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陸定一忽憶“六月雪”！劉少奇沉冤昭千古(7)
第二次絕食，是從12月17日開始的。
16日晚半夜時分，他已經睡熟，睡夢中朦朧聽到一陣急促的叫喚：“起來！起來！”他醒了，睜開眼睛，隻見石所長站在床前，催道：“快起來，中央首長來了，要提審你！”
“提審？”他倏地坐起來，“不是‘黨內審查’嗎？怎麽變成審訊了？我犯了什麽罪？”
來提審的有三人，其中一人，穿一身軍裝，戴眼鏡——此人原來是關鋒。“中央首長”關鋒盛氣淩人地向他大聲宣布：“反革命分子陸定一，你已經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然後說了兩條：“第一，你是反革命分子，改幹部待遇為犯人待遇。第二，必須交待‘政變行動’，從去年10月1日起的活動要逐日寫下來，必須老實交待，否則，交紅衛兵處理！”
說完，不容陸定一申辯，他們扭身就走了。
就這樣，他成了“反革命分子”“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
原來，陸定一被撤職後，當時接任中宣部部長的陶鑄被迫主持陸定一的專案。他暗中照顧陸定一，指示辦案人員：陸定一的“生活待遇不變，搬家後一定要安排沙發”，等等，他想盡力保護陸定一。然而，“文革小組”對此大為惱火，把火燒到陶鑄身上，陸定一的專案也被“文革小組”直接接管。正因為陶鑄對一大批老幹部盡力保護，被扣上了“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而且凡受到他不同程度保護的同誌，均變本加厲地受到迫害。陶鑄曾為此痛心疾首，對天長歎：“雖我不曾殺伯仁，伯仁卻為我而死呀！”
後來，有一天，陸定一專案組的一夥人，闖到陶鑄家裏，一進屋就把陶鑄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扯掉，要他低頭彎腰向毛主席像請罪，質問：為什麽他主持的陸定一的專案幾個月都搞不出名堂來，而謝富治他們一接手，馬上就有了重大突破？為什麽要在政治和生活上包庇陸定一？
陶鑄之後主管陸定一專案的是陳伯達。
當時，“文革小組”中負責“中央”專案的江青原本想讓陳伯達的老婆劉叔晏來負責陸定一的專案組。劉叔晏曾負責過範若愚的專案組。範若愚，山西五寨縣人，1936年入黨，1959年任《紅旗》雜誌常務副總編兼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文革”開始不久，被誣為“特務”，成立了專案組專門整他。劉叔晏“辦案有能力”（江青語），使範若愚的冤案範圍越搞越大，許多無辜者受株連。因此，江青要劉叔晏再負責陸定一專案。陸定一的職務遠遠高於範若愚，劉叔晏自知幹不了這個專案，陳伯達就把它接了過去，時間是1966年12月。
誣陷、迫害陸定一，是陳伯達在“文革”中所犯的嚴重罪行之一。
1980年11月28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就這一問題審問陳伯達，在回答法庭審問時，陳伯達談到了他接管陸定一專案的經過：
“……因為江青強迫劉叔晏接受這個案子，又請她吃飯，劉叔晏都不幹。我看這個樣子，不好下台，我就接過來，我說我管好了。為什麽我接受這個案件呢？我跟陸定一無冤無仇，為什麽接受這個案子？就是有這個原因，就是她要迫害我家庭，我如果不搞呀，不接受這個案子，她要迫害我家庭。我自私自利呀，考慮這個問題，迫害我全家，我當時是有所顧慮的……接受這案子，她就送來一堆材料。江青送我這一批材料是無錫青年人送到的（陸定一是無錫人——引者注），還有陸定一家庭的相片。這個問題呀，我就給專案組。專案組不是我組織的，原來已經有了，還有人管了。我給他們談過這件事情，接受她這些材料，看了無錫年輕人搞的材料，我說交給紅衛兵審判。如果要追究來源呢，就是這樣來的。這個行動當然是反革命……這個批呀，是完全荒謬的。”
從陳伯達的口供看，似乎他接管陸定一案是被動的，是礙於江青的壓力才接手的。但他辦起這個案子來卻十分積極，並且心狠手辣。一接手，1966年12月16日，陳伯達就親筆寫下對陸定一專案的三條指示：
一、降低生活標準（不超過12元），沙發、軟床、寫字台等等，一概撤掉。二、要他和她（即嚴慰冰——引者注）寫逐日活動，先從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止。三、考慮交紅衛兵審判（此事內部掌握）。
當晚，就如前麵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關鋒一夥深夜火速來到了看守所提審陸定一，宣布陸定一為反革命分子，並將審查改為審訊，原來執行的就是陳伯達的指令。
關鋒走後，陸定一住房裏的寫字台、沙發、席夢思立即被搬走了。
專案組還對陸定一宣布：“你犯了法，是反革命，對你不是黨內審查，而是審訊了。老實交待你們的‘政變行動’！”
在這以前，陸定一一直相信審查委員會秉法辦事，認真調查，以事實為依據，澄清自己的問題，沒料到現在就這樣給他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不服。
根本沒有“政變行動”，硬要交待，這完全是逼供信。如果為了自己的“出路”，“承認”自己進行了“反革命活動”，“交待”所謂“反對派名單”和“政變行動”，則不合事實，更嚴重的是將誣害好人，損害黨的利益。作為一名正直的共產黨員，豈能做出此等傷害同誌、危害黨的事情。反之，當然就是違抗、頑抗，就會加重“罪責”。
擺在陸定一麵前的，就是這兩種選擇。
寧可玉碎，不為瓦全。他既不接受莫須有的反革命罪名，也堅決拒絕交待“反對派名單”和“政變行動”。他要求申訴，要看守所石所長轉告專案組派人來談話。可是專案組卻不露麵。
滿腔怨憤，無處申訴，憤怒之極，他開始第二次絕食。
此次絕食，從17日至18日進行了兩天。
18日晚5時，石所長要他進食，並以違反紀律威脅。陸定一提出複食的一個條件：他要寫信給毛主席，如果看守所同意將信轉呈，他將於明天複食。石所長表示同意。
晚8時，他寫下一封信給毛澤東和林彪，信中反映了他的處境，並聲明“我不是反革命分子，根本沒有‘政變行動’。”“硬要我交待，除非逼供信，而這是違反黨的利益的。”
信交給了石所長，石所長把它交給了專案組。專案組根本沒有往毛澤東和林彪處送。筆者後來查閱到此信原件，隻見上麵有兩行批字：“已送關鋒轉陳伯達，信存動態卷。”可見“轉呈”的應諾隻是個花招。
當然陸定一不知道他們會不守信用，便於19日進食。
第三次絕食，曆時最長，從1967年1月3日晚起至8日中午，為期五天。
1966年12月30日，專案組的蘆某與審訊人員又下達了交待“政變行動”的命令，並限期在1967年1月3日交卷，否則，從重處罰。陸定一在12月31日寫信答複蘆某：絕對沒有做過“政變行動”。1月1日，蘆某二人來到他那裏，警告他“不許反撲”。3日，蘆某六人對他進行審訊，強迫他交待他與彭真如何進行“反革命密謀”的活動，他拒絕交待，審訊人員便暴跳如雷，拍桌子、罵人，對他施以罰站。其中一人以譏諷的口吻對他說：“你不是已經絕食過兩次了嗎？如果你有骨氣，應該再絕食，絕食到死哇！”陸定一回答：“我是有這骨氣的，但絕食是所裏不允許的，看張所長（看守所另一位所長——引者注）怎麽說吧。”而這位姓張的所長竟說：“吃不吃由你自己決定。”性格剛強、滿腹怨憤的陸定一無法忍受這種刺激和淩辱，當即說：“既然如此，我從今晚起絕食！”
絕食，是他對給自己強加的莫須有的罪名表示抗議的一種方式，而且是不得已才采取的方式。然而，慘無人道的是，他已經開始絕食了，仍然把他押到群眾大會上批鬥，4日下午一次，5日下午又一次，每次站幾個小時。6日，亦即絕食後的第三天，他的身體已十分虛弱，卻還要接受審訊，上下午連續進行。迫害狂們就是這樣喪盡天良，對一位絕食中的老人如此恣意摧殘和折磨，連起碼的人道主義也不講，殘忍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
不但沒有人進行勸阻，反而還在加深刺激。4日，從批鬥會回來，已是晚8時，他躺下了，剛睡下，卻又來人，故意將他鬧醒，惡聲惡氣地說：“死反革命，打算如何？你可得堅持呀，堅持下去就是勝利。”
7日，絕食已進行了整4天，他已臥床不起，心髒出現間歇跳，每分鍾20次，他們才慌了手腳，不得不叫來醫生給他打針。石所長才對他提出警告：如此下去，隻能加重罪責，卻達不到目的。
8日，他已極度虛弱。中午，看守端來米湯，留下話：“石所長交待：‘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他要石所長來，問：“此話是不是你代表中央說的？”石所長說：“我是中央派來管你的。”他說：“那麽，我服從你。”
於是複食。
事後，石所長又指責說：“你不是不知道，隻有毛主席能夠代表中央，為什麽把我看做代表中央？”並說絕食是一種“反撲”，是反革命行為，必須為此寫出檢討，說明絕食的本質、原因和耍了什麽花招。
他也在“檢討”中申辯：
（一）我並不想拒絕交待。
（二）我服從中央，要我做什麽就做什麽，沒有反撲。
（三）我的這次絕食不是反革命行動……
因此，我認為，我的罪名，突然加在我頭上，我是不能擔當的……絕食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表示意見的一種手段。
關於我熱烈要求平反，那應該是正當的願望。
此後，仍然是沒完沒了的審訊、批鬥、交待、篩煤渣……
中央宣傳部部長被刑訊逼供十天
後來，陸定一被帶離那幢小洋樓，關進了另一個地方：西四北七條49號。這裏是個四合院，他被關在一間朝東的房子裏，一個班的戰士住在朝西的房子裏。
由黨內審查到審訊，時間又過去了一年，陸定一受盡淩辱，仍然拒不承認莫須有的罪名。陳伯達眼看著自己接管的這個專案進展如此緩慢，怕不好向林彪和江青交待，便急紅了眼。1967年12月，陳伯達、謝富治、吳法憲急忙把陸定一專案組的幾個負責人召集到人民大會堂，專門布置對陸定一的審訊，宗旨是要采取有力措施實現“突破”，無論如何必須叫陸定一招供，重點放在他搞反革命和充當叛徒、內奸的罪行。為了達到目的，他們策劃要來“硬”的。陳伯達惡狠狠地說：“陸定一很凶惡，要給他戴上手銬。”
謝富治用拳頭擂著桌子，提出：“要連續突擊審訊！”吳法憲也咬牙切齒，攔著一臉橫肉，給專案組打氣：“不能心慈手軟。”
就這樣，更為殘酷的身心迫害降臨到陸定一身上。
那是1968年春節前夕，人們在做著迎接春節的準備，而陸定一這位老人，卻在經受煉獄般的煎熬和魔鬼們的折磨……
這天，他被一輛吉普車拉到鼓樓大街帽兒胡同九號。
一進院子，抬頭看到的是一棵高聳的樹，伸著黑黝黝光禿禿的枝椏。兩邊壘有清雅別致的假山，再就是一排朝北的房子了。
他被帶到一間屋子裏，裏麵早已有橫眉怒目、凶神惡煞般的八條漢子和一個女人如臨大敵般等著。隨後進來一個公安部的主審人，稍後又有兩個高大的男人不聲不響地踱了進來，守在門兩邊。
這些人組成了一個特別審訊組。審訊組的副組長是特意從廣東調來的軍人。
主審官坐在上首宣布：“聽著，現在對你從嚴審訊，鑒於你以往頑抗的態度，從今天開始對你有新規定：一天隻能吃一餐飯，睡一個鍾頭覺，其餘分三次輪流審訊。這次你不老老實實把罪行交待清楚，別想過關！”
陸定一站在屋子中間，無動於衷，經曆得多了，神經便有些“麻木不仁”。腦子卻不知怎麽由吃飯的“規定”想起了當年在蘇區瑞金的情形來：那時一度糧食緊張，部隊號召要節約，不能放開吃。他於是規定自己一天隻吃八兩飯。哦，記起來了，鄧穎超大姐給自己的定量更加嚴格，每天隻吃六兩，說自己是女同誌。一段時間裏下飯的菜頓頓是玉蘭片（筍幹）。瑞金山區的玉蘭片本是可以外銷出口的，但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封鎖，運不出去，就天天用來當菜吃，沒油沒鹽，可難咽了，但沒有叫苦……
“啪！”主審官猛地一拍桌子，“聽見了沒有！”
陸定一記憶中的圖景倏然消逝，眼前是一張張氣勢洶洶的臉孔。
“交待你的罪行，講！”
“你們既然已經把我定為反革命，還需要我講什麽？”陸定一說。
“你不要抵賴，抵賴是沒有好果子吃的。你還是考慮考慮！”
他不做聲，長時間的沉默。
“說！”
“沒什麽可交待。”
“好哇——”主審官狂叫一聲，打了個手勢。
立即，守在門邊的兩個男人陰著臉走了上來。陸定一的兩條胳膊立即被兩雙鐵鉗般的大手拽住了。脖後根感覺有什麽粗糙的東西緊貼上來，接著是那東西與皮膚狠命摩擦發出的沙沙聲。立刻，脖背火燒火燎痛起來。
他憤怒地一扭頭：“你們搞的是什麽名堂！”
“小意思！”一隻手握著一張粗鐵砂紙在晃，“你這腦子生鏽了，給你除除鏽，就開竅了。”
“卑鄙！你們這是嚴刑逼供，我抗議！”
“現在沒你說這個的份，你隻能低頭認罪。勒令你，把頭低下去！”
陸定一老人卻高昂著頭：豈能向你們這幫流氓無賴低頭！
一隻手按在他的頭上，狠狠地往下壓，“低頭！”
他倔強地一掐，又把頭昂了起來。
猛地，他的胳膊被鷹爪般的手抓得更緊，並被用力往後扳。肩膀與手臂間的關節一陣鑽心的痛。更多的手按在他頭上，老人仍然在掙紮……“噗嗵”一聲，老人臉朝地栽倒了，整個身體摔了下去，額門重重地磕在地上，眼前金星四冒。
“好哇，裝死！”
第一節 增福堂女主人被綁懷仁堂陸定一蒙冤（6）
在一邊早就手心發癢、摩拳擦掌的漢子們惡狠狠地圍了上來，對老人開始了“腳的專政”，一聲吆喝“起來”，便是一腳，又是一聲吆喝“起來”，又是一腳……
“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漢子們不折不扣地履行著這一“戰鬥誓言”。
16日晚半夜時分，他已經睡熟，睡夢中朦朧聽到一陣急促的叫喚：“起來！起來！”他醒了，睜開眼睛，隻見石所長站在床前，催道：“快起來，中央首長來了，要提審你！”
“提審？”他倏地坐起來，“不是‘黨內審查’嗎？怎麽變成審訊了？我犯了什麽罪？”
來提審的有三人，其中一人，穿一身軍裝，戴眼鏡——此人原來是關鋒。“中央首長”關鋒盛氣淩人地向他大聲宣布：“反革命分子陸定一，你已經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然後說了兩條：“第一，你是反革命分子，改幹部待遇為犯人待遇。第二，必須交待‘政變行動’，從去年10月1日起的活動要逐日寫下來，必須老實交待，否則，交紅衛兵處理！”
說完，不容陸定一申辯，他們扭身就走了。
就這樣，他成了“反革命分子”“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
原來，陸定一被撤職後，當時接任中宣部部長的陶鑄被迫主持陸定一的專案。他暗中照顧陸定一，指示辦案人員：陸定一的“生活待遇不變，搬家後一定要安排沙發”，等等，他想盡力保護陸定一。然而，“文革小組”對此大為惱火，把火燒到陶鑄身上，陸定一的專案也被“文革小組”直接接管。正因為陶鑄對一大批老幹部盡力保護，被扣上了“中國最大的保皇派”的帽子。而且凡受到他不同程度保護的同誌，均變本加厲地受到迫害。陶鑄曾為此痛心疾首，對天長歎：“雖我不曾殺伯仁，伯仁卻為我而死呀！”
後來，有一天，陸定一專案組的一夥人，闖到陶鑄家裏，一進屋就把陶鑄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扯掉，要他低頭彎腰向毛主席像請罪，質問：為什麽他主持的陸定一的專案幾個月都搞不出名堂來，而謝富治他們一接手，馬上就有了重大突破？為什麽要在政治和生活上包庇陸定一？
陶鑄之後主管陸定一專案的是陳伯達。
當時，“文革小組”中負責“中央”專案的江青原本想讓陳伯達的老婆劉叔晏來負責陸定一的專案組。劉叔晏曾負責過範若愚的專案組。範若愚，山西五寨縣人，1936年入黨，1959年任《紅旗》雜誌常務副總編兼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文革”開始不久，被誣為“特務”，成立了專案組專門整他。劉叔晏“辦案有能力”（江青語），使範若愚的冤案範圍越搞越大，許多無辜者受株連。因此，江青要劉叔晏再負責陸定一專案。陸定一的職務遠遠高於範若愚，劉叔晏自知幹不了這個專案，陳伯達就把它接了過去，時間是1966年12月。
誣陷、迫害陸定一，是陳伯達在“文革”中所犯的嚴重罪行之一。
1980年11月28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第一審判庭就這一問題審問陳伯達，在回答法庭審問時，陳伯達談到了他接管陸定一專案的經過：
“……因為江青強迫劉叔晏接受這個案子，又請她吃飯，劉叔晏都不幹。我看這個樣子，不好下台，我就接過來，我說我管好了。為什麽我接受這個案件呢？我跟陸定一無冤無仇，為什麽接受這個案子？就是有這個原因，就是她要迫害我家庭，我如果不搞呀，不接受這個案子，她要迫害我家庭。我自私自利呀，考慮這個問題，迫害我全家，我當時是有所顧慮的……接受這案子，她就送來一堆材料。江青送我這一批材料是無錫青年人送到的（陸定一是無錫人——引者注），還有陸定一家庭的相片。這個問題呀，我就給專案組。專案組不是我組織的，原來已經有了，還有人管了。我給他們談過這件事情，接受她這些材料，看了無錫年輕人搞的材料，我說交給紅衛兵審判。如果要追究來源呢，就是這樣來的。這個行動當然是反革命……這個批呀，是完全荒謬的。”
從陳伯達的口供看，似乎他接管陸定一案是被動的，是礙於江青的壓力才接手的。但他辦起這個案子來卻十分積極，並且心狠手辣。一接手，1966年12月16日，陳伯達就親筆寫下對陸定一專案的三條指示：
一、降低生活標準（不超過12元），沙發、軟床、寫字台等等，一概撤掉。二、要他和她（即嚴慰冰——引者注）寫逐日活動，先從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止。三、考慮交紅衛兵審判（此事內部掌握）。
當晚，就如前麵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關鋒一夥深夜火速來到了看守所提審陸定一，宣布陸定一為反革命分子，並將審查改為審訊，原來執行的就是陳伯達的指令。
關鋒走後，陸定一住房裏的寫字台、沙發、席夢思立即被搬走了。
專案組還對陸定一宣布：“你犯了法，是反革命，對你不是黨內審查，而是審訊了。老實交待你們的‘政變行動’！”
在這以前，陸定一一直相信審查委員會秉法辦事，認真調查，以事實為依據，澄清自己的問題，沒料到現在就這樣給他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他不服。
根本沒有“政變行動”，硬要交待，這完全是逼供信。如果為了自己的“出路”，“承認”自己進行了“反革命活動”，“交待”所謂“反對派名單”和“政變行動”，則不合事實，更嚴重的是將誣害好人，損害黨的利益。作為一名正直的共產黨員，豈能做出此等傷害同誌、危害黨的事情。反之，當然就是違抗、頑抗，就會加重“罪責”。
擺在陸定一麵前的，就是這兩種選擇。
寧可玉碎，不為瓦全。他既不接受莫須有的反革命罪名，也堅決拒絕交待“反對派名單”和“政變行動”。他要求申訴，要看守所石所長轉告專案組派人來談話。可是專案組卻不露麵。
滿腔怨憤，無處申訴，憤怒之極，他開始第二次絕食。
此次絕食，從17日至18日進行了兩天。
18日晚5時，石所長要他進食，並以違反紀律威脅。陸定一提出複食的一個條件：他要寫信給毛主席，如果看守所同意將信轉呈，他將於明天複食。石所長表示同意。
晚8時，他寫下一封信給毛澤東和林彪，信中反映了他的處境，並聲明“我不是反革命分子，根本沒有‘政變行動’。”“硬要我交待，除非逼供信，而這是違反黨的利益的。”
信交給了石所長，石所長把它交給了專案組。專案組根本沒有往毛澤東和林彪處送。筆者後來查閱到此信原件，隻見上麵有兩行批字：“已送關鋒轉陳伯達，信存動態卷。”可見“轉呈”的應諾隻是個花招。
當然陸定一不知道他們會不守信用，便於19日進食。
第三次絕食，曆時最長，從1967年1月3日晚起至8日中午，為期五天。
1966年12月30日，專案組的蘆某與審訊人員又下達了交待“政變行動”的命令，並限期在1967年1月3日交卷，否則，從重處罰。陸定一在12月31日寫信答複蘆某：絕對沒有做過“政變行動”。1月1日，蘆某二人來到他那裏，警告他“不許反撲”。3日，蘆某六人對他進行審訊，強迫他交待他與彭真如何進行“反革命密謀”的活動，他拒絕交待，審訊人員便暴跳如雷，拍桌子、罵人，對他施以罰站。其中一人以譏諷的口吻對他說：“你不是已經絕食過兩次了嗎？如果你有骨氣，應該再絕食，絕食到死哇！”陸定一回答：“我是有這骨氣的，但絕食是所裏不允許的，看張所長（看守所另一位所長——引者注）怎麽說吧。”而這位姓張的所長竟說：“吃不吃由你自己決定。”性格剛強、滿腹怨憤的陸定一無法忍受這種刺激和淩辱，當即說：“既然如此，我從今晚起絕食！”
絕食，是他對給自己強加的莫須有的罪名表示抗議的一種方式，而且是不得已才采取的方式。然而，慘無人道的是，他已經開始絕食了，仍然把他押到群眾大會上批鬥，4日下午一次，5日下午又一次，每次站幾個小時。6日，亦即絕食後的第三天，他的身體已十分虛弱，卻還要接受審訊，上下午連續進行。迫害狂們就是這樣喪盡天良，對一位絕食中的老人如此恣意摧殘和折磨，連起碼的人道主義也不講，殘忍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
不但沒有人進行勸阻，反而還在加深刺激。4日，從批鬥會回來，已是晚8時，他躺下了，剛睡下，卻又來人，故意將他鬧醒，惡聲惡氣地說：“死反革命，打算如何？你可得堅持呀，堅持下去就是勝利。”
7日，絕食已進行了整4天，他已臥床不起，心髒出現間歇跳，每分鍾20次，他們才慌了手腳，不得不叫來醫生給他打針。石所長才對他提出警告：如此下去，隻能加重罪責，卻達不到目的。
8日，他已極度虛弱。中午，看守端來米湯，留下話：“石所長交待：‘你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他要石所長來，問：“此話是不是你代表中央說的？”石所長說：“我是中央派來管你的。”他說：“那麽，我服從你。”
於是複食。
事後，石所長又指責說：“你不是不知道，隻有毛主席能夠代表中央，為什麽把我看做代表中央？”並說絕食是一種“反撲”，是反革命行為，必須為此寫出檢討，說明絕食的本質、原因和耍了什麽花招。
他也在“檢討”中申辯：
（一）我並不想拒絕交待。
（二）我服從中央，要我做什麽就做什麽，沒有反撲。
（三）我的這次絕食不是反革命行動……
因此，我認為，我的罪名，突然加在我頭上，我是不能擔當的……絕食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表示意見的一種手段。
關於我熱烈要求平反，那應該是正當的願望。
此後，仍然是沒完沒了的審訊、批鬥、交待、篩煤渣……
中央宣傳部部長被刑訊逼供十天
後來，陸定一被帶離那幢小洋樓，關進了另一個地方：西四北七條49號。這裏是個四合院，他被關在一間朝東的房子裏，一個班的戰士住在朝西的房子裏。
由黨內審查到審訊，時間又過去了一年，陸定一受盡淩辱，仍然拒不承認莫須有的罪名。陳伯達眼看著自己接管的這個專案進展如此緩慢，怕不好向林彪和江青交待，便急紅了眼。1967年12月，陳伯達、謝富治、吳法憲急忙把陸定一專案組的幾個負責人召集到人民大會堂，專門布置對陸定一的審訊，宗旨是要采取有力措施實現“突破”，無論如何必須叫陸定一招供，重點放在他搞反革命和充當叛徒、內奸的罪行。為了達到目的，他們策劃要來“硬”的。陳伯達惡狠狠地說：“陸定一很凶惡，要給他戴上手銬。”
謝富治用拳頭擂著桌子，提出：“要連續突擊審訊！”吳法憲也咬牙切齒，攔著一臉橫肉，給專案組打氣：“不能心慈手軟。”
就這樣，更為殘酷的身心迫害降臨到陸定一身上。
那是1968年春節前夕，人們在做著迎接春節的準備，而陸定一這位老人，卻在經受煉獄般的煎熬和魔鬼們的折磨……
這天，他被一輛吉普車拉到鼓樓大街帽兒胡同九號。
一進院子，抬頭看到的是一棵高聳的樹，伸著黑黝黝光禿禿的枝椏。兩邊壘有清雅別致的假山，再就是一排朝北的房子了。
他被帶到一間屋子裏，裏麵早已有橫眉怒目、凶神惡煞般的八條漢子和一個女人如臨大敵般等著。隨後進來一個公安部的主審人，稍後又有兩個高大的男人不聲不響地踱了進來，守在門兩邊。
這些人組成了一個特別審訊組。審訊組的副組長是特意從廣東調來的軍人。
主審官坐在上首宣布：“聽著，現在對你從嚴審訊，鑒於你以往頑抗的態度，從今天開始對你有新規定：一天隻能吃一餐飯，睡一個鍾頭覺，其餘分三次輪流審訊。這次你不老老實實把罪行交待清楚，別想過關！”
陸定一站在屋子中間，無動於衷，經曆得多了，神經便有些“麻木不仁”。腦子卻不知怎麽由吃飯的“規定”想起了當年在蘇區瑞金的情形來：那時一度糧食緊張，部隊號召要節約，不能放開吃。他於是規定自己一天隻吃八兩飯。哦，記起來了，鄧穎超大姐給自己的定量更加嚴格，每天隻吃六兩，說自己是女同誌。一段時間裏下飯的菜頓頓是玉蘭片（筍幹）。瑞金山區的玉蘭片本是可以外銷出口的，但由於國民黨軍隊的封鎖，運不出去，就天天用來當菜吃，沒油沒鹽，可難咽了，但沒有叫苦……
“啪！”主審官猛地一拍桌子，“聽見了沒有！”
陸定一記憶中的圖景倏然消逝，眼前是一張張氣勢洶洶的臉孔。
“交待你的罪行，講！”
“你們既然已經把我定為反革命，還需要我講什麽？”陸定一說。
“你不要抵賴，抵賴是沒有好果子吃的。你還是考慮考慮！”
他不做聲，長時間的沉默。
“說！”
“沒什麽可交待。”
“好哇——”主審官狂叫一聲，打了個手勢。
立即，守在門邊的兩個男人陰著臉走了上來。陸定一的兩條胳膊立即被兩雙鐵鉗般的大手拽住了。脖後根感覺有什麽粗糙的東西緊貼上來，接著是那東西與皮膚狠命摩擦發出的沙沙聲。立刻，脖背火燒火燎痛起來。
他憤怒地一扭頭：“你們搞的是什麽名堂！”
“小意思！”一隻手握著一張粗鐵砂紙在晃，“你這腦子生鏽了，給你除除鏽，就開竅了。”
“卑鄙！你們這是嚴刑逼供，我抗議！”
“現在沒你說這個的份，你隻能低頭認罪。勒令你，把頭低下去！”
陸定一老人卻高昂著頭：豈能向你們這幫流氓無賴低頭！
一隻手按在他的頭上，狠狠地往下壓，“低頭！”
他倔強地一掐，又把頭昂了起來。
猛地，他的胳膊被鷹爪般的手抓得更緊，並被用力往後扳。肩膀與手臂間的關節一陣鑽心的痛。更多的手按在他頭上，老人仍然在掙紮……“噗嗵”一聲，老人臉朝地栽倒了，整個身體摔了下去，額門重重地磕在地上，眼前金星四冒。
“好哇，裝死！”
第一節 增福堂女主人被綁懷仁堂陸定一蒙冤（6）
在一邊早就手心發癢、摩拳擦掌的漢子們惡狠狠地圍了上來，對老人開始了“腳的專政”，一聲吆喝“起來”，便是一腳，又是一聲吆喝“起來”，又是一腳……
“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漢子們不折不扣地履行著這一“戰鬥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