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文革”成了史無前例、震動世界的大運動以來,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知名度大增,成為中外曆史學者和中共黨史專家關注的一個熱點,從中分析研究出了這樣那樣的觀點。但在當時,與會者一直到散會,仍對會議通過的文件、決定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真可謂“不識廬山真麵目,隻緣身在此山中”了。
劉少奇是這次會議的主持者,同樣對議程完全缺乏思想準備。
他和陳毅是4月19日從緬甸仰光飛回昆明的。他們本來打算順便對雲南這個邊陲省份作些考察,中共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也已經作了安排,這時卻接到中共中央辦公廳電話通知,要他們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於是,劉少奇、陳毅的專機直飛上海,接著換乘專列急赴杭州。這部杭州派來的專列本是毛澤東乘坐的,因為事情來得急,劉少奇的專列一時調不過來,就隻好先臨時用一下了。
劉少奇到了杭州剛住下,周恩來便急匆匆趕來,向他介紹情況。劉少奇這才逐漸知道,就在他出訪的這段時間裏,國內發生了一連串料想不到的事情:
3月底,毛澤東在上海幾次同康生、江青等談話,嚴厲批評《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是錯誤的;指責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傳部包庇壞人,不支持左派,說“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組、中央宣傳部、北京市委”。他還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夥搞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過毛澤東審閱修改,作為中共中央文件發到全黨。其中說:“要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
4月9日至12日,陳伯達、康生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係統批判彭真的所謂“一係列罪行”。會議決定成立由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起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批判《二月提綱》。
4月16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用林彪的說法,是“集中解決彭真的問題,揭了蓋子”。
在此期間,“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在毛澤東主持下,寫成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後來的《五一六通知》)。《通知》中除點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銷《二月提綱》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直屬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也就搖身一變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成員中包括王力、關鋒、戚本禹、姚文元。
這樣,等到劉少奇出訪回國,擺在他麵前的既成事實是:彭真、陸定一已被打倒,《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已經定稿。中央文革小組已經成立。與此相聯係的還有: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北京市委由於挨批而癱瘓,鄧拓(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田家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吳晗等一批人挨整,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人迅速得勢。羅瑞卿(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解放軍總參謀長)、楊尚昆(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早在1965年就被安上莫須有的罪名遭貶黜,這時又被說成是彭真、陸定一的同夥。
為了正式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落實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組織處理,決定5月份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開會的時間定在5月4日。這次會議要通過的幾件事都是毛澤東在會前親自抓的,劉少奇幾乎沒有參與。但毛澤東表示暫不回北京。依慣例,會議就由劉少奇主持,由康生負責向毛澤東匯報請示。
人民大會堂河北廳布置成了會議室。5月4日時鍾敲響10點的時候,與會人員都已到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鄧小平也已經在主席台坐定。
劉少奇宣布開會。他介紹了會議的起因、議程以及出席人員的範圍、開法。接著,總書記鄧小平對會議文件、人員編組、各組召集人和最近幾天的日程安排作了說明。
會議的第一個議程是討論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但大多數來開會的人都不明白為什麽突然要發出這樣一個《通知》,於是決定,先開幾天座談會,傳達毛澤東最近的一係列指示,介紹相關情況。
從5月5日至7日,介紹情況的座談會一共開了5次,分別由康生、陳伯達、張春橋介紹。其中數康生的介紹最為聳人聽聞。他從5日下午開講,一個半天不夠,6日上午又講了半天,加起來差不多八個鍾頭。
康生的傳達是混雜不清的。他把毛澤東的指示和他自己的體會、自己的話攪在一起,使人真偽莫辨。他嘶啞著嗓音說:“我個人體會,毛主席這三次談話,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條是批評彭真、中宣部包庇右派,壓製左派,不準革命;第二條是給任務,要支持左派,建立新的文化學術隊伍,進行文化大革命。貫串一個中心問題是中央到底出不出修正主義?出了怎麽辦?現在已經出了,羅瑞卿是一個,彭真是一個,楊獻珍是一個,楊尚昆是一個,田家英、鄧拓、廖沫沙也是……”
這幾次座談會,劉少奇都沒有參加。
接下來,會議轉入分組討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與會者已經聽過介紹,都知道這是大筆杆子陳伯達執筆起草,又經過毛澤東在4月14日至30日的17天中先後八次審閱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裏還能提什麽不同意見?隻是在心裏揣摩它的含義。各個小組報來的結果,已是眾口一詞,一片擁護聲。
5月16日上午10點半,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舉行全體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先由陳伯達綜合介紹各小組討論情況。本來有幾個同誌,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幾處標點和用語不妥,建議在某處增加一個“的”字、在某處去掉一個引號等等。但就是對這樣的建議,也被陳伯達、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說,整個《通知》稿一字不能改,連一個標點也不讓動。
劉少奇似乎覺得這樣不大好,出來解釋了幾句。他說:“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能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製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現在大家意見還是不改的好,不如原來的好,那就不改吧!”因為這個文件點名批判了彭真,劉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見,問道:“彭真同誌,你有什麽意見?”
彭真平靜地回答說:“一個檢查,一個改。”
劉少奇覺得他誤解了自己的問話,又補了一句:“對《通知》有什麽意見?”
“沒有意見。”
“是讚成,還是反對?”
彭真低頭看材料,沒有說話。
劉少奇不再追問,環顧了一下會場,說:“現在通過這個《通知》。同意的請舉手!”
大家舉起了右手。從此以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被簡稱為《五一六通知》。每個與會人員都對文件中毛澤東親自加寫的幾段話留下了特別深的印象:
“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而過去和現在確有很多人是在做這種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
“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兩天後,林彪在大會上發表講話。人們在聽了他的講話之後,就更加震驚了。
林彪從5月18日上午10點講到午後1點。他大談中央內部有人要搞政變、搞顛覆,製造恐怖氣氛: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本主義複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有很多現象,很多材料,我在這裏不去詳細說了。你們經過反羅瑞卿,反彭真,反陸定一和他老婆,反楊尚昆,可以嗅到一點味道,火藥的味道。”
“有人可能搞鬼,他們現在已經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們是資產階級的代表,想推翻我們無產階級政權,不能讓他們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們想冒險,他們待機而動。他們想殺我們,我們就要鎮壓他們!他們是假革命,他們是假馬克思主義,他們是假毛澤東思想。他們是背叛分子。毛主席還健在,他們就背叛,他們陽奉陰違,他們是野心家,他們搞鬼,他們現在就想殺人,用種種手法殺人。”
還沒等聽講的人明白過來,林彪話鋒一轉,開始大肆頌揚毛澤東:
“現在毛主席健在,我們是大樹底下好乘涼。毛主席已經70多歲了,身體很健康,可以活到100多歲。”
“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歲,100多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
從這天開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天天大會發言。會場後來改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一些人的發言越來越不可思議:批彭真,批陸定一,批羅瑞卿,後來竟批起了朱德。內容卻多是捕風捉影,無限上綱,或者糾纏細微末節。在這些批判發言中,林彪、康生、陳伯達等人可謂出足了風頭。
5月23日上午,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作出《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停止和撤銷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職務。
如果說會場內還隻是氣氛緊張的話,那麽會場外就真是充滿火藥味了。
5月8日,《解放軍報》發表江青組織寫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光明日報》發表關鋒寫的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假》。兩篇文章以至高無上的口吻,宣布鄧拓、吳晗、廖沫沙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前線》《北京日報》《北京晚報》是反黨工具;聲稱:“我們一定不放過你們,一定不會放過一切牛鬼蛇神,一定要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
5月10日,上海《文匯報》《解放日報》同時發表姚文元的又一篇文章《評“三家村”》。5月11日,《紅旗》發表戚本禹寫的《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這幾篇“權威性文章”一出,揭批鄧拓、吳晗、廖沫沙的文章如排炮一般,充斥各報。
在令人窒息的政治壓力下,鄧拓、田家英分別於5月18日、23日含冤自盡,悲憤地離開了人間。
從5月17日起,康生派他的老婆曹軼歐帶人到北京大學秘密串連,策動哲學係總支書記聶元梓寫大字報。5月25日聶元梓等七人突然貼出大字報《宋碩、陸平、彭□雲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矛頭直指北京大學黨委和中共北京市委。
社會上的這一幕幕,顯然是有人有意要將《五一六通知》內容透露出去,有些則明顯是康生、江青等直接組織的。
在會場外這種咄咄逼人的氣勢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逐漸進入尾聲。
周恩來、朱德、鄧小平也先後發了言。他們都談了對文化革命的認識,對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作了自我批評,特別對在文化革命問題上跟不上毛澤東思想作了檢討。他們的講話同林彪趾高氣揚的講話形成鮮明對照。
5月26日上午10點多鍾,還是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舉行最後一次全體會議。這天是由劉少奇講話,周恩來主持會議。
劉少奇的講話謙遜而平和。他首先對會議專門安排他在這樣一個重要時間講話表示感謝,接著他講了學習毛澤東思想、開展文化革命的意義和他自己的認識。
沒有什麽豪言壯語,也沒有什麽警句。整個講話的精神是表示要跟上形勢,保持晚節,革命到底。
談到對文化革命的認識,他說:“在我們這次討論發言中,對文化革命問題講得比較少。對這個問題,我們過去也是糊塗的,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內。我最近這個時期對於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國,很多材料沒有看,接不上頭。”
劉少奇用了相當大的篇幅,檢討自己在各個曆史時期所犯的缺點錯誤。他從1927年大革命時期在武漢同意解散工人糾察隊講起,講到1949年在天津講話中主張資本主義工商業可以發展,1956年反冒進,1962年對經濟困難估計嚴重,一直到1965年製定《二十三條》時不主張提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把參加革命幾十年間的缺點錯誤從頭到尾數落了一遍。
劉少奇檢討的這些“錯誤”,經過半個多世紀的曆史檢驗,其中的大多數現在看來不但不錯,而且是極為可貴的真知灼見。其所以認為錯誤,隻是由於把黨內長期形成的“左”的一套當作正確,有的則是因為同毛澤東的意見相悖。
中午1點30分,劉少奇講話結束。周恩來隨即宣布散會。
曆時20多天的會議終於開完了,可人們的腦子裏仍充滿困惑。參加會議的人員紛紛離開會場。一輛輛轎車從人民大會堂門口開出,汽車噴出的縷縷尾氣,好像是留下了一串串問號。
“文化大革命”哄然而起
5月過去,6月來臨。北京已是驕陽紅火,燥熱陣陣,顯示出夏天匆匆降臨的逼人氣息。1966年6月1日上午,人們打開新到的《人民日報》,忽見一篇標題刺目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號召:“橫掃盤踞在思想文化陣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謂資產階級的‘專家’‘學者’‘權威’‘祖師爺’打得落花流水,使他們威風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