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頭腦冷靜理經濟！電閃雷鳴不動搖(10)
陳雲又向養母豬有經驗的農民調查。他們告訴陳雲，私養母豬的時候，養得好賺錢多，養不好虧本，所以他們對母豬像對產婦一樣關心，對苗豬像對嬰兒一樣關心。喂豬的時候很細心，也很有耐心，注意豬什麽時候該吃什麽、喜歡吃什麽，有什麽異常。母豬懷孕了注意保胎，母豬快生產時農民就睡在豬欄邊守護，對比較瘦弱的奶豬特別照顧，把它放在奶水最多的第三個奶頭上吃奶，這樣奶豬都長得比較均勻。豬圈保持清潔，夏天割青草墊豬圈，每天往裏墊些幹草，保持冬暖夏涼。這樣農民私養豬養得好，又能賺錢，和公養豬形成鮮明對比。
陳雲得出結論，要發展養豬業，必須把母豬也下放給農民私養，鼓勵農民多養豬。
以前，即使糧食很緊張的時候，陳雲也主張，為了保證肉食供應，糧食分配時要考慮豬的飼料糧。但毛澤東聽說後不以為然，說，豬吃百樣草，看你找不找，養豬可以不費糧。陳雲這次下鄉調查，也很想具體了解一下這個問題。調查以後，他得出結論，養豬還是要用糧的，隻喂草，某一段時期可以，長久下來就不行，每頭豬少不了100斤原糧。養豬不用糧，不能相信。
在一次老農座談會上，陳雲問老農：“把你們的豬沒收對，還是發還對？”農民們麵麵相覷，誰也不敢說話。一個老農作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回答：“上麵說沒收、發還都是對的。”
陳雲又問：“你們現在敢不敢養豬？”
那個老農回答：“還不大敢，說不定哪一天又是沒收對了。”
陳雲就對大家說：“沒收不對，發還才是對的，以後再不會沒收了。”
陳雲的這個明確表態，開會的老農聽了都喜出望外。當天這個消息就傳遍了全公社。第二天是7月1日，黨的生日，公社宣布放假一天。農民幾乎家家都到別的公社去搶購苗豬，婦女們把所有的小船都開去搶撈水浮蓮（養豬的青飼料），掀起了一個養豬的高潮。
看到農民的積極性，陳雲非常高興，他對調查組說：你們看，現在豬歸私養，婦女養豬的積極性就起來了。她要是不養豬，收工回家，除了做飯，勞力閑起來了。這樣算下來，要閑下來多少勞力嗬！他還深有感觸地說，我們黨犯了錯誤必須向農民承認，不然就是改正了，農民還不相信我們的正確政策。
小蒸公社在兩次養豬問題座談會結束後的當天下午宣布：即日起，原由集體飼養的母豬，統交養戶領回。
在小蒸，陳雲參觀了百貨商店，本來看到商店裏還有一點東西，但旁邊馬上有群眾揭穿說，是為了應付他而擺設的。負責人匯報說，商店現在虧空很厲害，群眾需要的東西短缺，沒有小鐵鍋，隻有食堂用的大鐵鍋，沒有套鞋，沒有農民常戴的氈帽，沒有花格布、花條子布……陳雲聽了匯報後說，現在是上麵撥給什麽賣什麽，不是群眾需要什麽賣什麽，做生意不是這樣子做的，這是官家生意。
那段時間裏，每到傍晚，小鎮上合作商店的店員就在街道上吆喝：棒冰，棒冰，兩分一碗！開始大家還奇怪，棒冰應該論根賣呀，怎麽這裏的棒冰還是論碗賣的？出去一看，還真是用碗賣的。一問才知道，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後通過國營商店渠道，運到縣裏，縣裏再用汽車、小船運到各鄉鎮，鄉鎮再往下麵分，等到了基層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想不拿碗都不行了。陳雲知道後，搖著頭歎息：現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區劃來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過來。
小蒸公社靠近黃浦江，過去有許多漁民下午開船到黃浦江去捕魚，黎明運到上海，就在上海出賣。解放後上海市為了保證水產品供應，規定青浦縣每月要向上海供應一定數量的水產品。因此青浦縣規定漁民的魚不準在上海出售，必須運回青浦，賣給縣水產公司和下屬收購點，再由縣水產公司運到上海去完成供應任務。這樣多次來回去運輸，耽誤了漁民的時間，而且往往把活魚運成死魚，價格大落，漁民有時隻好把鮮魚做成鹹魚上交。而到市場上，光這些運輸費用和手續費用一加，魚價就很高了。
陳雲了解到這個情況以後，又親眼看到魚行準備上交的死魚，十分驚訝。覺得這樣做太不合理。他親自找來青浦縣委和水產局的負責人來談話，勸他們準許漁民在上海出賣。青浦縣委很為難，他們說，如果這樣做，必須由上海市委取消我們的供應任務，上海市是不會同意的。陳雲無奈，隻得把這個問題擱起來。
會後陳雲歎一口氣對周太和等人說：“我一個黨中央副主席，連這樣一個小問題都解決不了，實在對不起人民。”回到上海後，陳雲把這個意見向上海市委反映，陳丕顯親自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由於事情牽涉整個商業流通體製，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很好解決，水產品仍要經過幾個批發環節進入市場，所以市場上看不到活魚。這個問題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逐漸得到解決。
7月12日下午，陳雲一行完成調查任務，離開小蒸。
為了論證在小蒸公社調查的問題，進行比較，陳雲又到與青浦情況相似的杭州、蘇州找了幾個縣委書記和若幹個大隊支部書記，研究種雙季稻和種小麥的問題，也問了養豬和自留地情況，然後又到與青浦土地、人口、氣候條件不同的浙江蕭山、江蘇無錫兩縣調查種植情況。
在杭州，陳雲把調查結果向毛澤東作了匯報，隨後又向周恩來作了匯報，他們都認為很好。
此後，陳雲又就養豬、農作物種植安排、自留地三個問題同上海市委、江蘇省委、浙江省委交換了意見。
最後，陳雲把這次調查發現的問題和幾點建議整理出來，專門給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陳雲在信中把這次了解到群眾的幾點意見概括為四點，一是糧食吃不飽；二是基層幹部不顧實際、瞎吹高指標，參加勞動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幹部在生產中瞎指揮，不向群眾進行自我批評；四是沒有把集體生產組織好，農民積極性差，相反，對自留地、副業生產積極性高。隨信附了這次青浦農村調查的三個專題調查報告：《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
通過這次深入調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引起了陳雲新的思考：為什麽直到1962年三年調整時期快結束的時候，產量雖有回升，但還未恢複到曆史最高水平？1958年我國糧食產量已達到4000億斤，人均為606斤。1960年下跌到2870億斤，到1962年才恢複到3200億斤，人均隻有475斤，要怎麽才能迅速走出低穀呢？青浦調查後，陳雲日益焦慮不安，不斷探索出路。
七千人大會婉謝毛主席，西樓會議慷慨陳詞
“大躍進”後經濟工作麵臨的困難局麵，財經部門雖然有最直接的感受，但囿於認識上的局限，不能跳出“躍進”的框子，因此也就不能正確分析形勢，隻知道形勢很困難，心裏著急，又找不出克服困難的辦法，工作十分被動。
1961年8月9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聽取計劃會議匯報時，對財經部門貫徹調整方針不力的現象，提出了批評，說：“去年北戴河會議提出八字方針，究竟怎樣貫徹，一年多了還沒有具體化，各部、各地區和計委都沒有具體地安排。”
1961年8月，中共中央再次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當時負責經濟工作的李富春講話說，“八字方針”提出以後，想調整，但總想在重工業生產已達到的水平上調整，結果延誤了時間。現在認識到，整個工業不後退，不退夠，不鬆動一個時期，就不能調整。
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讚成這個意見，認為隻有退夠，調整好比例關係，才能使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9月5日，鄧小平在會上明確地說，“大躍進”躍過了頭，違反了客觀規律。過了頭的要退下來，退到這次調整的目標為止。退要退夠，調整要抓重點，工業集中力量加強煤炭，農業主要是糧棉。要宣傳提倡黨的實事求是的傳統。三年初見效，七年大見效。
毛澤東在會上也說，問題暴露出來了，將走向反麵。但是對形勢的估計上，他認為，當時已經退到山穀了，形勢是在一天天向上升。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作出的退夠了再前進的決定，然而為時已晚。這一年，最初的計劃指標仍然很高，調整後的指標也不低，始終沒有放下“躍進”的架勢。結果，計劃執行情況相當差，絕大部分指標不但距原計劃相差很多，連調整後的計劃也沒有完成，甚至比上年還低。更為嚴重的是，城鄉居民的糧食、食油、豬肉、棉布等供應量比上年續減，更加劇了吃穿用的緊張。
在這種情況下，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及地委、縣委、重要廠礦企業黨委和部隊的負責幹部共七千人，所以又稱七千人大會。
這次會議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在認識上前進了一步，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點和錯誤，指出全黨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調整。毛澤東在會上也強調要發揚民主集中製，對前幾年的工作失誤承擔了責任，使黨內政治生活麵貌有了改觀，初步使大家解放了思想，敢於直言。為調整方針的落實貫徹，為國民經濟走出嚴重困境打下了思想基礎。
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好幾次請陳雲在大會上發言，陳雲說在作工業調查，還沒有調查完，現在還沒有把握來講話，謝絕了。
毛澤東在大會講話中還曾說，做經濟工作，他不如陳雲。第一次整理的毛澤東講話稿中還有些話，後來修改幾經改動，愈改愈少，改到最後這段話就全被刪掉了。但是這句畢竟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陳雲受到了很大鼓舞。會後，毛澤東又提出，要開幾天出氣會，讓大家把意見都說出來。
2月8日，陳雲在參加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省全體幹部會議上發言，明確地說，這幾年我們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
陳雲對這次大會取得的思想認識上和黨內生產上的進步評價非常高。他說，這次大會取得了非常的勝利，不要估計低了。隻要有勇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條，堅持真理，改正錯誤，我們共產黨就將無敵於天下。
陳雲係統提出了正確認識問題的方法：全麵、比較、反複。全麵，就是要實事求是，弄清楚實際情況，根據研究所得的結果，拿出正確的決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最後討論作決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就夠了。比較，就是把各種方案多方比較，同現行的辦法比較，同過去的方法比較，同外國的比較，等等。反複，就是比較了多種方案後，不要匆忙決定，最好過一段時間再看看。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索了解，陳雲對形勢有了一個清楚的認識，進一步探索了解決問題的辦法。
1962年七千人大會以後，財政部門向中央反映，發現當年財政有二三十億元的赤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劉少奇決定專門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這個會是在中南海西樓開的，由劉少奇主持。這就是“文革”中受到猛烈攻擊的西樓會議。
在會上，陳雲把一段時間用於形勢的觀察和如何走困境的思考，作了詳細地闡述。在形勢的估計上，陳雲首先對廬山會議關於形勢已到穀底的認識，大膽地提出了公開的質疑，明確指出了當時經濟形勢麵臨的幾點困難。
當時麵臨的最大困難是農業減產，糧食不夠吃。陳雲對這個問題最重視。他說，我們是幹革命的，搞社會主義的，對於這個關係全國6億多人民的大事，關係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大事，是不能不關心的。
那時有的人為了維護“大躍進”的麵子，閉眼不看現實，還在強撐著說，有的鄉村，農民吃得好，雞鴨成群，等等。陳雲毫不客氣地批駁說，有這樣的鄉村，但這是極少數。全國大多數地區並不是如此，大多數農民糧食不夠吃。
在農業恢複的快慢上，也有不同的估計。陳雲明確地講，農業生產的一些基本條件，如土地、耕畜、肥料、農具、種子、水利、機械，以及今後幾年中工業支援農業的可能性等等，好的條件同不好的條件相抵，恐怕很難說目前的情況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情況好。
陳雲得出結論，要發展養豬業，必須把母豬也下放給農民私養，鼓勵農民多養豬。
以前，即使糧食很緊張的時候，陳雲也主張，為了保證肉食供應，糧食分配時要考慮豬的飼料糧。但毛澤東聽說後不以為然，說，豬吃百樣草，看你找不找，養豬可以不費糧。陳雲這次下鄉調查，也很想具體了解一下這個問題。調查以後，他得出結論，養豬還是要用糧的，隻喂草，某一段時期可以，長久下來就不行，每頭豬少不了100斤原糧。養豬不用糧，不能相信。
在一次老農座談會上，陳雲問老農：“把你們的豬沒收對，還是發還對？”農民們麵麵相覷，誰也不敢說話。一個老農作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回答：“上麵說沒收、發還都是對的。”
陳雲又問：“你們現在敢不敢養豬？”
那個老農回答：“還不大敢，說不定哪一天又是沒收對了。”
陳雲就對大家說：“沒收不對，發還才是對的，以後再不會沒收了。”
陳雲的這個明確表態，開會的老農聽了都喜出望外。當天這個消息就傳遍了全公社。第二天是7月1日，黨的生日，公社宣布放假一天。農民幾乎家家都到別的公社去搶購苗豬，婦女們把所有的小船都開去搶撈水浮蓮（養豬的青飼料），掀起了一個養豬的高潮。
看到農民的積極性，陳雲非常高興，他對調查組說：你們看，現在豬歸私養，婦女養豬的積極性就起來了。她要是不養豬，收工回家，除了做飯，勞力閑起來了。這樣算下來，要閑下來多少勞力嗬！他還深有感觸地說，我們黨犯了錯誤必須向農民承認，不然就是改正了，農民還不相信我們的正確政策。
小蒸公社在兩次養豬問題座談會結束後的當天下午宣布：即日起，原由集體飼養的母豬，統交養戶領回。
在小蒸，陳雲參觀了百貨商店，本來看到商店裏還有一點東西，但旁邊馬上有群眾揭穿說，是為了應付他而擺設的。負責人匯報說，商店現在虧空很厲害，群眾需要的東西短缺，沒有小鐵鍋，隻有食堂用的大鐵鍋，沒有套鞋，沒有農民常戴的氈帽，沒有花格布、花條子布……陳雲聽了匯報後說，現在是上麵撥給什麽賣什麽，不是群眾需要什麽賣什麽，做生意不是這樣子做的，這是官家生意。
那段時間裏，每到傍晚，小鎮上合作商店的店員就在街道上吆喝：棒冰，棒冰，兩分一碗！開始大家還奇怪，棒冰應該論根賣呀，怎麽這裏的棒冰還是論碗賣的？出去一看，還真是用碗賣的。一問才知道，棒冰是上海做的，然後通過國營商店渠道，運到縣裏，縣裏再用汽車、小船運到各鄉鎮，鄉鎮再往下麵分，等到了基層商店，棒冰就成了棒冰水，想不拿碗都不行了。陳雲知道後，搖著頭歎息：現在商品流通是按行政區劃來管理的，不合理，可是又改不過來。
小蒸公社靠近黃浦江，過去有許多漁民下午開船到黃浦江去捕魚，黎明運到上海，就在上海出賣。解放後上海市為了保證水產品供應，規定青浦縣每月要向上海供應一定數量的水產品。因此青浦縣規定漁民的魚不準在上海出售，必須運回青浦，賣給縣水產公司和下屬收購點，再由縣水產公司運到上海去完成供應任務。這樣多次來回去運輸，耽誤了漁民的時間，而且往往把活魚運成死魚，價格大落，漁民有時隻好把鮮魚做成鹹魚上交。而到市場上，光這些運輸費用和手續費用一加，魚價就很高了。
陳雲了解到這個情況以後，又親眼看到魚行準備上交的死魚，十分驚訝。覺得這樣做太不合理。他親自找來青浦縣委和水產局的負責人來談話，勸他們準許漁民在上海出賣。青浦縣委很為難，他們說，如果這樣做，必須由上海市委取消我們的供應任務，上海市是不會同意的。陳雲無奈，隻得把這個問題擱起來。
會後陳雲歎一口氣對周太和等人說：“我一個黨中央副主席，連這樣一個小問題都解決不了，實在對不起人民。”回到上海後，陳雲把這個意見向上海市委反映，陳丕顯親自解決了這個問題。但是由於事情牽涉整個商業流通體製，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很好解決，水產品仍要經過幾個批發環節進入市場，所以市場上看不到活魚。這個問題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逐漸得到解決。
7月12日下午，陳雲一行完成調查任務，離開小蒸。
為了論證在小蒸公社調查的問題，進行比較，陳雲又到與青浦情況相似的杭州、蘇州找了幾個縣委書記和若幹個大隊支部書記，研究種雙季稻和種小麥的問題，也問了養豬和自留地情況，然後又到與青浦土地、人口、氣候條件不同的浙江蕭山、江蘇無錫兩縣調查種植情況。
在杭州，陳雲把調查結果向毛澤東作了匯報，隨後又向周恩來作了匯報，他們都認為很好。
此後，陳雲又就養豬、農作物種植安排、自留地三個問題同上海市委、江蘇省委、浙江省委交換了意見。
最後，陳雲把這次調查發現的問題和幾點建議整理出來，專門給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陳雲在信中把這次了解到群眾的幾點意見概括為四點，一是糧食吃不飽；二是基層幹部不顧實際、瞎吹高指標，參加勞動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幹部在生產中瞎指揮，不向群眾進行自我批評；四是沒有把集體生產組織好，農民積極性差，相反，對自留地、副業生產積極性高。隨信附了這次青浦農村調查的三個專題調查報告：《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
通過這次深入調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引起了陳雲新的思考：為什麽直到1962年三年調整時期快結束的時候，產量雖有回升，但還未恢複到曆史最高水平？1958年我國糧食產量已達到4000億斤，人均為606斤。1960年下跌到2870億斤，到1962年才恢複到3200億斤，人均隻有475斤，要怎麽才能迅速走出低穀呢？青浦調查後，陳雲日益焦慮不安，不斷探索出路。
七千人大會婉謝毛主席，西樓會議慷慨陳詞
“大躍進”後經濟工作麵臨的困難局麵，財經部門雖然有最直接的感受，但囿於認識上的局限，不能跳出“躍進”的框子，因此也就不能正確分析形勢，隻知道形勢很困難，心裏著急，又找不出克服困難的辦法，工作十分被動。
1961年8月9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聽取計劃會議匯報時，對財經部門貫徹調整方針不力的現象，提出了批評，說：“去年北戴河會議提出八字方針，究竟怎樣貫徹，一年多了還沒有具體化，各部、各地區和計委都沒有具體地安排。”
1961年8月，中共中央再次在廬山召開工作會議，當時負責經濟工作的李富春講話說，“八字方針”提出以後，想調整，但總想在重工業生產已達到的水平上調整，結果延誤了時間。現在認識到，整個工業不後退，不退夠，不鬆動一個時期，就不能調整。
毛澤東和中央其他領導讚成這個意見，認為隻有退夠，調整好比例關係，才能使國民經濟健康發展。
9月5日，鄧小平在會上明確地說，“大躍進”躍過了頭，違反了客觀規律。過了頭的要退下來，退到這次調整的目標為止。退要退夠，調整要抓重點，工業集中力量加強煤炭，農業主要是糧棉。要宣傳提倡黨的實事求是的傳統。三年初見效，七年大見效。
毛澤東在會上也說，問題暴露出來了，將走向反麵。但是對形勢的估計上，他認為，當時已經退到山穀了，形勢是在一天天向上升。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作出的退夠了再前進的決定，然而為時已晚。這一年，最初的計劃指標仍然很高，調整後的指標也不低，始終沒有放下“躍進”的架勢。結果，計劃執行情況相當差，絕大部分指標不但距原計劃相差很多，連調整後的計劃也沒有完成，甚至比上年還低。更為嚴重的是，城鄉居民的糧食、食油、豬肉、棉布等供應量比上年續減，更加劇了吃穿用的緊張。
在這種情況下，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及地委、縣委、重要廠礦企業黨委和部隊的負責幹部共七千人，所以又稱七千人大會。
這次會議的重要貢獻之一，就是在認識上前進了一步，初步總結了“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分析了工作中的主要缺點和錯誤，指出全黨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調整。毛澤東在會上也強調要發揚民主集中製，對前幾年的工作失誤承擔了責任，使黨內政治生活麵貌有了改觀，初步使大家解放了思想，敢於直言。為調整方針的落實貫徹，為國民經濟走出嚴重困境打下了思想基礎。
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好幾次請陳雲在大會上發言，陳雲說在作工業調查，還沒有調查完，現在還沒有把握來講話，謝絕了。
毛澤東在大會講話中還曾說，做經濟工作，他不如陳雲。第一次整理的毛澤東講話稿中還有些話，後來修改幾經改動，愈改愈少，改到最後這段話就全被刪掉了。但是這句畢竟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使陳雲受到了很大鼓舞。會後，毛澤東又提出，要開幾天出氣會，讓大家把意見都說出來。
2月8日，陳雲在參加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省全體幹部會議上發言，明確地說，這幾年我們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逢人隻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
陳雲對這次大會取得的思想認識上和黨內生產上的進步評價非常高。他說，這次大會取得了非常的勝利，不要估計低了。隻要有勇於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條，堅持真理，改正錯誤，我們共產黨就將無敵於天下。
陳雲係統提出了正確認識問題的方法：全麵、比較、反複。全麵，就是要實事求是，弄清楚實際情況，根據研究所得的結果，拿出正確的決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作調查研究，最後討論作決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就夠了。比較，就是把各種方案多方比較，同現行的辦法比較，同過去的方法比較，同外國的比較，等等。反複，就是比較了多種方案後，不要匆忙決定，最好過一段時間再看看。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索了解，陳雲對形勢有了一個清楚的認識，進一步探索了解決問題的辦法。
1962年七千人大會以後，財政部門向中央反映，發現當年財政有二三十億元的赤字，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劉少奇決定專門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這個會是在中南海西樓開的，由劉少奇主持。這就是“文革”中受到猛烈攻擊的西樓會議。
在會上，陳雲把一段時間用於形勢的觀察和如何走困境的思考，作了詳細地闡述。在形勢的估計上，陳雲首先對廬山會議關於形勢已到穀底的認識，大膽地提出了公開的質疑，明確指出了當時經濟形勢麵臨的幾點困難。
當時麵臨的最大困難是農業減產，糧食不夠吃。陳雲對這個問題最重視。他說，我們是幹革命的，搞社會主義的，對於這個關係全國6億多人民的大事，關係整個社會主義建設的大事，是不能不關心的。
那時有的人為了維護“大躍進”的麵子，閉眼不看現實，還在強撐著說，有的鄉村，農民吃得好，雞鴨成群，等等。陳雲毫不客氣地批駁說，有這樣的鄉村，但這是極少數。全國大多數地區並不是如此，大多數農民糧食不夠吃。
在農業恢複的快慢上，也有不同的估計。陳雲明確地講，農業生產的一些基本條件，如土地、耕畜、肥料、農具、種子、水利、機械，以及今後幾年中工業支援農業的可能性等等，好的條件同不好的條件相抵，恐怕很難說目前的情況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的情況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