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頭腦冷靜理經濟！電閃雷鳴不動搖(19)
陳雲自己的生活像個苦行僧，但他對老百姓的疾苦卻非常關心。1994年4月初，他在上海從新聞聯播裏聽到中央機關為希望工程捐款的消息，他要工作人員立即從他的存款中取出5000元錢，捐助給革命老區、貧困地區的失學兒童。這筆錢落實到河南省盧氏縣湯河鄉和朱陽關鄉的16名失學兒童身上。11月，中央辦公廳信坊局轉來了這16名小學生寫給他的信。他說，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決不能讓兒童失學，應該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來解決這個問題。不久，他在病床上聽到中央號召為貧困地區捐贈衣服、被子的消息，他要工作人員告訴於若木馬上去辦。全家除捐贈了幾十件衣服外，還特意以陳雲的名義捐贈了一條嶄新的絲棉被子和床單。他聽了很高興。當向他報告，捐贈的被子和床單已經送給了貴州遵義地區的一位前誌願軍戰士的家裏，這時，他專門把於若木叫到病床前，親自告訴她這個消息。
對孩子們要求嚴格
陳雲有五個子女，二男三女，均受過高等教育。他對子女的教育，一行無言之教，二抓問題，並且抓結果。他的小兒子陳方上中學時，一次為買腳蹼，從他生活秘書石長利手中要錢超出預算。黃昏，陳雲散步時，知道了這事，當晚，陳方坐在陳雲麵前。父子的對話開始了：
“你從哪兒拿的錢？”“石頭（石長利）那兒。”“石頭哪來的錢？”“你的工資。”“我的工資誰給的？”“人民給的。”“人民給我的工資，你為什麽用呢？”“我是你的兒子，你是我的爸爸。”“記住，節約一分錢是節約人民的錢，我看你的行動。”
他的二女兒陳偉華，在北師大女附中念完高中，“文革”開始，不能考大學了。她的同學陸續有了工作崗位，而她因父親戴上了“中國最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高帽，許多工礦企業不敢招她，最後，她隻能去懷柔縣。
懷柔，一半是平原，一半是山區。偉華很盼望能走一回運，分到條件好一些的平原地區。“你應該做好思想準備，到喇叭溝門、碾子那種貧窮山區去。”父親雖已處於極其困難的境遇裏，仍沉穩地這樣告誡女兒。
她聽了父親的話，抱著最壞的打算去懷柔了，被分到地處半山區的辛營公社，當了一名鄉村女教師。
那裏的小學，教室裏桌椅破舊不堪。窗子沒有玻璃，糊的是黃不黃白不白的紙。黑板是用灰抹成的，用得太久的黑漆已剝落，白花花的。
她第一次走上講台時，是教“兩級複式”班，即同堂教兩夥兒不同年級的孩子。看著下麵坐著的年歲不一的農村孩子，個個睜著好奇的眼睛在打量她，她竟一時不知所措：“我講什麽呀！”這聲音雖輕，孩子們還是聽見了，他們咧開嘴樂了，偉華的心輕鬆了。
不過，很快，新鮮勁過去了。冬天來了，看著孩子們圍著爐子不住搓著手，聽著門外的風聲，想到自己在這兒連個同學也沒有，她覺得心裏很冷。那時，母親和兄弟姐妹都被送到外地去“改造思想”，家裏隻有被剝奪了工作權利的父親。父親現在怎樣了呢？她想家了。
有一天，她不知哪來的勇氣，沒有請假，也不管學校裏還有課，徑直上路了。一路上，她心裏漾起一絲苦味的喜悅，要到家了，要看到爸爸了，他會高興的。
“怎麽這麽快就回來了？”
“我……”偉華覺得一言難盡。
“你應該回去。”父親很堅決。
“爸爸！”她的眼淚奪眶而出。
那一天，父親很嚴肅，很不客氣。偉華傷心極了，一肚子委屈：自己並不是怕吃苦，自己隻是想家、孤獨，爸爸怎麽就不能理解呢？
盡管委屈，第二天她還是返回了辛營。說也奇怪，當她再度踏進這個小村莊時，小學校低矮的圍牆，教室窗子上的陳舊的窗紙，連車子走過土路揚起的灰塵，都使她感到熟悉而親切。她開始為自己一時的軟弱而羞愧。她決心不讓父親失望，在農村好好生活下去。
她教孩子讀書，教過語文、政治、曆史；她參加農業生產勞動，上山砍柴、下地割麥、用梯架背石頭修渡槽；她還要輪流當炊事員，燒柴灶、貼餅子、挑水；她也不時去學生家訪問，坐在土炕上和農民聊天……
經過幾年的農村生活，偉華變了。她不僅成了一名先進教師，更重要的是：她本是個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姑娘，剛去農村時，人家來看她，她都不知道該站起來。可後來她理解了鄉親們，感受到了農民身上所涵有的質樸、深厚的人情，她對辛營的人民有了感情。每次回家，她都東奔西走，用很多時間去幫鄉親們代買東西。回去時大包小裹，連長途汽車的司機都認識了她，見她就和她打招呼。她本是個隻知讀書的學生，可在和孩子們相處中，她心中升起了莊嚴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有一次，她由北京回到縣裏，正趕上滿天風雪，為了不誤給孩子們上課，她頂著風雪步行幾十裏趕回辛營。
淳樸的鄉親，在偉華身上看到了陳雲同誌的影子。他們可不在乎別人說什麽，拉著偉華的手，實在地讓她轉告她父親：“讓他老人家放寬心，保重身體。”偉華將這些口信帶給父親，父親的眼睛裏閃出溫暖的笑意。
1974年，正當陳雲一家處於困難的時刻，辛營公社黨委毅然作出決定：批準陳偉華加入中國共產黨。
那一天，她激動地落下了淚。隻有到這時，她才理解了父親，為什麽在她跑回家時對她那樣嚴厲，他是要自己在鄉親們中間解除孤獨，去和辛營的人民和黨組織親近啊！她不由得想起父親多次對她兄妹講的話：“你們就得自己到社會上闖一闖。特別是女孩子，要想在社會上站得住腳，一定要在政治上成熟起來。”這話，她要記一輩子。
曾有人采訪問陳偉華：“你父親送過你什麽？”
“送過我一本書——《世界知識年鑒》。”
“你送過你父親什麽呢？”
她笑了：“兩個核桃。”
原來，這書和核桃在這父女之間各有著它們的故事。
在農村時，每次偉華回京探親，父親都叮囑她：“有空要看點書。”
1970年冬，偉華開始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導師的書。她把這一情況寫信告訴了父親，父親很快寫來了回信。父親的歡欣和鼓勵浸透了那張紙：
南南（偉華的小名——編者），12月8日的信爸爸收到，我萬分歡喜（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萬分）。你要學習和讀書了……
“你雖然已開始工作，但還年輕，堅持下去，是可以學到一些東西的。時間有限，每天要擠時間學。”
這封信使偉華很感動。她在小學是個好學生；進了中學，很快入了團；下鄉後，能吃苦耐勞，父親都沒有給予她什麽表揚。可現在，當她自己有意識地翻開馬列主義的書時，父親卻“萬分歡喜”。她不能不從父親的“歡喜”中感受到父親對自己應成為一個會思考的人所抱的希望；不能不從那字裏行間，體會到身處逆境的父親還保持著堅定的信仰。
這之後不久，陳雲專門就讀書問題和她進行了一次長談。他告訴女兒，為了能夠真正理解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係統的理論，最好先閱讀有關他們的傳記，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時代背景，然後再由淺入深，閱讀原著。另外，學習要有計劃，要堅持，不光學習馬列著作，還要學習各方麵的知識，使自己眼界開闊。
最後，他問偉華：“現在都讀了什麽書？”偉華告訴父親，她學習了《共產黨宣言》。
“那麽，這本書的核心是什麽？”父親目光炯炯。
“消滅私有製！”女兒幹脆地回答。
父親滿意地笑了。
後來，他專門選了本《世界知識年鑒》送給女兒。等她看了一部分後，就提出一些思考題，讓她回答。就這樣，偉華在父親感染下，眼界開闊了，養成了自己獨立學習的習慣。
陳雲還曾設想把家人組織起來，召開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的討論會，但未施行，他就被“疏散”到外地去了。那些日子，偉華很掛念父親，特別是夜深人靜之時，她便悄悄想起他，想起童年時與父親相處的情景：
父親很忙，沒多少時間能和孩子在一起。有一回，她從托兒所回來，不吃飯，見到父親扭頭就跑，因為她不認識他。
大些了，她記得父親了。每次見麵，父親總笑眯眯地講他們小時候的事，有時把她拉到懷裏，親她，並問：“紮不紮？”她咯咯笑了：“不紮！”父親也哈哈笑了。這麽多年過去了，可那感覺似乎還留在她臉上……
她默默地在心裏祝願父親平安、健康。
後來，父親手關節有了毛病，醫生說手需要常活動。偉華立即想到，應給父親找兩個核桃，讓他在手裏攥著活動。她在鄉下，在許多核桃中挑了又挑，揀出兩個最好的帶給了父親。後來，那兩個核桃被父親磨得亮極了。
1977年，全國恢複高等院校招生考試製度，陳雲聽到消息很高興，囑妻子於若木迅速通知女兒。
這一年，偉華30歲整。聽到消息，她又興奮又焦急。“三十而立”，或許她真要麵臨一個轉折了。她曾多麽渴望讀書深造，可由於父母的問題，她的追求隻是個夢。如今機會來臨，她卻又這麽措手不及。距考試隻有兩個月時間，自己在鄉下，一無材料，二無人指導，能行嗎？然而這機會對於已不年輕的她來說，恐怕也是最後一次了。
她來不及細想，匆匆給母親寫了封信。她記得母親認識一位在大學工作的同誌，她請母親問問那個同誌，該怎麽複習，複習些什麽。
母親的信很快來了，信中說：“爸爸說這叫走後門。”
偉華愣住了。但她很快意識到自己的確欠考慮。父親重新出來工作不久，並在黨內擔任重要領導職務，國家又剛剛恢複招生考試製度，唉呀，自己怎麽不想得深一點、遠一點呢？
於是，她從朋友那兒找來複習資料和課本，開始準備。當時，她正參加農村工作隊，隻能在晚上複習。農村寒冷的冬夜，坐在炕上看書，隻有P股下的一塊是溫熱的。有時她手腳凍木了，伸不開，就鑽進被窩裏看一陣。暖和了，又怕睡著了，再坐起來披著衣服學。就這樣，一個多月後，她去考試了。
她考上了。這時，父親對女兒的報考誌願發話了：“國家需要教師，你報師範吧。”當她踏進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的教室，看到和自己一班卻遠比自己年輕、活潑的同學時，她感慨萬千。可她的內心是平靜的：自己能成為大學生，靠的是自己。
畢業時，這一屆大學生多被分配到缺少青年幹部的各國家機關工作。本來陳雲同誌很希望女兒繼續從事教育工作。可聽說組織上已將偉華分到勞動人事部，他反過來開導女兒說：“國家有國家的需要，還要服從國家分配，接觸社會麵寬一些，也是有好處的。”
陳雲同誌經常教育偉華要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她懂得父親的心，她的小家也是靠自己“而立”。她和丈夫不論多困難，也不要家裏的錢，從不坐父親的車，從沒有“非分”的念頭。當時，他倆每月共收入120元左右，除三口之家的吃用之外，還要負擔請阿姨帶孩子的費用。他們過著和同齡青年一樣的樸素的生活。
有時，她帶著孩子去看父親。父親高興地拿出早就備好的山楂片，並拉著外孫的小手讓他摸自己的胡子，問“紮不紮”聽到小外孫說“不紮”，他笑了。
看著父親含著笑意的皺紋，偉華不由得想到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想起自己走過的生活道路。“嗬，父親！”她為自己能得到這樣的父親的愛而感到幸福。
1985年5月，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來了一位衣著樸素的年輕女教師。老教師們一眼認出，這不是陳雲同誌的女兒、我校畢業生陳偉華嗎？聽說她1982年從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畢業後被分配到國家勞動人事部工作，怎麽又來當教師呢？
“我是師範畢業的，我願意回到教育戰線幹點事業，把自己的專業知識用上。”陳偉華真誠地告訴老師們。
對孩子們要求嚴格
陳雲有五個子女，二男三女，均受過高等教育。他對子女的教育，一行無言之教，二抓問題，並且抓結果。他的小兒子陳方上中學時，一次為買腳蹼，從他生活秘書石長利手中要錢超出預算。黃昏，陳雲散步時，知道了這事，當晚，陳方坐在陳雲麵前。父子的對話開始了：
“你從哪兒拿的錢？”“石頭（石長利）那兒。”“石頭哪來的錢？”“你的工資。”“我的工資誰給的？”“人民給的。”“人民給我的工資，你為什麽用呢？”“我是你的兒子，你是我的爸爸。”“記住，節約一分錢是節約人民的錢，我看你的行動。”
他的二女兒陳偉華，在北師大女附中念完高中，“文革”開始，不能考大學了。她的同學陸續有了工作崗位，而她因父親戴上了“中國最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的高帽，許多工礦企業不敢招她，最後，她隻能去懷柔縣。
懷柔，一半是平原，一半是山區。偉華很盼望能走一回運，分到條件好一些的平原地區。“你應該做好思想準備，到喇叭溝門、碾子那種貧窮山區去。”父親雖已處於極其困難的境遇裏，仍沉穩地這樣告誡女兒。
她聽了父親的話，抱著最壞的打算去懷柔了，被分到地處半山區的辛營公社，當了一名鄉村女教師。
那裏的小學，教室裏桌椅破舊不堪。窗子沒有玻璃，糊的是黃不黃白不白的紙。黑板是用灰抹成的，用得太久的黑漆已剝落，白花花的。
她第一次走上講台時，是教“兩級複式”班，即同堂教兩夥兒不同年級的孩子。看著下麵坐著的年歲不一的農村孩子，個個睜著好奇的眼睛在打量她，她竟一時不知所措：“我講什麽呀！”這聲音雖輕，孩子們還是聽見了，他們咧開嘴樂了，偉華的心輕鬆了。
不過，很快，新鮮勁過去了。冬天來了，看著孩子們圍著爐子不住搓著手，聽著門外的風聲，想到自己在這兒連個同學也沒有，她覺得心裏很冷。那時，母親和兄弟姐妹都被送到外地去“改造思想”，家裏隻有被剝奪了工作權利的父親。父親現在怎樣了呢？她想家了。
有一天，她不知哪來的勇氣，沒有請假，也不管學校裏還有課，徑直上路了。一路上，她心裏漾起一絲苦味的喜悅，要到家了，要看到爸爸了，他會高興的。
“怎麽這麽快就回來了？”
“我……”偉華覺得一言難盡。
“你應該回去。”父親很堅決。
“爸爸！”她的眼淚奪眶而出。
那一天，父親很嚴肅，很不客氣。偉華傷心極了，一肚子委屈：自己並不是怕吃苦，自己隻是想家、孤獨，爸爸怎麽就不能理解呢？
盡管委屈，第二天她還是返回了辛營。說也奇怪，當她再度踏進這個小村莊時，小學校低矮的圍牆，教室窗子上的陳舊的窗紙，連車子走過土路揚起的灰塵，都使她感到熟悉而親切。她開始為自己一時的軟弱而羞愧。她決心不讓父親失望，在農村好好生活下去。
她教孩子讀書，教過語文、政治、曆史；她參加農業生產勞動，上山砍柴、下地割麥、用梯架背石頭修渡槽；她還要輪流當炊事員，燒柴灶、貼餅子、挑水；她也不時去學生家訪問，坐在土炕上和農民聊天……
經過幾年的農村生活，偉華變了。她不僅成了一名先進教師，更重要的是：她本是個不懂人情世故的小姑娘，剛去農村時，人家來看她，她都不知道該站起來。可後來她理解了鄉親們，感受到了農民身上所涵有的質樸、深厚的人情，她對辛營的人民有了感情。每次回家，她都東奔西走，用很多時間去幫鄉親們代買東西。回去時大包小裹，連長途汽車的司機都認識了她，見她就和她打招呼。她本是個隻知讀書的學生，可在和孩子們相處中，她心中升起了莊嚴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有一次，她由北京回到縣裏，正趕上滿天風雪，為了不誤給孩子們上課，她頂著風雪步行幾十裏趕回辛營。
淳樸的鄉親，在偉華身上看到了陳雲同誌的影子。他們可不在乎別人說什麽，拉著偉華的手，實在地讓她轉告她父親：“讓他老人家放寬心，保重身體。”偉華將這些口信帶給父親，父親的眼睛裏閃出溫暖的笑意。
1974年，正當陳雲一家處於困難的時刻，辛營公社黨委毅然作出決定：批準陳偉華加入中國共產黨。
那一天，她激動地落下了淚。隻有到這時，她才理解了父親，為什麽在她跑回家時對她那樣嚴厲，他是要自己在鄉親們中間解除孤獨，去和辛營的人民和黨組織親近啊！她不由得想起父親多次對她兄妹講的話：“你們就得自己到社會上闖一闖。特別是女孩子，要想在社會上站得住腳，一定要在政治上成熟起來。”這話，她要記一輩子。
曾有人采訪問陳偉華：“你父親送過你什麽？”
“送過我一本書——《世界知識年鑒》。”
“你送過你父親什麽呢？”
她笑了：“兩個核桃。”
原來，這書和核桃在這父女之間各有著它們的故事。
在農村時，每次偉華回京探親，父親都叮囑她：“有空要看點書。”
1970年冬，偉華開始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等革命導師的書。她把這一情況寫信告訴了父親，父親很快寫來了回信。父親的歡欣和鼓勵浸透了那張紙：
南南（偉華的小名——編者），12月8日的信爸爸收到，我萬分歡喜（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萬分）。你要學習和讀書了……
“你雖然已開始工作，但還年輕，堅持下去，是可以學到一些東西的。時間有限，每天要擠時間學。”
這封信使偉華很感動。她在小學是個好學生；進了中學，很快入了團；下鄉後，能吃苦耐勞，父親都沒有給予她什麽表揚。可現在，當她自己有意識地翻開馬列主義的書時，父親卻“萬分歡喜”。她不能不從父親的“歡喜”中感受到父親對自己應成為一個會思考的人所抱的希望；不能不從那字裏行間，體會到身處逆境的父親還保持著堅定的信仰。
這之後不久，陳雲專門就讀書問題和她進行了一次長談。他告訴女兒，為了能夠真正理解無產階級革命導師的係統的理論，最好先閱讀有關他們的傳記，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時代背景，然後再由淺入深，閱讀原著。另外，學習要有計劃，要堅持，不光學習馬列著作，還要學習各方麵的知識，使自己眼界開闊。
最後，他問偉華：“現在都讀了什麽書？”偉華告訴父親，她學習了《共產黨宣言》。
“那麽，這本書的核心是什麽？”父親目光炯炯。
“消滅私有製！”女兒幹脆地回答。
父親滿意地笑了。
後來，他專門選了本《世界知識年鑒》送給女兒。等她看了一部分後，就提出一些思考題，讓她回答。就這樣，偉華在父親感染下，眼界開闊了，養成了自己獨立學習的習慣。
陳雲還曾設想把家人組織起來，召開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的討論會，但未施行，他就被“疏散”到外地去了。那些日子，偉華很掛念父親，特別是夜深人靜之時，她便悄悄想起他，想起童年時與父親相處的情景：
父親很忙，沒多少時間能和孩子在一起。有一回，她從托兒所回來，不吃飯，見到父親扭頭就跑，因為她不認識他。
大些了，她記得父親了。每次見麵，父親總笑眯眯地講他們小時候的事，有時把她拉到懷裏，親她，並問：“紮不紮？”她咯咯笑了：“不紮！”父親也哈哈笑了。這麽多年過去了，可那感覺似乎還留在她臉上……
她默默地在心裏祝願父親平安、健康。
後來，父親手關節有了毛病，醫生說手需要常活動。偉華立即想到，應給父親找兩個核桃，讓他在手裏攥著活動。她在鄉下，在許多核桃中挑了又挑，揀出兩個最好的帶給了父親。後來，那兩個核桃被父親磨得亮極了。
1977年，全國恢複高等院校招生考試製度，陳雲聽到消息很高興，囑妻子於若木迅速通知女兒。
這一年，偉華30歲整。聽到消息，她又興奮又焦急。“三十而立”，或許她真要麵臨一個轉折了。她曾多麽渴望讀書深造，可由於父母的問題，她的追求隻是個夢。如今機會來臨，她卻又這麽措手不及。距考試隻有兩個月時間，自己在鄉下，一無材料，二無人指導，能行嗎？然而這機會對於已不年輕的她來說，恐怕也是最後一次了。
她來不及細想，匆匆給母親寫了封信。她記得母親認識一位在大學工作的同誌，她請母親問問那個同誌，該怎麽複習，複習些什麽。
母親的信很快來了，信中說：“爸爸說這叫走後門。”
偉華愣住了。但她很快意識到自己的確欠考慮。父親重新出來工作不久，並在黨內擔任重要領導職務，國家又剛剛恢複招生考試製度，唉呀，自己怎麽不想得深一點、遠一點呢？
於是，她從朋友那兒找來複習資料和課本，開始準備。當時，她正參加農村工作隊，隻能在晚上複習。農村寒冷的冬夜，坐在炕上看書，隻有P股下的一塊是溫熱的。有時她手腳凍木了，伸不開，就鑽進被窩裏看一陣。暖和了，又怕睡著了，再坐起來披著衣服學。就這樣，一個多月後，她去考試了。
她考上了。這時，父親對女兒的報考誌願發話了：“國家需要教師，你報師範吧。”當她踏進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的教室，看到和自己一班卻遠比自己年輕、活潑的同學時，她感慨萬千。可她的內心是平靜的：自己能成為大學生，靠的是自己。
畢業時，這一屆大學生多被分配到缺少青年幹部的各國家機關工作。本來陳雲同誌很希望女兒繼續從事教育工作。可聽說組織上已將偉華分到勞動人事部，他反過來開導女兒說：“國家有國家的需要，還要服從國家分配，接觸社會麵寬一些，也是有好處的。”
陳雲同誌經常教育偉華要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她懂得父親的心，她的小家也是靠自己“而立”。她和丈夫不論多困難，也不要家裏的錢，從不坐父親的車，從沒有“非分”的念頭。當時，他倆每月共收入120元左右，除三口之家的吃用之外，還要負擔請阿姨帶孩子的費用。他們過著和同齡青年一樣的樸素的生活。
有時，她帶著孩子去看父親。父親高興地拿出早就備好的山楂片，並拉著外孫的小手讓他摸自己的胡子，問“紮不紮”聽到小外孫說“不紮”，他笑了。
看著父親含著笑意的皺紋，偉華不由得想到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想起自己走過的生活道路。“嗬，父親！”她為自己能得到這樣的父親的愛而感到幸福。
1985年5月，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來了一位衣著樸素的年輕女教師。老教師們一眼認出，這不是陳雲同誌的女兒、我校畢業生陳偉華嗎？聽說她1982年從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畢業後被分配到國家勞動人事部工作，怎麽又來當教師呢？
“我是師範畢業的，我願意回到教育戰線幹點事業，把自己的專業知識用上。”陳偉華真誠地告訴老師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