論，並對馬恩著作進行了深入地鑽研。陶鑄原本沒有上過幾年學，從事革命後，更無暇讀書，出獄後，他感慨地說：“我的四年大學是在監獄裏上的。”後來有人問他：是什麽學校畢業的？陶鑄爽朗地回答說：“我是監獄大學畢業的。”
遙望延城光萬丈
過沔上謁武侯祠
沔上巍峨此廟祠，
才高管樂命何之。
車行風雨催人急，
何必低徊兩出師。
過留壩謁留侯廟
停車閑步瞻遺容，
敢效亡秦抒所衷。
遙望延城光萬丈，
輪聲欲起夕陽紅。
這是1940年3月，陶鑄被選為出席黨的“七大”代表，離開鄂中敵後遊擊區，赴延安途中，路過陝西沔陽、留壩時，參觀蜀漢丞相諸葛亮的武侯祠和西漢開國名臣張良的留侯廟時，寫下的兩首七絕詩篇。這兩首詩都是采用借古抒懷的藝術手法，表達了一位長期堅持敵後鬥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對奔赴久已向往的黨中央所在地的迫切心情，抒發了這位曆經考驗的共產主義忠誠戰士對抗日大業的堅定信念與抱負。
陶鑄是從鄂中到宜昌，乘船到達重慶的。在此之前，陶鑄出獄後，黨中央分配他到董必武領導下的湖北省委工作，任省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為推動黨抗日統一戰線的實施，為訓練敵後遊擊戰爭的骨幹，為建立鄂中黨的組織，做了大量工作。現在他又來到重慶，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以少校副官的名義，經西安赴延安的。由於時局的變化，到達延安後才被告知，黨的“七大”延期召開。當時陶鑄是出席“七大”的華中代表團代表，華中代表團的團長是陳毅。因“七大”暫不召開，1941年春末，調中央辦公廳黨務材料室任副主任，整理“六大”以來黨的曆史資料，負責軍事文獻資料編纂及研究根據地的一些政策問題。研究室主任為王首道。
1942年到1943年，陶鑄參加了延安的整風運動。陶鑄和其他一些同誌一起，參與編寫了《六大以前黨的曆史材料》和《六大以來黨的曆史材料》這兩套黨內曆史文獻，用大量的曆史事實證明毛澤東路線的正確，批判了王明的錯誤路線。
1941年4月4日，陶鑄和曾誌惟一的女兒在延安出生了。為了紀念革命者日夜向往的革命聖地，特給女兒取名亮亮（陶斯亮）。
陶鑄問：“這仇怎麽報？”
申老師對他說：“現在我就教給你本領。”
陶鑄又問：“先學哪些本事？”
申老師說：“多看書，精通兵法。”
陶鑄又緊跟著問：“是哪些書呢？”
申老師告訴他：“《水滸》《三國演義》《薛剛反唐》，遠至寫陳勝、吳廣，近到洪秀全等這些書都可以看。”
第二天深夜12點，申暄起床去給陶鑄蓋被子，掀開帳子一看，人沒有了。最後在學校附近一間小屋裏發現了陶鑄，他正伏在一盞菜油燈下看《三國演義》。申老師伸出大拇指說：“好伢子，真有骨氣。”
陶鑄的母親不願多給申老師增添負擔，隻念了半年書，便令他輟學回家。1921年3月，剛滿13歲的陶鑄，就告別了祖母、母親，跟著姨外婆離開祁陽，到武昌白沙洲和安徽蕪湖，連續三年，在同族陶瑞卿經營的“瑞森祥木記”排上當學徒，學習記數碼，做些招待客商的雜役。瑞卿號的賬房先生，見陶鑄非常好學，每當工作之餘，總是手不釋卷，刻苦自學，便利用晚間，教他詩詞和古文書法。陶鑄又等於半工半讀了三年。同時陶鑄姨外婆家裏，也珍藏著許多書籍，如：《洪楊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西遊記》《紅樓夢》，唐詩，宋詞等書都拿來認真閱讀。1925年，“瑞森祥木記”虧本倒閉，陶鑄隨著陶瑞卿一起回到武昌白沙洲，經陶瑞卿介紹，去漢陽鸚鵡洲，在竹木匣金局當錄事，負責開大票，每月工資，隻夠糊口。自幼好學的陶鑄，在武昌、蕪湖的三年學徒雜役生涯中，從報章雜誌上，開始接觸了新事物，認識生活，認識社會。“五四”運動的爆發，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在他麵前，展開了新的視野。在竹木匣金局隻幹了幾個月，就在同鄉友人的資助下，奔向大革命的廣州，揭開了他革命光輝曆程的第一頁。
陶鑄在蕪湖認識了一位叫劉嘉溥的祁陽老鄉。他見陶鑄勤學好問，有見地，不平凡，就對他說：“你不是做生意的材料，最好是去報考黃埔軍校，會有前途的。如沒盤纏，我可以資助你。”1925年秋末，陶鑄在他四叔的同窗好友、黃埔軍校畢業的蔣伏生、傅國期（黃埔三期畢業）的幫助下經上海轉赴廣東，劉嘉溥特地送給陶鑄18塊現大洋做路費。到廣州後，因黃埔軍校尚未招生，乃經蔣伏生介紹到一軍一師教導二團二營當司書。1926年黃埔軍校第五期招生，便被保送入軍校為第五期入伍生，陶鑄在入伍生中積極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各種活動，經常看共產黨書刊。當時周恩來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有一次進行沙盤作業，陶鑄與擔任此課程的教官發生了爭執，當時雖被勒令退出教室，事後那教官卻對別人說：“陶鑄這個學員不簡單，敢對我指揮打仗提出意見，將來是個將才。”此後不久，當年18歲的陶鑄，便由趙世嘉（江西人）、陳葆華（黃岡人）、詹不言（浙江人）介紹，在黃埔軍校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陶鑄入黨之後，在軍校刻苦學習軍事技術，1926年6月至9月，在軍校第五期入伍生班受士兵訓練4個月，10月升入軍官班，編入第一學生總隊第三大隊第十二區隊。就在這一年，即1926年7月1日，廣東國民政府發布了《北伐宣言》。
1927年3月，黃埔軍校內部的氣氛還很平靜。“四·一二”政變前，軍校內部的形勢，就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廣州的反動氣焰，日益囂張，共產黨人蕭楚女在一次報告中，列舉蔣介石倒行逆施的種種事實，氣憤地提出：蔣介石是新軍閥。
黨的特別黨部執委會決定派軍校黨組織負責人和學生代表陶鑄、陳葆華、高仰之等20人組成控訴蔣、李反革命行為代表團，向武漢國民黨政府控訴，要求製止廣州的反革命活動。陶鑄等換上服裝，乘船到上海，轉乘一隻英國船前往武漢。
陶鑄到達上海時，蔣介石已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陶鑄從上海抵達武漢不久，就被黨分配到湖北農民協會。黨正擬派陶鑄去鄂東，組織農民自衛軍，這時湖北地主豪紳走卒、原武漢政府所轄獨立十四師師長夏鬥寅率部叛變，黨采取緊急措施，命令葉挺率部討伐，經英勇反擊，打退了夏鬥寅潛襲武漢的反革命陰謀。這時陶鑄接到中央軍委命令，派他到葉挺部24師71團2營當副官。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的革命鬥爭，麵臨著一個新的轉折點。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漢召開緊急會議，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徹底結束了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在中國共產黨內的統治，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並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時黨的最主要任務。會後，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回到湖南，領導秋收起義，組建中國工農革命軍。10月，毛澤東率起義軍進駐井岡山茨坪，開始了以井岡山為根據地的“工農武裝割據”。
1927年7月，陶鑄隨葉挺部隊開發至江西九江，進駐南昌時，陶鑄已被任命為二營營部副官，南昌“八一”起義期間，他帶領營部特務連，與二營連指導員蕭克帶領的一個排，負責解決駐守城內程潛部一個團部。
起義勝利後，被任命為二營六連連長，隨葉挺率部經廣昌、瑞金、會昌等地南下，沿途與敵人衝殺，抵潮汕時全連減員一半。離開潮汕，陶鑄率領部隊行至普寧流沙鎮又陷入重圍全軍覆沒。陶鑄突圍至惠來城郊，9月底在甲子鎮化裝，由當地農會護送，於當年陰曆9月底到香港，旋即被英國巡捕房關押，一星期後被引渡到廣州，在廣州市警察局關押審訊20多天。陶鑄在一次被押送到工兵營修路時，乘看管不備逃走。11月初，陶鑄在廣州和黨接上了關係，黨決定派他重新打入張發奎、黃琪翔的警衛團工作，任務是幫助建立主要由工人組成的第三營，並掌握特務連，秘密策劃廣州起義的工作。12月11日，廣州起義。陶鑄掌握的警衛團負責解決駐長堤的張發奎、黃琪翔的總部，陶鑄被任命為起義總部參謀，起義後任參謀長。起義原定12月13日舉行，由於保密不嚴，敵人提前作好準備，起義被迫提前到11日淩晨兩點半。次日起義失敗，起義總部下令撤退。一部分同誌撤到左右江地區，開展農村遊擊戰爭。陶鑄等在越秀山陣地，與總部聯係斷了。敵人又已進到市內，到處是槍聲。陣地團指揮所剩下人數不多，大家商量集合撤退已不可能，相機分散撤退，往沙河方向趕隊伍，但下山即遇見敵軍士兵，陶鑄逃脫了敵人的搜捕，改名換裝，在廣州大東路芳草街一位湖南同鄉家中隱蔽。
陶鑄在廣州同鄉處隱藏了一段時間後，化裝乘火車離開廣州到韶關，然後徒步經樂昌、越九峰，於1928年1月底到祁陽家鄉。不久即找到與陶家有點親戚關係的共產黨員申慶禮的關係，找到了祁陽縣委，縣委派常委李用之與陶鑄談話，縣委決定恢複陶鑄的組織關係，並參加縣委做宣傳工作。縣委書記是鍾德貴（即劉東軒）。由於當時湘南特委的盲動主義，布置湘南總暴動，陶鑄覺得用單純軍事觀點去搞武裝的幹法不是辦法。加之民團的槍未能拖出來，特委又指責祁陽縣委沒有行動，縣委感到不好辦。此時陶鑄回祁陽被敵人知道了，要抓他的風聲越來越緊，行動甚為困難。陶鑄提出離開祁陽。經縣委同意，介紹他到湘南特委另行分配工作。
1928年6月22日，祁陽縣的黨組織遭到突然襲擊，縣委書記劉東軒等六名黨員被捕遇害。當日傍晚，國民黨反動武裝，沿祁山山脈包抄了石洞源，直奔陶鑄老家。敵人未能抓到陶鑄，在陶鑄家裏，翻箱倒櫃，威逼鄉親實行“聯保切結”。陶鑄祖母年66歲，在這場橫禍中驚嚇而死。陶鑄母親董唐姑擦幹眼淚，將祖遺五間住房，賣去三間半，埋葬了祖母，孤苦無依，就離開石洞源祖居之地，投奔女兒月梅家。
陶鑄離開祁陽後，因湖南各地白色恐怖，黨組織不斷遭到破壞，接不上黨的關係，他先後去衡陽、武漢、徐州找黨，最後在北平與黨組織接上關係，接受黨的任務，先後在駐唐山一帶的唐生智舊部做兵運工作，在北平地下黨的領導下做群眾宣傳工作。1929年農曆八九月間，奉調去上海。陶鑄到上海後，中央軍委歐陽欽通知他：中央又派他去紅四軍工作。
這年9月，陶鑄前往紅四軍途中，抵福建廈門。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國民黨反動派正加緊向閩西南紅色根據地發動三省“會剿”，省委急需有作戰經驗的軍事指揮人材。陶鑄一到廈門，福建省軍委負責人王海萍與省委書記羅明通知他：經中央同意，留他在省軍委負責兵運工作，任軍委秘書。
陶鑄在福建接受黨的第一項工作，就是組織並親自指揮攻打廈門監獄，帶領12名同誌，救出關在獄中的40多名黨團員，我無一傷亡，震動全國。
當時在廈門思明監獄裏關押了40多名“政治犯”，其中有廈門市委書記劉端生，團省委書記陳柏生等黨的重要幹部。福建地下省委決定武裝劫獄，營救這些同誌。陶鑄按照省委的決定，多次化裝深入監獄，對監獄的地形地物、監獄內部情況作了詳細的調查。
1930年3月，中共福建省委經過多次精密研究，決定由省委書記羅明、軍委書記王海萍、組織部長謝漢秋、軍委秘書陶鑄、團省委書記王德組成五人破獄委員會，委員會負責規劃破獄的一切工作。陶鑄要求這次破獄，戰略戰術要求速戰速決。陶鑄還就劫獄路線、接應地點，作了周密布置。
擔任破獄第一線總指揮的陶鑄，沉著地將武裝隊組成內隊和外隊，陶鑄帶領外隊。外隊一共五人，當他們衝進大門時，正在吃早飯的警備隊長剛剛從邊門探出頭來吆喝“幹什麽？”話音未落，陶鑄眼明手快，立即打出一梭子彈擊倒警備隊長和一個隊員。此時，牢裏的40多位同誌，聽從武裝隊的指揮，一個緊跟一個，快步衝進了縣政府的大門。獄中的戰友全部衝出看守所。早就散布在縣政府門口的接應隊同誌。每人帶三五個出獄同誌，引路趕往船隻停靠的口岸，同安縣委書記許宗英站在堤岸上，指揮出獄同誌分兩邊上船。僅用10分鍾，出獄的40多位同誌全部上了船，立即揚帆開船，駛往同安。
1930年6月，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統治了全黨，根據這一錯誤方針，剛剛發展起來的福建地區的革命武裝力量，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冒險向敵人強大的廣東東江地區出擊，以實現所謂“閩粵桂三省總暴動”。為此，革命力量再次受到嚴重挫折，福建地區的黨組織，受到嚴重的破壞。在這種情況下，1930年冬，陶鑄受命到漳州重建中共閩南特委，任閩南特委書記，陶鑄通過廈門一位姓林的黨員的哥哥林惠柏在漳州一個中學任教的關係，寄居在漳州南山寺。南山寺有個叫蕭達如的和尚，也是湖南人，同情革命，經過了解考察，陶鑄在這位名叫蕭達如的和尚幫助下，即把中共閩南特委機關安在這“終日念經誦佛，與世無爭，但求正果”的佛廟裏。陶鑄任閩南特委書記期間，經常化裝成南山寺的和尚外出活動。
1956年，陶鑄重訪漳州南山寺時，寫下五言詩一首，回首30年前在南山寺的這段傳奇式的革命經曆，表達對革命戰友的深情懷念：
南江古寺規模在，
含笑依然花滿枝。
鬢白重來千百感，
江山嫵媚故人稀。
1930年12月13日深夜，陶鑄親自主持組建的由南鄉、北鄉20多位農民組成的閩南紅軍遊擊隊第一支隊，在漳州南鄉一個村莊的祠堂裏宣布正式成立，王占春為支隊長，李金發任政委，陶鑄代表特委隨軍行動。在支隊成立會上，陶鑄根據他到漳州後調查到的情況，向遊擊隊隊員分析了全國和閩南的鬥爭形勢，總結了前一階段武裝鬥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今後的任務是“立即開展遊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武裝保護閩南，準備成立漳州蘇維埃政府”。隨後，陶鑄指揮支隊武裝襲擊了龍虎庵鄉公所，繳獲了20多條民團的槍，鎮壓了最壞的敵探、狗腿、地主，狠刹了民團的凶焰，遊擊隊的士氣大振，閩南各地農民運動又活躍起來。陶鑄堅定執行黨中央武裝奪取政權的正確方針，打開了閩南地區的革命新局麵。
1931年12月，陶鑄調回廈門任中共廈門中心市委組織部長。翌年初，調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書記，負責閩東北一帶的革命鬥爭。
1932年，陶鑄和曾誌結婚。時陶鑄24歲，曾誌22歲。此時陶鑄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書記，曾誌任福州中心市委秘書長。
秋來風雨費吟哦，鐵屋如灰黑犬多。
國未滅亡人半死，家無消息夢常過。
攘外空談稱絕學，殘民工計導先河。
我欲問天何聵聵，漫憑熱淚哭施羅。
這首詩是陶鑄1935年在南京軍人監獄的牢房裏，為悼念鄧中夏和羅登賢兩位革命誌士寫的悼亡詩。表現了陶鑄身陷囹圄，對革命堅定不移的信念。
陶鑄是1933年3月，奉上海的黨中央局調令來上海。到上海不久即被叛徒王善堂出賣被捕，先關押在上海公安局，後轉押南京中央陸軍監獄，被判處無期徒刑。在被關禁近五年的時間裏，陶鑄在獄中始終鬥誌昂揚，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在敵人的威脅利誘麵前堅貞不屈的革命氣概。國民黨的法官審訊他的時候問他：“你信仰什麽？”
陶鑄在敵人森嚴的法庭上昂然回答：“我信仰共產主義。”
法官又問：“放你出去，你可相信三民主義？”
陶鑄斬釘截鐵地對國民黨的法官說：“不。我不騙你，你放了我，我也不相信三民主義。信仰是不可以隨意改變的。”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6）
他在國民黨中央軍隊監獄服刑期間，與同獄的共產黨員蕭桂昌、喻屏、趙希愚等秘密成立黨支部，團結難友，開展思想政治工作，為反抗敵人的壓迫，爭取改善生活待遇，進行合法鬥爭。因此，常犯“獄規”，而受到懲處。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黨中央發表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釋放政治犯，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張，經周恩來與葉劍英和國民黨政府多方交涉，始營救出獄。9月26日，葉劍英派黃文傑代表八路軍辦事處，到中央軍人監獄接陶鑄出獄。同時營救出獄的還有趙希愚、蕭桂昌、顧玉良、周雲德、陳曾因、曹瑛等共七人。出獄的當天，他們七人合拍了一張照片，陶鑄還在照片上題詞“百戰歸來認此身”，以表獄中鬥爭的勝利。並作題照詩一首，作為與出獄難友紀念：
五年獄裏艱辛過，
一笑昂然對鏡頭。
珍重此身須記取，
階級仇恨尚深留。
在獄中五年多的時間裏，陶鑄刻苦學習，閱讀了《史記》《昭明文選》《古文觀止》等中國古典作品以及《東方雜誌》《國聞周報》等報刊，抓緊獄中時間，係統地研究政治、經濟、曆史、文藝等理論，並對馬恩著作進行了深入地鑽研。陶鑄原本沒有上過幾年學，從事革命後，更無暇讀書，出獄後，他感慨地說：“我的四年大學是在監獄裏上的。”後來有人問他：是什麽學校畢業的？陶鑄爽朗地回答說：“我是監獄大學畢業的。”
遙望延城光萬丈
過沔上謁武侯祠
沔上巍峨此廟祠，
才高管樂命何之。
車行風雨催人急，
何必低徊兩出師。
過留壩謁留侯廟
停車閑步瞻遺容，
敢效亡秦抒所衷。
遙望延城光萬丈，
輪聲欲起夕陽紅。
這是1940年3月，陶鑄被選為出席黨的“七大”代表，離開鄂中敵後遊擊區，赴延安途中，路過陝西沔陽、留壩時，參觀蜀漢丞相諸葛亮的武侯祠和西漢開國名臣張良的留侯廟時，寫下的兩首七絕詩篇。這兩首詩都是采用借古抒懷的藝術手法，表達了一位長期堅持敵後鬥爭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對奔赴久已向往的黨中央所在地的迫切心情，抒發了這位曆經考驗的共產主義忠誠戰士對抗日大業的堅定信念與抱負。
陶鑄是從鄂中到宜昌，乘船到達重慶的。在此之前，陶鑄出獄後，黨中央分配他到董必武領導下的湖北省委工作，任省委副書記兼宣傳部長，為推動黨抗日統一戰線的實施，為訓練敵後遊擊戰爭的骨幹，為建立鄂中黨的組織，做了大量工作。現在他又來到重慶，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以少校副官的名義，經西安赴延安的。由於時局的變化，到達延安後才被告知，黨的“七大”延期召開。當時陶鑄是出席“七大”的華中代表團代表，華中代表團的團長是陳毅。因“七大”暫不召開，1941年春末，調中央辦公廳黨務材料室任副主任，整理“六大”以來黨的曆史資料，負責軍事文獻資料編纂及研究根據地的一些政策問題。研究室主任為王首道。
1942年到1943年，陶鑄參加了延安的整風運動。陶鑄和其他一些同誌一起，參與編寫了《六大以前黨的曆史材料》和《六大以來黨的曆史材料》這兩套黨內曆史文獻，用大量的曆史事實證明毛澤東路線的正確，批判了王明的錯誤路線。
1941年4月4日，陶鑄和曾誌惟一的女兒在延安出生了。為了紀念革命者日夜向往的革命聖地，特給女兒取名亮亮（陶斯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