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頭腦冷靜理經濟！電閃雷鳴不動搖(2)
根據這一注解，陳雲的論點當然毫無疑問地屬於應當否定的消極平衡了。實際上，由於把不平衡問題極端化，否認事物的相對穩定性，人為地打破平衡以求躍進，長線平衡或謂之積極平衡最後就是嚴重失衡。
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對積極反對“右傾保守”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十分欣賞。1月15日，毛澤東誇獎柯慶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黨代會作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說這個報告把中央許多同誌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誌不用腦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裏羅列事實。16日他又在大會上拿出柯文當眾問周總理：“恩來同誌，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恩來答：“我寫不出來。”毛澤東說：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沒有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激情，是寫不出這樣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此言一出，滿座皆驚。大家都在猜想，這麽嚴厲的語調，到底是批評誰？劉少奇解釋說，主席的批評是針對管經濟工作的幾個人的。當時負責領導全國經濟工作的是由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黃克誠組成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其中黃克誠是軍隊的。1月17日晚上，毛澤東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談話，親自揭開了這個謎底，明確講到批評主要是對陳雲的。
19日晚周恩來為了顧全大局做了檢討，說反冒進是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是右傾保守主義的思想，是與主席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他對此負主要責任。
極力主張冒進的人受到表揚，主張反冒進的人受到嚴厲批評，一時黨內“左”的急躁冒進思想迅速泛濫。在這種黨內輿論之下，甚至有一位工業部門的領導同誌公開直言：反冒進的保守主義思想代表就是陳雲。
南寧會議以後，毛澤東親自執掌了經濟工作大權。
杭州會議和南寧會議，陳雲因正在養病，都沒有參加。他按原定計劃，赴大西南的成都、重慶，邊休養邊視察工廠。南寧會議後，他才聽到會議情況的傳達。2月上旬，他雖然尚未完全康複，還是決定結束休養，逐步恢複工作。
2月15日至23日，陳雲出席了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的議題，還是批反冒進。
毛澤東在會上說，反冒進反得那麽厲害，把群眾的氣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進攻，群眾的氣就不高，我們也倒黴。我們這些中央委員，你就那麽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我不讚成反冒進叫馬克思主義，讚成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批評反冒進的人跟右派相距不遠，“大概50米遠。”
2月18日是舊曆正月初一，中南海懷仁堂裏，空氣凝重，新年喜慶的氣氛似乎是在另一個世界。批評反冒進的政治局會議仍在進行。
在這一天的會上，陳雲發言檢討了反冒進中的“錯誤”，表示對反冒進的“錯誤”負主要負責。還檢討說，在財政工作中，材料數字一大堆，是對毛澤東和政治局搞“傾盆大雨”“本本主義”，不讓中央參與對經濟工作的設計的分散主義“錯誤”。
這時，毛澤東插話說：政治設計院究竟在哪裏？章伯鈞說國務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滿意，他要有權參與設計。我們政治局委員可不可以有權參與設計呢？過去這個五年計劃實際上是無權參與設計。我是主席，也沒有參與設計每年的年度計劃，總是請你簽字，叫做強迫簽字。我有個辦法，不看。你強迫我嘛！老是在國務院討論，總是拿不出來。千呼萬喚不出來，為什麽不出來呢？說沒有搞好，等到梳妝打扮一跑出來的時候，我們說不行，時間遲了！這事實上是一種封鎖。
毛澤東雖然嚴厲批評了反冒進，但仍然提出要被批評的人繼續工作。他說：南寧會議還是要放一炮的，我不過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誌緊張。先念同誌現在還睡不著覺，吃安眠藥，何必那麽緊張。今後還是靠你們這些人辦事，此外沒有人。
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對反冒進的嚴厲批評呢？這個問題的答案，由毛澤東自己在成都會議上說出來了。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工作會議，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出席。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說明了他發動對反冒進的批評的目的。3月9日，他發言說，反冒進是個方針性的錯誤，南寧會議提出了這個問題，有許多同誌緊張，現在好了。談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語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絕無要哪一個同誌不好混之意。
顯然，批評反冒進，就是要統一思想，實行“躍進”。
陳雲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上又檢討了反冒進的“錯誤”。
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雖然說，反冒進問題可以不再談了，但他仍然不太放心。1958年4月他在武昌會議聽一些省市的工作匯報時，表達了這種心情。4月8日，他聽葉飛匯報時插話說，有些人可能是“觀潮派”“秋後算賬派”，如果今年得不到豐收，還會有人出來說“我早就有先見之明，還是我的對”，到時又要刮台風的。黨內中間偏右的人是觀潮派，他們是“樓觀滄海月，門對浙江潮”。這是宋之問寫的《靈隱寺》一詩中的句子。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召開八大二次會議，會議再次猛烈地批判了反冒進。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工作報告，對批評反冒進作了結論。報告說：反冒進損害了群眾的積極性，影響了1957年的生產建設，特別是影響了農業的發展，形成了“馬鞍形”。
會上，黨的曆史上出現過的那種開展過火黨內鬥爭的氣氛很濃，有不少人在發言中猛烈批評反冒進，覺得這個結論對反冒進的批評還不夠，語氣輕了，對立麵講得不夠，應徹底清算反冒進的“錯誤”。各地方代表也在會上報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團”“右傾集團”“反黨集團”作鬥爭的經過。
在這種氣氛下，陳雲和周恩來、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都在會上再一次就反冒進“錯誤”，違心地作了自我批評。
應該說，周恩來和陳雲等人就反冒進問題做檢討，心態是很複雜的。反冒進是在當時經濟形勢下必須采取的措施，實際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以後，左傾急躁冒進思想逐漸在黨內上升，使他們處於很不利的地位。當時毛澤東的威望很高，而且從維護毛澤東的威信、維護黨內團結的良好願望出發，他們不能對毛澤東批評反冒進一事表示異議。
在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甚至委婉地提出自己不適合再當總理。雖然會議挽留了他，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壓力之大。陳雲也不可能不感受到這一點。
批評了反冒進，“統一”了全黨思想，會議正式通過毛澤東倡議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提出了一係列經濟建設的高指標。
至此，批評反冒進的問題，才告一段落。
計劃節節拔高，陳雲心懷疑慮
批評反冒進，為冒進掃清了思想上的障礙。各地紛紛以反對所謂右傾保守為柴薪，為經濟上的冒進加熱、升溫，從而形成了貽禍慘烈的“大躍進”狂潮。
“躍進”是毛澤東比較欣賞的用語。1958年5月25日，彭真給毛澤東送去一份材料，即《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3日關於發動全民討論農業四十條的社論，並說明這是最早使用“躍進”一詞的地方。毛澤東當即寫信讚揚說，發明“躍進”這個詞的人“其功不在禹下”。並說：“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實際上，早在1957年6月23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的會議上，為了批駁大鳴大放中有人說1956年經濟建設是全麵冒進的言論，就使用了“躍進”一詞，說1956年是“躍進的步驟”“躍進的發展”。所以，1958年5月26日，彭真又把周恩來這個報告送給毛澤東，把“躍進”一詞的發明權歸於周恩來。
毛澤東欣賞“躍進”一詞，一個主要原因是它堵住了反冒進之口。他在1958年5月26政治局、書記處各同誌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及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其他同誌的信中說：“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果真如此。在“大躍進”中，周恩來和陳雲等人，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個不切實際的高指標、一套套瞎指揮盲幹的做法，卻不便反對，隻能讓自己的思想盡力去適應，去“跟上形勢”。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第一篇《關於農業發展的四十條綱要修正草案》的社論：《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提出：“有關農業和農村的各方麵的工作在十二年內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這是中共中央通過報紙正式發出“大躍進”的號召，也是第一次以號召形式使用“躍進”一詞。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我們的行動口號——反對浪費，勤儉建國》的社論，首次提出國民經濟“全麵大躍進”的口號，說“我們的國家現在正麵臨著一個全國大躍進的形勢，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生產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
“大躍進”運動的一個主要特征是追求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製造高指標的工具，是所謂計劃兩本賬的方法。
南寧會議製訂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提出了一項用於拔高指標的工具，這就是所謂生產計劃搞兩本賬和三本賬的規定：“生產計劃三本賬。中央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計劃，這一本公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賬為標準。”
兩本賬或三本賬的觀念為計劃的層層加碼打開了一個重要的缺口。中央帶頭搞兩本賬，各級就都搞自己的兩本賬，下到基層，同一個指標就有六七本賬了。不管工業也好，農業也好，其他行業也好，“大躍進”中的各種高指標，大都是通過編兩本賬的方法，層層拔高的。
在這種節節拔高生產指標的過程中，陳雲的處境很微妙。
陳雲主張製定計劃要搞綜合平衡，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從建國以來他就領導經濟工作，這兩年又親自到各地看了看新建廠礦。國家有多大家底，他心裏已經有了一本賬。
陳雲也希望我們能有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1957年12月，他在休養期間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國家在“一五”計劃後增加了工業實力，有了一些建設經驗，“二五”計劃中可以發展得更快。
從1958年初結束休養、恢複工作後，陳雲參加了中央和國務院、人大討論經濟建設的一係列會議。但是在指標層層拔高的氣氛中，他卻不得不頻頻為反冒進的“錯誤”做檢討，很少對指標說話。
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大批一通反冒進以後，提出了一大堆宏偉藍圖。
在反冒進和“大躍進”中表現積極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5月13日在會上發言，描述了文教衛生大躍進的一幅浪漫前景：
——以多快好省的方針進行文化革命，在15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時間內，我國的小學教育、中學教育早已普及，不但每個專區，每個縣都辦了大學或專科學校，在廣大鄉村中也都辦了大學或專科學校，人人知書識理，個個都有比較高的科學文化知識，大家都能夠讀《資本論》，都懂得高等數學，什麽天文學、地質學、農業學、機械學、化學、物理學、電子學等等，都會變為普通人的常識。
——到那時，人們將過著極為文明、衛生的生活。蒼蠅、蚊子、臭蟲、老鼠、麻雀等早已斷子絕孫。孩子們讀到書中關於這些東西的記載，就像談到希臘神話裏的怪物一樣神秘。人們在博物館裏看到這些東西的標本，正如現在人們看恐龍化石一樣感興趣。
在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對積極反對“右傾保守”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十分欣賞。1月15日，毛澤東誇獎柯慶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黨代會作的《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說這個報告把中央許多同誌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誌不用腦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裏羅列事實。16日他又在大會上拿出柯文當眾問周總理：“恩來同誌，你是總理，你看，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周恩來答：“我寫不出來。”毛澤東說：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集中的地方，沒有工人階級建設社會主義的強烈激情，是寫不出這樣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此言一出，滿座皆驚。大家都在猜想，這麽嚴厲的語調，到底是批評誰？劉少奇解釋說，主席的批評是針對管經濟工作的幾個人的。當時負責領導全國經濟工作的是由陳雲、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黃克誠組成的中央經濟工作五人小組，其中黃克誠是軍隊的。1月17日晚上，毛澤東約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談話，親自揭開了這個謎底，明確講到批評主要是對陳雲的。
19日晚周恩來為了顧全大局做了檢討，說反冒進是帶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是右傾保守主義的思想，是與主席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他對此負主要責任。
極力主張冒進的人受到表揚，主張反冒進的人受到嚴厲批評，一時黨內“左”的急躁冒進思想迅速泛濫。在這種黨內輿論之下，甚至有一位工業部門的領導同誌公開直言：反冒進的保守主義思想代表就是陳雲。
南寧會議以後，毛澤東親自執掌了經濟工作大權。
杭州會議和南寧會議，陳雲因正在養病，都沒有參加。他按原定計劃，赴大西南的成都、重慶，邊休養邊視察工廠。南寧會議後，他才聽到會議情況的傳達。2月上旬，他雖然尚未完全康複，還是決定結束休養，逐步恢複工作。
2月15日至23日，陳雲出席了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的議題，還是批反冒進。
毛澤東在會上說，反冒進反得那麽厲害，把群眾的氣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進攻，群眾的氣就不高，我們也倒黴。我們這些中央委員，你就那麽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我不讚成反冒進叫馬克思主義，讚成冒進才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批評反冒進的人跟右派相距不遠，“大概50米遠。”
2月18日是舊曆正月初一，中南海懷仁堂裏，空氣凝重，新年喜慶的氣氛似乎是在另一個世界。批評反冒進的政治局會議仍在進行。
在這一天的會上，陳雲發言檢討了反冒進中的“錯誤”，表示對反冒進的“錯誤”負主要負責。還檢討說，在財政工作中，材料數字一大堆，是對毛澤東和政治局搞“傾盆大雨”“本本主義”，不讓中央參與對經濟工作的設計的分散主義“錯誤”。
這時，毛澤東插話說：政治設計院究竟在哪裏？章伯鈞說國務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滿意，他要有權參與設計。我們政治局委員可不可以有權參與設計呢？過去這個五年計劃實際上是無權參與設計。我是主席，也沒有參與設計每年的年度計劃，總是請你簽字，叫做強迫簽字。我有個辦法，不看。你強迫我嘛！老是在國務院討論，總是拿不出來。千呼萬喚不出來，為什麽不出來呢？說沒有搞好，等到梳妝打扮一跑出來的時候，我們說不行，時間遲了！這事實上是一種封鎖。
毛澤東雖然嚴厲批評了反冒進，但仍然提出要被批評的人繼續工作。他說：南寧會議還是要放一炮的，我不過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誌緊張。先念同誌現在還睡不著覺，吃安眠藥，何必那麽緊張。今後還是靠你們這些人辦事，此外沒有人。
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對反冒進的嚴厲批評呢？這個問題的答案，由毛澤東自己在成都會議上說出來了。
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開工作會議，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出席。
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說明了他發動對反冒進的批評的目的。3月9日，他發言說，反冒進是個方針性的錯誤，南寧會議提出了這個問題，有許多同誌緊張，現在好了。談清楚的目的是使大家有共同的語言，做好工作，而不是不好混，我絕無要哪一個同誌不好混之意。
顯然，批評反冒進，就是要統一思想，實行“躍進”。
陳雲也參加了這次會議，在會上又檢討了反冒進的“錯誤”。
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雖然說，反冒進問題可以不再談了，但他仍然不太放心。1958年4月他在武昌會議聽一些省市的工作匯報時，表達了這種心情。4月8日，他聽葉飛匯報時插話說，有些人可能是“觀潮派”“秋後算賬派”，如果今年得不到豐收，還會有人出來說“我早就有先見之明，還是我的對”，到時又要刮台風的。黨內中間偏右的人是觀潮派，他們是“樓觀滄海月，門對浙江潮”。這是宋之問寫的《靈隱寺》一詩中的句子。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召開八大二次會議，會議再次猛烈地批判了反冒進。劉少奇代表黨中央作工作報告，對批評反冒進作了結論。報告說：反冒進損害了群眾的積極性，影響了1957年的生產建設，特別是影響了農業的發展，形成了“馬鞍形”。
會上，黨的曆史上出現過的那種開展過火黨內鬥爭的氣氛很濃，有不少人在發言中猛烈批評反冒進，覺得這個結論對反冒進的批評還不夠，語氣輕了，對立麵講得不夠，應徹底清算反冒進的“錯誤”。各地方代表也在會上報告了同地方“右派集團”“右傾集團”“反黨集團”作鬥爭的經過。
在這種氣氛下，陳雲和周恩來、李先念、薄一波等人都在會上再一次就反冒進“錯誤”，違心地作了自我批評。
應該說，周恩來和陳雲等人就反冒進問題做檢討，心態是很複雜的。反冒進是在當時經濟形勢下必須采取的措施，實際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鬥爭以後，左傾急躁冒進思想逐漸在黨內上升，使他們處於很不利的地位。當時毛澤東的威望很高，而且從維護毛澤東的威信、維護黨內團結的良好願望出發，他們不能對毛澤東批評反冒進一事表示異議。
在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甚至委婉地提出自己不適合再當總理。雖然會議挽留了他，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壓力之大。陳雲也不可能不感受到這一點。
批評了反冒進，“統一”了全黨思想，會議正式通過毛澤東倡議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提出了一係列經濟建設的高指標。
至此，批評反冒進的問題，才告一段落。
計劃節節拔高，陳雲心懷疑慮
批評反冒進，為冒進掃清了思想上的障礙。各地紛紛以反對所謂右傾保守為柴薪，為經濟上的冒進加熱、升溫，從而形成了貽禍慘烈的“大躍進”狂潮。
“躍進”是毛澤東比較欣賞的用語。1958年5月25日，彭真給毛澤東送去一份材料，即《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3日關於發動全民討論農業四十條的社論，並說明這是最早使用“躍進”一詞的地方。毛澤東當即寫信讚揚說，發明“躍進”這個詞的人“其功不在禹下”。並說：“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實際上，早在1957年6月23日，周恩來在全國人大的會議上，為了批駁大鳴大放中有人說1956年經濟建設是全麵冒進的言論，就使用了“躍進”一詞，說1956年是“躍進的步驟”“躍進的發展”。所以，1958年5月26日，彭真又把周恩來這個報告送給毛澤東，把“躍進”一詞的發明權歸於周恩來。
毛澤東欣賞“躍進”一詞，一個主要原因是它堵住了反冒進之口。他在1958年5月26政治局、書記處各同誌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及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其他同誌的信中說：“自從‘躍進’這個口號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果真如此。在“大躍進”中，周恩來和陳雲等人，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個不切實際的高指標、一套套瞎指揮盲幹的做法，卻不便反對，隻能讓自己的思想盡力去適應，去“跟上形勢”。
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報》發表第一篇《關於農業發展的四十條綱要修正草案》的社論：《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提出：“有關農業和農村的各方麵的工作在十二年內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實現一個巨大的躍進。”這是中共中央通過報紙正式發出“大躍進”的號召，也是第一次以號召形式使用“躍進”一詞。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我們的行動口號——反對浪費，勤儉建國》的社論，首次提出國民經濟“全麵大躍進”的口號，說“我們的國家現在正麵臨著一個全國大躍進的形勢，工業建設和工業生產要大躍進，農業生產要大躍進，文教衛生事業也要大躍進。”
“大躍進”運動的一個主要特征是追求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製造高指標的工具，是所謂計劃兩本賬的方法。
南寧會議製訂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提出了一項用於拔高指標的工具，這就是所謂生產計劃搞兩本賬和三本賬的規定：“生產計劃三本賬。中央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成的計劃，這一本公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賬為標準。”
兩本賬或三本賬的觀念為計劃的層層加碼打開了一個重要的缺口。中央帶頭搞兩本賬，各級就都搞自己的兩本賬，下到基層，同一個指標就有六七本賬了。不管工業也好，農業也好，其他行業也好，“大躍進”中的各種高指標，大都是通過編兩本賬的方法，層層拔高的。
在這種節節拔高生產指標的過程中，陳雲的處境很微妙。
陳雲主張製定計劃要搞綜合平衡，建設規模要和國力相適應。從建國以來他就領導經濟工作，這兩年又親自到各地看了看新建廠礦。國家有多大家底，他心裏已經有了一本賬。
陳雲也希望我們能有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1957年12月，他在休養期間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國家在“一五”計劃後增加了工業實力，有了一些建設經驗，“二五”計劃中可以發展得更快。
從1958年初結束休養、恢複工作後，陳雲參加了中央和國務院、人大討論經濟建設的一係列會議。但是在指標層層拔高的氣氛中，他卻不得不頻頻為反冒進的“錯誤”做檢討，很少對指標說話。
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大批一通反冒進以後，提出了一大堆宏偉藍圖。
在反冒進和“大躍進”中表現積極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5月13日在會上發言，描述了文教衛生大躍進的一幅浪漫前景：
——以多快好省的方針進行文化革命，在15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時間內，我國的小學教育、中學教育早已普及，不但每個專區，每個縣都辦了大學或專科學校，在廣大鄉村中也都辦了大學或專科學校，人人知書識理，個個都有比較高的科學文化知識，大家都能夠讀《資本論》，都懂得高等數學，什麽天文學、地質學、農業學、機械學、化學、物理學、電子學等等，都會變為普通人的常識。
——到那時，人們將過著極為文明、衛生的生活。蒼蠅、蚊子、臭蟲、老鼠、麻雀等早已斷子絕孫。孩子們讀到書中關於這些東西的記載，就像談到希臘神話裏的怪物一樣神秘。人們在博物館裏看到這些東西的標本，正如現在人們看恐龍化石一樣感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