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風雲變幻非牆草！榮辱不驚胡喬木(4)
大抵是胡喬木再度挨鬥的情況反映上去了，2月28日晚8時，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在中南海南樓，跟胡喬木及秘書商愷談話，宣布三條規定：
一、今後各單位革命群眾不要再把胡喬木同誌揪去鬥爭。如果一定要揪去，必須經中央批準。各單位若需向胡了解情況，可以到胡處座談，但不能鬥爭，談話範圍也隻能限於同該單位有關的情況，其他情況一律不要談。
二、今後革命群眾可以向胡喬木同誌提問題，但胡寫的檢查交待等材料，隻能交給中央，不能交給“聯絡站”或其他單位。中央不承認什麽“聯絡站”。胡喬木身邊工作人員寫的大字報，也如此處理。
三、胡喬木同誌的住所如不安全，可以換個地方住。要注意胡的健康，安排胡的生活，使他得到相應的休息，有病要治療。
這三條規定，當然不是汪東興個人的意見。那是周恩來提出，陳伯達、康生、江青也畫了圈，表示同意。陳伯達還在報告上寫了一段話：“我的意見，以後不要再揪去鬥爭他，寫的材料要交給中央……”
自從有了這三條規定，胡喬木又一次“免鬥”了。他開始外出散步，有說有笑。隻是去北京醫院看病，他仍要擠公共汽車。家中的保密電話自1月14日被中共中央辦公廳撤銷之後，也一直沒有再恢複。他仍被各種各樣的“外調”及“交待”所困惑。不過，不管怎麽說，1967年3月，胡喬木總算鬆了一口氣。
戚本禹的文章掀起大風波胡喬木才“太平”了一個月，陡地又起大風波。
3月31日上午，他乘公共汽車去北京醫院打針、取藥。下午，接待文字改革委員會的造反派，談至6時。一切都還“太平”。
淩晨兩點多，正是夜深人靜之際，胡宅門前忽地響起了“打倒胡喬木”的口號聲。
北京郵電學院“東方紅公社”的七八十名紅衛兵來了，在胡宅的高高的圍牆上刷了大標語，並且又把胡喬木鬥了一通。
紅衛兵們怎麽會在淩晨2時多前來貼大標語呢？
那年月，講究“聞風而動”。紅衛兵們“聞”到了什麽“風”呢？
那是因為又一篇“大批判宏文”發表了。此文的作者是紅得發紫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那篇長文曰《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載1967年第五期《紅旗》雜誌。《紅旗》是半月刊，那時亂了套，第五期在3月31日出版。當夜，先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紅衛兵們剛剛聽了廣播，立即“聞風而動”了。
雖說胡喬木已經被鬥了多次，上了大字報，上了小報，而這一回卻由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對他來了個“半點名”，意味著對他的鬥爭猛然升級了。
戚本禹的文章是這樣提及胡喬木的——
毛主席嚴正指出：《清宮秘史》是一部賣國主義的影片，應該進行批判。他還說過：《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但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周揚和當時的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胡××等，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引者注：指劉少奇），卻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公然對抗毛主席的指示，說這部反動影片是“愛國主義”的，拒絕對這部影片進行批判。
當時，擔任文化部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的江青同誌，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幾次在會議上提出要堅決批判《清宮秘史》。但是，陸定一、周揚、胡××等人卻大唱對台戲……
誰都明白，這“胡”即胡喬木。在當時，這叫“半點名”。
從戚本禹的這一段文字中也可以看出，江青對於胡喬木的宿怨，確實由來已久。雖說一個月前江青以及陳伯達、康生還在關於“免鬥”胡喬木的報告上畫了圈，此刻從戚本禹文章中透露出來的刀光劍影，才是他們的本意。
戚本禹文章的發表，使一個月前汪東興所傳達的三項規定瀕臨作廢。胡喬木一下子又成了“大批判”的“熱點人物”。
4月4日晚，胡喬木接到電話，說是6日下午要在人民大學操場開大型批判大會，鬥爭他。參加的單位有人民大學“三紅”（即“紅衛兵”“工人紅衛隊”“東方紅”）、中共中央黨校“紅旗戰鬥隊”、高等教育部“延安公社”、中國科學院“紅旗總部”、中宣部哲學社會科學部“紅衛兵連隊”、北京郵電學校“東方紅公社”等等。
好在到了6日中午，隻是來了輛卡車，在胡宅門口大呼了一陣“打倒胡喬木”之後，揚長而去。
緊接著，12日又接北京郵電學院“批判胡喬木總聯絡站”的通知，說15日下午召開鬥爭胡喬木大會，陪鬥者為陸定一、周揚、吳冷西。胡喬木搬出那三項規定來對付。誰知對方竟說：“請示過‘中央文革’，已經同意！”
於是，“免鬥”牌失效了。15日上午9時半，胡喬木便被揪到北京郵電學院。下午1時45分，當胡喬木被押進會場時，陪鬥者不僅有陸定一、周揚、吳冷西，居然還有彭真！這表明，批鬥會的幕後操縱者，確實是“中央文革”！
24日，胡喬木又被拉到中國科學院批鬥，又是“噴氣式”，恢複“老規格”了。
26日下午，心理學研究所來電話，告知5月4日舉行“北京市心理學界鬥爭批判大會”，主鬥為胡喬木。對方聲稱，已經得到“上頭”同意。參加批鬥的單位除了心理學研究所之外，還有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
就在胡喬木麵臨著又一次批鬥之際，一樁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毛澤東意外地來看望他
那是1967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毛澤東要上天安門城樓，他的轎車從中南海出來，駛向天安門城樓，途中經過胡宅。雖說毛澤東從未到過胡宅，他卻知道胡喬木住在這裏（據雲，是毛澤東見到胡宅牆上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4月1日淩晨所貼“打倒胡喬木”大字標語，知道胡喬木住此）。
“停車！”毛澤東突然發出了這一命令，使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感到意外——因為在出發前，毛澤東並未說過要在半途停車。
“去看看胡喬木！”毛澤東說了這話，張耀祠才明白過來。
張耀祠當即下車，去敲胡宅的門。
張耀祠從未去過胡宅。下車後，徑直向臨街的東大門走去。
胡宅有兩扇大門：朝東的大門，是原先大使館用的。自從胡喬木搬進去之後，東大門一直緊閉著，從未啟用。胡家平時進出，走胡同裏朝北的大門。
張耀祠咚咚地敲東大門，胡宅裏誰都沒注意。張耀祠敲了一陣子，四周許多人跑過來，圍觀毛澤東。張耀祠見無人開門，以為胡喬木不在家。加上圍觀者迅速增加，毛澤東隻得吩咐開車。
在圍觀者之中，有不少是胡喬木的鄰居。他們迅速把這一消息告訴胡家工作人員。胡喬木知道了，又激動，又深感遺憾！
胡喬木不敢奢望毛澤東來看他，但多麽期望毛澤東能夠接見他一次，哪怕是對他作一次批評，或者關於他說幾句話也成。在那“一句頂一萬句”的年代，毛澤東的一句話，就能把他從逆境中救出。然而，毛澤東居然來看望他，這無疑是天大的喜訊。
可是，張耀祠敲錯了門，使胡喬木遺憾萬分。
翌日，胡喬木正在草擬致毛澤東的感謝信時，忽地幾位中南海的警衛人員來到他家，察看四周的地形。胡喬木接到通知，毛澤東說昨日走錯門，今日再來！
毛澤東到底沒有忘記他這位做了25年的政治秘書，使胡喬木心中非常寬慰。
他忙著整理客廳。自從抄家之後，家中亂糟糟的。他把一張大沙發整理好，安放在客廳中，以便讓身材高大的毛澤東坐。
胡宅上上下下，像迎接盛大節日一般，等待著毛澤東的光臨。
晚飯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來了，跟胡喬木一起，在客廳裏等待著毛澤東的光臨。
等著，等著，不見動靜。直到夜12時，從中南海來電話，毛澤東不來了！
後來才知道，據說那天毛澤東要來看胡喬木，江青大吵了一通。
毛澤東雖然沒有來，但是說了一句話：“我心到了！”此言後來傳進胡喬木的耳朵，他也說了一句：“我心領了！”
胡喬木發出了致毛澤東的感謝信。他在信中說，如果主席無時間，他可以去看主席。
然而，他再也沒有機會見到毛澤東。
不過，消息迅速在北京城裏傳開。即便是紅衛兵、造反派，也不敢再去揪鬥胡喬木。從此，胡喬木有了真正的“免鬥牌”。
就連陳伯達，也知道毛澤東仍尊重胡喬木。當中共中央辦公廳向“中央文革小組”請示今後如何處理胡喬木問題時，陳伯達說：‘中央文革’的意見是背靠背地鬥，不要揪他。如有人問是誰說的，可告是陳伯達同誌。如不問，就算了。照“中央文革”的意見，胡喬木仍要“鬥”，隻是“背靠背地鬥，不要揪”罷了。
足不出戶，閉門閑居
自從1967年5月1日開始，胡喬木再也沒有被拉出去批鬥。
他的日常事務大體有三：一是接待外調；二是繼續寫檢查；三是看病。
他家變得“門庭若市”，外調人員紛至遝來，排滿他的日程表。
從前來外調的單位來看，大體反映出他往日的工作範圍：《人民日報》社，新華社，中宣部，中共中央黨校，語言研究所，浙江大學，國家計委，北京大學，中國曆史博物館，國家經委，中國科學院，中共上海市委，天津南開大學，遼寧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文聯，中國人民大學，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故宮博物院，外文局，人民出版社，外交部……
在外調高潮過去之後，他漸漸有功夫看書、看報。他曾主動要求去清掃大街，說是為人民服務。掃了幾次，被工作人員勸住了，畢竟要保障他的安全。
他曾一度要求把每月300元的工資中，抽100元作為黨費上交。工作人員還是勸住了他，按一般規定交黨費。
漸漸地，他越發變得清閑。“文革”十年，他幾乎足不出戶，就在胡宅那圍牆之內生活著。
他在院子裏種菜、種瓜。
他的大部分時間，花在讀書上，把《資本論》重讀了一遍，還細讀了許多馬、恩、列、斯著作。
他漸漸被世人遺忘。
他在自己家中，過著平靜的生活。遺憾的是，他家離天安門廣場太近了。中國發生任何重大的事件，總可以從天安門廣場上的口號聲、高音喇叭聲中反映出來。這樣，也就打破了胡宅的寧靜。
照理，如此空閑，該是寫詩填詞的大好時機。他卻詩興全無，一首新作也未曾寫出來。他每日仍細細看報，隻是無須“評報”了。他總是很注意報上的黑體字——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毛澤東，依然是他最為關注的對象。
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一職，未被撤銷過。但是，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他連代表都不是，黨內種種職務也就自行消失。
江青一直想打倒他，成立了專案組，專門搜集他寫的種種社論、評論。專案組“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收集了厚厚一大本，送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看了一遍，說道：“胡喬木寫得很不錯嘛！”江青不敢吱聲了。
不過，這個專案組，後來倒給胡喬木“幫了忙”：在出版文集時，提供了不少資料！
1971年夏日，毛澤東南巡。8月底，他在長沙接見廣州部隊司令員丁盛。丁盛問毛澤東：“胡喬木是什麽樣的人？”
毛澤東答道：“胡喬木曾為中央起草了許多重要文件。《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別人搞了幾個月，沒有搞出頭緒。他一寫，就寫出來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也是他寫的，寫得不錯。所以，我們就沒有動他。”
毛澤東這段話，說出了在“文革”中沒有“動”胡喬木的原因，也表明他對胡喬木的評價。平心而論，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工作20多個春秋，一向勤勤懇懇，忠心耿耿，又不出頭露麵，所以毛澤東對他的印象一直不錯。至於“文革”中所羅列的胡喬木的“錯誤”，毛澤東其實也很明白：
關於《清宮秘史》，胡喬木無非是轉達了劉少奇的話罷了；
關於《海瑞罷官》，胡喬木的初衷是要宣傳毛澤東關於海瑞的見解；
至於廬山會議，胡喬木倒是講過一些反“左”的話，那也是因為毛澤東上山之初反複強調糾“左”……
隨著鄧小平的複出而複出麵壁九年，到了1975年6月，63歲的胡喬木忽地頻頻走出家門，活躍起來了。
他獲得了一項任命：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主任。
胡喬木怎麽會突然複出？那是因為鄧小平複出！
1975年1月，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3月2日，周恩來在《關於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又寫明，鄧小平“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這一報告後來經毛澤東批準，也就開始了鄧小平實際上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國務院日常工作。
鄧小平提議，成立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並任命胡喬木為主任。因為鄧小平著手進行一係列的整頓，首當其衝的是思想、理論上的整頓，他點將就點到了胡喬木頭上。
胡喬木一下子就變得忙碌起來。據他的日記記載，光是去鄧小平那裏，就去了25次之多！
鄧小平很聰明，他深知要想理順國民經濟那混亂的局麵，必須借助於毛澤東著作的威力。他很欣賞毛澤東1956年4月所作《論十大關係》，鄧小平即致函毛澤東：“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後，都有很大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鄧小平要求毛澤東審定後公開發表，毛澤東卻表示暫時不要公開發表。
鄧小平麵對被“四人幫”搞得亂糟糟的局麵，著手艱難的整頓。1975年7月18日，鄧小平派出胡耀邦前往中國科學院負責黨組工作並兼任副院長（院長郭沫若因病休養）。胡耀邦一上任，便著手起草《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簡稱《匯報提綱》）。胡耀邦花了20天，寫出了初稿。用他的話來說，“是拚了一點老命的。”
8月11日，胡耀邦帶著《匯報提綱》到鄧小平那裏去，念了一遍。鄧小平聽罷，說：“很好！”
鄧小平要胡喬木幫助修改《匯報提綱》。於是，胡喬木這枝筆，又“重操舊業”了。
閉門九年，胡喬木讀了不少書，此刻派上用場了。胡喬木為《匯報提綱》指出了點睛之筆：“馬克思說，生產力首先是科學。”這樣，《匯報提綱》強調科學的重要性，就有了理論依據。
胡喬木還為《匯報提綱》加上不少重要的話：
“不搞技術，政治就無所謂掛帥。”
“對理論研究不應任意加以貶低、指責甚至汙辱。”
“不能簡單依靠摘引幾句經典著作加以邏輯的引申就算完事。”
胡喬木提出，必須“突出一個‘扭’字”！“扭”，就是扭轉，把“四人幫”的那一套空頭政治“扭”過來，“扭”到“三項指示為綱”上來。
《匯報提綱》經胡耀邦同誌、胡喬木這“二胡”以及李昌、王光偉反複修改，於9月下旬基本定稿。鄧小平送呈毛澤東，準備在毛澤東同意後作進一步修改下發全國。然而，毛澤東卻未表示同意。
在起草《匯報提綱》的同時，鄧小平又指令國家計委起草《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簡稱《工業二十條》）。這一重要文件，鄧小平仍要胡喬木主持修改工作。
《工業二十條》是整頓工業的綱領性文件。內中尖銳地批評了“四人幫”：“他們口頭上也講黨的基本路線，實際上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放在一邊，不抓這個主要矛盾，而是成天鬧人民內部的這一派同那一派的矛盾，新幹部和老幹部的矛盾，你攻過來，我攻過去，沒完沒了，爭權奪利，拉山頭，搞分裂，鬧得企業不得安寧，地方不得安寧，黨不得安寧。”
《工業二十條》還指出：“他們打著反複舊的旗號搞複舊，打著反複辟的旗號搞複辟，破壞革命，破壞生產，把黨的好幹部，把先進模範人物和先進集體打下了台，壞人當道，好人受氣。”
《工業二十條》強調，要整頓那些“軟、散、懶”的領導班子。
《工業二十條》於1975年9月20日完成“討論稿”。
除了主持修改《匯報提綱》和《工業二十條》之外，胡喬木深感手中沒有宣傳陣地不行。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都控製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如今成了“新聞首腦”。於是，1975年10月6日，胡喬木提出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名義籌辦新刊物《思想戰線》。
《思想戰線》創刊號上，擬推出重頭文章《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簡稱《論總綱》）。此文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在鄧力群的主持下，根據鄧小平多次講話精神起草的，於10月中旬完成初稿。《論總綱》闡述了毛澤東提出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還是安定團結為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項指示是各項工作的總綱，而把發展生產、實現四個現代化作為各項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又一次“半點名”批判
《思想戰線》未及問世便流產了。
忙碌了一陣子的胡喬木，又退回到家中。
1975年11月，形勢驟變，毛澤東不滿於鄧小平的整頓。11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舉行打招呼會議，宣讀了經毛澤東批準的《打招呼講話要點》，指出有“一股右傾翻案風”、“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
不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席卷全國。在“批鄧”高潮之中，“四人幫”的禦用寫作組集中火力批判《論總綱》《匯報提綱》和《工業二十條》，稱之為“三棵大毒草”。這“三棵大毒草”，棵棵跟胡喬木有關，其中的兩棵還是由胡喬木主持修改的。於是，批判的排炮，朝鄧小平轟擊，也朝胡喬木轟擊。
胡喬木又一次遭到了“半點名”。1976年4月，上海的“幫刊”《學習與批判》第四期上發表署名康立、延風的《〈匯報工作〉出籠的前前後後》，“半點名”式地稱胡喬木為“鄧小平的參謀班子中的那個‘理論家’”。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於是，對於“三棵大毒草”的批判火力，不斷加強了。
1976年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抓住要害深入批鄧》，掀起了批判“三棵大毒草”的新高潮。社論指出，這是“三株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大毒草”。社論作了如下“分析”：
《論總綱》是“兜售”‘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複辟資本主義的宣言書”：
《匯報提綱》是“反對無產階級在整個上層建築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專政”的“一個修正主義標本”；
《工業二十條》則是“洋奴買辦的經濟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義辦企業路線的寫照，名為加快工業發展，實為加快資本主義複辟”。
經江青提議，人民出版社在1976年8月出版了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編輯的《評〈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評〈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評〈關於科技的幾個問題〉》三本小冊子，印數達幾千萬冊。大量印行這些小冊子，據雲是為了“發動群眾”，進行批判。
於是，各報各刊，大報小報，討伐“三棵大毒草”。僅《人民日報》，從1976年8月13日至10月6日，發表的批判“三棵大毒草”的文章、通訊，便達110餘篇之多！
胡喬木又被迫寫檢查，以至寫揭發材料之類了。他的屋外，從天安門廣場上不時傳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聲。
不過，也傳來令胡喬木為之欣慰的消息：那三本小冊子裏，附了“三棵大毒草”的原文，以“供批判用”。由於小冊子的大量印行，才使普通的老百姓得以見到“三棵大毒草”。他們說：原來，“大毒草”是這麽回事！“大毒草”倒是說出了我們的心裏話，批它們幹什麽？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傳來，使胡喬木陷入深深的悲傷之中。毛澤東畢竟是他最為崇敬的人，多年的秘書生涯使他對毛澤東充滿深厚的感情。然而，在長長的毛澤東治喪委員會名單裏，依照姓氏筆畫，姓胡的隻有“胡煒、胡良才、胡金娣”，卻沒有胡喬木！
終於，1976年10月6日那“十月革命”，扭正了中國的曆史車輪，胡喬木破涕為笑了……
一、今後各單位革命群眾不要再把胡喬木同誌揪去鬥爭。如果一定要揪去，必須經中央批準。各單位若需向胡了解情況，可以到胡處座談，但不能鬥爭，談話範圍也隻能限於同該單位有關的情況，其他情況一律不要談。
二、今後革命群眾可以向胡喬木同誌提問題，但胡寫的檢查交待等材料，隻能交給中央，不能交給“聯絡站”或其他單位。中央不承認什麽“聯絡站”。胡喬木身邊工作人員寫的大字報，也如此處理。
三、胡喬木同誌的住所如不安全，可以換個地方住。要注意胡的健康，安排胡的生活，使他得到相應的休息，有病要治療。
這三條規定，當然不是汪東興個人的意見。那是周恩來提出，陳伯達、康生、江青也畫了圈，表示同意。陳伯達還在報告上寫了一段話：“我的意見，以後不要再揪去鬥爭他，寫的材料要交給中央……”
自從有了這三條規定，胡喬木又一次“免鬥”了。他開始外出散步，有說有笑。隻是去北京醫院看病，他仍要擠公共汽車。家中的保密電話自1月14日被中共中央辦公廳撤銷之後，也一直沒有再恢複。他仍被各種各樣的“外調”及“交待”所困惑。不過，不管怎麽說，1967年3月，胡喬木總算鬆了一口氣。
戚本禹的文章掀起大風波胡喬木才“太平”了一個月，陡地又起大風波。
3月31日上午，他乘公共汽車去北京醫院打針、取藥。下午，接待文字改革委員會的造反派，談至6時。一切都還“太平”。
淩晨兩點多，正是夜深人靜之際，胡宅門前忽地響起了“打倒胡喬木”的口號聲。
北京郵電學院“東方紅公社”的七八十名紅衛兵來了，在胡宅的高高的圍牆上刷了大標語，並且又把胡喬木鬥了一通。
紅衛兵們怎麽會在淩晨2時多前來貼大標語呢？
那年月，講究“聞風而動”。紅衛兵們“聞”到了什麽“風”呢？
那是因為又一篇“大批判宏文”發表了。此文的作者是紅得發紫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那篇長文曰《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評反動影片〈清宮秘史〉》，載1967年第五期《紅旗》雜誌。《紅旗》是半月刊，那時亂了套，第五期在3月31日出版。當夜，先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紅衛兵們剛剛聽了廣播，立即“聞風而動”了。
雖說胡喬木已經被鬥了多次，上了大字報，上了小報，而這一回卻由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對他來了個“半點名”，意味著對他的鬥爭猛然升級了。
戚本禹的文章是這樣提及胡喬木的——
毛主席嚴正指出：《清宮秘史》是一部賣國主義的影片，應該進行批判。他還說過：《清宮秘史》，有人說是愛國主義的，我看是賣國主義的，徹底的賣國主義。但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陸定一、周揚和當時的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胡××等，以及背後支持他們的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引者注：指劉少奇），卻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公然對抗毛主席的指示，說這部反動影片是“愛國主義”的，拒絕對這部影片進行批判。
當時，擔任文化部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委員的江青同誌，堅持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幾次在會議上提出要堅決批判《清宮秘史》。但是，陸定一、周揚、胡××等人卻大唱對台戲……
誰都明白，這“胡”即胡喬木。在當時，這叫“半點名”。
從戚本禹的這一段文字中也可以看出，江青對於胡喬木的宿怨，確實由來已久。雖說一個月前江青以及陳伯達、康生還在關於“免鬥”胡喬木的報告上畫了圈，此刻從戚本禹文章中透露出來的刀光劍影，才是他們的本意。
戚本禹文章的發表，使一個月前汪東興所傳達的三項規定瀕臨作廢。胡喬木一下子又成了“大批判”的“熱點人物”。
4月4日晚，胡喬木接到電話，說是6日下午要在人民大學操場開大型批判大會，鬥爭他。參加的單位有人民大學“三紅”（即“紅衛兵”“工人紅衛隊”“東方紅”）、中共中央黨校“紅旗戰鬥隊”、高等教育部“延安公社”、中國科學院“紅旗總部”、中宣部哲學社會科學部“紅衛兵連隊”、北京郵電學校“東方紅公社”等等。
好在到了6日中午，隻是來了輛卡車，在胡宅門口大呼了一陣“打倒胡喬木”之後，揚長而去。
緊接著，12日又接北京郵電學院“批判胡喬木總聯絡站”的通知，說15日下午召開鬥爭胡喬木大會，陪鬥者為陸定一、周揚、吳冷西。胡喬木搬出那三項規定來對付。誰知對方竟說：“請示過‘中央文革’，已經同意！”
於是，“免鬥”牌失效了。15日上午9時半，胡喬木便被揪到北京郵電學院。下午1時45分，當胡喬木被押進會場時，陪鬥者不僅有陸定一、周揚、吳冷西，居然還有彭真！這表明，批鬥會的幕後操縱者，確實是“中央文革”！
24日，胡喬木又被拉到中國科學院批鬥，又是“噴氣式”，恢複“老規格”了。
26日下午，心理學研究所來電話，告知5月4日舉行“北京市心理學界鬥爭批判大會”，主鬥為胡喬木。對方聲稱，已經得到“上頭”同意。參加批鬥的單位除了心理學研究所之外，還有北京師範大學“井岡山”、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
就在胡喬木麵臨著又一次批鬥之際，一樁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
毛澤東意外地來看望他
那是1967年5月1日，國際勞動節。毛澤東要上天安門城樓，他的轎車從中南海出來，駛向天安門城樓，途中經過胡宅。雖說毛澤東從未到過胡宅，他卻知道胡喬木住在這裏（據雲，是毛澤東見到胡宅牆上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4月1日淩晨所貼“打倒胡喬木”大字標語，知道胡喬木住此）。
“停車！”毛澤東突然發出了這一命令，使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感到意外——因為在出發前，毛澤東並未說過要在半途停車。
“去看看胡喬木！”毛澤東說了這話，張耀祠才明白過來。
張耀祠當即下車，去敲胡宅的門。
張耀祠從未去過胡宅。下車後，徑直向臨街的東大門走去。
胡宅有兩扇大門：朝東的大門，是原先大使館用的。自從胡喬木搬進去之後，東大門一直緊閉著，從未啟用。胡家平時進出，走胡同裏朝北的大門。
張耀祠咚咚地敲東大門，胡宅裏誰都沒注意。張耀祠敲了一陣子，四周許多人跑過來，圍觀毛澤東。張耀祠見無人開門，以為胡喬木不在家。加上圍觀者迅速增加，毛澤東隻得吩咐開車。
在圍觀者之中，有不少是胡喬木的鄰居。他們迅速把這一消息告訴胡家工作人員。胡喬木知道了，又激動，又深感遺憾！
胡喬木不敢奢望毛澤東來看他，但多麽期望毛澤東能夠接見他一次，哪怕是對他作一次批評，或者關於他說幾句話也成。在那“一句頂一萬句”的年代，毛澤東的一句話，就能把他從逆境中救出。然而，毛澤東居然來看望他，這無疑是天大的喜訊。
可是，張耀祠敲錯了門，使胡喬木遺憾萬分。
翌日，胡喬木正在草擬致毛澤東的感謝信時，忽地幾位中南海的警衛人員來到他家，察看四周的地形。胡喬木接到通知，毛澤東說昨日走錯門，今日再來！
毛澤東到底沒有忘記他這位做了25年的政治秘書，使胡喬木心中非常寬慰。
他忙著整理客廳。自從抄家之後，家中亂糟糟的。他把一張大沙發整理好，安放在客廳中，以便讓身材高大的毛澤東坐。
胡宅上上下下，像迎接盛大節日一般，等待著毛澤東的光臨。
晚飯後，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來了，跟胡喬木一起，在客廳裏等待著毛澤東的光臨。
等著，等著，不見動靜。直到夜12時，從中南海來電話，毛澤東不來了！
後來才知道，據說那天毛澤東要來看胡喬木，江青大吵了一通。
毛澤東雖然沒有來，但是說了一句話：“我心到了！”此言後來傳進胡喬木的耳朵，他也說了一句：“我心領了！”
胡喬木發出了致毛澤東的感謝信。他在信中說，如果主席無時間，他可以去看主席。
然而，他再也沒有機會見到毛澤東。
不過，消息迅速在北京城裏傳開。即便是紅衛兵、造反派，也不敢再去揪鬥胡喬木。從此，胡喬木有了真正的“免鬥牌”。
就連陳伯達，也知道毛澤東仍尊重胡喬木。當中共中央辦公廳向“中央文革小組”請示今後如何處理胡喬木問題時，陳伯達說：‘中央文革’的意見是背靠背地鬥，不要揪他。如有人問是誰說的，可告是陳伯達同誌。如不問，就算了。照“中央文革”的意見，胡喬木仍要“鬥”，隻是“背靠背地鬥，不要揪”罷了。
足不出戶，閉門閑居
自從1967年5月1日開始，胡喬木再也沒有被拉出去批鬥。
他的日常事務大體有三：一是接待外調；二是繼續寫檢查；三是看病。
他家變得“門庭若市”，外調人員紛至遝來，排滿他的日程表。
從前來外調的單位來看，大體反映出他往日的工作範圍：《人民日報》社，新華社，中宣部，中共中央黨校，語言研究所，浙江大學，國家計委，北京大學，中國曆史博物館，國家經委，中國科學院，中共上海市委，天津南開大學，遼寧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文聯，中國人民大學，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共中央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故宮博物院，外文局，人民出版社，外交部……
在外調高潮過去之後，他漸漸有功夫看書、看報。他曾主動要求去清掃大街，說是為人民服務。掃了幾次，被工作人員勸住了，畢竟要保障他的安全。
他曾一度要求把每月300元的工資中，抽100元作為黨費上交。工作人員還是勸住了他，按一般規定交黨費。
漸漸地，他越發變得清閑。“文革”十年，他幾乎足不出戶，就在胡宅那圍牆之內生活著。
他在院子裏種菜、種瓜。
他的大部分時間，花在讀書上，把《資本論》重讀了一遍，還細讀了許多馬、恩、列、斯著作。
他漸漸被世人遺忘。
他在自己家中，過著平靜的生活。遺憾的是，他家離天安門廣場太近了。中國發生任何重大的事件，總可以從天安門廣場上的口號聲、高音喇叭聲中反映出來。這樣，也就打破了胡宅的寧靜。
照理，如此空閑，該是寫詩填詞的大好時機。他卻詩興全無，一首新作也未曾寫出來。他每日仍細細看報，隻是無須“評報”了。他總是很注意報上的黑體字——毛澤東的最新指示。毛澤東，依然是他最為關注的對象。
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一職，未被撤銷過。但是，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他連代表都不是，黨內種種職務也就自行消失。
江青一直想打倒他，成立了專案組，專門搜集他寫的種種社論、評論。專案組“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才收集了厚厚一大本，送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看了一遍，說道：“胡喬木寫得很不錯嘛！”江青不敢吱聲了。
不過，這個專案組，後來倒給胡喬木“幫了忙”：在出版文集時，提供了不少資料！
1971年夏日，毛澤東南巡。8月底，他在長沙接見廣州部隊司令員丁盛。丁盛問毛澤東：“胡喬木是什麽樣的人？”
毛澤東答道：“胡喬木曾為中央起草了許多重要文件。《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別人搞了幾個月，沒有搞出頭緒。他一寫，就寫出來了。《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曆史經驗》也是他寫的，寫得不錯。所以，我們就沒有動他。”
毛澤東這段話，說出了在“文革”中沒有“動”胡喬木的原因，也表明他對胡喬木的評價。平心而論，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工作20多個春秋，一向勤勤懇懇，忠心耿耿，又不出頭露麵，所以毛澤東對他的印象一直不錯。至於“文革”中所羅列的胡喬木的“錯誤”，毛澤東其實也很明白：
關於《清宮秘史》，胡喬木無非是轉達了劉少奇的話罷了；
關於《海瑞罷官》，胡喬木的初衷是要宣傳毛澤東關於海瑞的見解；
至於廬山會議，胡喬木倒是講過一些反“左”的話，那也是因為毛澤東上山之初反複強調糾“左”……
隨著鄧小平的複出而複出麵壁九年，到了1975年6月，63歲的胡喬木忽地頻頻走出家門，活躍起來了。
他獲得了一項任命：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主任。
胡喬木怎麽會突然複出？那是因為鄧小平複出！
1975年1月，鄧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3月2日，周恩來在《關於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問題的請示報告》中又寫明，鄧小平“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這一報告後來經毛澤東批準，也就開始了鄧小平實際上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國務院日常工作。
鄧小平提議，成立國務院政策研究室，並任命胡喬木為主任。因為鄧小平著手進行一係列的整頓，首當其衝的是思想、理論上的整頓，他點將就點到了胡喬木頭上。
胡喬木一下子就變得忙碌起來。據他的日記記載，光是去鄧小平那裏，就去了25次之多！
鄧小平很聰明，他深知要想理順國民經濟那混亂的局麵，必須借助於毛澤東著作的威力。他很欣賞毛澤東1956年4月所作《論十大關係》，鄧小平即致函毛澤東：“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後，都有很大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鄧小平要求毛澤東審定後公開發表，毛澤東卻表示暫時不要公開發表。
鄧小平麵對被“四人幫”搞得亂糟糟的局麵，著手艱難的整頓。1975年7月18日，鄧小平派出胡耀邦前往中國科學院負責黨組工作並兼任副院長（院長郭沫若因病休養）。胡耀邦一上任，便著手起草《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簡稱《匯報提綱》）。胡耀邦花了20天，寫出了初稿。用他的話來說，“是拚了一點老命的。”
8月11日，胡耀邦帶著《匯報提綱》到鄧小平那裏去，念了一遍。鄧小平聽罷，說：“很好！”
鄧小平要胡喬木幫助修改《匯報提綱》。於是，胡喬木這枝筆，又“重操舊業”了。
閉門九年，胡喬木讀了不少書，此刻派上用場了。胡喬木為《匯報提綱》指出了點睛之筆：“馬克思說，生產力首先是科學。”這樣，《匯報提綱》強調科學的重要性，就有了理論依據。
胡喬木還為《匯報提綱》加上不少重要的話：
“不搞技術，政治就無所謂掛帥。”
“對理論研究不應任意加以貶低、指責甚至汙辱。”
“不能簡單依靠摘引幾句經典著作加以邏輯的引申就算完事。”
胡喬木提出，必須“突出一個‘扭’字”！“扭”，就是扭轉，把“四人幫”的那一套空頭政治“扭”過來，“扭”到“三項指示為綱”上來。
《匯報提綱》經胡耀邦同誌、胡喬木這“二胡”以及李昌、王光偉反複修改，於9月下旬基本定稿。鄧小平送呈毛澤東，準備在毛澤東同意後作進一步修改下發全國。然而，毛澤東卻未表示同意。
在起草《匯報提綱》的同時，鄧小平又指令國家計委起草《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簡稱《工業二十條》）。這一重要文件，鄧小平仍要胡喬木主持修改工作。
《工業二十條》是整頓工業的綱領性文件。內中尖銳地批評了“四人幫”：“他們口頭上也講黨的基本路線，實際上把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放在一邊，不抓這個主要矛盾，而是成天鬧人民內部的這一派同那一派的矛盾，新幹部和老幹部的矛盾，你攻過來，我攻過去，沒完沒了，爭權奪利，拉山頭，搞分裂，鬧得企業不得安寧，地方不得安寧，黨不得安寧。”
《工業二十條》還指出：“他們打著反複舊的旗號搞複舊，打著反複辟的旗號搞複辟，破壞革命，破壞生產，把黨的好幹部，把先進模範人物和先進集體打下了台，壞人當道，好人受氣。”
《工業二十條》強調，要整頓那些“軟、散、懶”的領導班子。
《工業二十條》於1975年9月20日完成“討論稿”。
除了主持修改《匯報提綱》和《工業二十條》之外，胡喬木深感手中沒有宣傳陣地不行。
《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都控製在姚文元手中，姚文元如今成了“新聞首腦”。於是，1975年10月6日，胡喬木提出以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名義籌辦新刊物《思想戰線》。
《思想戰線》創刊號上，擬推出重頭文章《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簡稱《論總綱》）。此文是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在鄧力群的主持下，根據鄧小平多次講話精神起草的，於10月中旬完成初稿。《論總綱》闡述了毛澤東提出的“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還是安定團結為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三項指示是各項工作的總綱，而把發展生產、實現四個現代化作為各項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又一次“半點名”批判
《思想戰線》未及問世便流產了。
忙碌了一陣子的胡喬木，又退回到家中。
1975年11月，形勢驟變，毛澤東不滿於鄧小平的整頓。11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舉行打招呼會議，宣讀了經毛澤東批準的《打招呼講話要點》，指出有“一股右傾翻案風”、“有些人總是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
不久，“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席卷全國。在“批鄧”高潮之中，“四人幫”的禦用寫作組集中火力批判《論總綱》《匯報提綱》和《工業二十條》，稱之為“三棵大毒草”。這“三棵大毒草”，棵棵跟胡喬木有關，其中的兩棵還是由胡喬木主持修改的。於是，批判的排炮，朝鄧小平轟擊，也朝胡喬木轟擊。
胡喬木又一次遭到了“半點名”。1976年4月，上海的“幫刊”《學習與批判》第四期上發表署名康立、延風的《〈匯報工作〉出籠的前前後後》，“半點名”式地稱胡喬木為“鄧小平的參謀班子中的那個‘理論家’”。
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據毛澤東的提議，通過了《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定》。於是，對於“三棵大毒草”的批判火力，不斷加強了。
1976年8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抓住要害深入批鄧》，掀起了批判“三棵大毒草”的新高潮。社論指出，這是“三株反黨、反馬克思主義的大毒草”。社論作了如下“分析”：
《論總綱》是“兜售”‘三項指示為綱’的修正主義綱領“複辟資本主義的宣言書”：
《匯報提綱》是“反對無產階級在整個上層建築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麵專政”的“一個修正主義標本”；
《工業二十條》則是“洋奴買辦的經濟思想和一整套修正主義辦企業路線的寫照，名為加快工業發展，實為加快資本主義複辟”。
經江青提議，人民出版社在1976年8月出版了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大批判組編輯的《評〈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評〈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評〈關於科技的幾個問題〉》三本小冊子，印數達幾千萬冊。大量印行這些小冊子，據雲是為了“發動群眾”，進行批判。
於是，各報各刊，大報小報，討伐“三棵大毒草”。僅《人民日報》，從1976年8月13日至10月6日，發表的批判“三棵大毒草”的文章、通訊，便達110餘篇之多！
胡喬木又被迫寫檢查，以至寫揭發材料之類了。他的屋外，從天安門廣場上不時傳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口號聲。
不過，也傳來令胡喬木為之欣慰的消息：那三本小冊子裏，附了“三棵大毒草”的原文，以“供批判用”。由於小冊子的大量印行，才使普通的老百姓得以見到“三棵大毒草”。他們說：原來，“大毒草”是這麽回事！“大毒草”倒是說出了我們的心裏話，批它們幹什麽？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的消息傳來，使胡喬木陷入深深的悲傷之中。毛澤東畢竟是他最為崇敬的人，多年的秘書生涯使他對毛澤東充滿深厚的感情。然而，在長長的毛澤東治喪委員會名單裏，依照姓氏筆畫，姓胡的隻有“胡煒、胡良才、胡金娣”，卻沒有胡喬木！
終於，1976年10月6日那“十月革命”，扭正了中國的曆史車輪，胡喬木破涕為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