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陸定一忽憶“六月雪”！劉少奇沉冤昭千古(15)
還沒等人們琢磨過味兒來，在晚上黃金時間播出的全國廣播電台聯播節目中，又聽到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寫的大字報《宋碩、陸平、彭□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這份大字報更是其勢洶洶：“在革命群眾轟轟烈烈起來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堅決反擊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的時候，你們大喊：‘加強領導，堅守崗位’。你們堅守的是什麽‘崗位’，為誰堅守‘崗位’，你們是些什麽人，搞的什麽鬼，不是很清楚嗎？直到今天你們還要負隅頑抗，你們還想‘堅守崗位’來破壞文化革命。告訴你們，螳臂擋不住車輪，蚍蜉撼不了大樹。這是白日作夢！”“打破修正主義的種種控製和一切陰謀詭計，堅決、徹底、幹淨、全部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魯曉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
這兩篇東西在一天之內突然冒出來，不但令中國的億萬老百姓驚愕不已，也使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感到意外。
《人民日報》社論是陳伯達5月31日率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報社之後，連夜搞出來的，並且不經中共中央審查直接見報。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則是康生私自把它送給毛澤東，毛澤東決定向全國廣播的，事先也沒有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商量。
事情還剛剛開了個頭。
6月2日，《人民日報》在“北京大學七同誌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三家村’黑幫分子宋碩陸平彭□雲負隅頑抗妄想堅守反動堡壘”的通欄大標題下，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同時配發題為《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號召人們起來同“反革命黑幫”作鬥爭，“不論他們打著什麽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都要“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組織、黑紀律徹底摧毀”。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下午4時，人們在廣播中又聽到：中共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中共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撤銷陸平、彭□雲的一切職務，並派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
6月4日，《人民日報》在發表改組中共北京市委、北大黨委消息的同時，連發兩篇社論：
《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公開點出“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負責人”是修正主義者，要“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5日、6日、7日、8日……鼓動“文革”的社論、文章在《人民日報》頭版一篇接一篇地發表。所有的宣傳機器都開動了起來。全國各報刊、廣播電台，連篇累牘地發表煽動性的口號、社論、消息。
人們的興奮點被迅速催生出來。特別是大中學校的青年學生，更是被這一連串的激進事件弄得心急火燎，再也坐不住，紛紛在本單位尋找黑幫，揪鬥當權派。
在街頭巷尾，在各公共場所，成堆成群的人們熱烈地議論著幾天來的新鮮事，常常滯留到深夜還久久不散。北京大學等校園更是熱鬧非凡。城市交通和社會秩序開始亂套。
“文革”就這樣哄然而起。狂熱的氣氛從北京和各大城市迅速向全國城鄉輻射。
這樣的局麵，實在是連久經群眾運動風浪的劉少奇也始料不及。
6月3日，劉少奇緊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會議在福祿居會議室舉行。參加的人不很多，除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三位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外，就是各方麵主持工作的負責人：工交口薄一波，財貿口李先念，農林口譚震林，軍隊方麵葉劍英，文革小組陳伯達、康生，辦公廳汪東興，北京市李雪峰、郭影秋，還有新近從中南局第一書記崗位上調來主管宣傳文教工作的陶鑄，以及一些有關的負責人。
劉少奇主持會議。先由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李雪峰代表新市委匯報。他在談了北京大學和其他一些學校的情況之後，講了準備向學校布置的八條要求：（一）大字報要貼在校內；（二）開會不要妨礙工作、教學；（三）遊行不要上街；（四）內外區別對待，不準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參加運動；（五）不準到被揪鬥的人家裏鬧；（六）不準打人、汙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積極領導，堅持崗位。他最後提出：“有的學校領導癱瘓了，領導不起來，就派工作組進去領導。希望團中央、中組部組織人力幫助。”
經過一番討論，會議同意中共北京市委的意見，向北京市一些大學、中學派出工作組，向各學校傳達貫徹所擬的八條要求。劉少奇說：社會主義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學校有良好的秩序，要把學生很快地組織起來，走上軌道。
會議精神迅速布置下去。中共北京市委開始向一些大學、中學派工作組。大學工作組成員由中共中央組織部抽調，中學工作組成員由團中央抽調，然後由北京市委統一介紹到各學校。
“文革”中的第一個工作組，是由陳伯達率領的駐人民日報社工作組，5月31日進駐。第二個工作組是以張承先為組長的駐北京大學工作組，6月1日晚進駐。張承先是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已準備調任國務院高等教育部副部長，還沒有到職，正好就先去了北京大學。這兩個最早派出的工作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有關負責同誌商定，並報毛澤東同意的。
自從向北京大學派工作組的消息在報上公布以後，北京許多大學、中學的師生成群結隊湧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北京市委所在地，強烈要求派工作組進校。大多數學校的黨政領導被青年學生衝擊得夠嗆，確實也無法行使領導職能。為使局麵不致失控，中共北京市委在請示中央同意後，從6月5日起加快了派工作組的步伐。全國大部分省、市和一些中央部、委，也紛紛仿效北京市的做法，陸續向本地區、本係統的一些單位派出了工作組。新調任的文化部常務副部長肖望東（原南京軍區第二政委），還主持向國務院文化係統各單位派出了由軍隊幹部組成的工作組，林彪親自批準從解放軍總政治部抽調300名幹部參加這些工作組。
工作組開進學校，竭力組織學生有秩序地參加運動。但被《人民日報》那一篇篇激動人心的社論文章撩撥起來的學生們，怎麽也平靜不下來，誰的話也聽不進去。學校秩序還在滑坡，混亂局麵迅速向社會擴散。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常委經過商量，決定去杭州毛澤東那裏開一個會，研究一下運動的指導方針。
6月9日，三位常委和從北京去開會的人乘一架專機飛抵杭州。
小會在毛澤東住的劉莊賓館開了兩次。出席會議的，除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陶鑄，還有根據毛澤東意見增加的陳伯達、汪東興和六個大區的中央局書記李雪峰、宋任窮、劉瀾濤、魏文伯、王任重、李大章，陪同越南勞動黨中央主席胡誌明來杭州的康生，也正好參加。會議完全是務虛性質的漫談，話題換了一個又一個：運動情況，教學改革，提拔年輕人，報紙版麵，點名批判程序，工作組，農村生產，知識分子，民主人士……
工作組問題倒是涉及到了，但沒有形成明確意見。毛澤東隻順便說了一句：“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再派。如貴陽師範學院派什麽人去？”
可是，事實上這時大部分工作組已經派出。
常委們回到北京，開始貫徹杭州會議精神。因為周恩來6月15日要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指導運動的責任現在就落在劉少奇、鄧小平兩個人身上了。
首先是把杭州會議上比較確定的幾件事貫徹下去。一是大學、高中停課半年，集中精力搞文化革命。這是會上定了的。二是關於文化革命的大體安排，這是各級組織都關心的問題。正好中南局、西北局各有一個報告，講對運動的部署意見，在杭州會議上也談過。這兩件事都急，所以劉少奇、鄧小平在6月13日回北京的當天，就以中共中央名義把停課半年的決定和中南局、西北局的文件發了下去。
第二天，劉少奇、鄧小平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杭州會議精神。這以後，他們又多次在福祿居會議室或懷仁堂後廳聽取文化革命情況的匯報，研究處理運動中的各種問題，盡力按照杭州會議精神把群眾發動起來，又不使社會陷於混亂。
為了增加感性認識，劉少奇利用夜深人靜，到北京大學校園看了看張貼的大字報。隔了一天，又到清華大學看了一次。
兩個學校的大字報真可稱得上是鋪天蓋地。不但專門搭起來的一排排蘆席棚上貼得滿滿的，就連那些位置稍為適宜的樓牆外麵，也橫七豎八地刷上了大標語。在蒼白的燈光下，各種紅的、黃的、白的、文字的、漫畫的大字報連成一片，被風吹得簌簌作響，形成一種奇特的景觀。
然而，亂批亂鬥的勢頭有增無已。幾乎所有大中學校的一二把手都受到衝擊。許多教授、專家被當作壞人揪出示眾。出身不好的人被稱作“狗崽子”，橫遭歧視、汙辱。抄家、打人、批鬥會成為家常便飯。自殺和打死人的情況時有發生。少數學生同工作組發生對立，且有越來越嚴重之勢。
6月18日上午9點，北京大學一些學生利用工作組集中開會之機，設立“鬥鬼台”“斬妖台”，擅自把40多名所謂的“黑幫”“反動學生”揪來批鬥。學生們給這些人戴上紙糊的高帽子，臉上塗上墨汁，對他們罰跪、扭打、揪頭發、撕衣服，肆意汙辱。現場極為混亂。工作組長張承先聞訊急急趕來，嚴肅批評了這種行為，製止了事態的進一步蔓延。
當天下午，北大工作組將這件事編寫成《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張承先親自去向中共北京市委作了匯報。李雪峰立即將《簡報》轉呈給了劉少奇。
6月19日，清華大學也出事了。工程化學係三年級學生蒯大富，公開鼓動趕走工作組。這事也報到了劉少奇那裏。
這天，劉少奇的女兒平平回家，告訴父親說，她上學的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有人反工作組，正在寫大字報。
種種跡象表明，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少數學生反工作組。這些學生又在四處串連，醞釀采取更激烈的行動。許多學校出現尖銳對立的兩派。局麵似有進一步失控之勢。
劉少奇感到事態嚴重。他對家裏人說：“這是全國大分裂的開始，不可忽視。後麵可能有高級幹部。”
第二節 中南海陡起狂瀾福祿居少奇奇冤（3）
如果聽任這種苗頭發展下去，局勢將不可收拾。劉少奇決定采取措施。
6月19日，他要王光美去清華大學，作為校工作組顧問，觀察運動情況，及時反映動態。
6月20日，劉少奇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轉發全國。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語中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這天，劉少奇還把北師大一附中工作組的同誌約來談話，要他們發動群眾回擊學校出現的反工作組大字報。他說：“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人家向你們采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它就容易了。要把這張大字報討論好，再鬥爭。”
第二天，6月21日，劉少奇、鄧小平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布置對運動的領導。在匯報討論之後，劉少奇對幾個問題作了指示。他提出：要劃一個界線，不要把什麽人都說成是黑幫，6月3日北京市委改組以前聽市委話、聽蔣南翔話的，一律不追究，這個問題由北京市委起草文件，報中央批轉全國；運動中要恢複黨、團組織生活，黨委爛掉的，工作組可以代行黨委職權；不準隨便提出奪權，不要打倒一切；運動的整個過程要抓生產、工作、生活，恢複星期日，注意勞逸結合；禁止打人、汙辱人和變相的體罰。
會議精神貫徹下去，一些基本的教學、工作秩序開始恢複，無政府主義行為得到遏製。清華大學等一些學校的工作組還開展了反幹擾鬥爭，把反工作組勢力的猖狂氣焰打了下去。
1966年的夏季，炎熱異常。老百姓被前一段不分晝夜吵吵鬧鬧的“革命行動”弄得頭昏腦脹，身心疲憊。現在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恢複了正常的作息製度，社會治安漸趨好轉，許多人不由得鬆了一口氣。
當然，要使運動真正走上正常軌道，還有大量工作要做。劉少奇指示為學校的文化革命製定規劃，大學的由中共北京市委起草，中學的由團中央起草。有了規劃，就可以使學校開展運動有章可循，結束目前這種無法無天的狀態。
令人憂慮的還有生產問題。文化革命開始以來，工業、交通生產情況越來越糟。鋼、鋼材、煤的產量節節下降，質量下降尤為突出，事故增多。基本建設任務上半年隻能完成全年任務的百分之三十五六，大大低於原定計劃。很清楚，如果讓亂揪亂鬥的浪潮湧進這些部門，生產將更大幅度下降。
劉少奇、鄧小平把薄一波、陶魯笳等主管經濟工作的負責人找來商量這件事。經過反複研究，大家決定向毛澤東提議：把文化革命的重點放在文化教育部門和黨政機關，對於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商業、醫院等基層單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分期分批有領導有計劃地開展，並且由上級派工作隊領導進行。
6月30日，劉少奇、鄧小平聯名向毛澤東發去一份電報，正式請示這一重要提議，並且附上了準備下發的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毛澤東理解了這一建議，同意將這個通知迅速發下去。
幾天後，劉少奇得到報告，《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初步規劃》《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規劃》已經起草好，就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了。
看來，“文革”運動有希望走上正軌了。
劉少奇與毛澤東的第一個回合
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文革”中周旋的第一個回合，就是圍繞著工作組的鬥爭。
這兩篇東西在一天之內突然冒出來，不但令中國的億萬老百姓驚愕不已，也使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感到意外。
《人民日報》社論是陳伯達5月31日率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報社之後，連夜搞出來的，並且不經中共中央審查直接見報。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則是康生私自把它送給毛澤東，毛澤東決定向全國廣播的，事先也沒有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商量。
事情還剛剛開了個頭。
6月2日，《人民日報》在“北京大學七同誌一張大字報揭穿了一個大陰謀——‘三家村’黑幫分子宋碩陸平彭□雲負隅頑抗妄想堅守反動堡壘”的通欄大標題下，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同時配發題為《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的評論員文章，號召人們起來同“反革命黑幫”作鬥爭，“不論他們打著什麽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都要“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組織、黑紀律徹底摧毀”。
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下午4時，人們在廣播中又聽到：中共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中共北京新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黨委，撤銷陸平、彭□雲的一切職務，並派工作組進駐北京大學。
6月4日，《人民日報》在發表改組中共北京市委、北大黨委消息的同時，連發兩篇社論：
《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公開點出“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負責人”是修正主義者，要“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5日、6日、7日、8日……鼓動“文革”的社論、文章在《人民日報》頭版一篇接一篇地發表。所有的宣傳機器都開動了起來。全國各報刊、廣播電台，連篇累牘地發表煽動性的口號、社論、消息。
人們的興奮點被迅速催生出來。特別是大中學校的青年學生，更是被這一連串的激進事件弄得心急火燎，再也坐不住，紛紛在本單位尋找黑幫，揪鬥當權派。
在街頭巷尾，在各公共場所，成堆成群的人們熱烈地議論著幾天來的新鮮事，常常滯留到深夜還久久不散。北京大學等校園更是熱鬧非凡。城市交通和社會秩序開始亂套。
“文革”就這樣哄然而起。狂熱的氣氛從北京和各大城市迅速向全國城鄉輻射。
這樣的局麵，實在是連久經群眾運動風浪的劉少奇也始料不及。
6月3日，劉少奇緊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會議在福祿居會議室舉行。參加的人不很多，除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三位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外，就是各方麵主持工作的負責人：工交口薄一波，財貿口李先念，農林口譚震林，軍隊方麵葉劍英，文革小組陳伯達、康生，辦公廳汪東興，北京市李雪峰、郭影秋，還有新近從中南局第一書記崗位上調來主管宣傳文教工作的陶鑄，以及一些有關的負責人。
劉少奇主持會議。先由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的李雪峰代表新市委匯報。他在談了北京大學和其他一些學校的情況之後，講了準備向學校布置的八條要求：（一）大字報要貼在校內；（二）開會不要妨礙工作、教學；（三）遊行不要上街；（四）內外區別對待，不準外國人參觀，外國留學生不參加運動；（五）不準到被揪鬥的人家裏鬧；（六）不準打人、汙蔑人；（七）注意保密；（八）積極領導，堅持崗位。他最後提出：“有的學校領導癱瘓了，領導不起來，就派工作組進去領導。希望團中央、中組部組織人力幫助。”
經過一番討論，會議同意中共北京市委的意見，向北京市一些大學、中學派出工作組，向各學校傳達貫徹所擬的八條要求。劉少奇說：社會主義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學校有良好的秩序，要把學生很快地組織起來，走上軌道。
會議精神迅速布置下去。中共北京市委開始向一些大學、中學派工作組。大學工作組成員由中共中央組織部抽調，中學工作組成員由團中央抽調，然後由北京市委統一介紹到各學校。
“文革”中的第一個工作組，是由陳伯達率領的駐人民日報社工作組，5月31日進駐。第二個工作組是以張承先為組長的駐北京大學工作組，6月1日晚進駐。張承先是中共河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已準備調任國務院高等教育部副部長，還沒有到職，正好就先去了北京大學。這兩個最早派出的工作組，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有關負責同誌商定，並報毛澤東同意的。
自從向北京大學派工作組的消息在報上公布以後，北京許多大學、中學的師生成群結隊湧到中共中央、國務院、北京市委所在地，強烈要求派工作組進校。大多數學校的黨政領導被青年學生衝擊得夠嗆，確實也無法行使領導職能。為使局麵不致失控，中共北京市委在請示中央同意後，從6月5日起加快了派工作組的步伐。全國大部分省、市和一些中央部、委，也紛紛仿效北京市的做法，陸續向本地區、本係統的一些單位派出了工作組。新調任的文化部常務副部長肖望東（原南京軍區第二政委），還主持向國務院文化係統各單位派出了由軍隊幹部組成的工作組，林彪親自批準從解放軍總政治部抽調300名幹部參加這些工作組。
工作組開進學校，竭力組織學生有秩序地參加運動。但被《人民日報》那一篇篇激動人心的社論文章撩撥起來的學生們，怎麽也平靜不下來，誰的話也聽不進去。學校秩序還在滑坡，混亂局麵迅速向社會擴散。
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三位常委經過商量，決定去杭州毛澤東那裏開一個會，研究一下運動的指導方針。
6月9日，三位常委和從北京去開會的人乘一架專機飛抵杭州。
小會在毛澤東住的劉莊賓館開了兩次。出席會議的，除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陶鑄，還有根據毛澤東意見增加的陳伯達、汪東興和六個大區的中央局書記李雪峰、宋任窮、劉瀾濤、魏文伯、王任重、李大章，陪同越南勞動黨中央主席胡誌明來杭州的康生，也正好參加。會議完全是務虛性質的漫談，話題換了一個又一個：運動情況，教學改革，提拔年輕人，報紙版麵，點名批判程序，工作組，農村生產，知識分子，民主人士……
工作組問題倒是涉及到了，但沒有形成明確意見。毛澤東隻順便說了一句：“派工作組太快了並不好，沒有準備。不如讓它亂一下，混戰一場，情況清楚了再派。如貴陽師範學院派什麽人去？”
可是，事實上這時大部分工作組已經派出。
常委們回到北京，開始貫徹杭州會議精神。因為周恩來6月15日要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指導運動的責任現在就落在劉少奇、鄧小平兩個人身上了。
首先是把杭州會議上比較確定的幾件事貫徹下去。一是大學、高中停課半年，集中精力搞文化革命。這是會上定了的。二是關於文化革命的大體安排，這是各級組織都關心的問題。正好中南局、西北局各有一個報告，講對運動的部署意見，在杭州會議上也談過。這兩件事都急，所以劉少奇、鄧小平在6月13日回北京的當天，就以中共中央名義把停課半年的決定和中南局、西北局的文件發了下去。
第二天，劉少奇、鄧小平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杭州會議精神。這以後，他們又多次在福祿居會議室或懷仁堂後廳聽取文化革命情況的匯報，研究處理運動中的各種問題，盡力按照杭州會議精神把群眾發動起來，又不使社會陷於混亂。
為了增加感性認識，劉少奇利用夜深人靜，到北京大學校園看了看張貼的大字報。隔了一天，又到清華大學看了一次。
兩個學校的大字報真可稱得上是鋪天蓋地。不但專門搭起來的一排排蘆席棚上貼得滿滿的，就連那些位置稍為適宜的樓牆外麵，也橫七豎八地刷上了大標語。在蒼白的燈光下，各種紅的、黃的、白的、文字的、漫畫的大字報連成一片，被風吹得簌簌作響，形成一種奇特的景觀。
然而，亂批亂鬥的勢頭有增無已。幾乎所有大中學校的一二把手都受到衝擊。許多教授、專家被當作壞人揪出示眾。出身不好的人被稱作“狗崽子”，橫遭歧視、汙辱。抄家、打人、批鬥會成為家常便飯。自殺和打死人的情況時有發生。少數學生同工作組發生對立，且有越來越嚴重之勢。
6月18日上午9點，北京大學一些學生利用工作組集中開會之機，設立“鬥鬼台”“斬妖台”，擅自把40多名所謂的“黑幫”“反動學生”揪來批鬥。學生們給這些人戴上紙糊的高帽子，臉上塗上墨汁，對他們罰跪、扭打、揪頭發、撕衣服，肆意汙辱。現場極為混亂。工作組長張承先聞訊急急趕來，嚴肅批評了這種行為，製止了事態的進一步蔓延。
當天下午，北大工作組將這件事編寫成《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張承先親自去向中共北京市委作了匯報。李雪峰立即將《簡報》轉呈給了劉少奇。
6月19日，清華大學也出事了。工程化學係三年級學生蒯大富，公開鼓動趕走工作組。這事也報到了劉少奇那裏。
這天，劉少奇的女兒平平回家，告訴父親說，她上學的北京師範大學一附中有人反工作組，正在寫大字報。
種種跡象表明，中央文革小組支持少數學生反工作組。這些學生又在四處串連，醞釀采取更激烈的行動。許多學校出現尖銳對立的兩派。局麵似有進一步失控之勢。
劉少奇感到事態嚴重。他對家裏人說：“這是全國大分裂的開始，不可忽視。後麵可能有高級幹部。”
第二節 中南海陡起狂瀾福祿居少奇奇冤（3）
如果聽任這種苗頭發展下去，局勢將不可收拾。劉少奇決定采取措施。
6月19日，他要王光美去清華大學，作為校工作組顧問，觀察運動情況，及時反映動態。
6月20日，劉少奇將《北京大學文化革命簡報（第九號）》轉發全國。他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語中說：“中央認為北大工作組處理亂鬥現象的辦法是正確的，及時的。各單位如果發生這種現象，都可參照北大的辦法處理。”
這天，劉少奇還把北師大一附中工作組的同誌約來談話，要他們發動群眾回擊學校出現的反工作組大字報。他說：“現在人家向你們進攻，人家向你們采取攻勢了，這好嘛，敵人出來了，這個蛇出洞了，你消滅它就容易了。要把這張大字報討論好，再鬥爭。”
第二天，6月21日，劉少奇、鄧小平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布置對運動的領導。在匯報討論之後，劉少奇對幾個問題作了指示。他提出：要劃一個界線，不要把什麽人都說成是黑幫，6月3日北京市委改組以前聽市委話、聽蔣南翔話的，一律不追究，這個問題由北京市委起草文件，報中央批轉全國；運動中要恢複黨、團組織生活，黨委爛掉的，工作組可以代行黨委職權；不準隨便提出奪權，不要打倒一切；運動的整個過程要抓生產、工作、生活，恢複星期日，注意勞逸結合；禁止打人、汙辱人和變相的體罰。
會議精神貫徹下去，一些基本的教學、工作秩序開始恢複，無政府主義行為得到遏製。清華大學等一些學校的工作組還開展了反幹擾鬥爭，把反工作組勢力的猖狂氣焰打了下去。
1966年的夏季，炎熱異常。老百姓被前一段不分晝夜吵吵鬧鬧的“革命行動”弄得頭昏腦脹，身心疲憊。現在根據中共中央指示，恢複了正常的作息製度，社會治安漸趨好轉，許多人不由得鬆了一口氣。
當然，要使運動真正走上正常軌道，還有大量工作要做。劉少奇指示為學校的文化革命製定規劃，大學的由中共北京市委起草，中學的由團中央起草。有了規劃，就可以使學校開展運動有章可循，結束目前這種無法無天的狀態。
令人憂慮的還有生產問題。文化革命開始以來，工業、交通生產情況越來越糟。鋼、鋼材、煤的產量節節下降，質量下降尤為突出，事故增多。基本建設任務上半年隻能完成全年任務的百分之三十五六，大大低於原定計劃。很清楚，如果讓亂揪亂鬥的浪潮湧進這些部門，生產將更大幅度下降。
劉少奇、鄧小平把薄一波、陶魯笳等主管經濟工作的負責人找來商量這件事。經過反複研究，大家決定向毛澤東提議：把文化革命的重點放在文化教育部門和黨政機關，對於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商業、醫院等基層單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分期分批有領導有計劃地開展，並且由上級派工作隊領導進行。
6月30日，劉少奇、鄧小平聯名向毛澤東發去一份電報，正式請示這一重要提議，並且附上了準備下發的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工業交通企業和基本建設單位如何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毛澤東理解了這一建議，同意將這個通知迅速發下去。
幾天後，劉少奇得到報告，《北京市中學文化革命的初步規劃》《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規劃》已經起草好，就等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了。
看來，“文革”運動有希望走上正軌了。
劉少奇與毛澤東的第一個回合
毛澤東與劉少奇在“文革”中周旋的第一個回合，就是圍繞著工作組的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