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風雲變幻非牆草！榮辱不驚胡喬木(2)
前幾天，我在政治研究室圖書館中，偶然發現了一本在太行山出版的《抗大五周年紀念刊》，裏麵第一篇就是您寫的紀念抗大三周年的文章。一下子讀完了，真是說不出的高興。因為不但這篇文章言簡意賅，風骨勁拔，使千載以下人讀之，猶覺虎虎有生氣；特別有意義的，還是這篇文章中首次出現了（自然是說在您的文章中，並且以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為限）“三八作風”中的三句話。反動派愈反我們，愈足以表明我們之正確光榮，這個提法似乎也首見於此。此外，這篇文章對目前的青年學生和教育工作者也很有益。全國都要學解放軍，全國的學校都要學抗大，學它的革命性，進步性和艱苦奮鬥而又生動活潑的朝氣。
為此，我要我的秘書把這篇文章抄了一份送給您，請您看看，考慮一下可否收入《毛主席著作選讀》？文中用鉛筆畫的字和符號是我寫的，大部分是為了與全書體例一致，僅供您參考。又，這篇文章曾被編入《毛澤東同誌論教育》一書（35-37頁），但似並未發生多少影響。
敬祝您的健康，並問江青同誌好。
胡喬木
1964年4月23日
這封信表示了他對毛澤東的一貫的尊重，對於毛澤東著作的一貫關心。
這位《人民日報》的“婆婆”，已經許久未對《人民日報》發表指示。在1964年3月，他接連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去函。
3月14日，他要求胡績偉學習3月8日上海《解放日報》的編者按，認為按語“要言不煩，卻很能引人入勝——入馬列主義之勝，很希望《人民日報》能在這些方麵學學《解放日報》和其他辦得好的地方報，使版麵上的革命空氣和理論空氣進一步活躍起來”。
3月16日，他又致函胡績偉。胡喬木寫道：
“在全國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高潮中，相形之下，我們的報紙在宣傳方麵似乎還沒有站到靠前列。”他以為《解放軍報》和《解放日報》辦得不錯。他要求把副刊“由隻是文人的地盤變為工農兵和各行各業幹部的共同地盤”，要“見縫插針地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階級鬥爭、社會主義”。他在1964年12月19日致函文字改革委員會葉籟士、胡愈之，對工作提出尖銳的批評。他說“文改會工作人員一貫忽視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他還批評道：
“繼續讓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空談、空想、主觀、片麵、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占據領導地位，我認為這是非常危險的。”
不言而喻，這是胡喬木得知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批示：“文藝界各協會和它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15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他不能不仿照毛澤東的指示，對文字改革委員會也來了那樣一通批評。
這時他寫的信，已不是“好事之談”，不是“瑣碎的閑話”，而是又在追趕著毛澤東的步伐，雖說他仍在請長期病假之中，雖說此時的毛澤東已陷入晚年“左”的迷誤之中。
寫詩詞使他和毛澤東恢複聯係
病中讀詩吟詞，胡喬木又發詩興，不過，與以往不同，過去他隻寫新詩，這時對舊體詩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64年10月，胡喬木寫了第一首詞《九州歌頭·國慶》：
茫茫大陸，回首幾千冬。人民群眾，稱勤勇，挺神功。竟塵蒙！夜永添寒重。英雄種，自由夢，義竿聳，怒血進。訝途窮。忽震春雷，馬列天涯送。黨結工農。任風驚浪惡，鞭影指長虹。穴虎潭龍，一朝空。
喜江山統，豪情縱；錘鐮動，畫圖宏。多昆仲，九州共；架長風，一帆同。何物幹戈弄，興逆訟，賣親朋，投凶橫，求恩寵，媚音容。不道人間，火炬燃偏猛。處處春濃，試登臨極目，天半戰旗紅，旭日方東。
一發不可收。胡喬木對於填詞一下子入了迷，光是1964年10月便寫了七首。不過，如他自雲，他的詩詞“帶著鮮明的政治印記”。諸如他看了話劇《千萬不要忘記》，便寫了一首《賀新郎·看〈千萬不要忘記〉》：
一幕驚心戲。記尋常親家笑麵，肺肝如是。鏡裏芳春男共女，瞎馬懸崖人醉。回首處鴻飛萬裏。何事畫梁燕雀計，宿蘆塘那礙垂天翅？天下樂，樂無比。
感君彩筆殷勤意，正人間風雲變幻，紛紛未已。蘭蕙當年今何似？漫道豺狼搖尾；君不見烽煙再起？石壁由來穿滴水，忍江山變色從螻蟻？階級在，莫高睡。
胡喬木學寫舊體詩詞，不言而喻，受毛澤東的感染。寫舊體詩詞，使他與毛澤東有了同一愛好，借以溝通，如他所言，“試寫舊體詩詞，坦白地說，是由於一時的風尚”。這“風尚”在毛澤東。
胡喬木把自己最初所寫的16首詞，抄呈毛澤東。果真，毛澤東非常喜歡——雖說當時毛澤東正開始就四清運動的性質等問題，跟劉少奇正麵交鋒，仍忙裏偷閑，為胡喬木改詞。
1964年12月2日，胡喬木給毛澤東寫了這樣一封信—
主席：
詞稿承您看了，改了，並送《詩刊》（現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學》）（注），這對我是極大的鼓勵，非常感激。康生同誌告，你說詞句有些晦澀，我完全同意，並一定努力改進。三首詞結句的修改對我是很大的教育。
因為粗心，稿中有一首漏了一句，有一首少抄了兩個字。幸同時寄呈郭老，他詳細地推敲了，給了我一封長信，除指出以上錯漏外，還提出了修改意見。為了便最後改定，我向人民文學社要了清樣（結果不知怎的寄來了原稿），想根據郭老的指點先作一番修改。有些覺得兩可的，就隻注在上麵，請您選定。有幾處修改要加說明，用紙條貼在稿旁，供您斟酌。此外，我又續寫了三首《水龍吟》，重加排次，使這一組詞相具首尾，補足稿中應說而未說的方麵，請您審閱。這三首我也另寄郭沫若同誌和康生同誌了，請他們把修改的意見直接告訴您。
於您
《沁園春》一首，在此曾給林乎加同誌和陳冰同誌看過，後來又把其中提出的意見同霍士廉、曹祥仁兩同誌說了，得到了他們的完全同意。省委決定對西湖風景區進行改造。《浙江日報》已登了十幾篇讀者來信，要求風景區也要破舊立新，徹底整頓，把蘇小小墓等毒害群眾的東西加以清理。這是你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張，在現在的社會主義革命新高潮中總算有希望實現了（毛澤東批語：這隻是一個開始而已）。所以在此順便報告，並剪附今天的《浙江日報》一紙。此事待有具體結果後再行報告，以便能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有所響應。
敬禮
胡喬木
1964年12月2日
寫詩詞，使久違了的胡喬木，重新與毛澤東恢複了“熱線”聯係：詩詞送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為之修改，退回；胡喬木再改，再送；毛澤東又改，又退；胡喬木又改，又送……就這樣，胡喬木在1964年12月20日、27日、28日，頻頻致函毛澤東。這是自從他請病假以來，從未有過的與毛澤東的頻繁聯係。
寫詩詞還表明，胡喬木頭腦清楚，具備寫作能力，可以返回毛澤東政治秘書的工作崗位。
江青警告：“不許幹擾主席工作”
1965年元旦，對胡喬木是異乎尋常的。
這天，胡喬木並未為《人民日報》寫元旦社論，卻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詞十六首》。更異乎尋常的是，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紅旗》居然也同時發表了《詞十六首》。沉默多時的胡喬木，忽然以詩人的身份，站出來亮相了！顯然，這是胡喬木重返中共政治核心的訊號。胡喬木這樣談及他的《詞十六首》：
“都是在毛澤東同誌的鼓勵和支持下寫出來，經過他再三悉心修改以發表的。我對毛澤東同誌的感激，難以言表，經他改過的句子和單詞，確實像鐵被點化成了金，但是整篇仍然顯出自己在詩藝上的幼稚。”
胡喬木《詞十六首》以“高規格”發表，在全國引起廣泛注意。周振甫兩番詮釋《詞十六首》，王季思教授則對《詞十六首》作了講話。
陳毅於1965年1月20日致函胡喬木——
喬木同誌：
那天在主席處，主席說，喬木詞學草莘，但稍晦澀。主席又說，中國新詩尚未形成，恐怕還要幾十年雲雲。把這消息告訴您，供您參考。您填的詞我是能懂的。我認為舊詩詞可以新用，您的作品便是證明。因此您初次習作，便能入腔上調便是成功，中間有幾首我很喜愛。您多寫便會更趨熟練，以此為祝！大創作是等著您的，更以此為祝！中國新體詩未完全形成，我亦有此感。我也是主張從舊體詩略加改變去作試驗。我寫新詩亦習作舊體，就是想找一個辦法有助於新詩的形成。這想法不壞，但實踐還跟不上。因而看您填詞，便大喜，以為我們是同路中人也，自然您比較嚴守詞格，這是對的。不依規矩不能成方圓，但也有到了大破規矩的時候，便更好些，這看法也是可成立的……
陳毅
1965年1月20日
毛澤東的首肯，廣大讀者的鼓勵，使胡喬木詩興更濃。
他不斷地寫詩詞，每月數首，在1965年又寫出《詩詞二十六首》。
如1965年3月看了影片《奪印》，寫了《梅花引·奪印》一詞：
領袖語，牢記取，百年大計爭基礎。背行囊，帶幹糧，眉飛色舞隊隊下鄉忙。當年八路今重到，共苦同甘群眾靠。萬重山，不為難，不插紅旗定是不回還。
社藏鼠，欺聾瞽，不愛貧農愛地主。話連篇，表三千，偷梁換柱黑網結奸緣。人間自有青霜劍，慧眼何愁形善變？起群雄，滅陰風，還我河山長作主人翁。
他的詩詞，帶有那個時代的明顯的特色，“帶著鮮明的政治印記”。
內中，《采桑子·反“愁”》四首，倒是超脫一些，也就更為雋永些。現錄二首：
誰將愁比東流水？無限波瀾，載得風帆，踴躍奔騰直向前。登天蜀道何須怨？不上高山，突兀顛連，怎見人間足壯觀？
相思未了今生願，萬裏烽煙，怒發衝冠，豈可纏綿效傅蠶？孤芳絕代傷幽穀。待入塵寰，與眾悲歡，始信叢中另有天。
胡喬木不斷地寫詩詞，不斷地朝毛澤東送。他壓根兒也沒有想到，此事竟深深地激怒了“政治新星”江青。
那時，毛澤東對胡喬木的詩詞“終日把玩推敲”，幫他逐句修改。江青極為不悅。正因為這樣，江青後來曾當麵斥責胡喬木道：
“你的詩詞主席費的心血太多，簡直是主席的再創作。以後不許再送詩詞給主席，幹擾他的工作！”
胡喬木的“詩詞熱”，至1965年6月戛然而止。直至1978年3月，他才重新有了寫詩詞的“雅興”——那時江青已成了階下囚了。
江青早已對他不悅
江青對於胡喬木的不悅，自然並不始於此，也並不由於胡喬木的詩詞“幹擾”了毛澤東的工作。平素，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胡喬木總少不了要與江青接觸。他們之間除了“你好”“最近身體好嗎”之類“禮貌用語”之外，別無什麽來往。江青對於胡喬木的不悅，由來已久。筆者手頭有一份“文革”中紅衛兵為了“歌頌”江青而編寫的“大事記”，內中倒是多處點了胡喬木的名，從中多少可以看出江青很早就已不悅於胡喬木。這份“大事記”的全稱是《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同誌與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鬥爭大事記》。反麵材料正麵用，如今也還是有點用處的——
□1949年4月
中央電影局在北京成立，直接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周揚、胡喬木等人把持的中宣部領導，後又歸屬文化部。以江青同誌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堅定不移地認為電影事業同樣必須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
□1950年3月-5月
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經周揚、胡喬木一夥批準，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並在報刊上大肆吹捧。
江青同誌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在中宣部的一次會議上嚴正指出：《清宮秘史》很壞，應該批判。但卻遭到陸定一、周揚、胡喬木等人瘋狂抵製，胡喬木還搬出了他的黑後台：“少奇同誌說的，這是一部愛國主義的影片，不能批判。”從而在政治思想戰線上，扼殺了這場嚴肅的革命大批判運動。
□1950年9月8日
在“電影指導委員會”召開的第三次會上，胡喬木作長篇報告，公然反對以毛澤東思想指導電影藝術的創作，極力反對電影表現毛主席的軍事戰略思想。會上，江青同誌和胡喬木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1950年9月14日
在胡喬木提議下召開討論1951年一般故事片題材計劃的座談會，江青同誌不怕暫時的、表麵的“孤立”，繼續堅持鬥爭，又一次明確提出：“要搞三大戰役，希望明年至少要搞出一個來。”但胡喬木和江青同誌大唱反調，胡說什麽“描寫人民生活的過去和未來，也就是我們的根本題目”等等。
□1951年9月
在中宣部的一次會議上，江青同誌對胡喬木、周揚等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抗拒對《武訓傳》的批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提出尖銳的批評。周揚一夥極為不滿，伺機攻擊江青同誌，到處散布流言蜚語，妄圖反攻倒算。
江青總是把胡喬木視為“周揚一夥”，當然也有曆史上的原因：30年代，當江青（藍蘋）大鬧上海電影界時，胡喬木擔任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周揚則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書記。他們深知當年藍蘋的底細。
不過，自1952年2月江青因病休養，直至1962年，一直“鎖在雲霧中”（內中隻在1954年為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簡論》而露過麵），也就與胡喬木沒有“摩擦”。胡喬木對她敬而遠之，隻在給毛澤東的信中附一筆“問江青同誌好”而已。
然而，隨著江青權勢的不斷膨脹，隨著“文革”的日益逼近，她“討伐”胡喬木也就提上日程了。
本來，胡喬木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文革”原來不會“革”到他頭上的。他被劃入“另冊”，大體上有幾樁原因：
第一，毛澤東抨擊中宣部是“閻王殿”，而他一直擔任中宣部副部長；
第二，那樁影片《清宮秘史》公案；
第三，那樁《海瑞罷官》公案。
《海瑞罷官》的“黑後台”
眾所周知，“文革”的序幕，是由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宏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而揭開的。
細細追究起來，最初鼓勵吳晗寫海瑞、歌頌“海瑞精神”的，竟是胡喬木！
對於這一點，吳晗本人說得非常清楚。郭星華曾回憶在1966年3月和吳晗的談話：
“有一次，當我們談起寫《海瑞罷官》這一劇時，吳晗同誌對我說：‘寫海瑞是喬木同誌約我寫的，說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應該寫。’”
《海瑞罷官》成了“文革”的導火線；約吳晗寫海瑞，也就成了胡喬木倒台的導火線。其實，號召向海瑞學習、提倡海瑞精神的，是毛澤東。1959年4月，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期間，毛澤東觀看了湘劇《生死牌》，劇中有著“南包公”美名的海瑞上場，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毛澤東囑坐在身邊的秘書田家英去借《明史》，他說：“我想看一看《海瑞傳》。”4月3日晚，毛澤東細讀《海瑞傳》，極有興味。翌日上午，毛澤東在大會上談起了海瑞的故事。毛澤東說：“盡管海瑞罵了皇帝，但是他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我們應當提倡海瑞這樣一片忠誠而又剛直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向來很注意宣傳毛澤東思想的胡喬木，聽了毛澤東的這番話，就覺得應該寫一篇《海瑞罵皇帝》，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以便全黨、全民都從中領會毛澤東對海瑞的評價和推崇。找誰寫呢？他想起了明史專家吳晗。於是，向吳晗傳達了毛澤東講話的精神。
吳晗對明史爛熟，又是快筆頭，迅即揮就《海瑞罵皇帝》一文。《人民日報》於1959年6月16日刊出此文，署名“劉勉之”——吳晗的筆名。
此後，毛澤東又多次提倡海瑞精神。他勸周恩來也看看《明史·海瑞傳》，並對周恩來說：“我們又不打擊又不報複，為什麽不敢大膽批評，不向別人提意見？明明看到不正確的，也不批評鬥爭，這是庸俗。不打不相識嘛！”
於是，吳晗又寫出《論海瑞》一文。隻是稿子送到時，胡喬木上廬山了。
在廬山上，麵對彭德懷、張聞天等尖銳的正確意見，毛澤東不僅聽不進去，而且發動了反擊，把他們打成“反黨集團”。這時，毛澤東雖說近乎“葉公好龍”，但仍在提倡海瑞精神，隻是忽地又把海瑞分為“左派海瑞”“右派海瑞”兩類。
毛澤東是這樣說的：
“我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歡海瑞。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說的不聽。我是偏聽偏信。隻聽一方麵的。海瑞曆來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歡迎。現在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批評缺點，是對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毛澤東把海瑞分為“左派海瑞”“右派海瑞”，是非常牽強的。不過，他所說的“我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歡海瑞”，倒是實話，他確實處於這樣矛盾的心理之中。
胡喬木下山後，讀了吳晗的《論海瑞》，向他轉告了毛澤東關於海瑞的最新論述。於是，吳晗在文末，添了一段“蛇足”一般的話：
“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對派’，但是，他們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麵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業——社會主義事業方麵，不去反對壞人壞事，卻專門反對好人好事，說這個搞早了，搞快了，那個搞糟了，過火了，這個過直了，那個弄偏了，人有缺點，那個有毛病，太陽裏邊找黑子，十個指頭裏專找那一個有點毛病的，盡量誇大，不及其餘，在人民群眾頭上潑冷水，泄人民群眾的氣。這樣的人，專門反對好人好事的人，反對人民事業的人，反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人，不但和曆史上的海瑞毫無共同之點，而且恰好和當年海瑞所反對而又反對海瑞的大地主階級代表們的嘴臉一模一樣。廣大人民一定要把這種人揪出來，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聲，不許假冒！讓人民群眾看清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本來麵目，根本不是什麽海瑞！”
《論海瑞》一文加上了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尾巴”，也就在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
此後，吳晗“再接再厲”，寫出了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
吳晗萬萬沒有想到，江青視《海瑞罷官》為眼中釘。她和張春橋、姚文元密謀，炮製了那篇“大批判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
在那年月，什麽事情都講究“揪黑後台”。胡喬木自然也就成了《海瑞罷官》這“大毒草”的“黑後台”，於是乎在劫難逃了！
和毛澤東的最後一次談話
1966年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名義印發了《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文革”緊鑼密鼓聲，震撼著華夏大地。
這時，胡喬木在杭州療養。毛澤東也正在杭州：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為發動“文革”做準備。
也就在這時，一班“筆杆子”聚集在上海錦江飯店後樓，忙於起草《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名義上由陳伯達、康生、江青主持。由於陳、康要在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起草工作實際上由江青主持。“秀才”張春橋、吳冷西、王力、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陳亞丁等為起草小組成員——再也沒有胡喬木的份。
最為忙碌的要算江青的心腹張春橋了。《通知》每改一稿，張春橋便派人直送杭州毛澤東。毛澤東作了修改，又派人直送上海張春橋。隨著《五一六通知》的下達，“文革”正式揭幕了，中國大地卷起了大字報狂潮。
就在毛澤東如此忙碌的時刻，胡喬木求見毛澤東。因為胡喬木已經接到通知，要他回北京，參加“運動”。他預感著不祥。知道毛澤東也在杭州，希望見一次，談談心裏話。
往昔，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胡喬木見毛澤東是很容易的。隻消打個電話，寫張條子，就能見到。如今不比往昔。胡喬木求見，不知什麽原因，遲遲未見答複。
不予答複，也許意味著毛澤東不願見他。於是，胡喬木打點行裝，與夫人穀羽以及秘書、警衛坐一輛小轎車，悵然離開杭州，前往上海，計劃由上海回北京。
轎車剛剛抵達上海，忽地從杭州打來電話，說是毛澤東要接見胡喬木。
急匆匆，轎車掉頭，又從上海重返杭州。
見麵時胡喬木思路全亂了，原來要向毛澤東訴說的一些話，都沒有說出來。
為此，我要我的秘書把這篇文章抄了一份送給您，請您看看，考慮一下可否收入《毛主席著作選讀》？文中用鉛筆畫的字和符號是我寫的，大部分是為了與全書體例一致，僅供您參考。又，這篇文章曾被編入《毛澤東同誌論教育》一書（35-37頁），但似並未發生多少影響。
敬祝您的健康，並問江青同誌好。
胡喬木
1964年4月23日
這封信表示了他對毛澤東的一貫的尊重，對於毛澤東著作的一貫關心。
這位《人民日報》的“婆婆”，已經許久未對《人民日報》發表指示。在1964年3月，他接連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去函。
3月14日，他要求胡績偉學習3月8日上海《解放日報》的編者按，認為按語“要言不煩，卻很能引人入勝——入馬列主義之勝，很希望《人民日報》能在這些方麵學學《解放日報》和其他辦得好的地方報，使版麵上的革命空氣和理論空氣進一步活躍起來”。
3月16日，他又致函胡績偉。胡喬木寫道：
“在全國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高潮中，相形之下，我們的報紙在宣傳方麵似乎還沒有站到靠前列。”他以為《解放軍報》和《解放日報》辦得不錯。他要求把副刊“由隻是文人的地盤變為工農兵和各行各業幹部的共同地盤”，要“見縫插針地宣傳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階級鬥爭、社會主義”。他在1964年12月19日致函文字改革委員會葉籟士、胡愈之，對工作提出尖銳的批評。他說“文改會工作人員一貫忽視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他還批評道：
“繼續讓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空談、空想、主觀、片麵、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占據領導地位，我認為這是非常危險的。”
不言而喻，這是胡喬木得知1964年6月27日毛澤東批示：“文藝界各協會和它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15年來，基本上不執行黨的政策。”他不能不仿照毛澤東的指示，對文字改革委員會也來了那樣一通批評。
這時他寫的信，已不是“好事之談”，不是“瑣碎的閑話”，而是又在追趕著毛澤東的步伐，雖說他仍在請長期病假之中，雖說此時的毛澤東已陷入晚年“左”的迷誤之中。
寫詩詞使他和毛澤東恢複聯係
病中讀詩吟詞，胡喬木又發詩興，不過，與以往不同，過去他隻寫新詩，這時對舊體詩詞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64年10月，胡喬木寫了第一首詞《九州歌頭·國慶》：
茫茫大陸，回首幾千冬。人民群眾，稱勤勇，挺神功。竟塵蒙！夜永添寒重。英雄種，自由夢，義竿聳，怒血進。訝途窮。忽震春雷，馬列天涯送。黨結工農。任風驚浪惡，鞭影指長虹。穴虎潭龍，一朝空。
喜江山統，豪情縱；錘鐮動，畫圖宏。多昆仲，九州共；架長風，一帆同。何物幹戈弄，興逆訟，賣親朋，投凶橫，求恩寵，媚音容。不道人間，火炬燃偏猛。處處春濃，試登臨極目，天半戰旗紅，旭日方東。
一發不可收。胡喬木對於填詞一下子入了迷，光是1964年10月便寫了七首。不過，如他自雲，他的詩詞“帶著鮮明的政治印記”。諸如他看了話劇《千萬不要忘記》，便寫了一首《賀新郎·看〈千萬不要忘記〉》：
一幕驚心戲。記尋常親家笑麵，肺肝如是。鏡裏芳春男共女，瞎馬懸崖人醉。回首處鴻飛萬裏。何事畫梁燕雀計，宿蘆塘那礙垂天翅？天下樂，樂無比。
感君彩筆殷勤意，正人間風雲變幻，紛紛未已。蘭蕙當年今何似？漫道豺狼搖尾；君不見烽煙再起？石壁由來穿滴水，忍江山變色從螻蟻？階級在，莫高睡。
胡喬木學寫舊體詩詞，不言而喻，受毛澤東的感染。寫舊體詩詞，使他與毛澤東有了同一愛好，借以溝通，如他所言，“試寫舊體詩詞，坦白地說，是由於一時的風尚”。這“風尚”在毛澤東。
胡喬木把自己最初所寫的16首詞，抄呈毛澤東。果真，毛澤東非常喜歡——雖說當時毛澤東正開始就四清運動的性質等問題，跟劉少奇正麵交鋒，仍忙裏偷閑，為胡喬木改詞。
1964年12月2日，胡喬木給毛澤東寫了這樣一封信—
主席：
詞稿承您看了，改了，並送《詩刊》（現因停刊改送《人民文學》）（注），這對我是極大的鼓勵，非常感激。康生同誌告，你說詞句有些晦澀，我完全同意，並一定努力改進。三首詞結句的修改對我是很大的教育。
因為粗心，稿中有一首漏了一句，有一首少抄了兩個字。幸同時寄呈郭老，他詳細地推敲了，給了我一封長信，除指出以上錯漏外，還提出了修改意見。為了便最後改定，我向人民文學社要了清樣（結果不知怎的寄來了原稿），想根據郭老的指點先作一番修改。有些覺得兩可的，就隻注在上麵，請您選定。有幾處修改要加說明，用紙條貼在稿旁，供您斟酌。此外，我又續寫了三首《水龍吟》，重加排次，使這一組詞相具首尾，補足稿中應說而未說的方麵，請您審閱。這三首我也另寄郭沫若同誌和康生同誌了，請他們把修改的意見直接告訴您。
於您
《沁園春》一首，在此曾給林乎加同誌和陳冰同誌看過，後來又把其中提出的意見同霍士廉、曹祥仁兩同誌說了，得到了他們的完全同意。省委決定對西湖風景區進行改造。《浙江日報》已登了十幾篇讀者來信，要求風景區也要破舊立新，徹底整頓，把蘇小小墓等毒害群眾的東西加以清理。這是你多年以前就提出的主張，在現在的社會主義革命新高潮中總算有希望實現了（毛澤東批語：這隻是一個開始而已）。所以在此順便報告，並剪附今天的《浙江日報》一紙。此事待有具體結果後再行報告，以便能在北京和其他地方有所響應。
敬禮
胡喬木
1964年12月2日
寫詩詞，使久違了的胡喬木，重新與毛澤東恢複了“熱線”聯係：詩詞送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為之修改，退回；胡喬木再改，再送；毛澤東又改，又退；胡喬木又改，又送……就這樣，胡喬木在1964年12月20日、27日、28日，頻頻致函毛澤東。這是自從他請病假以來，從未有過的與毛澤東的頻繁聯係。
寫詩詞還表明，胡喬木頭腦清楚，具備寫作能力，可以返回毛澤東政治秘書的工作崗位。
江青警告：“不許幹擾主席工作”
1965年元旦，對胡喬木是異乎尋常的。
這天，胡喬木並未為《人民日報》寫元旦社論，卻在《人民日報》上發表《詞十六首》。更異乎尋常的是，中共中央的理論刊物《紅旗》居然也同時發表了《詞十六首》。沉默多時的胡喬木，忽然以詩人的身份，站出來亮相了！顯然，這是胡喬木重返中共政治核心的訊號。胡喬木這樣談及他的《詞十六首》：
“都是在毛澤東同誌的鼓勵和支持下寫出來，經過他再三悉心修改以發表的。我對毛澤東同誌的感激，難以言表，經他改過的句子和單詞，確實像鐵被點化成了金，但是整篇仍然顯出自己在詩藝上的幼稚。”
胡喬木《詞十六首》以“高規格”發表，在全國引起廣泛注意。周振甫兩番詮釋《詞十六首》，王季思教授則對《詞十六首》作了講話。
陳毅於1965年1月20日致函胡喬木——
喬木同誌：
那天在主席處，主席說，喬木詞學草莘，但稍晦澀。主席又說，中國新詩尚未形成，恐怕還要幾十年雲雲。把這消息告訴您，供您參考。您填的詞我是能懂的。我認為舊詩詞可以新用，您的作品便是證明。因此您初次習作，便能入腔上調便是成功，中間有幾首我很喜愛。您多寫便會更趨熟練，以此為祝！大創作是等著您的，更以此為祝！中國新體詩未完全形成，我亦有此感。我也是主張從舊體詩略加改變去作試驗。我寫新詩亦習作舊體，就是想找一個辦法有助於新詩的形成。這想法不壞，但實踐還跟不上。因而看您填詞，便大喜，以為我們是同路中人也，自然您比較嚴守詞格，這是對的。不依規矩不能成方圓，但也有到了大破規矩的時候，便更好些，這看法也是可成立的……
陳毅
1965年1月20日
毛澤東的首肯，廣大讀者的鼓勵，使胡喬木詩興更濃。
他不斷地寫詩詞，每月數首，在1965年又寫出《詩詞二十六首》。
如1965年3月看了影片《奪印》，寫了《梅花引·奪印》一詞：
領袖語，牢記取，百年大計爭基礎。背行囊，帶幹糧，眉飛色舞隊隊下鄉忙。當年八路今重到，共苦同甘群眾靠。萬重山，不為難，不插紅旗定是不回還。
社藏鼠，欺聾瞽，不愛貧農愛地主。話連篇，表三千，偷梁換柱黑網結奸緣。人間自有青霜劍，慧眼何愁形善變？起群雄，滅陰風，還我河山長作主人翁。
他的詩詞，帶有那個時代的明顯的特色，“帶著鮮明的政治印記”。
內中，《采桑子·反“愁”》四首，倒是超脫一些，也就更為雋永些。現錄二首：
誰將愁比東流水？無限波瀾，載得風帆，踴躍奔騰直向前。登天蜀道何須怨？不上高山，突兀顛連，怎見人間足壯觀？
相思未了今生願，萬裏烽煙，怒發衝冠，豈可纏綿效傅蠶？孤芳絕代傷幽穀。待入塵寰，與眾悲歡，始信叢中另有天。
胡喬木不斷地寫詩詞，不斷地朝毛澤東送。他壓根兒也沒有想到，此事竟深深地激怒了“政治新星”江青。
那時，毛澤東對胡喬木的詩詞“終日把玩推敲”，幫他逐句修改。江青極為不悅。正因為這樣，江青後來曾當麵斥責胡喬木道：
“你的詩詞主席費的心血太多，簡直是主席的再創作。以後不許再送詩詞給主席，幹擾他的工作！”
胡喬木的“詩詞熱”，至1965年6月戛然而止。直至1978年3月，他才重新有了寫詩詞的“雅興”——那時江青已成了階下囚了。
江青早已對他不悅
江青對於胡喬木的不悅，自然並不始於此，也並不由於胡喬木的詩詞“幹擾”了毛澤東的工作。平素，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胡喬木總少不了要與江青接觸。他們之間除了“你好”“最近身體好嗎”之類“禮貌用語”之外，別無什麽來往。江青對於胡喬木的不悅，由來已久。筆者手頭有一份“文革”中紅衛兵為了“歌頌”江青而編寫的“大事記”，內中倒是多處點了胡喬木的名，從中多少可以看出江青很早就已不悅於胡喬木。這份“大事記”的全稱是《文化革命的偉大旗手——江青同誌與反革命修正主義文藝黑線鬥爭大事記》。反麵材料正麵用，如今也還是有點用處的——
□1949年4月
中央電影局在北京成立，直接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周揚、胡喬木等人把持的中宣部領導，後又歸屬文化部。以江青同誌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堅定不移地認為電影事業同樣必須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
□1950年3月-5月
反動影片《清宮秘史》經周揚、胡喬木一夥批準，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並在報刊上大肆吹捧。
江青同誌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在中宣部的一次會議上嚴正指出：《清宮秘史》很壞，應該批判。但卻遭到陸定一、周揚、胡喬木等人瘋狂抵製，胡喬木還搬出了他的黑後台：“少奇同誌說的，這是一部愛國主義的影片，不能批判。”從而在政治思想戰線上，扼殺了這場嚴肅的革命大批判運動。
□1950年9月8日
在“電影指導委員會”召開的第三次會上，胡喬木作長篇報告，公然反對以毛澤東思想指導電影藝術的創作，極力反對電影表現毛主席的軍事戰略思想。會上，江青同誌和胡喬木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1950年9月14日
在胡喬木提議下召開討論1951年一般故事片題材計劃的座談會，江青同誌不怕暫時的、表麵的“孤立”，繼續堅持鬥爭，又一次明確提出：“要搞三大戰役，希望明年至少要搞出一個來。”但胡喬木和江青同誌大唱反調，胡說什麽“描寫人民生活的過去和未來，也就是我們的根本題目”等等。
□1951年9月
在中宣部的一次會議上，江青同誌對胡喬木、周揚等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立場、抗拒對《武訓傳》的批判，進行了堅決的鬥爭，提出尖銳的批評。周揚一夥極為不滿，伺機攻擊江青同誌，到處散布流言蜚語，妄圖反攻倒算。
江青總是把胡喬木視為“周揚一夥”，當然也有曆史上的原因：30年代，當江青（藍蘋）大鬧上海電影界時，胡喬木擔任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周揚則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書記。他們深知當年藍蘋的底細。
不過，自1952年2月江青因病休養，直至1962年，一直“鎖在雲霧中”（內中隻在1954年為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簡論》而露過麵），也就與胡喬木沒有“摩擦”。胡喬木對她敬而遠之，隻在給毛澤東的信中附一筆“問江青同誌好”而已。
然而，隨著江青權勢的不斷膨脹，隨著“文革”的日益逼近，她“討伐”胡喬木也就提上日程了。
本來，胡喬木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文革”原來不會“革”到他頭上的。他被劃入“另冊”，大體上有幾樁原因：
第一，毛澤東抨擊中宣部是“閻王殿”，而他一直擔任中宣部副部長；
第二，那樁影片《清宮秘史》公案；
第三，那樁《海瑞罷官》公案。
《海瑞罷官》的“黑後台”
眾所周知，“文革”的序幕，是由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宏文”《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而揭開的。
細細追究起來，最初鼓勵吳晗寫海瑞、歌頌“海瑞精神”的，竟是胡喬木！
對於這一點，吳晗本人說得非常清楚。郭星華曾回憶在1966年3月和吳晗的談話：
“有一次，當我們談起寫《海瑞罷官》這一劇時，吳晗同誌對我說：‘寫海瑞是喬木同誌約我寫的，說毛主席提倡海瑞精神，我是研究明史的，應該寫。’”
《海瑞罷官》成了“文革”的導火線；約吳晗寫海瑞，也就成了胡喬木倒台的導火線。其實，號召向海瑞學習、提倡海瑞精神的，是毛澤東。1959年4月，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召開期間，毛澤東觀看了湘劇《生死牌》，劇中有著“南包公”美名的海瑞上場，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毛澤東囑坐在身邊的秘書田家英去借《明史》，他說：“我想看一看《海瑞傳》。”4月3日晚，毛澤東細讀《海瑞傳》，極有興味。翌日上午，毛澤東在大會上談起了海瑞的故事。毛澤東說：“盡管海瑞罵了皇帝，但是他對皇帝還是忠心耿耿的。我們應當提倡海瑞這樣一片忠誠而又剛直不阿、直言敢諫的精神。”向來很注意宣傳毛澤東思想的胡喬木，聽了毛澤東的這番話，就覺得應該寫一篇《海瑞罵皇帝》，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以便全黨、全民都從中領會毛澤東對海瑞的評價和推崇。找誰寫呢？他想起了明史專家吳晗。於是，向吳晗傳達了毛澤東講話的精神。
吳晗對明史爛熟，又是快筆頭，迅即揮就《海瑞罵皇帝》一文。《人民日報》於1959年6月16日刊出此文，署名“劉勉之”——吳晗的筆名。
此後，毛澤東又多次提倡海瑞精神。他勸周恩來也看看《明史·海瑞傳》，並對周恩來說：“我們又不打擊又不報複，為什麽不敢大膽批評，不向別人提意見？明明看到不正確的，也不批評鬥爭，這是庸俗。不打不相識嘛！”
於是，吳晗又寫出《論海瑞》一文。隻是稿子送到時，胡喬木上廬山了。
在廬山上，麵對彭德懷、張聞天等尖銳的正確意見，毛澤東不僅聽不進去，而且發動了反擊，把他們打成“反黨集團”。這時，毛澤東雖說近乎“葉公好龍”，但仍在提倡海瑞精神，隻是忽地又把海瑞分為“左派海瑞”“右派海瑞”兩類。
毛澤東是這樣說的：
“我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歡海瑞。有一半是真的，右派海瑞說的不聽。我是偏聽偏信。隻聽一方麵的。海瑞曆來是左派，左派海瑞我歡迎。現在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批評缺點，是對的，我支持左派海瑞！”
毛澤東把海瑞分為“左派海瑞”“右派海瑞”，是非常牽強的。不過，他所說的“我又提倡海瑞，又不喜歡海瑞”，倒是實話，他確實處於這樣矛盾的心理之中。
胡喬木下山後，讀了吳晗的《論海瑞》，向他轉告了毛澤東關於海瑞的最新論述。於是，吳晗在文末，添了一段“蛇足”一般的話：
“有些人自命海瑞，自封‘反對派’，但是，他們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麵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業——社會主義事業方麵，不去反對壞人壞事，卻專門反對好人好事，說這個搞早了，搞快了，那個搞糟了，過火了，這個過直了，那個弄偏了，人有缺點，那個有毛病，太陽裏邊找黑子，十個指頭裏專找那一個有點毛病的，盡量誇大，不及其餘，在人民群眾頭上潑冷水，泄人民群眾的氣。這樣的人，專門反對好人好事的人，反對人民事業的人，反對社會主義事業的人，不但和曆史上的海瑞毫無共同之點，而且恰好和當年海瑞所反對而又反對海瑞的大地主階級代表們的嘴臉一模一樣。廣大人民一定要把這種人揪出來，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聲，不許假冒！讓人民群眾看清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本來麵目，根本不是什麽海瑞！”
《論海瑞》一文加上了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的“尾巴”，也就在1959年9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
此後，吳晗“再接再厲”，寫出了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
吳晗萬萬沒有想到，江青視《海瑞罷官》為眼中釘。她和張春橋、姚文元密謀，炮製了那篇“大批判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
在那年月，什麽事情都講究“揪黑後台”。胡喬木自然也就成了《海瑞罷官》這“大毒草”的“黑後台”，於是乎在劫難逃了！
和毛澤東的最後一次談話
1966年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名義印發了《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文革”緊鑼密鼓聲，震撼著華夏大地。
這時，胡喬木在杭州療養。毛澤東也正在杭州：1966年4月16日至26日，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為發動“文革”做準備。
也就在這時，一班“筆杆子”聚集在上海錦江飯店後樓，忙於起草《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名義上由陳伯達、康生、江青主持。由於陳、康要在杭州出席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起草工作實際上由江青主持。“秀才”張春橋、吳冷西、王力、關鋒、戚本禹、尹達、穆欣、陳亞丁等為起草小組成員——再也沒有胡喬木的份。
最為忙碌的要算江青的心腹張春橋了。《通知》每改一稿，張春橋便派人直送杭州毛澤東。毛澤東作了修改，又派人直送上海張春橋。隨著《五一六通知》的下達，“文革”正式揭幕了，中國大地卷起了大字報狂潮。
就在毛澤東如此忙碌的時刻，胡喬木求見毛澤東。因為胡喬木已經接到通知，要他回北京，參加“運動”。他預感著不祥。知道毛澤東也在杭州，希望見一次，談談心裏話。
往昔，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胡喬木見毛澤東是很容易的。隻消打個電話，寫張條子，就能見到。如今不比往昔。胡喬木求見，不知什麽原因，遲遲未見答複。
不予答複，也許意味著毛澤東不願見他。於是，胡喬木打點行裝，與夫人穀羽以及秘書、警衛坐一輛小轎車，悵然離開杭州，前往上海，計劃由上海回北京。
轎車剛剛抵達上海，忽地從杭州打來電話，說是毛澤東要接見胡喬木。
急匆匆，轎車掉頭，又從上海重返杭州。
見麵時胡喬木思路全亂了，原來要向毛澤東訴說的一些話，都沒有說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