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頭腦冷靜理經濟！電閃雷鳴不動搖(12)
陳雲說，去年搞高價商品，重點是城市；這次搞高價商品，重點是在農村。哪裏鈔票多，就在哪裏投放高價商品。這個辦法要先試點，看一看，聽一聽反映，步子穩一點，看準了以後再推廣。
賣高價商品，實際上是貨幣貶值，群眾會有些不滿意。陳雲對此有所準備，他說，隻要基本生活資料不漲價，就不會出大問題。如果不采取這個辦法，多餘的貨幣不能回籠，到處衝擊市場，更不好辦。
陳雲提出克服困難的第四點辦法是，盡力保證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由於當時糧食定量已經低得可憐，浮腫病蔓延得很厲害，餓死人的事時有發生，陳雲對此極為憂心。他想出三個當時能夠逐步采取的辦法。
一是分幾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應三斤大豆，夏天和蔬菜多的地區可以少一點。
這個辦法，不僅可以保證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點職工的實際工資。有了豆子吃，或者換豆腐吃，就可以不買或少買自由市場上的高價副食品。據計算，每人每天最低要70克的蛋白質，1斤糧食含蛋白質45克左右，1斤蔬菜含5克，1兩大豆含20克。在缺少肉類和蛋品的情況下，用大豆來補充營養，是一個比較可靠的辦法。
陳雲經過計算，認為這是可能做到的。他說，1億城市人口，實行這個辦法，每年需要30億斤大豆。我國每年大豆的產量，在1958年前是190億斤左右，1961年是120億斤，拿出30億斤來供應城市，是可能的。我們應該力求在兩年內逐步做到這一點。
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6000多萬人口中實行。
二是每年供應幾千萬雙尼龍襪子。
當時國家因棉紗不足，保證供應已經很吃力了，而群眾買了襪子，穿不到一周，腳趾腳跟就露出來了。年輕人穿得又特別費，破了再補，當時一個人一年隻發幾尺布票，補襪子就用去一部分。這件事困擾著千百萬婦女和戰士的心，陳雲也非常關注這個問題，他說，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補襪子是一件傷腦筋的事。
當時國外已開始興起穿尼龍襪子，比棉線襪抗磨耐穿，陳雲要外貿部、紡織部研究解決原料問題，決定進口。
陳雲在西樓會議的發言中說，如果每年用400萬美元進口1000噸尼龍，就可以織4000萬雙襪子，產量可以加倍。一雙尼龍襪子可以賣幾塊錢，買的人喜歡，國家一年可以回籠幾億元的貨幣，這是公私兩利的事情。
三是把全國各地價值約4000萬到5000萬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級副食品，用於高價館子，價錢賣貴一點。招待所用這些東西的時候，也要賣高價。這樣，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籠不少貨幣。
陳雲為克服國民經濟困難提出的第五個辦法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增產。
陳雲指出，這一條是根本大計。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要抓好以下三個方麵的事情：
一是除增產糧食以外，要重新考慮保證經濟作物增產的辦法。
二是對不同的產糧區，研究出不同的增產辦法。
三是撥出一部分鋼材、木材，製造中小農具。
陳雲為克服經濟困難想出的第六個辦法是，把計劃機關的主要注意力，從工業、交通方麵，轉移到農業增產和製止通貨膨脹方麵來，並且要在國家計劃裏得到體現。
陳雲的這個講話，把當時麵臨的主要困難、克服困難的條件和辦法作了透徹的闡述，使人有豁然開朗的感覺。
對陳雲的這個講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表示完全讚成。劉少奇對陳雲說：“光是你在這個會上講我們讚成還不行，建議召開一次國務院的全體會議，更充分地講一講，讓參加國務院會議的全體成員都了解我們的經濟情況，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
1962年2月26日，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在北京召開。在李富春、李先念講話之後，陳雲發表了講話，再次闡述了在西樓會議發表的意見。陳雲講完，全場完全自發地長時間地熱烈鼓掌。
當時大家聽了以後，有一個深刻的印象，覺得這麽一講，困難講夠了，心裏踏實了，辦法也確實可行。會後，各部委都紛紛要求傳達。
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時，鄧小平說，全部傳達，怎麽講就怎麽傳達。劉少奇也同意用中央的名義轉發全國，而且還對怎麽寫轉發批語提了一些意見。說對困難的估計，是有十分隻講八分好，還是有十分就講十分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困難估計夠，工作才能主動。
通過中央轉發講話的指示以後，劉少奇說，我們這個會通過了，毛澤東同誌不在北京，我們要立即向他匯報。
第二天，劉、周、鄧就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說，我們同意陳雲講話，起草了一個指示，會議上是通過了，還要請主席看一看。劉少奇還說，這個問題我也在會上講了，如果主席同意，我們就發出去；如果主席不同意，我們重新開會議論。
毛澤東看了陳雲講話和中央轉發講話的指示，表示同意發出。
1962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將陳雲西樓會議講話加了批語轉發各省市區和各部門。西樓會議和國務院各部委黨組負責人全體會議後，中央醞釀恢複中央財經小組，統管經濟工作。劉少奇和周恩來都主張陳雲當組長，陳雲一再推辭，說身體不好，當組長不合適，可以當成員，有意見時可以提，他也相信，財經小組會認真考慮他的意見。會上確定李富春當組長，周恩來、陳雲都是組員。
在討論批轉陳雲講話的中央書記會議上，劉少奇說，有人向他建議，恢複後的中央財經小組請陳雲當組長最合適，他自己當助手。會議就這麽定了。
這次會議陳雲沒有參加，知道後他還是謙讓。劉少奇說，大家都同意你當，你就當，就我個人來說，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4月19日，中央作出決定，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統管全國財經工作。
這樣，從1960年開始提出的“調整、整頓、充實、提高”的方針，經過1962年七千人大會統一認識，在“西樓會議”上才真正下了退夠的決心，才真正開始紮紮實實地全麵調整，落到實處。
1962年3月7日，中央財經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陳雲在會上講話，對他在西樓會議上提出的辦法，作了進一步的發展。
周恩來在陳雲講話時插話說，可以寫一副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
陳雲也開始對“大躍進”的理論基礎予以否定。他在這次會議上，公開對積極平衡和消極平衡的提法進行了分析，指出這個問題上，認識是不同的。他提出，要從現在綜合平衡的經濟水平出發，經過切實的研究和計算，看遠景規劃能達到什麽水平，而絕不能采取倒過來的辦法。按短線搞綜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綜合平衡。所謂短線平衡，就是當年能夠生產的東西，加上動用必要的庫存，再加上切實可靠的進口，使供求相適應。
為了了解鋼產量，陳雲曾查了美、英、德、日、蘇等幾十年來鋼產量的統計數字，看出這些國家鋼的年產量在1000萬噸以下的時候，花的時間最長。美、英、德、日等國，鋼產量在500萬噸到1000萬噸之間，就成了帝國主義國家。蘇聯也是在這樣的生產水平上，成了工業強國。大體說來，這些國家鋼產量在500萬噸到1000萬噸的時候，各種工業就比較齊全，把工業基礎打下來了。日本在發動七七事變的時候，鋼產量還不到700萬噸。陳雲指出，根據曆史經驗，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爭取在一定的時間內，使工業產品品種齊全，質量良好，技術先進，適應需要。有了這樣一個基礎，再前進就比較快了。
此外，陳雲還就物資集中管理、研究農業基本情況、計委要管好農業和市場等問題提出了意見。
這個講話的記錄，經陳雲看過後，在小範圍內印發了。講話後，陳雲就到上海、杭州休息去了。
這次會議後，劉少奇組織人把陳雲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13篇講話和報告，都找到編出來了，大概有四五萬字，還搞一個1萬多字的提要，準備印發有關部門學習和參考。
陳雲對編輯他的言論曾經幾次堅決表示不同意，尤其是不同意印發。劉少奇說，可以不廣泛印發，隻印發給財經小組成員和中央常委看看。
1962年4月，這個材料由劉少奇主持，選編成《陳雲同誌幾年來有關經濟建設的一些意見》，印發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書記，以及中央財經小組成員。劉少奇還專門寫信給毛澤東，說他叫人選編了陳雲文章印發給少數同誌參考，送上一份，請有空時翻翻。這份材料，一直到八九月北戴河會議時，都擺在毛澤東桌子旁邊，由此看出他對這件事情是很重視的。
這時陳雲身體十分虛弱，醫生要他長期休養。陳雲赴華東休息後，領導貫徹執行以調整為中心的“八字方針”的主要責任，就落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的身上，陳雲也盡力做一些工作。
1962年2月，劉少奇告訴陳雲，毛澤東已經同意改組中央財經小組，授權小組審查修改國家計委製訂的1962年經濟建設計劃。中央財經小組根據陳雲意見起草《關於調整1962年計劃的報告》，建議對耗煤過多的小企業（主要有10萬個小高爐）和大部分沒有前途的地方建設項目實行“關、停、並、轉”，並對關停的企業和建設項目要“拆架子、收攤子”，以便在1961年已經精簡1000萬城市職工的基礎上，1962年再減少1000萬，回到農村加強農業生產戰線，使大減產的農業有力量支持已精簡的城市職工生活。
報告起草完畢並經周恩來審查修改後，周恩來叫薛暮橋把草案帶到杭州去征求陳雲的意見。這時陳雲的身體仍很虛弱，每天隻能談兩個小時，分三天報告完畢，它完全同意草案所提出的意見，要薛暮橋把他的意見轉告總理。
在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從1960年後的五年內，進行了全麵的經濟調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1964年底召開的三屆人大會議上，周恩來正式宣布，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要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不計得失欲分田，遭到批評無法行
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以後，陳雲提出全黨都要研究農業問題，他首先就帶頭研究思考這個問題。
1962年春夏之交，陳雲在杭州、上海休養時，經常考慮如何解救缺糧的農民，如何加快恢複糧食生產。他對當時一些地方的包產到戶做法非常感興趣。
包產到戶，是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以後，一些地方為了克服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弊病，實行一種聯係產量、責任分解到農戶的生產責任製形式。
從合作化以後，浙江、江蘇、河南一些地方就開始試行包產到戶，對促進農業生產起很明顯的作用。不料廬山會議一反右傾，也順帶把這個包產到戶掛到右傾的賬上，一塊反掉了，支持這一辦法的幹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不公正地處理。
三年困難時期，由於糧食問題嚴重，各地紛紛尋找出路。顯然，“大躍進”口號喊得再響，也變不成糧食，而“右傾機會主義”的包產到戶，適應農村生產力水平和農民的覺悟水平，能夠多產糧食，這才是實在的。於是好多地方變著法兒實行了多種形式、多種名目的包產到戶。
安徽是“大躍進”比較積極的省份，後來農村困難形勢也表現得極為突出。難能可貴的是，當時安徽的主要領導能夠認真反思，對農民自發采取的適應生產力水平的包產到戶做法，加以肯定，適當引導。
賣高價商品，實際上是貨幣貶值，群眾會有些不滿意。陳雲對此有所準備，他說，隻要基本生活資料不漲價，就不會出大問題。如果不采取這個辦法，多餘的貨幣不能回籠，到處衝擊市場，更不好辦。
陳雲提出克服困難的第四點辦法是，盡力保證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
由於當時糧食定量已經低得可憐，浮腫病蔓延得很厲害，餓死人的事時有發生，陳雲對此極為憂心。他想出三個當時能夠逐步采取的辦法。
一是分幾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應三斤大豆，夏天和蔬菜多的地區可以少一點。
這個辦法，不僅可以保證城市人民的健康，而且可以提高一點職工的實際工資。有了豆子吃，或者換豆腐吃，就可以不買或少買自由市場上的高價副食品。據計算，每人每天最低要70克的蛋白質，1斤糧食含蛋白質45克左右，1斤蔬菜含5克，1兩大豆含20克。在缺少肉類和蛋品的情況下，用大豆來補充營養，是一個比較可靠的辦法。
陳雲經過計算，認為這是可能做到的。他說，1億城市人口，實行這個辦法，每年需要30億斤大豆。我國每年大豆的產量，在1958年前是190億斤左右，1961年是120億斤，拿出30億斤來供應城市，是可能的。我們應該力求在兩年內逐步做到這一點。
第一步可以先在大中城市的6000多萬人口中實行。
二是每年供應幾千萬雙尼龍襪子。
當時國家因棉紗不足，保證供應已經很吃力了，而群眾買了襪子，穿不到一周，腳趾腳跟就露出來了。年輕人穿得又特別費，破了再補，當時一個人一年隻發幾尺布票，補襪子就用去一部分。這件事困擾著千百萬婦女和戰士的心，陳雲也非常關注這個問題，他說，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補襪子是一件傷腦筋的事。
當時國外已開始興起穿尼龍襪子，比棉線襪抗磨耐穿，陳雲要外貿部、紡織部研究解決原料問題，決定進口。
陳雲在西樓會議的發言中說，如果每年用400萬美元進口1000噸尼龍，就可以織4000萬雙襪子，產量可以加倍。一雙尼龍襪子可以賣幾塊錢，買的人喜歡，國家一年可以回籠幾億元的貨幣，這是公私兩利的事情。
三是把全國各地價值約4000萬到5000萬元的山珍海味等高級副食品，用於高價館子，價錢賣貴一點。招待所用這些東西的時候，也要賣高價。這樣，既可以改善一部分人的生活，也可以回籠不少貨幣。
陳雲為克服國民經濟困難提出的第五個辦法是，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於農業增產。
陳雲指出，這一條是根本大計。從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要抓好以下三個方麵的事情：
一是除增產糧食以外，要重新考慮保證經濟作物增產的辦法。
二是對不同的產糧區，研究出不同的增產辦法。
三是撥出一部分鋼材、木材，製造中小農具。
陳雲為克服經濟困難想出的第六個辦法是，把計劃機關的主要注意力，從工業、交通方麵，轉移到農業增產和製止通貨膨脹方麵來，並且要在國家計劃裏得到體現。
陳雲的這個講話，把當時麵臨的主要困難、克服困難的條件和辦法作了透徹的闡述，使人有豁然開朗的感覺。
對陳雲的這個講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都表示完全讚成。劉少奇對陳雲說：“光是你在這個會上講我們讚成還不行，建議召開一次國務院的全體會議，更充分地講一講，讓參加國務院會議的全體成員都了解我們的經濟情況，了解我們的方針政策。”
1962年2月26日，國務院各部委黨組成員會議在北京召開。在李富春、李先念講話之後，陳雲發表了講話，再次闡述了在西樓會議發表的意見。陳雲講完，全場完全自發地長時間地熱烈鼓掌。
當時大家聽了以後，有一個深刻的印象，覺得這麽一講，困難講夠了，心裏踏實了，辦法也確實可行。會後，各部委都紛紛要求傳達。
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時，鄧小平說，全部傳達，怎麽講就怎麽傳達。劉少奇也同意用中央的名義轉發全國，而且還對怎麽寫轉發批語提了一些意見。說對困難的估計，是有十分隻講八分好，還是有十分就講十分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困難估計夠，工作才能主動。
通過中央轉發講話的指示以後，劉少奇說，我們這個會通過了，毛澤東同誌不在北京，我們要立即向他匯報。
第二天，劉、周、鄧就到武漢向毛澤東匯報說，我們同意陳雲講話，起草了一個指示，會議上是通過了，還要請主席看一看。劉少奇還說，這個問題我也在會上講了，如果主席同意，我們就發出去；如果主席不同意，我們重新開會議論。
毛澤東看了陳雲講話和中央轉發講話的指示，表示同意發出。
1962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將陳雲西樓會議講話加了批語轉發各省市區和各部門。西樓會議和國務院各部委黨組負責人全體會議後，中央醞釀恢複中央財經小組，統管經濟工作。劉少奇和周恩來都主張陳雲當組長，陳雲一再推辭，說身體不好，當組長不合適，可以當成員，有意見時可以提，他也相信，財經小組會認真考慮他的意見。會上確定李富春當組長，周恩來、陳雲都是組員。
在討論批轉陳雲講話的中央書記會議上，劉少奇說，有人向他建議，恢複後的中央財經小組請陳雲當組長最合適，他自己當助手。會議就這麽定了。
這次會議陳雲沒有參加，知道後他還是謙讓。劉少奇說，大家都同意你當，你就當，就我個人來說，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
4月19日，中央作出決定，由陳雲擔任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統管全國財經工作。
這樣，從1960年開始提出的“調整、整頓、充實、提高”的方針，經過1962年七千人大會統一認識，在“西樓會議”上才真正下了退夠的決心，才真正開始紮紮實實地全麵調整，落到實處。
1962年3月7日，中央財經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陳雲在會上講話，對他在西樓會議上提出的辦法，作了進一步的發展。
周恩來在陳雲講話時插話說，可以寫一副對聯，上聯是“先抓吃穿用”，下聯是“實現農輕重”，橫批是“綜合平衡”。
陳雲也開始對“大躍進”的理論基礎予以否定。他在這次會議上，公開對積極平衡和消極平衡的提法進行了分析，指出這個問題上，認識是不同的。他提出，要從現在綜合平衡的經濟水平出發，經過切實的研究和計算，看遠景規劃能達到什麽水平，而絕不能采取倒過來的辦法。按短線搞綜合平衡，才能有真正的綜合平衡。所謂短線平衡，就是當年能夠生產的東西，加上動用必要的庫存，再加上切實可靠的進口，使供求相適應。
為了了解鋼產量，陳雲曾查了美、英、德、日、蘇等幾十年來鋼產量的統計數字，看出這些國家鋼的年產量在1000萬噸以下的時候，花的時間最長。美、英、德、日等國，鋼產量在500萬噸到1000萬噸之間，就成了帝國主義國家。蘇聯也是在這樣的生產水平上，成了工業強國。大體說來，這些國家鋼產量在500萬噸到1000萬噸的時候，各種工業就比較齊全，把工業基礎打下來了。日本在發動七七事變的時候，鋼產量還不到700萬噸。陳雲指出，根據曆史經驗，我們應該從現在開始，爭取在一定的時間內，使工業產品品種齊全，質量良好，技術先進，適應需要。有了這樣一個基礎，再前進就比較快了。
此外，陳雲還就物資集中管理、研究農業基本情況、計委要管好農業和市場等問題提出了意見。
這個講話的記錄，經陳雲看過後，在小範圍內印發了。講話後，陳雲就到上海、杭州休息去了。
這次會議後，劉少奇組織人把陳雲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的13篇講話和報告，都找到編出來了，大概有四五萬字，還搞一個1萬多字的提要，準備印發有關部門學習和參考。
陳雲對編輯他的言論曾經幾次堅決表示不同意，尤其是不同意印發。劉少奇說，可以不廣泛印發，隻印發給財經小組成員和中央常委看看。
1962年4月，這個材料由劉少奇主持，選編成《陳雲同誌幾年來有關經濟建設的一些意見》，印發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書記處書記，以及中央財經小組成員。劉少奇還專門寫信給毛澤東，說他叫人選編了陳雲文章印發給少數同誌參考，送上一份，請有空時翻翻。這份材料，一直到八九月北戴河會議時，都擺在毛澤東桌子旁邊，由此看出他對這件事情是很重視的。
這時陳雲身體十分虛弱，醫生要他長期休養。陳雲赴華東休息後，領導貫徹執行以調整為中心的“八字方針”的主要責任，就落在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的身上，陳雲也盡力做一些工作。
1962年2月，劉少奇告訴陳雲，毛澤東已經同意改組中央財經小組，授權小組審查修改國家計委製訂的1962年經濟建設計劃。中央財經小組根據陳雲意見起草《關於調整1962年計劃的報告》，建議對耗煤過多的小企業（主要有10萬個小高爐）和大部分沒有前途的地方建設項目實行“關、停、並、轉”，並對關停的企業和建設項目要“拆架子、收攤子”，以便在1961年已經精簡1000萬城市職工的基礎上，1962年再減少1000萬，回到農村加強農業生產戰線，使大減產的農業有力量支持已精簡的城市職工生活。
報告起草完畢並經周恩來審查修改後，周恩來叫薛暮橋把草案帶到杭州去征求陳雲的意見。這時陳雲的身體仍很虛弱，每天隻能談兩個小時，分三天報告完畢，它完全同意草案所提出的意見，要薛暮橋把他的意見轉告總理。
在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從1960年後的五年內，進行了全麵的經濟調整，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在1964年底召開的三屆人大會議上，周恩來正式宣布，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已經基本完成，整個國民經濟將要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不計得失欲分田，遭到批評無法行
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以後，陳雲提出全黨都要研究農業問題，他首先就帶頭研究思考這個問題。
1962年春夏之交，陳雲在杭州、上海休養時，經常考慮如何解救缺糧的農民，如何加快恢複糧食生產。他對當時一些地方的包產到戶做法非常感興趣。
包產到戶，是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以後，一些地方為了克服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弊病，實行一種聯係產量、責任分解到農戶的生產責任製形式。
從合作化以後，浙江、江蘇、河南一些地方就開始試行包產到戶，對促進農業生產起很明顯的作用。不料廬山會議一反右傾，也順帶把這個包產到戶掛到右傾的賬上，一塊反掉了，支持這一辦法的幹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受到不公正地處理。
三年困難時期，由於糧食問題嚴重，各地紛紛尋找出路。顯然，“大躍進”口號喊得再響，也變不成糧食，而“右傾機會主義”的包產到戶，適應農村生產力水平和農民的覺悟水平，能夠多產糧食，這才是實在的。於是好多地方變著法兒實行了多種形式、多種名目的包產到戶。
安徽是“大躍進”比較積極的省份，後來農村困難形勢也表現得極為突出。難能可貴的是，當時安徽的主要領導能夠認真反思，對農民自發采取的適應生產力水平的包產到戶做法，加以肯定，適當引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