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春的一個夜晚,我隨陳雲到上海,住進太原路上海交際處管的一幢房子。剛一進門,就覺得眼前異常豪華,尤其是四周清一色的綠顏色別具一格:地毯是綠的,沙發是綠的,窗簾是綠的,甚至連桌子也是用綠絨包了的。進了廁所,就連馬桶蓋、馬桶的墊圈也用綠絲絨包了。陳雲說,這幢房子過去我住過,怎麽現在完全變了。隨員解釋說,這棟樓重新作了修整,是專門為江青準備的,後來她不住了。我聽了才恍然大悟。住進去後,我仔細作了觀察,窗簾有兩層,下層是遮光用的,這層窗簾在白天能夠把光線完全遮住,就像洗相片的暗室一樣,嚴嚴實實不透一絲光,聽說江青隻有這樣才能睡午覺。這層窗簾是用三層布縫製的,向室內的一麵是淺草綠色的線絨,中間一層是棉綢,外麵一層是黑卡其布。此外,還有一層淡綠色的喬其紗,這層薄紗是為了使室內光線柔和的。據招待人員說,在修整時,窗戶都按要求改成了落地窗,而且安了雙層窗。一、二樓,凡是主人活動的範圍,從走廊到臥室、會客室、活動室、餐室、衛生間,所有的窗簾都是一樣布置的。落地窗,從房頂到地麵大約有三米多高。我數了數窗子的數目,大約估計了一下用布數量,恐怕不下幾十匹布。我對這種嚴重的鋪張浪費現象十分看不慣,非常不滿,不斷地向陳雲嘀咕:“這不是修正主義又是什麽?”
跟陳雲說了之後,我覺得並未解決問題,要按組織係統提意見。一次,警衛處處長找陳雲談問題,他一出來我就找到他,對他說:“請你向交際處負責同誌轉達一下,這幢房子的裝潢很別扭,我的意見是把這些窗簾都取下來,換上原來舊的。現在國家正在調整階段,市場供應這麽緊張,換下來的窗簾可以拿到市場去供應群眾。”處長回答我說:“那還要問問江青同誌,誰知她還用不用,如果真不用了,可以提提。”他還告訴我,這種按照江青要求布置的房子,在上海還有三處。我一聽,毫不客氣地說,這真是開了眼界,為什麽要搞得這樣豪華!
談話之後,我曾在陳雲的隨員中提過倡議。我說,咱們聯名提提意見,起草個意見書,大家簽名。但是,對我的倡議,他們一笑置之,誰也不敢理我這個碴兒。但是,我總在想,江青這樣鋪張浪費、揮霍財物難道就是合法的、應該的,不該揭發麽?難道她就可以例外麽?我覺得她簡直像高居於黨組織之上的太上皇,毫無顧忌地為所欲為。多數人對她是敢怒不敢言。
“文革”開始後,我靠邊站了,後來下放到湖南衡東國家科委“五七”幹校。1969年黨的“九大”時,江青進入了政治局,我們這些了解情況的同誌,都深為不滿。第二年6月,幹校開展了“一打三反”運動,我聯想起1962年的所見所聞和其他一些事情,感到江青這種人物不正是最大的犯罪分子嗎?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對她進行公開的揭發批判。雖然江青當時已經紅得發紫,搞了所謂“八個樣板戲”,被捧上了“文化革命旗手”的寶座,有的人還提出了“誓死保衛江青同誌”“誰反對江青同誌就打倒誰”的口號。但我想,隻要堅持真理,就不怕一些人的淫威。我以《鋪張浪費、揮霍無度的蓋子必須揭開——江青是黨內最大的剝削者、寄生者》為題,向黨組織寫了揭發材料。7月3日,我又在和一些群眾共同商量的基礎上,寫出了一張題為《必須揭發鋪張浪費的蓋子——江青是馬克思主義者還是修正主義分子?》的大字報,在幹校公開張貼出來。大字報從江青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揭露出她的靈魂本質,特別舉出了1962年我在上海耳聞目睹的真實情況。我一針見血地寫道:江青“自私、貪婪、好逸惡勞、對人民頤指氣使、作威作福”。“江青,她不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她是地地道道的黨內走資派,在她身上已經複辟了資本主義”。在當時使用的語言中,我覺得她完全是這樣一種人物。
大字報貼出後,群眾中轟動了,引起了很大反響,盡管它壽命不長,被人很快揭掉了,可消息仍在地下不脛而走。沒過多久,北京來了人,可能是帶了他人旨意,就把我隔離了。後來,我被戴上了“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大會小會地進行批鬥,罰幹重活等等。最後,他們甚至召開全幹校大會,宣布開除我的黨籍,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
我被“專政”了,艱辛的日子雖很長久,但是我也從許多同伴的態度上看出來,他們並不是真正把我當做“現行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些上台“批判”我的人,也是違心地念稿子。有些群眾還乘沒人的機會,偷偷安慰我,有的人還暗暗地給我送維生素B,問我要不要零用錢……我從內心中感到有溫暖、有希望,我相信江青這一類壞人總是長不了的,黨和人民總要勝利的。
於若木的這段自述,雖然還帶有當時的一些政治色彩,但我們已經足以明了她與江青之間的一段公案。
於若木在政治高壓下沒有屈服,她在1970年12月向組織寫的思想匯報中,明確地說:
“我和江青之間並無任何個人冤仇。我和她的鬥爭,其實質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兩種世界觀的鬥爭,是不可調和的。現在吃點小小的苦頭,是為了避免將來吃大苦頭,是為了黨不變修、國不變色的大是大非問題,不然讓江青這類修正主義分子掌了大權,我們國家的命運是不堪設想的。”
1971年10月4日的思想匯報中,於若木更尖銳地揭露江青:“以她那樣惡劣的思想意識,居於那樣重要的領導崗位,就有使我們黨變質國變色的危險。這時候如果不挺身而出,堅持鬥爭,就會誤了黨的大事,葬送了社會主義祖國的前途。”
到了1972年7月,於若木在向組織匯報思想時,更是指出:“江青這個走資派就是現在黨內最大的一個隱患,是名副其實的赫魯曉夫。”
後來,於若木隨著幹校同伴一塊回到北京,但是,仍然被限製自由。在一些同伴的幫助下,經過幾番周折,於若木的女兒陳偉力打聽到了她的消息。經過申請,北京市科技局白介夫批準同意,她們母女倆相隔多年後,終於重新見麵了。1973年初,陳雲從江西被接回北京,打聽於若木的情況,幾經周折她才能夠回到家裏。特別要提到的是,當時周恩來總理也關心著於若木,他在一次國務院會議上見到科學院領導同誌,問起於若木的問題怎麽樣了,說,你們是否搞得過分了一點?李先念副總理也關心過此事。可是,在江青、康生一夥橫行的日子裏,於若木雖被摘掉了“現行反革命”的帽子,但還留了一個“有嚴重政治錯誤”的尾巴。
1976年12月22日,在打倒“四人幫”之後的喜慶日子裏,於若木的冤案徹底平反了!在黨中央領導人的關心下,中國科學院黨組作出決定:撤銷學院黨組原來對於若木的錯誤處分的決定,徹底平反,恢複名譽,並號召全院同誌向她學習。聽到這一消息,於若木熱淚盈眶,知情的同誌無不歡欣鼓舞,拍手稱快。
眾所周知,陳雲是第一代黨和國家領導人中最長壽者。這其中原因何在?
其實陳雲的體質並不好,有點“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陳雲出生於貧苦農民之家,先天營養就不足,出生後,母親的奶水不夠,陳雲主要靠吃米粉長大。這樣,造成他的體質從小就差。
陳雲很容易感冒,常常第一場感冒剛好一點,又得了新的感冒。他自己也說,他是一輛“木炭汽車”,開著開著就要出毛病。所以,他平常特別怕感冒,衣服總是比別人多穿。
長期戎馬倥傯的革命生涯,使他的身體越來越瘦弱。到延安後,陳雲的生活比較穩定,條件也有了改善。不過,他仍很怕冷。到了冬天,要穿很厚的衣服。由於工作緊張,他抽煙比較多。那時,他的手指頭都被香煙熏得呈褐黃色。他的臉色也不好,蒼白。
進了北京之後,生活變得安定。於若木向他反複宣傳吸煙的害處,使陳雲下決心戒煙。陳雲意誌頗強。他下了決心戒煙,也就戒掉了長期吸煙的習慣,而且再也沒有出現“反複”。到了晚年,陳雲曾說,他能長壽,得益於戒煙。
自從1952年戒了煙,又遵照蘇聯專家的意見,吃“斯米當”,陳雲很快就開始發胖,臉色也變得白裏透紅,身體比往日好得多。所謂“斯米當”,其實也就是稀奶油。這種“斯米當”很容易消化。那時,他每天早餐吃麵包、抹“斯米當”和果醬,再喝杯牛奶。
於若木開始精心照料陳雲的飲食起居,其核心內容歸結為八個字:飲食有節,起居有時。陳雲通常在每天晚上11時做就寢的準備,11時半上床,12時左右就睡著了。翌日早上8時起床,8時半進早餐。中午要午睡。
他原本和家人一起進餐。步入晚年,由於他的飲食與家人不同,也就分開單獨進餐。他的飲食是嚴格科學搭配的,主要包括三個方麵:一是搭配好主食和副食的關係,要以主食為主,副食為輔;二是搭配好葷菜和素食的關係,要以素食為主,葷食為輔;三是搭配好主食副食的品種關係,要多種多樣,宜雜宜粗。陳雲愛吃米飯,但從不吃精白米,隻吃秈米。所謂適量,一是指進食適量,他主張飯吃八分飽,使每頓飯前都出現一定的饑餓感,這樣吃起飯來更香,有利消化吸收;二是要求廚師做得適量,吃多少做多少,每頓飯做到吃光不剩,杜絕浪費。於若木說,定時飲食是比較難做到的,但隻要沒有特殊情況,他都盡量做到一日三餐準時進餐。
按照這些原則,於若木和醫生替陳雲製訂了食譜。他一天的進餐安排是這樣的:早餐,一杯豆漿,兩片麵包,加少許果醬、黃油,再加一小碗稀粥和一小碟煮花生米。中餐是一葷一蔬一碗飯:葷菜大都是用各種肉做的丸子,即豬肉、牛肉、雞肉或魚做的丸子,大約75克;蔬菜一小碗,大約150克;一碗100克秈米的米飯。晚餐是一個豆製品,一個蔬菜和一碗米飯:一個豆製品是一小碗南豆腐或豆腐幹絲等豆製品菜,大約100克;一蔬是一小碗炒蔬菜,大約150克;一碗秈米飯75克。
這是陳雲每天三餐的基本安排,幾十年來都認真實行,很少破例,每周的食譜隻是調換品種。有一次,他在杭州過春節,身邊工作人員向他要不要改善一下夥食多做幾道菜嚐嚐?陳雲幽默地回答大家說,我天天過年,中午吃“樓外樓”,夜飯吃“天外天”。大家聽了都哈哈笑起來。大家都知道,杭州的“樓外樓”是以做西湖魚聞名的餐館,靈隱寺的“天外天”則是以素菜著稱的餐館,陳雲這樣說的意思還是按老食譜吃,午餐一葷一素,晚餐一豆一蔬。
於若木曾向人介紹說,陳雲愛喝豆漿,豆漿是家庭自製的,每當他出差外地,他們都把一個小石磨子和黃豆帶上,第二天早晨替他做一杯鮮豆漿。有一次,廚師做午餐菜用豆腐作素菜,陳雲見了就問:“怎麽沒有蔬菜呀?”廚師說:“豆腐不是素菜嗎?”陳雲笑笑說:“豆腐是素菜,不是蔬菜。豆腐中蛋白質多,蔬菜中維生素多,這種素菜不好代替那種蔬菜。”廚師恍然大悟,立刻補炒了一小碗蔬菜來。
於若木說,為了使這種比較合理的飲食安排收到好的效果,陳雲還養成了“三不”的習慣:一般不參加宴會,因工作需要非參加不可時,他在筵席上也隻是選擇適合自己吃的菜點稍稍品嚐,回到家裏,還是吃他的一葷一蔬或一豆一蔬;二不吃零食,他除了吃好一日三餐,並在餐後吃些水果外,不吃任何點心或零食;三不喝飲料,他每天隻在午後喝一杯茶水,其他時間隻飲用白開水。
於若木認為,陳雲這種儉樸的飲食生活,對他的健康是很有好處的。她說,他們曾經計算過,陳雲一天飲食總量所提供的各種營養素數量同中國營養學會推薦的我國人群日均營養素攝入量標準大致接近,是營養結構比較平衡的膳食。這種平衡膳食,可以有效防止或減少因飲食營養不當而引起的各種病症,使身體的生理活動保持良好的狀態。陳雲雖然50年代就患有冠心病,但幾十年來,從未出現過心腦血管疾病症狀,身體的其他各項生理指標也長期保持正常,感冒等小毛病也較少發生。這固然有多種原因,但與陳雲數十年堅持科學合理安排飲食生活是很有關係的。
曾有人這樣直問於若木:“你是研究營養學的,陳雲同誌飲食生活完全由您替他安排嗎?”她笑笑說:“不能這麽說,陳雲同誌自己對飲食、營養、養生方麵有自己的體驗和見解,他是從自己的飲食愛好,根據自己的消化能力,再參照營養科學的要求來安排自己的飲食生活的。當然,我們作為他的親屬,同他的保健醫生共同商量一些保健措施。例如,他平時愛喝龍井茶,當我們知道陝西紫陽出產一種富硒茶,就在龍井茶裏配上一些富硒茶。這種茶的硒含量很豐富,而硒對人體健康是十分有益的。它可以清除人體內的自由基,增強免疫力並抗衰老。又例如,他每天早晨喝豆漿常用蜂蜜作調味劑,我們後來看到一種花粉精,就建議添加花粉精作豆漿調味劑。因為花粉中含有多種生物活性物質和多種有益微量元素如鋅、鍺、硒等,具有更高的營養價值和抗衰老作用。”
有妻如此,陳雲安能不長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