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中央辦公廳派二人來,說審查委員會要他寫自傳,著重談1934年上海青年團被破壞和他當時回到中央蘇區的一段。他答應照辦(為什麽要他著重寫這一段曆史,我們以後將會談到)。
隔二日,中央辦公廳派三人來,要他談自己的曆史,談了一個下午,他們對談話做了記錄。
9月27日,他將寫好的這段自傳送交,並向周總理寫信,談到孩子們反映的中宣部作報告揭批他的事,他寫道:“這個報告既然向學生講了,我是當事人,我向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和您寫了信,現在再給您寫這封信,要求給我看。同時,為了自己進一步檢查和核對,要求將我的曆次發言稿和舊中宣部的一些有關文件給我看。我想這個要求是合理的,請予批準為禱。”
然而,周總理也無力回天。
至此,要他交待的三個問題:(1)曆史問題;(2)與嚴慰冰案的關係;(3)思想和工作檢查,都已經做了交待。
9月26日晚,負責看守並管理他的生活的邵××卻向他提出:“(1)寫信給主席,隻能寫你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檢討,別的不許寫;(2)要多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別的不許管;(3)孩子們把負責同誌關於文化大革命的發言讀給你聽,是不許可的。”
入夜,他躺在床上,卻久久不能入眠,對於這一時期自己的政治待遇,他不計較,以黨和國家的最高利益為重。但令人苦惱的是無限期的軟禁,無結論的審查,自己的多次交待和給中央的信卻沒有任何回音。最使人氣憤的是,一個半月以前就向邵××提出要把他中南海原住地的《馬恩全集》《列寧全集》《魯迅全集》要來,至今沒有同意。這些東西,即使是政治犯、戰犯也可以有,為什麽自己這個共產黨員最基本的要求卻得不到滿足。現在,邵××又提出三條,便是進一步不許他有寫信、思想和談話的自由,不許有申辯的權利。
第二天一早,他向邵××表示:“你昨天提的三條,我堅決拒絕遵守,除非你給我中央的書麵通知。”
他還立即給中央寫了一信,對這種非法軟禁和不公正的待遇表示自己的憤慨,並提出抗議:“我在這裏已被軟禁將近五個月了(5月8日起),我自己要求黨審查我在嚴慰冰反革命案件中的嫌疑,至今沒有人來對我說審查結果如何。這種軟禁,是莫名其妙的,是非法的。我在嚴慰冰反革命案件中,既非主謀,亦非同謀。工作中犯錯誤,亦用不著用軟禁的辦法來處理。”
他的憤慨和抗議在“文革”的狂潮惡嘯中,無疑是一絲微不足道的聲息。“文革”的領導權已經掌握在文革小組的手裏。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已經被破壞殆盡;林彪逐漸取得黨的第二號領導人物的地位,他在8月18日首都百萬群眾慶祝“文革”大會上聲嘶力竭、殺氣騰騰地喊道:“我們要掃除一切害人蟲,搬掉一切絆腳石。”“要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徹底打倒、打垮,使他們威風掃地,永世不得翻身。”
“八一八”大會以後,紅衛兵響應“造反有理”的號召,采取了形形色色的“革命造反”行動,打、砸、搶在全國成風。安兒胡同一號也就不得安寧了,開始接二連三地遭受紅衛兵的騷擾。起初是中南海的幹部子弟,後來又加進了外地串連到京的紅衛兵。他們一來,便將他團團圍住,勒令、質問,要他交待“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用紙簍糊上紙做成高帽子戴在他頭上;用墨汁在他襯衣背上寫“黑幫頭子陸定一”;認為他交待問題“不老實”,動不動使用皮帶往他身上抽……他們還亂翻東西、見著好的,就順手往兜裏塞……
9月28日下午4時許,他又受到一次這樣的騷擾。晚上,他給毛澤東寫信,反映了這一情況,仍然表示願意接受紅衛兵小將們的批判,改正錯誤,同時,“我亦懇求同主席或中央其他同誌麵談一次,得到主席的教導和同誌們的幫助,指出我的錯誤。而且,我的眼睛很壞,寫材料很不方便,見到主席時,麵談我對錯誤的認識,和一些事實的真相,就更方便些。”
他還在信中說:“我從事革命已40多年了,追隨主席亦已20多年了。我年已六十,雖然犯了很多錯誤,我要改正。跌了跤子,我要爬起來,繼續前進,爭取一個較好的晚年,把我的餘生,貢獻給革命,跟著主席幹一輩子革命,直到我還有最後一口氣的那一天!”
他再次寫上那一句誓言:“不能跟著走,爬著也要跟上去。”這是陸定一在安兒胡同一號所寫的最後一封信。
從軟禁到看守所
這是9月的最後日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迎來她的17歲生日。
9月30日,國慶節的前一天,上午,安兒胡同一號出現這些日子來少有的寧靜,陸定一坐在書桌前正聚精會神地閱讀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所要寫的交待材料都寫了,26日、27日、28日連續幾天分別給毛主席和周總理寫的信也已交看守人員轉送。他滿懷信心地等待,相信他的問題一定能得到公正合理的解決,使他很快回到革命的大集體中去。他早就開始讀的《反杜林論》,曾因寫交待材料和紅衛兵的騷擾而多次中斷閱讀。像這樣安靜的時光,可以用來安靜地讀書,是多麽難得呀!
他身邊的三個孩子在張羅第二天過節的事情。母親被捕,父親被軟禁、接受審查,幾月來家中一直籠罩著一種沉悶的氣氛。現在國慶節即將來臨,紅衛兵正萬分激動地等待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的第三次接見,大概不會闖進家來了,照理也總該讓人過個安心的節日吧。他們這樣想,並且為使父親心情舒暢,打算把節日過得熱鬧些。女兒陸瑞君上街去采購節日食品,陸德和陸健兩個男孩在家裏忙乎。
然而,這一份寧靜卻十分短暫,很快被一陣由遠而近的轟鳴聲所打破。“嘎吱——”,有車子在門口停住了。兩個男孩子停住了手中的活,眼睛直瞪瞪地望著大門,滿臉惶惑,不知道此刻又會有什麽災難降臨這個本就多難的家庭。
陸定一卻絲毫沒有覺察到有什麽異常發生,他的思緒正隨著一位偉大哲人在一個抽象的深邃的理性的王國裏漫遊。
一陣劈劈啪啪的腳步聲在院子裏響起,接著從門外闖進五個穿便衣的男人。他們進了門,看見兩個男孩在場,便私下使了使眼色,其中一個走到他們麵前,用命令的口吻說:“你們兩個立即到門外去,有人找你們談話。”
兩個男孩半信半疑地走了出去。
這五個人望著他們出了門,便立即闖進陸定一看書的房間,將他團團圍住,二話不說,一齊伸出手,像老鷹抓小雞似的將他揪住,沒等他弄明白是怎麽回事,就往門外拖。
陸定一憤怒地反抗著:“你們要幹什麽?”
“跟我們走!”他們吼道。
“走?到哪裏去?”
“不許問,要你走你就得走!”
“我不走!如果是抓人,就把逮捕證拿出來。”陸定一掙紮著說。
然而,他們不容他爭辯,憑著人多力大,強行將他拖出門,帶到大門口,推進停在那裏的車子裏……
當兩個男孩和街上回來的女兒被允許進入屋子時,已經不見了父親的身影。幾個房間像經過了洗劫,空蕩蕩的,所有的東西都被集中在一個房間裏,上了鎖,貼了封條,父親被帶到哪裏去了?要把父親做怎樣的處置?然而所有的問題都被拒絕告知。
孩子們的心倏地變得萬分沉重,他們痛苦地想到,更深的厄運、更大的磨難將會落到父親的身上……
陸定一被帶到哪裏去了呢?
起初,他還覺到車子是向西開,後來七彎八拐,且走的盡是小巷,便弄不清方向了。最後車停了,他被帶下車,才看見來到了一幢三層小洋樓的前麵(後來才知道,這幢小洋樓位於海軍大樓的西南,是日侵華期間由日本人為德國工程師造的)。
陸定一被帶到二樓的一個大房間,房間裏有寫字台、椅子,還有一張席夢思床。
陸定一問:“這是什麽地方?”
“看守所。”一個男人回答。
“我犯了什麽罪,還要進看守所?”
“現在你必須接受黨內審查!”
陸定一更火了,質問道:“豈有此理?黨內審查還進看守所?”
被問的男人噎住了,半晌答不上來。站在他身邊的一個女人出來招架。這女人身高體粗,臉盤奇大,大臉上還長著一顆醒目的黑痣。她的臉大,嗓門也大:“一是審查你,二是保護你。你別不識好歹,你知道嗎,明天紅衛兵大遊行,完了還要闖到你家裏去,會讓你受不了。哼!”
果真如此,那真要感恩戴德了。
闊臉女人繼續吼道:“你聽著,到了這裏,你必須老實交待你的罪行,不要以為你有什麽了不起。告訴你吧,你原先的住宅,掘了牆,挖了地,已經有充分的證據在我們手裏,現在嘛,就看你自己的態度了。”
這女人說得倒也不假。他們一家搬出中南海的增福堂後,增福堂接連四次被抄。第一次是中央戲劇學院某些人抄的,他們砸碎了所有的陳設和唱片,並卷走了細軟物品。後來又來過三批人,挖地三尺,據說是為了尋找“特務電台”。接著在中宣部舉辦了一個“陸定一、嚴慰冰罪行展覽”,展品是從無錫、南京、廣東和北京陸、嚴七家親屬處運來的。這個展覽會聳人聽聞之處在於:造反派嫌展品太少,不足以顯示陸、嚴的“累累罪惡”,便挖空心思“敢想敢幹”,竟動用了國庫,將十幾隻金光燦燦的大金元寶搬來,也作為“罪品”展出。如此“創舉”,果然取得了“轟動效應”,招惹得全國各省市的人前來參觀。一時間人頭攢動,嗡嗡營營,熱鬧非凡,這確屬“文革”才有的奇觀之一。
陸定一就這樣在這幢小洋樓那間屋子裏住了下來,在“看守所”接受“黨內審查”。一開始要他寫交待材料,並派了兩人在房間裏看守,寸步不離。為查曆史問題,先要他寫自傳。自傳寫了一月有餘,好幾萬字,11月8日交卷,送審查委員會。
11月18日,開始對他進行無休無止地審訊。審訊的內容,先是“夫妻黑店”問題,即他在嚴慰冰匿名信案中應該承擔什麽責任;接下來又要他交待莫須有的“反對派”名單、“政變行動”;再就是曆史問題:加入國民黨、入團、與被打成“特務分子”的弟弟陸亙一的關係,與被殺的“托派”夏采喜的關係;在1933年上海團中央機關被破壞時期他的活動,等等,等等。每次審訊以後,又留下題目,要他根據題目寫交待材料。
審查期間,還要強迫勞動——篩煤渣、揀煤核。天寒地凍,雪花紛飛,年過花甲的陸定一,一大清早就被趕著起床,在露天裏用臉盆從煤渣堆中盛來一盆一盆的煤渣,倒在地上,蹲下來,伸出裸露的雙手,扒拉著煤渣。他睜大著不太好使的眼睛,細心地把一顆顆未燒盡的煤核揀出來,放成一個小堆。腿蹲麻了,手凍僵了,眼看花了,呼嘯的朔風中,煤灰與雪花齊飛,陸定一被籠罩在塵埃雪霧裏,很快就變成灰人、雪人。
時間進入12月,在“揪出來示眾”的“造反”聲浪中,陸定一自12月9日起被拉出去接受公開批鬥。自此,參加批鬥會挨鬥成為他的家常便飯。這次中宣部,下回文化部,今天這個院,明天那個校。中直機關、體育場、工人體育館、天安門廣場……輪番開。批鬥會的規模由小到大,不斷升級,從幾十人、幾百人,到幾千幾萬人,乃至1967年4月10日在清華園召開的號稱30萬人的批鬥大會。粗略地估計,在年把時間裏,經過的批鬥會不下八九十次。每次都是人格遭汙辱、尊嚴受踐踏、身體遭摧殘……挨鬥的那一套程序領受多了便也爛熟,通常都是用車子從看守所拉至會場,在震天撼地的“把×××拉出來示眾”“打倒……”“火燒……”“絞死……”的口號聲中,被兩個人一邊一個挾住胳膊往台上拖,然後低頭彎腰舉手下跪,接受口誅筆伐聲討拳打腳踢鞭笞……
中國“文革”的批判台上,被造反狂熱催動的人性中隱藏最深的野性獸性盡可以理直氣壯地爆發;任何一個虐待狂的欲望,也盡可以在這裏堂堂正正地縱情宣泄;魔鬼盡可以肆無忌憚、隨心所欲地將人格拿來耍猴,將尊嚴用來擦腳;卑鄙的小人亦能從中找到複仇解恨的大好時機,盡可以大施其種種奇怪的伎倆。而所有這一切,都可以堂而皇之說成是最最革命的行動——“造反有理!”
當時陸定一在給中央的一封信中寫到了幾天裏挨鬥的情形:
“除了中央派來的同誌審查我以外,參加中宣部群眾會(3萬餘人)三次,每次站五六小時……參加工人體育館的群眾大會一次,又立正,又‘低頭’,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癱瘓,無人兩邊挾著就不能行走。”……
一個年過花甲的老人,經受的就是這一切,這一切嗬……
陳伯達接手陸定一專案
“文革”期間的所謂“看守所”“審查委員會”,逐步演化為林彪、江青、陳伯達一夥的“私設公堂”。在這樣的“私設公堂”裏,迫害狂們可以為所欲為、無法無天,在審訊中肆意施行逼供信和體罰、嚴刑。被迫害者基本權利被剝奪、受盡淩辱卻有冤不能伸,有理無處訴,成了可以隨意宰割的綿羊……
然而,是人就不甘做一頭綿羊,有迫害就有反迫害的鬥爭。隻不過在這種特殊的環境裏,正義的抗爭往往隻好被迫采取特殊的方式罷了。
在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的兩個月時間裏,陸定一為抗議專案組的刑訊逼供,曾經絕食三次。
第一次絕食,是在1966年12月10日。上午,審查委員會要他交待所謂“反對派”名單。“反對派”本就純屬憑空捏造、無中生有的東西,它隻不過是林彪、江青一夥為了達到打倒一大批中央領導人而故意炮製的罪名。正因為這是莫須有的東西,陸定一便拒絕交待。他看穿了他們一夥的陰謀,決不做誣陷好人、連累其他中央領導同誌的事情,哪怕會給自己帶來更嚴重的打擊他也不做。
由於他堅決拒絕交待“反對派”名單,他們便給他施加種種壓力,並大肆進行逼供。陸定一忍無可忍,在當天下午宣布絕食。
他未進晚餐,晚上卻還被拉去參加中宣部群眾大會,接受批鬥,站了五個小時,造反派狂叫:“如此頑固不化分子,餓死100個也不要緊!”
11日起來,繼續絕食,早餐和午餐未進食。下午,看守所石所長與他談話後,他才停止絕食,用了晚餐。這次絕食進行了24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