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章 陸定一忽憶“六月雪”！劉少奇沉冤昭千古(18)
在掀起批判《修養》浪潮的同時，毛澤東還通過對影片《清宮秘史》的評論，向劉少奇展開更大規模的精神攻勢。
圍剿影片《清宮秘史》
圍剿影片《清宮秘史》的號角，在姚文元年初為攻擊陶鑄而發表的《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一文中已經吹起了。姚文元在攻擊周揚對1954年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的態度時，用黑體字標引了毛澤東如下的一段話：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麵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還在文中對《清宮秘史》加了一個約500字的大注，點出“鼓吹《清宮秘史》的‘大人物’當中，就包括有在當前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們保護剝削階級，仇恨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本質，早在建國初期吹捧《清宮秘史》時就表現出來了。”然而，在大喊大叫大字報的狂熱中，由於當時沒有人有意挑逗群眾注意這些細末之處，因此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注意，也就沒有出現更多的行動。
不過，此時，批判《清宮秘史》已被放在一個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並且是有領導、有組織、有目的的行動。
1967年3月底，北京出版的一份紅衛兵小報首先說，劉少奇吹捧電影《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並說劉少奇自詡是“紅色買辦”。經曆過多年黨內鬥爭的劉少奇看到了這有意中傷的誹謗，覺得是一種不祥之兆。他回憶了自己信仰馬克思主義，作為共產黨員而為之奮鬥的一生，想到如今竟遭受到這般淩辱，油然生出了一種無以名狀的悲戚。他要與命運搏鬥，他要澄清事實。他記起了兩個多月前毛澤東與他的相會和對他的安慰，於是，在1967年3月28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呈述自己對有關《清宮秘史》問題的看法經過。
曆史在慣性軌道上正以加速運動的形式向一時無法扭轉的方向猛衝。劉少奇寫給毛澤東的申述猶如泥牛入海。3月3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紅旗》1967年第五期發表的、署名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第二天《，紅旗》雜誌大量發行，影片《清宮秘史》也開始在全國各地相當大的範圍內放映，“供批判用。”
戚本禹的文章引述了毛澤東對《清宮秘史》影片的講話：“《清宮秘史》是一部賣國主義的影片，應該進行批判”，“《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文章回顧了解放初期的1950年在我國放映這部影片後，陸定一、周揚、胡喬木等人與江青之間發生的意見分歧的情況，明裏暗裏指出，這種分歧實際上分別代表了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不同思想見解。當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毛澤東1954年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一封信》中說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這句話時，被崇拜狂衝昏了頭的相當一部分群眾，把如今批判《清宮秘史》看作是毛澤東多年難以實現的宿願，其批判的狂熱就被戚本禹的文章一下子推到了頂巔。在觀看這部影片之時，觀眾隻要一走出電影院，對於影片的各種感受似乎就隻能是向戚本禹文章的觀點靠攏，出口之言，成文之章，無一不是《清宮秘史》即賣國主義。戚本禹的文章在結束之前，以“八個為什麽”定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八大罪狀”，並作出了“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這個結論。這也就成了造反派大做文章，大加發揮的事實根據了。
在戚本禹文章發表的當天，劉少奇看後把轉載著文章的報紙狠狠一摔，對家裏人說：
“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麽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是愛國主義的？什麽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麽不嚴肅過。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第一個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他希望有機會在中央委員會上辯論，他希望有機會在全國人民中進行辯論，然而，他實際上比“階下囚”好不了多少，在應有的範圍內，他的申辯權已經被剝奪了。
不過，隻要有機會，哪怕是在毫無作用的範圍內，劉少奇還是要申辯。
1967年4月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喊著口號衝進劉少奇的辦公室，勒令他自己做飯、打掃衛生、洗衣服、改變作息時間。並嗬斥劉少奇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個問題。當問到“為什麽你要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大肆宣揚活命哲學、投降哲學、叛徒哲學，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誓‘堅持反共’”時，激怒了的劉少奇脾氣大作，但他仍據理申辯說，此事“是經黨中央批準的。在日寇就要進攻華北時，必須保護這批幹部不能再讓日寇把他們殺了。”第二天，劉少奇就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個為什麽”向造反派交出了一篇“答辯”材料，以澄清部分事實真相。當抄成大字報的劉少奇“答辯”在中南海貼出後，許多人爭相讀看。然而，沒過幾個小時，劉少奇的大字報就被撕成了碎片。同時，傳出所謂“上麵”指示：“今後不要搞麵對麵的鬥爭”。事實上，麵對麵的批鬥越來越頻繁。隻要劉少奇一想開口，就有人用語錄本敲他的臉和嘴，美其名曰“不準放毒！”在批鬥會上，劉少奇連開口說話的起碼權利也被剝奪了。
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
當《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提出了叛徒問題時，沒有人去追究其事實真象。時代的狂熱卻簇擁著人們把當時頗有社會影響的戚本禹的話奉為聖諭，沿著他所規定的路子往前走。其實，戚本禹所指的“叛徒案”在“文革”開始不久便有人故意提出了，此時，不過是經過文革派的一番鼓搗，內定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並將之賦予某種形式向社會公開，以便作為最終定劉少奇案的證據。
話還得從1966年說起。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不久，康生第一個把所謂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提了出來。他責令“彭真專案小組”辦公室對這件事進行調查，並夥同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成員陳伯達、江青、關鋒、戚本禹和謝富治等人到處支持某些學校的紅衛兵揪批這批黨員，把六十一人的問題透露到社會上來。周恩來認為，這樣做違背了黨的基本原則，一再申明，所謂“六十一人叛徒”問題中央是清楚的。當紅衛兵因1936年出獄問題揪鬥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和吉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趙林時，周恩來總理經辦的中央答複電中說，這些人的“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1966年11月30日，周恩來還親自給吉林師範大學紅衛兵發電，重申趙林出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指出，“希望你們按照中央上述電示執行，不要在群眾大會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發傳單、塗寫標語。”
1966年12月，當時親自辦理薄一波等人出獄問題的徐冰，特地給康生（並李富春副總理）寫了一封信說，30年前的舊案子，現在“文革”中又提出來了。因此，他把當時中央決定的情況重述了一遍。其結果是石沉大海。
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逗紅衛兵追究“六十一人叛徒案”。1966年除夕前後，由周恩來特批準去廣州休養的薄一波帶病被紅衛兵揪回北京。1967年1月，戚本禹在講話時，公開肯定了“紅衛兵小將”查出“安子文叛黨”，還說，“這些變節分子叛黨的最大組織者就是劉少奇。”1967年2月12日，關鋒在對軍訓解放軍代表的講話中說：“安子文，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占據了組織部、監委、工交等很多主管部門，權都掌握在他們手裏，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文化革命發動起來，小將是有很大功勳的，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1967年3月16日，竊居當時“文革”最高領導權，自認為是太上皇的中央文革小組，借用中央名義，以中發九十六號文件印發了彭真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據此，將六十一人定為“判徒集團”。作為當時中央文革小組喉舌的《紅旗》雜誌，於4月1日刊載戚本禹的文章，公開提出叛徒案問題，為的是讓那些不明真相的群眾，憑借一股不可抵禦的狂熱把“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定死。
戚本禹所說的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誓“堅決反共”，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
1931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2月在天津成立新省委（即順直省委，實際上是北方局的前身）。新省委在天津開會，遭到大破壞，省委書記和一般黨員共五六十人被捕。有些未被捕的人則搬到北平（即北京）成立新省委。不久，又有三四百人被捕，其中六十餘人被國民黨視為頑固分子，加上天津的五十餘人，共約一百三十人，一起押到張學良陸海空軍司令部行營軍法處。這些黨員被捕前，有許多人擔任省委、市委、特委的書記、秘書長、部長、科長、團中央候補委員和團市委書記等領導職務，是黨的工作骨幹。同年7、8月間，軍法處在北京草嵐子胡同專門成立了一個監獄——草嵐子監獄，由東北軍控製，不久改名北平軍人反省分院。開始，國民黨請天主教牧師說教，以期被捕人員歸順，但收效甚微。年底，南京偽軍委派政訓處長劉健群來北平，說這樣不行，宣布搞反省。以六個月為一期，一期不行兩期，三期不反省者加重處分，實行槍決。從1931年反省院建立至1936年8月，先後關進政治犯約400人。這些人中，除1932年大赦減刑無條件釋放和因病保外就醫的20餘人外，有300多人都自願或由家屬動員，發表“反共啟事”出獄。薄一波等人在反省院呆了三四年。他們堅持黨的原則，與敵人進行不懈的鬥爭，秘密建立了獄中黨支部，並與獄外的黨組織取得了聯係。他們拒不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按手印，提出“紅旗出獄”。不少人早已坐滿刑期，因不按手印至1936年尚未出獄；更有的團員和群眾，因不按手印，而被獄中支部發展為黨員或由團員轉為黨員。為了反對獄中的虐待和迫害，他們還進行了多種形式的鬥爭。1934年底的一次絕食鬥爭堅持了七天七夜。偽冀察綏靖主任公署1936年9月11日由宋哲元簽發的訓令中有這樣的記載：“……是以寧死院中亦不願反省……”
1935年11月，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當時北方局的負責幹部有柯慶施（組織部長）、林楓等人。由於日寇侵占華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普遍高漲，許多工作需要黨的幹部去做。然而，幹部缺乏，劉少奇幾乎成了“光杆司令”，工作無法開展。在這種情況下，柯慶施向劉少奇建議，讓尚關押在監獄裏的那些黨員，履行監獄規定的手續出獄。劉少奇接受了這個建議，做出決定並報告中央。當時擔任總書記的張聞天代表黨中央批準了這個決定。
柯慶施通過徐冰（當時以在中國大學任教為名，實際上做社會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讓曾在反省院擔任過支部書記的孔祥禎把中央的這個決定精神通知反省院黨支部。半個月後，沒有回音。孔祥禎又將中央的決定抄送獄中。獄中黨支部負責人看過信後，懷疑此事，推敲了三四天，最後認為，中央和北方局絕不會做出這個決定，因此拒絕執行，不予討論。
三個月後，劉少奇等人通過孔祥禎給監獄內寫了第二封信，特別強調是中央的指示。還說，上次去信後，三個月未見你們的動靜，因此再給你們作如下指示：根據新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需要，考慮到你們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的，黨認為，為了爭取你們盡快出來為黨工作，你們不但可以，而且必須履行敵人出獄手續出獄。這樣做是符合黨的最大利益的。黨認為你們過去堅持不在敵人“反共啟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確，但是，你們那時的鬥爭，還是在小圈子、小範圍內的鬥爭，現在要求你們出來在廣闊範圍內作鬥爭。現在形勢變了，國民黨安內攘外，登“反共啟事”司空見慣了。正因為你們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的，所以你們更有條件，這是特定的條件下所作的決定。黨現在向你們作出保證，在政治上和組織上中央完全負責，政治上不以叛徒論，組織上不歧視，你們要相信中央。如果你們接此信後，仍然拒不執行，就要犯更大更嚴重的錯誤。根據信的內容，還根據其他途徑得到的消息，獄中黨支部肯定了中央決定，將信的內容交全體黨員討論，一致同意，並認定，這樣做主要是根據黨章個人服從組織的原則來執行的。
從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獄內黨員分九批在《華北日報》《益世報》上連登監獄擬好的“反共啟事”兩三天，出了反省院。出獄後，他們立即與黨組織接上了關係，並及時被安排了工作。這批人共六十一人。
這件事，黨中央領導人一直都很清楚。黨的七大時，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對其中十二名代表和兩名候補代表均作了“本人不能負責”的結論，認為符合代表資格。
以上就是戚本禹所說的“反共啟事”事件的來龍去脈。指示履行“反共啟事”手續的最高具體負責人確實是劉少奇，然而，它是在黨中央正式批準後執行的。林彪、江青一夥要把劉少奇置於死地，要盡可能多地網織劉少奇的罪名，從這件事下手也就不足為奇了。
清華園批鬥王光美
利用“叛徒案”把劉少奇定為“叛徒頭子”的設想是對劉少奇迫害的升級。在當時，對劉少奇的任何一點升級，又都必須牽連上王光美。這或許就是中國封建傳統中的所謂“株連”吧？
1967年4月10日，顯然是經過精心策劃並獲得中央文革小組的全力支持，由清華大學紅衛兵主持的號稱30萬人批鬥王光美的大會在清華園召開了。
圍剿影片《清宮秘史》
圍剿影片《清宮秘史》的號角，在姚文元年初為攻擊陶鑄而發表的《評反革命兩麵派周揚》一文中已經吹起了。姚文元在攻擊周揚對1954年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的態度時，用黑體字標引了毛澤東如下的一段話：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阻攔，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麵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這同影片《清宮秘史》和《武訓傳》放映時候的情形幾乎是相同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影片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還在文中對《清宮秘史》加了一個約500字的大注，點出“鼓吹《清宮秘史》的‘大人物’當中，就包括有在當前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他們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資產階級世界觀，他們保護剝削階級，仇恨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本質，早在建國初期吹捧《清宮秘史》時就表現出來了。”然而，在大喊大叫大字報的狂熱中，由於當時沒有人有意挑逗群眾注意這些細末之處，因此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注意，也就沒有出現更多的行動。
不過，此時，批判《清宮秘史》已被放在一個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並且是有領導、有組織、有目的的行動。
1967年3月底，北京出版的一份紅衛兵小報首先說，劉少奇吹捧電影《清宮秘史》是愛國主義的，並說劉少奇自詡是“紅色買辦”。經曆過多年黨內鬥爭的劉少奇看到了這有意中傷的誹謗，覺得是一種不祥之兆。他回憶了自己信仰馬克思主義，作為共產黨員而為之奮鬥的一生，想到如今竟遭受到這般淩辱，油然生出了一種無以名狀的悲戚。他要與命運搏鬥，他要澄清事實。他記起了兩個多月前毛澤東與他的相會和對他的安慰，於是，在1967年3月28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呈述自己對有關《清宮秘史》問題的看法經過。
曆史在慣性軌道上正以加速運動的形式向一時無法扭轉的方向猛衝。劉少奇寫給毛澤東的申述猶如泥牛入海。3月31日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了《紅旗》1967年第五期發表的、署名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第二天《，紅旗》雜誌大量發行，影片《清宮秘史》也開始在全國各地相當大的範圍內放映，“供批判用。”
戚本禹的文章引述了毛澤東對《清宮秘史》影片的講話：“《清宮秘史》是一部賣國主義的影片，應該進行批判”，“《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文章回顧了解放初期的1950年在我國放映這部影片後，陸定一、周揚、胡喬木等人與江青之間發生的意見分歧的情況，明裏暗裏指出，這種分歧實際上分別代表了毛澤東和劉少奇的不同思想見解。當文章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毛澤東1954年在《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一封信》中說的：“被人稱為愛國主義而實際是賣國主義影片的《清宮秘史》，在全國放映之後，至今沒有被批判”這句話時，被崇拜狂衝昏了頭的相當一部分群眾，把如今批判《清宮秘史》看作是毛澤東多年難以實現的宿願，其批判的狂熱就被戚本禹的文章一下子推到了頂巔。在觀看這部影片之時，觀眾隻要一走出電影院，對於影片的各種感受似乎就隻能是向戚本禹文章的觀點靠攏，出口之言，成文之章，無一不是《清宮秘史》即賣國主義。戚本禹的文章在結束之前，以“八個為什麽”定了“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八大罪狀”，並作出了“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這個結論。這也就成了造反派大做文章，大加發揮的事實根據了。
在戚本禹文章發表的當天，劉少奇看後把轉載著文章的報紙狠狠一摔，對家裏人說：
“這篇文章有許多假話，我什麽時候說過那個電影是愛國主義的？什麽時候說過當‘紅色買辦’？不符合事實，是栽贓！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麽不嚴肅過。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是我第一個提出來的，我宣傳毛澤東思想不比別人少”。他希望有機會在中央委員會上辯論，他希望有機會在全國人民中進行辯論，然而，他實際上比“階下囚”好不了多少，在應有的範圍內，他的申辯權已經被剝奪了。
不過，隻要有機會，哪怕是在毫無作用的範圍內，劉少奇還是要申辯。
1967年4月6日晚，中南海的造反派喊著口號衝進劉少奇的辦公室，勒令他自己做飯、打掃衛生、洗衣服、改變作息時間。並嗬斥劉少奇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個問題。當問到“為什麽你要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大肆宣揚活命哲學、投降哲學、叛徒哲學，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誓‘堅持反共’”時，激怒了的劉少奇脾氣大作，但他仍據理申辯說，此事“是經黨中央批準的。在日寇就要進攻華北時，必須保護這批幹部不能再讓日寇把他們殺了。”第二天，劉少奇就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個為什麽”向造反派交出了一篇“答辯”材料，以澄清部分事實真相。當抄成大字報的劉少奇“答辯”在中南海貼出後，許多人爭相讀看。然而，沒過幾個小時，劉少奇的大字報就被撕成了碎片。同時，傳出所謂“上麵”指示：“今後不要搞麵對麵的鬥爭”。事實上，麵對麵的批鬥越來越頻繁。隻要劉少奇一想開口，就有人用語錄本敲他的臉和嘴，美其名曰“不準放毒！”在批鬥會上，劉少奇連開口說話的起碼權利也被剝奪了。
所謂“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
當《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提出了叛徒問題時，沒有人去追究其事實真象。時代的狂熱卻簇擁著人們把當時頗有社會影響的戚本禹的話奉為聖諭，沿著他所規定的路子往前走。其實，戚本禹所指的“叛徒案”在“文革”開始不久便有人故意提出了，此時，不過是經過文革派的一番鼓搗，內定了“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並將之賦予某種形式向社會公開，以便作為最終定劉少奇案的證據。
話還得從1966年說起。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不久，康生第一個把所謂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提了出來。他責令“彭真專案小組”辦公室對這件事進行調查，並夥同中央文革小組的其他成員陳伯達、江青、關鋒、戚本禹和謝富治等人到處支持某些學校的紅衛兵揪批這批黨員，把六十一人的問題透露到社會上來。周恩來認為，這樣做違背了黨的基本原則，一再申明，所謂“六十一人叛徒”問題中央是清楚的。當紅衛兵因1936年出獄問題揪鬥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和吉林省委代理第一書記趙林時，周恩來總理經辦的中央答複電中說，這些人的“出獄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1966年11月30日，周恩來還親自給吉林師範大學紅衛兵發電，重申趙林出獄問題中央是知道的，指出，“希望你們按照中央上述電示執行，不要在群眾大會上公布和追查，也不要散發傳單、塗寫標語。”
1966年12月，當時親自辦理薄一波等人出獄問題的徐冰，特地給康生（並李富春副總理）寫了一封信說，30年前的舊案子，現在“文革”中又提出來了。因此，他把當時中央決定的情況重述了一遍。其結果是石沉大海。
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挑逗紅衛兵追究“六十一人叛徒案”。1966年除夕前後，由周恩來特批準去廣州休養的薄一波帶病被紅衛兵揪回北京。1967年1月，戚本禹在講話時，公開肯定了“紅衛兵小將”查出“安子文叛黨”，還說，“這些變節分子叛黨的最大組織者就是劉少奇。”1967年2月12日，關鋒在對軍訓解放軍代表的講話中說：“安子文，還有薄一波、劉瀾濤占據了組織部、監委、工交等很多主管部門，權都掌握在他們手裏，執行的是資產階級專政，文化革命發動起來，小將是有很大功勳的，這些人是自首分子，是叛徒。”1967年3月16日，竊居當時“文革”最高領導權，自認為是太上皇的中央文革小組，借用中央名義，以中發九十六號文件印發了彭真專案審查小組辦公室《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據此，將六十一人定為“判徒集團”。作為當時中央文革小組喉舌的《紅旗》雜誌，於4月1日刊載戚本禹的文章，公開提出叛徒案問題，為的是讓那些不明真相的群眾，憑借一股不可抵禦的狂熱把“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定死。
戚本禹所說的公開發表“反共啟事”，宣誓“堅決反共”，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
1931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2月在天津成立新省委（即順直省委，實際上是北方局的前身）。新省委在天津開會，遭到大破壞，省委書記和一般黨員共五六十人被捕。有些未被捕的人則搬到北平（即北京）成立新省委。不久，又有三四百人被捕，其中六十餘人被國民黨視為頑固分子，加上天津的五十餘人，共約一百三十人，一起押到張學良陸海空軍司令部行營軍法處。這些黨員被捕前，有許多人擔任省委、市委、特委的書記、秘書長、部長、科長、團中央候補委員和團市委書記等領導職務，是黨的工作骨幹。同年7、8月間，軍法處在北京草嵐子胡同專門成立了一個監獄——草嵐子監獄，由東北軍控製，不久改名北平軍人反省分院。開始，國民黨請天主教牧師說教，以期被捕人員歸順，但收效甚微。年底，南京偽軍委派政訓處長劉健群來北平，說這樣不行，宣布搞反省。以六個月為一期，一期不行兩期，三期不反省者加重處分，實行槍決。從1931年反省院建立至1936年8月，先後關進政治犯約400人。這些人中，除1932年大赦減刑無條件釋放和因病保外就醫的20餘人外，有300多人都自願或由家屬動員，發表“反共啟事”出獄。薄一波等人在反省院呆了三四年。他們堅持黨的原則，與敵人進行不懈的鬥爭，秘密建立了獄中黨支部，並與獄外的黨組織取得了聯係。他們拒不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按手印，提出“紅旗出獄”。不少人早已坐滿刑期，因不按手印至1936年尚未出獄；更有的團員和群眾，因不按手印，而被獄中支部發展為黨員或由團員轉為黨員。為了反對獄中的虐待和迫害，他們還進行了多種形式的鬥爭。1934年底的一次絕食鬥爭堅持了七天七夜。偽冀察綏靖主任公署1936年9月11日由宋哲元簽發的訓令中有這樣的記載：“……是以寧死院中亦不願反省……”
1935年11月，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代表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當時北方局的負責幹部有柯慶施（組織部長）、林楓等人。由於日寇侵占華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普遍高漲，許多工作需要黨的幹部去做。然而，幹部缺乏，劉少奇幾乎成了“光杆司令”，工作無法開展。在這種情況下，柯慶施向劉少奇建議，讓尚關押在監獄裏的那些黨員，履行監獄規定的手續出獄。劉少奇接受了這個建議，做出決定並報告中央。當時擔任總書記的張聞天代表黨中央批準了這個決定。
柯慶施通過徐冰（當時以在中國大學任教為名，實際上做社會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讓曾在反省院擔任過支部書記的孔祥禎把中央的這個決定精神通知反省院黨支部。半個月後，沒有回音。孔祥禎又將中央的決定抄送獄中。獄中黨支部負責人看過信後，懷疑此事，推敲了三四天，最後認為，中央和北方局絕不會做出這個決定，因此拒絕執行，不予討論。
三個月後，劉少奇等人通過孔祥禎給監獄內寫了第二封信，特別強調是中央的指示。還說，上次去信後，三個月未見你們的動靜，因此再給你們作如下指示：根據新的政治形勢和任務的需要，考慮到你們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的，黨認為，為了爭取你們盡快出來為黨工作，你們不但可以，而且必須履行敵人出獄手續出獄。這樣做是符合黨的最大利益的。黨認為你們過去堅持不在敵人“反共啟事”上按手印，做得完全正確，但是，你們那時的鬥爭，還是在小圈子、小範圍內的鬥爭，現在要求你們出來在廣闊範圍內作鬥爭。現在形勢變了，國民黨安內攘外，登“反共啟事”司空見慣了。正因為你們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的，所以你們更有條件，這是特定的條件下所作的決定。黨現在向你們作出保證，在政治上和組織上中央完全負責，政治上不以叛徒論，組織上不歧視，你們要相信中央。如果你們接此信後，仍然拒不執行，就要犯更大更嚴重的錯誤。根據信的內容，還根據其他途徑得到的消息，獄中黨支部肯定了中央決定，將信的內容交全體黨員討論，一致同意，並認定，這樣做主要是根據黨章個人服從組織的原則來執行的。
從1936年8月31日至1937年3月，獄內黨員分九批在《華北日報》《益世報》上連登監獄擬好的“反共啟事”兩三天，出了反省院。出獄後，他們立即與黨組織接上了關係，並及時被安排了工作。這批人共六十一人。
這件事，黨中央領導人一直都很清楚。黨的七大時，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對其中十二名代表和兩名候補代表均作了“本人不能負責”的結論，認為符合代表資格。
以上就是戚本禹所說的“反共啟事”事件的來龍去脈。指示履行“反共啟事”手續的最高具體負責人確實是劉少奇，然而，它是在黨中央正式批準後執行的。林彪、江青一夥要把劉少奇置於死地，要盡可能多地網織劉少奇的罪名，從這件事下手也就不足為奇了。
清華園批鬥王光美
利用“叛徒案”把劉少奇定為“叛徒頭子”的設想是對劉少奇迫害的升級。在當時，對劉少奇的任何一點升級，又都必須牽連上王光美。這或許就是中國封建傳統中的所謂“株連”吧？
1967年4月10日，顯然是經過精心策劃並獲得中央文革小組的全力支持，由清華大學紅衛兵主持的號稱30萬人批鬥王光美的大會在清華園召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