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3章 陶鑄“喬遷”中南海！兩軍對壘懷仁堂(3)
他用手絹擦著嘴，不慌不忙地說：“形勢很好，鬥爭還很激烈。聶元梓的大字報廣播以後，成千上萬革命群眾湧到北大去聲援。北京50多所大專院校和部分中學的師生都起來了，集中火力鬥爭那些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
康生的口氣很大，自露權威性。聶元梓的大字報是他通過老婆曹軼歐私下授意寫出來的，又是他將大字報底稿直接轉給了毛澤東。
“這樣一哄而起，不管好壞，亂鬥一氣，會不會把陣營搞亂了？”陶鑄不無憂慮。
“群眾運動。”康生講得輕鬆自然，“哪個好哪個壞我們不了解，那裏的群眾最了解。要相信群眾麽。”
“黨委呢？黨委在幹什麽？”
“癱瘓了，有的半癱瘓。”
“沒有黨的領導怎麽行？”陶鑄開始衝動：“誰說了算？”
“《五一六通知》裏講了，混進黨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有些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
“那畢竟是少數。主席曆來是講兩個95%。”陶鑄輕輕敲擊桌麵，“而且我是講黨委，是各級黨組織。”
陳伯達插一句：“這個時候不能黨委說了算，搞的就是混進黨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怪事！”陶鑄衝動之後開始發作：“共產黨的天下卻不讓共產黨當家，你想讓誰當？”
康生擺手，他知道陶鑄的性子。這頭牛“橫衝直撞”，他可不是隻會頂劉少奇。
陳伯達便憋一口氣不再作聲。
陶鑄也平靜一下情緒。畢竟剛到中央，以後還要共事。但他心裏話從來咽不回去，結果隻是放低了一些聲音，繼續把想法說完：“北大不是派了工作組嗎？在北大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保證黨的領導，這辦法還是可行的麽。”
“派工作組不是好辦法。”陳伯達搖頭，“束縛群眾手腳，不利於運動。”
“派工作組是我黨多年來的成功經驗之一！”陶鑄終歸是膽汁型，聲音和手勢又激烈起來，“‘四清’就是派工作組，是中央批準，毛主席批準了的！”
康生擺手，息事寧人地說：“北京新市委今天開始向大專院校派少數試行工作組了，運動剛開始，這才走到哪一步？慢慢看麽。”
“我是堅決主張派工作組的！”陶鑄掄一下胳膊，算是明確了態度。
陳伯達麵有慍色，卻也不再吱聲。
陶鑄的激烈態度使他有些心虛。雖然他不乏接近毛澤東的機會，但別人也有接近的機會。運動剛起來，形勢不明朗。毛澤東講話有時很含蓄，不好揣摩。當初《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他就沒有揣摩清底細，告訴天津等地的朋友：“不要轉印，還不清楚來頭。”
陳伯達本是原則不多，機敏在於善觀源頭。如今陶鑄態度敢如此強硬，怕不是有了什麽來頭……
於是，一場爭論便這樣不了了之。陶鑄送客時，雙方都恢複了平靜，恢複了禮貌。
警衛曾雲是這樣描述的：
陶鑄送客，已經看不出是吵過架的。雙方都是很客氣，很禮貌，都有了笑臉。但是陶鑄不像以往那樣豪爽地笑，而是客客氣氣地謙讓地笑。後來陶鑄也去回拜了陳、康兩個人。我的感覺是禮節性的。他們都住在釣魚台，但從沒一起散過步，沒在一起吃過飯。除了共事的工作關係，始終沒有建立起任何友誼或者私人關係……
以後，陶鑄先後去看望了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朱德、林彪、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陳毅等等老同誌。
陶鑄上任4天，6月9日就飛往杭州參加毛澤東召開的一個會議。會議著重討論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組的問題。飛機離地時，陶鑄對此行將獲得“真經”是堅信不疑的。
一P股坐在劉鄧一邊
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這次會議，多數與會者都是帶著迷惑不安的心情。
特別是主持工作的劉少奇，他在匯報北京的形勢時，那種沉重不安的心情任何人都不難看出，盡管他以沉著、鎮定、冷靜而著稱。
劉少奇沉重地匯報說，北京各大專院校的黨委領導人被揪、被鬥，黨委都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北京新市委為了穩定學校秩序，仿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組的做法，從6月4日開始，向北京大專院校派了少數試行工作組。現在許多學校的學生紛紛湧向黨中央、國務院和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組進駐學校……
毛澤東對於“天下大亂”從來不皺眉，輕鬆地將手一拂，毫無擔憂地說：“可以不派嘛，亂就亂他一陣子。”
陳伯達充了氣似的猛一聳身：“我是提議不要派工作組的。相信群眾，這是馬克思主義，還是不要派。”
陶鑄臉孔泛起紅暈。在毛澤東麵前他不會“橫衝直撞”，但也發表了意見：“我是積極主張派工作組的。我們做實際工作的都懂得，派駐工作組這是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成功經驗之一。從土地革命時期到全國土改到‘四清’，這是實踐證明過的。”
會議出現兩種意見，多數同誌主張派工作組。當然，最後要由黨的主席說了算。多少年來已經是這樣。
陶鑄望著毛澤東，他相信毛澤東講“亂就亂他一陣子”，並非真不要黨的領導，這正反映出無產階級領袖的大無畏氣魄，也隻有毛澤東才能說出這樣有性格有氣魄的話。但在實際工作中，決不能沒有黨的領導。毛澤東講過：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隻是聽兩種意見的爭論，並不明確表態，臉上一副凝重的若有所思的神情。
他在想什麽？與會者心裏都沒底。
也許，毛澤東的思想已經飛上育王山。
育王山又名育龍山，坐落在西湖和錢塘江之間。據說山頂福星觀裏的簽，抽來極靈驗。山腰有紫來洞，洞前可以俯瞰南宋皇帝的八卦田。
不過，那天毛澤東看到的不是八卦田，而是一場大火。那是山下的茅屋，甚至隻是茅草和席子搭成的茅棚。那火燒得突然猛烈，竟沒人救。
其實救也救不及，茅草葦席燒起來還不是眨眼的事？救火徒為勞民傷神。
毛澤東望著火，脫口一聲：“燒得好！”
工作人員不解：“失火了怎麽還叫好？”
“就是叫好。”毛澤東指那茅屋：“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燒光了他就蓋瓦房了，不燒他就還在茅屋裏湊合過。”
這固然是“不破不立”的思想。
可是，工作人員又產生新的疑問：“他們是蓋不起瓦房才住茅屋的呀；有茅屋蓋不起瓦房，沒有茅屋就一定能蓋起瓦房？蓋不起瓦房的連茅屋也沒得住了。”
毛澤東一怔，望著那火焰陷入沉思。片刻，小聲喃喃：“是啊，也可能是蓋不起。那怎麽辦呢……”
無論怎樣說，毛澤東對他不滿意的東西總想破字當頭；茅屋是這樣，黨組織和國家機關也是這樣，哪怕是他自己親手締造的。
也許，他的思想又飛到了延安？
這段時間他一直住在杭州西湖丁家山前的水竹居。這裏原為晚清劉學詢別墅，俗稱劉莊。背山瀕水，環境幽靜，樓台水榭，室內陳設古樸典雅。但他始終不忘延安的寶塔山和泥土味十足的窯洞。當他憑窗而立，久久一動不動時，他一定想起了延安的故事。
那是1945年7月3日，來延安訪問的黃炎培先生，與毛澤東秉燭夜談。
毛澤東問：“黃先生這次來延安感想如何？”
黃炎培侃侃而言：“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悖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曆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凝思片刻，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20年過去了，毛澤東不曾忘記黃炎培的話。那老先生是有見地的。當初抗美援朝，就是那老先生出來提意見，才使毛澤東豁然將“支援軍”改作“誌願軍”的。
如今也是，“環境漸漸好轉”，有的“自然地惰性發作”，若不早抓，“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
曆朝曆代多少“政怠宦成”，斯大林便是“人亡政息”。毛澤東決不能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怎麽辦？
毛澤東講過：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過去搞過許多政治運動，都是自上而下，沒有根本解決他認為的問題。看來要變一變，要變為自下而上，要搞大民主。
從邏輯上講，從後來事物的發展分析，毛澤東是會這樣想。
各種意見都發表過了，民主之後就是統一。毛澤東最後表態說：“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
毛澤東的最終目的是發動群眾搞大民主。派不派工作組隻是形式。這個形式也許可以用，但更多的可能是不利於發動群眾搞大民主，所以毛澤東如是說。
劉少奇不無憂慮地請求說：“北京大、中學校的混亂局麵，我們確實心裏沒數。不知運動下步怎麽搞？希望主席能盡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澤東吸著煙，略作思考後說：“暫時我還不準備回去。運動中的問題你們相機處理吧。”
劉少奇、鄧小平趕回北京，立刻召集有各部委負責人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陶鑄趕到會場，陳伯達友好地向他招手。如果說陶鑄原來不知道毛澤東的態度，堅決主張派工作組，那麽，現在毛澤東的意見傾向該是不難看出了，陳伯達相信陶鑄會有個變化。
確實，陶鑄還不曾幹任何違背毛澤東意圖的事。
陶鑄朝陳伯達禮貌地點點頭，但是沒有坐過去。而是在他的斜對麵，在所謂“劉鄧的人”中，一P股坐下去了。
陳伯達若無其事，也許這就叫宿怨？
陶鑄向主持會議的少奇同誌點頭致意。曆史上，他朝陳伯達放過一炮，朝劉少奇放過三炮。但這一次，他坐在陳伯達對麵，向劉少奇致意。於是，陳伯達有些變色：看來不是宿怨。
理性世界在不斷創造出必然性事物。
毛澤東並沒有明確說不許派工作組，那麽，決定陶鑄態度的便隻剩一條：按照幾十年來所信奉的一切最神聖的原則去思考問題；按照自己對運動的思考和理解去行動。
在派工作組問題上，陶鑄堅持一P股坐在了劉、鄧一邊：“沒有工作組不行。學校黨委不起作用了，誰來代替黨的領導？工作組就代表黨的領導。”
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必須派工作組。最後會議決定：哪裏出事，哪裏派人去。派工作組要快，要像消防隊救火一樣快。
會後，劉少奇把派工作組的決定電告毛澤東。毛澤東回複同意。
那時說到形勢，總愛講“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中國在亂，世界也在亂。習慣的說法是“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
50天的日子，陶鑄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是在緊張、激動、亢奮而又焦慮、不安、疲勞中度過。
紅旗車剛停穩，等候在9號樓前的陶鑄便迎上去。他看到衛士小張從前門下來，迅速打開後門。
車裏鑽出周恩來。
陶鑄緊走一步握住周恩來的手：“總理。”
“和越南同誌談話，拖了幾分鍾。”周恩來說著便朝樓裏走。
奇怪的是，當你握住周恩來的手，聽到他的聲音時，心理就會發生一種微妙的變化。焦躁會變得平靜，不安會變成坦然。陶鑄像獲得休息一般，鬆了一口氣，隨周恩來進了樓。
“胡主席近來好吧？”陶鑄關心地問。
“很好。”周恩來笑著說，“你們是好朋友麽。”
在客廳裏坐下，陶鑄皺眉道：“聽說文化革命已經開始涉及國外，特別是東南亞。”“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能強加於人。”周恩來揭開茶杯蓋，吸吮，他很注意第一口茶。他向許多人介紹經驗：“茶水就是第一杯揭蓋的時候最香；香氣四溢，不能浪費。”
“越南黨內的事情，有些也複雜。”陶鑄感慨。
“所以我們做什麽事情，一定要有全局觀念。”周恩來放下茶杯，意味深長地說：“事情複雜，我們的頭腦就不能簡單。”
陶鑄像學生一樣細細品味這話。他剛到中央，便深深感覺到事情的複雜。而他的脾性，在複雜麵前有時總是過於簡單。就比如對胡誌明的那件事……
專機在機場徐徐降落，轟鳴著滑行到候機樓前。
陶鑄率地方黨政軍負責人朝飛機走去。
艙門打開，胡誌明主席將身體探出招手，邊招手邊走出艙門，臉上掛著微笑走下舷梯。那個年代，這張剛毅而又慈祥的麵孔，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熟悉，誰都知道“胡伯伯”。然而，沒有幾個人知道，胡伯伯的性格中，同時又帶著幾分孩子般的天真和孩子般的認真。那性格顯露出來的時候，會使你驚訝，想笑，又因為感動而更覺他親近可愛。
不是嗎？你看他從鑽出艙門那一刻起，一瞥眼光，一次招手，邁步走下第一階梯都是那麽認真得體，有條不紊。他很注意自己代表英雄的越南人民。“胡誌明”成了一切反美戰士心目中的英雄，就連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通人民也將這個名字作為英雄的象征。
他與陶鑄熱烈擁抱。他習慣法國式的禮節，擁抱、親頰，接受鮮花。
可是，那些攝影師直到這時才氣喘籲籲地跑來，滿頭大汗，又急又不安：少拍了一組“曆史性鏡頭”。
“機器太沉，扛、扛著跑，跑不快。”攝影師氣喘籲籲，“晚，就晚了……”
陶鑄沒有發火。那年代攝影是大事，機器一個人扛不走，又大又笨又重，拍不上也是常事，在北京，在莫斯科都一樣發生過。
“胡主席，上去，你再上去。”陶鑄對胡誌明笑著遞眼色。他們太熟了，胡誌明每年都要到廣東來幾次，無論休假、路過或是開會，每次陶鑄都要盡地主之誼，早已是同誌加兄弟。陶鑄所以敢對這位一國元首用開玩笑似的口氣說：“你再演一次，叫他們拍個影。我們重新迎接你。”
胡誌明撫著胡須笑，並且頻頻點頭，交還鮮花，便噔噔噔地順梯子回到飛機裏。
艙門又打開了，胡誌明仍是先探出身招手，春風滿麵，熱情洋溢，而後鑽出艙門，一邊招手一邊認真走下第一級台階……
陶鑄笑得很開心。
胡誌明也笑得很開心。據說他後來在莫斯科又遇到了攝影師遲到的事，便認真建議：
“那我重新降落一次。”
胡誌明結束休假回國，以個人名義再三邀請陶鑄一家去越南做客。於是，經中央批準，陶鑄帶著妻子曾誌，女兒陶斯亮，來到了河內。
例行的參觀、訪問、遊覽之外，當然也要到幾位主要領導人家中作客。因為越南黨政軍負責人及其子女，都有去廣東休假的嗜好。並且去了之後，都享受著住“小島”的待遇。
胡誌明請陶鑄一家到自己家做客。胡誌明組織一群小孩子歡迎客人，就在公園裏唱歌跳舞；唱完了跳完了，就在一片胡伯伯的熱烈叫喊聲中給孩子們分發糖塊；並且不忘抱抱這個，親親那個，情景十分感人。
胡誌明喜愛孩子，他出國喜歡接受孩子們的歡迎，在國內也總是組織孩子們迎接客人。
陶鑄一家在越南，無論去哪裏參觀，歡迎他們的都是又唱又跳的孩子們。
胡誌明住所極為簡樸，是個孤孤單單的亭子，形狀很像雲南傣家的竹樓。那亭子建在樹林裏，旁邊是政府的兩層小樓。陶鑄一家聽介紹，這孤零零的亭子就叫巴亭。
那年代，“巴亭”在越南就像中國人說“中南海”。
巴亭裏清潔幹淨，又幾乎一無所有。大家盤腿而坐，談笑風生。胡誌明平時就是一個人在這裏獨自生活。當他總是想跟孩子們在一起時，有幾個人能全部了解他感情世界的另一側麵？
終於，在離開巴亭時，越南聯絡部一位同誌私下同陶鑄談話，提出請求。
“胡主席的生活你們也看到了。”這位同誌誠懇地望著陶鑄：“我們想請中國同誌幫個忙。幫他找一個合適的伴侶。”
陶鑄略感吃驚：“這種事，要我們幫忙？”
“你們是很好的朋友……”越南同誌心裏在措詞，怎樣說明才好？末了隻講兩句：“他喜歡廣東的……他曾在中國參加革命……”
胡誌明原名阮愛國，既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又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既是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又是領導越南人民爭取獨立自由的民族英雄。
胡誌明曾經長期在中國從事革命活動，據說他過去的伴侶就是廣東人。妻子死後，他再不曾另找。但他心裏一直懷念著廣東籍的亡妻。
這是大事，又是好事。
陶鑄很激動，對曾誌講了。並想好了回去請區大姐一道幫忙。
區夢覺與胡誌明的關係也非常好，在大革命時期就建立了戰鬥友誼。這種事她會最熱烈地響應和幫助。
不過，陶鑄還是熱烈中有冷靜。離開河內時，他私下問胡誌明：
“不能在越南找嗎？”
胡誌明搖搖頭，搖得沉重緩慢。
片刻，他沙啞地喃喃地說：“大家都叫我胡伯伯……”
康生的口氣很大，自露權威性。聶元梓的大字報是他通過老婆曹軼歐私下授意寫出來的，又是他將大字報底稿直接轉給了毛澤東。
“這樣一哄而起，不管好壞，亂鬥一氣，會不會把陣營搞亂了？”陶鑄不無憂慮。
“群眾運動。”康生講得輕鬆自然，“哪個好哪個壞我們不了解，那裏的群眾最了解。要相信群眾麽。”
“黨委呢？黨委在幹什麽？”
“癱瘓了，有的半癱瘓。”
“沒有黨的領導怎麽行？”陶鑄開始衝動：“誰說了算？”
“《五一六通知》裏講了，混進黨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有些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
“那畢竟是少數。主席曆來是講兩個95%。”陶鑄輕輕敲擊桌麵，“而且我是講黨委，是各級黨組織。”
陳伯達插一句：“這個時候不能黨委說了算，搞的就是混進黨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
“怪事！”陶鑄衝動之後開始發作：“共產黨的天下卻不讓共產黨當家，你想讓誰當？”
康生擺手，他知道陶鑄的性子。這頭牛“橫衝直撞”，他可不是隻會頂劉少奇。
陳伯達便憋一口氣不再作聲。
陶鑄也平靜一下情緒。畢竟剛到中央，以後還要共事。但他心裏話從來咽不回去，結果隻是放低了一些聲音，繼續把想法說完：“北大不是派了工作組嗎？在北大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保證黨的領導，這辦法還是可行的麽。”
“派工作組不是好辦法。”陳伯達搖頭，“束縛群眾手腳，不利於運動。”
“派工作組是我黨多年來的成功經驗之一！”陶鑄終歸是膽汁型，聲音和手勢又激烈起來，“‘四清’就是派工作組，是中央批準，毛主席批準了的！”
康生擺手，息事寧人地說：“北京新市委今天開始向大專院校派少數試行工作組了，運動剛開始，這才走到哪一步？慢慢看麽。”
“我是堅決主張派工作組的！”陶鑄掄一下胳膊，算是明確了態度。
陳伯達麵有慍色，卻也不再吱聲。
陶鑄的激烈態度使他有些心虛。雖然他不乏接近毛澤東的機會，但別人也有接近的機會。運動剛起來，形勢不明朗。毛澤東講話有時很含蓄，不好揣摩。當初《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他就沒有揣摩清底細，告訴天津等地的朋友：“不要轉印，還不清楚來頭。”
陳伯達本是原則不多，機敏在於善觀源頭。如今陶鑄態度敢如此強硬，怕不是有了什麽來頭……
於是，一場爭論便這樣不了了之。陶鑄送客時，雙方都恢複了平靜，恢複了禮貌。
警衛曾雲是這樣描述的：
陶鑄送客，已經看不出是吵過架的。雙方都是很客氣，很禮貌，都有了笑臉。但是陶鑄不像以往那樣豪爽地笑，而是客客氣氣地謙讓地笑。後來陶鑄也去回拜了陳、康兩個人。我的感覺是禮節性的。他們都住在釣魚台，但從沒一起散過步，沒在一起吃過飯。除了共事的工作關係，始終沒有建立起任何友誼或者私人關係……
以後，陶鑄先後去看望了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朱德、林彪、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陳毅等等老同誌。
陶鑄上任4天，6月9日就飛往杭州參加毛澤東召開的一個會議。會議著重討論文化大革命派不派工作組的問題。飛機離地時，陶鑄對此行將獲得“真經”是堅信不疑的。
一P股坐在劉鄧一邊
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這次會議，多數與會者都是帶著迷惑不安的心情。
特別是主持工作的劉少奇，他在匯報北京的形勢時，那種沉重不安的心情任何人都不難看出，盡管他以沉著、鎮定、冷靜而著稱。
劉少奇沉重地匯報說，北京各大專院校的黨委領導人被揪、被鬥，黨委都處於癱瘓、半癱瘓狀態。北京新市委為了穩定學校秩序，仿照中央向北大派工作組的做法，從6月4日開始，向北京大專院校派了少數試行工作組。現在許多學校的學生紛紛湧向黨中央、國務院和北京市委所在地，要求派工作組進駐學校……
毛澤東對於“天下大亂”從來不皺眉，輕鬆地將手一拂，毫無擔憂地說：“可以不派嘛，亂就亂他一陣子。”
陳伯達充了氣似的猛一聳身：“我是提議不要派工作組的。相信群眾，這是馬克思主義，還是不要派。”
陶鑄臉孔泛起紅暈。在毛澤東麵前他不會“橫衝直撞”，但也發表了意見：“我是積極主張派工作組的。我們做實際工作的都懂得，派駐工作組這是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成功經驗之一。從土地革命時期到全國土改到‘四清’，這是實踐證明過的。”
會議出現兩種意見，多數同誌主張派工作組。當然，最後要由黨的主席說了算。多少年來已經是這樣。
陶鑄望著毛澤東，他相信毛澤東講“亂就亂他一陣子”，並非真不要黨的領導，這正反映出無產階級領袖的大無畏氣魄，也隻有毛澤東才能說出這樣有性格有氣魄的話。但在實際工作中，決不能沒有黨的領導。毛澤東講過：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
毛澤東隻是聽兩種意見的爭論，並不明確表態，臉上一副凝重的若有所思的神情。
他在想什麽？與會者心裏都沒底。
也許，毛澤東的思想已經飛上育王山。
育王山又名育龍山，坐落在西湖和錢塘江之間。據說山頂福星觀裏的簽，抽來極靈驗。山腰有紫來洞，洞前可以俯瞰南宋皇帝的八卦田。
不過，那天毛澤東看到的不是八卦田，而是一場大火。那是山下的茅屋，甚至隻是茅草和席子搭成的茅棚。那火燒得突然猛烈，竟沒人救。
其實救也救不及，茅草葦席燒起來還不是眨眼的事？救火徒為勞民傷神。
毛澤東望著火，脫口一聲：“燒得好！”
工作人員不解：“失火了怎麽還叫好？”
“就是叫好。”毛澤東指那茅屋：“舊的不去，新的不來。燒光了他就蓋瓦房了，不燒他就還在茅屋裏湊合過。”
這固然是“不破不立”的思想。
可是，工作人員又產生新的疑問：“他們是蓋不起瓦房才住茅屋的呀；有茅屋蓋不起瓦房，沒有茅屋就一定能蓋起瓦房？蓋不起瓦房的連茅屋也沒得住了。”
毛澤東一怔，望著那火焰陷入沉思。片刻，小聲喃喃：“是啊，也可能是蓋不起。那怎麽辦呢……”
無論怎樣說，毛澤東對他不滿意的東西總想破字當頭；茅屋是這樣，黨組織和國家機關也是這樣，哪怕是他自己親手締造的。
也許，他的思想又飛到了延安？
這段時間他一直住在杭州西湖丁家山前的水竹居。這裏原為晚清劉學詢別墅，俗稱劉莊。背山瀕水，環境幽靜，樓台水榭，室內陳設古樸典雅。但他始終不忘延安的寶塔山和泥土味十足的窯洞。當他憑窗而立，久久一動不動時，他一定想起了延安的故事。
那是1945年7月3日，來延安訪問的黃炎培先生，與毛澤東秉燭夜談。
毛澤東問：“黃先生這次來延安感想如何？”
黃炎培侃侃而言：“我生60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悖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隻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有的因為曆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並且無法補救。也有為了區域一步步擴大了，它的擴大，有的出於自然發展，有的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到幹部人才漸見竭蹶，艱於應付的時候，環境倒越加複雜起來了，控製力不免趨於薄弱了。一部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凝思片刻，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20年過去了，毛澤東不曾忘記黃炎培的話。那老先生是有見地的。當初抗美援朝，就是那老先生出來提意見，才使毛澤東豁然將“支援軍”改作“誌願軍”的。
如今也是，“環境漸漸好轉”，有的“自然地惰性發作”，若不早抓，“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
曆朝曆代多少“政怠宦成”，斯大林便是“人亡政息”。毛澤東決不能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怎麽辦？
毛澤東講過：這條新路，就是民主。
過去搞過許多政治運動，都是自上而下，沒有根本解決他認為的問題。看來要變一變，要變為自下而上，要搞大民主。
從邏輯上講，從後來事物的發展分析，毛澤東是會這樣想。
各種意見都發表過了，民主之後就是統一。毛澤東最後表態說：“可以派工作組，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
毛澤東的最終目的是發動群眾搞大民主。派不派工作組隻是形式。這個形式也許可以用，但更多的可能是不利於發動群眾搞大民主，所以毛澤東如是說。
劉少奇不無憂慮地請求說：“北京大、中學校的混亂局麵，我們確實心裏沒數。不知運動下步怎麽搞？希望主席能盡快回京主持工作。”
毛澤東吸著煙，略作思考後說：“暫時我還不準備回去。運動中的問題你們相機處理吧。”
劉少奇、鄧小平趕回北京，立刻召集有各部委負責人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陶鑄趕到會場，陳伯達友好地向他招手。如果說陶鑄原來不知道毛澤東的態度，堅決主張派工作組，那麽，現在毛澤東的意見傾向該是不難看出了，陳伯達相信陶鑄會有個變化。
確實，陶鑄還不曾幹任何違背毛澤東意圖的事。
陶鑄朝陳伯達禮貌地點點頭，但是沒有坐過去。而是在他的斜對麵，在所謂“劉鄧的人”中，一P股坐下去了。
陳伯達若無其事，也許這就叫宿怨？
陶鑄向主持會議的少奇同誌點頭致意。曆史上，他朝陳伯達放過一炮，朝劉少奇放過三炮。但這一次，他坐在陳伯達對麵，向劉少奇致意。於是，陳伯達有些變色：看來不是宿怨。
理性世界在不斷創造出必然性事物。
毛澤東並沒有明確說不許派工作組，那麽，決定陶鑄態度的便隻剩一條：按照幾十年來所信奉的一切最神聖的原則去思考問題；按照自己對運動的思考和理解去行動。
在派工作組問題上，陶鑄堅持一P股坐在了劉、鄧一邊：“沒有工作組不行。學校黨委不起作用了，誰來代替黨的領導？工作組就代表黨的領導。”
參加會議的大多數人都認為必須派工作組。最後會議決定：哪裏出事，哪裏派人去。派工作組要快，要像消防隊救火一樣快。
會後，劉少奇把派工作組的決定電告毛澤東。毛澤東回複同意。
那時說到形勢，總愛講“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中國在亂，世界也在亂。習慣的說法是“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
50天的日子，陶鑄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是在緊張、激動、亢奮而又焦慮、不安、疲勞中度過。
紅旗車剛停穩，等候在9號樓前的陶鑄便迎上去。他看到衛士小張從前門下來，迅速打開後門。
車裏鑽出周恩來。
陶鑄緊走一步握住周恩來的手：“總理。”
“和越南同誌談話，拖了幾分鍾。”周恩來說著便朝樓裏走。
奇怪的是，當你握住周恩來的手，聽到他的聲音時，心理就會發生一種微妙的變化。焦躁會變得平靜，不安會變成坦然。陶鑄像獲得休息一般，鬆了一口氣，隨周恩來進了樓。
“胡主席近來好吧？”陶鑄關心地問。
“很好。”周恩來笑著說，“你們是好朋友麽。”
在客廳裏坐下，陶鑄皺眉道：“聽說文化革命已經開始涉及國外，特別是東南亞。”“宣傳毛澤東思想，不能強加於人。”周恩來揭開茶杯蓋，吸吮，他很注意第一口茶。他向許多人介紹經驗：“茶水就是第一杯揭蓋的時候最香；香氣四溢，不能浪費。”
“越南黨內的事情，有些也複雜。”陶鑄感慨。
“所以我們做什麽事情，一定要有全局觀念。”周恩來放下茶杯，意味深長地說：“事情複雜，我們的頭腦就不能簡單。”
陶鑄像學生一樣細細品味這話。他剛到中央，便深深感覺到事情的複雜。而他的脾性，在複雜麵前有時總是過於簡單。就比如對胡誌明的那件事……
專機在機場徐徐降落，轟鳴著滑行到候機樓前。
陶鑄率地方黨政軍負責人朝飛機走去。
艙門打開，胡誌明主席將身體探出招手，邊招手邊走出艙門，臉上掛著微笑走下舷梯。那個年代，這張剛毅而又慈祥的麵孔，幾乎每一個中國人都熟悉，誰都知道“胡伯伯”。然而，沒有幾個人知道，胡伯伯的性格中，同時又帶著幾分孩子般的天真和孩子般的認真。那性格顯露出來的時候，會使你驚訝，想笑，又因為感動而更覺他親近可愛。
不是嗎？你看他從鑽出艙門那一刻起，一瞥眼光，一次招手，邁步走下第一階梯都是那麽認真得體，有條不紊。他很注意自己代表英雄的越南人民。“胡誌明”成了一切反美戰士心目中的英雄，就連資本主義國家的普通人民也將這個名字作為英雄的象征。
他與陶鑄熱烈擁抱。他習慣法國式的禮節，擁抱、親頰，接受鮮花。
可是，那些攝影師直到這時才氣喘籲籲地跑來，滿頭大汗，又急又不安：少拍了一組“曆史性鏡頭”。
“機器太沉，扛、扛著跑，跑不快。”攝影師氣喘籲籲，“晚，就晚了……”
陶鑄沒有發火。那年代攝影是大事，機器一個人扛不走，又大又笨又重，拍不上也是常事，在北京，在莫斯科都一樣發生過。
“胡主席，上去，你再上去。”陶鑄對胡誌明笑著遞眼色。他們太熟了，胡誌明每年都要到廣東來幾次，無論休假、路過或是開會，每次陶鑄都要盡地主之誼，早已是同誌加兄弟。陶鑄所以敢對這位一國元首用開玩笑似的口氣說：“你再演一次，叫他們拍個影。我們重新迎接你。”
胡誌明撫著胡須笑，並且頻頻點頭，交還鮮花，便噔噔噔地順梯子回到飛機裏。
艙門又打開了，胡誌明仍是先探出身招手，春風滿麵，熱情洋溢，而後鑽出艙門，一邊招手一邊認真走下第一級台階……
陶鑄笑得很開心。
胡誌明也笑得很開心。據說他後來在莫斯科又遇到了攝影師遲到的事，便認真建議：
“那我重新降落一次。”
胡誌明結束休假回國，以個人名義再三邀請陶鑄一家去越南做客。於是，經中央批準，陶鑄帶著妻子曾誌，女兒陶斯亮，來到了河內。
例行的參觀、訪問、遊覽之外，當然也要到幾位主要領導人家中作客。因為越南黨政軍負責人及其子女，都有去廣東休假的嗜好。並且去了之後，都享受著住“小島”的待遇。
胡誌明請陶鑄一家到自己家做客。胡誌明組織一群小孩子歡迎客人，就在公園裏唱歌跳舞；唱完了跳完了，就在一片胡伯伯的熱烈叫喊聲中給孩子們分發糖塊；並且不忘抱抱這個，親親那個，情景十分感人。
胡誌明喜愛孩子，他出國喜歡接受孩子們的歡迎，在國內也總是組織孩子們迎接客人。
陶鑄一家在越南，無論去哪裏參觀，歡迎他們的都是又唱又跳的孩子們。
胡誌明住所極為簡樸，是個孤孤單單的亭子，形狀很像雲南傣家的竹樓。那亭子建在樹林裏，旁邊是政府的兩層小樓。陶鑄一家聽介紹，這孤零零的亭子就叫巴亭。
那年代，“巴亭”在越南就像中國人說“中南海”。
巴亭裏清潔幹淨，又幾乎一無所有。大家盤腿而坐，談笑風生。胡誌明平時就是一個人在這裏獨自生活。當他總是想跟孩子們在一起時，有幾個人能全部了解他感情世界的另一側麵？
終於，在離開巴亭時，越南聯絡部一位同誌私下同陶鑄談話，提出請求。
“胡主席的生活你們也看到了。”這位同誌誠懇地望著陶鑄：“我們想請中國同誌幫個忙。幫他找一個合適的伴侶。”
陶鑄略感吃驚：“這種事，要我們幫忙？”
“你們是很好的朋友……”越南同誌心裏在措詞，怎樣說明才好？末了隻講兩句：“他喜歡廣東的……他曾在中國參加革命……”
胡誌明原名阮愛國，既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又是偉大的愛國主義者；既是國際無產階級的革命家，又是領導越南人民爭取獨立自由的民族英雄。
胡誌明曾經長期在中國從事革命活動，據說他過去的伴侶就是廣東人。妻子死後，他再不曾另找。但他心裏一直懷念著廣東籍的亡妻。
這是大事，又是好事。
陶鑄很激動，對曾誌講了。並想好了回去請區大姐一道幫忙。
區夢覺與胡誌明的關係也非常好，在大革命時期就建立了戰鬥友誼。這種事她會最熱烈地響應和幫助。
不過，陶鑄還是熱烈中有冷靜。離開河內時，他私下問胡誌明：
“不能在越南找嗎？”
胡誌明搖搖頭，搖得沉重緩慢。
片刻，他沙啞地喃喃地說：“大家都叫我胡伯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