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章 頭腦冷靜理經濟！電閃雷鳴不動搖(21)
她離開山東時，從中共山東省委開具組織介紹信。到了延安，她便持中共山東省委介紹信前往中共中央組織部報到。她後來才知道，那份介紹信很被看重，因為從全國各地到延安的中共地下黨員不少，但是很多人限於當時的環境，沒有帶組織介紹信，這樣在進入延安之後，中共中央組織部要對這些黨員進行必要的審查。於若木由於有正式的組織介紹信，表明她曆史清楚，所以頗得組織的信任。
到延安後，她改名於若木。在報到之後，於若木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陝北公學學習。
而她與陳雲的結識，事出偶然。
在1937年11月，陳雲乘飛機從新疆來到了延安。不久，他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從小就有出鼻血的毛病。這時，他的老毛病複發，鼻血出得很多，流血不止，不得不休息。組織上考慮要派人照料陳雲。當然，擔負護理工作，以女性更合適些。於是，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長鄧潔就到陝北公學五隊去挑人。為什麽要去五隊呢？因為五隊是女生隊，從全國各地奔赴延安的女青年，很多在這個隊。
鄧潔來到陝北公學五隊，找了隊長陶婉容和書記宋廉，說明了來意。經過五隊黨支部研究，以為最合適的人選是於若木。因為於若木是中共黨員，而且有正式的組織介紹信，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
於是，鄧潔找於若木談話。當時，於若木18歲。鄧潔這人是個文化人，喜歡文學、藝術，留著長長的頭發，一派文人風度。他在解放後擔任過輕工業部副部長、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
鄧潔向於若木說，陳雲同誌是黨的重要幹部，現在生病，需要人護理。於若木一聽，便說自己隻是一位普通的中學生，從未學過護理，恐怕難以勝任這一工作。鄧潔告訴她，這是經過組織研究的，隻有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才能到陳雲同誌那裏做護理工作，何況陳雲的護理工作不是很複雜，隻是出鼻血，需要靜臥休息。
於若木得知是組織上的決定，也就服從了。這樣，她到陳雲那裏報到。
那時，中共中央組織部在延安城裏西山的一個小四合院，三孔窯洞，兩間平房，十幾個幹部。陳雲住在其中的一孔窯洞裏，於若木去了之後，就在窯洞口擺了張辦公桌，值個班。陳雲有什麽話，於若木替他傳達一下。陳雲要找醫生，她跑去喊。沒有，就在那裏看看報紙。於若木就這樣值班，不到一個月，陳雲病愈了。
結束了在陳雲那裏的工作後，於若木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編入第19班。
沒有第三人知道，也就在這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陳雲和她之間產生了感情……
一切都那麽地自然。兩人在一起，自然要說些話，陳雲開始問她的曆史，她回答了。這樣，他開始了解於若木。他也簡單地向於若木介紹自己的身世。
空閑時，陳雲讓她唱歌。她唱起了一支蘇聯流行歌曲《祖國進行曲》，開頭一句是“我們的祖國多麽遼闊廣大”，這首歌在當時北平學生中是一首膾炙人口的歌。
後來，陳雲向她問起有沒有愛人，談過戀愛沒有，於若木回答說：“我還不懂。”陳雲說，他現在也沒有愛人。他問她，願不願意跟他交個朋友？
相處日久，陳雲向於若木回憶了發自肺腑的一段話：
“我是個老實人，做事情從來老老實實，你也是一個老實人。老實人跟老實人在一起，能夠合得來。”
這樣，他和她日益接近，關係日漸密切，慢慢明朗化了。
不久，於若木的二哥於道源來到延安，陳雲鄭重其事地把於若木的二哥請來，向他很認真地說了他和於若木的婚事，征求二哥的意見。在陳雲看來，於若木的二哥是在延安惟一能夠找到的代表女方的家長。
二哥知道陳雲是一個很老實又有很深革命資曆的人，對陳雲和於若木的婚姻欣然表示同意。
1938年3月，陳雲和於若木在延安結婚。
於若木說，她和陳雲的婚禮特別儉樸，因為陳雲不喜歡鋪張。結婚那天晚上，陳雲花了一塊多錢，買了些糖果、花生，請中共中央組織部的一些同誌熱鬧了一下，就算是婚禮。
後來，消息傳開了，有些人要陳雲請客。當時，陳雲手裏有點錢，論請客也請得起。可是，他沒有請客，因為他以為沒有必要擺場麵。
陳雲在家裏總是喊她的原名“陸華”。在陳雲看來，別人都喊她於若木，而他喊她的原名“陸華”，顯得很親切，成了“愛稱”。至於於若木呢？當著別人的麵，總是稱他“陳雲同誌”。兩人相處時，叫“陳雲同誌”當然顯得很別扭，直呼“陳雲”又覺得不尊敬，因為在她的眼中，陳雲如同兄長。她實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稱呼，所以幹脆在家裏無稱呼！這種“無稱呼”，在於若木看來，是因為兩人的政治水平、政治地位相差懸殊而年齡又相差較大所造成的。當然，兩人有時分處異地，寫信時，她則稱他“雲兄”。
婚後，於若木仍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黨校在延安城東郊區的橋兒溝。離城裏相當遠，所以她隻有在星期六才能到陳雲那裏，“住禮拜六”便是這麽來的。
於若木在中共中央黨校學了五個月之後，結業。然後，她進入在延安剛剛成立的馬列學院學習。於若木記得，來馬列學院講課的，大多是延安名家。陳雲也來講課，講黨的建設。陳雲所講的革命的堅定性，給了她很大的啟示。這樣陳雲跟她又多了一層關係，即師生關係。
在馬列學院學習期間，於若木依然“住禮拜六”，即在星期六回到陳雲那裏。從1938年起，於若木在馬列學院學了三年。
這期間發生的一切肯定是極為浪漫的故事，是他們二人世界的秘密，外人本無從得知。但陳雲去世後，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偶然在北京集郵市場上發現三封信，這三封信，是裝在一個信封裏的，一封署名“陸華”，一封署名“璐琳”，一般都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還有一封信署名“陳雲”，引起了薄熙成的注意。薄熙成所關心的不是信封上的30年代的郵票，而是這三封非同一般的信，他花了2000元，買下這三封信。
這是三封寄往英國倫敦的信，信封上蓋著“西京（長安）”字樣的郵戳，表明寄自西安。郵戳上的日期是“廿八年六月廿二日”，亦即1939年6月22日。
這三封信，有一封是陳雲寫的，一封是於若木寫的，內容涉及二人的婚戀，還有一封是於若木的妹妹寫的。信是從延安托人帶到西安寄出，收信人是於道泉，於若木的長兄，當時他在英國倫敦。
於若木的信，寫於1939年5月28日。她在信中向大哥報告了她和陳雲的婚戀情形：
你問我們小家庭的生活狀況麽？這裏無所謂“家庭”。陳雲同誌在工作，我在學習。他住在機關裏，我住在學校裏。每星期六我到他那裏住一天，這是延安所謂“住禮拜六”。
我和他是這樣認識的：前年冬，他回國後看到西北的情形很興奮，以致工作過勞使流鼻血之舊病複發，過度的流血病勢相當嚴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實可靠的人看護，在學校裏便找到了我，病人與看護的關係轉到了夫婦的關係。
雖然他大我14歲，但是我對自己的婚姻很滿意。他是一個非常可靠的忠實的人，做事負責任，從不隨便，脾氣很好，用理性處理問題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兩人能力地位相差太遠，在他麵前愈顯得自己幼稚無能。
這裏的生活，除了吃飯穿衣是公家供給外，還發幾塊錢的津貼。
你問我們要什麽書籍，我們不需要什麽書籍，我對你有這樣一個希望：希望你送陳雲同誌一支鋼筆，因為他沒有。不過，這個希望是在你能力所及的條件下，就是你的債還完以後與寄回家裏錢以後有剩餘的時候。（如果關稅太重或郵寄不便時也請勿寄）。
陳雲的信，寫於1939年5月21日夜。信的一開頭，陳雲寫道：“昨天接到由甘肅轉來您從倫敦來的信，很高興。”這表明陳雲是在於若木收到哥哥於道泉的信之後，寫這封信的。在信中，陳雲以三分之二的篇幅向於道泉介紹國內的抗日形勢。然後才向這位未曾謀麵的大舅子作如下自我介紹：
說了半天，也想介紹一下我自己是怎樣一個人。我是江蘇人，出身於貧苦的家庭，五歲時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卒業而後，無力繼續學業，即在上海書店為學徒有七年餘，此後十年東奔西走直至如今。前年冬由歐返國，病中與陸華認識，於是歲3月結婚。我們在政治與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適，惟年齡相差太遠，今年我已35歲。
近閱報載，歐洲風雲甚緊，英倫外交已在開始改變，如果愛好和平的國家能夠聯合一致，則或者暫時可以阻壓迫在目前之戰禍。歐洲華僑甚多，應該在迫切地盼望祖國勝利的消息，我們沒有別的來回答國外僑胞的熱望，隻有更加努力，為驅出日軍而苦幹，為中華民族之最後解放而苦幹。
這幾封彌足珍貴的信件，從其中可窺視陳雲和於若木當時在延安的婚戀情形之一斑。
1941年，於若木因為懷孕，妊娠反應很大，不得不離開馬列學院，回到家中休息了一段時間。
這時，馬列學院成立研究室，於若木在研究室學習。
不久，她生下了長女。按二人約定，生了兒子，由陳雲取名；生了女兒，則由於若木取名。於是，她為女兒取名陳偉力。
陳雲很喜歡孩子，把孩子交給保姆帶，他都有點不放心。這樣，於若木就自己帶孩子，帶了一年多。
1944年3月，陳雲調離中共中央組織部，擔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這時，孩子大了一些，於若木就擔任陳雲的機要秘書，為他收發文件。
從此，二人風風雨雨，相濡以沫，共同度過了半個多世紀。
熟知江青的人都知道，其人為遮掩自己的曆史，借“文革”之風，不知害過多少知情者。許多的文章都披露過江青如何整治和她一同從延安走出來的夫人們，尤其是知曉她的一些劣跡、對她有過非議的。而於若木居然在1970年江青如日中天，大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飛黃騰達之時，貼出了針對江青的大字報，自然她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
這其中的是非恩怨，還是錄述於若木於1980年的自述如下。
1937年七七事變後，我經組織介紹，由北平到了延安。在中央黨校學習時，開始聽說了江青這個人，當時他在12班，我在19班，同班同學告訴我，她叫藍蘋，演過《大雷雨》，是有名的電影明星，紅極一時的人物。果然，不久我見她在黨校自編自演了《棄兒》等節目。後來我進了馬列學院，江青也進了這個學院，恰巧分到了同一個班。在此之前，我已和她認識了。那時她為了個人的一些事情，經常跑中央組織部找人談話。
1943年春，由於陳雲長期勞累，身體比較虛，組織上決定他到棗園休息。到了棗園，我們和王稼祥、朱仲麗住在一起，毛主席住在棗園的另一處，江青經常跑到我們這兒來看看，還常讓朱仲麗給她看病。當時，延安的許多幹部對江青的生活作風十分看不慣，議論很多，甚至有人叫她狐狸精等。對於這類問題，我從不議論。江青也知道這種情況，有時談話中對我表示讚許。那時，延安的領導幹部與普通幹部之間的待遇差距並不很大，就穿衣來說，一般人領平紋布的衣服，而領導幹部是量體做斜紋布的衣服，我從來未與別人計較這些，隻是按製度領普通衣服。江青說，你不與別人講平均主義，不計較待遇，意思就是不向她講平均主義。
到了全國解放後，我從一些事情上看到，江青這個人越發不像樣了。從保健醫生、護士那裏聽到，江青一個人要一個專職保健醫生、三個護士日夜輪班照顧。我十分氣憤地說，許多老幹部資格比她老、功勞比她大、地位比她高，都沒有這樣做，她憑什麽享受這種待遇，何況她身體還沒有壞到這種程度嘛！
到延安後，她改名於若木。在報到之後，於若木被分配到成立不久的陝北公學學習。
而她與陳雲的結識，事出偶然。
在1937年11月，陳雲乘飛機從新疆來到了延安。不久，他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從小就有出鼻血的毛病。這時，他的老毛病複發，鼻血出得很多，流血不止，不得不休息。組織上考慮要派人照料陳雲。當然，擔負護理工作，以女性更合適些。於是，中共中央組織部秘書長鄧潔就到陝北公學五隊去挑人。為什麽要去五隊呢？因為五隊是女生隊，從全國各地奔赴延安的女青年，很多在這個隊。
鄧潔來到陝北公學五隊，找了隊長陶婉容和書記宋廉，說明了來意。經過五隊黨支部研究，以為最合適的人選是於若木。因為於若木是中共黨員，而且有正式的組織介紹信，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
於是，鄧潔找於若木談話。當時，於若木18歲。鄧潔這人是個文化人，喜歡文學、藝術，留著長長的頭發，一派文人風度。他在解放後擔任過輕工業部副部長、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
鄧潔向於若木說，陳雲同誌是黨的重要幹部，現在生病，需要人護理。於若木一聽，便說自己隻是一位普通的中學生，從未學過護理，恐怕難以勝任這一工作。鄧潔告訴她，這是經過組織研究的，隻有政治上非常可靠的人，才能到陳雲同誌那裏做護理工作，何況陳雲的護理工作不是很複雜，隻是出鼻血，需要靜臥休息。
於若木得知是組織上的決定，也就服從了。這樣，她到陳雲那裏報到。
那時，中共中央組織部在延安城裏西山的一個小四合院，三孔窯洞，兩間平房，十幾個幹部。陳雲住在其中的一孔窯洞裏，於若木去了之後，就在窯洞口擺了張辦公桌，值個班。陳雲有什麽話，於若木替他傳達一下。陳雲要找醫生，她跑去喊。沒有，就在那裏看看報紙。於若木就這樣值班，不到一個月，陳雲病愈了。
結束了在陳雲那裏的工作後，於若木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編入第19班。
沒有第三人知道，也就在這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陳雲和她之間產生了感情……
一切都那麽地自然。兩人在一起，自然要說些話，陳雲開始問她的曆史，她回答了。這樣，他開始了解於若木。他也簡單地向於若木介紹自己的身世。
空閑時，陳雲讓她唱歌。她唱起了一支蘇聯流行歌曲《祖國進行曲》，開頭一句是“我們的祖國多麽遼闊廣大”，這首歌在當時北平學生中是一首膾炙人口的歌。
後來，陳雲向她問起有沒有愛人，談過戀愛沒有，於若木回答說：“我還不懂。”陳雲說，他現在也沒有愛人。他問她，願不願意跟他交個朋友？
相處日久，陳雲向於若木回憶了發自肺腑的一段話：
“我是個老實人，做事情從來老老實實，你也是一個老實人。老實人跟老實人在一起，能夠合得來。”
這樣，他和她日益接近，關係日漸密切，慢慢明朗化了。
不久，於若木的二哥於道源來到延安，陳雲鄭重其事地把於若木的二哥請來，向他很認真地說了他和於若木的婚事，征求二哥的意見。在陳雲看來，於若木的二哥是在延安惟一能夠找到的代表女方的家長。
二哥知道陳雲是一個很老實又有很深革命資曆的人，對陳雲和於若木的婚姻欣然表示同意。
1938年3月，陳雲和於若木在延安結婚。
於若木說，她和陳雲的婚禮特別儉樸，因為陳雲不喜歡鋪張。結婚那天晚上，陳雲花了一塊多錢，買了些糖果、花生，請中共中央組織部的一些同誌熱鬧了一下，就算是婚禮。
後來，消息傳開了，有些人要陳雲請客。當時，陳雲手裏有點錢，論請客也請得起。可是，他沒有請客，因為他以為沒有必要擺場麵。
陳雲在家裏總是喊她的原名“陸華”。在陳雲看來，別人都喊她於若木，而他喊她的原名“陸華”，顯得很親切，成了“愛稱”。至於於若木呢？當著別人的麵，總是稱他“陳雲同誌”。兩人相處時，叫“陳雲同誌”當然顯得很別扭，直呼“陳雲”又覺得不尊敬，因為在她的眼中，陳雲如同兄長。她實在找不到恰如其分的稱呼，所以幹脆在家裏無稱呼！這種“無稱呼”，在於若木看來，是因為兩人的政治水平、政治地位相差懸殊而年齡又相差較大所造成的。當然，兩人有時分處異地，寫信時，她則稱他“雲兄”。
婚後，於若木仍在中共中央黨校學習，黨校在延安城東郊區的橋兒溝。離城裏相當遠，所以她隻有在星期六才能到陳雲那裏，“住禮拜六”便是這麽來的。
於若木在中共中央黨校學了五個月之後，結業。然後，她進入在延安剛剛成立的馬列學院學習。於若木記得，來馬列學院講課的，大多是延安名家。陳雲也來講課，講黨的建設。陳雲所講的革命的堅定性，給了她很大的啟示。這樣陳雲跟她又多了一層關係，即師生關係。
在馬列學院學習期間，於若木依然“住禮拜六”，即在星期六回到陳雲那裏。從1938年起，於若木在馬列學院學了三年。
這期間發生的一切肯定是極為浪漫的故事，是他們二人世界的秘密，外人本無從得知。但陳雲去世後，薄一波之子薄熙成偶然在北京集郵市場上發現三封信，這三封信，是裝在一個信封裏的，一封署名“陸華”，一封署名“璐琳”，一般都不會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還有一封信署名“陳雲”，引起了薄熙成的注意。薄熙成所關心的不是信封上的30年代的郵票，而是這三封非同一般的信，他花了2000元，買下這三封信。
這是三封寄往英國倫敦的信，信封上蓋著“西京（長安）”字樣的郵戳，表明寄自西安。郵戳上的日期是“廿八年六月廿二日”，亦即1939年6月22日。
這三封信，有一封是陳雲寫的，一封是於若木寫的，內容涉及二人的婚戀，還有一封是於若木的妹妹寫的。信是從延安托人帶到西安寄出，收信人是於道泉，於若木的長兄，當時他在英國倫敦。
於若木的信，寫於1939年5月28日。她在信中向大哥報告了她和陳雲的婚戀情形：
你問我們小家庭的生活狀況麽？這裏無所謂“家庭”。陳雲同誌在工作，我在學習。他住在機關裏，我住在學校裏。每星期六我到他那裏住一天，這是延安所謂“住禮拜六”。
我和他是這樣認識的：前年冬，他回國後看到西北的情形很興奮，以致工作過勞使流鼻血之舊病複發，過度的流血病勢相當嚴重，病中需要找一老實可靠的人看護，在學校裏便找到了我，病人與看護的關係轉到了夫婦的關係。
雖然他大我14歲，但是我對自己的婚姻很滿意。他是一個非常可靠的忠實的人，做事負責任，從不隨便，脾氣很好，用理性處理問題而不是感情用事。所不痛快的是兩人能力地位相差太遠，在他麵前愈顯得自己幼稚無能。
這裏的生活，除了吃飯穿衣是公家供給外，還發幾塊錢的津貼。
你問我們要什麽書籍，我們不需要什麽書籍，我對你有這樣一個希望：希望你送陳雲同誌一支鋼筆，因為他沒有。不過，這個希望是在你能力所及的條件下，就是你的債還完以後與寄回家裏錢以後有剩餘的時候。（如果關稅太重或郵寄不便時也請勿寄）。
陳雲的信，寫於1939年5月21日夜。信的一開頭，陳雲寫道：“昨天接到由甘肅轉來您從倫敦來的信，很高興。”這表明陳雲是在於若木收到哥哥於道泉的信之後，寫這封信的。在信中，陳雲以三分之二的篇幅向於道泉介紹國內的抗日形勢。然後才向這位未曾謀麵的大舅子作如下自我介紹：
說了半天，也想介紹一下我自己是怎樣一個人。我是江蘇人，出身於貧苦的家庭，五歲時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自高小卒業而後，無力繼續學業，即在上海書店為學徒有七年餘，此後十年東奔西走直至如今。前年冬由歐返國，病中與陸華認識，於是歲3月結婚。我們在政治與性情上一切均很合適，惟年齡相差太遠，今年我已35歲。
近閱報載，歐洲風雲甚緊，英倫外交已在開始改變，如果愛好和平的國家能夠聯合一致，則或者暫時可以阻壓迫在目前之戰禍。歐洲華僑甚多，應該在迫切地盼望祖國勝利的消息，我們沒有別的來回答國外僑胞的熱望，隻有更加努力，為驅出日軍而苦幹，為中華民族之最後解放而苦幹。
這幾封彌足珍貴的信件，從其中可窺視陳雲和於若木當時在延安的婚戀情形之一斑。
1941年，於若木因為懷孕，妊娠反應很大，不得不離開馬列學院，回到家中休息了一段時間。
這時，馬列學院成立研究室，於若木在研究室學習。
不久，她生下了長女。按二人約定，生了兒子，由陳雲取名；生了女兒，則由於若木取名。於是，她為女兒取名陳偉力。
陳雲很喜歡孩子，把孩子交給保姆帶，他都有點不放心。這樣，於若木就自己帶孩子，帶了一年多。
1944年3月，陳雲調離中共中央組織部，擔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這時，孩子大了一些，於若木就擔任陳雲的機要秘書，為他收發文件。
從此，二人風風雨雨，相濡以沫，共同度過了半個多世紀。
熟知江青的人都知道，其人為遮掩自己的曆史，借“文革”之風，不知害過多少知情者。許多的文章都披露過江青如何整治和她一同從延安走出來的夫人們，尤其是知曉她的一些劣跡、對她有過非議的。而於若木居然在1970年江青如日中天，大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飛黃騰達之時，貼出了針對江青的大字報，自然她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
這其中的是非恩怨，還是錄述於若木於1980年的自述如下。
1937年七七事變後，我經組織介紹，由北平到了延安。在中央黨校學習時，開始聽說了江青這個人，當時他在12班，我在19班，同班同學告訴我，她叫藍蘋，演過《大雷雨》，是有名的電影明星，紅極一時的人物。果然，不久我見她在黨校自編自演了《棄兒》等節目。後來我進了馬列學院，江青也進了這個學院，恰巧分到了同一個班。在此之前，我已和她認識了。那時她為了個人的一些事情，經常跑中央組織部找人談話。
1943年春，由於陳雲長期勞累，身體比較虛，組織上決定他到棗園休息。到了棗園，我們和王稼祥、朱仲麗住在一起，毛主席住在棗園的另一處，江青經常跑到我們這兒來看看，還常讓朱仲麗給她看病。當時，延安的許多幹部對江青的生活作風十分看不慣，議論很多，甚至有人叫她狐狸精等。對於這類問題，我從不議論。江青也知道這種情況，有時談話中對我表示讚許。那時，延安的領導幹部與普通幹部之間的待遇差距並不很大，就穿衣來說，一般人領平紋布的衣服，而領導幹部是量體做斜紋布的衣服，我從來未與別人計較這些，隻是按製度領普通衣服。江青說，你不與別人講平均主義，不計較待遇，意思就是不向她講平均主義。
到了全國解放後，我從一些事情上看到，江青這個人越發不像樣了。從保健醫生、護士那裏聽到，江青一個人要一個專職保健醫生、三個護士日夜輪班照顧。我十分氣憤地說，許多老幹部資格比她老、功勞比她大、地位比她高，都沒有這樣做，她憑什麽享受這種待遇，何況她身體還沒有壞到這種程度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