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頭腦冷靜理經濟！電閃雷鳴不動搖(9)
當時正是困難時期，糧食、肉蛋供應非常緊張，日用品非常缺乏，商店的東西多是陳列品，有樣無貨。陳雲臨去前特地叮囑工作人員，到小蒸後不許在當地買任何東西，他們如果在那裏買，當地群眾就沒有供應了。要和百姓同甘共苦，堅決謝絕煙茶招待和請客送禮。
在小蒸，陳雲用了幾個下午聽公社黨委匯報，此外又開了十次專題座談會。座談會的內容是：一、公養豬；二、私養豬；三、農作物種植安排；四、自留地；五、平調退賠；六、農村商業；七、公社工業和手工業；八、糧食包產指標、征購任務、農民積極性；九、幹部問題和群眾監督；十、防止小偷小摸，保護生產。
每天上午，陳雲都深入農民家裏，跟農民談話，觀察他們養豬、種自留地、住房和吃飯等情況，並參觀了公社的工廠、商品和倉庫。
經過半個月調查，基本摸清了情況。農民對我們黨既有讚揚，也有批評。陳雲特別注意聽批評的意見。
青浦縣原來是生活比較好的魚米之鄉，過去農民習慣每天吃三餐，收了糧食，卻被國家拿走很多，隻給農民留下不到400斤，搞得每天隻能吃上一頓幹飯、兩頓稀飯。
調查組到那裏時候，由於組織人民公社，社員都到大隊辦的公共食堂吃飯。食堂缺少糧食，結果一天三頓飯，頓頓喝稀粥。他們到一個大隊去參觀時，大隊正在開飯，看到一大鍋粥，膽子大的農民憤憤地對調查組說：“蔣介石手下受難，還吃幹飯；毛主席手下享福，卻要吃粥。”
這話很尖刻，但確是事實。農民吃不上飯，把大隊種的作為綠肥的紅花草都吃光了。
走在小鎮上，可以看見許多農民家門口晾著麥稈，據當地人說，這是生產隊碾麥後分給農民的，可是家家戶戶都把麥稈重新晾曬後，放在簸箕裏搓，結果還能搓下來許多麥子。
陳雲覺得很有意思，他問一個老農婦：這麽搓能搓下來多少麥子？老農看陳雲比較和藹，就說了實話：她這麽搓下來的麥粒，攢起來竟然能有一鬥！
陳雲分析說，這是生產隊故意在打麥場上不碾幹淨，借著給社員分草，就把麥子分給社員了，這些糧又可以不算在社員分的口糧之內。
聯係到當時的高征購、反瞞產，陳雲說，我們不能多拿農民的東西，你要拿，農民總是有辦法應付的，還不如不拿。應該告訴各個地方，今後不能再搞反瞞產了。
當時為了渡過糧食危機，好多地方都在尋找代食品。這一帶地方有人宣傳說，芋艿能高產，一畝產好幾萬斤，可以立即解決吃飯問題。陳雲聽了以後有點不相信，就問一個熟識的老農。老農也搖頭說不可能。為了用事實說話，陳雲請老農用稍微好一點的田搞試驗，保證種子、肥料、用水，管理做得細一點，看最後到底能產多少。為了兩畝試驗田，陳雲逐個解決當時的田地所有權、工分、口糧等等一係列問題，有的費用還決定由自己承擔。
那時，中央雖然已經決定，農民可以種自留地。但各地方執行的時候都打折扣，青浦也是這樣。在小蒸，合作化以後，還給社員留了700畝自留地，到了人民公社化的時候，一聲令下，自留地統統歸公。鄭州會議後糾正“左”，1959年春天又分給農民300畝自留地。可是廬山會議後風向變了，於是當年秋天自留地又收歸公有，自留地裏農民精耕細作的糧食，也折價歸公。田邊地頭農民開的一些小塊地，當地叫做“十邊地”，搞公共食堂的時候，也收去了當菜地。就這麽朝令夕改，收了放，放了收，拿農民當猴耍，把農民搞怕了。
陳雲對自留地問題很關心。他說，自留地是農民的生產生活關係重大的問題。祖祖輩輩農民都得有點自己的地看著，自留地不僅是某家的自留地，也是社會生產生活中不可少的，生產隊隻按計劃生產的那幾種作物是不能滿足社會和社員的各種需要的。
陳雲很帶感情地說：農民有了自留地，我就放心了，不會餓死人了。農民有糧食吃啊。中國的農民真好，餓死人不想起來造反。中國曆來農民造反，都是在糧食問題上造反的。有自留地，農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留足！
在開專題會討論自留地問題的時候，來開會的社隊幹部雖然也認為有必要給農民多分一點自留地，另一方麵又有顧慮，有人講，集體耕地減少了，完不成征購任務怎麽辦？也有人擔心，農民有了自留地，到時候隻關心自留地，不積極參加集體勞動，會影響隊上的生產。
在陳雲主持下，經過討論，幹部統一了認識，消除了顧慮。農民種自留地，可以種得很好，單產比生產隊高。增加一點自留地，可以使農民的口糧得到一些補充，生活有所改善。再加上包產落實、超產獎勵、多勞多得等一係列的措施，農民對集體生產的積極性就容易提高。農民的積極性提高了，種這樣一點自留地決不會妨礙集體生產，相反會促進集體生產的發展，生產發展了，國家規定的征購任務也就會更容易完成。
在當地人民公社的所謂優越性宣傳中，有個“一條龍”的創造。所謂“一條龍”，實際上是在自給自足的小農意識支配下，無視人民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強迫過集體生活的居民點。有一天，陳雲親自踏著泥濘小路去看這個“一條龍”。
陳雲他們踩了一腳泥，走了好半天才到地方。在一塊平地上，建起了幾排新房，房與房之間有回廊相通，有食堂、商店、製衣點、醫院、托兒所、養老院等等，幹部能想到的生活設施，一應俱全。公社負責人還介紹起這樣的社會主義新村的長遠規劃。對這種做法，陳雲很不讚成。他皺眉說，社員群眾不會願意這樣生活，商店裏貨架上也沒有商品，以後不要搞了，已經修起來的房屋要注意管好，不要弄壞了。
農民對農村幹部的一些做法，意見是很大的。有人對幹部不參加勞動不滿意，說幹部“大衣捧了捧，不做三百工”，群眾是“頭發白鬆鬆，不做不成功，做了二百工，還說不勞動”。對幹部說大話，缺少自我批評也很不滿，說“幹部吹牛皮，社員餓肚皮”，還說，“幹部出風頭，社員吃苦頭”。當時政策多變，基層幹部也得跟著變，還要想辦法變來變去的理由講足了，群眾諷刺這是“嘴唇兩張皮，翻來覆去都有理”。
“大躍進”中，小蒸的瞎指揮、浮誇風也很厲害，不顧實際情況亂折騰，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很惡劣。
小蒸地勢低窪，人均耕地少，無霜期不夠長，農民向來是種二季水稻，雖說比單季稻每畝多收220多斤糧食，但陳雲聽老農算了筆細賬，發現種雙季稻各方麵損失很大，實際上並不合算。因為算上因種雙季稻給寄秧田、秧田造成的減產，算上每畝多用的種子，出牙不能種夏熟作物損失的收成，就少收了250到270斤糧食，還不算多耗的肥料、少收的稻草、豆麥與水稻差價帶來的收入損失。
那時農民明明連飯也吃不飽，幹活都沒力氣，公社還要強迫他們種雙季稻，立秋前搶割早稻、搶種晚稻時，一晝夜要彎腰勞動16個小時以上，這樣插秧進度很慢。後來公社決定包插到戶，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插秧勉強完成了。
陳雲在田頭看到水稻田裏的禾苗，有的碧綠，有的卻是還沒有轉青黃秧。有老農向陳雲反映，秧是插下了，湊合了事，插得不好，要減產。陳雲問怎樣能不減產？老農說要聯係產量，包產到戶，以促進加強田間管理。這事引起陳雲的深思，路過上海時，聽到安徽省包產到戶的消息，他要薛暮橋同周太和認真研究這個問題。
通過調查，陳雲得出結論，曆史上長期形成的耕作習慣，不宜輕易變更，作物安排必須因地製宜，像小蒸這樣無霜期不夠長，地勢較低，人均耕地少的地方，不宜種雙季稻。種夏熟作物，也要看土質情況，多種蠶豆，少種小麥。這樣，也要相應改變口糧年度安排。
陳雲對農民的意見不僅耐心聽，而且作了解釋，有些還主動承擔責任。他在幾次座談會上講話時，都先說幾句：我是國務院副總理，現在把你們搞得沒有飯吃，犯了錯誤，對不起老鄉們。請你們把我這個意思也給各位老鄉講一講。他還風趣地問大家：“我是好人，還是壞人？”群眾說：“你是好人。”他接著說：“我雖是好人，結果辦了錯事情。”為了讓農民敢講話，陳雲注意把各種人分開，幹部、農民、中農富農分頭開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人，都付給誤工補助，誤工合多少糧食也同等付給，以免影響生產隊的分配。
對調查組查出的一個作風惡劣、群眾反映強烈的農村幹部，陳雲當即支持作出處理。
多少年來，對於農民來說，養豬等於是開了一個活的“家庭銀行”，農民的大宗費用、年節開支，都指望靠豬錢來解決。三年“大躍進”時期，“左”眼病大發作，農民私人養幾頭豬、幾隻雞鴨也成了小資本主義的表現，不準農民養。等到市場缺少肉和蛋，又勉強發還。
對農民私養的豬和雞鴨，曾經兩次沒收，兩次發還。第一次沒收是1958年秋人民公社化時期，到1959年春發還；第二次沒收是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到1960年冬發還。這麽兩通胡鬧，嚇得農民心驚膽戰，養家禽的積極性一落千丈。
陳雲對農民養豬的事情是非常關心的。1960年陳雲曾專門召集一些有關部門開了兩個星期的會議，應該怎麽樣發展農村養豬事業的問題。陳雲當時對養豬問題了解得很細致，小豬剛生下來，除了喂奶外，到什麽時候該喂什麽，長架子時該喂什麽，架子長起來後育肥該喂什麽東西；一頭豬從出生到出售，共需要多少糧食，多少青飼料。在集體養豬時，精飼料隻好用糧食，私養時每家每戶有泔水，有剩飯剩菜，隻是到架子長成要催肥時需要一些糧食。兩相比較，國營養集體養要這麽多精飼料需要有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錢；私養花多少。這樣算私養顯然要省得多。然後又算，喂一頭豬要燒多少柴，私養隻要大人小孩從地裏捎帶一點就夠了，大規模集體養豬，就需要專門供應燒柴或燒煤。從用工來看，集體養豬要專門有人幹，私養就是老太太、小孩，附帶就幹了。私人養豬可積肥料、賣給集體可以增加多少工分。陳雲對這些問題都作了調查，最後說，看來我們的方針應該是私養為主，公養為輔。後來根據會議決定用一兩天時間就起草了一個文件。
1961年初，中央規定了養豬的方針是“公私並舉，私養為主”。但是，一到地方，大家都搞地方土政策，留個尾巴。當時上海市不準農民私養母豬，把農民養的母豬都作價（實際是無償）收歸集體飼養，還把這一條提到刹住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高度。由於母豬隻準公養，不但產苗豬大大減少，而且公養母豬的飼養員，遠不如農民細心照顧，科苗豬少，苗豬死亡也較多。
在小蒸，陳雲調查很仔細，開專題會，僅養豬一項就召集公家養豬的六七個人和私人養豬的六七人各座談兩次。公社有15個養豬場，調查組看了十個，陳雲親自去看了兩個。陳雲經過調查後講，不準私養母豬，就解決不了苗豬的供應。
在集體養豬場，陳雲看到，飼養員責任心不強，喂豬時就像食堂開“大鍋飯”，幹稀一律，哪頭豬吃得多，哪頭豬吃得少，根本沒有人管。在大大的豬棚下，豬圈衛生極差，裏麵隻薄薄地鋪了稀落落的一點稻草，濕漉漉的，豬們滾得遍休泥漿。陳雲生氣地說：“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養母豬的地方，這樣的豬場能產豬仔嗎？”
公社幹部匯報說，去年一年公養豬沒賺到錢，反而虧了3.8萬元，平均每個農戶要負擔16元。建豬場，搞基建還花了7萬元。
公社化以前，私人養母豬的時候，平均一頭母豬一年生十四五頭苗，苗豬死亡率隻有6%。實行公養以後，一頭母豬全年平均隻生4.5頭苗豬，苗豬死亡率達到89%。這麽強烈的對比使陳雲很吃驚。但飼養的管理人員不承認自己有什麽責任，而是強調客觀原因。他們說，私養母豬，幾個人管一頭，當然管得好，公養母豬一個飼養員平均要養十頭，加上種飼料、搬飼料的人和管理人員，平均每個人要養四頭，所以養不好。
參觀了集體養豬場後，陳雲得出的結論是：“大而無當。”
在小蒸，陳雲用了幾個下午聽公社黨委匯報，此外又開了十次專題座談會。座談會的內容是：一、公養豬；二、私養豬；三、農作物種植安排；四、自留地；五、平調退賠；六、農村商業；七、公社工業和手工業；八、糧食包產指標、征購任務、農民積極性；九、幹部問題和群眾監督；十、防止小偷小摸，保護生產。
每天上午，陳雲都深入農民家裏，跟農民談話，觀察他們養豬、種自留地、住房和吃飯等情況，並參觀了公社的工廠、商品和倉庫。
經過半個月調查，基本摸清了情況。農民對我們黨既有讚揚，也有批評。陳雲特別注意聽批評的意見。
青浦縣原來是生活比較好的魚米之鄉，過去農民習慣每天吃三餐，收了糧食，卻被國家拿走很多，隻給農民留下不到400斤，搞得每天隻能吃上一頓幹飯、兩頓稀飯。
調查組到那裏時候，由於組織人民公社，社員都到大隊辦的公共食堂吃飯。食堂缺少糧食，結果一天三頓飯，頓頓喝稀粥。他們到一個大隊去參觀時，大隊正在開飯，看到一大鍋粥，膽子大的農民憤憤地對調查組說：“蔣介石手下受難，還吃幹飯；毛主席手下享福，卻要吃粥。”
這話很尖刻，但確是事實。農民吃不上飯，把大隊種的作為綠肥的紅花草都吃光了。
走在小鎮上，可以看見許多農民家門口晾著麥稈，據當地人說，這是生產隊碾麥後分給農民的，可是家家戶戶都把麥稈重新晾曬後，放在簸箕裏搓，結果還能搓下來許多麥子。
陳雲覺得很有意思，他問一個老農婦：這麽搓能搓下來多少麥子？老農看陳雲比較和藹，就說了實話：她這麽搓下來的麥粒，攢起來竟然能有一鬥！
陳雲分析說，這是生產隊故意在打麥場上不碾幹淨，借著給社員分草，就把麥子分給社員了，這些糧又可以不算在社員分的口糧之內。
聯係到當時的高征購、反瞞產，陳雲說，我們不能多拿農民的東西，你要拿，農民總是有辦法應付的，還不如不拿。應該告訴各個地方，今後不能再搞反瞞產了。
當時為了渡過糧食危機，好多地方都在尋找代食品。這一帶地方有人宣傳說，芋艿能高產，一畝產好幾萬斤，可以立即解決吃飯問題。陳雲聽了以後有點不相信，就問一個熟識的老農。老農也搖頭說不可能。為了用事實說話，陳雲請老農用稍微好一點的田搞試驗，保證種子、肥料、用水，管理做得細一點，看最後到底能產多少。為了兩畝試驗田，陳雲逐個解決當時的田地所有權、工分、口糧等等一係列問題，有的費用還決定由自己承擔。
那時，中央雖然已經決定，農民可以種自留地。但各地方執行的時候都打折扣，青浦也是這樣。在小蒸，合作化以後，還給社員留了700畝自留地，到了人民公社化的時候，一聲令下，自留地統統歸公。鄭州會議後糾正“左”，1959年春天又分給農民300畝自留地。可是廬山會議後風向變了，於是當年秋天自留地又收歸公有，自留地裏農民精耕細作的糧食，也折價歸公。田邊地頭農民開的一些小塊地，當地叫做“十邊地”，搞公共食堂的時候，也收去了當菜地。就這麽朝令夕改，收了放，放了收，拿農民當猴耍，把農民搞怕了。
陳雲對自留地問題很關心。他說，自留地是農民的生產生活關係重大的問題。祖祖輩輩農民都得有點自己的地看著，自留地不僅是某家的自留地，也是社會生產生活中不可少的，生產隊隻按計劃生產的那幾種作物是不能滿足社會和社員的各種需要的。
陳雲很帶感情地說：農民有了自留地，我就放心了，不會餓死人了。農民有糧食吃啊。中國的農民真好，餓死人不想起來造反。中國曆來農民造反，都是在糧食問題上造反的。有自留地，農民就安定了，自留地要留足！
在開專題會討論自留地問題的時候，來開會的社隊幹部雖然也認為有必要給農民多分一點自留地，另一方麵又有顧慮，有人講，集體耕地減少了，完不成征購任務怎麽辦？也有人擔心，農民有了自留地，到時候隻關心自留地，不積極參加集體勞動，會影響隊上的生產。
在陳雲主持下，經過討論，幹部統一了認識，消除了顧慮。農民種自留地，可以種得很好，單產比生產隊高。增加一點自留地，可以使農民的口糧得到一些補充，生活有所改善。再加上包產落實、超產獎勵、多勞多得等一係列的措施，農民對集體生產的積極性就容易提高。農民的積極性提高了，種這樣一點自留地決不會妨礙集體生產，相反會促進集體生產的發展，生產發展了，國家規定的征購任務也就會更容易完成。
在當地人民公社的所謂優越性宣傳中，有個“一條龍”的創造。所謂“一條龍”，實際上是在自給自足的小農意識支配下，無視人民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強迫過集體生活的居民點。有一天，陳雲親自踏著泥濘小路去看這個“一條龍”。
陳雲他們踩了一腳泥，走了好半天才到地方。在一塊平地上，建起了幾排新房，房與房之間有回廊相通，有食堂、商店、製衣點、醫院、托兒所、養老院等等，幹部能想到的生活設施，一應俱全。公社負責人還介紹起這樣的社會主義新村的長遠規劃。對這種做法，陳雲很不讚成。他皺眉說，社員群眾不會願意這樣生活，商店裏貨架上也沒有商品，以後不要搞了，已經修起來的房屋要注意管好，不要弄壞了。
農民對農村幹部的一些做法，意見是很大的。有人對幹部不參加勞動不滿意，說幹部“大衣捧了捧，不做三百工”，群眾是“頭發白鬆鬆，不做不成功，做了二百工，還說不勞動”。對幹部說大話，缺少自我批評也很不滿，說“幹部吹牛皮，社員餓肚皮”，還說，“幹部出風頭，社員吃苦頭”。當時政策多變，基層幹部也得跟著變，還要想辦法變來變去的理由講足了，群眾諷刺這是“嘴唇兩張皮，翻來覆去都有理”。
“大躍進”中，小蒸的瞎指揮、浮誇風也很厲害，不顧實際情況亂折騰，對農業生產的影響很惡劣。
小蒸地勢低窪，人均耕地少，無霜期不夠長，農民向來是種二季水稻，雖說比單季稻每畝多收220多斤糧食，但陳雲聽老農算了筆細賬，發現種雙季稻各方麵損失很大，實際上並不合算。因為算上因種雙季稻給寄秧田、秧田造成的減產，算上每畝多用的種子，出牙不能種夏熟作物損失的收成，就少收了250到270斤糧食，還不算多耗的肥料、少收的稻草、豆麥與水稻差價帶來的收入損失。
那時農民明明連飯也吃不飽，幹活都沒力氣，公社還要強迫他們種雙季稻，立秋前搶割早稻、搶種晚稻時，一晝夜要彎腰勞動16個小時以上，這樣插秧進度很慢。後來公社決定包插到戶，提高了農民的積極性，插秧勉強完成了。
陳雲在田頭看到水稻田裏的禾苗，有的碧綠，有的卻是還沒有轉青黃秧。有老農向陳雲反映，秧是插下了，湊合了事，插得不好，要減產。陳雲問怎樣能不減產？老農說要聯係產量，包產到戶，以促進加強田間管理。這事引起陳雲的深思，路過上海時，聽到安徽省包產到戶的消息，他要薛暮橋同周太和認真研究這個問題。
通過調查，陳雲得出結論，曆史上長期形成的耕作習慣，不宜輕易變更，作物安排必須因地製宜，像小蒸這樣無霜期不夠長，地勢較低，人均耕地少的地方，不宜種雙季稻。種夏熟作物，也要看土質情況，多種蠶豆，少種小麥。這樣，也要相應改變口糧年度安排。
陳雲對農民的意見不僅耐心聽，而且作了解釋，有些還主動承擔責任。他在幾次座談會上講話時，都先說幾句：我是國務院副總理，現在把你們搞得沒有飯吃，犯了錯誤，對不起老鄉們。請你們把我這個意思也給各位老鄉講一講。他還風趣地問大家：“我是好人，還是壞人？”群眾說：“你是好人。”他接著說：“我雖是好人，結果辦了錯事情。”為了讓農民敢講話，陳雲注意把各種人分開，幹部、農民、中農富農分頭開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人，都付給誤工補助，誤工合多少糧食也同等付給，以免影響生產隊的分配。
對調查組查出的一個作風惡劣、群眾反映強烈的農村幹部，陳雲當即支持作出處理。
多少年來，對於農民來說，養豬等於是開了一個活的“家庭銀行”，農民的大宗費用、年節開支，都指望靠豬錢來解決。三年“大躍進”時期，“左”眼病大發作，農民私人養幾頭豬、幾隻雞鴨也成了小資本主義的表現，不準農民養。等到市場缺少肉和蛋，又勉強發還。
對農民私養的豬和雞鴨，曾經兩次沒收，兩次發還。第一次沒收是1958年秋人民公社化時期，到1959年春發還；第二次沒收是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到1960年冬發還。這麽兩通胡鬧，嚇得農民心驚膽戰，養家禽的積極性一落千丈。
陳雲對農民養豬的事情是非常關心的。1960年陳雲曾專門召集一些有關部門開了兩個星期的會議，應該怎麽樣發展農村養豬事業的問題。陳雲當時對養豬問題了解得很細致，小豬剛生下來，除了喂奶外，到什麽時候該喂什麽，長架子時該喂什麽，架子長起來後育肥該喂什麽東西；一頭豬從出生到出售，共需要多少糧食，多少青飼料。在集體養豬時，精飼料隻好用糧食，私養時每家每戶有泔水，有剩飯剩菜，隻是到架子長成要催肥時需要一些糧食。兩相比較，國營養集體養要這麽多精飼料需要有多少工，需要花多少錢；私養花多少。這樣算私養顯然要省得多。然後又算，喂一頭豬要燒多少柴，私養隻要大人小孩從地裏捎帶一點就夠了，大規模集體養豬，就需要專門供應燒柴或燒煤。從用工來看，集體養豬要專門有人幹，私養就是老太太、小孩，附帶就幹了。私人養豬可積肥料、賣給集體可以增加多少工分。陳雲對這些問題都作了調查，最後說，看來我們的方針應該是私養為主，公養為輔。後來根據會議決定用一兩天時間就起草了一個文件。
1961年初，中央規定了養豬的方針是“公私並舉，私養為主”。但是，一到地方，大家都搞地方土政策，留個尾巴。當時上海市不準農民私養母豬，把農民養的母豬都作價（實際是無償）收歸集體飼養，還把這一條提到刹住農村資本主義發展的高度。由於母豬隻準公養，不但產苗豬大大減少，而且公養母豬的飼養員，遠不如農民細心照顧，科苗豬少，苗豬死亡也較多。
在小蒸，陳雲調查很仔細，開專題會，僅養豬一項就召集公家養豬的六七個人和私人養豬的六七人各座談兩次。公社有15個養豬場，調查組看了十個，陳雲親自去看了兩個。陳雲經過調查後講，不準私養母豬，就解決不了苗豬的供應。
在集體養豬場，陳雲看到，飼養員責任心不強，喂豬時就像食堂開“大鍋飯”，幹稀一律，哪頭豬吃得多，哪頭豬吃得少，根本沒有人管。在大大的豬棚下，豬圈衛生極差，裏麵隻薄薄地鋪了稀落落的一點稻草，濕漉漉的，豬們滾得遍休泥漿。陳雲生氣地說：“從來沒有見過這樣養母豬的地方，這樣的豬場能產豬仔嗎？”
公社幹部匯報說，去年一年公養豬沒賺到錢，反而虧了3.8萬元，平均每個農戶要負擔16元。建豬場，搞基建還花了7萬元。
公社化以前，私人養母豬的時候，平均一頭母豬一年生十四五頭苗，苗豬死亡率隻有6%。實行公養以後，一頭母豬全年平均隻生4.5頭苗豬，苗豬死亡率達到89%。這麽強烈的對比使陳雲很吃驚。但飼養的管理人員不承認自己有什麽責任，而是強調客觀原因。他們說，私養母豬，幾個人管一頭，當然管得好，公養母豬一個飼養員平均要養十頭，加上種飼料、搬飼料的人和管理人員，平均每個人要養四頭，所以養不好。
參觀了集體養豬場後，陳雲得出的結論是：“大而無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