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鄧子恢穩步理農業！毛澤東號召學大寨(3)
過去，鄧子恢常常提醒人們：“中國小農經濟是非常脆弱的，它經不起任何損失和打擊。”“農民不比我們國家幹部，指揮錯了，農民受損失，自己照樣有飯吃。”心係農民，直言不諱，這是鄧子恢光明磊落、品格高尚之所在，也是鄧子恢屢遭風霜、多有磨難之所致。
毛主席威望很高，一呼百應。在那種局勢下，實際上任何人都幫不了鄧子恢的忙。頓時，全國上下都在按主席的講話精神反右傾，轉思想，加速度，掀高潮。各地一批據說是“頂著右傾風暗藏下的硬骨頭社”，突然像雨後春筍般湧現，“先進材料”不斷上報中央。毛主席很欣賞這些材料，親自選閱、編印《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後改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還執筆寫了許多編者按語。
同年10月，毛主席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又作了《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的報告，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被升級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於是，農業合作化的高潮果然迅速出現在全國各地，“形勢確實喜人”。早先陷蔽的左傾情緒，此時也乘機興起。幸好被敏感的毛主席察覺，他曾建議各地黨委“刹車”，但未能如願刹住。農業合作化一旦在政治運動方式的驅動下，往往會以特有慣性繼續向前滑行。
據統計，從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秋，不到一年時間，我國農業合作化，即以萬馬奔騰之勢迅猛發展。不僅完成了初級合作化，而且神奇地達到了合作化的高級階段。1955年10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主席還重申以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從1953年算起，共15年）基本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如今隻用三年就化成功了，速度之快堪稱奇跡。然而，超速發展帶來的問題，也接踵而至。較為普遍的是農民鬧退社、散社現象，此起彼伏，各省均有，而且是農民自發形成的。浙江又一次成為鬧退社的突出典型，仙居縣的農民甚至將縣政府和公安局的門窗都砸了。遺憾的是有些地方領導未能把這些現象視為超速發展、違背農民利益所致，而是簡單歸結為階級鬥爭，並決定用大辯論、大批判的方式來擊退“階級敵人和富裕中農的進攻”。
農村的大批判、大辯論，暫時製止了農民退社、散社的浪潮，又一次推動了農業社的“大發展”。農村中原有的問題被掩蓋和忽視了。在農業社很不鞏固，尚須做大量鞏固和完善工作的情況下，我國農村緊接著又快馬加鞭，迅速掀起了熱火朝天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生產關係的改革再次登上了“新台階”。
這些就是我國農業合作化大爭論和種種曆史背景和史實。
毛澤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工作，還要靠鄧老”
1955年以後。鄧子恢盡管屢遭錯誤的批判和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他還是心係農民、一心為黨，矢誌不移。農業合作化高速發展和全麵實現公社化，在中國大地上先後成為社會現實，人們已無法改變。麵對這一社會現實，鄧子恢隻有把注意力轉移到潛心研究建立農業生產責任製上，他試圖以此作突破口，為我國農村經濟改革做出貢獻。
多年來，鄧子恢一直深感長期處於小農經濟的中國農民，隻有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壯大集體經濟實力，才能擺脫貧困，走向富裕。因此，他堅定地協助毛主席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但一旦合作社普遍建立起來後，他又不斷提醒人們：“不要為下邊一片叫好聲所迷惑，辦社容易鞏固難。”為糾正各地隻顧建社、不顧鞏固的偏向，他及時提出“整頓、鞏固合作社”，主張勤儉辦社，開展各種經營，增加收入；對社員實行按件付酬、包工包產、超產獎勵；牲畜分戶飼養，集體使用等等。
我國農業社高級化後，鄧子恢強調民主辦社、勤儉辦社和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為理順因高級化“一步登天”造成的經營管理混亂局勢，他戴著“小腳女人”“右傾機會主義”等政治帽子，繼續堅持深入農村基層調查，總結研究出一套“產包到隊、工包到組、田間零活包到戶”，“組分片、戶分塊，大活集體做、小活自己幹”等分工負責製，使產量和勞動質量兩個製度統一起來。
對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鄧子恢持反對態度。當時，他患病治療，但病中仍不忘關注農村工作，耳聞共產風、高指標、浮誇風等信息，內心極為不安。病情稍有好轉，他就不顧疲倦，趕赴“共產主義試點縣”——河北徐水縣，先後考察勞動軍事化、吃飯食堂化、吃飯不要錢等“新生事物”。回京後，他心情很不平靜，明確指出：“徐水是浮誇風、共產風的典型！”
那時，左傾思潮興盛，到處搞“拔白旗、插紅旗”，形成“批右一邊倒”的局麵。有的地方為放“衛星”、撈政治資本，還把幾畝稻苗積為一畝，搞“堆產田”。甚至違背自然規律，用電燈照明、鼓風機送風奪高產，而且大肆宣傳。鄧子恢對這些虛誇、造假現象，極為惱火。但當年10月，他在全國政協會上義正詞嚴地作專題發言，闡述合理密植、科學種田的道理，指出：“禾苗生長必須靠光合作用和必要的通風。過分密植，株行距過小，枝葉不通風，不透陽光，不能起光合作用，根係相互幹擾，作物反而不能正常生長，結果不能增產反而減產。”鄧子恢的發言受到人們的高度讚揚，有的說：“我最愛聽鄧老講求實際的發言。”稱他是最講求實際的人。
1960年前後，我國農村因天災人禍正處於嚴重困難時期，餓死人的問題不斷出現，舉國上下都在尋求解決難題的方案。年逾花甲、患有多種疾病的鄧子恢，又開始受到中央重視。1960年9、10月間，他受中央委托，率工作組先到山西、河北，後又到江蘇無錫，深入農村作調查研究。在無錫，他領導工作組創造性地草擬了一個《農村人民公社內務條例》，內容有社員權利和義務；公社三級所有製和個人所有製；管理權限；生產管理、財務管理；按勞分配、民主製度等等，試圖通過法規形式加強公社內部經營管理，解決平均主義，限製共產風和瞎指揮。回京後呈送周總理，並作了匯報。周總理喜形於色，十分讚賞鄧子恢的創舉，迅速轉呈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誌。毛主席看後也很高興。
1961年3月，毛主席在廣州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專題討論農村工作，研究《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六十條”），鄧子恢前往出席。會上，毛主席情緒很好，大聲詢問：“鄧老來了沒有？”致使與會者的目光頓時轉向鄧子恢。隨後，毛主席高度讚揚鄧子恢重視調查研究，稱鄧子恢是“農村工作專家”，說“他在山西、河北、江蘇的調查是對的，他的一些觀點和主張是正確的。我過去同鄧老有點小衝突，現在統一了，他是正確的。我同他的爭論從此結束”。“這幾年（農村）犯的錯誤（指共產風、浮誇風），沒有他的份。”“搞農村工作找誰呀！還是要找老鄧。你們不要瞧不起鄧老，他搞了一個《人民公社內務條例》，辦了一件好事！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工作，還是要靠鄧老。《人民公社條例》首先是鄧老倡議的，然後是總理的支持……”
這是1955年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嚴厲批評鄧子恢為“小腳女人”後，首次高度讚揚鄧子恢，承認鄧子恢是正確的，宣布爭論結束。這又一次出人意外，在黨內產生巨大影響。鄧子恢名聲大振，再度受到人們的普遍尊敬。
廣州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鄧子恢未立即回北京，他直接帶工作組在廣東、福建農村作進一步調查研究。他作為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親自召集社隊幹部開座談會，鼓勵人們說真話，暢所欲言，還到田頭、食堂、農戶訪問、查看，曆時45天。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後，連續兩次向中央寫報告，如實反映民意，大膽建議：停辦食堂，基本口糧分到戶；取消供給製，貫徹按勞分配；耕畜農具歸生產隊所有，使用權與所有權合一；實行“三包一獎”製度；社隊規模應劃小，不宜過大；自留地允許超過5%。他還要求把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獨立經營，自負盈虧，以利解放生產力。中央很重視鄧子恢的意見，將他的兩個報告批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閱研。
同年10月3日，毛主席委托鄧子恢在中南海召開座談會，討論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6日，毛主席聽了鄧子恢的匯報，讚成其意見，7日親自起草《關於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明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隨後，鄧子恢又率調查組南下，到河南、江西、福建了解中央指示落實情況，並及時向中央寫了報告，深受毛主席讚賞。11月23日，中央在批轉鄧子恢報告的同時，特別指示各省、市第一書記仿效鄧子恢的辦法，率工作組下鄉作十天左右的調查研究。當時，鄧老已成為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榜樣。
鄧子恢依然不跟“風”
這一時期，我國農村經濟形勢依然十分嚴峻，解決溫飽問題成了頭等大事。許多農民對人民公社的“大呼隆”“平均主義”不滿，有的自發實行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有的推行責任田，有的幹脆分田單幹。這些做法，當時雖然很難被一些領導人所接受，但確實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推動了生產的發展，解決了溫飽問題，深受農民歡迎。長期心係農民的鄧子恢，得悉這一情況後，精神為之振奮，立即派人到安徽淮南調查。他讚賞那裏“五統一”的聯產承包責任製，曾當麵支持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說：“你們的辦法好，我讚成！”
農村經濟形勢究竟如何？怎樣看待包產到戶責任製？當時人們眾說紛紜，分歧很大，成了中央機關和各地幹部普遍關注的焦點。既然毛主席讚揚鄧子恢是“農村工作專家”“農村工作要靠鄧老”，於是中央黨校、總後勤部、中央團校等黨政軍機關，都相繼邀鄧子恢作報告。他客觀地分析了農村的形勢和問題，明確支持安徽的包產到戶責任製，認為它能夠解決農村遇到的暫時困難。
1962年6月下旬，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華東區匯報安徽包產到戶責任製，鄧子恢同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一道支持推行包產到戶。鄧小平說過：“白貓黑貓，能抓住耗子就是好貓。”鄧子恢表示：“包產到戶是集體經濟管理的一種好形式，能夠調動集體和個人兩個積極性，有利於克服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是搞好集體經濟經營管理的好路子。”接著，鄧子恢又到中南海見毛主席，詳細匯報中央農村工作部到安徽調查的情況。毛主席不讚成包產到戶。鄧子恢沒有灰心，又再派人到安徽淮北調查。淮南、淮北兩次調查的大量數據均表明：實行包產到戶比上年增產增收，群眾普遍滿意。
事也湊巧，這一期間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第二書記王任重到廣西龍勝縣調查，研究那裏的包產到戶問題，並向中央寫了報告。他們認為在集中統一經營形式下的包產到戶，還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毛主席審閱了這份報告，親自寫批語指出：陶、王“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短短數語，用了兩個“馬克思主義”，鄧子恢感到包產到戶似乎露出了希望之光，於是決定趁熱打鐵。7月份的一天夜裏，他同副部長陳正人、廖魯言等人驅車前往中南海，再次向毛主席陳述支持包產到戶的種種觀點，這是一次艱巨的談話，又是談了一通宵。第二天早晨，他們才返回萬壽路大院。
鑒於當時黨內高層領導對包產到戶看法有分歧，支持者人數不少，反對者也不乏其人。因此，當有人看到鄧子恢剛從中南海回來時，理所當然打聽毛主席的態度。鄧子恢滿麵笑容，興奮地說：“主席同意試一試。”
黨中央最高領導人毛主席同意包產到戶可以試一試，這確實是一個好消息。鄧子恢立即布置有關人員準備安徽包產到戶的材料，以便出席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時推薦。有的同誌心有餘悸，勸鄧子恢：待中央明確表態後再提。而他卻毫不含糊地說：“怕什麽，不能為了保烏紗帽，不顧農民死活。為個人得失而不顧群眾利益，那還算是共產黨員？”
8月份，北戴河天氣晴朗、涼爽，中央工作會議如期召開，重點研究舉國上下普遍關心的農村問題。會上，人們對廣東、安徽的包產到戶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決定推舉廣東領導人牽頭，組織一個小組，起草有關包產到戶的文件。在這事關億萬農民切身利益的關鍵時刻，鄧子恢無疑表現得十分積極、活躍，他大力倡導包產到戶，為實現“試一試”鳴鑼開道。然而，像自然界有不測風雲一樣，中央工作會議的政治風雲也正孕育著急劇的變化，隨時都可能突變。一天，鄧子恢手持包產到戶的材料，滿懷希望去見毛主席。他滔滔不絕地陳述支持推行包產到戶的種種論點和論據。殊不知，毛主席此時已經有了新念頭，原先在中南海還答應允許試一試包產到戶，如今聽了某幾個人的進言，又不同意試一試了。鄧子恢不理解，也不相信毛主席會變得那麽快。他以為是自己的話沒有說透，因此繼續對毛主席做工作，試圖說服毛主席對包產到戶維持允許試一試的態度。而毛主席似乎已拿定主意，態度堅定，毫不鬆動。兩人辯來辯去，話不投機，鬧得不歡而散。毛主席很不滿意。
8月6日，毛主席在大會上公開表態：“已經包產到戶的，不要強迫糾正，要做工作。”隨之嚴厲指出：“現在就有鬧單幹之風，越到上層越大。”他批評鄧子恢“很自負，談了半天，就是聽不進意見，還在要求試一試。試什麽！中國農民不是試了幾千年了嘛”！這句反問語，威力很大，說服力很強。是啊，中國農民一家一戶生產，確有幾千年了，結果不好，還試什麽！原先讚成包產到戶的同誌，現在心悅誠服改變態度，稱讚毛主席高瞻遠矚，看得深，確實偉大。
8月9日，毛主席召集中心組成員開會，一開始就問：“為什麽不請鄧子恢同誌來！他不來，我們的對台戲唱不成。建議中心組再增加鄧子恢同誌。”鄧子恢確實倔強，依然不跟“風”。他在中心組發言說：“工業可以搞責任製，為什麽農民田間管理就不可以搞責任製。”“責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製問題，土地仍然是集體所有，隻是超產部分歸社員個人，不存在反對集體經濟的問題。”
圍繞包產到戶問題，分歧在擴大，矛盾在加深，北戴河的政治風雲也在變。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帶頭批判“安徽的責任田是單幹，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對集體經濟”。從而加劇了黨內鬥爭的發展，形成批鄧子恢一邊倒的局麵。
同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又進一步從階級鬥爭的高度繼續批判鄧子恢，說他“一貫反對合作化”“一貫主張單幹”“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者，是民主主義者”。鄧子恢領導的中央農村工作部，也被錯批為“十年一貫製”“沒有辦一件好事”而撤銷了。問題嚴重到如此地步，全是包產到戶引發的，因此人們長期視“包產到戶”為洪水猛獸，談“戶”色變。包產到戶成了“單幹”“資本主義”的同義語或代名詞，人們諱之莫深。
豐澤園裏的促膝長談：“是翻一番，還是翻半番”
然而，包產到戶作為一種經營形式，卻以它特有的生命力潛隱在農村，伺機頑強表現自己，以求東山再起。鄧子恢這位頑強的革命老人，雖然遭受嚴厲批判，失去了農村工作部部長和副總理的職務，但他仍心係農民，堅信包產到戶是農村改革和發展生產的希望之光。1964年他身患嚴重的糖尿病，卻化名為李建中，先後到廣西玉林和桂州蹲點兩年搞四清。這期間，他用保密的方式瞞著區黨委領導，在農村基層暗地裏搞包工到組、包產到戶的實驗。四個試點區的實驗效果都很好，統計表明：那一年的田間管理，是合作化以來管理最及時、質量最好的一年：糧食產量，也是合作化以來增產幅度最大的一年（增長37.5%）。然而不幸的是1966年5月“文革”驟起，鄧子恢被迫終止包產到戶的試驗，奉召回京參加運動，接受無休止地批判，但他始終認為“包產到戶沒有錯”。
曆史是無情的，但又是公正的。經過數十年風霜雪雨的實踐和艱苦探索，我國農村工作中的一些大是大非，終於真相大白，有了公論。過去給鄧子恢戴的“小腳女人”“刮單幹風”“右傾機會主義”等帽子，已被實踐證明是曆史的誤會。鄧子恢在農村工作的幾場大爭論中，始終堅持不惟書、不惟上、隻惟實，無私無畏，敢於從實際出發，長期為億萬群眾利益爭鳴、呐喊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再度為人們傳誦，而且載入史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正式為鄧子恢平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鄧子恢等同誌提出了農業中要實行生產責任製的觀點……在當時和以後都有重大的意義。”這是對鄧子恢公正和崇高的曆史評論。鄧子恢離開人世已經23年了，今年8月是鄧子恢延辰100周年紀念，緬懷鄧老的豐功偉績，回顧他走過的坎坷曲折道路，重溫他經受的風霜雨雪，我們深感他不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卓越的農民運動和農村問題專家，他的崇高品德和偉大形象將永遠聳立在億萬人民的心中。
第三節 陳永貴作客中南海全中國人民學大寨
陳永貴毫不怯場。他不拿講稿，手不時地在空中比畫著。毛澤東說：“山西出人才呀。×××到南方就很有成績麽。”1964年似乎是頗為平淡的一年，惟一引起全世界矚目的事隻有第一顆原子彈的試爆成功。
陳永貴的匯報非常合乎時代精神
昔陽縣最早的共產黨員李一清當時是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他聽說毛澤東主席對昔陽幹部參加勞動做了批示，便回到老家去看看。聽了縣委幹部在匯報中談到大寨，又去大寨一看，聽陳永貴一講，這位1927年便在太原進山中學投身革命的老共產黨員似乎重溫了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麽一股勁，那麽一種拚命精神，竟不回武漢，掉頭直奔省會太原，找山西省委的領導人鼓吹大寨。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昔陽縣委書記，與昔陽的關係稱得上是千絲萬縷，有點什麽事差不多都知道，自然也熟悉大寨。李一清這樣一位知根知底的人講了，按說也就足夠了。可是李一清被大寨人的精神感動了，意猶未盡，又跑到北京去講大寨。找了國家計委，找了華北局書記李雪峰，又找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1963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華北局在太原開會，專門聽取了陳永貴的匯報。1964年1月，陳永貴奉召到國務院有關部門匯報。陳永貴的匯報毫無八股氣，十分生動，又非常合乎當時的時代精神。在剛剛掀起的“向雷鋒同誌學習”的熱潮之中，國務院有關部門安排陳永貴在人民大會堂向首都各界萬餘名代表匯報。
1964年1月19日，陳永貴頭上裹著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會堂的講台。麵對著萬餘名衣著筆挺的聽眾和台下閃爍的各級軍官的肩章，陳永貴毫不怯場。他不拿講稿，手不時地在空中比畫著，把爛熟於心的大寨建設史講得眉飛色舞。聽眾們盯著這位不同凡響的農民打扮的大隊書記，隨著陳永貴講的那些新鮮生動的英雄般的故事，時而振奮，時而沉靜，時而發出笑聲。講到精彩處，陳永貴還不緊不慢地端起茶杯喝上一口，大廳中靜得連那茶水下咽的咕嘟聲都清晰可聞。
陳永貴著重講的正是在大寨曆史中表現出來的戰無不勝的精神力量。他講合作化，講三戰狼窩掌，講抗災，講三不要三不少，講自力更生的十大好處，講憑著人的誌氣打糧食。他的報告與當時彌漫在全社會的理想主義精神很合拍，大家聽了使勁鼓掌，報告大獲成功。
半個月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舉辦了專題連續廣播：“學大寨，趕大寨”，還播送了陳永貴的傳奇般的講話。節目播出後，中央台收到了13個省市上百封聽眾來信。這些幾十年前的舊信可以向今天的人民傳達出當時的社會氣氛，傳達出那時的社會輿論對人的誌氣、意誌、幹勁和精神力量的高度推崇，也可以證明一個學大寨的運動正在自發地形成。
北京郊區的農民邢鳳德在信中寫道：“要建設社會主義就要樹立堅強的革命意誌，頑強的戰鬥精神，付出艱巨的勞動。陳永貴同誌說得對：‘世界是人鬧的，山再大，溝再深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相信這句話。隻要我們艱苦奮鬥，就能戰勝一切困難。我曾經想過我們隊的底子薄，土地少，每人平均二畝地，工作有困難，比不了別的隊土地多。這次聽了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扭轉了我的思想認識……我們要學習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正如陳永貴同誌指出的：‘幹革命就得有幹勁，不能靠國家扶著走。’”
河北聽眾劉致芳寫道：“大寨人民知道，要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聽毛主席的話，長革命的誌氣，奮發圖強，自力更生。這是方向。方向明確了，路就走對了。這就是大寨之路，也是全國人民的路。”
河北農民馮書範在信中寫道：“起初，我聽廣播後向大家介紹大寨人民的模範事跡，後來幹脆，他們都直接到我家聽廣播。社員趙希讚怕來晚了，每天晚上顧不上吃飯拿著幹糧就往我家跑。我的屋裏每天晚上都擁得滿滿的。白天在生產中大家都以大寨人民為鏡子，對照自己的幹勁和行動。”
廣西大新縣幹部社員在信中寫道：“大寨能夠條條山溝種地，坡坡嶺嶺打糧，我們為什麽不能做到呢？”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以《大寨之路》為題的長篇通訊。這篇由新華社記者宋莎蔭執筆寫成的通訊生動而耐讀，非常引人注目。通訊一發表立刻引起轟動。所謂大寨之路，在宋莎蔭的筆下，就是組織千百萬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就是以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奪取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勝利的道路。大寨十多年走過的路，最主要的經驗是抓人的思想轉變，樹立集體主義思想，把個人融於集體，克服自私心理。這一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通欄標題正是緊緊扣住了革命精神和農村建設這兩個要點，即：“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這是專為《大寨之路》配發的社論。中共中央機關報以最高的規格為這個感染了無數中國人的村莊敲響了鑼鼓。
中國早就需要一個路標式的樣板村了。習慣於大搞群眾運動，擅長於以點帶麵、典型引路的中國共產黨人，早在七年前合作化完成之後就該樹立這樣一個樣板，可是這種需要被大躍進掀起的狂熱掩蓋並轉移了。大躍進失敗後，農村究竟該怎麽搞的問題又提上了日程。毛澤東擊退了“單幹風”“三自一包”，開始搜索他中意的典型。顯然，能夠使毛澤東主席動心的典型必須合乎中國革命的傳統，也就是高度發揮人的獻身精神和革命英雄主義氣概，有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麽一股勁，同時又必須能夠成功地解決中國人多地少、一窮二白，除了自己的兩隻手再無所依靠的現實問題。
1964年3月23日，毛澤東到河北邯鄲參加四清工作座談會，停車於邯鄲火車站。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奉命前去匯報工作。陶魯笳向毛澤東介紹了大寨。毛澤東聽了，說：“是啊，我在報上見過文章呀。”說著就叫秘書拿過報紙來看。這時距《人民日報》發表《大寨之路》已經將近一個半月，而這份報紙還在毛澤東的專列上。
毛澤東說：“山西出人才呀。×××到南方就很有成績麽。”
毛澤東又問陶魯笳：“陳永貴識不識字呀？”
毛主席威望很高，一呼百應。在那種局勢下，實際上任何人都幫不了鄧子恢的忙。頓時，全國上下都在按主席的講話精神反右傾，轉思想，加速度，掀高潮。各地一批據說是“頂著右傾風暗藏下的硬骨頭社”，突然像雨後春筍般湧現，“先進材料”不斷上報中央。毛主席很欣賞這些材料，親自選閱、編印《怎樣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後改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還執筆寫了許多編者按語。
同年10月，毛主席在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又作了《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的報告，鄧子恢和中央農村工作部被升級批判為“右傾機會主義”。於是，農業合作化的高潮果然迅速出現在全國各地，“形勢確實喜人”。早先陷蔽的左傾情緒，此時也乘機興起。幸好被敏感的毛主席察覺，他曾建議各地黨委“刹車”，但未能如願刹住。農業合作化一旦在政治運動方式的驅動下，往往會以特有慣性繼續向前滑行。
據統計，從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秋，不到一年時間，我國農業合作化，即以萬馬奔騰之勢迅猛發展。不僅完成了初級合作化，而且神奇地達到了合作化的高級階段。1955年10月黨的七屆六中全會上，毛主席還重申以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從1953年算起，共15年）基本完成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如今隻用三年就化成功了，速度之快堪稱奇跡。然而，超速發展帶來的問題，也接踵而至。較為普遍的是農民鬧退社、散社現象，此起彼伏，各省均有，而且是農民自發形成的。浙江又一次成為鬧退社的突出典型，仙居縣的農民甚至將縣政府和公安局的門窗都砸了。遺憾的是有些地方領導未能把這些現象視為超速發展、違背農民利益所致，而是簡單歸結為階級鬥爭，並決定用大辯論、大批判的方式來擊退“階級敵人和富裕中農的進攻”。
農村的大批判、大辯論，暫時製止了農民退社、散社的浪潮，又一次推動了農業社的“大發展”。農村中原有的問題被掩蓋和忽視了。在農業社很不鞏固，尚須做大量鞏固和完善工作的情況下，我國農村緊接著又快馬加鞭，迅速掀起了熱火朝天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生產關係的改革再次登上了“新台階”。
這些就是我國農業合作化大爭論和種種曆史背景和史實。
毛澤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工作，還要靠鄧老”
1955年以後。鄧子恢盡管屢遭錯誤的批判和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但他還是心係農民、一心為黨，矢誌不移。農業合作化高速發展和全麵實現公社化，在中國大地上先後成為社會現實，人們已無法改變。麵對這一社會現實，鄧子恢隻有把注意力轉移到潛心研究建立農業生產責任製上，他試圖以此作突破口，為我國農村經濟改革做出貢獻。
多年來，鄧子恢一直深感長期處於小農經濟的中國農民，隻有組織起來走互助合作化的道路，壯大集體經濟實力，才能擺脫貧困，走向富裕。因此，他堅定地協助毛主席領導農業合作化運動。但一旦合作社普遍建立起來後，他又不斷提醒人們：“不要為下邊一片叫好聲所迷惑，辦社容易鞏固難。”為糾正各地隻顧建社、不顧鞏固的偏向，他及時提出“整頓、鞏固合作社”，主張勤儉辦社，開展各種經營，增加收入；對社員實行按件付酬、包工包產、超產獎勵；牲畜分戶飼養，集體使用等等。
我國農業社高級化後，鄧子恢強調民主辦社、勤儉辦社和堅持按勞分配原則。為理順因高級化“一步登天”造成的經營管理混亂局勢，他戴著“小腳女人”“右傾機會主義”等政治帽子，繼續堅持深入農村基層調查，總結研究出一套“產包到隊、工包到組、田間零活包到戶”，“組分片、戶分塊，大活集體做、小活自己幹”等分工負責製，使產量和勞動質量兩個製度統一起來。
對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鄧子恢持反對態度。當時，他患病治療，但病中仍不忘關注農村工作，耳聞共產風、高指標、浮誇風等信息，內心極為不安。病情稍有好轉，他就不顧疲倦，趕赴“共產主義試點縣”——河北徐水縣，先後考察勞動軍事化、吃飯食堂化、吃飯不要錢等“新生事物”。回京後，他心情很不平靜，明確指出：“徐水是浮誇風、共產風的典型！”
那時，左傾思潮興盛，到處搞“拔白旗、插紅旗”，形成“批右一邊倒”的局麵。有的地方為放“衛星”、撈政治資本，還把幾畝稻苗積為一畝，搞“堆產田”。甚至違背自然規律，用電燈照明、鼓風機送風奪高產，而且大肆宣傳。鄧子恢對這些虛誇、造假現象，極為惱火。但當年10月，他在全國政協會上義正詞嚴地作專題發言，闡述合理密植、科學種田的道理，指出：“禾苗生長必須靠光合作用和必要的通風。過分密植，株行距過小，枝葉不通風，不透陽光，不能起光合作用，根係相互幹擾，作物反而不能正常生長，結果不能增產反而減產。”鄧子恢的發言受到人們的高度讚揚，有的說：“我最愛聽鄧老講求實際的發言。”稱他是最講求實際的人。
1960年前後，我國農村因天災人禍正處於嚴重困難時期，餓死人的問題不斷出現，舉國上下都在尋求解決難題的方案。年逾花甲、患有多種疾病的鄧子恢，又開始受到中央重視。1960年9、10月間，他受中央委托，率工作組先到山西、河北，後又到江蘇無錫，深入農村作調查研究。在無錫，他領導工作組創造性地草擬了一個《農村人民公社內務條例》，內容有社員權利和義務；公社三級所有製和個人所有製；管理權限；生產管理、財務管理；按勞分配、民主製度等等，試圖通過法規形式加強公社內部經營管理，解決平均主義，限製共產風和瞎指揮。回京後呈送周總理，並作了匯報。周總理喜形於色，十分讚賞鄧子恢的創舉，迅速轉呈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領導同誌。毛主席看後也很高興。
1961年3月，毛主席在廣州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專題討論農村工作，研究《人民公社工作條例》（即“六十條”），鄧子恢前往出席。會上，毛主席情緒很好，大聲詢問：“鄧老來了沒有？”致使與會者的目光頓時轉向鄧子恢。隨後，毛主席高度讚揚鄧子恢重視調查研究，稱鄧子恢是“農村工作專家”，說“他在山西、河北、江蘇的調查是對的，他的一些觀點和主張是正確的。我過去同鄧老有點小衝突，現在統一了，他是正確的。我同他的爭論從此結束”。“這幾年（農村）犯的錯誤（指共產風、浮誇風），沒有他的份。”“搞農村工作找誰呀！還是要找老鄧。你們不要瞧不起鄧老，他搞了一個《人民公社內務條例》，辦了一件好事！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工作，還是要靠鄧老。《人民公社條例》首先是鄧老倡議的，然後是總理的支持……”
這是1955年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嚴厲批評鄧子恢為“小腳女人”後，首次高度讚揚鄧子恢，承認鄧子恢是正確的，宣布爭論結束。這又一次出人意外，在黨內產生巨大影響。鄧子恢名聲大振，再度受到人們的普遍尊敬。
廣州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鄧子恢未立即回北京，他直接帶工作組在廣東、福建農村作進一步調查研究。他作為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親自召集社隊幹部開座談會，鼓勵人們說真話，暢所欲言，還到田頭、食堂、農戶訪問、查看，曆時45天。他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後，連續兩次向中央寫報告，如實反映民意，大膽建議：停辦食堂，基本口糧分到戶；取消供給製，貫徹按勞分配；耕畜農具歸生產隊所有，使用權與所有權合一；實行“三包一獎”製度；社隊規模應劃小，不宜過大；自留地允許超過5%。他還要求把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獨立經營，自負盈虧，以利解放生產力。中央很重視鄧子恢的意見，將他的兩個報告批轉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閱研。
同年10月3日，毛主席委托鄧子恢在中南海召開座談會，討論基本核算單位下放到生產隊。6日，毛主席聽了鄧子恢的匯報，讚成其意見，7日親自起草《關於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明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隨後，鄧子恢又率調查組南下，到河南、江西、福建了解中央指示落實情況，並及時向中央寫了報告，深受毛主席讚賞。11月23日，中央在批轉鄧子恢報告的同時，特別指示各省、市第一書記仿效鄧子恢的辦法，率工作組下鄉作十天左右的調查研究。當時，鄧老已成為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榜樣。
鄧子恢依然不跟“風”
這一時期，我國農村經濟形勢依然十分嚴峻，解決溫飽問題成了頭等大事。許多農民對人民公社的“大呼隆”“平均主義”不滿，有的自發實行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有的推行責任田，有的幹脆分田單幹。這些做法，當時雖然很難被一些領導人所接受，但確實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推動了生產的發展，解決了溫飽問題，深受農民歡迎。長期心係農民的鄧子恢，得悉這一情況後，精神為之振奮，立即派人到安徽淮南調查。他讚賞那裏“五統一”的聯產承包責任製，曾當麵支持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說：“你們的辦法好，我讚成！”
農村經濟形勢究竟如何？怎樣看待包產到戶責任製？當時人們眾說紛紜，分歧很大，成了中央機關和各地幹部普遍關注的焦點。既然毛主席讚揚鄧子恢是“農村工作專家”“農村工作要靠鄧老”，於是中央黨校、總後勤部、中央團校等黨政軍機關，都相繼邀鄧子恢作報告。他客觀地分析了農村的形勢和問題，明確支持安徽的包產到戶責任製，認為它能夠解決農村遇到的暫時困難。
1962年6月下旬，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華東區匯報安徽包產到戶責任製，鄧子恢同劉少奇、陳雲、鄧小平等一道支持推行包產到戶。鄧小平說過：“白貓黑貓，能抓住耗子就是好貓。”鄧子恢表示：“包產到戶是集體經濟管理的一種好形式，能夠調動集體和個人兩個積極性，有利於克服社員之間的平均主義，是搞好集體經濟經營管理的好路子。”接著，鄧子恢又到中南海見毛主席，詳細匯報中央農村工作部到安徽調查的情況。毛主席不讚成包產到戶。鄧子恢沒有灰心，又再派人到安徽淮北調查。淮南、淮北兩次調查的大量數據均表明：實行包產到戶比上年增產增收，群眾普遍滿意。
事也湊巧，這一期間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和第二書記王任重到廣西龍勝縣調查，研究那裏的包產到戶問題，並向中央寫了報告。他們認為在集中統一經營形式下的包產到戶，還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毛主席審閱了這份報告，親自寫批語指出：陶、王“所作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短短數語，用了兩個“馬克思主義”，鄧子恢感到包產到戶似乎露出了希望之光，於是決定趁熱打鐵。7月份的一天夜裏，他同副部長陳正人、廖魯言等人驅車前往中南海，再次向毛主席陳述支持包產到戶的種種觀點，這是一次艱巨的談話，又是談了一通宵。第二天早晨，他們才返回萬壽路大院。
鑒於當時黨內高層領導對包產到戶看法有分歧，支持者人數不少，反對者也不乏其人。因此，當有人看到鄧子恢剛從中南海回來時，理所當然打聽毛主席的態度。鄧子恢滿麵笑容，興奮地說：“主席同意試一試。”
黨中央最高領導人毛主席同意包產到戶可以試一試，這確實是一個好消息。鄧子恢立即布置有關人員準備安徽包產到戶的材料，以便出席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時推薦。有的同誌心有餘悸，勸鄧子恢：待中央明確表態後再提。而他卻毫不含糊地說：“怕什麽，不能為了保烏紗帽，不顧農民死活。為個人得失而不顧群眾利益，那還算是共產黨員？”
8月份，北戴河天氣晴朗、涼爽，中央工作會議如期召開，重點研究舉國上下普遍關心的農村問題。會上，人們對廣東、安徽的包產到戶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決定推舉廣東領導人牽頭，組織一個小組，起草有關包產到戶的文件。在這事關億萬農民切身利益的關鍵時刻，鄧子恢無疑表現得十分積極、活躍，他大力倡導包產到戶，為實現“試一試”鳴鑼開道。然而，像自然界有不測風雲一樣，中央工作會議的政治風雲也正孕育著急劇的變化，隨時都可能突變。一天，鄧子恢手持包產到戶的材料，滿懷希望去見毛主席。他滔滔不絕地陳述支持推行包產到戶的種種論點和論據。殊不知，毛主席此時已經有了新念頭，原先在中南海還答應允許試一試包產到戶，如今聽了某幾個人的進言，又不同意試一試了。鄧子恢不理解，也不相信毛主席會變得那麽快。他以為是自己的話沒有說透，因此繼續對毛主席做工作，試圖說服毛主席對包產到戶維持允許試一試的態度。而毛主席似乎已拿定主意，態度堅定，毫不鬆動。兩人辯來辯去，話不投機，鬧得不歡而散。毛主席很不滿意。
8月6日，毛主席在大會上公開表態：“已經包產到戶的，不要強迫糾正，要做工作。”隨之嚴厲指出：“現在就有鬧單幹之風，越到上層越大。”他批評鄧子恢“很自負，談了半天，就是聽不進意見，還在要求試一試。試什麽！中國農民不是試了幾千年了嘛”！這句反問語，威力很大，說服力很強。是啊，中國農民一家一戶生產，確有幾千年了，結果不好，還試什麽！原先讚成包產到戶的同誌，現在心悅誠服改變態度，稱讚毛主席高瞻遠矚，看得深，確實偉大。
8月9日，毛主席召集中心組成員開會，一開始就問：“為什麽不請鄧子恢同誌來！他不來，我們的對台戲唱不成。建議中心組再增加鄧子恢同誌。”鄧子恢確實倔強，依然不跟“風”。他在中心組發言說：“工業可以搞責任製，為什麽農民田間管理就不可以搞責任製。”“責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製問題，土地仍然是集體所有，隻是超產部分歸社員個人，不存在反對集體經濟的問題。”
圍繞包產到戶問題，分歧在擴大，矛盾在加深，北戴河的政治風雲也在變。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帶頭批判“安徽的責任田是單幹，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反對集體經濟”。從而加劇了黨內鬥爭的發展，形成批鄧子恢一邊倒的局麵。
同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又進一步從階級鬥爭的高度繼續批判鄧子恢，說他“一貫反對合作化”“一貫主張單幹”“不是社會主義革命者，是民主主義者”。鄧子恢領導的中央農村工作部，也被錯批為“十年一貫製”“沒有辦一件好事”而撤銷了。問題嚴重到如此地步，全是包產到戶引發的，因此人們長期視“包產到戶”為洪水猛獸，談“戶”色變。包產到戶成了“單幹”“資本主義”的同義語或代名詞，人們諱之莫深。
豐澤園裏的促膝長談：“是翻一番，還是翻半番”
然而，包產到戶作為一種經營形式，卻以它特有的生命力潛隱在農村，伺機頑強表現自己，以求東山再起。鄧子恢這位頑強的革命老人，雖然遭受嚴厲批判，失去了農村工作部部長和副總理的職務，但他仍心係農民，堅信包產到戶是農村改革和發展生產的希望之光。1964年他身患嚴重的糖尿病，卻化名為李建中，先後到廣西玉林和桂州蹲點兩年搞四清。這期間，他用保密的方式瞞著區黨委領導，在農村基層暗地裏搞包工到組、包產到戶的實驗。四個試點區的實驗效果都很好，統計表明：那一年的田間管理，是合作化以來管理最及時、質量最好的一年：糧食產量，也是合作化以來增產幅度最大的一年（增長37.5%）。然而不幸的是1966年5月“文革”驟起，鄧子恢被迫終止包產到戶的試驗，奉召回京參加運動，接受無休止地批判，但他始終認為“包產到戶沒有錯”。
曆史是無情的，但又是公正的。經過數十年風霜雪雨的實踐和艱苦探索，我國農村工作中的一些大是大非，終於真相大白，有了公論。過去給鄧子恢戴的“小腳女人”“刮單幹風”“右傾機會主義”等帽子，已被實踐證明是曆史的誤會。鄧子恢在農村工作的幾場大爭論中，始終堅持不惟書、不惟上、隻惟實，無私無畏，敢於從實際出發，長期為億萬群眾利益爭鳴、呐喊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再度為人們傳誦，而且載入史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央正式為鄧子恢平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指出：“鄧子恢等同誌提出了農業中要實行生產責任製的觀點……在當時和以後都有重大的意義。”這是對鄧子恢公正和崇高的曆史評論。鄧子恢離開人世已經23年了，今年8月是鄧子恢延辰100周年紀念，緬懷鄧老的豐功偉績，回顧他走過的坎坷曲折道路，重溫他經受的風霜雨雪，我們深感他不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傑出的馬克思主義者，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卓越的農民運動和農村問題專家，他的崇高品德和偉大形象將永遠聳立在億萬人民的心中。
第三節 陳永貴作客中南海全中國人民學大寨
陳永貴毫不怯場。他不拿講稿，手不時地在空中比畫著。毛澤東說：“山西出人才呀。×××到南方就很有成績麽。”1964年似乎是頗為平淡的一年，惟一引起全世界矚目的事隻有第一顆原子彈的試爆成功。
陳永貴的匯報非常合乎時代精神
昔陽縣最早的共產黨員李一清當時是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他聽說毛澤東主席對昔陽幹部參加勞動做了批示，便回到老家去看看。聽了縣委幹部在匯報中談到大寨，又去大寨一看，聽陳永貴一講，這位1927年便在太原進山中學投身革命的老共產黨員似乎重溫了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麽一股勁，那麽一種拚命精神，竟不回武漢，掉頭直奔省會太原，找山西省委的領導人鼓吹大寨。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是抗日戰爭時期的昔陽縣委書記，與昔陽的關係稱得上是千絲萬縷，有點什麽事差不多都知道，自然也熟悉大寨。李一清這樣一位知根知底的人講了，按說也就足夠了。可是李一清被大寨人的精神感動了，意猶未盡，又跑到北京去講大寨。找了國家計委，找了華北局書記李雪峰，又找了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1963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華北局在太原開會，專門聽取了陳永貴的匯報。1964年1月，陳永貴奉召到國務院有關部門匯報。陳永貴的匯報毫無八股氣，十分生動，又非常合乎當時的時代精神。在剛剛掀起的“向雷鋒同誌學習”的熱潮之中，國務院有關部門安排陳永貴在人民大會堂向首都各界萬餘名代表匯報。
1964年1月19日，陳永貴頭上裹著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會堂的講台。麵對著萬餘名衣著筆挺的聽眾和台下閃爍的各級軍官的肩章，陳永貴毫不怯場。他不拿講稿，手不時地在空中比畫著，把爛熟於心的大寨建設史講得眉飛色舞。聽眾們盯著這位不同凡響的農民打扮的大隊書記，隨著陳永貴講的那些新鮮生動的英雄般的故事，時而振奮，時而沉靜，時而發出笑聲。講到精彩處，陳永貴還不緊不慢地端起茶杯喝上一口，大廳中靜得連那茶水下咽的咕嘟聲都清晰可聞。
陳永貴著重講的正是在大寨曆史中表現出來的戰無不勝的精神力量。他講合作化，講三戰狼窩掌，講抗災，講三不要三不少，講自力更生的十大好處，講憑著人的誌氣打糧食。他的報告與當時彌漫在全社會的理想主義精神很合拍，大家聽了使勁鼓掌，報告大獲成功。
半個月後，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舉辦了專題連續廣播：“學大寨，趕大寨”，還播送了陳永貴的傳奇般的講話。節目播出後，中央台收到了13個省市上百封聽眾來信。這些幾十年前的舊信可以向今天的人民傳達出當時的社會氣氛，傳達出那時的社會輿論對人的誌氣、意誌、幹勁和精神力量的高度推崇，也可以證明一個學大寨的運動正在自發地形成。
北京郊區的農民邢鳳德在信中寫道：“要建設社會主義就要樹立堅強的革命意誌，頑強的戰鬥精神，付出艱巨的勞動。陳永貴同誌說得對：‘世界是人鬧的，山再大，溝再深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相信這句話。隻要我們艱苦奮鬥，就能戰勝一切困難。我曾經想過我們隊的底子薄，土地少，每人平均二畝地，工作有困難，比不了別的隊土地多。這次聽了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扭轉了我的思想認識……我們要學習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正如陳永貴同誌指出的：‘幹革命就得有幹勁，不能靠國家扶著走。’”
河北聽眾劉致芳寫道：“大寨人民知道，要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聽毛主席的話，長革命的誌氣，奮發圖強，自力更生。這是方向。方向明確了，路就走對了。這就是大寨之路，也是全國人民的路。”
河北農民馮書範在信中寫道：“起初，我聽廣播後向大家介紹大寨人民的模範事跡，後來幹脆，他們都直接到我家聽廣播。社員趙希讚怕來晚了，每天晚上顧不上吃飯拿著幹糧就往我家跑。我的屋裏每天晚上都擁得滿滿的。白天在生產中大家都以大寨人民為鏡子，對照自己的幹勁和行動。”
廣西大新縣幹部社員在信中寫道：“大寨能夠條條山溝種地，坡坡嶺嶺打糧，我們為什麽不能做到呢？”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了以《大寨之路》為題的長篇通訊。這篇由新華社記者宋莎蔭執筆寫成的通訊生動而耐讀，非常引人注目。通訊一發表立刻引起轟動。所謂大寨之路，在宋莎蔭的筆下，就是組織千百萬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就是以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奪取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三大革命勝利的道路。大寨十多年走過的路，最主要的經驗是抓人的思想轉變，樹立集體主義思想，把個人融於集體，克服自私心理。這一天，《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通欄標題正是緊緊扣住了革命精神和農村建設這兩個要點，即：“用革命精神建設山區的好榜樣。”這是專為《大寨之路》配發的社論。中共中央機關報以最高的規格為這個感染了無數中國人的村莊敲響了鑼鼓。
中國早就需要一個路標式的樣板村了。習慣於大搞群眾運動，擅長於以點帶麵、典型引路的中國共產黨人，早在七年前合作化完成之後就該樹立這樣一個樣板，可是這種需要被大躍進掀起的狂熱掩蓋並轉移了。大躍進失敗後，農村究竟該怎麽搞的問題又提上了日程。毛澤東擊退了“單幹風”“三自一包”，開始搜索他中意的典型。顯然，能夠使毛澤東主席動心的典型必須合乎中國革命的傳統，也就是高度發揮人的獻身精神和革命英雄主義氣概，有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麽一股勁，同時又必須能夠成功地解決中國人多地少、一窮二白，除了自己的兩隻手再無所依靠的現實問題。
1964年3月23日，毛澤東到河北邯鄲參加四清工作座談會，停車於邯鄲火車站。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奉命前去匯報工作。陶魯笳向毛澤東介紹了大寨。毛澤東聽了，說：“是啊，我在報上見過文章呀。”說著就叫秘書拿過報紙來看。這時距《人民日報》發表《大寨之路》已經將近一個半月，而這份報紙還在毛澤東的專列上。
毛澤東說：“山西出人才呀。×××到南方就很有成績麽。”
毛澤東又問陶魯笳：“陳永貴識不識字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