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章 陸定一忽憶“六月雪”！劉少奇沉冤昭千古(13)
陸範家定呢？他遵循父親的意願，一直生活在長汀養父母身邊。養父範其標1989年79歲高齡時辭世，養母聰秀妹91歲依然健在，妻子是養父母當年為他抱養的童養媳，他們共有三男三女，也已兒孫滿堂。最感人的是，這位退休老人十分敬仰從未與自己生活在一起的革命父母和當年冒死收養自己的養父母，他除了讓三個兒子都姓“陸範”外，在三個女兒的姓名上也表達著他對生養父母的敬愛：大女兒叫範火金，二女兒叫唐繼貞，三女兒叫陸承貞。在這個一家六姓的家庭裏，由於長期生活在農村，除了第三代，全家都是四都鄉音。
如今，在福建的四都和湖北武昌都有一所“義貞小學”。陸範家定很欣慰，雖然記憶中沒有生母麵容的笑貌，但他看到了他尋找到了的母親的精神正在他的後代人和這個社會中繼承著。1996年5月9日淩晨5時45分，陸定一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這位當年蒙冤中南海的老革命，晚年不但在政治上獲得新生，而且老有所得，可謂“雙喜”臨門。
第二節 中南海陡起狂瀾福祿居少奇奇冤（1）
如果說會場內還隻是氣氛緊張的話，那麽會場外就真是充滿火藥味了。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裏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劉少奇還寫信給毛澤東，書麵提出辭去國家主席等職務，並寫道：“我已失去自由。”
討論通過《二月提綱》
蜚聲中外的北京中南海之所以聞名，不僅因為它是始建於遼、金並曆經元、明、清各朝長期修繕而成的古典園林，而且還因為它是中共中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所在地。所謂中南海，當然並不是真正的海，而是兩個占地700畝的城市湖泊，一曰中海，一曰南海。劉少奇居住的福祿居，就坐落在南海西側，懷仁堂的後麵。
在這以前，劉少奇一家住在中南海西樓的甲樓。那是一幢灰色小樓，沒有圍牆，結構類似公寓，辦公室、臥室在樓上，會客室在樓下。這種布局無論對已經60開外的劉少奇本人，還是對來辦公室談工作的幹部，都很不方便。加上這期間西樓一帶幾次發生小孩子在各樓亂竄，警衛部門感到不利於安全和保密，堅持要劉少奇搬出西樓。正好原來林伯渠副委員長居住的福祿居，自他1960年逝世後長期空著，中南海行政管理部門便安排劉少奇一家在1963年夏天搬了進去。
福祿居是一所有著兩進小院的老式庭院，全部平房。從大門進去，一轉彎就進了前院。北房一排平房，做了劉少奇的辦公室和臥室。西廂一間較大的房子，改成會議室兼會客室。平時由劉少奇召集的小型會議，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大多在這裏舉行。東西廂還有一些零星用房，是秘書、警衛等工作人員的辦公室。沿東側走廊可以通往後院，那就是孩子們住的地方了。
1966年2月5日下午3點來鍾，幾輛紅旗、吉姆轎車先後開到福祿居大門外，輕輕停下。從車上下來的人陸續進了福祿居前院會議室。他們是：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許立群、胡繩、姚溱。不一會兒，周恩來、鄧小平也一前一後進了會議室。鄧家和福祿居是同一個巷子，隻相隔幾十米，所以鄧小平是走著來的。
這個會議室不大，但光線很好。這是因為它的整個東壁是一排玻璃窗。室內陳設簡單：西壁一排放滿了書的書櫃，南麵靠牆半圈沙發，北麵一張會議桌，桌邊擺了幾十把椅子。
來開會的人在會議桌邊坐定之後，劉少奇宣布開會。
這是一次研究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主要議程是由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匯報當前學術討論方麵的問題。
學術討論問題為何要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來匯報討論？此事說來話長——
自從長篇小說《劉誌丹》被康生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發難批判之後，文藝界以至整個意識形態領域便不得安寧起來。
先是昆劇《李慧娘》被拉出來開刀。這個劇本的作者孟超和為它寫了一篇題為《有鬼無害論》讚揚文章的廖沫沙受到公開批判。批判文章是江青在上海組織人寫的，登在了1963年5月的《文匯報》上。文藝界的階級鬥爭空氣於是越發緊張。
康生、江青並未就此罷手。眾多的文藝作品在他們的策動下一部接一部地遭到公開批判，光電影就有《早春二月》《北國江南》《舞台姐妹》《逆風千裏》《林家鋪子》《不夜城》《紅日》等等十幾部。
批判浪潮愈演愈烈。到了1964年，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也開始遭殃。楊獻珍的“合二而一”哲學觀點，孫冶方的經濟學觀點，翦伯讚的曆史學觀點，以及文藝界代表人物夏衍、田漢、陽翰笙、邵荃麟、齊燕銘等等，都被當做修正主義大批特批。
這場批判運動得到毛澤東的支持。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澤東兩次批示，尖銳批評文藝界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對一些作品和觀點進行公開批判，也經過他的首肯。
江青這期間異乎尋常地活躍起來。她到處搜羅材料，尋找茬子，同康生一搭一檔地批這批那。1965年，她又跑到上海同張春橋（當時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密謀，組織批判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曆史學家吳晗寫的京劇《海瑞罷官》。文章由姚文元（當時是上海市委寫作組成員）寫成後，經過毛澤東同意，在1965年11月10日的《文匯報》突然發表。
這篇題為《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長文，點名批判吳晗，說《海瑞罷官》為右傾機會主義翻案，“是一株毒草”，用詞嚴厲，語氣刻薄。人們對此極為震驚。
對這樣一個不同尋常的舉動，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在第一線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前卻一無所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也蒙在鼓裏。
在上海市的報紙上批判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長，卻不給中共北京市委打一下招呼，公開發表這樣一篇批判著名學者的“高檔次”文章，卻不給中共中央宣傳部說一聲，這顯然是不正常的。
可毛澤東繼續支持姚文元的文章。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對陳伯達等人發表了這樣的意見：《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個談話預示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還要升級。
本來，中共中央在1964年7月根據毛澤東提議，專門成立了一個領導思想文化工作的機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彭真，成員陸定一（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文化部部長）、康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揚（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吳冷西（人民日報社社長、新華通訊社社長）。彭真感到，事情不能這樣聽之任之下去，五人小組有責任出來加強領導。於是，1966年2月3日，彭真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五人小組開了一天會，研究指導方針。除周揚因病住院開刀外，其餘成員都到了會，另外還請了中央宣傳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北京市的有關負責人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範若愚、劉仁、鄭天翔參加討論。會後由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執筆寫出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報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這個提綱形成於1966年2月，所以後來通常稱它為《二月提綱》。
《二月提綱》顯然是想對這場文化領域的大批判加以約束，不讓它發展為政治鬥爭。它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機關批準。”這些都針對著江青、張春橋在批《海瑞罷官》一事上亂打棍子的蠻橫作派。
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聽取五人小組匯報。匯報提綱已經在開會前分送各位常委，所以會上用不著照稿子念，隻由彭真和許立群作口頭說明。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不時詢問一些情況。
彭真在口頭匯報中特意說明，根據調查，吳晗同彭德懷沒有聯係，《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沒有關係。
常委們經過討論，對提綱中的意見表示同意。劉少奇最後說，他也沒有什麽意見了，請五人小組的同誌盡快去武漢向毛澤東當麵匯報。
與會者紛紛起身離去，福祿居又靜了下來。
劉少奇已經顧不上仔細琢磨這件事，因為他要準備出訪亞洲三國，這是早已定了的事情。而在出去之前，他還有好幾件國內國際的公務要處理，其中包括同日本共產黨代表團會談和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農業機械化問題。所以，有關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後期工作，劉少奇委托總書記鄧小平接著辦。這樣，《二月提綱》在彭真、陸定一等2月8日去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之後，鄧小平在2月12日正式以中共中央名義轉發全黨。
劉少奇抓緊進行出國前的準備工作。一段時間以來，國際上刮起一股妄圖孤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歪風。為了堅決抵製和衝破這股勢力，中共中央、國務院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由劉少奇以國家主席身份對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三國進行友好訪問，是這些措施中的重要一項。
在出訪準備過程中，劉少奇提出這次不帶夫人。因為他覺得女同誌出國比較麻煩，在服飾、禮儀、活動安排等等方麵更多了一層講究，再加上王光美這時正在河北省定興縣農村參加四清運動，中途離開也不大好。可外事部門堅持要求主席夫人隨行，以便增加友好氣氛。尤其是阿富汗王後來過中國，她已經表示一定要親自出麵接待中國客人，這樣中國方麵主席夫人不出場就不大好。這事拖到3月中旬，劉少奇才同意王光美從農村趕回家做出國準備。隨同出訪的陳毅副總理的夫人張茜，也差不多這時候才脫離工作。
時間緊迫，王光美和張茜抓緊時間閱讀材料，熟悉禮儀，準備服裝。這中間，她們還要穿插著安排家務，叮囑孩子，忙得不可開交。偏巧這時毛澤東又要劉少奇去杭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預備會議。會議從3月18日開到20日。劉少奇開完會回到北京，隻簡單收拾了一下，就啟程了。
1966年3月22日，劉少奇一行乘專機離開北京，經烏魯木齊前往巴基斯坦訪問。中國方麵對這次劉少奇出訪的安排極為隆重。隨員中除陳毅副總理外，還包括四位副部長級官員，陣容可觀，新聞記者隊伍也很龐大。到機場送行的儀式是按國家最高規格安排的。參加送行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七位副委員長、三位副總理、四位全國政協副主席、二位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以及中央各部門、中國人民解放軍、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北京市的負責人，顯示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對這次訪問的高度重視。
3月26日，劉少奇一行抵達巴基斯坦首都拉瓦爾品第。一時間，這裏刮起了空前規模的中國旋風。整個城市披上了節日的盛裝，到處洋溢著中巴友好的熱烈氣氛。每當中國客人的車隊在街道上經過，總是受到市民群眾的夾道歡迎。
3月28日，劉少奇在阿尤布·汗總統的陪同下，參觀興建中的新首都伊斯蘭堡，下午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布托陪同去拉合爾訪問。
拉合爾是巴基斯坦的曆史名城，西巴基斯坦首府。中國客人在這裏受到的熱烈歡迎簡直難以形容。
當劉少奇等乘車從拉合爾機場去省督府時，受到了近100萬人的極其熱烈的歡迎。一路上，歡迎的人群密密層層，匯成一片海洋。道路兩旁的樹上、房屋上、電杆上都高高低低地站滿了人。人們揮舞著旗幟、彩帶，作出種種歡迎表示。
車隊開出不久，兩旁的歡迎隊伍突然失去控製。擁擠的人群衝破警察的警戒線，興奮地站在馬路中央高呼歡迎口號，爭睹中國領導人的風采。無數工人、學生、白發蒼蒼的老人和天真的兒童都爭著把手伸進汽車窗口，同中國客人握手。整條馬路水泄不通，劉少奇一行的車隊一再被熱情的群眾阻住。通過這條5英裏長的道路，車隊用了整整一個半小時。
晚上，西巴基斯坦省督為劉少奇主席的來訪舉行歡迎宴會。宴會開始前，賓主在客廳裏愉快地交談。雙方不約而同地談論著白天拉合爾人民自發歡迎的情景，都對這種令人難忘的盛情讚歎不已。
宴會上，劉少奇舉杯為英雄的拉合爾人民、為中巴兩國人民之間的兄弟友誼祝酒。他再次熱情地說：“今天拉合爾人民群眾給了我們極其熱烈的歡迎。街道上人山人海，一片歡騰的景象。這生動地表達了巴基斯坦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兄弟友情。”
劉少奇一行3月30日離開拉合爾到卡拉奇訪問。以後又接連訪問了阿富汗、東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國）、緬甸，帶去了中國人民對這些國家人民的友好情誼。
整個訪問十分成功。4月10日下午，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江蘇廳回答巴基斯坦記者提問時說：“劉主席的訪問，無疑將對今後我們兩國友好合作關係的進一步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這不僅符合我們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必將有利於亞非人民的團結反帝事業和全世界人民維護和平的鬥爭。”“這次訪問巴基斯坦，受到了阿尤布·汗總統和巴基斯坦人民的盛大歡迎和熱情接待，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非常高興和感謝。”
4月19日，劉少奇、陳毅一行結束了對亞洲三國的訪問，回到昆明。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66年5月4日，星期三，北京。
今天北京從一大早起就雲遮霧障，陰沉沉地像要下雨。天氣不大好，天安門廣場的遊人比平日少了許多。
上午將近10點，一輛輛轎車陸續駛進人民大會堂西門院落。從車上下來的人腋下夾著公文包，步履匆匆地進了河北廳。
第二節 中南海陡起狂瀾福祿居少奇奇冤（2）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將在這裏舉行。
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有關負責人，共70多人。人們看到會場上有幾張引人注目的新麵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這是剛剛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的幾位大員，因而被“擴大”進來了。
如今，在福建的四都和湖北武昌都有一所“義貞小學”。陸範家定很欣慰，雖然記憶中沒有生母麵容的笑貌，但他看到了他尋找到了的母親的精神正在他的後代人和這個社會中繼承著。1996年5月9日淩晨5時45分，陸定一在北京逝世，終年90歲。這位當年蒙冤中南海的老革命，晚年不但在政治上獲得新生，而且老有所得，可謂“雙喜”臨門。
第二節 中南海陡起狂瀾福祿居少奇奇冤（1）
如果說會場內還隻是氣氛緊張的話，那麽會場外就真是充滿火藥味了。毛澤東在中南海大院裏貼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劉少奇還寫信給毛澤東，書麵提出辭去國家主席等職務，並寫道：“我已失去自由。”
討論通過《二月提綱》
蜚聲中外的北京中南海之所以聞名，不僅因為它是始建於遼、金並曆經元、明、清各朝長期修繕而成的古典園林，而且還因為它是中共中央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所在地。所謂中南海，當然並不是真正的海，而是兩個占地700畝的城市湖泊，一曰中海，一曰南海。劉少奇居住的福祿居，就坐落在南海西側，懷仁堂的後麵。
在這以前，劉少奇一家住在中南海西樓的甲樓。那是一幢灰色小樓，沒有圍牆，結構類似公寓，辦公室、臥室在樓上，會客室在樓下。這種布局無論對已經60開外的劉少奇本人，還是對來辦公室談工作的幹部，都很不方便。加上這期間西樓一帶幾次發生小孩子在各樓亂竄，警衛部門感到不利於安全和保密，堅持要劉少奇搬出西樓。正好原來林伯渠副委員長居住的福祿居，自他1960年逝世後長期空著，中南海行政管理部門便安排劉少奇一家在1963年夏天搬了進去。
福祿居是一所有著兩進小院的老式庭院，全部平房。從大門進去，一轉彎就進了前院。北房一排平房，做了劉少奇的辦公室和臥室。西廂一間較大的房子，改成會議室兼會客室。平時由劉少奇召集的小型會議，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大多在這裏舉行。東西廂還有一些零星用房，是秘書、警衛等工作人員的辦公室。沿東側走廊可以通往後院，那就是孩子們住的地方了。
1966年2月5日下午3點來鍾，幾輛紅旗、吉姆轎車先後開到福祿居大門外，輕輕停下。從車上下來的人陸續進了福祿居前院會議室。他們是：彭真、陸定一、康生、吳冷西、許立群、胡繩、姚溱。不一會兒，周恩來、鄧小平也一前一後進了會議室。鄧家和福祿居是同一個巷子，隻相隔幾十米，所以鄧小平是走著來的。
這個會議室不大，但光線很好。這是因為它的整個東壁是一排玻璃窗。室內陳設簡單：西壁一排放滿了書的書櫃，南麵靠牆半圈沙發，北麵一張會議桌，桌邊擺了幾十把椅子。
來開會的人在會議桌邊坐定之後，劉少奇宣布開會。
這是一次研究日常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主要議程是由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匯報當前學術討論方麵的問題。
學術討論問題為何要拿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來匯報討論？此事說來話長——
自從長篇小說《劉誌丹》被康生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發難批判之後，文藝界以至整個意識形態領域便不得安寧起來。
先是昆劇《李慧娘》被拉出來開刀。這個劇本的作者孟超和為它寫了一篇題為《有鬼無害論》讚揚文章的廖沫沙受到公開批判。批判文章是江青在上海組織人寫的，登在了1963年5月的《文匯報》上。文藝界的階級鬥爭空氣於是越發緊張。
康生、江青並未就此罷手。眾多的文藝作品在他們的策動下一部接一部地遭到公開批判，光電影就有《早春二月》《北國江南》《舞台姐妹》《逆風千裏》《林家鋪子》《不夜城》《紅日》等等十幾部。
批判浪潮愈演愈烈。到了1964年，其他意識形態領域也開始遭殃。楊獻珍的“合二而一”哲學觀點，孫冶方的經濟學觀點，翦伯讚的曆史學觀點，以及文藝界代表人物夏衍、田漢、陽翰笙、邵荃麟、齊燕銘等等，都被當做修正主義大批特批。
這場批判運動得到毛澤東的支持。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毛澤東兩次批示，尖銳批評文藝界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對一些作品和觀點進行公開批判，也經過他的首肯。
江青這期間異乎尋常地活躍起來。她到處搜羅材料，尋找茬子，同康生一搭一檔地批這批那。1965年，她又跑到上海同張春橋（當時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密謀，組織批判北京市副市長、著名曆史學家吳晗寫的京劇《海瑞罷官》。文章由姚文元（當時是上海市委寫作組成員）寫成後，經過毛澤東同意，在1965年11月10日的《文匯報》突然發表。
這篇題為《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的長文，點名批判吳晗，說《海瑞罷官》為右傾機會主義翻案，“是一株毒草”，用詞嚴厲，語氣刻薄。人們對此極為震驚。
對這樣一個不同尋常的舉動，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在第一線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事前卻一無所知。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彭真、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也蒙在鼓裏。
在上海市的報紙上批判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長，卻不給中共北京市委打一下招呼，公開發表這樣一篇批判著名學者的“高檔次”文章，卻不給中共中央宣傳部說一聲，這顯然是不正常的。
可毛澤東繼續支持姚文元的文章。1965年12月21日他在杭州對陳伯達等人發表了這樣的意見：《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個談話預示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還要升級。
本來，中共中央在1964年7月根據毛澤東提議，專門成立了一個領導思想文化工作的機構——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組長彭真，成員陸定一（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宣傳部部長、文化部部長）、康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周揚（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吳冷西（人民日報社社長、新華通訊社社長）。彭真感到，事情不能這樣聽之任之下去，五人小組有責任出來加強領導。於是，1966年2月3日，彭真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召集五人小組開了一天會，研究指導方針。除周揚因病住院開刀外，其餘成員都到了會，另外還請了中央宣傳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北京市的有關負責人許立群、胡繩、姚溱、王力、範若愚、劉仁、鄭天翔參加討論。會後由中宣部副部長許立群執筆寫出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報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這個提綱形成於1966年2月，所以後來通常稱它為《二月提綱》。
《二月提綱》顯然是想對這場文化領域的大批判加以約束，不讓它發展為政治鬥爭。它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麵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報刊上公開點名作重點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經過有關領導機關批準。”這些都針對著江青、張春橋在批《海瑞罷官》一事上亂打棍子的蠻橫作派。
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聽取五人小組匯報。匯報提綱已經在開會前分送各位常委，所以會上用不著照稿子念，隻由彭真和許立群作口頭說明。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不時詢問一些情況。
彭真在口頭匯報中特意說明，根據調查，吳晗同彭德懷沒有聯係，《海瑞罷官》同廬山會議沒有關係。
常委們經過討論，對提綱中的意見表示同意。劉少奇最後說，他也沒有什麽意見了，請五人小組的同誌盡快去武漢向毛澤東當麵匯報。
與會者紛紛起身離去，福祿居又靜了下來。
劉少奇已經顧不上仔細琢磨這件事，因為他要準備出訪亞洲三國，這是早已定了的事情。而在出去之前，他還有好幾件國內國際的公務要處理，其中包括同日本共產黨代表團會談和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農業機械化問題。所以，有關五人小組匯報提綱的後期工作，劉少奇委托總書記鄧小平接著辦。這樣，《二月提綱》在彭真、陸定一等2月8日去武漢向毛澤東匯報之後，鄧小平在2月12日正式以中共中央名義轉發全黨。
劉少奇抓緊進行出國前的準備工作。一段時間以來，國際上刮起一股妄圖孤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歪風。為了堅決抵製和衝破這股勢力，中共中央、國務院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由劉少奇以國家主席身份對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三國進行友好訪問，是這些措施中的重要一項。
在出訪準備過程中，劉少奇提出這次不帶夫人。因為他覺得女同誌出國比較麻煩，在服飾、禮儀、活動安排等等方麵更多了一層講究，再加上王光美這時正在河北省定興縣農村參加四清運動，中途離開也不大好。可外事部門堅持要求主席夫人隨行，以便增加友好氣氛。尤其是阿富汗王後來過中國，她已經表示一定要親自出麵接待中國客人，這樣中國方麵主席夫人不出場就不大好。這事拖到3月中旬，劉少奇才同意王光美從農村趕回家做出國準備。隨同出訪的陳毅副總理的夫人張茜，也差不多這時候才脫離工作。
時間緊迫，王光美和張茜抓緊時間閱讀材料，熟悉禮儀，準備服裝。這中間，她們還要穿插著安排家務，叮囑孩子，忙得不可開交。偏巧這時毛澤東又要劉少奇去杭州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預備會議。會議從3月18日開到20日。劉少奇開完會回到北京，隻簡單收拾了一下，就啟程了。
1966年3月22日，劉少奇一行乘專機離開北京，經烏魯木齊前往巴基斯坦訪問。中國方麵對這次劉少奇出訪的安排極為隆重。隨員中除陳毅副總理外，還包括四位副部長級官員，陣容可觀，新聞記者隊伍也很龐大。到機場送行的儀式是按國家最高規格安排的。參加送行的有：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和七位副委員長、三位副總理、四位全國政協副主席、二位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以及中央各部門、中國人民解放軍、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北京市的負責人，顯示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對這次訪問的高度重視。
3月26日，劉少奇一行抵達巴基斯坦首都拉瓦爾品第。一時間，這裏刮起了空前規模的中國旋風。整個城市披上了節日的盛裝，到處洋溢著中巴友好的熱烈氣氛。每當中國客人的車隊在街道上經過，總是受到市民群眾的夾道歡迎。
3月28日，劉少奇在阿尤布·汗總統的陪同下，參觀興建中的新首都伊斯蘭堡，下午由巴基斯坦外交部長布托陪同去拉合爾訪問。
拉合爾是巴基斯坦的曆史名城，西巴基斯坦首府。中國客人在這裏受到的熱烈歡迎簡直難以形容。
當劉少奇等乘車從拉合爾機場去省督府時，受到了近100萬人的極其熱烈的歡迎。一路上，歡迎的人群密密層層，匯成一片海洋。道路兩旁的樹上、房屋上、電杆上都高高低低地站滿了人。人們揮舞著旗幟、彩帶，作出種種歡迎表示。
車隊開出不久，兩旁的歡迎隊伍突然失去控製。擁擠的人群衝破警察的警戒線，興奮地站在馬路中央高呼歡迎口號，爭睹中國領導人的風采。無數工人、學生、白發蒼蒼的老人和天真的兒童都爭著把手伸進汽車窗口，同中國客人握手。整條馬路水泄不通，劉少奇一行的車隊一再被熱情的群眾阻住。通過這條5英裏長的道路，車隊用了整整一個半小時。
晚上，西巴基斯坦省督為劉少奇主席的來訪舉行歡迎宴會。宴會開始前，賓主在客廳裏愉快地交談。雙方不約而同地談論著白天拉合爾人民自發歡迎的情景，都對這種令人難忘的盛情讚歎不已。
宴會上，劉少奇舉杯為英雄的拉合爾人民、為中巴兩國人民之間的兄弟友誼祝酒。他再次熱情地說：“今天拉合爾人民群眾給了我們極其熱烈的歡迎。街道上人山人海，一片歡騰的景象。這生動地表達了巴基斯坦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兄弟友情。”
劉少奇一行3月30日離開拉合爾到卡拉奇訪問。以後又接連訪問了阿富汗、東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國）、緬甸，帶去了中國人民對這些國家人民的友好情誼。
整個訪問十分成功。4月10日下午，周恩來總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江蘇廳回答巴基斯坦記者提問時說：“劉主席的訪問，無疑將對今後我們兩國友好合作關係的進一步發展產生積極的影響，這不僅符合我們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必將有利於亞非人民的團結反帝事業和全世界人民維護和平的鬥爭。”“這次訪問巴基斯坦，受到了阿尤布·汗總統和巴基斯坦人民的盛大歡迎和熱情接待，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非常高興和感謝。”
4月19日，劉少奇、陳毅一行結束了對亞洲三國的訪問，回到昆明。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1966年5月4日，星期三，北京。
今天北京從一大早起就雲遮霧障，陰沉沉地像要下雨。天氣不大好，天安門廣場的遊人比平日少了許多。
上午將近10點，一輛輛轎車陸續駛進人民大會堂西門院落。從車上下來的人腋下夾著公文包，步履匆匆地進了河北廳。
第二節 中南海陡起狂瀾福祿居少奇奇冤（2）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將在這裏舉行。
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有關負責人，共70多人。人們看到會場上有幾張引人注目的新麵孔：張春橋、王力、關鋒、戚本禹……這是剛剛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組”的幾位大員，因而被“擴大”進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