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風雲變幻非牆草！榮辱不驚胡喬木(3)
毛澤東對他說的話，也很簡單：“你回到北京，少說話，多看看，多了解情況。”
就這樣，簡短地見了一麵，毛澤東就去忙別的事情去了。
胡喬木萬萬沒有想到，這竟然是他跟毛澤東的最後一次談話！
此後，當毛澤東回到北京，雖然胡喬木曾希望求見毛澤東，卻被江青擋駕了。
作為毛澤東多年的政治秘書，胡喬木畢竟對毛澤東充滿感情。雖說他這一生不知跟毛澤東見過多少次，但這最後一次談話實在太令人遺憾了。此後，他多次跟家裏人說起：“我最後那次見主席，怎麽會把要講的話都忘了講呢！”
這遺憾，永遠不可彌補。
自從這一次與毛澤東訣別之後，他的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一職也就畫上了句號——雖說自從他1961年8月向毛澤東請長期病假以來，政治秘書一職已名存實亡。通常，總是說他擔任毛澤東秘書25年，即從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實際上是20年，即從1941年2月至1961年8月。
懷著深深的失落感遷出中南海
1966年6月初，當胡喬木剛剛回到中南海頤園家中，忽地接到通知，康生約他一談。康生有什麽事找他呢？
不久前，5月28日，中共中央曾發出《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任命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為副組長。
康生，正是權重一時之際。他跟胡喬木寒暄了一陣，無非是“最近身體好一些了嗎？”之類。接著，他便進入正題，要胡喬木遷出中南海！
從1949年起，胡喬木便住在中國的政治中樞中南海，一住17年。如今，為什麽要遷出中南海？
康生所說的“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中南海要修路，頤和園裏你那房子要拆……當然，即使是那裏真的要修路，完全可以安排胡喬木住在中南海別的地方。然而，康生要胡喬木在中南海外找住處。顯然，這是要把他逐出中南海！
胡喬木從康生那裏回來，心境是沉重的。因為就在一個月前，就在中南海裏，發生了令人心驚肉跳的事，雖說他當時在杭州，後來才聽說：
那是田家英，5月22日接到通知，要他立即搬出中南海。5月23日上午，田家英悲壯地結束了自己的一生，上吊於中南海永福堂！
田家英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那是在他整理毛澤東的一份談話記錄時，刪去了幾句關於《海瑞罷官》的話：“《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下子，深深激怒了江青。
就這樣，在“文革”大幕剛剛拉開之際，毛澤東的三位秘書的命運便涇渭分明了：
正直剛烈的田家英死了：
書生意氣的胡喬木靠邊了；
善於投機的陳伯達高升了。
據雲，當時為了毛澤東的安全，著手“清理中南海”。要胡喬木遷出中南海是江青的主意，但是她不便跟胡喬木談，由康生出麵。
於是，胡喬木由中共中央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幹部陪同，在中南海之外找房子。胡喬木看了十餘處房子，選中了天安門廣場附近一幢房子——那裏原是某國駐華大使館。他喜歡那房子有很大的書庫，可以安頓他數萬冊藏書。
就這樣，懷著深深的失落感，胡喬木離開了中南海……本來就沉默寡言的他，這時話更少了。
神情木然地站在天安門城樓上
胡喬木牢牢記住毛澤東在杭州的“一少二多”的叮囑：“少說話，多看看，多了解情況。”1966年6月6日，胡喬木派出身邊的工作人員前往北京大學，看大字報，了解情況。當然，光是聽聽工作人員的匯報，也不行。他也必須親自出去“多看看”。
上哪兒去呢？去兒子那學校吧——北京郵電學院。雖說他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多看看，多了解情況”，不料卻從此埋下禍根——後來，他被這個學院的紅衛兵“盯”上了。
196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的通知》，上麵印著胡喬木的名字，使胡喬木稍稍鬆了一口氣——
主任：劉少奇
副主任：康生、陳伯達、陶鑄
委員：李井泉、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王任重、魏文伯、胡喬木、蕭華、
劉誌堅、張平化、熊複、王力、戚本禹、劉漢
雖說按照他的資曆，理應是副主任。不過，他能列名委員之中，表明他的政治境遇尚可。緊接著，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於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毛澤東主持了會議，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會議定於8月12日通過了《關於撤銷和補選書記處書記的決定》，沒有碰胡喬木：撤銷了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楊尚昆的候補書記職務，調陶鑄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調葉劍英擔任書記處書記。而胡喬木呢？仍是候補書記——既沒有升為書記處書記，也未撤職，保持原職。
會議結束不久，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一次檢閱紅衛兵。
那天，胡喬木也上了天安門城樓，他的名字也出現在新華社的電訊之中。不過，他站在遠離毛澤東的地方，未敢走過去跟毛澤東說上幾句。他跟別人也幾乎不說話，隻是按規定的位置木然站著，如此而已。
胡喬木神情沮喪，是因為就在四天以前——8月14日，“中央文革小組”找他談話，進行了批評，指出他犯了一係列的錯誤：從《清宮秘史》、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廬山會議直至《海瑞罷官》……8月15日，胡喬木不得不就以上問題寫了一份簡短的檢查，表了個態。這天晚上，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正式宣布：“我犯了錯誤！”
8月17日，胡喬木提出：收縮工作，精簡人員，搬家，縮小居住麵積，並要求到京郊四季青人民公社參加勞動。
8月18日，就在他上天安門城樓之際，他的父親胡啟東在北京八寶山的墓碑被砸。父親胡啟東晚年住在胡喬木家，於1957年2月病逝，葬於八寶山。他的墓碑，是由於右任的弟子、書法家胡公實寫的。母親夏氏也住在胡喬木家，後來死於肺結核。在“文化大革命”中，時興講成份，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胡喬木的父親胡啟東雖說是開明紳士、進步人士，在“文革”中被罵為“大地主”。自然，他的墓碑被砸了。胡喬木呢，也被斥為“大地主的孝子賢孫”。
胡喬木從天安門上下來，便忙著寫檢查。8月28日，胡喬木雖然已經處境維艱，還是收到了入場券，登上天安門城樓。他的表情，更為木然。
9月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對胡喬木停發文件。這是極為嚴重的訊號，意味著他從此正式“靠邊”了！
胡喬木也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提出降低工資，或把工資作為黨費上交。取消哨兵、廚師、專車。又一次提出搬家。
9月7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組”開會，聽取胡喬木的檢查，並對他再一次進行了批評。這樣，9月15日，當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檢閱紅衛兵時，胡喬木便再也沒有收到入場券。他被取消了上天安門城樓的資格。須知，這時劉少奇、鄧小平都還登上天安門城樓呢。
胡宅離天安門廣場甚近，廣場上那“毛主席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的口號聲，不斷傳入胡喬木耳中。他木然地聽著，此後，毛澤東一次次接見紅衛兵，胡喬木再也沒有登上天安門城樓了。他隻能在家中寫檢查。
胡喬木提出了寫檢查的計劃：
一、關於《清宮秘史》的檢查；
二、關於《海瑞罷官》的檢查；
三、關於廬山會議的檢查；
四、關於《人民日報》工作的檢查。
這位當年的“中共中央大手筆”，如今成了“檢查一枝筆”！
不過，他就連寫檢查，也非常認真：他要工作人員到北京圖書館借有關《清宮秘史》的資料；他給曆史學家範文瀾去信，請教有關問題；他還要查閱《人民日報》的合訂本……
中南海裏貼出了批判胡喬木的大字報，稱他為“周揚一夥”，稱他是“閻王殿中的閻王”
（“閻王殿”指中宣部），甚至還提到他的名作《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是“篡改黨史”、為“中國赫魯曉夫歌功頌德”，是“大毒草！”
最初，還講究“內外有別”，中南海裏的大字報不外傳。然而，世上哪有不透風的牆？何況，那“中央文革小組”正在往外拋材料，巴不得趁此混亂之際整掉一批宿敵冤家……
第二節 非常歲月被抄家幾次沉浮終不悔
在胡喬木住處附近，忽地來了幾位陌生的年輕人，打量著大門，打量著四周的圍牆。用軍事語言來說，那便是“偵察地帶”。胡喬木才“太平”了一個月，陡地又起大風波。在那“一句頂一萬句”的年代，毛澤東的一句話，就能把他從逆境中救出。然而，毛澤東居然來看望他，這無疑是天大的喜訊。
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盯”住了他終於，1966年10月12日，北京西長安大街上，刷出爆炸性的大字標語：“陶魯笳、胡喬木回院作檢查！”
頓時，消息不脛而走，傳遍北京城：胡喬木挨批判啦！
大字標語上所謂“回院”，指什麽“院”呢？看一下落款，便明白了——“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
本來，胡喬木跟北京郵電學院沒有工作關係。僅僅因為兒子在這個學院上學，學院黨委書記楊思九的愛人王榕跟穀羽很熟，而毛澤東又囑咐他“多看看，多了解情況”，他便上那裏看大字報。來到那裏，工作組組長朱春和要他講話。6月18日，他在那裏講了話，無非是要師生們聽從工作組的領導，進行“文革”……
主張向各學校派駐工作組，是當時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的意見。不料，毛澤東在7月18日回到北京之後，聽取了江青等人關於工作組的匯報，認定派工作組是路線性的錯誤。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便尖銳地批判了劉少奇派工作組的“錯誤”，稱之為“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1996年10月1日《紅旗》雜誌社論，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提出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派工作組被稱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早在8月23日，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已經給胡喬木寫信，對他6月18日在該院的講話提出批評。胡喬木當即回信，承認錯誤。
在《紅旗》國慶社論的“鼓舞”下，全國上下掀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於是，10月12日，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召開批判工作組大會，也就刷出要求胡喬木“回院作檢查”的大字標語。
在開會的前一日——10月11日，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通過郵電部，給胡喬木打電話，要求他翌日來校出席批判大會。胡喬木沒有去，寫了一張大字報，承認錯誤，派秘書送到了北京郵電學院。
那時，利用年輕、狂熱的紅衛兵們“衝擊”老幹部，乃是“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大“發明”。清華大學紅衛兵揪鬥王光美、劉少奇，便是一例——他們跟清華大學“結緣”，也是因為孩子在那裏上學。北京郵電學院的紅衛兵，便緊緊“盯”住了胡喬木。
10月17日，胡喬木感冒病倒了。10月20日，他接汪東興電話，說是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來到中南海接待站，強烈要求胡喬木到該院做檢查。看樣子，光是寫信、寫大字報承認錯誤還不行。10月26日，胡喬木派出秘書前往中南海西門，接待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向他們承認錯誤。
紅衛兵們死死“盯”住胡喬木，非要他去學院作檢查不可。無奈，10月28日，胡喬木在中南海警衛團招待所接待了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代表，聽取了他們的意見，並答應去該院做檢查。
胡喬木被紅衛兵們“纏”住了：10月31日上午，他來到北京郵電學院，參加紅衛兵們的“控訴工作組”大會。中午回家。當晚7時半，他又到該院，向全院紅衛兵作了公開檢查。然而，事情並未就此了結……
紅衛兵闖入胡宅大抄家
1966年12月24日，朔風吹過北京街頭，人們不得不縮起了頭頸。
在胡喬木住處附近，忽地來了幾位陌生的年輕人，打量著大門，打量著四周的圍牆。用軍事語言來說，那便是“偵察地帶”。雖然胡喬木在家中，對於圍牆外的異常動向毫無所知。
25日晚七時，北京已是一片黑茫茫，一群戴紅衛兵紅袖章的北京郵電學院學生，闖進了胡宅。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們竟前來“造胡喬木的反”——抄家！
在那荒唐的年月，一群紅衛兵，居然就可以抄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家！自然，他們也不是吃了豹子膽的——事先已經跟那權大無比的“中央文革小組”打過招呼。
胡喬木家，存有許多中共中央文件及重要材料，即便在那亂糟糟的時候也不能流入外界。雖然在一片“打倒胡喬木”的口號聲中，胡喬木和夫人穀羽被紅衛兵看管起來，胡喬木身邊的工作人員還是撥通了“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共中央辦公廳的電話。
“中央文革小組”馬上來了一個穿軍裝的人物，到了胡宅，聲稱：“我們讚成紅衛兵們的運動！”
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也來人，提出：“胡喬木家的文件，可以由‘中央文革’、中辦、紅衛兵三方共同派代表進行封存，然後送交中共中央辦公廳，紅衛兵不得把文件帶走。至於胡家的書、畫冊，紅衛兵要對其中的‘封、資、修’采取革命行動，可以，但是帶走時必須留下收條。”
“中央文革”的代表，不得不同意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的意見。
胡喬木家的文件多，書更多，抄家頗為費時，進行了一夜。
胡喬木很焦急，給汪東興打了幾次電話，一直未打通。
大批的文件，被運往中共中央辦公廳。
紅衛兵們來不及運走那麽多書，就在亂翻一通之後，在書庫門上貼了封條。在書庫中發現了一堆《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樣書，被紅衛兵拿去當“大批判”用的“反麵資料”。
在抄家即將結束之際，紅衛兵節外生枝，要把胡喬木押往北京郵電學院去批鬥。
此事非同小可。工作人員立即打電話給周恩來，匯報這一緊急情況。
周恩來很幹脆地答複：“不能帶走！”
工作人員把電話耳機給紅衛兵聽。周恩來對紅衛兵明確地說道：“為什麽要把胡喬木帶走！不能帶走！你們要他寫檢查。他可以在家裏寫嘛！”
周恩來的話，紅衛兵不能不聽，一番風波平息了。
在“一月革命”的寒風中遊街
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們的“革命行動”，引起了連鎖反應：
中南海的“紅旗革命造反團”來了，興師問罪；
文字改革委員會的“革命造反隊”“毛澤東思想戰鬥隊”“風雷激戰鬥組”也前來造胡喬木的反；
《人民日報》社的“井岡山戰鬥團”“遵義紅旗戰鬥團”“紅衛軍”強烈要求胡喬木去做檢查；
就連聾啞學校的學生，也來要求見胡喬木，要批判他。
胡喬木處於“圍剿”之中。在各路兵馬裏，最為胡攪蠻纏的，要算是離胡喬木家不過咫尺之遙的一所中學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這班娃娃們不知天高地厚，造反精神“十足”，何況就在胡宅跟前。
胡喬木怎麽會被這些“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盯上的呢？
此事說來，真是不可思議：
1966年9月30日，為了表示對於國慶節的慶賀，雖說胡喬木已不能為《人民日報》寫上一篇國慶社論了，倒是仍不失“書生”本色——那天，他拿起筆，在自家外邊的圍牆上，寫起標語來。
正巧，那所中學的兩名中學生走過來，認得他便是大名鼎鼎的胡喬木，就跟他聊了起來。兩名中學生難得有機會跟胡喬木談話。回去後，居然便整理出一份談話記錄，而且稱之為“胡喬木九三□談話記錄”，自然也就成了該校難得的“大批判資料”。
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抄了胡喬木的家，這所中學的紅衛兵馬上“配合作戰”，於12月26日給胡喬木貼了大字報，並要求胡喬木去該校做檢查。此後，幾次三番派人找胡喬木，“盯”得比北京郵電學院的紅衛兵們更緊。
胡喬木這枝筆，抨擊過蔣介石，抨擊過艾奇遜，抨擊過赫魯曉夫，抨擊過尼赫魯，此時此刻，他的筆卻不能不忙於向紅衛兵們寫檢查。就連那所中學的“主義紅衛兵”們要他寫檢查，他也不能不寫。
緊接著，一連串的批鬥開始了：
1967年1月5日下午，胡喬木被文字改革委員會的造反派揪去，做了檢查。
1月9日下午，中國科學院應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革命造反司令部”把胡喬木揪去，召開“鬥爭胡喬木大會”。
1月10日，夫人穀羽也遭衝擊，要“留住辦公室兩天，寫檢查”，要家中送去被子，漱洗用具。
1月11日下午，《人民日報》社造反派把胡喬木揪去，要他“低頭認罪”。當夜，胡喬木吃了三回安眠藥，也隻睡著兩小時。
1月12日下午，被揪到北京郵電學院批鬥，至六時半才回家。夜，胡喬木又失眠，精神變得很差。
花樣不斷翻新，批鬥不斷升級。1月17日上午10時多，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們又來到胡宅，把胡喬木押上一輛敞篷大卡車，在凜冽的寒風中，在高音喇叭不斷呼喊“打倒胡喬木”的口號聲中，來了一次遊街批鬥。卡車過西單，過新街口，駛到北京礦業學院門口，再去北京鋼鐵學院、北京郵電學院。然後，整整一下午，在北京郵電學院批鬥胡喬木。接著，又是遊街——這一天，胡喬木算是領教了“一月革命”的滋味兒。
回到家中，胡喬木的鼻孔便不通氣了，感冒頗重。可是，他還得寫交代——按編號，他已給北京郵電學院寫第六份交代了。
翌日，中國科學院“紅旗總部”派人前往北京八寶山，砸了胡喬木父母的墳，甚至把他父母的頭骨從墓中取走！
緊接著，1月19日上午，“全國中等學校首都戰鬥團西城區分團”又來揪胡喬木。在批鬥會上，紅衛兵嫌胡喬木彎腰的“度數”不夠，打了他一拳！批鬥會結束時，他因彎腰過久、“度數”太大，而雙腿麻木，無法走路，隻得由兩個人攙著，才勉強走出會場上了車……
胡喬木哭了！
周恩來的關照使他“免鬥”
北京冒出了“批判胡喬木聯絡總站”。
那是北京郵電學院“東方紅公社”的“批判胡喬木總聯絡站”，聲稱批鬥胡喬木一概要與他們聯係。
然而，前來揪鬥胡喬木的造反派、紅衛兵越來越多，遠非北京郵電學院那個聯絡站所能“承包”：《光明日報》的“長征戰鬥隊”來了；中國文聯的造反派來了；《民間文學》造反派也來了；就連蘇州也來了個“地專機關捍衛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團”……
2月1日，一個萬人批鬥大會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上午8時半，胡喬木就被中國科學院的造反隊揪去，押往那裏。下午1時，大會即將開始。按照那時的慣例，出席者已在那裏念小紅書《毛澤東語錄》了。在一陣陣毛澤東語錄的朗讀聲中，在主席台後麵，一大群“黑幫分子”胸前掛著牌子，排好了隊。胡喬木也在其中，胸前掛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胡喬木”字樣。
大會開始了。按照“程序”，大會發言批判誰，就把哪個“黑幫分子”押入會場。到了下午3點左右，該輪到胡喬木“入場”了。造反派正押著胡喬木往裏走，忽地有人跑過來說：“不鬥胡喬木了，馬上把他送回家！”
胡喬木怎麽忽地“免鬥”了呢？事後才知道，是周恩來打電話到工人體育館，說是不許鬥胡喬木。
周恩來的電話，使胡喬木“免鬥”了一些日子。他在家，忙著寫各種各樣的交待，忙著接待方方麵麵的造反派的提問。他牙痛，還得擠公共汽車去北京醫院看病。
“免鬥”不過20天而已。2月21日，中國科學院八個造反派組織聯合鬥爭張勁夫，非要揪胡喬木陪鬥不可。那天下午，胡喬木乘“噴氣式飛機”——低頭，彎腰，雙臂後舉。有時，造反派還揪他的頭發。會議結束，胡喬木又一次邁不動腿了。被人架上車，抱下車，這才回到家中。
胡喬木腰痛不已，無奈之中，他說了這樣的話：“批鬥會我願參加，隻是變相武鬥能取消就好了！”直到這時，他的話還文縐縐的。
就這樣，簡短地見了一麵，毛澤東就去忙別的事情去了。
胡喬木萬萬沒有想到，這竟然是他跟毛澤東的最後一次談話！
此後，當毛澤東回到北京，雖然胡喬木曾希望求見毛澤東，卻被江青擋駕了。
作為毛澤東多年的政治秘書，胡喬木畢竟對毛澤東充滿感情。雖說他這一生不知跟毛澤東見過多少次，但這最後一次談話實在太令人遺憾了。此後，他多次跟家裏人說起：“我最後那次見主席，怎麽會把要講的話都忘了講呢！”
這遺憾，永遠不可彌補。
自從這一次與毛澤東訣別之後，他的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一職也就畫上了句號——雖說自從他1961年8月向毛澤東請長期病假以來，政治秘書一職已名存實亡。通常，總是說他擔任毛澤東秘書25年，即從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實際上是20年，即從1941年2月至1961年8月。
懷著深深的失落感遷出中南海
1966年6月初，當胡喬木剛剛回到中南海頤園家中，忽地接到通知，康生約他一談。康生有什麽事找他呢？
不久前，5月28日，中共中央曾發出《關於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任命陳伯達為組長，康生為顧問，江青、王任重、劉誌堅、張春橋為副組長。
康生，正是權重一時之際。他跟胡喬木寒暄了一陣，無非是“最近身體好一些了嗎？”之類。接著，他便進入正題，要胡喬木遷出中南海！
從1949年起，胡喬木便住在中國的政治中樞中南海，一住17年。如今，為什麽要遷出中南海？
康生所說的“理由”，自然是冠冕堂皇的：中南海要修路，頤和園裏你那房子要拆……當然，即使是那裏真的要修路，完全可以安排胡喬木住在中南海別的地方。然而，康生要胡喬木在中南海外找住處。顯然，這是要把他逐出中南海！
胡喬木從康生那裏回來，心境是沉重的。因為就在一個月前，就在中南海裏，發生了令人心驚肉跳的事，雖說他當時在杭州，後來才聽說：
那是田家英，5月22日接到通知，要他立即搬出中南海。5月23日上午，田家英悲壯地結束了自己的一生，上吊於中南海永福堂！
田家英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那是在他整理毛澤東的一份談話記錄時，刪去了幾句關於《海瑞罷官》的話：“《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這下子，深深激怒了江青。
就這樣，在“文革”大幕剛剛拉開之際，毛澤東的三位秘書的命運便涇渭分明了：
正直剛烈的田家英死了：
書生意氣的胡喬木靠邊了；
善於投機的陳伯達高升了。
據雲，當時為了毛澤東的安全，著手“清理中南海”。要胡喬木遷出中南海是江青的主意，但是她不便跟胡喬木談，由康生出麵。
於是，胡喬木由中共中央機關事務管理局的幹部陪同，在中南海之外找房子。胡喬木看了十餘處房子，選中了天安門廣場附近一幢房子——那裏原是某國駐華大使館。他喜歡那房子有很大的書庫，可以安頓他數萬冊藏書。
就這樣，懷著深深的失落感，胡喬木離開了中南海……本來就沉默寡言的他，這時話更少了。
神情木然地站在天安門城樓上
胡喬木牢牢記住毛澤東在杭州的“一少二多”的叮囑：“少說話，多看看，多了解情況。”1966年6月6日，胡喬木派出身邊的工作人員前往北京大學，看大字報，了解情況。當然，光是聽聽工作人員的匯報，也不行。他也必須親自出去“多看看”。
上哪兒去呢？去兒子那學校吧——北京郵電學院。雖說他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去“多看看，多了解情況”，不料卻從此埋下禍根——後來，他被這個學院的紅衛兵“盯”上了。
196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的通知》，上麵印著胡喬木的名字，使胡喬木稍稍鬆了一口氣——
主任：劉少奇
副主任：康生、陳伯達、陶鑄
委員：李井泉、李雪峰、劉瀾濤、宋任窮、王任重、魏文伯、胡喬木、蕭華、
劉誌堅、張平化、熊複、王力、戚本禹、劉漢
雖說按照他的資曆，理應是副主任。不過，他能列名委員之中，表明他的政治境遇尚可。緊接著，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於1966年8月1日至12日在北京召開。毛澤東主持了會議，寫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會議定於8月12日通過了《關於撤銷和補選書記處書記的決定》，沒有碰胡喬木：撤銷了彭真、陸定一、羅瑞卿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楊尚昆的候補書記職務，調陶鑄擔任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調葉劍英擔任書記處書記。而胡喬木呢？仍是候補書記——既沒有升為書記處書記，也未撤職，保持原職。
會議結束不久，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第一次檢閱紅衛兵。
那天，胡喬木也上了天安門城樓，他的名字也出現在新華社的電訊之中。不過，他站在遠離毛澤東的地方，未敢走過去跟毛澤東說上幾句。他跟別人也幾乎不說話，隻是按規定的位置木然站著，如此而已。
胡喬木神情沮喪，是因為就在四天以前——8月14日，“中央文革小組”找他談話，進行了批評，指出他犯了一係列的錯誤：從《清宮秘史》、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廬山會議直至《海瑞罷官》……8月15日，胡喬木不得不就以上問題寫了一份簡短的檢查，表了個態。這天晚上，他對身邊的工作人員正式宣布：“我犯了錯誤！”
8月17日，胡喬木提出：收縮工作，精簡人員，搬家，縮小居住麵積，並要求到京郊四季青人民公社參加勞動。
8月18日，就在他上天安門城樓之際，他的父親胡啟東在北京八寶山的墓碑被砸。父親胡啟東晚年住在胡喬木家，於1957年2月病逝，葬於八寶山。他的墓碑，是由於右任的弟子、書法家胡公實寫的。母親夏氏也住在胡喬木家，後來死於肺結核。在“文化大革命”中，時興講成份，所謂“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胡喬木的父親胡啟東雖說是開明紳士、進步人士，在“文革”中被罵為“大地主”。自然，他的墓碑被砸了。胡喬木呢，也被斥為“大地主的孝子賢孫”。
胡喬木從天安門上下來，便忙著寫檢查。8月28日，胡喬木雖然已經處境維艱，還是收到了入場券，登上天安門城樓。他的表情，更為木然。
9月5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對胡喬木停發文件。這是極為嚴重的訊號，意味著他從此正式“靠邊”了！
胡喬木也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提出降低工資，或把工資作為黨費上交。取消哨兵、廚師、專車。又一次提出搬家。
9月7日上午，“中央文革小組”開會，聽取胡喬木的檢查，並對他再一次進行了批評。這樣，9月15日，當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第三次檢閱紅衛兵時，胡喬木便再也沒有收到入場券。他被取消了上天安門城樓的資格。須知，這時劉少奇、鄧小平都還登上天安門城樓呢。
胡宅離天安門廣場甚近，廣場上那“毛主席萬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的口號聲，不斷傳入胡喬木耳中。他木然地聽著，此後，毛澤東一次次接見紅衛兵，胡喬木再也沒有登上天安門城樓了。他隻能在家中寫檢查。
胡喬木提出了寫檢查的計劃：
一、關於《清宮秘史》的檢查；
二、關於《海瑞罷官》的檢查；
三、關於廬山會議的檢查；
四、關於《人民日報》工作的檢查。
這位當年的“中共中央大手筆”，如今成了“檢查一枝筆”！
不過，他就連寫檢查，也非常認真：他要工作人員到北京圖書館借有關《清宮秘史》的資料；他給曆史學家範文瀾去信，請教有關問題；他還要查閱《人民日報》的合訂本……
中南海裏貼出了批判胡喬木的大字報，稱他為“周揚一夥”，稱他是“閻王殿中的閻王”
（“閻王殿”指中宣部），甚至還提到他的名作《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是“篡改黨史”、為“中國赫魯曉夫歌功頌德”，是“大毒草！”
最初，還講究“內外有別”，中南海裏的大字報不外傳。然而，世上哪有不透風的牆？何況，那“中央文革小組”正在往外拋材料，巴不得趁此混亂之際整掉一批宿敵冤家……
第二節 非常歲月被抄家幾次沉浮終不悔
在胡喬木住處附近，忽地來了幾位陌生的年輕人，打量著大門，打量著四周的圍牆。用軍事語言來說，那便是“偵察地帶”。胡喬木才“太平”了一個月，陡地又起大風波。在那“一句頂一萬句”的年代，毛澤東的一句話，就能把他從逆境中救出。然而，毛澤東居然來看望他，這無疑是天大的喜訊。
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盯”住了他終於，1966年10月12日，北京西長安大街上，刷出爆炸性的大字標語：“陶魯笳、胡喬木回院作檢查！”
頓時，消息不脛而走，傳遍北京城：胡喬木挨批判啦！
大字標語上所謂“回院”，指什麽“院”呢？看一下落款，便明白了——“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
本來，胡喬木跟北京郵電學院沒有工作關係。僅僅因為兒子在這個學院上學，學院黨委書記楊思九的愛人王榕跟穀羽很熟，而毛澤東又囑咐他“多看看，多了解情況”，他便上那裏看大字報。來到那裏，工作組組長朱春和要他講話。6月18日，他在那裏講了話，無非是要師生們聽從工作組的領導，進行“文革”……
主張向各學校派駐工作組，是當時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劉少奇的意見。不料，毛澤東在7月18日回到北京之後，聽取了江青等人關於工作組的匯報，認定派工作組是路線性的錯誤。8月5日，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便尖銳地批判了劉少奇派工作組的“錯誤”，稱之為“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誌氣，又何其毒也！”
1996年10月1日《紅旗》雜誌社論，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提出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派工作組被稱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早在8月23日，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已經給胡喬木寫信，對他6月18日在該院的講話提出批評。胡喬木當即回信，承認錯誤。
在《紅旗》國慶社論的“鼓舞”下，全國上下掀起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潮。於是，10月12日，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召開批判工作組大會，也就刷出要求胡喬木“回院作檢查”的大字標語。
在開會的前一日——10月11日，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通過郵電部，給胡喬木打電話，要求他翌日來校出席批判大會。胡喬木沒有去，寫了一張大字報，承認錯誤，派秘書送到了北京郵電學院。
那時，利用年輕、狂熱的紅衛兵們“衝擊”老幹部，乃是“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大“發明”。清華大學紅衛兵揪鬥王光美、劉少奇，便是一例——他們跟清華大學“結緣”，也是因為孩子在那裏上學。北京郵電學院的紅衛兵，便緊緊“盯”住了胡喬木。
10月17日，胡喬木感冒病倒了。10月20日，他接汪東興電話，說是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來到中南海接待站，強烈要求胡喬木到該院做檢查。看樣子，光是寫信、寫大字報承認錯誤還不行。10月26日，胡喬木派出秘書前往中南海西門，接待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向他們承認錯誤。
紅衛兵們死死“盯”住胡喬木，非要他去學院作檢查不可。無奈，10月28日，胡喬木在中南海警衛團招待所接待了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代表，聽取了他們的意見，並答應去該院做檢查。
胡喬木被紅衛兵們“纏”住了：10月31日上午，他來到北京郵電學院，參加紅衛兵們的“控訴工作組”大會。中午回家。當晚7時半，他又到該院，向全院紅衛兵作了公開檢查。然而，事情並未就此了結……
紅衛兵闖入胡宅大抄家
1966年12月24日，朔風吹過北京街頭，人們不得不縮起了頭頸。
在胡喬木住處附近，忽地來了幾位陌生的年輕人，打量著大門，打量著四周的圍牆。用軍事語言來說，那便是“偵察地帶”。雖然胡喬木在家中，對於圍牆外的異常動向毫無所知。
25日晚七時，北京已是一片黑茫茫，一群戴紅衛兵紅袖章的北京郵電學院學生，闖進了胡宅。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他們竟前來“造胡喬木的反”——抄家！
在那荒唐的年月，一群紅衛兵，居然就可以抄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家！自然，他們也不是吃了豹子膽的——事先已經跟那權大無比的“中央文革小組”打過招呼。
胡喬木家，存有許多中共中央文件及重要材料，即便在那亂糟糟的時候也不能流入外界。雖然在一片“打倒胡喬木”的口號聲中，胡喬木和夫人穀羽被紅衛兵看管起來，胡喬木身邊的工作人員還是撥通了“中央文革小組”和中共中央辦公廳的電話。
“中央文革小組”馬上來了一個穿軍裝的人物，到了胡宅，聲稱：“我們讚成紅衛兵們的運動！”
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也來人，提出：“胡喬木家的文件，可以由‘中央文革’、中辦、紅衛兵三方共同派代表進行封存，然後送交中共中央辦公廳，紅衛兵不得把文件帶走。至於胡家的書、畫冊，紅衛兵要對其中的‘封、資、修’采取革命行動，可以，但是帶走時必須留下收條。”
“中央文革”的代表，不得不同意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的意見。
胡喬木家的文件多，書更多，抄家頗為費時，進行了一夜。
胡喬木很焦急，給汪東興打了幾次電話，一直未打通。
大批的文件，被運往中共中央辦公廳。
紅衛兵們來不及運走那麽多書，就在亂翻一通之後，在書庫門上貼了封條。在書庫中發現了一堆《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樣書，被紅衛兵拿去當“大批判”用的“反麵資料”。
在抄家即將結束之際，紅衛兵節外生枝，要把胡喬木押往北京郵電學院去批鬥。
此事非同小可。工作人員立即打電話給周恩來，匯報這一緊急情況。
周恩來很幹脆地答複：“不能帶走！”
工作人員把電話耳機給紅衛兵聽。周恩來對紅衛兵明確地說道：“為什麽要把胡喬木帶走！不能帶走！你們要他寫檢查。他可以在家裏寫嘛！”
周恩來的話，紅衛兵不能不聽，一番風波平息了。
在“一月革命”的寒風中遊街
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們的“革命行動”，引起了連鎖反應：
中南海的“紅旗革命造反團”來了，興師問罪；
文字改革委員會的“革命造反隊”“毛澤東思想戰鬥隊”“風雷激戰鬥組”也前來造胡喬木的反；
《人民日報》社的“井岡山戰鬥團”“遵義紅旗戰鬥團”“紅衛軍”強烈要求胡喬木去做檢查；
就連聾啞學校的學生，也來要求見胡喬木，要批判他。
胡喬木處於“圍剿”之中。在各路兵馬裏，最為胡攪蠻纏的，要算是離胡喬木家不過咫尺之遙的一所中學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這班娃娃們不知天高地厚，造反精神“十足”，何況就在胡宅跟前。
胡喬木怎麽會被這些“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盯上的呢？
此事說來，真是不可思議：
1966年9月30日，為了表示對於國慶節的慶賀，雖說胡喬木已不能為《人民日報》寫上一篇國慶社論了，倒是仍不失“書生”本色——那天，他拿起筆，在自家外邊的圍牆上，寫起標語來。
正巧，那所中學的兩名中學生走過來，認得他便是大名鼎鼎的胡喬木，就跟他聊了起來。兩名中學生難得有機會跟胡喬木談話。回去後，居然便整理出一份談話記錄，而且稱之為“胡喬木九三□談話記錄”，自然也就成了該校難得的“大批判資料”。
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抄了胡喬木的家，這所中學的紅衛兵馬上“配合作戰”，於12月26日給胡喬木貼了大字報，並要求胡喬木去該校做檢查。此後，幾次三番派人找胡喬木，“盯”得比北京郵電學院的紅衛兵們更緊。
胡喬木這枝筆，抨擊過蔣介石，抨擊過艾奇遜，抨擊過赫魯曉夫，抨擊過尼赫魯，此時此刻，他的筆卻不能不忙於向紅衛兵們寫檢查。就連那所中學的“主義紅衛兵”們要他寫檢查，他也不能不寫。
緊接著，一連串的批鬥開始了：
1967年1月5日下午，胡喬木被文字改革委員會的造反派揪去，做了檢查。
1月9日下午，中國科學院應用地球物理研究所“革命造反司令部”把胡喬木揪去，召開“鬥爭胡喬木大會”。
1月10日，夫人穀羽也遭衝擊，要“留住辦公室兩天，寫檢查”，要家中送去被子，漱洗用具。
1月11日下午，《人民日報》社造反派把胡喬木揪去，要他“低頭認罪”。當夜，胡喬木吃了三回安眠藥，也隻睡著兩小時。
1月12日下午，被揪到北京郵電學院批鬥，至六時半才回家。夜，胡喬木又失眠，精神變得很差。
花樣不斷翻新，批鬥不斷升級。1月17日上午10時多，北京郵電學院紅衛兵們又來到胡宅，把胡喬木押上一輛敞篷大卡車，在凜冽的寒風中，在高音喇叭不斷呼喊“打倒胡喬木”的口號聲中，來了一次遊街批鬥。卡車過西單，過新街口，駛到北京礦業學院門口，再去北京鋼鐵學院、北京郵電學院。然後，整整一下午，在北京郵電學院批鬥胡喬木。接著，又是遊街——這一天，胡喬木算是領教了“一月革命”的滋味兒。
回到家中，胡喬木的鼻孔便不通氣了，感冒頗重。可是，他還得寫交代——按編號，他已給北京郵電學院寫第六份交代了。
翌日，中國科學院“紅旗總部”派人前往北京八寶山，砸了胡喬木父母的墳，甚至把他父母的頭骨從墓中取走！
緊接著，1月19日上午，“全國中等學校首都戰鬥團西城區分團”又來揪胡喬木。在批鬥會上，紅衛兵嫌胡喬木彎腰的“度數”不夠，打了他一拳！批鬥會結束時，他因彎腰過久、“度數”太大，而雙腿麻木，無法走路，隻得由兩個人攙著，才勉強走出會場上了車……
胡喬木哭了！
周恩來的關照使他“免鬥”
北京冒出了“批判胡喬木聯絡總站”。
那是北京郵電學院“東方紅公社”的“批判胡喬木總聯絡站”，聲稱批鬥胡喬木一概要與他們聯係。
然而，前來揪鬥胡喬木的造反派、紅衛兵越來越多，遠非北京郵電學院那個聯絡站所能“承包”：《光明日報》的“長征戰鬥隊”來了；中國文聯的造反派來了；《民間文學》造反派也來了；就連蘇州也來了個“地專機關捍衛毛澤東思想革命造反團”……
2月1日，一個萬人批鬥大會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行。上午8時半，胡喬木就被中國科學院的造反隊揪去，押往那裏。下午1時，大會即將開始。按照那時的慣例，出席者已在那裏念小紅書《毛澤東語錄》了。在一陣陣毛澤東語錄的朗讀聲中，在主席台後麵，一大群“黑幫分子”胸前掛著牌子，排好了隊。胡喬木也在其中，胸前掛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胡喬木”字樣。
大會開始了。按照“程序”，大會發言批判誰，就把哪個“黑幫分子”押入會場。到了下午3點左右，該輪到胡喬木“入場”了。造反派正押著胡喬木往裏走，忽地有人跑過來說：“不鬥胡喬木了，馬上把他送回家！”
胡喬木怎麽忽地“免鬥”了呢？事後才知道，是周恩來打電話到工人體育館，說是不許鬥胡喬木。
周恩來的電話，使胡喬木“免鬥”了一些日子。他在家，忙著寫各種各樣的交待，忙著接待方方麵麵的造反派的提問。他牙痛，還得擠公共汽車去北京醫院看病。
“免鬥”不過20天而已。2月21日，中國科學院八個造反派組織聯合鬥爭張勁夫，非要揪胡喬木陪鬥不可。那天下午，胡喬木乘“噴氣式飛機”——低頭，彎腰，雙臂後舉。有時，造反派還揪他的頭發。會議結束，胡喬木又一次邁不動腿了。被人架上車，抱下車，這才回到家中。
胡喬木腰痛不已，無奈之中，他說了這樣的話：“批鬥會我願參加，隻是變相武鬥能取消就好了！”直到這時，他的話還文縐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