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 頭腦冷靜理經濟！電閃雷鳴不動搖(16)
陳雲同誌對於經濟的發展，總是從實際的可能出發，主張集中兵力，穩紮穩打。1959年他對糧、棉、鋼、煤四大高指標不讚成，有保留意見，多次提出這些指標是難以實現的，不要在報紙上公布。後來毛主席委托他調整鋼鐵指標，他經過調查研究，並經過毛主席、黨中央同意，把鋼鐵的計劃指標降了下來。
國民經濟要綜合平衡和按比例發展，這是陳雲在“一五”時期提出的重要思想。這一思想，來源於他對中國工業化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問題的長期探索和深入思考。陳雲認為，規模搞多大，速度搞多快，並不取決於良好願望，而取決於國民經濟各個方麵是否做到了綜合平穩，各個部門之間是否合乎比例。就是說，國民經濟在總量上和結構上是否是平衡的。“一五”時期，工業化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問題之所以解決得比較好，與這個指導思想有著直接的關係。
陳雲認為財政平衡、物資平衡、信貸平衡和外匯平衡是一國總體的平衡，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隻有搞好綜合平衡才能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他強調在綜合平衡的基礎上要突出重點。他常說，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突出重點，才能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建設上可以縮短工期，經濟上見效快、效益高。在此前提下，他還強調要處理好重點與一般的關係。他說搞好綜合平衡“既要保證重點，又要照顧一般”。否則，“不僅國民經濟各部門不能互相協調地向前發展，而且重點本身的發展也難以得到保證”。
陳雲在編製“一五”計劃時就反複強調，必須遵守按比例平衡發展的法則。就是說，製定工業發展速度，不能隻考慮工業本身的情況，還要考慮工業與農業、工業與交通運輸、工業與科技教育，以及工業內部的重工業與輕工業，重工業內部的冶金、煤炭、電力、化工等等部門之間的比例關係。
由於1956年的冒進，導致了平衡的破裂。經過1957年的調整，被打破的平衡雖然得到了恢複，但1958年又發生了反“反冒進”，出現了要求更高速度和更高指標的“大躍進”，導致國民經濟更嚴重的比例失調，使“二五”時期的社會總產值變成了負增長。正是鑒於這些教訓，陳雲深刻指出：“按比例發展是最快的速度。”
人民生活和經濟建設的關係，當前生產和基本建設的關係，都是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重大問題，按比例是經濟規律，按比例才能做到綜合平衡，這是陳雲長時期以來對計劃工作的指導思想。為了使國民經濟能夠按比例和平衡發展，陳雲同誌對於關係國民經濟全局的重大比例和綜合平衡問題進行了長期的調查研究。他對於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兩大部類的比例關係，以及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問題，都提出了切合實際的重要意見。陳雲特別強調三大平衡：財政收支平衡、銀行信貸平衡、物資供需平衡，後來又加上外匯收支平衡，這四大平衡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銜接，確實是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核心問題。
關於按什麽原則來平衡的問題，陳雲同誌明確反對按長線平衡的觀點。他主張按短線平衡。所謂按短線平衡就是當年能夠生產的東西，加上動用必要的庫存，再加上切實可靠的進口，使供求相適應。在這個基礎上來搞平衡，才是可靠的平衡。
在綜合平衡和按比例發展的思想指導下，“一五”時期的建設規模大，但比較適度；發展速度快，但比較穩妥；整個計劃不僅提前一年完成，而且效益好。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一個老而又老、又十分敏感的問題。建國初期，陳雲的統一財政經濟政策和調整工商業對此有大的觸及。1955年，毛澤東外出巡視工作期間，所到各省的負責人紛紛向他反映中央對經濟統得過死，嚴重束縛了地方和企業的手腳，要求中央向下放權。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反映：過去總說廣東是前線，不能辦工廠，群眾的就業問題由中央管，而國家預算裏又不給錢，包袱還得省裏背，不是長久之計。天津反映：20萬元的基建投資，建什麽都還要中央批；許多部委強調垂直領導，甚至管到企業的處室，使企業很難辦。
毛澤東對此極為重視，回京後多次強調經濟管理體製要改革，要多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後來在周恩來的直接指示下，形成了《國務院關於改革國家行政體製的決議》，內容有：劃分中央與地方行政管理職權的原則；計劃管理；財政管理；工業管理等。
1957年初，中央成立經濟工作五人小組，陳雲任組長，專事落實這一決議。後來小組提出意見書，主要有：（1）實行“大計劃，小自由”；（2）分級管理，層層負責；（3）簡化計劃程序和不必要的表格；等等。
1961年10月，陳雲受周恩來委托調查工業狀況時，在北京香山飯店，主持召開過一次煤炭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薄一波、薛暮橋，以及各大煤礦的黨委書記等。當座談會議論到經濟管理體製問題時，陳雲滔滔不絕地說：根本問題是條條塊塊，尺寸沒有搞正確。然後他回顧曆史，說開國12年幾個東西倒來倒去未倒出好辦法。1957年以前一包到底，開始有必要，以後放一點，經過毛主席批評，每次開會都提出放不放？地方、企業都要分一點成。1956年講了十大關係。1957年，一個開了企業分成的會議，講企業分成；一個是地方財政分成。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後，6月30日企業大量下放。以後每一次會又議“全國一盤棋”，各搞各的不能集中，需要集中而沒有集中，講了三年之久，廬山會議決定集中一點。究竟集權和分權到什麽程度，並未解決。從工業建設來說，沒有集中統一不行，一個省一個大區都不能解決問題。同時，毛主席講，中國大，有的省比歐洲一個國家還大。隻開各部的會，不開省委書記會，會說都是上麵下來的。省委書記代表當地的統一領導。當地不出一把力，平頂山、包頭是搞不起來的。同心協力是應該的，但應給的權力、物資沒有給。地方提出項目，並不隻是為地方辦工業，也是為大企業服務的。那時地方毫無機動餘地，搞到財政分成很高興。是否可以河水不犯井水，該給你的就是你的；該為大企業服務的就要為大企業服務。市委的我不動，我的就是我的。給你的真給。錢，要緊的幾樣都給，給了不打主意。中央的東西，地方也不要打主意。物資要相當統一，否則不能進行建設。
陳雲的這番話，已具“鳥籠經濟”的意味。
1956年9月，陳雲同誌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就係統地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的新問題，提出了一係列帶有原則意義的方針、政策。他主張要及時糾正在改造過程中隻注意集中生產、集中經營，而忽視分散生產、分散經營的錯誤做法，主張對一部分商品采取選購和自銷，讓許多小工廠單獨生產，把許多手工業合作社劃小、分級或按戶分散經營，把許多副業生產歸社員個人經營，放寬小土產的市場管理，等等。他的這些主張是要求在正確的方針、政策的指引下，把經濟搞活，市場搞活。
陳雲同誌在黨的八大發言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話，他說：“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情況將是這樣：在工商業經營方麵，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至於生產計劃方麵，全國工農業產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計劃生產的，但是同時有一部分產品是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自由生產的。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因此，我國的市場，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而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裏，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範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陳雲的這一段極為精辟的概括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這裏，他實際上回答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勝利後，要建設一個什麽樣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他設想了多種經濟成分並存，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模式，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局限性，成為以後經濟體製改革的理論和政策的先導。
1982年，大年初一的上午，陳雲在他中南海的辦公室裏，約請國家計委的負責人座談經濟工作問題。
姚依林、宋平、柴樹藩、李人俊、房維中五位同誌先後來了。互致節日問候以後，陳雲同誌用濃重的上海口音作了開場白：“今年北京春節喜氣洋洋，鞭炮放得特別多。‘一年之計在於春’。今天請大家來，是想談談怎樣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問題。”
他說：“我們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工業要以計劃經濟為主，農業也不例外，實行生產責任製以後，也必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不能認為農業實行各種生產責任製以後，就可以不要計劃了。”
“過去一直有個老問題，經濟作物麵積增加，糧食種植麵積就會縮小。這個問題要正確處理。農業隻有按計劃經濟辦事，才有利於農民的長遠利益，國家才能建設好。”
“全國建設必須有先有後，有重有輕。哪些是重點，哪些不是；哪些該先，哪些該後，這都要按計劃辦。不然，這兒一攤，那兒一攤，就不行。”
姚依林接著說：“現在按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原則建立起來的管理體製，既不同於過去我們統得過死，更不同於資本主義那樣的市場經濟。正因為這樣，才能逐步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亂，提高經濟效益，真正按照社會主義需要來組織和發展生產。”
“看來有的地方有點急，想盡快改變落後麵貌。”這是柴樹藩同誌的分析。
聽了大家的話，陳雲又說：“隻要我們腳踏實地，按部就班地幹，經濟發展就快；如果急於求成，經濟發展就慢。”
這短短兩句話，是30年來經濟工作基本經驗的總結，是付出了巨大的“學費”而換來的。陳雲講得語重心長。
“不惟上，不惟書，隻惟實”
提起陳雲，很多人會對他的這樣一句名言脫口而出，這就是：不惟上，不惟書，隻惟實；再要加一句話，就是：交換，比較，反複。
黨內許多幹部把陳雲的這15字格言當做座右銘，受益終身。
陳雲是黨內的理論家、組織家，其良好的理論素養，加之七年的中央組織部長的生涯，使他談起這個問題來，理論聯係實際，頭頭是道。
早在1947年2月，陳雲在東北局工作時，一次在遼東分局會議上給幹部作報告，就談到“怎樣才能少犯錯誤”這個問題，摘錄如下：
要少犯錯誤，就要避免認識上的片麵性。其方法，我概括為三條：一、交換；二、比較；三、反複。
交換是帶頭的。所謂交換，就是要互相交換正反兩麵的意見，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麵情況。交換時要特別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見，相反的意見可以補充我們對事物認識的不足。相反的意見即使錯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個方麵，或者包括一個曆史經驗的推論。
對於正確的反對意見，可以補充我們對客觀事物認識的不足。對於不正確的反對意見，我們要把它駁倒。愈是不正確的，就愈要把它駁得徹底。既然要批駁，就得找論據，這可以加深我們的認識，正確的意見往往就是由係統地駁倒不正確的意見而產生的。
交換是為了更全麵地認識事物，比較則是為了更好地判斷事物的性質。不經過比較，就看不清事物已經發展到什麽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質是什麽。檢驗黃金的純度要用試金石，驗血也有參照的標準。前幾年有位美國將軍叫史迪威，他派觀察組到延安，拿我們對美國的政策，來比美國對我們的政策，結果改變了對我們的態度，所以一經比較，就能夠對事物認識得更清楚、更深刻。
比較仍然是認識的過程，反複則是認識的過程，也是實踐的過程。反複，首先要在決定了對策之後，再找反對的意見攻一攻，使認識更正確。而最要緊的，是在實踐過程中反複認識。凡是正確的，就堅持和發展。如果發現缺點就加以彌補，發現錯誤就立即改正。總之，判斷，行動，再認識，修正之，這樣就可以不犯大的錯誤。
從我的經驗看，如果上麵說的三條要求都達到了，就能夠比較全麵地認識客觀事物，避免某些片麵性，作出比較正確的決策，比較好地做到實事求是。
國民經濟要綜合平衡和按比例發展，這是陳雲在“一五”時期提出的重要思想。這一思想，來源於他對中國工業化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問題的長期探索和深入思考。陳雲認為，規模搞多大，速度搞多快，並不取決於良好願望，而取決於國民經濟各個方麵是否做到了綜合平穩，各個部門之間是否合乎比例。就是說，國民經濟在總量上和結構上是否是平衡的。“一五”時期，工業化建設的規模和速度問題之所以解決得比較好，與這個指導思想有著直接的關係。
陳雲認為財政平衡、物資平衡、信貸平衡和外匯平衡是一國總體的平衡，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隻有搞好綜合平衡才能保證國民經濟的正常運行。他強調在綜合平衡的基礎上要突出重點。他常說，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突出重點，才能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建設上可以縮短工期，經濟上見效快、效益高。在此前提下，他還強調要處理好重點與一般的關係。他說搞好綜合平衡“既要保證重點，又要照顧一般”。否則，“不僅國民經濟各部門不能互相協調地向前發展，而且重點本身的發展也難以得到保證”。
陳雲在編製“一五”計劃時就反複強調，必須遵守按比例平衡發展的法則。就是說，製定工業發展速度，不能隻考慮工業本身的情況，還要考慮工業與農業、工業與交通運輸、工業與科技教育，以及工業內部的重工業與輕工業，重工業內部的冶金、煤炭、電力、化工等等部門之間的比例關係。
由於1956年的冒進，導致了平衡的破裂。經過1957年的調整，被打破的平衡雖然得到了恢複，但1958年又發生了反“反冒進”，出現了要求更高速度和更高指標的“大躍進”，導致國民經濟更嚴重的比例失調，使“二五”時期的社會總產值變成了負增長。正是鑒於這些教訓，陳雲深刻指出：“按比例發展是最快的速度。”
人民生活和經濟建設的關係，當前生產和基本建設的關係，都是國民經濟按比例發展的重大問題，按比例是經濟規律，按比例才能做到綜合平衡，這是陳雲長時期以來對計劃工作的指導思想。為了使國民經濟能夠按比例和平衡發展，陳雲同誌對於關係國民經濟全局的重大比例和綜合平衡問題進行了長期的調查研究。他對於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係，農業、輕工業、重工業的比例關係，兩大部類的比例關係，以及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問題，都提出了切合實際的重要意見。陳雲特別強調三大平衡：財政收支平衡、銀行信貸平衡、物資供需平衡，後來又加上外匯收支平衡，這四大平衡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銜接，確實是國民經濟綜合平衡的核心問題。
關於按什麽原則來平衡的問題，陳雲同誌明確反對按長線平衡的觀點。他主張按短線平衡。所謂按短線平衡就是當年能夠生產的東西，加上動用必要的庫存，再加上切實可靠的進口，使供求相適應。在這個基礎上來搞平衡，才是可靠的平衡。
在綜合平衡和按比例發展的思想指導下，“一五”時期的建設規模大，但比較適度；發展速度快，但比較穩妥；整個計劃不僅提前一年完成，而且效益好。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是一個老而又老、又十分敏感的問題。建國初期，陳雲的統一財政經濟政策和調整工商業對此有大的觸及。1955年，毛澤東外出巡視工作期間，所到各省的負責人紛紛向他反映中央對經濟統得過死，嚴重束縛了地方和企業的手腳，要求中央向下放權。廣東省委書記陶鑄反映：過去總說廣東是前線，不能辦工廠，群眾的就業問題由中央管，而國家預算裏又不給錢，包袱還得省裏背，不是長久之計。天津反映：20萬元的基建投資，建什麽都還要中央批；許多部委強調垂直領導，甚至管到企業的處室，使企業很難辦。
毛澤東對此極為重視，回京後多次強調經濟管理體製要改革，要多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後來在周恩來的直接指示下，形成了《國務院關於改革國家行政體製的決議》，內容有：劃分中央與地方行政管理職權的原則；計劃管理；財政管理；工業管理等。
1957年初，中央成立經濟工作五人小組，陳雲任組長，專事落實這一決議。後來小組提出意見書，主要有：（1）實行“大計劃，小自由”；（2）分級管理，層層負責；（3）簡化計劃程序和不必要的表格；等等。
1961年10月，陳雲受周恩來委托調查工業狀況時，在北京香山飯店，主持召開過一次煤炭座談會，參加會議的有薄一波、薛暮橋，以及各大煤礦的黨委書記等。當座談會議論到經濟管理體製問題時，陳雲滔滔不絕地說：根本問題是條條塊塊，尺寸沒有搞正確。然後他回顧曆史，說開國12年幾個東西倒來倒去未倒出好辦法。1957年以前一包到底，開始有必要，以後放一點，經過毛主席批評，每次開會都提出放不放？地方、企業都要分一點成。1956年講了十大關係。1957年，一個開了企業分成的會議，講企業分成；一個是地方財政分成。1958年八大二次會議後，6月30日企業大量下放。以後每一次會又議“全國一盤棋”，各搞各的不能集中，需要集中而沒有集中，講了三年之久，廬山會議決定集中一點。究竟集權和分權到什麽程度，並未解決。從工業建設來說，沒有集中統一不行，一個省一個大區都不能解決問題。同時，毛主席講，中國大，有的省比歐洲一個國家還大。隻開各部的會，不開省委書記會，會說都是上麵下來的。省委書記代表當地的統一領導。當地不出一把力，平頂山、包頭是搞不起來的。同心協力是應該的，但應給的權力、物資沒有給。地方提出項目，並不隻是為地方辦工業，也是為大企業服務的。那時地方毫無機動餘地，搞到財政分成很高興。是否可以河水不犯井水，該給你的就是你的；該為大企業服務的就要為大企業服務。市委的我不動，我的就是我的。給你的真給。錢，要緊的幾樣都給，給了不打主意。中央的東西，地方也不要打主意。物資要相當統一，否則不能進行建設。
陳雲的這番話，已具“鳥籠經濟”的意味。
1956年9月，陳雲同誌在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就係統地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的新問題，提出了一係列帶有原則意義的方針、政策。他主張要及時糾正在改造過程中隻注意集中生產、集中經營，而忽視分散生產、分散經營的錯誤做法，主張對一部分商品采取選購和自銷，讓許多小工廠單獨生產，把許多手工業合作社劃小、分級或按戶分散經營，把許多副業生產歸社員個人經營，放寬小土產的市場管理，等等。他的這些主張是要求在正確的方針、政策的指引下，把經濟搞活，市場搞活。
陳雲同誌在黨的八大發言中有一段很著名的話，他說：“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情況將是這樣：在工商業經營方麵，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至於生產計劃方麵，全國工農業產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計劃生產的，但是同時有一部分產品是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自由生產的。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範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因此，我國的市場，絕不會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而是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裏，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範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陳雲的這一段極為精辟的概括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這裏，他實際上回答了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勝利後，要建設一個什麽樣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他設想了多種經濟成分並存，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模式，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局限性，成為以後經濟體製改革的理論和政策的先導。
1982年，大年初一的上午，陳雲在他中南海的辦公室裏，約請國家計委的負責人座談經濟工作問題。
姚依林、宋平、柴樹藩、李人俊、房維中五位同誌先後來了。互致節日問候以後，陳雲同誌用濃重的上海口音作了開場白：“今年北京春節喜氣洋洋，鞭炮放得特別多。‘一年之計在於春’。今天請大家來，是想談談怎樣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問題。”
他說：“我們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工業要以計劃經濟為主，農業也不例外，實行生產責任製以後，也必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不能認為農業實行各種生產責任製以後，就可以不要計劃了。”
“過去一直有個老問題，經濟作物麵積增加，糧食種植麵積就會縮小。這個問題要正確處理。農業隻有按計劃經濟辦事，才有利於農民的長遠利益，國家才能建設好。”
“全國建設必須有先有後，有重有輕。哪些是重點，哪些不是；哪些該先，哪些該後，這都要按計劃辦。不然，這兒一攤，那兒一攤，就不行。”
姚依林接著說：“現在按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的原則建立起來的管理體製，既不同於過去我們統得過死，更不同於資本主義那樣的市場經濟。正因為這樣，才能逐步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亂，提高經濟效益，真正按照社會主義需要來組織和發展生產。”
“看來有的地方有點急，想盡快改變落後麵貌。”這是柴樹藩同誌的分析。
聽了大家的話，陳雲又說：“隻要我們腳踏實地，按部就班地幹，經濟發展就快；如果急於求成，經濟發展就慢。”
這短短兩句話，是30年來經濟工作基本經驗的總結，是付出了巨大的“學費”而換來的。陳雲講得語重心長。
“不惟上，不惟書，隻惟實”
提起陳雲，很多人會對他的這樣一句名言脫口而出，這就是：不惟上，不惟書，隻惟實；再要加一句話，就是：交換，比較，反複。
黨內許多幹部把陳雲的這15字格言當做座右銘，受益終身。
陳雲是黨內的理論家、組織家，其良好的理論素養，加之七年的中央組織部長的生涯，使他談起這個問題來，理論聯係實際，頭頭是道。
早在1947年2月，陳雲在東北局工作時，一次在遼東分局會議上給幹部作報告，就談到“怎樣才能少犯錯誤”這個問題，摘錄如下：
要少犯錯誤，就要避免認識上的片麵性。其方法，我概括為三條：一、交換；二、比較；三、反複。
交換是帶頭的。所謂交換，就是要互相交換正反兩麵的意見，以求了解事物的全麵情況。交換時要特別找同自己相反的意見，相反的意見可以補充我們對事物認識的不足。相反的意見即使錯了，也有可能反映了事物的一個方麵，或者包括一個曆史經驗的推論。
對於正確的反對意見，可以補充我們對客觀事物認識的不足。對於不正確的反對意見，我們要把它駁倒。愈是不正確的，就愈要把它駁得徹底。既然要批駁，就得找論據，這可以加深我們的認識，正確的意見往往就是由係統地駁倒不正確的意見而產生的。
交換是為了更全麵地認識事物，比較則是為了更好地判斷事物的性質。不經過比較，就看不清事物已經發展到什麽程度。它的要害和本質是什麽。檢驗黃金的純度要用試金石，驗血也有參照的標準。前幾年有位美國將軍叫史迪威，他派觀察組到延安，拿我們對美國的政策，來比美國對我們的政策，結果改變了對我們的態度，所以一經比較，就能夠對事物認識得更清楚、更深刻。
比較仍然是認識的過程，反複則是認識的過程，也是實踐的過程。反複，首先要在決定了對策之後，再找反對的意見攻一攻，使認識更正確。而最要緊的，是在實踐過程中反複認識。凡是正確的，就堅持和發展。如果發現缺點就加以彌補，發現錯誤就立即改正。總之，判斷，行動，再認識，修正之，這樣就可以不犯大的錯誤。
從我的經驗看，如果上麵說的三條要求都達到了，就能夠比較全麵地認識客觀事物，避免某些片麵性，作出比較正確的決策，比較好地做到實事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