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頭腦冷靜理經濟！電閃雷鳴不動搖(11)
陳雲比較說，現在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相比，水利和機械這兩個條件要好一些，灌溉麵積擴大了，防洪能力加強了，排灌機械多了，拖拉機和其他農業機械也多了。同時，工業基礎大了，可能支援農業的力量也比過去增加了。這是一方麵。
另一方麵，土地、耕畜、肥料、農具、種子這幾個條件，現在都比過去差。拿土地來說，最近四年，水利、工業、交通的基本建設占用的耕地大約有2億畝，菜地擴大了5000萬畝，而新開荒地隻有1.5億畝，增減相抵，糧食和其他作折的用地減少了1億畝。全國的耕地一共16多億畝，減少了1億畝，是一件大事。而且，這幾年減少的耕地，大多是產量高的好地；增加的耕地，大多是在黑龍江、新疆、內蒙古等邊遠地區，一般的產量比較低。耕畜和狩獵現在比過去少了，有一部分種子退化了，有些地方的茬口搞亂了。
根據這樣的比較，陳雲認為農業恢複不會很快。他講，一五時期，五年合計共增產612億斤，平均每年增產122億斤。如果公布的1957年的糧食產量有“水分”，那末每年平均增產的數字還沒有這樣多。按通常情況說，恢複時期的速度可能會快一點，但是，也要看條件怎樣。總的看，好壞兩種條件相抵，現在的條件可能不如過去。這是穩當的說法。至於農業恢複的速度能夠多快，目前還不能肯定，需要再看一兩年。那時候，實踐將會證明能不能快一點。
陳雲指出，經濟形勢麵臨的第二大困難是，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當時的工農業生產水平不相適應。
在這個問題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說，“大躍進”那幾年建設規模是合適的，就是因為有災荒才發生了問題。也有人說，是農業扯了腿，不然就正好。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工業吃了農業的虧，工業本身沒有問題。
陳雲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是基本建設規模過大，農業負擔不了，工業也負擔不了。不僅在農業遇到災荒的時候負擔不了，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維持不了。
他說，工業建設的大發展，是建立在1958年生產7000億斤糧食、7000萬擔棉花的錯誤估計上的。當時以為糧食過關了，可以大辦工業，所以大量招收職工。這幾年增加了那麽多職工，絕大部分是1958年下半年招收的。從過去的經驗看，今後幾年即使恢複到年產3700億斤糧食，同現有的建設規模還是不相適應的。
已經擺開的建設規模，不僅農業負擔不了，而且也超過了工業的基礎。建設規模大增，除1958年誤認為糧食過了關以外，又是根據產量很快可達到五六千萬噸的設想來布置。實際中工業的情況是，工人增加得太多了，產量卻增加得不多。工業產品不論從數量、質量、品種、規模來看，都不能滿足各個方麵的需要。因此，基本建設項目就不得不一批一批下馬，工廠半成品就不能不大量積壓。
陳雲指出的第三個嚴重困難是，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的提法是非常尖銳的，也是非常刺耳的。但陳雲從實際出發，認為事實就是這樣。他說，現在的通貨膨脹，雖然根本不同於國民黨垮台前那種惡性通貨膨脹，但是，毫無疑義，也是一種通貨膨脹。這幾年挖了商業庫存，漲了物價，動用了很大一部分黃金、白銀和外匯儲備，在對外貿易上還欠了債，並且多發了六七十億元票子來彌補財政赤字，這些，都是通貨膨脹的表現。
陳雲分析造成通貨膨脹的原因：一方麵支出鈔票多；另一方麵，農業、輕工業減產，國家掌握的商品少，這兩方麵不能平衡。
對通貨膨脹的趨勢，陳雲認為，照現在的情況看，在采取有力措施以前，恐怕還不能停止。我們必須堅決扭轉通貨膨脹的趨勢。否則，將不利於農業的恢複，不利於市場的穩定，不利於經濟建設的開展。
陳雲指出的第四點困難是，城市的鈔票大量向鄉村轉移，一部分農民手裏的鈔票很多，投機倒把在發展。
對這一點，那時在高級幹部中也有不同的看法。
陳雲說，目前的情況是，農民自己經營的副業產品，集體和個人生產的三類物資，都大幅度地漲價。在過去一年多中間，農民在自由市場上出賣相當於正常價格10億元左右的物資，換去了30億元左右的鈔票。現在不少農民手裏的鈔票相當多，城市鈔票向農村轉移的趨勢還沒有停止，還會繼續一段時間。原因是國家沒有充分的商品來滿足城市的需要。我們要公社和農民發展農副業生產，不讓賣不行，過多地采購也不行，而城市人民又要吃，價錢雖高，你不買，有人買。過去每年供給城市的豬肉30多億斤，現在還不到10億斤。
在物資少、鈔票多的情況下，出現了相當嚴重的投機倒把現象。對於這種情況，陳雲說，要把兩種人區別開來。一種是農民，他們把自己生產的豬肉、雞蛋等在自由市場上高價出賣多得了一些錢；另一種是投機分子，他們一手買進，一手賣出，一轉手就撈很多錢，從人數說，前一種人占多數，但後一種投機分子確實也不少。一輛自行車要650元錢，還有人搶著買。
對市場投機分子，陳雲是深惡痛絕的。建國初期市場動蕩，造成普通百姓心理恐慌，和投機分子興風作浪有很大關係。陳雲要求，對於投機分子，采取有效辦法來對付。
對於農民持有大量鈔票的情況，陳雲則提出另一種解決辦法。他說，大批鈔票流向農村，國家沒有足夠的工業品來回籠這些鈔票。集體生產者向國家出售了一定數量的農副產品，也得不到等價的工業品。農民賣出100元的農副產品，國家能夠供他們的商品隻有60多元，加上理發、看電影等，也隻有七八十元，還差二三十元。沒有相當的工業品供應農村，沒有等價交換，單靠政治動員，是難以持久的。在相當範圍內的自由市場，對促進生產是有利的。但是，農民高價出售農副產品所得到的鈔票，如果不想辦法換回來，農民手裏的鈔票越來越多，就有農民不願意繼續向國家出賣農副產品的危險。
陳雲指出的第五點困難是，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夠，物價上漲，實際上工資下降很多。這是已經徹底表麵化的現象，無可掩飾。
這五點困難，陳雲認為其中一、二點是基本的，其他三點都從前兩點派生出來的。
陳雲把當時麵臨的困難講得這麽透徹、這麽嚴重，是為了從中找出經驗教訓，從而找到走出困境的辦法。但這樣做是有很大的政治風險的。從批評反冒進、特別是廬山會議批判所謂“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和右傾機會主義以後，大家講困難都要先把光明麵多講一點，要套用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形勢估計程式，以免被看做是右傾、是把形勢說成“漆黑一團”，想泄氣。事實上，當年8月的北戴河政治局會議，確實就把陳雲實事求是估計形勢說成了“黑暗風”，予以嚴厲地批判。
但陳雲並未因此而退縮。他說，目前的困難是相當嚴重的。對這些問題事實上存在著不同的看法，這種不一致是正常的、難免的。不要掩蓋這種不一致。這幾年處在大變動中，大家對形勢自然會有這樣那樣的看法。取得認識的一致，需要時間，需要事實的證明。大家的認識，在實踐的過程中，可以逐步地一致起來。把各種不同的看法說出來，進行討論，不是壞事而是好事，有利於使認識趨於統一。高級幹部的看法統一，非常重要。經過討論，如果還有不一致的意見，可以保留，可以再看一看，保留不同意見是容許的。
陳雲嚴肅地說：“逢人隻說三分話”，說話有顧慮的情況還是存在的。見麵打“官腔”，不互相交心，這種情況繼續下去，革命是會失敗的。我們幹革命的，應該講真話，有問題就提出，有意見就發表，認真地進行討論。
講清楚困難，指明了克服困難的有利條件後，陳雲提出了克服困難的六個辦法：
第一個辦法是，把十年規劃分成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恢複階段，後一個階段是發展階段。
陳雲提出把十年規劃分兩個階段的說法，雖然沒有人提出異議，但他提出恢複需要五年時間的意見，有人認為太悲觀了，後來，又被說成是“右傾保守”，泄了氣，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評。最後實際卻表明，陳雲的估計驚人得準確。
第二個辦法是減少城市人口，“精兵簡政”。
建國之初，陳雲已經領導過一次抑製通貨膨脹的行動，但是鑒於這次通貨膨脹與那次通貨膨脹相比，產生的原因、性質、經濟條件等方麵都有不同的特點，他製定的方法也不盡相同。這一次他製定的方法是：
一、嚴格管理現金，節約現金支出，銀行把鈔票管理好，能不用錢一定不用。
二、盡可能增產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
三、增加幾種高價商品。
搞高價商品，當時已經在進行。
“大躍進”後市場緊張，一個結果是票證經濟大流行，什麽東西都要憑證供應，引起群眾不滿。江蘇有一個資本家講：“現在人民幣不掛帥了。”上海一個醫生對黨委書記說：“我和老婆兩個人每月工資400多塊錢，但是什麽東西都買不到，發給我們沒有意思，還不如把工資還給公家。”
為了緩和人心，一些地方開始出售高價商品。1960年8月8日，中共中央批準北京市委關於飲食業實行憑證供應的意見，同意保留少數高級飯館可以不憑票，實行高價銷售。這一辦法逐漸在一些大中城市推廣。後來又增加了高價糕點、高價糖果。
1961年1月19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提出安排市場要網開一麵，對出售高價糕點、高價糖果十分支持，並鼓勵商業部門放手賣。
陳雲認為，在供應緊張的時候，總要網開一麵，他曾經了解過，英國倫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雖然實行嚴格的糧食配給，但飯館還是開的，一個人隻能吃一份，不要糧票。
陳雲總結了這樣做的三大好處，一是可以緩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營養，三是可以回籠貨幣。他讚揚說，用這個辦法回籠貨幣，實在是打一個大主意。
出售高級糕點前，有關部門曾經送了幾十種樣品給陳雲等人看，做的還是比較可以的。但是後來陳雲讓自己的孩子在中南海排隊買了一斤，拿回家一看，就覺得做得很不像樣。北京的高級糕點開市的前一天晚上，姚依林到零售店去看樣品，發現質量也不好。陳雲對做假樣品給他們看很有意見，指出高價點心貴得像個樣子。當時高級點心質量不好，是因為把做糕點的老師傅搞到鄉下去了，陳雲就指示要把這些人找回來重操舊業。
陳雲提出，要充分利用進口的糖和麥子，先用來製作高級糖果和糕點。他說，從古巴進口的糖，平均分配的每個人隻能攤到很少一點，我們中國有七萬萬張嘴巴，稍微張一張就差不多了。
他還要商業部門不怕搶購高價商品，說，你越怕鬼，鬼越厲害。可以放大膽子，敞開來賣高價糕點、高價糖果，讓人民幣“掛帥”，掛得越多越好，把鈔票都掛過來。
他算了一筆賬：資本家一年定息最多1億元，讓他們把所有定息都拿出來買糖果，也才買掉一萬噸，卻能回籠1億元貨幣；高級知識分子最多20萬人，每人買100斤才不過10000噸；5000萬職工，隻有那麽多工資，要養家活口，要吃飯，是不能多買的，平均每人買一斤，就是了不得的事情，也隻有2萬多噸。國家手裏，已到貨的糖就有十幾萬噸，在路上還有二十幾萬噸，第二季度靠得住的還有30萬噸，根本用不著怕搶購。
他舉例說，天津高價糖果，第一天賣了7萬斤，第二天賣8萬斤，第三天就隻賣了8000斤。開始買得多些，這是人們心理作用。敞開來賣之後，情況就會改變，數量就會降下來。
陳雲當時已經考慮要增加一些高價商品，說有了豬肉可以在飯館裏搞些炒肉片、炒肉絲賣高價。但由於生豬肉飼養一直沒有能恢複元氣，這個打算最後落空了。
由於過去高價商品品種太少，回籠貨幣數量有限。陳雲在西樓會議上就提出，要增加一些高價商品。
他說，高價商品不要星星點點地搞，這也高價，那也高價，所得不多，弄得名譽不好。應該是不搞則已，一搞就要能收回一大批鈔票。我們增加幾種高價商品，首先是為把在自由市場上商人出售商品的人的鈔票收回來，同時也利用它來平衡商品供應量同購買力之間的差額。
另一方麵，土地、耕畜、肥料、農具、種子這幾個條件，現在都比過去差。拿土地來說，最近四年，水利、工業、交通的基本建設占用的耕地大約有2億畝，菜地擴大了5000萬畝，而新開荒地隻有1.5億畝，增減相抵，糧食和其他作折的用地減少了1億畝。全國的耕地一共16多億畝，減少了1億畝，是一件大事。而且，這幾年減少的耕地，大多是產量高的好地；增加的耕地，大多是在黑龍江、新疆、內蒙古等邊遠地區，一般的產量比較低。耕畜和狩獵現在比過去少了，有一部分種子退化了，有些地方的茬口搞亂了。
根據這樣的比較，陳雲認為農業恢複不會很快。他講，一五時期，五年合計共增產612億斤，平均每年增產122億斤。如果公布的1957年的糧食產量有“水分”，那末每年平均增產的數字還沒有這樣多。按通常情況說，恢複時期的速度可能會快一點，但是，也要看條件怎樣。總的看，好壞兩種條件相抵，現在的條件可能不如過去。這是穩當的說法。至於農業恢複的速度能夠多快，目前還不能肯定，需要再看一兩年。那時候，實踐將會證明能不能快一點。
陳雲指出，經濟形勢麵臨的第二大困難是，已經擺開的基本建設規模，超過了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當時的工農業生產水平不相適應。
在這個問題上，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說，“大躍進”那幾年建設規模是合適的，就是因為有災荒才發生了問題。也有人說，是農業扯了腿，不然就正好。在他們看來，好像是工業吃了農業的虧，工業本身沒有問題。
陳雲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是基本建設規模過大，農業負擔不了，工業也負擔不了。不僅在農業遇到災荒的時候負擔不了，即使在正常年景，也維持不了。
他說，工業建設的大發展，是建立在1958年生產7000億斤糧食、7000萬擔棉花的錯誤估計上的。當時以為糧食過關了，可以大辦工業，所以大量招收職工。這幾年增加了那麽多職工，絕大部分是1958年下半年招收的。從過去的經驗看，今後幾年即使恢複到年產3700億斤糧食，同現有的建設規模還是不相適應的。
已經擺開的建設規模，不僅農業負擔不了，而且也超過了工業的基礎。建設規模大增，除1958年誤認為糧食過了關以外，又是根據產量很快可達到五六千萬噸的設想來布置。實際中工業的情況是，工人增加得太多了，產量卻增加得不多。工業產品不論從數量、質量、品種、規模來看，都不能滿足各個方麵的需要。因此，基本建設項目就不得不一批一批下馬，工廠半成品就不能不大量積壓。
陳雲指出的第三個嚴重困難是，鈔票發得太多，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的提法是非常尖銳的，也是非常刺耳的。但陳雲從實際出發，認為事實就是這樣。他說，現在的通貨膨脹，雖然根本不同於國民黨垮台前那種惡性通貨膨脹，但是，毫無疑義，也是一種通貨膨脹。這幾年挖了商業庫存，漲了物價，動用了很大一部分黃金、白銀和外匯儲備，在對外貿易上還欠了債，並且多發了六七十億元票子來彌補財政赤字，這些，都是通貨膨脹的表現。
陳雲分析造成通貨膨脹的原因：一方麵支出鈔票多；另一方麵，農業、輕工業減產，國家掌握的商品少，這兩方麵不能平衡。
對通貨膨脹的趨勢，陳雲認為，照現在的情況看，在采取有力措施以前，恐怕還不能停止。我們必須堅決扭轉通貨膨脹的趨勢。否則，將不利於農業的恢複，不利於市場的穩定，不利於經濟建設的開展。
陳雲指出的第四點困難是，城市的鈔票大量向鄉村轉移，一部分農民手裏的鈔票很多，投機倒把在發展。
對這一點，那時在高級幹部中也有不同的看法。
陳雲說，目前的情況是，農民自己經營的副業產品，集體和個人生產的三類物資，都大幅度地漲價。在過去一年多中間，農民在自由市場上出賣相當於正常價格10億元左右的物資，換去了30億元左右的鈔票。現在不少農民手裏的鈔票相當多，城市鈔票向農村轉移的趨勢還沒有停止，還會繼續一段時間。原因是國家沒有充分的商品來滿足城市的需要。我們要公社和農民發展農副業生產，不讓賣不行，過多地采購也不行，而城市人民又要吃，價錢雖高，你不買，有人買。過去每年供給城市的豬肉30多億斤，現在還不到10億斤。
在物資少、鈔票多的情況下，出現了相當嚴重的投機倒把現象。對於這種情況，陳雲說，要把兩種人區別開來。一種是農民，他們把自己生產的豬肉、雞蛋等在自由市場上高價出賣多得了一些錢；另一種是投機分子，他們一手買進，一手賣出，一轉手就撈很多錢，從人數說，前一種人占多數，但後一種投機分子確實也不少。一輛自行車要650元錢，還有人搶著買。
對市場投機分子，陳雲是深惡痛絕的。建國初期市場動蕩，造成普通百姓心理恐慌，和投機分子興風作浪有很大關係。陳雲要求，對於投機分子，采取有效辦法來對付。
對於農民持有大量鈔票的情況，陳雲則提出另一種解決辦法。他說，大批鈔票流向農村，國家沒有足夠的工業品來回籠這些鈔票。集體生產者向國家出售了一定數量的農副產品，也得不到等價的工業品。農民賣出100元的農副產品，國家能夠供他們的商品隻有60多元，加上理發、看電影等，也隻有七八十元，還差二三十元。沒有相當的工業品供應農村，沒有等價交換，單靠政治動員，是難以持久的。在相當範圍內的自由市場，對促進生產是有利的。但是，農民高價出售農副產品所得到的鈔票，如果不想辦法換回來，農民手裏的鈔票越來越多，就有農民不願意繼續向國家出賣農副產品的危險。
陳雲指出的第五點困難是，城市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吃的、穿的、用的都不夠，物價上漲，實際上工資下降很多。這是已經徹底表麵化的現象，無可掩飾。
這五點困難，陳雲認為其中一、二點是基本的，其他三點都從前兩點派生出來的。
陳雲把當時麵臨的困難講得這麽透徹、這麽嚴重，是為了從中找出經驗教訓，從而找到走出困境的辦法。但這樣做是有很大的政治風險的。從批評反冒進、特別是廬山會議批判所謂“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和右傾機會主義以後，大家講困難都要先把光明麵多講一點，要套用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形勢估計程式，以免被看做是右傾、是把形勢說成“漆黑一團”，想泄氣。事實上，當年8月的北戴河政治局會議，確實就把陳雲實事求是估計形勢說成了“黑暗風”，予以嚴厲地批判。
但陳雲並未因此而退縮。他說，目前的困難是相當嚴重的。對這些問題事實上存在著不同的看法，這種不一致是正常的、難免的。不要掩蓋這種不一致。這幾年處在大變動中，大家對形勢自然會有這樣那樣的看法。取得認識的一致，需要時間，需要事實的證明。大家的認識，在實踐的過程中，可以逐步地一致起來。把各種不同的看法說出來，進行討論，不是壞事而是好事，有利於使認識趨於統一。高級幹部的看法統一，非常重要。經過討論，如果還有不一致的意見，可以保留，可以再看一看，保留不同意見是容許的。
陳雲嚴肅地說：“逢人隻說三分話”，說話有顧慮的情況還是存在的。見麵打“官腔”，不互相交心，這種情況繼續下去，革命是會失敗的。我們幹革命的，應該講真話，有問題就提出，有意見就發表，認真地進行討論。
講清楚困難，指明了克服困難的有利條件後，陳雲提出了克服困難的六個辦法：
第一個辦法是，把十年規劃分成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恢複階段，後一個階段是發展階段。
陳雲提出把十年規劃分兩個階段的說法，雖然沒有人提出異議，但他提出恢複需要五年時間的意見，有人認為太悲觀了，後來，又被說成是“右傾保守”，泄了氣，受到了不公正的批評。最後實際卻表明，陳雲的估計驚人得準確。
第二個辦法是減少城市人口，“精兵簡政”。
建國之初，陳雲已經領導過一次抑製通貨膨脹的行動，但是鑒於這次通貨膨脹與那次通貨膨脹相比，產生的原因、性質、經濟條件等方麵都有不同的特點，他製定的方法也不盡相同。這一次他製定的方法是：
一、嚴格管理現金，節約現金支出，銀行把鈔票管理好，能不用錢一定不用。
二、盡可能增產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
三、增加幾種高價商品。
搞高價商品，當時已經在進行。
“大躍進”後市場緊張，一個結果是票證經濟大流行，什麽東西都要憑證供應，引起群眾不滿。江蘇有一個資本家講：“現在人民幣不掛帥了。”上海一個醫生對黨委書記說：“我和老婆兩個人每月工資400多塊錢，但是什麽東西都買不到，發給我們沒有意思，還不如把工資還給公家。”
為了緩和人心，一些地方開始出售高價商品。1960年8月8日，中共中央批準北京市委關於飲食業實行憑證供應的意見，同意保留少數高級飯館可以不憑票，實行高價銷售。這一辦法逐漸在一些大中城市推廣。後來又增加了高價糕點、高價糖果。
1961年1月19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提出安排市場要網開一麵，對出售高價糕點、高價糖果十分支持，並鼓勵商業部門放手賣。
陳雲認為，在供應緊張的時候，總要網開一麵，他曾經了解過，英國倫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雖然實行嚴格的糧食配給，但飯館還是開的，一個人隻能吃一份，不要糧票。
陳雲總結了這樣做的三大好處，一是可以緩和人心，二是可以增加營養，三是可以回籠貨幣。他讚揚說，用這個辦法回籠貨幣，實在是打一個大主意。
出售高級糕點前，有關部門曾經送了幾十種樣品給陳雲等人看，做的還是比較可以的。但是後來陳雲讓自己的孩子在中南海排隊買了一斤，拿回家一看，就覺得做得很不像樣。北京的高級糕點開市的前一天晚上，姚依林到零售店去看樣品，發現質量也不好。陳雲對做假樣品給他們看很有意見，指出高價點心貴得像個樣子。當時高級點心質量不好，是因為把做糕點的老師傅搞到鄉下去了，陳雲就指示要把這些人找回來重操舊業。
陳雲提出，要充分利用進口的糖和麥子，先用來製作高級糖果和糕點。他說，從古巴進口的糖，平均分配的每個人隻能攤到很少一點，我們中國有七萬萬張嘴巴，稍微張一張就差不多了。
他還要商業部門不怕搶購高價商品，說，你越怕鬼，鬼越厲害。可以放大膽子，敞開來賣高價糕點、高價糖果，讓人民幣“掛帥”，掛得越多越好，把鈔票都掛過來。
他算了一筆賬：資本家一年定息最多1億元，讓他們把所有定息都拿出來買糖果，也才買掉一萬噸，卻能回籠1億元貨幣；高級知識分子最多20萬人，每人買100斤才不過10000噸；5000萬職工，隻有那麽多工資，要養家活口，要吃飯，是不能多買的，平均每人買一斤，就是了不得的事情，也隻有2萬多噸。國家手裏，已到貨的糖就有十幾萬噸，在路上還有二十幾萬噸，第二季度靠得住的還有30萬噸，根本用不著怕搶購。
他舉例說，天津高價糖果，第一天賣了7萬斤，第二天賣8萬斤，第三天就隻賣了8000斤。開始買得多些，這是人們心理作用。敞開來賣之後，情況就會改變，數量就會降下來。
陳雲當時已經考慮要增加一些高價商品，說有了豬肉可以在飯館裏搞些炒肉片、炒肉絲賣高價。但由於生豬肉飼養一直沒有能恢複元氣，這個打算最後落空了。
由於過去高價商品品種太少，回籠貨幣數量有限。陳雲在西樓會議上就提出，要增加一些高價商品。
他說，高價商品不要星星點點地搞，這也高價，那也高價，所得不多，弄得名譽不好。應該是不搞則已，一搞就要能收回一大批鈔票。我們增加幾種高價商品，首先是為把在自由市場上商人出售商品的人的鈔票收回來，同時也利用它來平衡商品供應量同購買力之間的差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