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後老人被提了起來,漢子們圍成一個圈,老人被圈在中間,一場以老人為目標的輪翻拳擊又開始了。“嘭!”老人當胸挨了一拳,踉踉蹌蹌地後退好幾步,搖搖欲墜之時,“嘭!”另一邊的拳頭出擊了,老人又倒向另一邊。
“嘭!嘭!嘭!嘭……”
老人癱倒了……打手們將老人架在凳子上,待他稍微休歇過來,又強迫他站定、低頭,他不開口,但又是一陣拳打腳踢……
就這樣循環不息,周而複始。
一天、兩天……
第三天,又換了一種折磨老人的方式。
審訊組長宣布:“你聽著,上級指示對你們這種人,如果證據確鑿,但死不承認,就可以用這個。”他舉起手上的東西一晃——是一副錚錚作響、齜牙咧嘴的手銬。
於是陸定一被銬住了雙手,繼續接受審訊。
“說不說?”
沉默。
“咯……”手銬收緊了些。
“快說!”
沉默。
“咯咯……”手銬又收緊了些……
手銬越收越緊,死死地箍住老人的雙腕,腕骨在硬邦邦的擠壓中像要碎裂……老人咬緊牙關,疼痛仍使他全身顫抖。雖說是冬天,他額上汗水卻大串大串地滾落。
老人又癱倒了……
沒日沒夜的審訊,無休止的肉體和精神的殘酷折磨,一天僅有的一小時的睡眠——似乎剛剛閉上眼皮卻又被催命似的嗥叫趕醒,極度疲乏中的折磨,大腦神經被越繃越緊卻又似有千萬個指頭瘋狂地彈撥著彈撥著彈撥著……
老人的身心已極度衰竭,而刑訊卻仍在繼續,打手們已經迫不及待,加緊對他嚴刑拷問:“承不承認你是叛徒、內奸?”
是的,他們要的不就是這個!他們要給他的曆史潑上汙水,那末對他的迫害就是顯得“名正言順”了。叛徒、內奸——那可是致命的罪名。
真實的曆史情況是:1932年,陸定一被王明集團降職從贛南蘇區調到上海團中央做組織部幹事。1933年舊曆正月十五前夕,上海團中央機關被國民黨特務破壞,許多人被捕,他卻得以逃脫,並由夏采喜同誌派的一位交通員帶路到了贛東北蘇區的葛溪。在葛溪他看見瑞金出版的蘇區團中央局的機關報《青年實話》刊登的一條決議,說根據上海的報告,陸定一逃跑回家,黨中央、團中央決定開除他的黨籍和團籍。他回到瑞金後,向黨中央上訴,董必武主持給他平了反,並聲明黨中央並沒有做過開除陸定一黨籍的決議。事隔30餘年,現在這些人抓住這一點,想再度把曆史搞渾。然而,事實就是事實,江西的黃知真也知道當年他從上海到蘇區的這段曆史情況,並對此做了證明。他們沒有撈到有用的稻草。
“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沒事實可以“創造”事實,沒有把柄可抓、可以“炮製”把柄。最後,“製造”也不要了,隻須嚴刑逼供,有了“供詞”,便大案告成,“罪責難逃”矣!
在陸定一老人極度衰竭、神思恍惚之時,打手們在他麵前擺上了紙筆……
一份關於“叛徒”的口供“製造”出來了。
這大概就是那些人後來洋洋得意所說的“重大突破”。
這就是陸定一在鼓樓大街帽兒胡同九號所經曆的嚴刑逼供的十天。
最後他被帶出了這個有著假山的院子,關到了海軍大樓西南方向的另一個四合院的一間屋子裏,房間的門整天被關得嚴嚴實實,連窗戶也塗黑了。看守終日站在房裏,監視著他一舉一動。上廁所必須事先報告,並要獲得看守所頭兒的批準,看守才能放人出去。有時候,竟然等上兩個小時,上廁所的報告卻沒有回音。
在這以前,還可以聽聽收音機,要煙、要電池之類的也可以托人去買。現在,這一切都禁止了,連收音機也不準聽了。
院子裏一片死寂,偶爾可以聽到隔壁有咳嗽之聲,仔細一聽,竟是林楓的聲音——他也被關進這裏來了?
這一個冬春北京缺煤燒,像他這樣的犯人,屋子裏取暖燒的當然隻有煤矸石了。煤矸石煙大,且硫磺味極重,加之門窗被關得嚴嚴實實,屋子便終日煙霧迷漫、臭氣刺鼻。陸定一就在這樣的屋子裏,關了三個多月,一直關到4月穀雨前夕,被送進秦城監獄之日。
自此,陸定一開始了長達十年之久的與世隔絕的獄中生涯……
“68164”號:秦城監獄的特殊犯人
嚴刑逼供取得“重大突破”以後,專案組的打手們彈冠相慶,既然“證據確鑿”,“反革命分子”加“叛徒、內奸”,理所當然應該送去坐大牢。
1968年5月23日,專案組打好了一份關於逮捕陸定一的報告。其實在這以前,他已被非法關押三年時間。這份報告提出正式辦理逮捕手續,好把他送進正規監獄。
報告送給陳伯達、謝富治、吳法憲審批,陳伯達大筆一揮:“同意”。謝富治、吳法憲也做了同樣的批示。
就這樣,沒有經過任何正當的法律程序、沒有法庭的判決,單憑捏造的罪名,一位出生入死奮鬥幾十年的老革命家、中國共產黨的老幹部、堂堂共和國的副總理,被投進了秦城大獄。
京郊,一個遠離鬧市的地方,在一片荒涼沉寂的石山腳下,一圈設有通電纜的鐵絲網的高大圍牆環繞著幾幢灰色的樓房。從外觀看,這些高高矮矮矗立的樓房與普通樓房不同之處是:窗戶很高,很小,密密麻麻地洞開在牆上,黑幽幽像無數張開的沒有瞳仁的眼睛。
進去需要穿過三重厚重的鐵門,門旁的雙崗哨兵手持的槍刺閃著逼人的寒光,高牆四角有崗樓,布置著探照燈、機槍,崗哨居高臨下,警惕的目光日日夜夜注視著牆內牆外所及範圍的動靜,威嚴而又森然。
這就是秦城!
秦城原是為了專門關押侵華日寇戰犯而造的監獄,在“文革”期間,被林彪、“四人幫”用來囚禁被他們宣判為要犯、重犯的黨和國家的高級幹部、軍隊的將領、老公安和其他受害者,其中包括功勳卓著的抗日勇士,他們當年的浴血奮戰,把侵華日寇送進墳墓和牢籠,現在他們自己卻被送進關押敵人的牢獄,這不是曆史的誤會,就是曆史的沉淪。
陸定一,當年的八路軍前敵總部政治部副主任、威震敵膽的百團大戰的指揮機關的成員之一,而今,也成了這座監獄的特等囚犯。
他住的牢房是一間不足六平米的單人囚室。靠牆放著一張木板小床,術板架離地麵尺餘高。牢房的一角有一個小水池,供盥洗之用。牢房內不放馬桶,隻是在水池邊設有一水泥便池,“方便”之後從小池中舀水衝洗。牢房兩道門,裏邊一扇是鐵欄門,外邊一扇六寸見方的活動小門,用來打水打飯。一個窗戶,很小,且高高在上,站著伸手也夠不著。一個15瓦燈泡,高高地掛在天花板下,電燈的開關卻設在門外,由看守控製。
在他牢房外的門首上,掛站一塊牌子,上麵寫著:68164.
它們有著特定的含義……
這幾個阿拉伯數字的排列,對於不知內情的人來說,無疑如同於等待破譯的密碼。可它們對於一位老人,卻是一段觸心的往事,是4400多個昏天黑地的日子,是魔影,是屈辱,是苦難歲月的傷痕……
高牆、電網、鐵門……
這裏是戒備森嚴的秦城監獄。
一輛吉普車風馳電掣般自遠而近,揚一路塵土而來,到了大門邊才放慢了速度。
持槍的崗哨奔向前去,探明了什麽,朝裏一揮手……
“嘎吱——”第一重門打開了;
“嘎吱——”第二重門打開了;
“嘎吱——”第三重門打開了。
囚車緩緩地穿過這三道門洞,在院子裏戛然停下。
車門開了,兩個帶手槍的人挾著一名“囚犯”下了車。
他在院子的地坪上站定,吃力地睜大眼睛,打量著四周,想弄清楚自己到了什麽地方。但還未看清個究竟,他立即被帶進一間屋子裏。
當他再度被帶出那間屋子時,他身上原來的衣服不見了,手表也被扣留了,換上了一套黑色的囚衣。這回,他看見他的麵前,矗立著四座三層樓房,他被帶進其中的一座,走過一重又一重沉重的鐵門,走過昏暗幽深的甬道,並被推搡著上了一道樓梯,又繼續沿著甬道朝前走……
甬道兩邊是一扇扇緊閉著的掛著鎖頭的小鐵門。
當他站定,身後響起一聲“哐當”的關門聲時,四周立即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靜和昏黑。好一陣,眼前什麽也看不見……漸漸地,才恍然覺出上方有一道淡白的光影,抬頭將目光探去,才看見伸手也夠不著的牆上,開有一個四方小窗。
這是牢房!
此刻,老人似乎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囚徒。
實際上,失去自由已經是兩年前的事情了,關押、審查、批鬥……各種五花八門的“專政”形式都經受過了,卻沒想到,未經過任何正當的法律程序,自己就不明不白地成了共和國秦城監獄的一名囚犯。
“豈有此理!”老人憤怒了,轉過身,揮起雙拳,“嘭嘭嘭嘭”地擊打著牢門,大聲喊道:“我犯了什麽罪?豈有此理!”
“啪嗒”。回答老人的是從外麵傳來的一聲輕微的響聲,牢房裏突然亮堂了些。一個燈泡像倒掛著的小人頭,高高地懸在天花板上,散發著暗淡的光。燒紅了的鎢絲似一張冷笑著的嘴,居高臨下,齜牙咧嘴地對著憤怒的老人……
在他牢房的門首上,掛著一塊牌子,上麵寫著:68164.
它們有著特定的含義:
68——入獄時間:1968年;
1——這位囚犯的編號。
64號特等囚犯的真實姓名:陸定一。
他的真實身份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部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副總理兼文化部部長。
1968年4月29日,他卻成了“68164”——
中國秦城監獄的一名特等囚犯。
早上7點聽哨音起床,晚上9點聽哨音睡覺,平時不能躺在床上。
每天供三次開水,每次一杯。
每月洗澡一次,每次半小時,無論冬夏皆如此。
每天放風一次,每次一小時,或者是上午10點,或者是下午4點。放風地點設在牢房外的一塊地坪上,一道長牆將地坪一隔兩半,牆兩側隔成小格,活像兩溜豬圈。看守站在高高的中牆上監視,可將兩邊格子裏的情形一覽無餘。犯人一個一個單獨地放出來,一個人一格,隔著高高的隔牆,誰也看不見別人。這樣,同時關押在一個樓房的人,多少年來也照不上麵,可謂“咳嗽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
囚衣、囚室、囚規……就這樣,他過起了正兒八經的囚犯生涯。
牢中歲月相對於外麵所經曆的狂潮中的日子似乎“平靜”些。高牆既是囚籠,從某種意義說,也是一道“隔離層”——在高牆內,可以免受“群眾專政”的觸及,不用參加批鬥會接受“紅衛兵審判”。
寫到這裏,筆者不禁想起看到過的一份1980年審問陳伯達的法庭記錄:審判員問陳伯達:“你下達書麵指示,要把身為副總理的陸定一交紅衛兵審判,這是嚴重違反憲法和破壞社會主義法製的,你當時知道不知道?”
答:“當時沒想到。”
問:“這不僅會使他受到人身迫害,而且甚至會有生命的危險,這一點你知道不知道?”
答:“這些問題我都沒有想到,但是當時呢,我是在發瘋的時刻。”
“發瘋的時刻”,這句話倒一點不假,它不僅道出了陳伯達當時的心態,也是當時整個中國的寫照:發瘋的“群眾運動”,發瘋的“紅衛後審判”,“文革”就是一場“發瘋的運動”。
許多年後,當筆者采訪陸定一老人,對這場“發瘋的運動”有著切身體驗的他談到這裏時,對筆者說:“關進牢裏比接受‘群眾專政’‘紅衛兵審判’要好些,牢裏多少還有個規矩。不然,‘群眾專政’‘紅衛兵審判’無法無天,會被整死的,多少人就這樣被整死了呀!我沒有死,算幸運。”
這是老人經受了那些不堪忍受的摧殘、折磨和淩辱後的“經驗之談”。
坐牢倒算為一種“幸事”——怎樣一個荒誕、殘暴、恐怖的年代!
手銬戴了整整60天
說監獄裏較為“平靜”隻是相對而言。監獄裏同樣有殘酷的迫害,同樣有法西斯。因為在這時這座監獄是專為林彪、“四人幫”這群迫害狂服務的,主要指揮者是康生、陳伯達,直接肆虐者是謝富治。在魔鬼當道的時候,秦城,就是一座人間地獄。多少人在這裏被他們折磨致病、致殘、致瘋,甚至致死!
陸定一進了監獄,而審訊他的專案組卻一直沒有撤銷,審訊也仍在繼續進行。他常常被提審,甚至在夜裏也冷不防被傳訊,仍然是逼供信的那一套。提審後由專案組出題目,要他回牢房寫出交待材料。關於此類交待材料、檢查、認罪書寫個沒完,記不清寫了多少。後來這些材料找出來,寫下的紙壘起來竟有幾尺厚。
牢獄生活,一年過去了,兩年過去了,三年過去了……這牢要坐到什麽時候呢?最令人氣憤的是,把他送進秦城,並沒有說明他究竟犯了什麽具體的罪,要服多少年刑。難道就這樣不明不白漫無限期地坐下去麽?
一日,在走向放風圈的路上,他遠遠看見前方路上,有一團墨黑的東西。走得前去,一看,是一隻蟬,一隻飯缽大的蟬。這樣巨大的蟬,他還從未見過哩。
蟬卻背朝地、肚朝天地躺著——啊,它死了!
這是冬天的季節,陣陣西北風揚著塵沙呼嘯著刮過長空,空氣中有著砭人肌膚的寒意。他輕輕地將蟬的身體翻過來。臥伏式的蟬,雖然沒有生命,卻倏然恢複出它那堂堂雄姿:光滑、漆亮的胴體,黑寶石般鼓凸的目珠,抓紮著地麵的堅硬如鐵的節足,都透著一種威武的神韻。那平展地緊貼背部的透明雙翼,在風中微微顫動,仿佛是振翅欲飛。
蟬是真正的歌手,這不僅在於它的歌聲高亢動聽,更可貴的是它不像其他會發聲的蟲豸,隻是藏在草叢、土隙、石縫等幽暗的角落裏躲躲閃閃、遮遮掩掩、層層懦懦地低吟淺唱,而蟬,總是選擇高樹亮枝,在熱烈的陽光下放喉高歌,直抒胸臆。
然而,等待蟬的命運卻是凜冽的寒流、霜雪和冰凍。冷酷的季節伸出肆虐的手,封閉它的歌喉、扼殺它的生命……
他在蟬的麵前默立,聯想到這場政治寒潮,那狂風淫雨摧殘中的百花凋零、萬馬齊喑的淒慘景象,一批又一批黨和國家領導人被打倒,權奸當道、妖孽橫行,黨和人民的命運會怎樣?中國向何處去……他的心充滿了憂慮,一顆心變得萬分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