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風雲變幻非牆草！榮辱不驚胡喬木(1)
第一節 寒暑不為風雲變黯然遷出中南海
毛澤東發話了。他說他“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他在廬山上，已經“頂了二十天”。胡喬木不斷地寫詩詞，不斷地朝毛澤東送。他壓根兒也沒有想到，此事竟深深地激怒了“政治新星”江青。
在廬山會議上大力糾左
在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之後，毛澤東過分發熱的頭腦，稍稍冷卻一些。他幾度表揚陳雲。除了“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中”之外，還說過“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之類的話，這“良將”“賢妻”指的也是陳雲。毛澤東開始采取一些防左措施。毛澤東甚至要陳雲全麵負責經濟工作，說“陳雲當總指揮好”。
1959年6月20日，毛澤東寫給胡喬木及《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的信，也反映出毛澤東的頭腦冷靜了些。那是毛澤東從新華社編印的第2801期《內部參考》上，讀到了廣東東江流域暴雨成災的消息之後，寫了一信：
喬木、冷西同誌：
廣東大雨要如實公開報道。全國災情，照樣公開報道，喚起人民全力抗爭。一點也不要隱瞞。政府救濟，人民生產自救，要大力報道提倡。工業方麵重大事故災害，也要報道，講究對策。此件閱後退回。
毛澤東
六月二十日下午四時
正是在這種“冷卻”的氣氛中，從7月2日起，在“清涼世界”廬山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自8月2日起至8月16日則為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史稱“廬山會議”。陳雲和鄧小平由於健康原因未出席會議。
會議最初的議題是繼續糾“左”。如毛澤東所言：“不要做熱鍋上的螞蟻，要做冷鍋上的螞蟻。”
據李銳回憶，他和胡喬木、田家英同車從北京前往武漢，再轉船到九江。李銳是毛澤東當時的兼職秘書，他說：
“在火車上，我同胡喬木、田家英有過閑談，對五八年的‘大躍進’，都基本上持否定態度。”
毛澤東一路上興致頗好，詩興大發，寫了《到韶山》《登廬山》兩首詩，抄給胡喬木、周小舟，迅即在山上傳開。這麽一來，使會議的氣氛更為寬鬆。
胡喬木在跟李銳、田家英、吳冷西的閑談中，說出了自己去年未把陳雲意見轉告毛澤東的原委：
“當時不匯報，是為了保護陳雲，否則上海會議時，陳雲也恢複不了名譽。”
胡喬木對於毛澤東關於“經濟發展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絕對的”論斷，也表示懷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見解。
上山之初，毛澤東提出19個問題，供會議討論。他還指定七人起草會議紀要，即胡喬木、譚震林、曾希聖、周小舟、田家英、吳冷西、李銳，以胡喬木為組長。
於是，胡喬木分12個專題，由組員們分頭去寫。他自己寫“形勢和任務”這一總綱式的專題。不久，寫出了《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草稿）》。
這份《議定記錄（草稿）》，於7月14日印發後，便招來一些意見，認為對“大躍進”的“成績講得不夠”而“缺點寫得很具體”。尤其是對胡喬木寫的“形勢和任務”那一節，意見頗多。
不得已，7月19日，胡喬木在會上作了發言，進行了申辯：
“不要一提出問題，好像就在懷疑成績，是在把缺點誇大了。缺點不應該誇大，也不應該縮小。但是，在現在的會議上，各人所見有些參差不齊，也不必緊張。總之，隻要是問題存在的，就要加以正視、研究發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應該有什麽說什麽，不要戴帽子。如果說錯了，講清楚改過來就行了。我們討論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早日實現光明的前途，這一點大家是一致的。說虛誇已完全過去了，我不能同意。”
屈指算來，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已工作了18個年頭，上廬山之後也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然而，就連他也未曾料到，毛澤東在廬山上來了個急轉彎：從糾“左”急轉為反右傾！
還算好，胡喬木工作在毛澤東身邊，消息極為靈通。就在他作了那番申辯之後的第三天，他得知廬山上的風向要轉了。7月21日早上，他給張聞天掛電話，關照他“少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煉鋼和得不償失的問題”。然而，張聞天不顧胡喬木這一重要提醒，仍然作了批“左”的長達三小時的發言……
終於擺脫政治危機
1959年7月23日上午，成為廬山會議的轉折點。
毛澤東發話了。他說他“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他在廬山上，已經“頂了二十天”。
毛澤東警告一些人：
“他們重複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誌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
毛澤東這次講話，一下子把會議從反“左”，轉到了反右傾上麵去了。
首當其衝的是“主帥”彭德懷，因為彭德懷在7月14日寫了一封三千來字的信給毛澤東，指出：“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
其次則是張聞天，被稱之為“副帥”，因為他那三小時的發言尖銳地批“左”。
此外，還有黃克誠、周小舟，也被列入“反黨集團”。
毛澤東的幾位秘書，此時也處境艱難：
李銳積極批“左”。毛澤東說，“李銳這次也是右派。”於是，在劫難逃了。
陳伯達曾稱讚過彭德懷的信，此時馬上“反戈一擊”，算是滑了過去。
田家英處境危險。他曾尖銳地批評了毛澤東的“左”的言行，差一點被劃入“右派”。
胡喬木呢，也頗為不妙。且不說他負責起草的《議定記錄》已經遭到非難，連他在上山途中說過的“五八年大躍進出了軌，翻了車”也被人揭發出來。所幸揭發者說此話是李銳講的（其實是李銳轉述胡喬木的話），而李銳不願牽連胡喬木，自己承當了！
胡喬木得以過“關”，還在於毛澤東平日對胡喬木的印象還不錯。李銳曾如此回憶：“有天劉瀾波告訴我，柯慶施向他說，主席跟柯談到對喬木的觀感，說喬木跟他一二十年，總還是一介書生。”
“這使我想起五八年4月廣州會議時，主席談到要善於聽不同意見和反麵意見時說的話：我們身邊有個胡喬木，最能頂人，有時把你頂到牆上，頂得要死。”毛澤東對於胡喬木“一介書生”的評價，大體上是頗為準確的。胡喬木一直難改濃厚的書生意氣。至於最能頂人，表明他也並非一貫唯唯諾諾，一旦發表不同意見，夠尖銳的。好在毛澤東對胡喬木畢竟還是很信任的，而胡喬木平素也小心謹慎，“頂人”並不多。會議“反右傾”，日漸進入高潮。會上，特別是揭發了彭德懷、張聞天、李銳等所說毛澤東像“斯大林晚年”，一下子掀起批判高潮。8月10日下午在批判彭德懷的會議上，胡喬木抓住這一“謬論”，發揮了他寫社論的特長，富有邏輯地從六個方麵進行批駁，指出毛澤東與“斯大林晚年”的不同：
一、斯大林晚年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毛澤東有哪一點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創造的又是誰創造的？如果不密切聯係、徹底依靠、放手發動群眾，怎麽會出現去年的大躍進、公社化運動？
二、斯大林晚年在黨內是不講民主的或者很不講民主的，連中央全會都不召開。而我們卻不但經常開全會，而且經常開擴大的全會，這次會議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書記起草的，很多意見都是大家議出來的。毛主席十分重視黨內民主、尊重同誌們的意見，怎麽能說和斯大林的晚年相同？
三、斯大林晚年提倡個人迷信，毛主席在這個方麵也同他相反。七屆二中全會就作出決定，不許祝壽，不許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據毛主席的意見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為美術家的作品可以在美術館陳列外，一律不許在公共場所陳列。
四、斯大林在肅反問題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常把黨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同敵我矛盾混淆起來，以至在黨內有許多中央委員、高級將領等被錯誤地殺害了。難道毛主席曾經殺過一個中央委員、一個將軍、一個黨代會的代表嗎？毛主席對黨內鬥爭的原則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是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因為這樣，許多犯過錯誤的同誌至今仍然在黨中央團結一致地工作。
五、斯大林晚年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停滯的傾向。在斯大林時期，蘇聯農業30年沒有超過沙皇時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認對立麵的統一，否認否定之否定，實際是丟了辯證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簡直可說是辯證法的化身。他雖已六十幾歲，精神比許多青年人都年輕飽滿，真正是生動活潑，一往無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同他對辯證法的深刻了解分不開的，是同他始終充滿朝氣的精神狀態分不開的。
六、斯大林晚年對外犯過大國主義的錯誤。毛主席對別的國家一向很尊重，朝鮮問題就是一個好例子，對越南、蒙古的關係也是這樣。對蘇聯的有些問題，我們也提出意見，但是並沒有妨礙兩國的團結。革命過程中總會有些缺點和錯誤，問題是我們發現得快、糾正得快。
在作了以上六個方麵的分析之後，胡喬木引用了恩格斯的名作《論權威》，說明黨需要領導者個人的威信，亦即權威，這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必須保衛，決不能破壞。盡管胡喬木對於反右傾並不讚同，但他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不能不在政治上維護毛澤東。這番長篇發言，是胡喬木的公開表態，意味著他要從被動轉為主動。胡喬木這一篇發言，毛澤東聽了頗為滿意。翌日，毛澤東在大會上作長篇講話，內中不指名地提及胡喬木：
“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想把秀才們挖去，不要妄想，是我們的人。”
“俱樂部”，指的是以彭德懷為首的所謂“軍事俱樂部”（反黨集團的代稱）。“秀才們”包括胡喬木、田家英，也包括陳伯達。
這麽一來，胡喬木解脫了！
胡喬木擔任毛澤東秘書18年以來，一直緊跟毛澤東，平平穩穩。雖說不久前毛澤東就陳雲一事批評了他一回，不算太嚴重。這一回在廬山上，可謂驚心動魄，胡喬木差一點進入“俱樂部”——倘若那句“五八年大躍進出了軌，翻了車”，傳入毛澤東的耳朵，知道是他說的話，那就麻煩了。
他還算“機警”，知道風向不對，馬上作了那麽一篇發言，度過了政治危機……
不過，從此之後，他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潛在的裂痕。這裂痕，他知，毛澤東知，表麵上卻仿佛一切如常。
依然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
從廬山返回北京，胡喬木依然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
到北京不久，1959年9月7日，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給胡喬木：
喬木同誌：
詩兩首，請你送給郭沫若同誌一閱，看有什麽毛病沒有？加以筆削，是為至要。主題雖好，詩意無多，隻有幾句較好一些的，例如“雲橫九脈浮黃鶴”之類。詩難，不易寫，經曆者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
毛澤東
9月7日
毛澤東所說的“詩兩首”，就是他的新作《到韶山》和《登廬山》。信中，毛澤東跟胡喬木如敘家常。
六天之後，毛澤東又給胡喬木一函：
喬木同誌：
沫若同誌兩信都讀，給了我啟發。兩詩又改了一點字句，請再送郭沫若一觀，請他再予審改，以其意見告我為盼！
毛澤東
9月13日早上
“霸主”指蔣介石。這一聯寫那個時期的階級鬥爭。通首寫32年的曆史。
信中提及的“霸主”，是指《到韶山》中“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一句。胡喬木依然“評報”，隻是不寫社論了。從那篇《尼赫魯哲學》之後，他就沒有給《人民日報》寫社論——直至1984年8月27日才重新為《人民日報》寫了社論《大量吸收先進青年入黨》。
他仿佛失去了銳氣，常說自己睡眠不好。雖說他患神經衰弱症已經多年，此刻他說自己病症日益加重。
他花費很多時間讀書。1960年12月29日，他曾給彭真寫了一封信：
彭真同誌：
袁枚的《黃生借書說》抄一份送上。因未找到普通選本，《四部備要》本頭太大不便專送，未將原書送來。
文意頗好（末了還是要借書的早還，並不肯送人，不過這也證明借書之難），可以考慮請人譯為白話，寫一短文介紹，在《北京日報》或《人民日報》副刊發表。
敬禮
胡喬木
1960年12月29日
離開了毛澤東身邊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胡喬木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會議剛剛結束，1月20日，毛澤東便給田家英寫了一信。信中寫道：
已告陳胡，和你一樣，各帶一個調查組，共三個組，每組組員六人，連組長共七人，組長為陳、胡、田。在今、明、後三天組成。每個人都是高級水平的，低級的不要……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陳去廣東……
毛澤東自己帶頭作調查研究，所以派出三位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各率一組下去，規定調查兩個月，然後“都到廣東過春節”。
那時，由於“高舉”那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三麵紅旗”，搞“左”的一套，搞得上上下下亂了套。尤其是人民公社，沒有章程，全國農村亂了套。毛澤東派出調查組，為的是調查農村情況。1961年2月23日，三個調查組在廣州會合。毛澤東聽了匯報之後，召開會議，著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胡喬木參與了起草工作。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六十條》）。翌日，又通過了由胡喬木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信中寫道：
最近發現的毛澤東同誌1930年春所寫的《關於調查工作》一文，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現在中央決定將這篇文章發給全黨上級及中級幹部學習……
隨著這《一封信》下發，全國掀起“調查研究熱”。《紅旗》雜誌也在1961年第三、四期發表社論《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
此後不久，中共中央於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開會議，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進行修改。會議開幕時，胡喬木來了。沒幾天，胡喬木請病假，離開了會場。他的神經衰弱症加劇了，無法正常工作。1961年8月17日，胡喬木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明病情，要求請長期病假。一星期之後，正在廬山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毛澤東複一函，表示同意：
喬木同誌：
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須長期休養，不計時日，以愈為度。曹操詩雲：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詩宜讀。你擬以遷地療養為宜，隨氣候轉移，從事遊山玩水，專看閑書，不看正書，也不管時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養打算，不要隻作幾個月打算。如果急於工作，恐又將複發。你的病近似陳雲、林彪、康生諸同誌，林、康因長期休養，病已好了，陳病亦有進步，可以效法。問穀羽好。如你轉地療養，穀宜隨去。以上建議，請你們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順告、勿念。
毛澤東
1961年8月25日
從此，胡喬木離開了他的工作崗位，雖說他名義上還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實際上他已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政治秘書工作，由陳伯達一人承擔。陳伯達權重一時，以致“文化大革命”爆發時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胡喬木患神經衰弱症，這是確實的。不過，他一病就病得那麽久，內中有沒有政治因素，這就不得而知了。
毛澤東的信中，提及了陳雲、林彪、康生的病況。內中，康生、林彪的病，明顯地帶有“政治病”的色彩……
不再每日一早就看《人民日報》，不再每日“評報”。
不再忙著寫社論，起草中共中央文件。
不再三天兩頭收到毛澤東的便函，不再按毛澤東的囑咐辦這事辦那事。
胡喬木離開了中國的政治核心，離開了北京，“遷地療養”去了。
原本晝夜忙碌的他，此刻像停了擺的鍾，用不著連接發出“滴答滴答”聲了。
“沒有百忙”的“好事之談”
每日喝一瓶酸奶，以補胃酸的不足——那是他動了那次胃切除手術後，留下的後遺症。自然，也鬧小小的笑話。外地招待所的服務員以為北京人偏愛酸奶，給胡喬木的隨行人員也奉上一瓶酸奶。
在療養中他仍手不釋卷，讀書看報，隨手寫寫信。
1962年12月15日，他致函葉籟士，提出建議：
“《文字改革》周刊上可否辟這樣一欄，總題例如‘常用漢字的由來’（‘或這些字為什麽這樣寫’？諸如此類），每期介紹一些字的古今繁簡正俗演變，使一般人了解現在的幾乎任何一個字都是經曆過很多改革……”
1962年11月5日，他致函人民美術出版社，對於《革命曆史畫選》的序言，指出一係列語法上的錯誤：
“第一句：沒有謂語，隻有一個複雜的主語不能成立。第二句：是第一‘句’的謂語，但是全句太冗長了。第三句：也是第一‘句’的謂語，沒有主語。第六第七句：都沒有主語……”
那篇序言，是這樣寫的：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所經曆的悲壯曲折道路，特別是近幾十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所進行的驚天動地革命鬥爭的英雄事跡，用藝術形式表現出來，使廣大群眾學習革命前輩那種不怕困難、不畏艱難，敢於鬥爭、敢於革命的偉大精神；學習他們對於人民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誠，鞠躬盡瘁的崇高品質，以繼承發揚革命的光榮傳統，是有著重大意義的一件事。也是美術家的十分光榮的任務。”
胡喬木的意見，確實是一針見血的。他用“評報”式的目光掃視那本畫冊，立即發現了問題。
他的信到了人民美術出版社圖片畫冊編輯室，理所當然引起了震動。他們當即回信，感謝胡喬木在“百忙”之中，給予指正。
胡喬木見信之後，又於1962年11月30日複函，淡然寫道：
“我現在是在養病，沒有百忙，因此才會作這些好事之談。”
這句話，倒是道出了他彼時的心境。
確實，他正因為“沒有百忙”，所以寫了許多信，作“好事之談”。1963年2月14日，他給人民文學出版社樓適夷，寫了一封近4000字的長信，作“好事之談”——就該社所出的《沒有地址的信——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書，提出詳盡的意見。此外，還對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出版工作，提出意見，諸如：
“已逝世的本國作者，和重要的外國作者，可否多附作者像，下係作者簽名式和生卒表？”“有些書中的專名最好注出原文或拉丁譯名，附人物表者人名後麵也可加原文。如果學術論著，能編索引最好。”在那些日子裏，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要我的秘書商愷同誌為中國婦女出版社編一冊《自從我的妻子雙目失明以後》。”此事可謂“好事”之舉。他關注著《白求恩文集》的出版工作，1964年5月3日給包之靜去函，提出意見。他關心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白求恩傳》一書，把清樣“從頭到尾看了一遍，覺得很好。順手作了一些文字上和標點上的校改”。他發覺“現各種書籍廣告太少見，對讀者很不方便”，於1964年3月14日致函樓適夷，要求加強新書廣告工作。
他見到《北京晚報》上有關“芙蓉國”的文章，剪下，於1964年3月13日寄石西民，說明：“‘芙蓉國’即指湖南”。他跟石西民討論“芙蓉國”，為的是解釋毛澤東的《七律·答友人》中“芙蓉國裏盡朝暉”一句。
又在追趕毛澤東的步伐
中國的政治形勢，日趨緊張。好在胡喬木正“一年、二年、三年”地養病，以至起草那些“重要文件”與他無關了：
關於“四清運動”的《前十條》《後十條》以及《二十三條》；
與蘇共論戰的《一評》《二評》直至《九評》，直至《二十五條》……
林彪崛起，鼓吹“四個第一”“活學活用”；
江青開始“露崢嶸”抓“京劇革命”；
毛澤東尖銳地批評文藝界“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病中的胡喬木，很少跟毛澤東聯係。1964年4月23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信：
主席：
毛澤東發話了。他說他“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他在廬山上，已經“頂了二十天”。胡喬木不斷地寫詩詞，不斷地朝毛澤東送。他壓根兒也沒有想到，此事竟深深地激怒了“政治新星”江青。
在廬山會議上大力糾左
在1959年4月的上海會議（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之後，毛澤東過分發熱的頭腦，稍稍冷卻一些。他幾度表揚陳雲。除了“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中”之外，還說過“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之類的話，這“良將”“賢妻”指的也是陳雲。毛澤東開始采取一些防左措施。毛澤東甚至要陳雲全麵負責經濟工作，說“陳雲當總指揮好”。
1959年6月20日，毛澤東寫給胡喬木及《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的信，也反映出毛澤東的頭腦冷靜了些。那是毛澤東從新華社編印的第2801期《內部參考》上，讀到了廣東東江流域暴雨成災的消息之後，寫了一信：
喬木、冷西同誌：
廣東大雨要如實公開報道。全國災情，照樣公開報道，喚起人民全力抗爭。一點也不要隱瞞。政府救濟，人民生產自救，要大力報道提倡。工業方麵重大事故災害，也要報道，講究對策。此件閱後退回。
毛澤東
六月二十日下午四時
正是在這種“冷卻”的氣氛中，從7月2日起，在“清涼世界”廬山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自8月2日起至8月16日則為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史稱“廬山會議”。陳雲和鄧小平由於健康原因未出席會議。
會議最初的議題是繼續糾“左”。如毛澤東所言：“不要做熱鍋上的螞蟻，要做冷鍋上的螞蟻。”
據李銳回憶，他和胡喬木、田家英同車從北京前往武漢，再轉船到九江。李銳是毛澤東當時的兼職秘書，他說：
“在火車上，我同胡喬木、田家英有過閑談，對五八年的‘大躍進’，都基本上持否定態度。”
毛澤東一路上興致頗好，詩興大發，寫了《到韶山》《登廬山》兩首詩，抄給胡喬木、周小舟，迅即在山上傳開。這麽一來，使會議的氣氛更為寬鬆。
胡喬木在跟李銳、田家英、吳冷西的閑談中，說出了自己去年未把陳雲意見轉告毛澤東的原委：
“當時不匯報，是為了保護陳雲，否則上海會議時，陳雲也恢複不了名譽。”
胡喬木對於毛澤東關於“經濟發展的平衡是暫時的、相對的，不平衡是永久的、絕對的”論斷，也表示懷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見解。
上山之初，毛澤東提出19個問題，供會議討論。他還指定七人起草會議紀要，即胡喬木、譚震林、曾希聖、周小舟、田家英、吳冷西、李銳，以胡喬木為組長。
於是，胡喬木分12個專題，由組員們分頭去寫。他自己寫“形勢和任務”這一總綱式的專題。不久，寫出了《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草稿）》。
這份《議定記錄（草稿）》，於7月14日印發後，便招來一些意見，認為對“大躍進”的“成績講得不夠”而“缺點寫得很具體”。尤其是對胡喬木寫的“形勢和任務”那一節，意見頗多。
不得已，7月19日，胡喬木在會上作了發言，進行了申辯：
“不要一提出問題，好像就在懷疑成績，是在把缺點誇大了。缺點不應該誇大，也不應該縮小。但是，在現在的會議上，各人所見有些參差不齊，也不必緊張。總之，隻要是問題存在的，就要加以正視、研究發生這些問題的原因。應該有什麽說什麽，不要戴帽子。如果說錯了，講清楚改過來就行了。我們討論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早日實現光明的前途，這一點大家是一致的。說虛誇已完全過去了，我不能同意。”
屈指算來，胡喬木在毛澤東身邊已工作了18個年頭，上廬山之後也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然而，就連他也未曾料到，毛澤東在廬山上來了個急轉彎：從糾“左”急轉為反右傾！
還算好，胡喬木工作在毛澤東身邊，消息極為靈通。就在他作了那番申辯之後的第三天，他得知廬山上的風向要轉了。7月21日早上，他給張聞天掛電話，關照他“少講缺點，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煉鋼和得不償失的問題”。然而，張聞天不顧胡喬木這一重要提醒，仍然作了批“左”的長達三小時的發言……
終於擺脫政治危機
1959年7月23日上午，成為廬山會議的轉折點。
毛澤東發話了。他說他“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他在廬山上，已經“頂了二十天”。
毛澤東警告一些人：
“他們重複了五六年下半年、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誌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
毛澤東這次講話，一下子把會議從反“左”，轉到了反右傾上麵去了。
首當其衝的是“主帥”彭德懷，因為彭德懷在7月14日寫了一封三千來字的信給毛澤東，指出：“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一些左的傾向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
其次則是張聞天，被稱之為“副帥”，因為他那三小時的發言尖銳地批“左”。
此外，還有黃克誠、周小舟，也被列入“反黨集團”。
毛澤東的幾位秘書，此時也處境艱難：
李銳積極批“左”。毛澤東說，“李銳這次也是右派。”於是，在劫難逃了。
陳伯達曾稱讚過彭德懷的信，此時馬上“反戈一擊”，算是滑了過去。
田家英處境危險。他曾尖銳地批評了毛澤東的“左”的言行，差一點被劃入“右派”。
胡喬木呢，也頗為不妙。且不說他負責起草的《議定記錄》已經遭到非難，連他在上山途中說過的“五八年大躍進出了軌，翻了車”也被人揭發出來。所幸揭發者說此話是李銳講的（其實是李銳轉述胡喬木的話），而李銳不願牽連胡喬木，自己承當了！
胡喬木得以過“關”，還在於毛澤東平日對胡喬木的印象還不錯。李銳曾如此回憶：“有天劉瀾波告訴我，柯慶施向他說，主席跟柯談到對喬木的觀感，說喬木跟他一二十年，總還是一介書生。”
“這使我想起五八年4月廣州會議時，主席談到要善於聽不同意見和反麵意見時說的話：我們身邊有個胡喬木，最能頂人，有時把你頂到牆上，頂得要死。”毛澤東對於胡喬木“一介書生”的評價，大體上是頗為準確的。胡喬木一直難改濃厚的書生意氣。至於最能頂人，表明他也並非一貫唯唯諾諾，一旦發表不同意見，夠尖銳的。好在毛澤東對胡喬木畢竟還是很信任的，而胡喬木平素也小心謹慎，“頂人”並不多。會議“反右傾”，日漸進入高潮。會上，特別是揭發了彭德懷、張聞天、李銳等所說毛澤東像“斯大林晚年”，一下子掀起批判高潮。8月10日下午在批判彭德懷的會議上，胡喬木抓住這一“謬論”，發揮了他寫社論的特長，富有邏輯地從六個方麵進行批駁，指出毛澤東與“斯大林晚年”的不同：
一、斯大林晚年嚴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毛澤東有哪一點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不是毛主席創造的又是誰創造的？如果不密切聯係、徹底依靠、放手發動群眾，怎麽會出現去年的大躍進、公社化運動？
二、斯大林晚年在黨內是不講民主的或者很不講民主的，連中央全會都不召開。而我們卻不但經常開全會，而且經常開擴大的全會，這次會議也就是一次。很多文件都是省、市委書記起草的，很多意見都是大家議出來的。毛主席十分重視黨內民主、尊重同誌們的意見，怎麽能說和斯大林的晚年相同？
三、斯大林晚年提倡個人迷信，毛主席在這個方麵也同他相反。七屆二中全會就作出決定，不許祝壽，不許以人名命地名。中央曾根據毛主席的意見通知，他的塑像除了作為美術家的作品可以在美術館陳列外，一律不許在公共場所陳列。
四、斯大林在肅反問題上犯了嚴重的錯誤，他常把黨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同敵我矛盾混淆起來，以至在黨內有許多中央委員、高級將領等被錯誤地殺害了。難道毛主席曾經殺過一個中央委員、一個將軍、一個黨代會的代表嗎？毛主席對黨內鬥爭的原則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是分清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正因為這樣，許多犯過錯誤的同誌至今仍然在黨中央團結一致地工作。
五、斯大林晚年無論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有停滯的傾向。在斯大林時期，蘇聯農業30年沒有超過沙皇時代的最高水平。他否認對立麵的統一，否認否定之否定，實際是丟了辯證法。毛主席正好相反，簡直可說是辯證法的化身。他雖已六十幾歲，精神比許多青年人都年輕飽滿，真正是生動活潑，一往無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同他對辯證法的深刻了解分不開的，是同他始終充滿朝氣的精神狀態分不開的。
六、斯大林晚年對外犯過大國主義的錯誤。毛主席對別的國家一向很尊重，朝鮮問題就是一個好例子，對越南、蒙古的關係也是這樣。對蘇聯的有些問題，我們也提出意見，但是並沒有妨礙兩國的團結。革命過程中總會有些缺點和錯誤，問題是我們發現得快、糾正得快。
在作了以上六個方麵的分析之後，胡喬木引用了恩格斯的名作《論權威》，說明黨需要領導者個人的威信，亦即權威，這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必須保衛，決不能破壞。盡管胡喬木對於反右傾並不讚同，但他作為毛澤東的政治秘書不能不在政治上維護毛澤東。這番長篇發言，是胡喬木的公開表態，意味著他要從被動轉為主動。胡喬木這一篇發言，毛澤東聽了頗為滿意。翌日，毛澤東在大會上作長篇講話，內中不指名地提及胡喬木：
“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想把秀才們挖去，不要妄想，是我們的人。”
“俱樂部”，指的是以彭德懷為首的所謂“軍事俱樂部”（反黨集團的代稱）。“秀才們”包括胡喬木、田家英，也包括陳伯達。
這麽一來，胡喬木解脫了！
胡喬木擔任毛澤東秘書18年以來，一直緊跟毛澤東，平平穩穩。雖說不久前毛澤東就陳雲一事批評了他一回，不算太嚴重。這一回在廬山上，可謂驚心動魄，胡喬木差一點進入“俱樂部”——倘若那句“五八年大躍進出了軌，翻了車”，傳入毛澤東的耳朵，知道是他說的話，那就麻煩了。
他還算“機警”，知道風向不對，馬上作了那麽一篇發言，度過了政治危機……
不過，從此之後，他和毛澤東之間，產生了潛在的裂痕。這裂痕，他知，毛澤東知，表麵上卻仿佛一切如常。
依然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
從廬山返回北京，胡喬木依然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
到北京不久，1959年9月7日，毛澤東寫了一封信給胡喬木：
喬木同誌：
詩兩首，請你送給郭沫若同誌一閱，看有什麽毛病沒有？加以筆削，是為至要。主題雖好，詩意無多，隻有幾句較好一些的，例如“雲橫九脈浮黃鶴”之類。詩難，不易寫，經曆者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足為外人道也。
毛澤東
9月7日
毛澤東所說的“詩兩首”，就是他的新作《到韶山》和《登廬山》。信中，毛澤東跟胡喬木如敘家常。
六天之後，毛澤東又給胡喬木一函：
喬木同誌：
沫若同誌兩信都讀，給了我啟發。兩詩又改了一點字句，請再送郭沫若一觀，請他再予審改，以其意見告我為盼！
毛澤東
9月13日早上
“霸主”指蔣介石。這一聯寫那個時期的階級鬥爭。通首寫32年的曆史。
信中提及的“霸主”，是指《到韶山》中“紅旗卷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一句。胡喬木依然“評報”，隻是不寫社論了。從那篇《尼赫魯哲學》之後，他就沒有給《人民日報》寫社論——直至1984年8月27日才重新為《人民日報》寫了社論《大量吸收先進青年入黨》。
他仿佛失去了銳氣，常說自己睡眠不好。雖說他患神經衰弱症已經多年，此刻他說自己病症日益加重。
他花費很多時間讀書。1960年12月29日，他曾給彭真寫了一封信：
彭真同誌：
袁枚的《黃生借書說》抄一份送上。因未找到普通選本，《四部備要》本頭太大不便專送，未將原書送來。
文意頗好（末了還是要借書的早還，並不肯送人，不過這也證明借書之難），可以考慮請人譯為白話，寫一短文介紹，在《北京日報》或《人民日報》副刊發表。
敬禮
胡喬木
1960年12月29日
離開了毛澤東身邊
1961年1月14日至18日，胡喬木在北京出席了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會議剛剛結束，1月20日，毛澤東便給田家英寫了一信。信中寫道：
已告陳胡，和你一樣，各帶一個調查組，共三個組，每組組員六人，連組長共七人，組長為陳、胡、田。在今、明、後三天組成。每個人都是高級水平的，低級的不要……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陳去廣東……
毛澤東自己帶頭作調查研究，所以派出三位秘書——陳伯達、胡喬木、田家英各率一組下去，規定調查兩個月，然後“都到廣東過春節”。
那時，由於“高舉”那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三麵紅旗”，搞“左”的一套，搞得上上下下亂了套。尤其是人民公社，沒有章程，全國農村亂了套。毛澤東派出調查組，為的是調查農村情況。1961年2月23日，三個調查組在廣州會合。毛澤東聽了匯報之後，召開會議，著手起草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胡喬木參與了起草工作。1961年3月22日，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六十條》）。翌日，又通過了由胡喬木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信中寫道：
最近發現的毛澤東同誌1930年春所寫的《關於調查工作》一文，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有十分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現在中央決定將這篇文章發給全黨上級及中級幹部學習……
隨著這《一封信》下發，全國掀起“調查研究熱”。《紅旗》雜誌也在1961年第三、四期發表社論《大興調查研究之風，一切從實際出發》。
此後不久，中共中央於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開會議，對《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進行修改。會議開幕時，胡喬木來了。沒幾天，胡喬木請病假，離開了會場。他的神經衰弱症加劇了，無法正常工作。1961年8月17日，胡喬木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說明病情，要求請長期病假。一星期之後，正在廬山上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的毛澤東複一函，表示同意：
喬木同誌：
8月17日信收到，甚念。你須長期休養，不計時日，以愈為度。曹操詩雲：盈縮之期，不獨在天。養怡之福，可以永年。此詩宜讀。你擬以遷地療養為宜，隨氣候轉移，從事遊山玩水，專看閑書，不看正書，也不管時事，如此可能好得快些。作一、二、三年休養打算，不要隻作幾個月打算。如果急於工作，恐又將複發。你的病近似陳雲、林彪、康生諸同誌，林、康因長期休養，病已好了，陳病亦有進步，可以效法。問穀羽好。如你轉地療養，穀宜隨去。以上建議，請你們二人商量酌定。我身心尚好，順告、勿念。
毛澤東
1961年8月25日
從此，胡喬木離開了他的工作崗位，雖說他名義上還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實際上他已不在毛澤東身邊工作。政治秘書工作，由陳伯達一人承擔。陳伯達權重一時，以致“文化大革命”爆發時出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
胡喬木患神經衰弱症，這是確實的。不過，他一病就病得那麽久，內中有沒有政治因素，這就不得而知了。
毛澤東的信中，提及了陳雲、林彪、康生的病況。內中，康生、林彪的病，明顯地帶有“政治病”的色彩……
不再每日一早就看《人民日報》，不再每日“評報”。
不再忙著寫社論，起草中共中央文件。
不再三天兩頭收到毛澤東的便函，不再按毛澤東的囑咐辦這事辦那事。
胡喬木離開了中國的政治核心，離開了北京，“遷地療養”去了。
原本晝夜忙碌的他，此刻像停了擺的鍾，用不著連接發出“滴答滴答”聲了。
“沒有百忙”的“好事之談”
每日喝一瓶酸奶，以補胃酸的不足——那是他動了那次胃切除手術後，留下的後遺症。自然，也鬧小小的笑話。外地招待所的服務員以為北京人偏愛酸奶，給胡喬木的隨行人員也奉上一瓶酸奶。
在療養中他仍手不釋卷，讀書看報，隨手寫寫信。
1962年12月15日，他致函葉籟士，提出建議：
“《文字改革》周刊上可否辟這樣一欄，總題例如‘常用漢字的由來’（‘或這些字為什麽這樣寫’？諸如此類），每期介紹一些字的古今繁簡正俗演變，使一般人了解現在的幾乎任何一個字都是經曆過很多改革……”
1962年11月5日，他致函人民美術出版社，對於《革命曆史畫選》的序言，指出一係列語法上的錯誤：
“第一句：沒有謂語，隻有一個複雜的主語不能成立。第二句：是第一‘句’的謂語，但是全句太冗長了。第三句：也是第一‘句’的謂語，沒有主語。第六第七句：都沒有主語……”
那篇序言，是這樣寫的：
“一百多年來中國人民革命鬥爭所經曆的悲壯曲折道路，特別是近幾十年，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領導下所進行的驚天動地革命鬥爭的英雄事跡，用藝術形式表現出來，使廣大群眾學習革命前輩那種不怕困難、不畏艱難，敢於鬥爭、敢於革命的偉大精神；學習他們對於人民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誠，鞠躬盡瘁的崇高品質，以繼承發揚革命的光榮傳統，是有著重大意義的一件事。也是美術家的十分光榮的任務。”
胡喬木的意見，確實是一針見血的。他用“評報”式的目光掃視那本畫冊，立即發現了問題。
他的信到了人民美術出版社圖片畫冊編輯室，理所當然引起了震動。他們當即回信，感謝胡喬木在“百忙”之中，給予指正。
胡喬木見信之後，又於1962年11月30日複函，淡然寫道：
“我現在是在養病，沒有百忙，因此才會作這些好事之談。”
這句話，倒是道出了他彼時的心境。
確實，他正因為“沒有百忙”，所以寫了許多信，作“好事之談”。1963年2月14日，他給人民文學出版社樓適夷，寫了一封近4000字的長信，作“好事之談”——就該社所出的《沒有地址的信——藝術與社會生活》一書，提出詳盡的意見。此外，還對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出版工作，提出意見，諸如：
“已逝世的本國作者，和重要的外國作者，可否多附作者像，下係作者簽名式和生卒表？”“有些書中的專名最好注出原文或拉丁譯名，附人物表者人名後麵也可加原文。如果學術論著，能編索引最好。”在那些日子裏，他在一封信中寫道：“我要我的秘書商愷同誌為中國婦女出版社編一冊《自從我的妻子雙目失明以後》。”此事可謂“好事”之舉。他關注著《白求恩文集》的出版工作，1964年5月3日給包之靜去函，提出意見。他關心著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白求恩傳》一書，把清樣“從頭到尾看了一遍，覺得很好。順手作了一些文字上和標點上的校改”。他發覺“現各種書籍廣告太少見，對讀者很不方便”，於1964年3月14日致函樓適夷，要求加強新書廣告工作。
他見到《北京晚報》上有關“芙蓉國”的文章，剪下，於1964年3月13日寄石西民，說明：“‘芙蓉國’即指湖南”。他跟石西民討論“芙蓉國”，為的是解釋毛澤東的《七律·答友人》中“芙蓉國裏盡朝暉”一句。
又在追趕毛澤東的步伐
中國的政治形勢，日趨緊張。好在胡喬木正“一年、二年、三年”地養病，以至起草那些“重要文件”與他無關了：
關於“四清運動”的《前十條》《後十條》以及《二十三條》；
與蘇共論戰的《一評》《二評》直至《九評》，直至《二十五條》……
林彪崛起，鼓吹“四個第一”“活學活用”；
江青開始“露崢嶸”抓“京劇革命”；
毛澤東尖銳地批評文藝界“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病中的胡喬木，很少跟毛澤東聯係。1964年4月23日，他給毛澤東寫了一信：
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