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4章 陸定一忽憶“六月雪”！劉少奇沉冤昭千古(16)
從6月下旬開始的工作組“反幹擾”運動，逐漸進入高潮。據不完全統計，在20餘天的時間裏，北京24所高等院校有上萬名學生被打成“右派”，有數千名教師被打成“反革命”。這一比例或許並不亞於反右運動。中央文革小組作為毛澤東在京的耳目，把上述種種情況頻頻傳遞給他。1966年7月8日，毛澤東給江青的信中說：“我在20世紀60年代就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事物總是走向反麵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身碎骨的。這有什麽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有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都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都被他們搞得粉碎，何況我們呢？”這段話或許能從一個側麵去了解毛澤東在分析各種情況之後所下的結論。為此，毛澤東於7月18日突然回到北京。劉少奇聞訊立即驅車前往毛澤東住處，打算匯報前一段的工作。隻見毛澤東住所門前停著幾輛小轎車，屋裏燈光明亮，顯然，毛澤東在接待客人。門衛卻告訴劉少奇，毛澤東剛剛回到北京，很疲勞，早已休息了。劉少奇吃了一記悶棍，怏怏返家。
第二天，毛澤東在會見劉少奇等人時，毫不客氣地指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毛澤東還十分嚴肅地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對於毛澤東這些尖刻的批評，劉少奇未及防備，猶如當頭一棒，卻又摸不清頭腦。應該說，劉少奇一直是盡量揣摩毛澤東的意圖、按傳統的方式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土地改革不是使用的工作組形式嗎？“四清”運動不是使用的工作組形式嗎？這次，雖然毛澤東曾經說過，“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工作組“可以不派嘛，亂就亂它一陣。”但是，如果毛澤東回京時，局勢真是一片混亂，似乎也不太好交待吧？
毛澤東既然說工作組犯了方向性錯誤，劉少奇便希望竭盡全力挽回局麵。他立即下令工作組刹住“反幹擾”，趕快轉入“鬥黑幫”。王光美所在的清華大學和張承先所在的北京大學首先執行了。然而，由於在此之前，陳伯達、康生、江青、曹軼歐等人紛紛親自出馬，到北京廣播學院、北京師範大學等單位煽動群眾的反工作組情緒，並通過這些單位將信息傳遞出來，因此，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許多高等院校中，反工作組的能量仍在聚集擴展。為此，劉少奇希望工作組能夠體麵地逐漸往後退一點，以穩住整個“文革”的局勢。
此時，毛澤東利用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在學生中繼續頻繁活動，以便在工作組問題上，製造群眾與劉少奇更嚴重的對立。
7月21日，陳伯達派人去清華大學探望被關押著的蒯大富，表示了對他反工作組行動的支持。
毛澤東還對劉少奇前一段在“文革”中所做的工作作了更明確的表態。毛澤東說，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對待工作組問題，毛澤東則指出：改變派工作組的方法。工作組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工作組阻礙革命，勢必變成反革命。
劉少奇沒能理解毛澤東講話的全部含義，還想在工作組問題上持保留意見。為此，他匯集了在京的中央負責人對工作組問題的看法，並作出結論：工作組有三種類型，一是實行三同，同左派一起鬥牛鬼蛇神；二是工作組當官做老爺，脫離群眾；三是更加脫離群眾。然而，這麽大的運動，來勢又很猛烈，依靠誰去抓？黨的領導總得通過一定的形式去實現，這個形式就是工作組，有了工作組就比較主動。大部分工作組還是好的，因此，對工作組不能采取消極撤換的方法。
毛澤東知道了劉少奇對待工作組的態度後，決定利用中央文革小組進一步與之針鋒相對。中央文革小組選擇了北京大學這個基地與劉少奇通過王光美所選擇的清華大學這個基地相抗衡。7月22日、23日，陳伯達、江青以“調查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為名，兩次去北京大學進行活動，挑起北大師生對“六一八事件”的辯論，煽動群眾起來反對工作組。陳伯達一反既往的觀點，明確表示：“對於‘六一八’這個事件，說成反革命事件，是不對的，錯誤的。”江青則在因反對工作組而受到打擊的群眾中大聲疾呼：“我們都站在你們革命派這邊”。“誰不革命，誰就走開！革命的我們站在一塊兒！”之後，他們還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寫信給中央，批評當時抓運動的人把放手發動群眾和黨的領導絕對對立起來是錯誤的，認為強調放手發動群眾就是不要黨的領導及認為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革命的看法也是錯誤的。指出，“排除幹擾”的運動實際上是挑動群眾鬥群眾。24日，毛澤東當著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員的麵說，“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表示了對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以來所做工作的肯定，同時對工作組問題表態說，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應當“統統驅逐之”。有了毛澤東的公開支持，中央文革小組更加活躍了。25日晚，陳伯達、康生、江青與中央文革小組其他成員一起，再次來到北京大學。在東操場，江青親自主持召開了萬人辯論大會，對工作組前一階段以“反幹擾”為名推行的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揭發批判。康生還在會上特別強調，“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派。”再一次挑逗群眾反工作組的情緒。26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時再一次指出，全國95%的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並下令撤銷工作組。當晚，陳伯達、康生、江青再次去北京大學，組織召開了第二次萬人辯論大會。他們站在反對工作組的立場上，把對北大工作組的態度問題，提到了階級鬥爭的高度。江青在會上做了長篇發言，現出了惟她最“革”的姿態。但是，當她激動過分，忘乎所以，無法自控，將她與毛澤東和前妻楊開慧的兒子毛岸青的妻子張韶華的矛盾，在這樣一種場合抖摟出來，並聲嘶力竭地高喊毛家不承認這個兒媳婦時，許多人心中似乎對這種“革命”掠過了一片陰雲，不過，很快又被革命的浪潮衝淡了。反工作組的情緒幾乎占據了所有的空間。最後，陳伯達說：“我們建議撤銷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這是個阻礙同學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組，是障礙物……要撤掉這個障礙物。”這時，群情激奮，難以形容。
在中央文革直接參與下趕走北京大學工作組的消息迅疾傳遍北京各大中學校，北京的反工作組浪潮勢不可擋。劉少奇非常清楚，清華大學的工作組也難以維持下去了。但是，他仍認為派工作組是形勢所迫，大勢所趨，並沒有錯。為此，他於7月27日找康生單獨談話。當康生說“蒯大富是革命的”時，劉少奇堅持說：“不是。”並認為，“你們說鎮壓是不對的，不是鎮壓。”為了支持康生對蒯大富的評價，陳伯達當天再次派人去看望了蒯大富。
中央文革小組為了爭取反對工作組鬥爭的勝利，活動更加頻繁了。7月17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帶領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到北京師範大學主持召開批判工作組大會，號召大家“甩掉保姆，踢開絆腳石，自己解放自己，徹底革命。”江青還在海澱區召開的中學學生代表大會上當場宣布罷掉海澱區中學工作隊隊長的官。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咄咄逼迫下，28日，北京市委做出了關於撤銷大中學校工作組的決定。次日，毛澤東又委派周恩來親自去過問清華大學的“文革”情況。
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蒯大富也被送去參加了會議。會上，宣讀了關於北京市委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被迫在派工作組問題上作了檢查。劉少奇這次或許真是說了心裏話：“怎麽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們問我們，怎樣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誌，工作組成員也不曉得。”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以致“有時沒犯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不是？那時自己也莫明其妙。”周恩來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文革”的三大任務：一鬥、二批、三改。當會議快結束時，毛澤東來到會場接見與會代表。經久不息的掌聲，連綿不斷的“毛主席萬歲”的呼聲，使大會氣氛驟然生輝。當毛澤東踏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渾歌聲的節拍率先離開會場時，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心境大概有天淵之別。
毛澤東與劉少奇矛盾的公開化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首都高等院校部分代表列席了會議。
會間，毛澤東和劉少奇為各自的觀點和行動進行了辯解。為了證明各自的正確，在群眾中進行了大量的活動。
劉少奇選擇了北京建築工程學院蹲點。這個學院是在北京市高等院校中最早形成兩個組對立局麵的學校，問題比較多，情況比較複雜。劉少奇試圖按照“文革”開始不久時製定的“中央八條”精神，用“試驗開小會來解決矛盾”。此間，劉少奇就工作組問題和學生運動問題多次講話，講話精神基本上是他前一階段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王光美則繼續在清華大學活動。然而，由於整個形勢的影響，他們的工作顯得那樣蒼白無力，缺乏氣勢。
毛澤東認為，應該用公開的、大規模的轟轟烈烈的運動形式，依靠更廣大的群眾，製造聲勢。
8月4日，康生、江青出席了北京大學舉行的批判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大會，並作了蠱惑人心的講話。同日，陳伯達等人到清華大學參加批判以王光美為首的工作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為蒯大富公開平了反。
8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裏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寫道：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係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嗎？
讓我們回顧一下曆史。1962年8月，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的北戴河會議，實際上是對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的否定，北戴河會議批判的所謂“單幹風”“翻案風”“投降風”等右傾表現，實際上是針對劉少奇的。1964年底至1965年初，為糾正“四清”運動中打擊麵過寬的所謂形“左”實右路線而製定的“二十三條”，又是指向王光美1964年參加“四清”的“桃園經驗”的。在工作組問題上，雖然中央有許多人讚同劉少奇的做法，但是大字報中不指名地點出了新賬、舊賬一起算，這顯然是針對劉少奇的。毛澤東使用了大字報這種非常手段，無疑等於向全中國人民宣告，他的大字報就是炮打劉少奇這個司令部的。劉少奇孤立了。
在借用群眾力量的基礎上，8月8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就在通過《十六條》的這一天，林彪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時作了長篇講話。他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麵扭轉過來了。不然，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會夭折、中斷，資產階級就會占優勢，我們就要打敗仗”。這段話，或許能從一個方麵證明，毛澤東為扭轉劉少奇所造成的“文革”的局麵，亦即為了通過《十六條》，確實做過相當艱苦的努力。
通過《十六條》的第二天，全國各地主要報紙在頭版頭條以套紅大字標題全文刊登了《十六條》。在各種宣傳工具的鼓動下，歡呼的人群，報喜的人流，湧向了各省市委機關所在地。北京有組織的群眾隊伍川流不息地到設在中南海西門附近的中共中央群眾接待站慶賀。鑼鼓聲，口號聲，“毛主席萬歲！”的呼聲響成一片。激情的場麵顯示出了群眾對毛澤東的敬仰。居住在中南海裏的人也為之震動。
8月10日晚7時15分，毛澤東獨自來到中共中央群眾接待站，接見前來慶賀的群眾。當激情滿懷的群眾看見毛澤東神話般地出現在眼前，聽見他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時，全身的血液都沸騰了。千萬雙手盡力地伸著，希望能碰一碰毛澤東那神聖的身軀，更希望能和他握握手。當毛澤東被群眾簇擁著登上接待站講台，連聲說道：“同誌們好！同誌們好！”時，那種情緒，那種場麵，用鼎沸這個詞也難以形容。直到警衛人員趕到接待站將毛澤東請回中南海後，人群仍在繼續翻滾，聞訊趕來的大批大批群眾更增加了那兒的溫度。
第二天，《人民日報》用套紅標題和激動人心的言詞報道了毛澤東會見群眾的場麵，以此表明了毛澤東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這種地位是任何力量都動搖不了的。
在群眾情緒的支持下，在林彪的協助下，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於8月12日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公報》中說：“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在此後不久的中央領導人露麵的報道中，劉少奇的名字排到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之後，從原來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顯然，八屆十一中全會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作了組織上的調整。
最明顯的是：林彪的權力上升了，劉少奇的權力削弱了。
向劉少奇公開挑戰
8月22日，清華園內出現了《劉少奇同誌7月29日講話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大字報，公開向劉少奇挑戰了。
第二天，毛澤東在會見劉少奇等人時，毫不客氣地指出，派工作組是錯誤的。毛澤東還十分嚴肅地說：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運動犯了方向、路線錯誤。趕快扭轉，把一切框框打個稀巴爛。
對於毛澤東這些尖刻的批評，劉少奇未及防備，猶如當頭一棒，卻又摸不清頭腦。應該說，劉少奇一直是盡量揣摩毛澤東的意圖、按傳統的方式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土地改革不是使用的工作組形式嗎？“四清”運動不是使用的工作組形式嗎？這次，雖然毛澤東曾經說過，“不要急急忙忙派工作組”，工作組“可以不派嘛，亂就亂它一陣。”但是，如果毛澤東回京時，局勢真是一片混亂，似乎也不太好交待吧？
毛澤東既然說工作組犯了方向性錯誤，劉少奇便希望竭盡全力挽回局麵。他立即下令工作組刹住“反幹擾”，趕快轉入“鬥黑幫”。王光美所在的清華大學和張承先所在的北京大學首先執行了。然而，由於在此之前，陳伯達、康生、江青、曹軼歐等人紛紛親自出馬，到北京廣播學院、北京師範大學等單位煽動群眾的反工作組情緒，並通過這些單位將信息傳遞出來，因此，包括北京大學在內的許多高等院校中，反工作組的能量仍在聚集擴展。為此，劉少奇希望工作組能夠體麵地逐漸往後退一點，以穩住整個“文革”的局勢。
此時，毛澤東利用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在學生中繼續頻繁活動，以便在工作組問題上，製造群眾與劉少奇更嚴重的對立。
7月21日，陳伯達派人去清華大學探望被關押著的蒯大富，表示了對他反工作組行動的支持。
毛澤東還對劉少奇前一段在“文革”中所做的工作作了更明確的表態。毛澤東說，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修、反動派。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
對待工作組問題，毛澤東則指出：改變派工作組的方法。工作組起了阻礙運動的作用。工作組阻礙革命，勢必變成反革命。
劉少奇沒能理解毛澤東講話的全部含義，還想在工作組問題上持保留意見。為此，他匯集了在京的中央負責人對工作組問題的看法，並作出結論：工作組有三種類型，一是實行三同，同左派一起鬥牛鬼蛇神；二是工作組當官做老爺，脫離群眾；三是更加脫離群眾。然而，這麽大的運動，來勢又很猛烈，依靠誰去抓？黨的領導總得通過一定的形式去實現，這個形式就是工作組，有了工作組就比較主動。大部分工作組還是好的，因此，對工作組不能采取消極撤換的方法。
毛澤東知道了劉少奇對待工作組的態度後，決定利用中央文革小組進一步與之針鋒相對。中央文革小組選擇了北京大學這個基地與劉少奇通過王光美所選擇的清華大學這個基地相抗衡。7月22日、23日，陳伯達、江青以“調查文化大革命運動情況”為名，兩次去北京大學進行活動，挑起北大師生對“六一八事件”的辯論，煽動群眾起來反對工作組。陳伯達一反既往的觀點，明確表示：“對於‘六一八’這個事件，說成反革命事件，是不對的，錯誤的。”江青則在因反對工作組而受到打擊的群眾中大聲疾呼：“我們都站在你們革命派這邊”。“誰不革命，誰就走開！革命的我們站在一塊兒！”之後，他們還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寫信給中央，批評當時抓運動的人把放手發動群眾和黨的領導絕對對立起來是錯誤的，認為強調放手發動群眾就是不要黨的領導及認為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革命的看法也是錯誤的。指出，“排除幹擾”的運動實際上是挑動群眾鬥群眾。24日，毛澤東當著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員的麵說，“中央好多部，沒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組卻做了不少好事，名聲很大。”表示了對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以來所做工作的肯定，同時對工作組問題表態說，工作組“起壞作用，阻礙運動”，應當“統統驅逐之”。有了毛澤東的公開支持，中央文革小組更加活躍了。25日晚，陳伯達、康生、江青與中央文革小組其他成員一起，再次來到北京大學。在東操場，江青親自主持召開了萬人辯論大會，對工作組前一階段以“反幹擾”為名推行的鎮壓群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揭發批判。康生還在會上特別強調，“毛主席一個工作組也沒派。”再一次挑逗群眾反工作組的情緒。26日，毛澤東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全體成員時再一次指出，全國95%的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並下令撤銷工作組。當晚，陳伯達、康生、江青再次去北京大學，組織召開了第二次萬人辯論大會。他們站在反對工作組的立場上，把對北大工作組的態度問題，提到了階級鬥爭的高度。江青在會上做了長篇發言，現出了惟她最“革”的姿態。但是，當她激動過分，忘乎所以，無法自控，將她與毛澤東和前妻楊開慧的兒子毛岸青的妻子張韶華的矛盾，在這樣一種場合抖摟出來，並聲嘶力竭地高喊毛家不承認這個兒媳婦時，許多人心中似乎對這種“革命”掠過了一片陰雲，不過，很快又被革命的浪潮衝淡了。反工作組的情緒幾乎占據了所有的空間。最後，陳伯達說：“我們建議撤銷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這是個阻礙同學們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組，是障礙物……要撤掉這個障礙物。”這時，群情激奮，難以形容。
在中央文革直接參與下趕走北京大學工作組的消息迅疾傳遍北京各大中學校，北京的反工作組浪潮勢不可擋。劉少奇非常清楚，清華大學的工作組也難以維持下去了。但是，他仍認為派工作組是形勢所迫，大勢所趨，並沒有錯。為此，他於7月27日找康生單獨談話。當康生說“蒯大富是革命的”時，劉少奇堅持說：“不是。”並認為，“你們說鎮壓是不對的，不是鎮壓。”為了支持康生對蒯大富的評價，陳伯達當天再次派人去看望了蒯大富。
中央文革小組為了爭取反對工作組鬥爭的勝利，活動更加頻繁了。7月17日，陳伯達、康生、江青帶領文革小組全體成員到北京師範大學主持召開批判工作組大會，號召大家“甩掉保姆，踢開絆腳石，自己解放自己，徹底革命。”江青還在海澱區召開的中學學生代表大會上當場宣布罷掉海澱區中學工作隊隊長的官。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咄咄逼迫下，28日，北京市委做出了關於撤銷大中學校工作組的決定。次日，毛澤東又委派周恩來親自去過問清華大學的“文革”情況。
7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北京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蒯大富也被送去參加了會議。會上，宣讀了關於北京市委撤銷工作組的《決定》，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被迫在派工作組問題上作了檢查。劉少奇這次或許真是說了心裏話：“怎麽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你們不大清楚，不太知道。你們問我們，怎樣革命，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我想黨中央其他許多同誌，工作組成員也不曉得。”真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以致“有時沒犯錯誤，人家也說你錯了，是不是？那時自己也莫明其妙。”周恩來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文革”的三大任務：一鬥、二批、三改。當會議快結束時，毛澤東來到會場接見與會代表。經久不息的掌聲，連綿不斷的“毛主席萬歲”的呼聲，使大會氣氛驟然生輝。當毛澤東踏著《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渾歌聲的節拍率先離開會場時，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心境大概有天淵之別。
毛澤東與劉少奇矛盾的公開化
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和首都高等院校部分代表列席了會議。
會間，毛澤東和劉少奇為各自的觀點和行動進行了辯解。為了證明各自的正確，在群眾中進行了大量的活動。
劉少奇選擇了北京建築工程學院蹲點。這個學院是在北京市高等院校中最早形成兩個組對立局麵的學校，問題比較多，情況比較複雜。劉少奇試圖按照“文革”開始不久時製定的“中央八條”精神，用“試驗開小會來解決矛盾”。此間，劉少奇就工作組問題和學生運動問題多次講話，講話精神基本上是他前一階段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王光美則繼續在清華大學活動。然而，由於整個形勢的影響，他們的工作顯得那樣蒼白無力，缺乏氣勢。
毛澤東認為，應該用公開的、大規模的轟轟烈烈的運動形式，依靠更廣大的群眾，製造聲勢。
8月4日，康生、江青出席了北京大學舉行的批判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大會，並作了蠱惑人心的講話。同日，陳伯達等人到清華大學參加批判以王光美為首的工作組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會，為蒯大富公開平了反。
8月5日，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裏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寫道：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誌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誌，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製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聯係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嗎？
讓我們回顧一下曆史。1962年8月，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的北戴河會議，實際上是對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擴大的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的否定，北戴河會議批判的所謂“單幹風”“翻案風”“投降風”等右傾表現，實際上是針對劉少奇的。1964年底至1965年初，為糾正“四清”運動中打擊麵過寬的所謂形“左”實右路線而製定的“二十三條”，又是指向王光美1964年參加“四清”的“桃園經驗”的。在工作組問題上，雖然中央有許多人讚同劉少奇的做法，但是大字報中不指名地點出了新賬、舊賬一起算，這顯然是針對劉少奇的。毛澤東使用了大字報這種非常手段，無疑等於向全中國人民宣告，他的大字報就是炮打劉少奇這個司令部的。劉少奇孤立了。
在借用群眾力量的基礎上，8月8日，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
就在通過《十六條》的這一天，林彪在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時作了長篇講話。他說“這次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麵扭轉過來了。不然，文化大革命運動就會夭折、中斷，資產階級就會占優勢，我們就要打敗仗”。這段話，或許能從一個方麵證明，毛澤東為扭轉劉少奇所造成的“文革”的局麵，亦即為了通過《十六條》，確實做過相當艱苦的努力。
通過《十六條》的第二天，全國各地主要報紙在頭版頭條以套紅大字標題全文刊登了《十六條》。在各種宣傳工具的鼓動下，歡呼的人群，報喜的人流，湧向了各省市委機關所在地。北京有組織的群眾隊伍川流不息地到設在中南海西門附近的中共中央群眾接待站慶賀。鑼鼓聲，口號聲，“毛主席萬歲！”的呼聲響成一片。激情的場麵顯示出了群眾對毛澤東的敬仰。居住在中南海裏的人也為之震動。
8月10日晚7時15分，毛澤東獨自來到中共中央群眾接待站，接見前來慶賀的群眾。當激情滿懷的群眾看見毛澤東神話般地出現在眼前，聽見他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時，全身的血液都沸騰了。千萬雙手盡力地伸著，希望能碰一碰毛澤東那神聖的身軀，更希望能和他握握手。當毛澤東被群眾簇擁著登上接待站講台，連聲說道：“同誌們好！同誌們好！”時，那種情緒，那種場麵，用鼎沸這個詞也難以形容。直到警衛人員趕到接待站將毛澤東請回中南海後，人群仍在繼續翻滾，聞訊趕來的大批大批群眾更增加了那兒的溫度。
第二天，《人民日報》用套紅標題和激動人心的言詞報道了毛澤東會見群眾的場麵，以此表明了毛澤東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這種地位是任何力量都動搖不了的。
在群眾情緒的支持下，在林彪的協助下，中共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於8月12日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公報》。《公報》中說：“毛澤東同誌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同誌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麵地繼承、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麵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在此後不久的中央領導人露麵的報道中，劉少奇的名字排到了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之後，從原來的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顯然，八屆十一中全會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作了組織上的調整。
最明顯的是：林彪的權力上升了，劉少奇的權力削弱了。
向劉少奇公開挑戰
8月22日，清華園內出現了《劉少奇同誌7月29日講話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大字報，公開向劉少奇挑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