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鄧子恢穩步理農業！毛澤東號召學大寨(4)
陶魯笳答道：“不識字。這些年掃盲，還能看報紙。是個大老粗。”
毛澤東道：“看來不可輕視大老粗呀。”
這一段時期毛澤東很留心識字不識字的問題，40天前，毛澤東在春節談話中曾聊了一通曆史人物，說曆代的狀元很少有出色的，當了進士翰林也盡是不成功的，他說：“明朝搞得好的隻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亦識字不多。以後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
也是在這一年，毛澤東在關於山東曲阜陳家莊大隊的一則批示中寫道：“曲阜陳家莊陳以梅被打下去了。畝產從500斤降到300斤，去年再上來，畝產從300斤翻到500斤。這是靠自力更生……陳以梅這些人小學沒上過，大學也沒上過，可是能把事情辦好。”
知文斷字似乎是與條條框框、清規戒律的官僚化管理聯係在一起的，它導致“管不好”。大老粗則反其道而行，但是“能把事情辦好”。毛澤東好像在沿著他熟悉的思路深入思考著中國的前進道路問題。
這是一個國際形勢相當嚴峻的年代。美國在搞封鎖包圍，蘇聯翻臉撤走了專家，中國孤立無援。毛澤東主席循著他的思路想下去，寫下去，寫到了蘇聯，寫到了修正主義，最後又寫到了陳永貴：“……隻要有利，向魔鬼借錢也願意。我們不走那條路。魔鬼不給我們貸款，貸款我們也不要。我們要靠陳家莊的陳以梅，大寨的陳永貴。”
既然是給全中國億萬農民指出一條前進的道路，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兩位戰略家和行政大師都不能不慎重。1964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奉命，親率由國務院農村辦、中國農科院作物所、山西省和晉中地委有關部門的人員組成的調查組進駐大寨。一項重大政治決策的最後一步邁出了。
廖魯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開了八次聯席會議，讀了許多材料，聽了許多匯報，看了許多地方，對大寨的自然條件、經濟狀況、幹部狀況、思想狀況和發展曆史進行了詳細調查，調查工作進行順利。
5月11日下午，調查基本結束。廖魯言召集中央、省、地、縣和大寨幹部又開了一次聯席會議。廖魯言對大寨顯然很滿意，他透露了一條消息：在即將召開的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中央要“把你們作為一麵旗幟”。他告誡道：“大寨可是給吹開了，全國工業上樹大慶，農業上學大寨，這麵旗幟垮下來可不行。”“全國學解放軍、學大慶、學大寨，工農兵旗幟大家都學，全國都學，你們要搞得更好更紅才行。”
共和國的農業部長直接向大寨提出要求，這本身就意味著大寨進入了一種新的社會政治關係。它與數十萬普普通通的中國村莊再也不一樣了，它有了獨特的地位、獨特的責任、獨特的動力。有幾個村莊能像這個樣板村一樣在最高層的期待和幫助下發展呢？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寨被賦予了代表性，同樣也就失去了代表性。大寨今後的成功未必能證明大寨模式在全國幾十萬個村莊的必然成功。
大寨模式的特點是什麽呢？廖魯言部長在那次聯席會上概括了六條：第一，革命的思想。樹雄心，立壯誌，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出色。第二，階級路線，始終依靠貧下中農。第三，比較好的領導班子，僅僅有一個陳永貴這樣的好當家是不夠的。第四，幹部參加勞動，以身作則，大公無私。第五，衝天的革命幹勁同嚴格的科學態度相結合。第六，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發揚共產主義風格，愛國家愛集體愛社會主義，助人為樂。總之，廖魯言說，“學趕大寨，必須是思想領先，政治掛帥，使幹部和群眾革命化。有了大寨式的幹部，大寨式的人，才能夠自力更生建起大寨式的穩產高產農田。”
廖魯言最後又指著陳永貴說：“白羊峪的王殿俊過去是你的老師，現在他學你。過幾年如果不注意，你又得學人家。”陳永貴笑著頻頻點頭。
廖魯言回了北京。一個月後，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宣布：“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1964年12月21日，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次日，周恩來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周恩來依據廖魯言一行形成的材料，進一步將大寨精神概括為三個要點：第一，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第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第三，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原則”“精神”“風格”，這就是大寨模式的核心所在。
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於大寨的介紹和提倡，表明高度強調精神力量的中國農村發展的大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作為億萬農民群眾蘊藏的“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的代表，陳永貴和大寨從此開始活躍於中國政壇。
正是把陳永貴作為這樣一位代表，1964年12月26日，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期間，毛澤東邀請陳永貴參加了自己的生日宴會。
毛澤東生日宴席上的頭號客人
1964年12月22日，北京的街頭萬木蕭疏，一陣陣寒風卷著殘葉。在五年前落成的人民大會堂外，著裝整潔的解放軍戰士拉了一圈警戒線，筆直地站在寒風中。
人民大會堂裏麵溫暖如春。新當選的數千名三屆人大代表按地區分片入座。在陣容龐大的山西代表團裏，坐著一位頭上裹著白毛巾的滿臉皺紋的農民——剛剛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陳永貴。坐在他身邊的還有大名鼎鼎的全國農業勞模李順達，他穿著一身筆挺的中山裝。還有一位名叫周明山的大隊書記，前不久《人民日報》還介紹過他。
在熱烈的掌聲中，周恩來總理走上講台，開始作《政府工作報告》。台下的陳永貴懷著特別的期待熱切地聽著周總理講的每一個字。果然《政府工作報告》的第一部分還沒講完，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半年前向陳永貴預告的事情便真的發生了。周恩來總理清清楚楚地說道：
下麵，我想舉幾個典型例子，說明我國自力更生的成就。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
“這個大隊，原來生產條件很差，是一個窮山惡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溝八梁一麵坡的地方。十幾年來，這個大隊在黨的領導下，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以加工改造耕地為中心，結合運用‘八字憲法’，高速度地發展了農業生產。他們進行了大量的、艱巨的農田建設，把過去的4700塊土地弄成了2900塊，並且都建成為旱澇保收，穩產高產農田。他們的糧食畝產量，1952年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雖然遭到很大的水災，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陳永貴如饑似渴著聽著共和國總理吐出的每一個字。人大代表們也很有興趣地聽著這些似乎是很枯燥的數字。剛剛經曆了大饑荒的人絕不會對有關糧食產量的數字無動於衷。
1964年，全中國的糧食總產量達到1870億公斤，盡管造成了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三年困難時期已經過去，要把糧食總產恢複到大躍進前一年的水平，還需要再經過一年的調整和努力。在這種情況下，全國人民對於用什麽方法把農業搞上去，集體化的道路到底靈不靈，國家準備為農業發展掏出點什麽等等問題自然很關心，對於農民能不能多收多賣糧食也很關切。而周恩來總理隻管談著大寨這個新樹立的典型，這個典型之中就包含了許多重大答案：
“大寨大隊進行了這麽多的農業建設，農業生產發展得這樣快，完全是依靠集體力量。他們正確地處理了集體和國家的關係，他們隻向國家借過一次錢，第二次就歸還了。從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這個大隊在逐步改善社員生活的同時，向國家總共交售了175.8萬斤糧食，每戶每年平均交售2000斤。”
說到這兒，周恩來總理指出了一條可以稱為大寨模式的道路，這條路與蘇聯的赫魯曉夫所強調的物質原則根本不同。周恩來說：“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接著，周恩來總理又向全國的幹部發出了號召：“我們各級領導機關，各個事業單位和廣大幹部，就是要學習解放軍、大慶、大寨的徹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風，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邁進。”
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這幾段話，正式宣告高度強調精神力量、極端重視農田基本建設和糧食生產的中國農村發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大寨和陳永貴的名字從此就染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
不知為什麽，毛澤東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始終沒有露麵。不過在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的四天之後，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主席也以一種富於人情味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對大寨模式的態度。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1964年似乎是頗為平淡的一年，惟一引起全世界矚目的事隻有第一顆原子彈的試爆成功。這一年，中共中央繼續與蘇共中央論戰，在半年內發表了七評、八評和九評，毛澤東主席親自主持了這些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具有獨立宣言意義的文獻。這一年，中國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繼續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著。這一年，中國的工業和農業繼續進行著調整，並且初步從大躍進造成的災難中恢複過來了。但是，如果我們透過這一段曆史的平靜的河麵往深處看，就會發現一個七年前便出現在曆史上的大問題再次冒了出來。這就是：在所有製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下一步到底該怎麽走？既然大躍進沒有躍上去，中國究竟應該選擇什麽樣的長期發展道路？毛澤東否定了蘇聯的道路，那麽他就必須拿出主張來，拿出樣板來，拿出對這個世界曆史性的問題的獨特答案來。
就在這樣的一年的歲末，毛澤東主席要在自己的71歲生日這一天請一次客。有幸得到邀請的有中國的導彈之父錢學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帶頭人邢燕子、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此外還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各大區的書記。
12月26日臨近中午的時分，陳永貴坐著周恩來總理的轎車，在國務院總理的陪同下，平生第一次進了中南海。這一天陳永貴在黑棉襖外麵套了一件家裏最好的黑布對襟夾衣，頭上裹著當時供應緊張的肥皂仔細洗過的白毛巾。陳永貴當時很瘦，滿臉是刀刻般的又深又長的皺紋，看上去飽經滄桑。從太行山裏的一個小山溝走到中國政治的心髒中南海，陳永貴用了49年的時光。再過37天，他就年滿50周歲了。
他們到達中南海的時間比預定的早了一點，於是周恩來先帶著他拜訪了1959年接任毛澤東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他們進去的時候，劉少奇正在埋頭讀一份關於“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時竟沒有抬起頭來。
劉少奇那幾天正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一個全國工作會議，製定《二十三條》，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就在那些天的會議上，劉少奇曾問毛澤東怎麽講農村方麵的主要矛盾。毛澤東回答說：“還是講當權派。他要多記工分嘛……不要管什麽階級階層，隻管這些當權派，共產黨當權派。”於是，《二十三條》將運動的重點規定為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新中國成立之後，毛澤東再一次回答了“誰是我們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南海裏醞釀著一場風暴。
劉少奇埋頭讀材料的形象給陳永貴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們到了以後，劉少奇眼都不抬。”陳永貴在六年後的一次大會上說，“但那時根本沒有考慮中央有兩個司令部。我們到了主席那裏，對我就十分親熱。”
陳永貴絕不是一個笨嘴拙舌的人，可是當他見到毛澤東主席的時候，一時竟說不出話來，隻是咧著嘴笑著，稍稍抬著頭仰視著，兩隻手緊緊握著毛主席的手。毛澤東笑道：“你是農業專家噢。”陳永貴聽不懂毛澤東的湖南活，隻是一個勁地連連點頭，咧著嘴使勁笑。周總理在一旁笑著翻譯道：“主席說你是農業專家。”陳永貴聽了立刻又搖起頭來：“不，不，我不是農業專家，不是農業專家。”毛澤東說：“大寨搞得好麽。”
毛澤東主席請他的客人們落座，抽煙，吃糖。問起陳永貴的年齡，陳永貴答道：“五十啦。”毛澤東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喲。”不知這次是聽不懂湖南口音，還是不明白孔夫子這句話的意思，陳永貴沒有否認他“知天命”。
聊了一會兒，服務人員請大家入席。在一間不大的房子裏，品字形地擺了三張桌子。毛澤東坐在上方的一桌，陳永貴極榮幸地被安排在毛澤東身邊就座。在這張桌子旁就座的還有董加耕、錢學森、邢燕子、陶鑄夫婦、羅瑞聊、謝富治和汪東興。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有湖南菜。毛澤東很少見地喝下三杯茅台，大聲說道：
“錢學森不要稿費，私事不坐公車，這很好！”毛澤東侃侃而談，眾人都神情專注緊張地聽著。毛澤東似乎察覺到了拘謹的氣氛，就勸大家吃菜。他問身邊的陳永貴：“湖南菜辣啊，習慣嗎？”陳永貴趕緊頻頻點頭。這一餐飯吃了大約兩個小時。
僅就過程而言，這似乎隻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生日宴會。它的政治意義在於革命領袖此時忽然從二線露麵，在於他此時此地邀請了什麽人，而不在於席間說了些什麽話。盡管如此，陳永貴還是得到了一條“最高指示”。九個月後，在中共山西省第二屆代表大會上，陳永貴作了一個以“四不倒”而聞名的報告，他分別談了條件壞難不倒，成績大喜不倒，災害重嚇不倒，榮譽高誇不倒。最後陳永貴總結說：“我們要牢記毛主席對我的教導：做出一點成績不要翹尾巴，做兩點不要翹，做三點四點更不要翹，翹尾巴不好，不對。”於是，全場掌聲雷動。
毛澤東與農業學大寨運動
“農業學大寨”是毛澤東晚年對全國農村發出的號召，是建國以來我國農村曆時最長的一次運動。回顧和研究這場運動的經驗教訓，是研究毛澤東的思想和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發展曆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發了《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中央在批語中指出，“文革”以來，在山西省內推行大寨經驗的錯誤以及由此造成的嚴重後果，山西省委已經承擔了責任。就全國範圍來說，主要的責任，在當時的黨中央。批語同時指出，“文革”前，大寨的確是農業戰線上的先進典型。“文化大革命”以來，大寨成為執行左傾路線的典型，學大寨運動造成了嚴重後果。但是，全國各地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典型絕大多數在生產上、建設上都是有成績的，有貢獻的。同樣，大寨和昔陽縣的絕大多數幹部和群眾在農業戰線也做出過貢獻。
提出“農業學大寨”的背景
1964年毛澤東提出“農業學大寨”不是偶然的。從當時全國的形勢來看，由於左傾思想的錯誤指導，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運動犯了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的錯誤，再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廢止合同、撤退專家，我國農業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遭到了嚴重的挫折。毛澤東非常關心農業的恢複和發展，但國家又不能以更多資金支持農業。正在這時，他了解到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以自力更生精神將“七溝八梁一麵坡”的窮山溝改造成為“層層梯田米糧川”的事跡。一貫認為自力更生是立國之本的毛澤東，很自然地認為大寨的事跡符合他的思想，符合黨的優良傳統，真實地反映了廣大農民要求擺脫貧困的強烈願望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巨大力量，因此他決定在全國農村提倡大寨精神。
毛澤東是在什麽樣的具體情況下提出“農業學大寨”的呢？
大寨這個山村，在60年代初期便已成為山西省的典型。大寨及其所在的昔陽縣，當時縣、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這四級幹部參加生產勞動的成績尤為突出。1963年5月，毛澤東親自對《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加了批語，把幹部無例外地參加生產勞動的意義，評價為“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
1964年5月10日，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設想時，插話說：“農業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他們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
同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講話中又說：“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1964年12月，經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同意，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農業學大寨”學什麽的問題做了精辟地概括，提出要學習大寨大隊“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毛澤東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
1965年6月16日，毛澤東在聽取第三個五年計劃問題的匯報時又說：農業投資不要那麽多。農業要靠大寨精神。你給他錢，他搞得不好；你不給他錢，反而搞得好一些。農業靠大寨，工業靠大慶。
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又說：“農業還是靠大寨精神。”
1966年8月12日，經毛澤東同意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提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加強政治思想工作”。
以上事實清楚地說明，毛澤東提出“農業學大寨”，是經過深思熟慮，並經中央同意的，其原意是要在農村開展一場發揚自力更生精神的教育運動。毛澤東很重視精神與物質的辯證關係，認為在一定條件下，精神可以變物質，物質可以變精神。農民群眾發揚自力更生精神，可以大大提高農業生產力。
回顧毛澤東為建設我國社會主義農業提出的基本思路，一是建立人民公社的體製，並親自主持製定了有關人民公社的政策《六十條》；二是分析了農作物增產的八個基本因素後提出了“農業八字憲法”，為促進農業技術改造指出了科學的途徑；三是認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為我國的農業現代化指出了方向；四是提倡幹部參加生產勞動，密切聯係群眾，這是使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得以全麵貫徹執行的保證；五是學習大寨大隊自力更生的精神，奮力開展改造自然界的鬥爭。可以認為，這些內容反映了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毛澤東對發展我國農業的問題比較全麵的構想。
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問題
在1964年毛澤東提出“農業學大寨”時，並未將它與階級鬥爭問題相聯係，廣大幹部和群眾也未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來理解學大寨運動。因此，在“文革”以前，雖然學大寨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很不平衡，但運動進行得還是正常的。
1966年“文革”開始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把農業學大寨運動引導到“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大幹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突出宣傳大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經驗，並在全國各地、各行業推廣，大寨於是成為一個被用來整人的政治工具。大寨由1964年2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宣傳的“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變為“階級鬥爭的典型”“方向道路的典型”“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農業的典型”；大寨的經驗從發揚自力更生精神，因地製宜修築“大寨田”、實行精耕細作，被拔高成“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改造人”；學不學大寨的問題不僅被當做認識問題，學得好不好不僅被當做工作問題，並且被當做立場問題、政治問題。“文革”中出現的理論混亂現象，極左口號，以及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做法，也不可避免地在學大寨運動中表現出來。例如：“大批修正主義，大批資本主義，大幹社會主義”“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隻要方向對頭，不怕政策過頭”等等風靡一時。全國各地到大寨參觀、學習的人如潮水一般。
應當全麵評價農業學大寨運動
農業學大寨運動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由幾億幹部群眾參加的一場全國性的持久的複雜的運動。我們對它不能簡單地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應當以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的觀點，對這場運動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
關於對大寨的評價。凡是到過大寨的人，隻要了解到他們從前怎樣戰勝洪災、雹災、旱災，怎樣開山炸石，用雙手把“七溝八梁一麵坡”砌成層層平平展展的“大寨田”，創造出“深耕、深刨、深種”的“三深”法，使缺水缺肥的薄土變成保水、保肥的“海綿地”；登上虎頭山，眺望那長勢喜人的玉米、高粱；再接觸那些憨厚純樸、一心為公的幹部、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大寨是以自力更生精神改變山村麵貌的先進典型。大寨的帶頭人陳永貴當年也是當之無愧的農業勞動模範和黨的優秀基層幹部。
關於對農業學大寨運動的評價。從整個運動看來，有三個內容，從方向上還是應當充分肯定的。一是發揚自力更生精神，不隨便向國家伸手。當時有許多地方不立足於發揮當地群眾的力量，而偏重於依賴國家的支援。在學大寨的運動中，各地糾正了“等、靠、要”的思想，幹部群眾的精神麵貌大變，農業生產也有較大的發展。二是大搞農業基本建設，改變生產條件。全國各級黨委加強領導，幾億農民上陣，幹部帶頭，櫛風沐雨，披星戴月，戰天鬥地，成績是巨大的。運動中搞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對後來多年的農業增產都起到了保證作用。三是基層幹部參加生產勞動，聯係群眾，不搞特殊化，這種作風也值得永遠保持。運動中“左”的方麵，除了不適當地搞階級鬥爭，傷害了相當一批幹部外，主要的還在於脫離實際去提高所有製的公有化程度，搞“窮過渡”，限製農民搞家庭副業和發展集市貿易等。
還應當注意到，農業學大寨運動雖然後來受到“文革”的影響，但在“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時期對學大寨運動的影響也是不同的，有些“左”的東西在各地也受到了不同程度地抵製。到1970年9月，經毛澤東同意，由周恩來主持召開北方地區農業會議，一麵推進農業生產新高潮，一麵開始糾正前一時期違反政策和群眾意願、任意改變人民公社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強收社員自留地等錯誤。1975年9月，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召開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可見毛澤東此時雖然健康情況不好，仍然關心農業學大寨運動。會上宣布，全國已有學大寨先進縣（市）316個，占全國縣（市）總數的13.4%；已有糧食平均畝產上《綱要》（400斤）的縣（市）725個，占縣（市）總數的31.2%。此次會後，全國各地組織了160萬名幹部深入農村進行工作。1976年9月毛主席辭世，12月召開了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
從以上過程可以看出，到了“文革”的中期和後期，隨著林彪、“四人幫”的垮台和批判、肅清他們的流毒，農業學大寨的方向又逐漸回到促進農業生產方麵來。但是，發展農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是農業生產經營體製問題。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國農村改變了人民公社的體製，推行了適合我國目前國情的家庭聯產承包製，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才得以很好地發揮，農業生產有了極大的進步。
毛澤東道：“看來不可輕視大老粗呀。”
這一段時期毛澤東很留心識字不識字的問題，40天前，毛澤東在春節談話中曾聊了一通曆史人物，說曆代的狀元很少有出色的，當了進士翰林也盡是不成功的，他說：“明朝搞得好的隻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亦識字不多。以後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
也是在這一年，毛澤東在關於山東曲阜陳家莊大隊的一則批示中寫道：“曲阜陳家莊陳以梅被打下去了。畝產從500斤降到300斤，去年再上來，畝產從300斤翻到500斤。這是靠自力更生……陳以梅這些人小學沒上過，大學也沒上過，可是能把事情辦好。”
知文斷字似乎是與條條框框、清規戒律的官僚化管理聯係在一起的，它導致“管不好”。大老粗則反其道而行，但是“能把事情辦好”。毛澤東好像在沿著他熟悉的思路深入思考著中國的前進道路問題。
這是一個國際形勢相當嚴峻的年代。美國在搞封鎖包圍，蘇聯翻臉撤走了專家，中國孤立無援。毛澤東主席循著他的思路想下去，寫下去，寫到了蘇聯，寫到了修正主義，最後又寫到了陳永貴：“……隻要有利，向魔鬼借錢也願意。我們不走那條路。魔鬼不給我們貸款，貸款我們也不要。我們要靠陳家莊的陳以梅，大寨的陳永貴。”
既然是給全中國億萬農民指出一條前進的道路，毛澤東和周恩來這兩位戰略家和行政大師都不能不慎重。1964年4月，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奉命，親率由國務院農村辦、中國農科院作物所、山西省和晉中地委有關部門的人員組成的調查組進駐大寨。一項重大政治決策的最後一步邁出了。
廖魯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開了八次聯席會議，讀了許多材料，聽了許多匯報，看了許多地方，對大寨的自然條件、經濟狀況、幹部狀況、思想狀況和發展曆史進行了詳細調查，調查工作進行順利。
5月11日下午，調查基本結束。廖魯言召集中央、省、地、縣和大寨幹部又開了一次聯席會議。廖魯言對大寨顯然很滿意，他透露了一條消息：在即將召開的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中央要“把你們作為一麵旗幟”。他告誡道：“大寨可是給吹開了，全國工業上樹大慶，農業上學大寨，這麵旗幟垮下來可不行。”“全國學解放軍、學大慶、學大寨，工農兵旗幟大家都學，全國都學，你們要搞得更好更紅才行。”
共和國的農業部長直接向大寨提出要求，這本身就意味著大寨進入了一種新的社會政治關係。它與數十萬普普通通的中國村莊再也不一樣了，它有了獨特的地位、獨特的責任、獨特的動力。有幾個村莊能像這個樣板村一樣在最高層的期待和幫助下發展呢？從這個意義上說，大寨被賦予了代表性，同樣也就失去了代表性。大寨今後的成功未必能證明大寨模式在全國幾十萬個村莊的必然成功。
大寨模式的特點是什麽呢？廖魯言部長在那次聯席會上概括了六條：第一，革命的思想。樹雄心，立壯誌，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出色。第二，階級路線，始終依靠貧下中農。第三，比較好的領導班子，僅僅有一個陳永貴這樣的好當家是不夠的。第四，幹部參加勞動，以身作則，大公無私。第五，衝天的革命幹勁同嚴格的科學態度相結合。第六，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發揚共產主義風格，愛國家愛集體愛社會主義，助人為樂。總之，廖魯言說，“學趕大寨，必須是思想領先，政治掛帥，使幹部和群眾革命化。有了大寨式的幹部，大寨式的人，才能夠自力更生建起大寨式的穩產高產農田。”
廖魯言最後又指著陳永貴說：“白羊峪的王殿俊過去是你的老師，現在他學你。過幾年如果不注意，你又得學人家。”陳永貴笑著頻頻點頭。
廖魯言回了北京。一個月後，毛澤東在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明確宣布：“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1964年12月21日，三屆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次日，周恩來總理作《政府工作報告》。周恩來依據廖魯言一行形成的材料，進一步將大寨精神概括為三個要點：第一，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第二，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第三，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原則”“精神”“風格”，這就是大寨模式的核心所在。
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於大寨的介紹和提倡，表明高度強調精神力量的中國農村發展的大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作為億萬農民群眾蘊藏的“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的代表，陳永貴和大寨從此開始活躍於中國政壇。
正是把陳永貴作為這樣一位代表，1964年12月26日，三屆人大一次會議期間，毛澤東邀請陳永貴參加了自己的生日宴會。
毛澤東生日宴席上的頭號客人
1964年12月22日，北京的街頭萬木蕭疏，一陣陣寒風卷著殘葉。在五年前落成的人民大會堂外，著裝整潔的解放軍戰士拉了一圈警戒線，筆直地站在寒風中。
人民大會堂裏麵溫暖如春。新當選的數千名三屆人大代表按地區分片入座。在陣容龐大的山西代表團裏，坐著一位頭上裹著白毛巾的滿臉皺紋的農民——剛剛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陳永貴。坐在他身邊的還有大名鼎鼎的全國農業勞模李順達，他穿著一身筆挺的中山裝。還有一位名叫周明山的大隊書記，前不久《人民日報》還介紹過他。
在熱烈的掌聲中，周恩來總理走上講台，開始作《政府工作報告》。台下的陳永貴懷著特別的期待熱切地聽著周總理講的每一個字。果然《政府工作報告》的第一部分還沒講完，農業部部長廖魯言半年前向陳永貴預告的事情便真的發生了。周恩來總理清清楚楚地說道：
下麵，我想舉幾個典型例子，說明我國自力更生的成就。
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是一個依靠人民公社集體力量，自力更生地進行農業建設，發展農業生產的先進典型。
“這個大隊，原來生產條件很差，是一個窮山惡水土地薄、全部耕地散在七溝八梁一麵坡的地方。十幾年來，這個大隊在黨的領導下，充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以加工改造耕地為中心，結合運用‘八字憲法’，高速度地發展了農業生產。他們進行了大量的、艱巨的農田建設，把過去的4700塊土地弄成了2900塊，並且都建成為旱澇保收，穩產高產農田。他們的糧食畝產量，1952年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雖然遭到很大的水災，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陳永貴如饑似渴著聽著共和國總理吐出的每一個字。人大代表們也很有興趣地聽著這些似乎是很枯燥的數字。剛剛經曆了大饑荒的人絕不會對有關糧食產量的數字無動於衷。
1964年，全中國的糧食總產量達到1870億公斤，盡管造成了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三年困難時期已經過去，要把糧食總產恢複到大躍進前一年的水平，還需要再經過一年的調整和努力。在這種情況下，全國人民對於用什麽方法把農業搞上去，集體化的道路到底靈不靈，國家準備為農業發展掏出點什麽等等問題自然很關心，對於農民能不能多收多賣糧食也很關切。而周恩來總理隻管談著大寨這個新樹立的典型，這個典型之中就包含了許多重大答案：
“大寨大隊進行了這麽多的農業建設，農業生產發展得這樣快，完全是依靠集體力量。他們正確地處理了集體和國家的關係，他們隻向國家借過一次錢，第二次就歸還了。從1953年到1963年的11年中，這個大隊在逐步改善社員生活的同時，向國家總共交售了175.8萬斤糧食，每戶每年平均交售2000斤。”
說到這兒，周恩來總理指出了一條可以稱為大寨模式的道路，這條路與蘇聯的赫魯曉夫所強調的物質原則根本不同。周恩來說：“大寨大隊所堅持的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接著，周恩來總理又向全國的幹部發出了號召：“我們各級領導機關，各個事業單位和廣大幹部，就是要學習解放軍、大慶、大寨的徹底革命精神和工作作風，使自己在革命化的道路上向前邁進。”
周恩來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這幾段話，正式宣告高度強調精神力量、極端重視農田基本建設和糧食生產的中國農村發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大寨和陳永貴的名字從此就染上了濃厚的政治色彩。
不知為什麽，毛澤東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始終沒有露麵。不過在周恩來作政府工作報告的四天之後，1964年12月26日，毛澤東主席也以一種富於人情味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對大寨模式的態度。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曆史上，1964年似乎是頗為平淡的一年，惟一引起全世界矚目的事隻有第一顆原子彈的試爆成功。這一年，中共中央繼續與蘇共中央論戰，在半年內發表了七評、八評和九評，毛澤東主席親自主持了這些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具有獨立宣言意義的文獻。這一年，中國農村中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繼續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著。這一年，中國的工業和農業繼續進行著調整，並且初步從大躍進造成的災難中恢複過來了。但是，如果我們透過這一段曆史的平靜的河麵往深處看，就會發現一個七年前便出現在曆史上的大問題再次冒了出來。這就是：在所有製方麵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後，下一步到底該怎麽走？既然大躍進沒有躍上去，中國究竟應該選擇什麽樣的長期發展道路？毛澤東否定了蘇聯的道路，那麽他就必須拿出主張來，拿出樣板來，拿出對這個世界曆史性的問題的獨特答案來。
就在這樣的一年的歲末，毛澤東主席要在自己的71歲生日這一天請一次客。有幸得到邀請的有中國的導彈之父錢學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帶頭人邢燕子、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黨支部書記陳永貴。此外還有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和各大區的書記。
12月26日臨近中午的時分，陳永貴坐著周恩來總理的轎車，在國務院總理的陪同下，平生第一次進了中南海。這一天陳永貴在黑棉襖外麵套了一件家裏最好的黑布對襟夾衣，頭上裹著當時供應緊張的肥皂仔細洗過的白毛巾。陳永貴當時很瘦，滿臉是刀刻般的又深又長的皺紋，看上去飽經滄桑。從太行山裏的一個小山溝走到中國政治的心髒中南海，陳永貴用了49年的時光。再過37天，他就年滿50周歲了。
他們到達中南海的時間比預定的早了一點，於是周恩來先帶著他拜訪了1959年接任毛澤東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劉少奇。他們進去的時候，劉少奇正在埋頭讀一份關於“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時竟沒有抬起頭來。
劉少奇那幾天正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的一個全國工作會議，製定《二十三條》，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就在那些天的會議上，劉少奇曾問毛澤東怎麽講農村方麵的主要矛盾。毛澤東回答說：“還是講當權派。他要多記工分嘛……不要管什麽階級階層，隻管這些當權派，共產黨當權派。”於是，《二十三條》將運動的重點規定為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新中國成立之後，毛澤東再一次回答了“誰是我們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南海裏醞釀著一場風暴。
劉少奇埋頭讀材料的形象給陳永貴留下的印象很深。“我們到了以後，劉少奇眼都不抬。”陳永貴在六年後的一次大會上說，“但那時根本沒有考慮中央有兩個司令部。我們到了主席那裏，對我就十分親熱。”
陳永貴絕不是一個笨嘴拙舌的人，可是當他見到毛澤東主席的時候，一時竟說不出話來，隻是咧著嘴笑著，稍稍抬著頭仰視著，兩隻手緊緊握著毛主席的手。毛澤東笑道：“你是農業專家噢。”陳永貴聽不懂毛澤東的湖南活，隻是一個勁地連連點頭，咧著嘴使勁笑。周總理在一旁笑著翻譯道：“主席說你是農業專家。”陳永貴聽了立刻又搖起頭來：“不，不，我不是農業專家，不是農業專家。”毛澤東說：“大寨搞得好麽。”
毛澤東主席請他的客人們落座，抽煙，吃糖。問起陳永貴的年齡，陳永貴答道：“五十啦。”毛澤東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喲。”不知這次是聽不懂湖南口音，還是不明白孔夫子這句話的意思，陳永貴沒有否認他“知天命”。
聊了一會兒，服務人員請大家入席。在一間不大的房子裏，品字形地擺了三張桌子。毛澤東坐在上方的一桌，陳永貴極榮幸地被安排在毛澤東身邊就座。在這張桌子旁就座的還有董加耕、錢學森、邢燕子、陶鑄夫婦、羅瑞聊、謝富治和汪東興。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有湖南菜。毛澤東很少見地喝下三杯茅台，大聲說道：
“錢學森不要稿費，私事不坐公車，這很好！”毛澤東侃侃而談，眾人都神情專注緊張地聽著。毛澤東似乎察覺到了拘謹的氣氛，就勸大家吃菜。他問身邊的陳永貴：“湖南菜辣啊，習慣嗎？”陳永貴趕緊頻頻點頭。這一餐飯吃了大約兩個小時。
僅就過程而言，這似乎隻是一次普普通通的生日宴會。它的政治意義在於革命領袖此時忽然從二線露麵，在於他此時此地邀請了什麽人，而不在於席間說了些什麽話。盡管如此，陳永貴還是得到了一條“最高指示”。九個月後，在中共山西省第二屆代表大會上，陳永貴作了一個以“四不倒”而聞名的報告，他分別談了條件壞難不倒，成績大喜不倒，災害重嚇不倒，榮譽高誇不倒。最後陳永貴總結說：“我們要牢記毛主席對我的教導：做出一點成績不要翹尾巴，做兩點不要翹，做三點四點更不要翹，翹尾巴不好，不對。”於是，全場掌聲雷動。
毛澤東與農業學大寨運動
“農業學大寨”是毛澤東晚年對全國農村發出的號召，是建國以來我國農村曆時最長的一次運動。回顧和研究這場運動的經驗教訓，是研究毛澤東的思想和我國社會主義農業發展曆史的一個組成部分。
198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批發了《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中央在批語中指出，“文革”以來，在山西省內推行大寨經驗的錯誤以及由此造成的嚴重後果，山西省委已經承擔了責任。就全國範圍來說，主要的責任，在當時的黨中央。批語同時指出，“文革”前，大寨的確是農業戰線上的先進典型。“文化大革命”以來，大寨成為執行左傾路線的典型，學大寨運動造成了嚴重後果。但是，全國各地農業學大寨的先進典型絕大多數在生產上、建設上都是有成績的，有貢獻的。同樣，大寨和昔陽縣的絕大多數幹部和群眾在農業戰線也做出過貢獻。
提出“農業學大寨”的背景
1964年毛澤東提出“農業學大寨”不是偶然的。從當時全國的形勢來看，由於左傾思想的錯誤指導，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運動犯了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的錯誤，再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廢止合同、撤退專家，我國農業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遭到了嚴重的挫折。毛澤東非常關心農業的恢複和發展，但國家又不能以更多資金支持農業。正在這時，他了解到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大隊以自力更生精神將“七溝八梁一麵坡”的窮山溝改造成為“層層梯田米糧川”的事跡。一貫認為自力更生是立國之本的毛澤東，很自然地認為大寨的事跡符合他的思想，符合黨的優良傳統，真實地反映了廣大農民要求擺脫貧困的強烈願望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巨大力量，因此他決定在全國農村提倡大寨精神。
毛澤東是在什麽樣的具體情況下提出“農業學大寨”的呢？
大寨這個山村，在60年代初期便已成為山西省的典型。大寨及其所在的昔陽縣，當時縣、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這四級幹部參加生產勞動的成績尤為突出。1963年5月，毛澤東親自對《浙江省七個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加了批語，把幹部無例外地參加生產勞動的意義，評價為“是使共產黨人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確實保證”。
1964年5月10日，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匯報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設想時，插話說：“農業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樣。他們不借國家的錢，也不向國家要東西。”
同年6月，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的講話中又說：“農業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1964年12月，經過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同意，周恩來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對“農業學大寨”學什麽的問題做了精辟地概括，提出要學習大寨大隊“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毛澤東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
1965年6月16日，毛澤東在聽取第三個五年計劃問題的匯報時又說：農業投資不要那麽多。農業要靠大寨精神。你給他錢，他搞得不好；你不給他錢，反而搞得好一些。農業靠大寨，工業靠大慶。
1965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又說：“農業還是靠大寨精神。”
1966年8月12日，經毛澤東同意的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公報提出：“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加強政治思想工作”。
以上事實清楚地說明，毛澤東提出“農業學大寨”，是經過深思熟慮，並經中央同意的，其原意是要在農村開展一場發揚自力更生精神的教育運動。毛澤東很重視精神與物質的辯證關係，認為在一定條件下，精神可以變物質，物質可以變精神。農民群眾發揚自力更生精神，可以大大提高農業生產力。
回顧毛澤東為建設我國社會主義農業提出的基本思路，一是建立人民公社的體製，並親自主持製定了有關人民公社的政策《六十條》；二是分析了農作物增產的八個基本因素後提出了“農業八字憲法”，為促進農業技術改造指出了科學的途徑；三是認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於機械化，為我國的農業現代化指出了方向；四是提倡幹部參加生產勞動，密切聯係群眾，這是使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得以全麵貫徹執行的保證；五是學習大寨大隊自力更生的精神，奮力開展改造自然界的鬥爭。可以認為，這些內容反映了當時的曆史條件下，毛澤東對發展我國農業的問題比較全麵的構想。
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問題
在1964年毛澤東提出“農業學大寨”時，並未將它與階級鬥爭問題相聯係，廣大幹部和群眾也未從階級鬥爭的角度來理解學大寨運動。因此，在“文革”以前，雖然學大寨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很不平衡，但運動進行得還是正常的。
1966年“文革”開始後，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把農業學大寨運動引導到“大批資本主義、大批修正主義、大幹社會主義”的道路上，突出宣傳大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經驗，並在全國各地、各行業推廣，大寨於是成為一個被用來整人的政治工具。大寨由1964年2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宣傳的“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變為“階級鬥爭的典型”“方向道路的典型”“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農業的典型”；大寨的經驗從發揚自力更生精神，因地製宜修築“大寨田”、實行精耕細作，被拔高成“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改造人”；學不學大寨的問題不僅被當做認識問題，學得好不好不僅被當做工作問題，並且被當做立場問題、政治問題。“文革”中出現的理論混亂現象，極左口號，以及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做法，也不可避免地在學大寨運動中表現出來。例如：“大批修正主義，大批資本主義，大幹社會主義”“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隻要方向對頭，不怕政策過頭”等等風靡一時。全國各地到大寨參觀、學習的人如潮水一般。
應當全麵評價農業學大寨運動
農業學大寨運動是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由幾億幹部群眾參加的一場全國性的持久的複雜的運動。我們對它不能簡單地加以肯定或否定，而應當以辯證唯物論和曆史唯物論的觀點，對這場運動作出實事求是的分析和評價。
關於對大寨的評價。凡是到過大寨的人，隻要了解到他們從前怎樣戰勝洪災、雹災、旱災，怎樣開山炸石，用雙手把“七溝八梁一麵坡”砌成層層平平展展的“大寨田”，創造出“深耕、深刨、深種”的“三深”法，使缺水缺肥的薄土變成保水、保肥的“海綿地”；登上虎頭山，眺望那長勢喜人的玉米、高粱；再接觸那些憨厚純樸、一心為公的幹部、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認大寨是以自力更生精神改變山村麵貌的先進典型。大寨的帶頭人陳永貴當年也是當之無愧的農業勞動模範和黨的優秀基層幹部。
關於對農業學大寨運動的評價。從整個運動看來，有三個內容，從方向上還是應當充分肯定的。一是發揚自力更生精神，不隨便向國家伸手。當時有許多地方不立足於發揮當地群眾的力量，而偏重於依賴國家的支援。在學大寨的運動中，各地糾正了“等、靠、要”的思想，幹部群眾的精神麵貌大變，農業生產也有較大的發展。二是大搞農業基本建設，改變生產條件。全國各級黨委加強領導，幾億農民上陣，幹部帶頭，櫛風沐雨，披星戴月，戰天鬥地，成績是巨大的。運動中搞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對後來多年的農業增產都起到了保證作用。三是基層幹部參加生產勞動，聯係群眾，不搞特殊化，這種作風也值得永遠保持。運動中“左”的方麵，除了不適當地搞階級鬥爭，傷害了相當一批幹部外，主要的還在於脫離實際去提高所有製的公有化程度，搞“窮過渡”，限製農民搞家庭副業和發展集市貿易等。
還應當注意到，農業學大寨運動雖然後來受到“文革”的影響，但在“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時期對學大寨運動的影響也是不同的，有些“左”的東西在各地也受到了不同程度地抵製。到1970年9月，經毛澤東同意，由周恩來主持召開北方地區農業會議，一麵推進農業生產新高潮，一麵開始糾正前一時期違反政策和群眾意願、任意改變人民公社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強收社員自留地等錯誤。1975年9月，經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召開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可見毛澤東此時雖然健康情況不好，仍然關心農業學大寨運動。會上宣布，全國已有學大寨先進縣（市）316個，占全國縣（市）總數的13.4%；已有糧食平均畝產上《綱要》（400斤）的縣（市）725個，占縣（市）總數的31.2%。此次會後，全國各地組織了160萬名幹部深入農村進行工作。1976年9月毛主席辭世，12月召開了全國第二次農業學大寨會議。
從以上過程可以看出，到了“文革”的中期和後期，隨著林彪、“四人幫”的垮台和批判、肅清他們的流毒，農業學大寨的方向又逐漸回到促進農業生產方麵來。但是，發展農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是農業生產經營體製問題。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我國農村改變了人民公社的體製，推行了適合我國目前國情的家庭聯產承包製，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才得以很好地發揮，農業生產有了極大的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