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章 陶鑄“喬遷”中南海！兩軍對壘懷仁堂(1)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1）
陶鑄茶水也沒喝一口便喊起來：“冤案，我去看他！”毛澤東對於“天下大亂”從來不皺眉，輕鬆地將手一拂，毫無擔憂地說：“可以不派嘛，亂就亂他一陣子。”陶鑄隻把江青當做一個女人看，根據作用與反作用的原理，江青便也將陶鑄當做一個十足的男人看。“陶鑄喪心病狂，朝毛主席拍桌子提抗議，手腕子都拍脫臼了！”
來到北京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陶鑄去北京開會，回來後，陶鑄心情顯得相當沉重，第二天午飯時，沉默了很久，陶鑄終於開口對夫人說：“曾誌，中央要調我去北京工作。”
“幹什麽？”曾誌問。
“中宣部長。”
曾誌斷然說：“你不合適，你勝任不了。”
陶鑄點點頭：“剛才我在常委會上講了，紫陽同誌也認為這個工作於我不太合適。”
“那你就向中央辭掉。”
陶鑄沉重地為難地搖搖頭：“辭是辭不掉的。除了中宣部長，還決定要我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文辦主任。”他濃眉緊鎖，緩緩地說：“這件事我已經考慮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事已如此，我還能說什麽呢？”
陶鑄臨危受命時，全國已麵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十分嚴峻的險惡形勢。由毛澤東親自主持製定的、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已在全國公布。批吳晗的《海瑞罷官》，批“三家村”，批“十七年的文藝黑線專政”，甚囂塵上，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鋪天蓋地而來，晴朗的中國上空，刹時已變得天昏地暗。林彪、“四人幫”正在利用這個集中代表左傾錯誤的綱領性文件，把它推向極端，搞亂全國。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去北京開會，調陶鑄去中央工作，擔任中宣部長，還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文辦主任。
6月1日，陶鑄就匆匆飛往北京，住到了當時“文革”小組所在地釣魚台國賓館，因為他還另兼一職——中央“文革”顧問。
陶鑄的到來，使當時並不寧靜的國賓館又湧動起一股暗流——“文革”小組成員對他展開了一連串拉攏手法。
就在陶鑄來京的當天晚上，釣魚台幽靜的林陰道上，出現了一高一矮兩個人影。警衛人員一看那身形，便知道是住8號樓的康生和住15號樓的陳伯達。
自從中央文革將辦公處設在釣魚台後，這兩個人的身影便經常出現，一閃一晃，像兩個幽靈。此時，他們正結伴去看望他們的新鄰居。一路上，自然少不了一串同盟者式的“通氣”。
“陶鑄是黃埔五期的，可算是林彪的同學。南昌起義時跟蕭克在一起，當連長。不過，真正受重用還是在東北，林彪很看重他，他算四野的人。”康生很咬重“四野”兩個字，帶著權威者的神氣長吸一口氣。他還伸出一隻手掌看了看，好像滿把抓的都是人，都是要人，他無不了如指掌。停頓片刻，又意味深長地補充一句：“同北方局派去的東北的幹部關係一般。”
陳伯達隻是微微點頭，並不作聲。今天，他專門看過陶鑄的資料，對這位剛調來的中央新人的了解，自然不僅僅是這些。
陶鑄，原名際華，字劍寒，又名任陶。1926年18歲入黃埔軍官學校，同年參加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叛變革命後，1927年參加著名的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在福建從事秘密工作期間，先後擔任福建軍委秘書、閩南特委書記、廈門中心市委組織部長、福州中心市委書記等職，組織和指揮了聞名全國的廈門劫獄鬥爭。1933年被國民黨逮捕，判無期徒刑。在南京監獄裏，領導難友進行了絕食鬥爭，1937年9月26日被黨營救出獄後，赴湖北開辟了鄂中抗日遊擊區，任鄂中區黨委常委，以後到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先後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總政治部宣傳部長。解放戰爭期間，一直轉戰於白山黑水之間，先後任遼寧省委書記、遼西省委書記、遼吉省委書記以及東北野戰軍（四野）第七縱隊政委、沈陽軍管會副主任、沈陽特別市委書記、四野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職。並受中央委托，進入北平，與傅作義將軍談判和平解放北平，以後又擔負起了部隊的改編和組織領導南下工作團的工作。全國解放後，先後擔任武漢軍管會副主任、廣西省委代理書記、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四書記、廣東省委書記、省長、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
不過，陳伯達對人的曆史不如康生的興趣大，每當政治變動發生時，他特別注意各派政治力量的情況，他不太留意是非，他隻關心來頭。他那富態的肚子裏裝貨很多，站在哪一邊都能掏出120個道理。
他也了解身邊這位同盟者。他一生從來沒有與天鬥，與地鬥，他全是跟人鬥了。大概中國的高級領導幹部，很少有不令康生感興趣者，他都想去窺探，想去查一查；發現點什麽，抓住點什麽。
康生在延安的地位已經很穩固了。中央委任他擔任中央社會部和情報部部長，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職務。
從那時起，康生給自己定了一個行動準則。待人，要因人製宜。對待手握大權的鐵腕人物，要學會號脈，對症下藥，投其所好；對待同級，要和藹可親，左右逢源；對待下級可又打又拉，恩威並用。隨著地位的鞏固，康生很想在延安有番“作為”。整人，是康生的拿手好戲，一旦時機成熟，他就會大展拳腳，再現莫斯科時期玩的那套把戲。
這個時機果真被康生抓住了！
在延安整風運動後期，康生借“搶救失足者”之名，大搞逼供信，把大批幹部打成“叛徒”
“特務”“內奸”，這就是所謂延安“搶救運動”。這場害人運動，可以說是由康生一手策劃、製造的。
1943年七八月間延安進行的“搶救運動”，其發生有一個過程，大體經過整風運動、審查幹部工作和反特鬥爭以及掀起“搶救運動”四個階段。
1943年初，康生就提出這樣一個理論：“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肅反。”這是預言？暗示？還是指令？人們不得而知。人們隻知道整風是黨中央全力以赴開展的一場思想教育運動，康生充其量也隻是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社會部部長，怎麽敢說這種話呢？但人們忘了，康生又是整風學習委員會的副主席（毛澤東是主席），在整風運動中，這是一個極其顯赫的官爵，“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實際上他用一種更隱蔽的手段，影響毛澤東本人。當中央於1943年4月3日發布了《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之後，隱藏在康生心底的變被整為整人的罪惡目的，終於變成了中共中央的明文指令。
《決定》說：
一年的經驗證明，整風不但是糾正幹部錯誤思想的最好辦法，而且是發現內奸與肅清內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風尚未深入的地方，不但幹部的錯誤思想尚未糾正，內奸問題也不曾引起注意。
《決定》強調說：
糾正錯誤思想與肅清內奸分子，是在整風過程中互相聯係著，但在性質上又互相區別，絕對不能混同的兩件事。因此，在進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風的初期與中期，除領導機關的主要負責人應十分注意外，在公開號召中，必須絕對不提審查幹部與肅清內奸的任務，隻提糾正錯誤思想與檢查工作的任務，否則，不但幹部的錯誤思想難於糾正，內奸亦不能發現與肅清。
自然，康生對這一《決定》的精神駕輕就熟，由他親自負責、直接指揮的一場審幹運動（包括搶救運動），如洪荒時期的湯湯大水鋪天蓋地般湧來，漫淹了整個延安和各個根據地。
1942年11月間，年僅19歲的原甘肅地下共產黨員張克勤，被康生親自出馬，打成特務。
張克勤，1937年入黨，後經甘肅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調延安深造。張克勤的父親在蘭州開了一個照相館，光顧照相館的人，自然是什麽人都有，國民黨的軍官、特務之類的人也去。據此，康生就說張克勤父親的照相館是“特務聯絡點”，張克勤的父親當然是“特務”，而張克勤當然是他父親派到延安來的“特務”，於是逼迫張克勤承認，張不承認，就搞車輪戰，審訊了六天六夜，肉體受到百般折磨。在“坦白了可以保留黨籍”的誘逼下，張終於承認了自己是“特務”，還供出了“甘肅黨是紅旗黨，假共產黨”的假口供。接著康生便在八路軍大禮堂親自主持召開了張克勤坦白大會。開會那天，延安各機關、學校的代表們帶著幾分好奇、還有幾分膽怯匯聚在一起，如潮水般湧進了禮堂。會議開始，康生戴一副金絲邊眼鏡，蹬一雙長筒馬靴，大搖大擺地踏上主席台，簡短的開場白之後，他便指著張克勤說：我們在西北農學挖出了一個隱藏很深的特務，叫張克勤，他父親就是特務，大家說，他能不是特務嗎？
讀者可能覺得邏輯不通，其實這就是康生鑄就的鐵的邏輯。他將那麽多的人打成特務，幾乎都用的是這種邏輯。他在整人的時候，動不動拍著胸膛說：“看×××那個樣子就像個特務。”“××要不是特務我把康字顛倒寫。”甚至給一位女同誌下了這樣一條海外奇談式的結論：“你長得那麽漂亮，你不當特務，誰當特務？”這種主觀臆斷、荒誕不經、信口雌黃的誣陷，在康生那裏就像魔術師甩撲克牌那麽簡單，那麽容易，而扔在被整的人身上，便變為一口巨大的黑鍋，它使人喘不過氣，甚至會被壓死、悶死。
在這天的會上，亮出他自己獲得專利的“鐵邏輯”之後，康生將金絲邊眼鏡一提，用陰陽怪氣的音調說：“你張克勤肯定是特務，要不，我康生敢拿20年黨齡做保證！”
這樣一個大人物，在張克勤心中，哪怕是自己19歲的全部生命，也抵不了他1年的黨齡，更何況是20年呢！權勢者的威力，一旦和荒淫無恥結為聯盟，那淫威足以使白的、紅的刹那間變得漆黑一團。張克勤無言以對，隻得裝出一副老老實實的樣子，交待自己的“特務史”。還交待說：國民黨對我們的白區的地下黨實行“紅旗政策”，即用特務、內奸搞假共產黨。甘肅地下黨就是“紅旗黨”，而且說他本人就是一個被發展的特務。
誰都難以相信：張克勤因此而吃上了小灶，並擢升為副科長。這真是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他成了坦白的“典型”了。他周遊遍了延安大大小小的機關學校，現身說法，為所有被打成特務和未被打成特務的知識分子、文化人樹立起一個“坦白光榮”的榜樣。
接著康生便借用這個案件大做文章，認為這是審幹工作的一大突破。於是他將此情況一麵抄送中央，一麵以此為資本到處宣揚說，“紅旗政策”是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對共產黨實行內奸政策的新策略，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靠不住，必須“重新估計”。請看他在一個幹部訓練班的講演：
“張克勤案件使我們對國民黨的特務政策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對大後方的黨組織不能不重新估計，對延安的特務分子數量得到一個解答，使我們的右傾思想有了一個觸動。”隨即，他領導的社會部和保衛機關工作人員在延安各機關內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查，把來自甘肅、河南、湖北、四川等地下黨的一些他認為可疑的人，捕押起來，審問逼供。並將曾在甘肅工委工作過，當時已分散到各地工作的很多同誌先後押到延安受審。同時，康生抓住一些未經調查核實的案件或一些人的口供，大肆渲染，造謠惑眾，一步一步地把整風運動引向了所謂肅清反革命、肅清內奸特務的鬥爭。
1943年4月初，胡宗南派代表來延安，康生借防止邊區內部特務與胡來往的名義，親自批準保安機關，於4月1日晚上一夜之間在延安抓了200多個“嫌疑分子”。康生得意地說，這叫“秘密突破”。但在紅色政權的首府，一下子就捕獲這麽多的“特務”，人們的心理猛地失去了平衡，群眾根本接受不了，有的人當麵向康生提出，“捕人證據不足”。
康生蠻橫地說，“先抓起來再說，正因為不清楚，才關起來審問，審問是為了弄清問題。”
身為保安機關的最高長官，竟以這樣毫無法律常識的語言來作大肆捕人的注解！
康生在“搶救運動”中的一大發明是所謂“特務如麻”。為了證實他這一估計的正確性，就必須使用逼、供、信的手段逼人就範。
炮製“坦白典型”，利用“坦白典型”公開演講，現身說法，製造“特務如麻”“坦白光榮”的氣氛，這是康生操縱運動的殺手鐧。從1943年4月至7月，這一階段除了炮製典型外，還讓人人自覺坦白，寫思想曆史自傳，從思想上反省，坦白自己是否有問題！在這3個月內，僅延安中央係統（不包括邊區所屬各地區）各單位就有四五百人坦白了各種各樣的“問題”。
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向中央直屬機關幹部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明確提出：“現在是緊急的軍事動員時期，他們（指失足者）要在這緊迫的時間內，挽救自己，而共產黨也要在這緊迫的時間中挽救他們；我們要警告那些不願意坦白的人們，寬大是有限度的，這一點要嚴重注意。”
在這一次關鍵性的會議後，又刮起一場橫空彌漫的“龍卷風”。整個邊區從機關到學校、工廠，從城鎮到農村，從上層到中下層，開始了“全線進攻”，弄得人人自危。10天之內，搞出的特務超過了前幾個月的總和。在康生親自操縱下，逼供、誘供、勸供一齊下手。凡從國統區、敵占區來的自不必說都是“特嫌”，甚至生長在邊區根據地的人，隻要和敵人有一絲瓜葛，“特務”的桂冠就算是戴定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達到了無以複加、駭人聽聞的地步。
當時在延安普遍流傳著這樣一件事：有一位從國統區千裏迢迢來延安求學的學生，在搶救運動中受到了審查。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2）
問：你家中還有什麽人？都在幹什麽？
答：父母親都在戰火中死亡，隻我一個。
問：國民黨內有你的親戚嗎？
答：沒有。
問：那麽你來延安是國民黨派你來的？
答：不是。
問：你是怎麽來延安的？
答：坐火車來的。
問：坐誰家的火車？
答：坐鐵路上的火車。
問：鐵路上的火車是共產黨的嗎？
答：不是，是國民黨的。
問：坐國民黨的火車，你還能說與國民黨沒關係嗎？
答：噢！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當即承認自己是“特務”或“敵探”，就可以戴一朵大紅花，名曰“再生花”，坐在主席台上以示“光榮”。甚至還可以吃到一頓延安少有的好飯，西紅柿掛麵、紅棗稀飯等。如果不承認，那就“五刑具上”，各種方法都來了。下麵介紹幾種當時較普遍的“搶救”方法：
一、精神折磨，刑訊逼供。首先給被懷疑的人造成極大的精神壓力，接著進行肉體的折磨。康生曾召集一次討論起草《審訊條例》的會議，會上為可否用刑逼供出現意見分歧，兩種意見尖銳對立。為此，康生大發脾氣，說：“不用刑，那麽怎麽審訊？”有同誌說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氣壯地說：“有材料還要你審訊？”所以在“搶救運動”中用刑逼供是相當普遍的，如打人、罵人、抓人、關押、“車輪戰”“疲勞戰”、假槍斃等等，無所不用其極。被關押的犯人則常常不讓吃飽飯，不讓睡覺，用這些辦法逼迫被審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二、滾雪球。坦白了的人，還要受到這樣的質問：“你的上級是誰？”“你的下級是誰？”“你的聯係人又是誰？”如不交待這些情況，還不能徹底過關。於是，有人供出了自己的好友，有的人供出自己的親戚，有的人則供出了同事、同鄉。就是這樣滾雪球，傷害了許多好同誌，有的被逼致死，同時也使多少個家庭破裂！其造成的後果嚴重地傷害了同誌間的感情，破壞了黨內團結！
三、審查檔案，無限上綱。康生要求各單位的組織部門翻閱幹部檔案，從檔案中找問題，美其名曰“調查研究”。怎樣找問題呢？康生規定每個來延安的人都要寫3次自傳：剛到延安要寫，整風中間要寫，到反省機關還要寫，然後前後對照，找矛盾、找缺口。更荒誕的是，康生發明了一種“填月表”的辦法，即突然要求被審查的人當場按月填寫出自己的曆史，一麵交待，一麵填表，如有一個月填不上，或填的有出入，就以特嫌論處。
四、布置人員，“引蛇出洞”。康生在審幹開始時，就專門布置一些人，故意說些過頭話、錯話甚至反動的話，把另一人的言論“引”出來，然後揪住辮子不鬆手。
五、“麵條的誘惑”。“坦白光榮”是精神鼓勵和刺激，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誘惑，人們誰都不願在紅色的邊區當一名落後分子，隻要胡編亂造幾句假話，就可以從“地獄”升入“天堂”，那些少有主見或別有用心的人，又何樂而不為呢？與“坦白光榮”緊連著的是“物質獎勵”——麵條的誘惑，絕不能低估。因為延安在1942年、1943年間，麵粉極為缺乏，一個禮拜，甚至一個月也吃不到一頓白饃。對那一頓管飽的雞蛋掛麵真是饞死了！自然科學院有名四川來的小學生，為了吃一頓讓人垂涎三尺的雞蛋掛麵，便說自己是劉湘直接派來的。
在各種搶救方法麵前，有些人的意誌在誘惑麵前傾斜了；有些人由於對黨的樸素的信仰，“光榮地坦白”了；有些人墜入雲裏霧中隨波逐流了；有些人在逼供的淫威下屈服了。
這種突擊造成的“特務如麻”的假相，在後來兩年的甄別工作中證明90%以上的人是冤假錯案。
陶鑄茶水也沒喝一口便喊起來：“冤案，我去看他！”毛澤東對於“天下大亂”從來不皺眉，輕鬆地將手一拂，毫無擔憂地說：“可以不派嘛，亂就亂他一陣子。”陶鑄隻把江青當做一個女人看，根據作用與反作用的原理，江青便也將陶鑄當做一個十足的男人看。“陶鑄喪心病狂，朝毛主席拍桌子提抗議，手腕子都拍脫臼了！”
來到北京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陶鑄去北京開會，回來後，陶鑄心情顯得相當沉重，第二天午飯時，沉默了很久，陶鑄終於開口對夫人說：“曾誌，中央要調我去北京工作。”
“幹什麽？”曾誌問。
“中宣部長。”
曾誌斷然說：“你不合適，你勝任不了。”
陶鑄點點頭：“剛才我在常委會上講了，紫陽同誌也認為這個工作於我不太合適。”
“那你就向中央辭掉。”
陶鑄沉重地為難地搖搖頭：“辭是辭不掉的。除了中宣部長，還決定要我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文辦主任。”他濃眉緊鎖，緩緩地說：“這件事我已經考慮了很久，也想得很多，事已如此，我還能說什麽呢？”
陶鑄臨危受命時，全國已麵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十分嚴峻的險惡形勢。由毛澤東親自主持製定的、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已在全國公布。批吳晗的《海瑞罷官》，批“三家村”，批“十七年的文藝黑線專政”，甚囂塵上，顛倒是非，混淆黑白，鋪天蓋地而來，晴朗的中國上空，刹時已變得天昏地暗。林彪、“四人幫”正在利用這個集中代表左傾錯誤的綱領性文件，把它推向極端，搞亂全國。
1966年5月底，中央通知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去北京開會，調陶鑄去中央工作，擔任中宣部長，還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兼文辦主任。
6月1日，陶鑄就匆匆飛往北京，住到了當時“文革”小組所在地釣魚台國賓館，因為他還另兼一職——中央“文革”顧問。
陶鑄的到來，使當時並不寧靜的國賓館又湧動起一股暗流——“文革”小組成員對他展開了一連串拉攏手法。
就在陶鑄來京的當天晚上，釣魚台幽靜的林陰道上，出現了一高一矮兩個人影。警衛人員一看那身形，便知道是住8號樓的康生和住15號樓的陳伯達。
自從中央文革將辦公處設在釣魚台後，這兩個人的身影便經常出現，一閃一晃，像兩個幽靈。此時，他們正結伴去看望他們的新鄰居。一路上，自然少不了一串同盟者式的“通氣”。
“陶鑄是黃埔五期的，可算是林彪的同學。南昌起義時跟蕭克在一起，當連長。不過，真正受重用還是在東北，林彪很看重他，他算四野的人。”康生很咬重“四野”兩個字，帶著權威者的神氣長吸一口氣。他還伸出一隻手掌看了看，好像滿把抓的都是人，都是要人，他無不了如指掌。停頓片刻，又意味深長地補充一句：“同北方局派去的東北的幹部關係一般。”
陳伯達隻是微微點頭，並不作聲。今天，他專門看過陶鑄的資料，對這位剛調來的中央新人的了解，自然不僅僅是這些。
陶鑄，原名際華，字劍寒，又名任陶。1926年18歲入黃埔軍官學校，同年參加中國共產黨。蔣介石叛變革命後，1927年參加著名的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在福建從事秘密工作期間，先後擔任福建軍委秘書、閩南特委書記、廈門中心市委組織部長、福州中心市委書記等職，組織和指揮了聞名全國的廈門劫獄鬥爭。1933年被國民黨逮捕，判無期徒刑。在南京監獄裏，領導難友進行了絕食鬥爭，1937年9月26日被黨營救出獄後，赴湖北開辟了鄂中抗日遊擊區，任鄂中區黨委常委，以後到延安，參加黨的“七大”，先後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總政治部宣傳部長。解放戰爭期間，一直轉戰於白山黑水之間，先後任遼寧省委書記、遼西省委書記、遼吉省委書記以及東北野戰軍（四野）第七縱隊政委、沈陽軍管會副主任、沈陽特別市委書記、四野政治部副主任、主任等職。並受中央委托，進入北平，與傅作義將軍談判和平解放北平，以後又擔負起了部隊的改編和組織領導南下工作團的工作。全國解放後，先後擔任武漢軍管會副主任、廣西省委代理書記、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四書記、廣東省委書記、省長、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
不過，陳伯達對人的曆史不如康生的興趣大，每當政治變動發生時，他特別注意各派政治力量的情況，他不太留意是非，他隻關心來頭。他那富態的肚子裏裝貨很多，站在哪一邊都能掏出120個道理。
他也了解身邊這位同盟者。他一生從來沒有與天鬥，與地鬥，他全是跟人鬥了。大概中國的高級領導幹部，很少有不令康生感興趣者，他都想去窺探，想去查一查；發現點什麽，抓住點什麽。
康生在延安的地位已經很穩固了。中央委任他擔任中央社會部和情報部部長，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職務。
從那時起，康生給自己定了一個行動準則。待人，要因人製宜。對待手握大權的鐵腕人物，要學會號脈，對症下藥，投其所好；對待同級，要和藹可親，左右逢源；對待下級可又打又拉，恩威並用。隨著地位的鞏固，康生很想在延安有番“作為”。整人，是康生的拿手好戲，一旦時機成熟，他就會大展拳腳，再現莫斯科時期玩的那套把戲。
這個時機果真被康生抓住了！
在延安整風運動後期，康生借“搶救失足者”之名，大搞逼供信，把大批幹部打成“叛徒”
“特務”“內奸”，這就是所謂延安“搶救運動”。這場害人運動，可以說是由康生一手策劃、製造的。
1943年七八月間延安進行的“搶救運動”，其發生有一個過程，大體經過整風運動、審查幹部工作和反特鬥爭以及掀起“搶救運動”四個階段。
1943年初，康生就提出這樣一個理論：“整風必然轉入審幹，審幹必然轉入肅反。”這是預言？暗示？還是指令？人們不得而知。人們隻知道整風是黨中央全力以赴開展的一場思想教育運動，康生充其量也隻是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社會部部長，怎麽敢說這種話呢？但人們忘了，康生又是整風學習委員會的副主席（毛澤東是主席），在整風運動中，這是一個極其顯赫的官爵，“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實際上他用一種更隱蔽的手段，影響毛澤東本人。當中央於1943年4月3日發布了《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之後，隱藏在康生心底的變被整為整人的罪惡目的，終於變成了中共中央的明文指令。
《決定》說：
一年的經驗證明，整風不但是糾正幹部錯誤思想的最好辦法，而且是發現內奸與肅清內奸的最好方法。凡整風尚未深入的地方，不但幹部的錯誤思想尚未糾正，內奸問題也不曾引起注意。
《決定》強調說：
糾正錯誤思想與肅清內奸分子，是在整風過程中互相聯係著，但在性質上又互相區別，絕對不能混同的兩件事。因此，在進行程序上，在各地整風的初期與中期，除領導機關的主要負責人應十分注意外，在公開號召中，必須絕對不提審查幹部與肅清內奸的任務，隻提糾正錯誤思想與檢查工作的任務，否則，不但幹部的錯誤思想難於糾正，內奸亦不能發現與肅清。
自然，康生對這一《決定》的精神駕輕就熟，由他親自負責、直接指揮的一場審幹運動（包括搶救運動），如洪荒時期的湯湯大水鋪天蓋地般湧來，漫淹了整個延安和各個根據地。
1942年11月間，年僅19歲的原甘肅地下共產黨員張克勤，被康生親自出馬，打成特務。
張克勤，1937年入黨，後經甘肅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意調延安深造。張克勤的父親在蘭州開了一個照相館，光顧照相館的人，自然是什麽人都有，國民黨的軍官、特務之類的人也去。據此，康生就說張克勤父親的照相館是“特務聯絡點”，張克勤的父親當然是“特務”，而張克勤當然是他父親派到延安來的“特務”，於是逼迫張克勤承認，張不承認，就搞車輪戰，審訊了六天六夜，肉體受到百般折磨。在“坦白了可以保留黨籍”的誘逼下，張終於承認了自己是“特務”，還供出了“甘肅黨是紅旗黨，假共產黨”的假口供。接著康生便在八路軍大禮堂親自主持召開了張克勤坦白大會。開會那天，延安各機關、學校的代表們帶著幾分好奇、還有幾分膽怯匯聚在一起，如潮水般湧進了禮堂。會議開始，康生戴一副金絲邊眼鏡，蹬一雙長筒馬靴，大搖大擺地踏上主席台，簡短的開場白之後，他便指著張克勤說：我們在西北農學挖出了一個隱藏很深的特務，叫張克勤，他父親就是特務，大家說，他能不是特務嗎？
讀者可能覺得邏輯不通，其實這就是康生鑄就的鐵的邏輯。他將那麽多的人打成特務，幾乎都用的是這種邏輯。他在整人的時候，動不動拍著胸膛說：“看×××那個樣子就像個特務。”“××要不是特務我把康字顛倒寫。”甚至給一位女同誌下了這樣一條海外奇談式的結論：“你長得那麽漂亮，你不當特務，誰當特務？”這種主觀臆斷、荒誕不經、信口雌黃的誣陷，在康生那裏就像魔術師甩撲克牌那麽簡單，那麽容易，而扔在被整的人身上，便變為一口巨大的黑鍋，它使人喘不過氣，甚至會被壓死、悶死。
在這天的會上，亮出他自己獲得專利的“鐵邏輯”之後，康生將金絲邊眼鏡一提，用陰陽怪氣的音調說：“你張克勤肯定是特務，要不，我康生敢拿20年黨齡做保證！”
這樣一個大人物，在張克勤心中，哪怕是自己19歲的全部生命，也抵不了他1年的黨齡，更何況是20年呢！權勢者的威力，一旦和荒淫無恥結為聯盟，那淫威足以使白的、紅的刹那間變得漆黑一團。張克勤無言以對，隻得裝出一副老老實實的樣子，交待自己的“特務史”。還交待說：國民黨對我們的白區的地下黨實行“紅旗政策”，即用特務、內奸搞假共產黨。甘肅地下黨就是“紅旗黨”，而且說他本人就是一個被發展的特務。
誰都難以相信：張克勤因此而吃上了小灶，並擢升為副科長。這真是所謂“塞翁失馬，安知非福”！他成了坦白的“典型”了。他周遊遍了延安大大小小的機關學校，現身說法，為所有被打成特務和未被打成特務的知識分子、文化人樹立起一個“坦白光榮”的榜樣。
接著康生便借用這個案件大做文章，認為這是審幹工作的一大突破。於是他將此情況一麵抄送中央，一麵以此為資本到處宣揚說，“紅旗政策”是國民黨在其統治區對共產黨實行內奸政策的新策略，在國民黨統治區的黨組織靠不住，必須“重新估計”。請看他在一個幹部訓練班的講演：
“張克勤案件使我們對國民黨的特務政策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對大後方的黨組織不能不重新估計，對延安的特務分子數量得到一個解答，使我們的右傾思想有了一個觸動。”隨即，他領導的社會部和保衛機關工作人員在延安各機關內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查，把來自甘肅、河南、湖北、四川等地下黨的一些他認為可疑的人，捕押起來，審問逼供。並將曾在甘肅工委工作過，當時已分散到各地工作的很多同誌先後押到延安受審。同時，康生抓住一些未經調查核實的案件或一些人的口供，大肆渲染，造謠惑眾，一步一步地把整風運動引向了所謂肅清反革命、肅清內奸特務的鬥爭。
1943年4月初，胡宗南派代表來延安，康生借防止邊區內部特務與胡來往的名義，親自批準保安機關，於4月1日晚上一夜之間在延安抓了200多個“嫌疑分子”。康生得意地說，這叫“秘密突破”。但在紅色政權的首府，一下子就捕獲這麽多的“特務”，人們的心理猛地失去了平衡，群眾根本接受不了，有的人當麵向康生提出，“捕人證據不足”。
康生蠻橫地說，“先抓起來再說，正因為不清楚，才關起來審問，審問是為了弄清問題。”
身為保安機關的最高長官，竟以這樣毫無法律常識的語言來作大肆捕人的注解！
康生在“搶救運動”中的一大發明是所謂“特務如麻”。為了證實他這一估計的正確性，就必須使用逼、供、信的手段逼人就範。
炮製“坦白典型”，利用“坦白典型”公開演講，現身說法，製造“特務如麻”“坦白光榮”的氣氛，這是康生操縱運動的殺手鐧。從1943年4月至7月，這一階段除了炮製典型外，還讓人人自覺坦白，寫思想曆史自傳，從思想上反省，坦白自己是否有問題！在這3個月內，僅延安中央係統（不包括邊區所屬各地區）各單位就有四五百人坦白了各種各樣的“問題”。
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禮堂向中央直屬機關幹部作了《搶救失足者》的報告，明確提出：“現在是緊急的軍事動員時期，他們（指失足者）要在這緊迫的時間內，挽救自己，而共產黨也要在這緊迫的時間中挽救他們；我們要警告那些不願意坦白的人們，寬大是有限度的，這一點要嚴重注意。”
在這一次關鍵性的會議後，又刮起一場橫空彌漫的“龍卷風”。整個邊區從機關到學校、工廠，從城鎮到農村，從上層到中下層，開始了“全線進攻”，弄得人人自危。10天之內，搞出的特務超過了前幾個月的總和。在康生親自操縱下，逼供、誘供、勸供一齊下手。凡從國統區、敵占區來的自不必說都是“特嫌”，甚至生長在邊區根據地的人，隻要和敵人有一絲瓜葛，“特務”的桂冠就算是戴定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達到了無以複加、駭人聽聞的地步。
當時在延安普遍流傳著這樣一件事：有一位從國統區千裏迢迢來延安求學的學生，在搶救運動中受到了審查。
第一節 陶鑄一躍排第四觸怒林江做冤魂（2）
問：你家中還有什麽人？都在幹什麽？
答：父母親都在戰火中死亡，隻我一個。
問：國民黨內有你的親戚嗎？
答：沒有。
問：那麽你來延安是國民黨派你來的？
答：不是。
問：你是怎麽來延安的？
答：坐火車來的。
問：坐誰家的火車？
答：坐鐵路上的火車。
問：鐵路上的火車是共產黨的嗎？
答：不是，是國民黨的。
問：坐國民黨的火車，你還能說與國民黨沒關係嗎？
答：噢！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當即承認自己是“特務”或“敵探”，就可以戴一朵大紅花，名曰“再生花”，坐在主席台上以示“光榮”。甚至還可以吃到一頓延安少有的好飯，西紅柿掛麵、紅棗稀飯等。如果不承認，那就“五刑具上”，各種方法都來了。下麵介紹幾種當時較普遍的“搶救”方法：
一、精神折磨，刑訊逼供。首先給被懷疑的人造成極大的精神壓力，接著進行肉體的折磨。康生曾召集一次討論起草《審訊條例》的會議，會上為可否用刑逼供出現意見分歧，兩種意見尖銳對立。為此，康生大發脾氣，說：“不用刑，那麽怎麽審訊？”有同誌說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氣壯地說：“有材料還要你審訊？”所以在“搶救運動”中用刑逼供是相當普遍的，如打人、罵人、抓人、關押、“車輪戰”“疲勞戰”、假槍斃等等，無所不用其極。被關押的犯人則常常不讓吃飽飯，不讓睡覺，用這些辦法逼迫被審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二、滾雪球。坦白了的人，還要受到這樣的質問：“你的上級是誰？”“你的下級是誰？”“你的聯係人又是誰？”如不交待這些情況，還不能徹底過關。於是，有人供出了自己的好友，有的人供出自己的親戚，有的人則供出了同事、同鄉。就是這樣滾雪球，傷害了許多好同誌，有的被逼致死，同時也使多少個家庭破裂！其造成的後果嚴重地傷害了同誌間的感情，破壞了黨內團結！
三、審查檔案，無限上綱。康生要求各單位的組織部門翻閱幹部檔案，從檔案中找問題，美其名曰“調查研究”。怎樣找問題呢？康生規定每個來延安的人都要寫3次自傳：剛到延安要寫，整風中間要寫，到反省機關還要寫，然後前後對照，找矛盾、找缺口。更荒誕的是，康生發明了一種“填月表”的辦法，即突然要求被審查的人當場按月填寫出自己的曆史，一麵交待，一麵填表，如有一個月填不上，或填的有出入，就以特嫌論處。
四、布置人員，“引蛇出洞”。康生在審幹開始時，就專門布置一些人，故意說些過頭話、錯話甚至反動的話，把另一人的言論“引”出來，然後揪住辮子不鬆手。
五、“麵條的誘惑”。“坦白光榮”是精神鼓勵和刺激，這在當時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誘惑，人們誰都不願在紅色的邊區當一名落後分子，隻要胡編亂造幾句假話，就可以從“地獄”升入“天堂”，那些少有主見或別有用心的人，又何樂而不為呢？與“坦白光榮”緊連著的是“物質獎勵”——麵條的誘惑，絕不能低估。因為延安在1942年、1943年間，麵粉極為缺乏，一個禮拜，甚至一個月也吃不到一頓白饃。對那一頓管飽的雞蛋掛麵真是饞死了！自然科學院有名四川來的小學生，為了吃一頓讓人垂涎三尺的雞蛋掛麵，便說自己是劉湘直接派來的。
在各種搶救方法麵前，有些人的意誌在誘惑麵前傾斜了；有些人由於對黨的樸素的信仰，“光榮地坦白”了；有些人墜入雲裏霧中隨波逐流了；有些人在逼供的淫威下屈服了。
這種突擊造成的“特務如麻”的假相，在後來兩年的甄別工作中證明90%以上的人是冤假錯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