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認為,實行包產到戶,不到一年,就可以看出階級分化的厲害,還描繪了一幅階級分化的景象:“一方麵貪汙多占、放高利貸、買地、討小老婆,其中包括共產黨員、共產黨的支部書記;一方麵是破產,其中有四屬(軍、工、烈、幹屬)戶、五保戶。”
陳雲到了北戴河,因為腹瀉,寫信給鄧小平並轉毛澤東,說明因身體狀況不好,向中央請假,並表示:“7月24日《關於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我已經看過,我完全同意中央作這樣一個決定。”陳雲請假的要求,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
在半個月的會議中,集中批評了“反對人民公社”、搞“包產到戶”和“單幹”的思想,但會上始終未點陳雲的名。會後,毛澤東表示,陳雲的意見是錯誤的,但他有組織觀念,守紀律,是向中央常委陳述的,沒有對外宣傳,因此在會上沒有點名批判。而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未經黨中央同意,在中央黨校等處多次宣傳包產到戶,因而受到嚴厲批判。
從此,再沒有人敢提“包產到戶”等問題。
毛澤東雖然對陳雲支持包產到戶,對嚴重形勢作實事求是估計是不滿意的,但對陳雲在經濟工作方麵的才能並沒有一棍打死。
1963年春天,毛澤東提到一個高級幹部和陳雲關於是否提三大平衡的爭論,說事實證明陳雲的意見正確。後來中央常委學習雷鋒題詞,其他幾個常委都題了,陳雲是最後題的,在報上發表了。毛澤東說,陳雲補了一個題詞,很好,如果陳雲身體好,很希望他能參加今年國慶節的活動。到1964年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向毛澤東匯報工業建設方針時,毛澤東說,他對陳雲很想念,在大躍進時,大家頭腦發熱,陳雲在壓低指標上提過多次意見。高指標,高征購,浮誇風,這個教訓永遠也不能夠忘記,永遠也不能夠再幹了。
但是,從北戴河會議批判所謂“黑暗風”“單幹風”以後,陳雲的政治處境日益困難。“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幾乎已成定論,使他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文革”以後。
第三節 紅牆內愛竹子剛直於若木含情憶陳雲
陳雲在延安時與王明有過一場紛爭,因矛盾的焦點在“女子大學”學生的分配權,後曾被人有意無意地蒙上一層欲說還“羞”、會心一笑的神秘色彩。陳雲的這番話,已具“鳥籠經濟”的意味。毛澤東生前這樣評價陳雲:公道、能幹,比較穩當,看問題有眼光、尖銳,能抓到要點。
骨灰埋撒在八寶山一棵雪鬆下
中南海有一幢長方形的平房,中間一條走廊,兩側是一個個房間,一律土黃色的房門。這便是陳雲生前的辦公室兼住處。
如今,在走廊盡頭的一間辦公室裏,還掛著一幅巨大的陳雲遺像,每逢佳節,遺像前還會放著鮮花。有機會光臨這裏的人,也能見到陳雲的夫人於若木。她與陳雲自1938年3月在延安結婚,共同度過了漫長的56個年頭。
70多歲的於若木,頭發灰白,待人謙恭而親切。陳雲身高1.70米,在男子中算是中等個子,她與陳雲身材相仿,在女子之中,算是中等偏高了。從她的談吐中可以感受到,她頗具文化修養。談話時,習慣性地略低著頭。回憶往事時不時陷入沉思。她說話的聲音不大,思路清晰,記憶力很好。她的身邊工作人員都親切地喊她“於阿姨”。
問起陳雲去世的情況,於若木說,陳雲死於腎衰竭引起的心衰竭。
1995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聯合發布訃告: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中央軍事委員會沉痛宣告: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陳雲同誌,因病於1995年4月10日14時0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鄧小平同誌在講述中共曆史上的領導集體時,對陳雲的曆史位置有過明確的定位。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人的談話中,論及“第三代領導集體的當務之急”時,回憶中共發展的曆史時說:“在曆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還沒有形成這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誌,弼時同誌去世後,又加了陳雲同誌。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劉周朱陳鄧六個人組成的常委會……”
如訃告所說:“陳雲同誌的一生,是為中國各族人民徹底解放、為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而頑強奮鬥的光輝的一生。”
縱觀陳雲的一生,如同翻閱中國共產黨的成長、壯大、奪取政權、建設新中國的一頁一頁的曆史:風風雨雨、波瀾壯闊。
陳雲同誌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他的一生,是光輝的戰鬥的一生。他在70餘年的革命活動中,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建立,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不磨滅的功勳。
按照陳雲同誌家屬的願望,陳雲同誌的部分骨灰已埋撒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的一株茂盛的雪鬆下,另一部分的骨灰將安葬在上海龍華烈士陵園。
延安時期的中共組織部長
中共中央的組織部長是一位很特殊的角色,尤其是在陝北延安根據地時期,人員急劇增加,外來投奔人員背景各異,機構或不全或重疊,工作環境、條件又惡劣。在如此艱難困苦的前提下,中央需要一位精明幹練、年富力強,又公道正派、堅持原則、心胸豁達、令人信服的組織部長,來主持這一攤百廢待興的工作。於是陳雲被作為理想之選,從新疆召到了延安。是年他32歲。
陳雲1937年底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38年9月,他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作題為《論幹部政策》的講演。這篇講演是他就任組織部部長後第一次公開發表他的用人之道。
他用斯大林的名言“幹部決定一切”開頭,指出作為幹部、領導者,用人之道對於領導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他分四個問題、12個字概括出他的觀點:第一,了解人;第二,氣量大;第三,用得好;第四,愛護人。
陳雲這篇講演側重點在要求黨的幹部要有氣量,團結人,愛護人,但正如他在演講結束時說明,不是說鐵的紀律就可以不要了。1939年5月,一個新入黨的叫劉力功的訓練班學員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組織分配,向組織提出這樣那樣的無理要求,並聲明否則就要退黨。再三說服教育無用,中組部決定開除其黨籍。陳雲為此專門寫了《為什麽要開除劉力功的黨籍》一文,發表在黨中央的機關刊物《解放》第73期,說明經過,指出“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是黨的紀律,任何黨員都必須迅速確切地執行黨的決議,當黨員個人強求組織服從他個人時,他已經不是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陳雲說,在無產階級有組織的隊伍內,決不允許那些明知故犯的不能自覺遵守紀律的分子存在。
從1937年5月開始,陳雲著手黨的組織建設方麵一些基礎的工作,指明黨的工作中心等,在當時很好地配合了毛澤東發起的延安整風運動,同時也成為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第一個係統地闡述組織建設的係列教材。
陳雲不僅親自撰寫大量的學習材料,發放廣大黨員學習,他在任中組部長期間,自身也特別注重學習,並帶動身邊的同誌一塊學習提高。李富春和王鶴壽後來就經常回憶起陳雲組織大家學哲學的情形。
陳雲說毛主席提示和希望他學習哲學,因而他不決心在中組部組織了一個包括副部長李富春在內的共六人的學習小組,他是組長。請了一位青年哲學家和培元作學習哲學的輔導老師。
陳雲規定的學習辦法是,對很厚的一本哲學書,從頭至尾一章一章地一段一段地讀,每個星期必須讀到哪一章哪一段。到學習小組討論會上,每個人都必須如實報告是否精讀了規定的章節,誰也不能(包括他自己)借口工作忙沒有讀完規定的章節。這是學習的紀律。然後開始討論,各抒己見。在學習小組學習哲學結束後,按照學哲學的辦法,繼續學習《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帝國主義論》,毛主席著的《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戰爭與戰略問題》等。這個學習小組一直堅持了五年。在繁忙的工作條件下,堅持不懈,既展現出陳雲的學習精神,也顯示了他的堅強毅力。
陳雲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期間的出色工作,招致了黨內一位以理論家、筆杆子自居的康生的關注。其間發生的幾樁事件,雖未導致正麵交鋒,但暗中的較勁已是公開的秘密。“文革”才開始,陳雲就被江青、康生集團擠得靠邊站,就與那段時間的恩怨思想有牽連。當時在陳雲身邊工作的王鶴壽曾多次回憶此事。黨中央紮根在陝北後,為了壯大抗日力量,擴大解放區,在陝北延安建立了吸引和訓練成千上萬青年的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女子大學、魯迅藝術學院、青年訓練班以及訓練黨員幹部的中央黨校、馬列學院。當時領導黨校工作的是康生,負責黨校幹部工作的是曹軼歐。中組部介紹到黨校的同誌,有些卻被退回,退回的理由,大都是該黨員家庭出身不好,或該黨員本人的社會關係複雜。這種情形報告給陳雲後,他指示王鶴壽找曹軼歐提出批評,指出:是不是好黨員,決定於該黨員本身,家庭關係絕不能作為黨員合不合格的條件,我們黨內許多高級領導幹部的家庭關係也是複雜的,能因此就否定他們的黨性品德嗎?白區黨內的黨員,在舊社會複雜的環境下工作和生活,能夠認為他們接觸一些複雜的社會關係,就否定他們的黨性品德嗎?陳雲叫王鶴壽向曹軼歐講:“你曹軼歐的家庭關係也不簡單,你在上海大學讀書時,社會關係也複雜,你能否定自己嗎?而且經過中央組織部的調查研究,決定介紹入中央黨校學習,你們不接收,是黨內不正常的現象,你們的理由也是站不住的。”根據陳雲的指示,王鶴壽與曹軼歐和黨校黨委其他幾位負責人,嚴肅地進行了一次談話,這才打掉了康生在中央黨校培訓黨員幹部工作領域裏“左”的幹擾。
又一樁,康生是黨內的社會部長,他經常向中央組織部要些幹部到他那一部門工作,組織部了解他們需要的幹部條件,所以介紹去的黨員幹部都是經過多方麵調查研究,認為是政治思想比較好,有些社會經驗和能力比較強的幹部。但是每每是介紹去七八位同誌,常常要退回三四位,理由也是家庭關係複雜、社會關係複雜等等。被退回的幹部當然受到很大刺激。但這些同誌確是黨內的優秀黨員,後來的事實證明,大都逐漸成長為黨內的各級領導幹部。王鶴壽把這種情況報告陳雲後,他認為這是黨內“左”的思想在組織工作、幹部工作問題上的表現和危害。他進一步說:“現在中央組織部的工作幹部,包括在你幹部科工作的幹部,不是也有家庭和個人社會關係複雜的嗎?你看他們的政治思想、觀點和工作態度、個人作風,不是都很好嗎?在選擇提拔幹部問題上,采取‘左’的關門主義,嚴重損害黨的事業發展。你去社會部和副部長李克農同誌商談一次,把中央組織部向他們推選幹部的情形以及他們退回的情形說明,並可提出這樣的建議:如果你們對一些優秀的黨員幹部,不從他本人的政治思想和立場考慮,隻要家庭或社會關係複雜就不接受,那麽中央組織部今後就隻介紹一些農村幹部給你們,他們的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都簡單,但是他們的文化水平可能低一些,社會經驗也差一些,不一定適合社會部的工作。我想李克農同誌是不會有那種極左的觀點的。”王鶴壽根據陳雲同誌的指示,與李克農談過後,他明確表示完全同意陳雲的觀點,不同意那種極左的思想和作風,同時表示他負責糾正他們那裏在這方麵的思想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