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陶鑄“喬遷”中南海！兩軍對壘懷仁堂(2)
“搶救運動”的錯誤，很快被黨中央、毛澤東同誌發覺糾正了。毛澤東同誌代表中央向受委屈的同誌賠禮道歉。七大代表不少是在搶救運動中挨過整的。他們在會上提了不少意見，對康生極為不滿。為了平息眾怒，毛澤東在七大專門講了一段話，指出在搶救運動中搞錯了不少同誌，冤枉了好人，不要“一人向隅，舉桌為之不歡”。說不少同誌受委屈，我代表中央向各位受委屈的同誌道歉，說：是則是，痛改前非，團結抗戰，一個不殺；非則非，取掉帽子，賠個不是。毛澤東同誌把手舉到帽簷下說，現在，我把戴錯了的帽子給你們取下來，向你們行個禮，賠個不是。你該還我一個禮吧，你不還禮，我這個手就放不下來了。當時台下的同誌感動得熱淚盈眶。可是直接負責“搶救運動”的康生，卻神色不動地坐在台上抽煙，未作任何檢查。散會後大家向外走，李富春同誌問康生，你怎麽不講幾句？康生惡毒地說，我不會當兩麵派人物。不僅如此，康生還對甄別工作進行阻撓，硬給許多同誌的結論“掛尾巴”“留辮子”。“文革”中康生又乘機為“搶救運動”翻案，把在延安已經甄別平反的問題又重翻出來，使許多老幹部再次受到誣陷迫害。
耐人尋味的是，康生的陰謀伎倆在當時就被一個外國人看穿，他就是季米特洛夫。
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就中共黨內狀況問題寫信給毛澤東。信中寫道：
不言而喻，共產國際解散之後，它原來的領導人當中誰也不能幹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是從私人友好的角度我不能不向您談談中共黨內狀況在我這裏所引起的不安，您知道，從1935年起，我曾有幸近距離地並常常是直接地研究中國問題。我對康生的作用也有懷疑。因為像清除黨內敵對分子和加強黨的團結這樣一種黨的正確措施是由康生及其機構以很成問題的方式實施的。這些方式隻能造成相互猜疑，隻能引起普通黨員群眾強烈不滿和幫助敵人瓦解黨。早在今年8月，我們就從重慶得到一份十分可靠的情報，說國民黨分子決定向延安派一些奸細，其目的是要離間您同王明和黨的其他活動家之間的關係，而且還要製造對所有在莫斯科住過和學習過的人的敵對情緒。關於國民黨分子的這種陰險企圖，我曾及時提醒過您。國民黨分子的如意算盤是從內部瓦解共產黨，進而輕而易舉地消滅共產黨。我確信，康生是以自己的行動在為這些奸細效勞。請原諒我這種同誌式的坦率。這是我對您的深深的敬意和我的這樣一種堅定的信念，即相信您作為黨的公認領袖是願意看到事情的真相的，才使我如此坦率地談出了自己的看法。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麵對著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的形勢，康生感覺到他興風作浪的時候到了。他在會上給毛主席遞了個“寫小說反黨”的條子，於是產生了所謂“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最高指示”。這句話像一枚重磅炸彈，使參加會議的人都目瞪口呆，會議立即改變了原來討論經濟工作的中心議題，全部集中到“階級鬥爭新動向”上來。
所謂“反黨小說《劉誌丹》”案，是康生一手策劃的大冤案。這樁現代文字獄前後持續了17年之久。
1956年，工人出版社為了對廣大工人群眾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擬訂了一個出版革命烈士傳記和革命回憶錄的選題計劃，小說《劉誌丹》就是其中的一種。當時，出版社看到劉誌丹的弟弟劉景範和弟媳李建彤寫的回憶劉誌丹的短文，於是約請李建彤寫作小說《劉誌丹》。
小說在創作過程中，先後得到中央領導、文藝界的老同誌和社會各方麵人士的幫助。1960年，曾在西北工作過的習仲勳兩次向作者和出版社同誌談了他對《劉誌丹》稿樣的意見，強調寫書是教育青年一代，通過寫革命領袖人物劉誌丹，寫西北大革命，把劉誌丹經曆的時期寫成為全國的縮影。小說的主導思想就是毛澤東領導革命的正確思想，通過劉誌丹具體體現。
作者六易其稿，在小說將要出版之前，《工人日報》等幾家報刊選登了部分內容。
此時，康生正處心積慮地搜羅所謂階級鬥爭的“典型”，他正愁著沒有什麽是非可以撥弄，恨不能雞蛋裏挑骨頭，當他抓到小說《劉誌丹》這根“稻草”後，他連書稿還沒拿到手就武斷地說：“我一看小說就知道完全是為高崗翻案。”按照他的邏輯分析，劉誌丹是陝北根據地的創建人，頌揚劉誌丹和陝北根據地的豐功偉績，不就是貶低毛澤東在江西建立根據地的作用了嗎？不就是抬高一直在陝北根據地的反黨分子高崗的地位，為他翻案嗎？於是，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報刊不得發表《劉誌丹》。接著，又寫信給中央辦公廳，武斷地認定：“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問題，看來是個帶有政治傾向性的問題。”並責令工人出版社，把《劉誌丹》第五稿印600本，第三稿印300本，送中央會議審查。
康生鼓足一口氣，非要把這個事捅大不可，在八屆十中全會上，他竭盡全力煽動對小說《劉誌丹》進行批判，硬說是為高崗翻案。定下這個調子，小說作者及其相關人員的處境便可想而知了。
八屆十中全會之後，以康生為首的，包括中央幾個單位都必須派人參加的，而實際上是康生一人說了算的“三合一”專案組，開始對作者李建彤進行“三堂會審”。同時，沒收她的全部采訪記錄，按記錄上的姓名尋找那些被采訪過的幹部和群眾，由康生下令逐一加以迫害。
給小說《劉誌丹》提供過創作材料的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三同誌也被打成“反黨集團”，還成立了“習仲勳專案審查委員會”。
“文革”中，康生和“四人幫”，對小說《劉誌丹》的誣陷更是變本加厲，株連無辜，因小說牽連受害的各級領導幹部300多人。一般幹部和群眾，受害數字無法統計。
習仲勳同誌曾應出版社要求審閱過小說初稿，被打成《劉誌丹》小說的“黑後台”，誣陷他“勾結”劉誌丹的弟弟劉景範，“授意、炮製、拋出反黨小說”，不但被撤銷了副總理職務，還被隔離審查了16年，在獄中關押了8年。這還不算，在他40多年前擔任過地委書記的慶陽地區，被揪出的所謂彭、高、習“黑爪牙”竟達1.2萬多人。
原計委副主任賈拓夫，被打成“反黨分子”後，撤職下放。十年動亂中，被害死在西安郊外。
劉景範同誌在答辯時給康生提了點意見，叫他不要搞“逼供信”，這一句話就成了“現行反革命”，當場被捕，後又監禁了7年。
宋任窮同誌也被牽連挨整。
因為小說的選題是工人出版社定出的，原社長高麗生，受盡肉刑，被折磨致死。
小說的責任編輯何家棟，一家老小被趕到河南鄉下，老母和兩個兒子在病困淩辱中死去。
就連給作者李建彤帶過路的陝北老貧農於悅賢和劉景華，他們也不放過，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一生忠勇的烈士劉誌丹，在“文革”中也被當做“叛徒”來鞭屍了。當時，陝西省的主要頭頭找到劉誌丹的女兒劉力真，要她出麵聲明，同意取消誌丹縣。劉力真說她無權同意，要這位頭頭去請示中央，結果西安市到處貼滿了“緝拿叛徒劉誌丹的女兒”通緝令。劉力真無路可走，隻得逃回陝北鄉下躲藏了一年，後又被人告密，被五花大綁地揪回西安“歸案”。
劉誌丹一個馳騁疆場，出入於槍林彈雨的革命烈士，曾被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譽為“群眾領袖，民族英雄”，“上下五千年，英雄成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誌丹”的“紅軍模範”，就因為一本如實反映他的革命經曆的傳記小說，竟然株連了如此之多的人，製造了現代中國的文字獄大冤案，荒唐之極，無與倫比，九泉之下的英靈，也會為之悲慟、憤慨啊！
我們常說曆史是最公正的，蒼蠅飛得再高也是蒼蠅，雄鷹飛得再低也是雄鷹。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終於為小說《劉誌丹》冤案平反昭雪。1980年2月25日，中央為所謂的“習仲勳反黨集團”平反，使一樁持續了17年之久的現代文字獄終於結束了。
正當康生大抓階級鬥爭，放肆製造《劉誌丹》冤案的時候，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將他增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他在黨和國家中的地位又開始穩步上升。
到了“史無前例”的“文革”時期，更讓康生如魚得水，風雲際會，先後當了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乃至中央的副主席。
“這個人能放炮。”康生繼續他的“通氣”“交底”，並且意味深長地瞟一眼陳伯達：“主席說他是黨內的一頭牛，橫衝直撞。他確是頭上長角，頂過不少人。這一點知道的人很多。”
陳伯達臉上有點熱，康生顯然知道他與陶鑄之間的芥蒂。盡管他厭惡這位洗不淨陰森的“三洗老人”，雖然他知道康生對誰都可能捅一刀，但仍然走得更貼近些，步調更一致些，聽康生介紹。
“他是朝劉少奇開過炮的……多次開炮。”康生朝貼近過來的陳伯達流出一絲神秘的淺笑，聲音壓低了，“這是最根本的。”
陶鑄與劉少奇沒有源遠流長的曆史關係，是1942年在延安才認識。劉少奇從華中回到延安主持工作，陶鑄對這位中央領導人，這位黨的領袖之一，是懷了敬重之情的。
1943年，陶鑄調任軍委秘書長，代表中央軍委去晉西北檢查工作。
他從晉西北回到延安時，剛進家門就聽到一個吃驚的消息：柯慶施被關起來審查了！
柯慶施在中央城工部工作，與陶鑄私人友誼較深。兩人來往不少。對於柯慶施，黨內許多老人將他列入極左之列，這多是由於“大躍進”、廬山會議以及以後反右傾機會主義等運動中他的態度所留給一些同誌的印象。不過，在延安，多數同誌都認為他是個心胸豁達的人。他愛喝點酒，當時剛結婚不久，那天，禮堂裏開會，他去了。還在下邊嘻嘻哈哈跟別人逗樂呢，就聽台上一聲喝：“柯慶施上來！”
據說他根本沒聽台上講什麽（也許有些誇張），聞聲稀裏糊塗上了台，一上去就稀裏糊塗被批成了“特務”。
柯慶施受到隔離審查，不許出門，不許任何人看，長一頭長發也不許剃。他新婚不久的妻子來自白區，受到時勢的壓迫自然更慘，後來被逼得跳井自殺了。
陶鑄本是一副燃油般的性子，一點就著。聽說了這些情況，茶水也沒喝一口便喊起來：
“冤案，我去看他！”
“不行，正審查呢。”同誌們勸阻：“誰也不許看。”
“我偏要看，豈有此理！”陶鑄拍響桌子，拔腿就朝外走，“柯慶施我了解，什麽特務？冤案！這種時候我不去看還算什麽朋友！”
他硬闖去看望了柯慶施。
不少同誌替他捏把汗：“小心陷進去……”
他敞著大嗓門，聲音傳老遠：“這個時候不敢為朋友出頭，等於落井下石！”
對於1942年的整風運動和1943年聯袂而來的“敞開思想”“搶救運動”，中國共產黨內始終存在著不同看法。畢竟，這場運動傷害了一些好同誌。
然而，從根本上看，從大局看，“整風”清算了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危害並繼續造成危害的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其最顯著的特點就是脫離中國革命的實際。無論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還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這種出自教條主義的路線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嚴重巨大的危害，已經由實踐做了結論。
這場運動使“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深入人心；使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實現了空前的教育和普及；也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劉少奇在支持和解釋這場整風運動，在掌握運動的本質和對具體問題的解決方麵，建樹了卓越的功績。他在一篇被收入《整風文獻》的文章中說：“過去我們黨遭遇了許多不應有的挫折和失敗，走了許多不必走的彎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們黨內存在著一些假馬克思主義者，許多黨員不自覺地盲從在這些假馬克思主義者之後……”
這裏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就是指王明一類隻知背誦一些馬列主義條文的教條主義者。劉少奇又說：“必須用中國革命的經驗來教育中國的革命者，用中國黨的經驗來教育中國的黨員，才能收到更直接的實際的效果。如果拋開如此豐富的中國革命鬥爭的經驗，如果輕視我們黨22年來在偉大曆史事變中的鬥爭經驗，不用心研究這些經驗，不用心向這些經驗學習，而隻去學習離開我們較遠的外國革命經驗，那就是輕重倒置。”
劉少奇這種“中國化”的思想，無論那時、現在、將來，都在中國革命的山巔之上，永遠地明光閃爍。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3）
但是，世界上，曆史上，都是隻有巨人，而無完人；隻有偉人，而無神人。
在柯慶施的問題上，陶鑄認為主持工作的劉少奇看法有偏，對他產生意見。陶鑄重感情、重義氣，又性情耿直，敢放炮。
他朝劉少奇當麵開了一炮，而且是在眾人麵前公開的一炮：“我覺得劉少奇不如毛主席那麽有本事。”
此後，陶鑄對劉少奇一直取敬而遠之的態度。
建國之初，劉少奇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新秩序。現在回過頭來，不難看出劉少奇同誌這一思想的科學性。毛澤東思想確是全黨智慧的結晶，許多傑出人物都為這一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毫無疑問，堪稱理論家的劉少奇同誌便是其中的一個。
思想的科學性不等於每句話都講得準確恰當。劉少奇在土改工作和天津的講話，個別問題在提法和用詞上可能值得推敲。在1953年的中央財經會議上，陶鑄又向劉少奇放了一炮。對少奇同誌在土改工作和天津的講話提了意見。
這一炮不得了，差點被高崗利用。
解決高饒事件的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劉少奇主動找陶鑄長談一次話。陶鑄承認自己在“高饒”問題上犯有錯誤，同時也談了對劉少奇的意見。劉少奇向陶鑄做了耐心的解釋工作，並且承認他看人有時有些偏。
前麵說過，1956年中央八大召開前後，毛澤東已流露出辭去國家主席，避開日常瑣事，而把更多的時間放在黨的理論和共產主義思想體係上來。這些想法終於變成了“一線”和“二線”的計劃。
在八大，鄧小平進入了政治局常委會這一製定政策的權力中心，並擔任了黨的總書記這一重要職務。
毛澤東談接班人，第一說出的是劉少奇，第二說出的是鄧小平。雖然沒有過任何正式文件，但國內外親耳聽到的人並不少。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結束後，陶鑄回廣東傳達文件。講到國家主席問題，陶鑄說：“如果選鄧小平當國家主席，我舉雙手讚成。”
廣州市一位副市長為此向上寫了信，說陶鑄的講話，公開反對劉少奇。
中央委托葉劍英同誌調查這件事。葉劍英找一些同誌談話，澄清事實後，結論為“沒有這個事”。
陶鑄的那句話是不能說成反對劉少奇的。但其中包含的意見，畢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陳伯達像桑丘一樣走在唐·吉訶德那種身材的康生旁邊，了解了這番“背景”，籲一口長氣。
他已經明白，今天來到釣魚台的陶鑄，是今後“黨內鬥爭”中的一頭有用的“牛”，一個大有用場的“炮筒子”。
陳伯達隨著康生散步“通氣”，繞山繞水終於繞到陶鑄下榻的9號樓。
他們拜訪了剛剛到京的陶鑄，並且不虛此行地嚐到了“炮筒子”的火藥味……
雖有芥蒂，陳伯達想到今後的鬥爭，想到陶鑄與毛澤東的淵源，與林彪的曆史關係，還是又作揖又握手，噓寒問暖地親熱幾句。
陶鑄自然也對將來的共事者們表現出應有的熱情、禮貌和謙讓。
康生偶爾要吸支煙。在他點煙時，不吸煙的陳伯達目光與不吸煙的陶鑄相遇了。
彼此不自在，但也沒避開。畢竟要“共同戰鬥”了。
陳伯達的圓臉上綻出兩朵笑：“這次來，有什麽消息嗎？”
陳伯達愛問這句話，與毛澤東愛問“有什麽新聞嗎”不同。毛澤東問的目的是了解社會，了解群眾，了解下情。陳伯達問的目的是了解上情，了解來頭和背景。
所以，毛澤東喜歡向實際工作者提問，陳伯達喜歡向有背景有來頭的人提問，特別是向那些能夠直接接觸毛澤東的人提問。
他認為陶鑄是有這個資格和條件的。
“這話是應該我問你喲。我是剛到中央來。”陶鑄笑著將雙手抬一抬，這是他講話時愛做的手勢：“情況都不了解。”
“哪裏，哪裏話。你是一方諸侯，我是小小老百姓哪。”陳伯達謙虛著，很具有中國文化人的某些特征。他的“小小老百姓”後來一度成為中國人民熟悉的東西，跟陳伯達的政治地位一道興起，一道敗落。
陳伯達一邊說著，一邊轉過頭去望康生。交談還得靠康生。
康生肩膀聳起來，這口氣沒有用來講話，卻將雙肩猛一沉落，從肺裏沉悶地嗬出一聲長音，隨即走向痰盂。
“啊——呸！”
如果讀者目睹康生吐痰，你會跟他一道吃力費勁，感覺勞累。
耐人尋味的是，康生的陰謀伎倆在當時就被一個外國人看穿，他就是季米特洛夫。
1943年12月22日，季米特洛夫就中共黨內狀況問題寫信給毛澤東。信中寫道：
不言而喻，共產國際解散之後，它原來的領導人當中誰也不能幹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是從私人友好的角度我不能不向您談談中共黨內狀況在我這裏所引起的不安，您知道，從1935年起，我曾有幸近距離地並常常是直接地研究中國問題。我對康生的作用也有懷疑。因為像清除黨內敵對分子和加強黨的團結這樣一種黨的正確措施是由康生及其機構以很成問題的方式實施的。這些方式隻能造成相互猜疑，隻能引起普通黨員群眾強烈不滿和幫助敵人瓦解黨。早在今年8月，我們就從重慶得到一份十分可靠的情報，說國民黨分子決定向延安派一些奸細，其目的是要離間您同王明和黨的其他活動家之間的關係，而且還要製造對所有在莫斯科住過和學習過的人的敵對情緒。關於國民黨分子的這種陰險企圖，我曾及時提醒過您。國民黨分子的如意算盤是從內部瓦解共產黨，進而輕而易舉地消滅共產黨。我確信，康生是以自己的行動在為這些奸細效勞。請原諒我這種同誌式的坦率。這是我對您的深深的敬意和我的這樣一種堅定的信念，即相信您作為黨的公認領袖是願意看到事情的真相的，才使我如此坦率地談出了自己的看法。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八屆十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麵對著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的形勢，康生感覺到他興風作浪的時候到了。他在會上給毛主席遞了個“寫小說反黨”的條子，於是產生了所謂“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的“最高指示”。這句話像一枚重磅炸彈，使參加會議的人都目瞪口呆，會議立即改變了原來討論經濟工作的中心議題，全部集中到“階級鬥爭新動向”上來。
所謂“反黨小說《劉誌丹》”案，是康生一手策劃的大冤案。這樁現代文字獄前後持續了17年之久。
1956年，工人出版社為了對廣大工人群眾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擬訂了一個出版革命烈士傳記和革命回憶錄的選題計劃，小說《劉誌丹》就是其中的一種。當時，出版社看到劉誌丹的弟弟劉景範和弟媳李建彤寫的回憶劉誌丹的短文，於是約請李建彤寫作小說《劉誌丹》。
小說在創作過程中，先後得到中央領導、文藝界的老同誌和社會各方麵人士的幫助。1960年，曾在西北工作過的習仲勳兩次向作者和出版社同誌談了他對《劉誌丹》稿樣的意見，強調寫書是教育青年一代，通過寫革命領袖人物劉誌丹，寫西北大革命，把劉誌丹經曆的時期寫成為全國的縮影。小說的主導思想就是毛澤東領導革命的正確思想，通過劉誌丹具體體現。
作者六易其稿，在小說將要出版之前，《工人日報》等幾家報刊選登了部分內容。
此時，康生正處心積慮地搜羅所謂階級鬥爭的“典型”，他正愁著沒有什麽是非可以撥弄，恨不能雞蛋裏挑骨頭，當他抓到小說《劉誌丹》這根“稻草”後，他連書稿還沒拿到手就武斷地說：“我一看小說就知道完全是為高崗翻案。”按照他的邏輯分析，劉誌丹是陝北根據地的創建人，頌揚劉誌丹和陝北根據地的豐功偉績，不就是貶低毛澤東在江西建立根據地的作用了嗎？不就是抬高一直在陝北根據地的反黨分子高崗的地位，為他翻案嗎？於是，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報刊不得發表《劉誌丹》。接著，又寫信給中央辦公廳，武斷地認定：“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文藝寫作問題，看來是個帶有政治傾向性的問題。”並責令工人出版社，把《劉誌丹》第五稿印600本，第三稿印300本，送中央會議審查。
康生鼓足一口氣，非要把這個事捅大不可，在八屆十中全會上，他竭盡全力煽動對小說《劉誌丹》進行批判，硬說是為高崗翻案。定下這個調子，小說作者及其相關人員的處境便可想而知了。
八屆十中全會之後，以康生為首的，包括中央幾個單位都必須派人參加的，而實際上是康生一人說了算的“三合一”專案組，開始對作者李建彤進行“三堂會審”。同時，沒收她的全部采訪記錄，按記錄上的姓名尋找那些被采訪過的幹部和群眾，由康生下令逐一加以迫害。
給小說《劉誌丹》提供過創作材料的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三同誌也被打成“反黨集團”，還成立了“習仲勳專案審查委員會”。
“文革”中，康生和“四人幫”，對小說《劉誌丹》的誣陷更是變本加厲，株連無辜，因小說牽連受害的各級領導幹部300多人。一般幹部和群眾，受害數字無法統計。
習仲勳同誌曾應出版社要求審閱過小說初稿，被打成《劉誌丹》小說的“黑後台”，誣陷他“勾結”劉誌丹的弟弟劉景範，“授意、炮製、拋出反黨小說”，不但被撤銷了副總理職務，還被隔離審查了16年，在獄中關押了8年。這還不算，在他40多年前擔任過地委書記的慶陽地區，被揪出的所謂彭、高、習“黑爪牙”竟達1.2萬多人。
原計委副主任賈拓夫，被打成“反黨分子”後，撤職下放。十年動亂中，被害死在西安郊外。
劉景範同誌在答辯時給康生提了點意見，叫他不要搞“逼供信”，這一句話就成了“現行反革命”，當場被捕，後又監禁了7年。
宋任窮同誌也被牽連挨整。
因為小說的選題是工人出版社定出的，原社長高麗生，受盡肉刑，被折磨致死。
小說的責任編輯何家棟，一家老小被趕到河南鄉下，老母和兩個兒子在病困淩辱中死去。
就連給作者李建彤帶過路的陝北老貧農於悅賢和劉景華，他們也不放過，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一生忠勇的烈士劉誌丹，在“文革”中也被當做“叛徒”來鞭屍了。當時，陝西省的主要頭頭找到劉誌丹的女兒劉力真，要她出麵聲明，同意取消誌丹縣。劉力真說她無權同意，要這位頭頭去請示中央，結果西安市到處貼滿了“緝拿叛徒劉誌丹的女兒”通緝令。劉力真無路可走，隻得逃回陝北鄉下躲藏了一年，後又被人告密，被五花大綁地揪回西安“歸案”。
劉誌丹一個馳騁疆場，出入於槍林彈雨的革命烈士，曾被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譽為“群眾領袖，民族英雄”，“上下五千年，英雄成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誌丹”的“紅軍模範”，就因為一本如實反映他的革命經曆的傳記小說，竟然株連了如此之多的人，製造了現代中國的文字獄大冤案，荒唐之極，無與倫比，九泉之下的英靈，也會為之悲慟、憤慨啊！
我們常說曆史是最公正的，蒼蠅飛得再高也是蒼蠅，雄鷹飛得再低也是雄鷹。1979年8月4日，中共中央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終於為小說《劉誌丹》冤案平反昭雪。1980年2月25日，中央為所謂的“習仲勳反黨集團”平反，使一樁持續了17年之久的現代文字獄終於結束了。
正當康生大抓階級鬥爭，放肆製造《劉誌丹》冤案的時候，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將他增補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他在黨和國家中的地位又開始穩步上升。
到了“史無前例”的“文革”時期，更讓康生如魚得水，風雲際會，先後當了中央文革小組顧問、黨中央政治局常委乃至中央的副主席。
“這個人能放炮。”康生繼續他的“通氣”“交底”，並且意味深長地瞟一眼陳伯達：“主席說他是黨內的一頭牛，橫衝直撞。他確是頭上長角，頂過不少人。這一點知道的人很多。”
陳伯達臉上有點熱，康生顯然知道他與陶鑄之間的芥蒂。盡管他厭惡這位洗不淨陰森的“三洗老人”，雖然他知道康生對誰都可能捅一刀，但仍然走得更貼近些，步調更一致些，聽康生介紹。
“他是朝劉少奇開過炮的……多次開炮。”康生朝貼近過來的陳伯達流出一絲神秘的淺笑，聲音壓低了，“這是最根本的。”
陶鑄與劉少奇沒有源遠流長的曆史關係，是1942年在延安才認識。劉少奇從華中回到延安主持工作，陶鑄對這位中央領導人，這位黨的領袖之一，是懷了敬重之情的。
1943年，陶鑄調任軍委秘書長，代表中央軍委去晉西北檢查工作。
他從晉西北回到延安時，剛進家門就聽到一個吃驚的消息：柯慶施被關起來審查了！
柯慶施在中央城工部工作，與陶鑄私人友誼較深。兩人來往不少。對於柯慶施，黨內許多老人將他列入極左之列，這多是由於“大躍進”、廬山會議以及以後反右傾機會主義等運動中他的態度所留給一些同誌的印象。不過，在延安，多數同誌都認為他是個心胸豁達的人。他愛喝點酒，當時剛結婚不久，那天，禮堂裏開會，他去了。還在下邊嘻嘻哈哈跟別人逗樂呢，就聽台上一聲喝：“柯慶施上來！”
據說他根本沒聽台上講什麽（也許有些誇張），聞聲稀裏糊塗上了台，一上去就稀裏糊塗被批成了“特務”。
柯慶施受到隔離審查，不許出門，不許任何人看，長一頭長發也不許剃。他新婚不久的妻子來自白區，受到時勢的壓迫自然更慘，後來被逼得跳井自殺了。
陶鑄本是一副燃油般的性子，一點就著。聽說了這些情況，茶水也沒喝一口便喊起來：
“冤案，我去看他！”
“不行，正審查呢。”同誌們勸阻：“誰也不許看。”
“我偏要看，豈有此理！”陶鑄拍響桌子，拔腿就朝外走，“柯慶施我了解，什麽特務？冤案！這種時候我不去看還算什麽朋友！”
他硬闖去看望了柯慶施。
不少同誌替他捏把汗：“小心陷進去……”
他敞著大嗓門，聲音傳老遠：“這個時候不敢為朋友出頭，等於落井下石！”
對於1942年的整風運動和1943年聯袂而來的“敞開思想”“搶救運動”，中國共產黨內始終存在著不同看法。畢竟，這場運動傷害了一些好同誌。
然而，從根本上看，從大局看，“整風”清算了給中國革命帶來巨大危害並繼續造成危害的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其最顯著的特點就是脫離中國革命的實際。無論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機會主義還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右傾機會主義；這種出自教條主義的路線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嚴重巨大的危害，已經由實踐做了結論。
這場運動使“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深入人心；使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毛澤東思想在全黨實現了空前的教育和普及；也進一步鞏固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劉少奇在支持和解釋這場整風運動，在掌握運動的本質和對具體問題的解決方麵，建樹了卓越的功績。他在一篇被收入《整風文獻》的文章中說：“過去我們黨遭遇了許多不應有的挫折和失敗，走了許多不必走的彎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我們黨內存在著一些假馬克思主義者，許多黨員不自覺地盲從在這些假馬克思主義者之後……”
這裏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就是指王明一類隻知背誦一些馬列主義條文的教條主義者。劉少奇又說：“必須用中國革命的經驗來教育中國的革命者，用中國黨的經驗來教育中國的黨員，才能收到更直接的實際的效果。如果拋開如此豐富的中國革命鬥爭的經驗，如果輕視我們黨22年來在偉大曆史事變中的鬥爭經驗，不用心研究這些經驗，不用心向這些經驗學習，而隻去學習離開我們較遠的外國革命經驗，那就是輕重倒置。”
劉少奇這種“中國化”的思想，無論那時、現在、將來，都在中國革命的山巔之上，永遠地明光閃爍。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3）
但是，世界上，曆史上，都是隻有巨人，而無完人；隻有偉人，而無神人。
在柯慶施的問題上，陶鑄認為主持工作的劉少奇看法有偏，對他產生意見。陶鑄重感情、重義氣，又性情耿直，敢放炮。
他朝劉少奇當麵開了一炮，而且是在眾人麵前公開的一炮：“我覺得劉少奇不如毛主席那麽有本事。”
此後，陶鑄對劉少奇一直取敬而遠之的態度。
建國之初，劉少奇提出了鞏固新民主主義新秩序。現在回過頭來，不難看出劉少奇同誌這一思想的科學性。毛澤東思想確是全黨智慧的結晶，許多傑出人物都為這一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毫無疑問，堪稱理論家的劉少奇同誌便是其中的一個。
思想的科學性不等於每句話都講得準確恰當。劉少奇在土改工作和天津的講話，個別問題在提法和用詞上可能值得推敲。在1953年的中央財經會議上，陶鑄又向劉少奇放了一炮。對少奇同誌在土改工作和天津的講話提了意見。
這一炮不得了，差點被高崗利用。
解決高饒事件的七屆四中全會結束後，劉少奇主動找陶鑄長談一次話。陶鑄承認自己在“高饒”問題上犯有錯誤，同時也談了對劉少奇的意見。劉少奇向陶鑄做了耐心的解釋工作，並且承認他看人有時有些偏。
前麵說過，1956年中央八大召開前後，毛澤東已流露出辭去國家主席，避開日常瑣事，而把更多的時間放在黨的理論和共產主義思想體係上來。這些想法終於變成了“一線”和“二線”的計劃。
在八大，鄧小平進入了政治局常委會這一製定政策的權力中心，並擔任了黨的總書記這一重要職務。
毛澤東談接班人，第一說出的是劉少奇，第二說出的是鄧小平。雖然沒有過任何正式文件，但國內外親耳聽到的人並不少。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結束後，陶鑄回廣東傳達文件。講到國家主席問題，陶鑄說：“如果選鄧小平當國家主席，我舉雙手讚成。”
廣州市一位副市長為此向上寫了信，說陶鑄的講話，公開反對劉少奇。
中央委托葉劍英同誌調查這件事。葉劍英找一些同誌談話，澄清事實後，結論為“沒有這個事”。
陶鑄的那句話是不能說成反對劉少奇的。但其中包含的意見，畢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陳伯達像桑丘一樣走在唐·吉訶德那種身材的康生旁邊，了解了這番“背景”，籲一口長氣。
他已經明白，今天來到釣魚台的陶鑄，是今後“黨內鬥爭”中的一頭有用的“牛”，一個大有用場的“炮筒子”。
陳伯達隨著康生散步“通氣”，繞山繞水終於繞到陶鑄下榻的9號樓。
他們拜訪了剛剛到京的陶鑄，並且不虛此行地嚐到了“炮筒子”的火藥味……
雖有芥蒂，陳伯達想到今後的鬥爭，想到陶鑄與毛澤東的淵源，與林彪的曆史關係，還是又作揖又握手，噓寒問暖地親熱幾句。
陶鑄自然也對將來的共事者們表現出應有的熱情、禮貌和謙讓。
康生偶爾要吸支煙。在他點煙時，不吸煙的陳伯達目光與不吸煙的陶鑄相遇了。
彼此不自在，但也沒避開。畢竟要“共同戰鬥”了。
陳伯達的圓臉上綻出兩朵笑：“這次來，有什麽消息嗎？”
陳伯達愛問這句話，與毛澤東愛問“有什麽新聞嗎”不同。毛澤東問的目的是了解社會，了解群眾，了解下情。陳伯達問的目的是了解上情，了解來頭和背景。
所以，毛澤東喜歡向實際工作者提問，陳伯達喜歡向有背景有來頭的人提問，特別是向那些能夠直接接觸毛澤東的人提問。
他認為陶鑄是有這個資格和條件的。
“這話是應該我問你喲。我是剛到中央來。”陶鑄笑著將雙手抬一抬，這是他講話時愛做的手勢：“情況都不了解。”
“哪裏，哪裏話。你是一方諸侯，我是小小老百姓哪。”陳伯達謙虛著，很具有中國文化人的某些特征。他的“小小老百姓”後來一度成為中國人民熟悉的東西，跟陳伯達的政治地位一道興起，一道敗落。
陳伯達一邊說著，一邊轉過頭去望康生。交談還得靠康生。
康生肩膀聳起來，這口氣沒有用來講話，卻將雙肩猛一沉落，從肺裏沉悶地嗬出一聲長音，隨即走向痰盂。
“啊——呸！”
如果讀者目睹康生吐痰，你會跟他一道吃力費勁，感覺勞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