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章 頭腦冷靜理經濟！電閃雷鳴不動搖(13)
1960年初，安徽宿縣一個農民向公社要求帶著生病的兒子上山開荒種地和休養。父子倆開荒16畝，收獲3300斤，扣除自用，上交糧食1800斤，現金60元。他匯報了自己經驗並向有關領導建議，最好把田包給社員去種。省委了解到這個建議，震動很大，省委書記曾希聖親自向華東局負責人柯慶施匯報，柯慶施隻說，這個辦法可以試驗，不要推廣。1961年2月12日，柯慶施路過安徽全椒縣古河鎮，幾個老農向他當麵提出要求實行“責任田”，並問：“為什麽不相信我們？”安徽省委派一個工作組搞的聯產到戶試點，也受到農民的歡迎。3月6日，安徽省委討論了試點情況後，請示了毛澤東，決定全麵試行“責任田”的辦法。
1961年3月15、16日，廣州會議期間，曾希聖向毛澤東匯報了這個問題，毛澤東表態時也隻是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毛澤東沒有明確表示反對，使曾希聖如釋重負，他興奮地打電話告訴安徽省委：“已經通過了，可以搞。”
但是，在戴著“左”眼鏡的人看來，這種做法是與集體化方向背道而馳的。他們看到的不是因此而增產了多少，而看“公”的程度、“大”的程度。遺憾的是，當時黨內左傾思潮市場很大。
另一些人僅僅從一些片麵現象出發，也對包產到戶持懷疑、否定態度，認為這是搞“單幹”，是與集體化道路相違背，會引起農村兩極分化，對農民特別是孤寡老弱不利。這種觀點，田家英可以算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個。
會議期間，他將安徽的一個關於包產到戶的材料送給毛澤東，並寫了一封信。他看到材料裏講到的一些缺乏勞動力的社員特別是孤兒寡婦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難，無法控製住自己的感情，含著眼淚寫了那封信。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寡婦們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隻好互助求生。她們說：‘如果實行包產到戶，不帶我們的話，要求給一條牛，一張犁，八個寡婦互助，爬也要爬到田裏去。’看到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們做壞的，在困難的時候，又實行什麽包產到戶，把一些生活沒有依靠的群眾丟開不管，作為共產黨人來說，我認為良心上是說不過去的。”信中還說，為了總結經驗，包產到戶作為一種試驗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廣，依靠集體經濟克服困難，發展生產，是我們不能動搖的方向。
田家英在這封信裏所表達的主張和流露出來的情感，同毛澤東是一致和相通的。毛澤東立即將這份材料連同田的信批給政治局常委和幾位大區書記傳閱。
中南局書記陶鑄見到田家英說：“家英呀，我讚成你的意見。”
陳雲則對田家英的意見不以為然，說：“安徽搞包產到戶，應當允許人家試驗嘛！”陳雲主張不要急於表態，先派人去調查再說。
在會上，田家英的觀點代表了會議的主要看法，曾希聖感到很大的壓力，不得不於3月20日打電話回去，通知暫停推行，同時給毛澤東等人寫信，解釋“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辦法不是1959年受到過批判的“包產到戶”，爭取毛澤東的理解和支持，毛澤東沒有表態。
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具體了解包產到戶辦法對糧食生產的作用，陳雲讓糧食部派一位副部長去安徽調查。當時糧食部是派周康民去的。調查結果，認為他們有五個統一，即統一安排糧食生產計劃、統一農活、統一管水用水、統一打場、統一分配（包產數字以內的），不是單幹，是克服困難的辦法。這份調查報告，以“簡訊”形式上報中央。
由於農民和基層幹部已經在實踐中嚐到了包產到戶辦法的好處，此時想刹車也不行了，包產到戶辦法迅速推廣開來，安徽省委也一再向中央解釋，極力辨明他們的辦法與1959年包產到戶的區別。1961年7月，曾希聖在毛澤東來安徽蚌埠時當麵匯報，毛澤東勉強說，你們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
隨後，安徽包產到戶辦法在全省推廣。湖南、河南、浙江、陝西、甘肅、貴州等地也先後搞了名目各異、形式多樣的生產責任製。
但是，由於毛澤東堅持認為包產到戶是違背集體化路線的，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是最後政策界限，不能再退，因而決定了包產到戶的命運。
1961年12月，毛澤東在無錫把曾希聖找去，用商量的口氣說，生產恢複了，是否把“責任田”辦法變過來。
曾希聖沒有附和，對毛澤東說，群眾剛剛嚐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顯然並沒有領會毛澤東的想法。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曾希聖終於因安徽“大躍進”中刮“五風”嚴重受到批判，又說他主張搞“責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帶有修正主義色彩”，被撤了職。公正地說，安徽“大躍進”中刮“五風”，是與當時大氣候分不開的，是全國性普遍現象，撤銷他的職務，與他堅持“責任田”很有關係。
果然，新省委上任就動手解決“責任田”問題，作出決議，要求在1962年內大部分改過來，1963年收尾。
但是，“責任田”已經讓人民實際體會到了優越性，適應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和廣大人民的需要，有強大的生命力，廣大農民群眾不願意改變。
1962年8月，安徽太湖縣委宣傳部錢讓能直接給毛澤東寫信，保薦責任田辦法時，曾舉了這麽一個生動的事例：1961年冬，他下鄉到太湖縣徐橋時了解到，徐橋嫁到鄰縣宿鬆的姑娘三天兩頭跑回娘家。當地農民反映說，徐橋搞了責任田辦法，生產不上去，農民生活艱苦。這些徐橋外嫁姑娘回娘家，竟是為了多吃幾頓飽飯，回去還要帶些糧食走。做母親的歎息道：“唉，你們宿鬆不實行責任田，真急人。”
1961年10月安徽省對36個縣的典型調查，實行責任田的36個隊糧食平均畝產比上年增長38.9%，另外36個條件大致相同但未實行責任田的隊，平均畝產隻比上年增長20%，責任田對糧食增產的效果極為顯著。
能增產的辦法，上麵說是資本主義，不讓搞；不利生產的辦法，上麵就是社會主義，壓著搞。農民當然想不通，許多幹部也想不通，紛紛要求維護責任田辦法。在休養中，陳雲看了安徽省搞責任田的材料後，非常重視，認為與他的農村所見、所設想的恢複農業生產的辦法是一條路子。他指出，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肯定了這類做法，叫做“分田到戶”也好，叫做“包產到戶”也好，總之，國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災人禍，必須發動全體農民實行《國際歌》歌詞中的號召“全靠我們自己”，要依靠廣大農民，盡快恢複生產。
由於三年困難時期農村形勢一直十分嚴峻，這就使原先對包產到戶持懷疑甚至反對意見的人，也開始在實踐中重新思考。
1962年2月25日，毛澤東把田家英叫去，要田再組織一個調查組，到湖南韶山等地作調查，主要了解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3月底，他們一進村，卻遇到一個沒有料到的情況：社員普遍要求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而且呼聲很高，尤以韶山、大坪為甚。對這一情況，田家英沒有精神準備，大家也都沒有精神準備。農民列舉事實，講了包產到戶的許多好處，同時曆數公社化以來集體經濟的缺點和困難，有時同調查組的人辯論到深夜。田家英認真聽取和思考農民的意見，覺得很有道理，調查組內也有人主張實行包產到戶，田便組織全體同誌進行討論，鼓勵大家暢所欲言，充分發表意見。雙方爭論非常熱烈。當時不讚成包產到戶的意見占上風，但是他仍鼓勵少數幾位主張包產到戶的同誌繼續進行研究。田家英心裏很矛盾，他認為，從實際情況看，搞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明顯地對恢複生產有利。另一方麵，他又覺得，事關重大，在問題上不能輕舉妄動。他私下多次說，在手工勞動的條件下，為了克服當時的嚴重困難，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這種家庭經濟還是有它的優越性，集體經濟現在“難以維持”，已經萌生用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渡過難關的思想。但在公開場合，在農民和幹部麵前，對包產到戶的要求他絲毫不鬆口。
田家英就是帶著這種矛盾的心情，到上海向毛澤東匯報的。當時，陳雲也在上海。田家英將三個點的報告同時送給他們兩人，得到的反應迥然不同。
陳雲讀後很稱讚，說“觀點鮮明”，他也打算向毛澤東進言。在這之前，田家英已經把在劉少奇老家炭子衝大隊的調查報告寄給了劉少奇，劉少奇認真地看了，認為很好。
毛澤東卻很冷漠，大概沒有看，隻聽了田家英的口頭匯報，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這是毛澤東對包產到戶問題的又一次明確表態。
顯然，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和一套政策，雖同意調整，進行局部改變，但未放棄，如提出“包產到戶”等方案，預料他是難以接受的，從以往的經驗來看，再對他提出這類意見，政治風險也是很大的。對於這個大問題，是提出來，還是不提，實在是一個大難題。
陳雲本著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決定盡快回京同中央常委商量，向毛澤東直接陳述。有一些人曾經勸他再慎重考慮，不必急於提出，但他說：“我擔負全國經濟工作的領導任務，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此事既然看準了，找到了辦法，提與不提，變與不變，關係到黨的聲譽，關係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誤時機！”
6月24日，陳雲從上海回到北京，立即與劉少奇、鄧小平等幾位中央常委交換了意見，看法基本一致。
6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後，也立即向劉少奇、鄧小平講了對包產到戶的意見，得到了他們的讚同。
7月6日，陳雲給毛澤東寫信說：“對於農業恢複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談，估計一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
同時，田家英也決心，冒險以秘書身份向毛澤東進言。那時毛澤東正在河北邯鄲視察，他打長途電話要求麵陳意見，那邊傳來電話說：“主席說不要著急嘛！”這句話明顯有些不耐煩的情緒。
7月9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在中南海遊泳池召見田家英。田家英陳述說，全國各地已經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農民，約占30%，而且還在繼續發展，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將來實行的結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可能達到40%，另外60%是集體和半集體的。現在搞包產到戶和分田幹，是臨時性的措施，是權宜之計，等到生產恢複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一言不發。最後，毛突然向田提出一個問題：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一下子把他問住了。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提問，他毫無準備。
毛澤東接著又問：“是你個人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田家英沒有說與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人商談過，隻說：“是我個人的意見。”當時，毛沒有表示意見，這就是一種態度，不過沒有說出來而已。
當天夜裏，毛澤東約陳雲談了一個多小時。陳雲向毛澤東提出在農村實行分田到戶，這個辦法實際上就是包產到戶。他主要闡述了個體經營與合作小組在我國農村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還是要並存的，現在要發揮個體生產的積極性，以解決當前農業生產中的困難。當時，毛澤東同樣沒有明確表示意見。
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傳出，毛澤東認為陳雲、田家英的建議是錯誤的，很生氣，嚴厲批評說，“分田單幹”是瓦解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國式的修正主義，是走哪一條道路的問題。問題提得如此之高，使聞者十分震驚。
這個消息很快傳給了陳雲，他聽到後態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語。他向身邊工作人員表示，這隻是根據家鄉調查的結果，覺得個人搞積極性高一點，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說是“分田單幹”，我還沒有發展到那個程度。但是，他顧全大局，對批評所謂黑暗風、單幹風未作辯解。
毛澤東還召集會議，批評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條”，卻搞什麽包產到戶，分田單幹。會上，毛澤東撇開田家英，指定陳伯達為中央起草關於鞏固集體經濟，進一步發展農業的決定。
過了兩天，中央通知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8月上旬，北戴河會議第一天，毛澤東發表了關於形勢、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講話，會場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批評包產到戶，成了會議的主要內容，它是“重提階級鬥爭”的直接導火索。毛澤東把這個問題提到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樣的政治高度。
1961年3月15、16日，廣州會議期間，曾希聖向毛澤東匯報了這個問題，毛澤東表態時也隻是說：“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毛澤東沒有明確表示反對，使曾希聖如釋重負，他興奮地打電話告訴安徽省委：“已經通過了，可以搞。”
但是，在戴著“左”眼鏡的人看來，這種做法是與集體化方向背道而馳的。他們看到的不是因此而增產了多少，而看“公”的程度、“大”的程度。遺憾的是，當時黨內左傾思潮市場很大。
另一些人僅僅從一些片麵現象出發，也對包產到戶持懷疑、否定態度，認為這是搞“單幹”，是與集體化道路相違背，會引起農村兩極分化，對農民特別是孤寡老弱不利。這種觀點，田家英可以算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個。
會議期間，他將安徽的一個關於包產到戶的材料送給毛澤東，並寫了一封信。他看到材料裏講到的一些缺乏勞動力的社員特別是孤兒寡婦在生活上遇到的困難，無法控製住自己的感情，含著眼淚寫了那封信。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寡婦們在無可奈何的情形下隻好互助求生。她們說：‘如果實行包產到戶，不帶我們的話，要求給一條牛，一張犁，八個寡婦互助，爬也要爬到田裏去。’看到這些，令人酸鼻。工作是我們做壞的，在困難的時候，又實行什麽包產到戶，把一些生活沒有依靠的群眾丟開不管，作為共產黨人來說，我認為良心上是說不過去的。”信中還說，為了總結經驗，包產到戶作為一種試驗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普遍推廣，依靠集體經濟克服困難，發展生產，是我們不能動搖的方向。
田家英在這封信裏所表達的主張和流露出來的情感，同毛澤東是一致和相通的。毛澤東立即將這份材料連同田的信批給政治局常委和幾位大區書記傳閱。
中南局書記陶鑄見到田家英說：“家英呀，我讚成你的意見。”
陳雲則對田家英的意見不以為然，說：“安徽搞包產到戶，應當允許人家試驗嘛！”陳雲主張不要急於表態，先派人去調查再說。
在會上，田家英的觀點代表了會議的主要看法，曾希聖感到很大的壓力，不得不於3月20日打電話回去，通知暫停推行，同時給毛澤東等人寫信，解釋“定產到田，責任到人”的辦法不是1959年受到過批判的“包產到戶”，爭取毛澤東的理解和支持，毛澤東沒有表態。
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具體了解包產到戶辦法對糧食生產的作用，陳雲讓糧食部派一位副部長去安徽調查。當時糧食部是派周康民去的。調查結果，認為他們有五個統一，即統一安排糧食生產計劃、統一農活、統一管水用水、統一打場、統一分配（包產數字以內的），不是單幹，是克服困難的辦法。這份調查報告，以“簡訊”形式上報中央。
由於農民和基層幹部已經在實踐中嚐到了包產到戶辦法的好處，此時想刹車也不行了，包產到戶辦法迅速推廣開來，安徽省委也一再向中央解釋，極力辨明他們的辦法與1959年包產到戶的區別。1961年7月，曾希聖在毛澤東來安徽蚌埠時當麵匯報，毛澤東勉強說，你們認為沒有毛病就可以普遍推廣。
隨後，安徽包產到戶辦法在全省推廣。湖南、河南、浙江、陝西、甘肅、貴州等地也先後搞了名目各異、形式多樣的生產責任製。
但是，由於毛澤東堅持認為包產到戶是違背集體化路線的，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是最後政策界限，不能再退，因而決定了包產到戶的命運。
1961年12月，毛澤東在無錫把曾希聖找去，用商量的口氣說，生產恢複了，是否把“責任田”辦法變過來。
曾希聖沒有附和，對毛澤東說，群眾剛剛嚐到甜頭，是否讓群眾再搞一段時間。顯然並沒有領會毛澤東的想法。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曾希聖終於因安徽“大躍進”中刮“五風”嚴重受到批判，又說他主張搞“責任田”是“犯了方向性的嚴重錯誤”“帶有修正主義色彩”，被撤了職。公正地說，安徽“大躍進”中刮“五風”，是與當時大氣候分不開的，是全國性普遍現象，撤銷他的職務，與他堅持“責任田”很有關係。
果然，新省委上任就動手解決“責任田”問題，作出決議，要求在1962年內大部分改過來，1963年收尾。
但是，“責任田”已經讓人民實際體會到了優越性，適應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和廣大人民的需要，有強大的生命力，廣大農民群眾不願意改變。
1962年8月，安徽太湖縣委宣傳部錢讓能直接給毛澤東寫信，保薦責任田辦法時，曾舉了這麽一個生動的事例：1961年冬，他下鄉到太湖縣徐橋時了解到，徐橋嫁到鄰縣宿鬆的姑娘三天兩頭跑回娘家。當地農民反映說，徐橋搞了責任田辦法，生產不上去，農民生活艱苦。這些徐橋外嫁姑娘回娘家，竟是為了多吃幾頓飽飯，回去還要帶些糧食走。做母親的歎息道：“唉，你們宿鬆不實行責任田，真急人。”
1961年10月安徽省對36個縣的典型調查，實行責任田的36個隊糧食平均畝產比上年增長38.9%，另外36個條件大致相同但未實行責任田的隊，平均畝產隻比上年增長20%，責任田對糧食增產的效果極為顯著。
能增產的辦法，上麵說是資本主義，不讓搞；不利生產的辦法，上麵就是社會主義，壓著搞。農民當然想不通，許多幹部也想不通，紛紛要求維護責任田辦法。在休養中，陳雲看了安徽省搞責任田的材料後，非常重視，認為與他的農村所見、所設想的恢複農業生產的辦法是一條路子。他指出，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肯定了這類做法，叫做“分田到戶”也好，叫做“包產到戶”也好，總之，國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災人禍，必須發動全體農民實行《國際歌》歌詞中的號召“全靠我們自己”，要依靠廣大農民，盡快恢複生產。
由於三年困難時期農村形勢一直十分嚴峻，這就使原先對包產到戶持懷疑甚至反對意見的人，也開始在實踐中重新思考。
1962年2月25日，毛澤東把田家英叫去，要田再組織一個調查組，到湖南韶山等地作調查，主要了解貫徹執行“六十條”的情況。3月底，他們一進村，卻遇到一個沒有料到的情況：社員普遍要求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而且呼聲很高，尤以韶山、大坪為甚。對這一情況，田家英沒有精神準備，大家也都沒有精神準備。農民列舉事實，講了包產到戶的許多好處，同時曆數公社化以來集體經濟的缺點和困難，有時同調查組的人辯論到深夜。田家英認真聽取和思考農民的意見，覺得很有道理，調查組內也有人主張實行包產到戶，田便組織全體同誌進行討論，鼓勵大家暢所欲言，充分發表意見。雙方爭論非常熱烈。當時不讚成包產到戶的意見占上風，但是他仍鼓勵少數幾位主張包產到戶的同誌繼續進行研究。田家英心裏很矛盾，他認為，從實際情況看，搞包產到戶或分田到戶明顯地對恢複生產有利。另一方麵，他又覺得，事關重大，在問題上不能輕舉妄動。他私下多次說，在手工勞動的條件下，為了克服當時的嚴重困難，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這種家庭經濟還是有它的優越性，集體經濟現在“難以維持”，已經萌生用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渡過難關的思想。但在公開場合，在農民和幹部麵前，對包產到戶的要求他絲毫不鬆口。
田家英就是帶著這種矛盾的心情，到上海向毛澤東匯報的。當時，陳雲也在上海。田家英將三個點的報告同時送給他們兩人，得到的反應迥然不同。
陳雲讀後很稱讚，說“觀點鮮明”，他也打算向毛澤東進言。在這之前，田家英已經把在劉少奇老家炭子衝大隊的調查報告寄給了劉少奇，劉少奇認真地看了，認為很好。
毛澤東卻很冷漠，大概沒有看，隻聽了田家英的口頭匯報，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有的時候，也不能完全聽群眾的，比如要搞包產到戶就不能聽。”這是毛澤東對包產到戶問題的又一次明確表態。
顯然，毛澤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思想和一套政策，雖同意調整，進行局部改變，但未放棄，如提出“包產到戶”等方案，預料他是難以接受的，從以往的經驗來看，再對他提出這類意見，政治風險也是很大的。對於這個大問題，是提出來，還是不提，實在是一個大難題。
陳雲本著對人民負責的態度，決定盡快回京同中央常委商量，向毛澤東直接陳述。有一些人曾經勸他再慎重考慮，不必急於提出，但他說：“我擔負全國經濟工作的領導任務，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此事既然看準了，找到了辦法，提與不提，變與不變，關係到黨的聲譽，關係到人心向背，怎能延誤時機！”
6月24日，陳雲從上海回到北京，立即與劉少奇、鄧小平等幾位中央常委交換了意見，看法基本一致。
6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後，也立即向劉少奇、鄧小平講了對包產到戶的意見，得到了他們的讚同。
7月6日，陳雲給毛澤東寫信說：“對於農業恢複問題的辦法，我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談一談，估計一小時夠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處來。”
同時，田家英也決心，冒險以秘書身份向毛澤東進言。那時毛澤東正在河北邯鄲視察，他打長途電話要求麵陳意見，那邊傳來電話說：“主席說不要著急嘛！”這句話明顯有些不耐煩的情緒。
7月9日，毛澤東回到北京，在中南海遊泳池召見田家英。田家英陳述說，全國各地已經實行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農民，約占30%，而且還在繼續發展，與其讓農民自發地搞，不如有領導地搞，將來實行的結果，包產到戶和分田單幹的可能達到40%，另外60%是集體和半集體的。現在搞包產到戶和分田幹，是臨時性的措施，是權宜之計，等到生產恢複了，再把他們重新引導到集體經濟。
毛澤東靜靜地聽著，一言不發。最後，毛突然向田提出一個問題：你的主張是以集體經濟為主還是以個體經濟為主？一下子把他問住了。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提問，他毫無準備。
毛澤東接著又問：“是你個人意見，還是有其他人的意見？”田家英沒有說與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人商談過，隻說：“是我個人的意見。”當時，毛沒有表示意見，這就是一種態度，不過沒有說出來而已。
當天夜裏，毛澤東約陳雲談了一個多小時。陳雲向毛澤東提出在農村實行分田到戶，這個辦法實際上就是包產到戶。他主要闡述了個體經營與合作小組在我國農村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還是要並存的，現在要發揮個體生產的積極性，以解決當前農業生產中的困難。當時，毛澤東同樣沒有明確表示意見。
到了第二天早上就傳出，毛澤東認為陳雲、田家英的建議是錯誤的，很生氣，嚴厲批評說，“分田單幹”是瓦解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國式的修正主義，是走哪一條道路的問題。問題提得如此之高，使聞者十分震驚。
這個消息很快傳給了陳雲，他聽到後態度深沉、久久沉默不語。他向身邊工作人員表示，這隻是根據家鄉調查的結果，覺得個人搞積極性高一點，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辦法，說是“分田單幹”，我還沒有發展到那個程度。但是，他顧全大局，對批評所謂黑暗風、單幹風未作辯解。
毛澤東還召集會議，批評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條”，卻搞什麽包產到戶，分田單幹。會上，毛澤東撇開田家英，指定陳伯達為中央起草關於鞏固集體經濟，進一步發展農業的決定。
過了兩天，中央通知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8月上旬，北戴河會議第一天，毛澤東發表了關於形勢、矛盾和階級鬥爭的講話，會場氣氛頓時緊張起來。批評包產到戶，成了會議的主要內容，它是“重提階級鬥爭”的直接導火索。毛澤東把這個問題提到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專政，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樣的政治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