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急於求成反冒進！仗義執言受冤屈(20)
彭德懷的眼睛模糊了。他萬萬沒有想到在這種場合，竟站起一位錚錚鐵骨的漢子為他鳴冤叫屈，打抱不平！他用崇敬的目光將被逮捕的鍾偉送出了會場，直到那剛武不屈的身影在他的視野中消失：他們要把你押到哪裏去呀？鍾偉啊鍾偉，你可要珍重啊！從此以後，彭德懷一直在心裏念叨鍾偉。遺憾的是，自從這次會議之後，鍾偉被削官罷職，一撤到底，押回老家勞動改造去了。彭德懷當然也就再無機會見到鍾偉了。直到“四人幫”垮台後，“鍾偉事件”才得以平反，鍾偉則於1984年逝世。
“鍾偉事件”被很快平息了，但它給會議帶來的影響久久不能消失。
不少人私下議論：廬山是彭、黃、張、周，北京是鄧（華）、洪（學智）、萬（毅）、鍾（偉），會議再往下進行，是否還要再揪出幾個呢？事態發展實在難以預料，就看誰撞在“槍口”上！
為了挽回“鍾偉事件”的影響，林彪在大會上聲色俱厲地講了一番話：“鍾偉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的，他這顆‘定時炸彈’的自我爆炸，是按預定時間有計劃有步驟進行的。這證明我們這次會開得是成功的，是有收獲的。他要爆炸，總比不爆炸好麽。等他鑽到你椅子底下再爆炸，就晚了。還是早發現、早爆炸的好！我勸那些沒有來得及響的‘定時炸彈’們，還是早點暴露出來的好，等到識破了，拉出來了，那就隻有落得個身敗名裂的可恥下場。我這樣說的目的，是要大家積極行動起來，進一步肅清彭德懷反黨反毛主席及其反動軍事路線的流毒和影響，用毛主席無產階級建軍路線把我們的頭腦武裝起來。”
“……我們與彭德懷及其死黨的鬥爭，不能局限於他們的某件事、某些言論，不能憑感情用事，要上升到路線鬥爭的高度去認識、去分析、去批判！與他們的決裂，首先要從思想感情上一刀兩斷！你感情上恨不起來，認識就上不去，覺悟就提不高。我們要牢牢銘記毛主席的教導：‘不要憐惜蛇一樣的惡人。’不要以為蛇凍僵了，就不會再傷人，等它得到恢複的時機，它就會更加惡毒地咬你一口！”
林彪的話既是一種煽動，也是一種威嚇。他要用鐵的手腕使大家在感情上對彭德懷恨起來，對他林彪敬起來。不然，他的施政綱領就不會有人接受。在座的是全軍的要員，征服了他們，就統帥了全軍。如何征服？最靈驗的一著就叫“挖心戰”。
他十分清楚，盡管還沒有向全國人民正式宣布，但事實上他已經當上了國防部長，全麵主持軍委工作。可惜他的權威不夠，他長期給人們留下的弱不禁風的病人形象一時不易抹去。
他當然記得：1950年，朝鮮戰爭吃緊，中國政府決定派兵援朝抗美。在毛澤東的“點將牌”上，就有他林彪的名字。恰在此時，他的“病”越來越“嚴重”了。什麽病呀？答曰：怕光、怕風、怕水、怕聲音、怕……竟到了“見風感冒，見水拉稀”的地步。就為這，他在北戴河的別墅選了好幾處，非要找一個看不到海水、聽不到浪聲，但又有著海邊新鮮空氣的地方不可。他的住室窗戶，要用三層厚窗簾嚴嚴實實地遮住光、擋住風，空氣要進行過濾。外人進邸，必須經過紫外線消毒間方可入內。他出現在人們麵前時，總是一副疲倦、瘦弱的病人樣子。
他的“病”引起毛澤東的關注：你不去朝鮮自然由彭德懷去，治病要緊嘛。並一再指示負責中央首長保健工作的總後勤部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將軍組織專家對林彪身體做一次全麵、細致地檢查。林彪一見到傅連璋便呻吟道：“傅部長呀，我活不了啦，你要救我呀！”
鑒於林彪建康狀況日益“惡化”，傅連璋組織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各科專家，給林彪會診。蕭華還代表黨中央參加了會診小組。會診前，林彪特意讓葉群出麵找傅連璋，暗示他最好先給林彪開一個疾病證明。作為從長征時就擔任中央領導人的保健醫生的傅連璋，當然不能苟同。經過專家們對林彪身體各係統的全麵檢查，沒有發現主要器官的嚴重器質性病變，隻是許多症狀與精神因素有關，也與他吸毒成癖有關。會診後，傅連璋將林彪健康情況向葉群做了交代，要她注意讓林彪多曬曬太陽，多散散步，多呼吸呼吸室外的新鮮空氣，並要多吃些蔬萊和水果，多喝些茶水。傅連璋還親自勸告林彪：若要長壽，請戒嗎啡啊！
事後，傅連璋把會診結果如實地向中央做了匯報，並婉轉地告訴毛澤東：林彪鑽進“白粉”裏怕是不能自拔了。其實，毛澤東早就知道林彪有吸毒的惡習。借此機會，毛澤東特地抄錄了一首曹操的詩《龜雖壽》贈送林彪，要他自重，引以為戒。
林彪裝病的真相在一定程度上敗露了。為此，他對傅連璋恨之入骨，他要找機會陷害傅連璋。後來，機會終於找到了——“文革”中，林彪死黨邱會作給年逾古稀的傅連璋將軍戴上了“三反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帽子，說“傅連璋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度”“在林彪副統帥患病時，不給藥吃，還威脅、陷害林副統帥，手段何其毒也！”緊接著傅連璋的家被抄，人被鬥，作為一個憑人道和醫術終生行醫的傅連璋，卻始終弄不清這到底是為什麽？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報告自己的景況。信中寫到：“我跟隨你幾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幾十年來我有什麽錯誤，從來沒有人跟我談過，現在突如其來地說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麽回事，我實在弄不明白。就算我樣樣事都做錯了，那麽1934年你在雩都病危時，我挽救了你生命，總是對的吧？希望你現在也能救我一命。”多麽催人淚下的信，多麽微薄的希望，多麽可憐的請求！此時正忙於發動“文革”的毛澤東也動了一點惻隱之心。他在傅連璋的信上批示：“此人非當權派，又無大罪，似應予以保護。”
可是，整天手搖語錄本的林彪、邱會作對毛澤東的批示根本置之不理，傅連璋也根本得不到毛澤東想保他的消息。在所謂的“群眾義憤”下，傅連璋將軍肋骨被打斷，頭被打破，於1968年3月29日淩晨，“熟睡”在監獄中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再也沒有睜開眼睛。
其實，從另一種角度看，林彪又十分“感謝”傅連璋：是你傅連璋給毛澤東提供了一個可靠的信息，我林某人是裝病，也就是說，我在待價而沽。
於是，在黨內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認識出現嚴重分歧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找林彪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會談。林彪曲意逢迎，毛澤東找到了知音。毛澤東決定讓林彪重振雄風，在關鍵時刻助他一臂之力。
林彪感激涕零。他比毛澤東小14歲——他把自己當做毛澤東的“學生”。他慶幸自己找到了一條向權力高峰攀登的最佳“捷徑”！
於是，林彪異常賣力地組織對彭德懷的批判。他要樹一樹自己的權威，他要拉起隊伍，他要掃除晉升路上的障礙。
1959年9月8日，康生建議林彪將毛澤東9月1日《給詩刊編輯部的第二封信》拿到批判會上宣講。
林彪即刻心領神會了。
康生說：“這可是給你提供的重磅炮彈。”
林彪說：“很好！會議急需重磅炮彈來增濃氣氛！”
毛澤東的話通過林彪那拿腔拿調的嘴，再通過擴音器的特有效果，更顯得聲色俱厲：“毛主席在信中指出：近日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總路線‘錯誤嚴重’，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糟了，等等，把社會主義的晴朗天空，吹得烏雲翻滾，一團漆黑！”
“毛主席對他們這種倒行逆施的反動行徑給予了嚴正的譴責：國內掛著‘共產主義’招牌的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是揀起幾片雞毛蒜皮，當做旗幟，向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攻擊，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
將軍們大惑不解的是，這些話裏哪些是毛澤東說的，哪些是林彪說的呢？可又一揣度，似也不必深究：毛澤東說的如何，林彪說的又如何，不都是堅決執行嗎？反正二者合一，同等的重要，同等的威嚴。
接下去的批判會，變成了表態會。既然人人想過關，當然人人都得表態。批彭反右——這是毛澤東定的“主旋律”，你就跟著“大合唱吧”，濫竽充數也好，隨聲附和也好，如影隨形也好，千萬當心，別走了神，別跑了調，別錯了節拍。
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等領導人和幾位元帥，也都先後到會，做了表態性發言。
劉少奇在講話中形象地比喻說：“飛機從北京飛向南京，它的航線總不會筆直的，總是忽左忽右，有上有下。但要看到它的大方向不變，總是要飛到南京去的。大運動嘛，難免出現一些問題。隻要是動機好、效果好，就不應該把它看得那麽嚴重；隻要大方向對頭，就不要過多強調它采取什麽方式方法。我們忽視了這條，這個教訓是要總結的，今後工作才會做好。”
這段話，當然是巧妙的折衷主義：既肯定了“三麵紅旗”“方向對頭”，又暗中偏袒了彭德懷。這段話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成了指控劉少奇“反黨”的一條罪狀。
但劉少奇在講了上麵這段話之後，對彭德懷的批判也是很苛刻的，所依據的“事實”也是與毛澤東一致的。這就是：第一，彭德懷曾參加過高饒反黨聯盟；第二，彭德懷組織了“軍事俱樂部”；第三，彭德懷“裏通外國”；第四，彭德懷在廬山“急於發難”。
彭德懷聽了，氣憤地將鉛筆一摔，閉上眼睛。
周恩來的講話很沉重，他除了批評彭德懷等人在廬山的表現是欠妥的、不慎重之外，主要講了自己的責任，“沒有將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懷同誌過問此事，釀成今日的錯誤。”但周恩來沒有想到，他的這番話很快傳到了毛澤東耳朵裏。毛澤東笑了笑說：“他曆來如此，和稀泥。”
幾位元帥的發言並沒有從“高度原則”進行大批大轟，是將幾十年來彼此間對一些事情的不同理解數叨了一番。他們的大半生都泡在了戰場上，他們互相間的爭論都是講打仗，講哪一“炮”放得不響，哪一“車”踏得不是地方。
迫於形勢，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總司令朱德不得不在會上做了檢討。這個檢討被印發縣、團級以上黨的組織。
陳雲是惟一沒有在會上表態的人。他從廬山會議到軍委擴大會議，一直緘口沉默。他以無聲表達著自己意念。林彪向毛澤東報告說，陳雲簡直像一尊瘟神，不言不語，可眼睛很怕人。毛澤東說：“他總以為看得很遠，瞻前顧後，一貫右傾。”
古人雲：悲莫大於無聲。陳雲的“無聲”不僅申訴悲涼心境，更多的是抒發憂患意識，無聲中凝聚著信念、力量和使命，燃燒著熾熱的希望和永無窮期的探尋精神。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細節是，即將接任總參謀長的羅瑞卿，這位性情耿直的大將，一聽到“彭德懷反毛主席”的消息，神聖的信仰不容理智的大腦略加思索，當即得出一個結論：“毛主席正確！”於是，為了查出彭德懷、黃克誠的“軍事俱樂部”，他將隨同彭德懷出訪八國的王樹聲、張宗遜、蕭華、楊得誌、陳伯鈞、陳熙、張學思、路揚、朱開印等人召集起來，想從出記八國的角度揭開內幕。他形象地比喻說：彭德懷是三國時蜀國的大將魏延，毛主席是軍師諸葛亮。魏延腦後長有反骨，諸葛亮知道此事，臨終作了安排，防止了魏延叛變。彭德懷腦後長沒長“反骨”，毛主席是知道的。所以，毛主席趁自己還健在，必須盡早采取措施，解決彭德懷的問題。
可是，揭來揭去，一無所獲。羅瑞卿感到悵惘，他信仰的支柱在震撼中發生傾斜：難道我錯了嗎？到了1966年8月16日，在報刊上公布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時候，羅瑞卿被作為彭德懷的“死黨”一起揪了出來，並冠以“資產階級的大陰謀家、大野心家”等罪名，開始了囚禁生活。這位不諳水性，而為保證毛澤東暢遊長江的安全不惜半路出家學會了遊泳的虎將，此時方大徹大悟：原來彭德懷也是這樣挨整的呀！看來挨整的人未必真有什麽罪過！於是，他在平反冤假錯案、反對個人迷信的鬥爭中勇敢地站到了前麵。
在軍委擴大會議期間，彭德懷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主席：
八屆八中全會和軍委擴大會議，對我的錯誤進行徹底地揭發和批判，消除了製造黨內分裂一個隱患，這是黨的偉大勝利，也給了我改正錯誤的最後機會。我誠懇地感謝你和其他同誌對我的耐心教育和幫助。這次黨對我的錯誤進行係統地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隻有這樣，才能夠使我真正認識到錯誤的極端危險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錯誤在黨內外的惡劣影響。現在我深刻體會到，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是極端嚴重的。現在，我已認識到黨和人民培養我這樣一個人，付出了多麽大的代價。如果不是及時得到徹底揭發和批判，其危險性又是多麽可怕！過去由於自己的資產階級立場作怪，將你對我善意懇切的批評，都當做是對自己的打擊。自己都沒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錯誤頑症得不到醫治。30餘年來辜負了你對我的教導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難以言狀。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也對不起你。今後必須下很大功夫，繼續徹底反省自己的錯誤，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來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證晚年不再做危害黨和人民的事情。為此請求中央考慮，在軍委擴大會議結束以後，請允許我學習或者離開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邊學習，一邊參加勞動，以便在勞動人民集體生活中得到鍛煉和思想改造。是否妥當，請考慮示複。
敬禮
彭德懷
1959年9月9日
毛澤東接到此信，閱後即作了批示：
此件印發各級黨組織，從中央到支部。印發在北京開會的軍事，外事會議各同誌。
“鍾偉事件”被很快平息了，但它給會議帶來的影響久久不能消失。
不少人私下議論：廬山是彭、黃、張、周，北京是鄧（華）、洪（學智）、萬（毅）、鍾（偉），會議再往下進行，是否還要再揪出幾個呢？事態發展實在難以預料，就看誰撞在“槍口”上！
為了挽回“鍾偉事件”的影響，林彪在大會上聲色俱厲地講了一番話：“鍾偉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的，他這顆‘定時炸彈’的自我爆炸，是按預定時間有計劃有步驟進行的。這證明我們這次會開得是成功的，是有收獲的。他要爆炸，總比不爆炸好麽。等他鑽到你椅子底下再爆炸，就晚了。還是早發現、早爆炸的好！我勸那些沒有來得及響的‘定時炸彈’們，還是早點暴露出來的好，等到識破了，拉出來了，那就隻有落得個身敗名裂的可恥下場。我這樣說的目的，是要大家積極行動起來，進一步肅清彭德懷反黨反毛主席及其反動軍事路線的流毒和影響，用毛主席無產階級建軍路線把我們的頭腦武裝起來。”
“……我們與彭德懷及其死黨的鬥爭，不能局限於他們的某件事、某些言論，不能憑感情用事，要上升到路線鬥爭的高度去認識、去分析、去批判！與他們的決裂，首先要從思想感情上一刀兩斷！你感情上恨不起來，認識就上不去，覺悟就提不高。我們要牢牢銘記毛主席的教導：‘不要憐惜蛇一樣的惡人。’不要以為蛇凍僵了，就不會再傷人，等它得到恢複的時機，它就會更加惡毒地咬你一口！”
林彪的話既是一種煽動，也是一種威嚇。他要用鐵的手腕使大家在感情上對彭德懷恨起來，對他林彪敬起來。不然，他的施政綱領就不會有人接受。在座的是全軍的要員，征服了他們，就統帥了全軍。如何征服？最靈驗的一著就叫“挖心戰”。
他十分清楚，盡管還沒有向全國人民正式宣布，但事實上他已經當上了國防部長，全麵主持軍委工作。可惜他的權威不夠，他長期給人們留下的弱不禁風的病人形象一時不易抹去。
他當然記得：1950年，朝鮮戰爭吃緊，中國政府決定派兵援朝抗美。在毛澤東的“點將牌”上，就有他林彪的名字。恰在此時，他的“病”越來越“嚴重”了。什麽病呀？答曰：怕光、怕風、怕水、怕聲音、怕……竟到了“見風感冒，見水拉稀”的地步。就為這，他在北戴河的別墅選了好幾處，非要找一個看不到海水、聽不到浪聲，但又有著海邊新鮮空氣的地方不可。他的住室窗戶，要用三層厚窗簾嚴嚴實實地遮住光、擋住風，空氣要進行過濾。外人進邸，必須經過紫外線消毒間方可入內。他出現在人們麵前時，總是一副疲倦、瘦弱的病人樣子。
他的“病”引起毛澤東的關注：你不去朝鮮自然由彭德懷去，治病要緊嘛。並一再指示負責中央首長保健工作的總後勤部衛生部副部長傅連璋將軍組織專家對林彪身體做一次全麵、細致地檢查。林彪一見到傅連璋便呻吟道：“傅部長呀，我活不了啦，你要救我呀！”
鑒於林彪建康狀況日益“惡化”，傅連璋組織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各科專家，給林彪會診。蕭華還代表黨中央參加了會診小組。會診前，林彪特意讓葉群出麵找傅連璋，暗示他最好先給林彪開一個疾病證明。作為從長征時就擔任中央領導人的保健醫生的傅連璋，當然不能苟同。經過專家們對林彪身體各係統的全麵檢查，沒有發現主要器官的嚴重器質性病變，隻是許多症狀與精神因素有關，也與他吸毒成癖有關。會診後，傅連璋將林彪健康情況向葉群做了交代，要她注意讓林彪多曬曬太陽，多散散步，多呼吸呼吸室外的新鮮空氣，並要多吃些蔬萊和水果，多喝些茶水。傅連璋還親自勸告林彪：若要長壽，請戒嗎啡啊！
事後，傅連璋把會診結果如實地向中央做了匯報，並婉轉地告訴毛澤東：林彪鑽進“白粉”裏怕是不能自拔了。其實，毛澤東早就知道林彪有吸毒的惡習。借此機會，毛澤東特地抄錄了一首曹操的詩《龜雖壽》贈送林彪，要他自重，引以為戒。
林彪裝病的真相在一定程度上敗露了。為此，他對傅連璋恨之入骨，他要找機會陷害傅連璋。後來，機會終於找到了——“文革”中，林彪死黨邱會作給年逾古稀的傅連璋將軍戴上了“三反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帽子，說“傅連璋反對毛主席和林副主度”“在林彪副統帥患病時，不給藥吃，還威脅、陷害林副統帥，手段何其毒也！”緊接著傅連璋的家被抄，人被鬥，作為一個憑人道和醫術終生行醫的傅連璋，卻始終弄不清這到底是為什麽？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報告自己的景況。信中寫到：“我跟隨你幾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幾十年來我有什麽錯誤，從來沒有人跟我談過，現在突如其來地說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麽回事，我實在弄不明白。就算我樣樣事都做錯了，那麽1934年你在雩都病危時，我挽救了你生命，總是對的吧？希望你現在也能救我一命。”多麽催人淚下的信，多麽微薄的希望，多麽可憐的請求！此時正忙於發動“文革”的毛澤東也動了一點惻隱之心。他在傅連璋的信上批示：“此人非當權派，又無大罪，似應予以保護。”
可是，整天手搖語錄本的林彪、邱會作對毛澤東的批示根本置之不理，傅連璋也根本得不到毛澤東想保他的消息。在所謂的“群眾義憤”下，傅連璋將軍肋骨被打斷，頭被打破，於1968年3月29日淩晨，“熟睡”在監獄中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再也沒有睜開眼睛。
其實，從另一種角度看，林彪又十分“感謝”傅連璋：是你傅連璋給毛澤東提供了一個可靠的信息，我林某人是裝病，也就是說，我在待價而沽。
於是，在黨內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認識出現嚴重分歧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找林彪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會談。林彪曲意逢迎，毛澤東找到了知音。毛澤東決定讓林彪重振雄風，在關鍵時刻助他一臂之力。
林彪感激涕零。他比毛澤東小14歲——他把自己當做毛澤東的“學生”。他慶幸自己找到了一條向權力高峰攀登的最佳“捷徑”！
於是，林彪異常賣力地組織對彭德懷的批判。他要樹一樹自己的權威，他要拉起隊伍，他要掃除晉升路上的障礙。
1959年9月8日，康生建議林彪將毛澤東9月1日《給詩刊編輯部的第二封信》拿到批判會上宣講。
林彪即刻心領神會了。
康生說：“這可是給你提供的重磅炮彈。”
林彪說：“很好！會議急需重磅炮彈來增濃氣氛！”
毛澤東的話通過林彪那拿腔拿調的嘴，再通過擴音器的特有效果，更顯得聲色俱厲：“毛主席在信中指出：近日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總路線‘錯誤嚴重’，大躍進‘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糟了，等等，把社會主義的晴朗天空，吹得烏雲翻滾，一團漆黑！”
“毛主席對他們這種倒行逆施的反動行徑給予了嚴正的譴責：國內掛著‘共產主義’招牌的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是揀起幾片雞毛蒜皮，當做旗幟，向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攻擊，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
將軍們大惑不解的是，這些話裏哪些是毛澤東說的，哪些是林彪說的呢？可又一揣度，似也不必深究：毛澤東說的如何，林彪說的又如何，不都是堅決執行嗎？反正二者合一，同等的重要，同等的威嚴。
接下去的批判會，變成了表態會。既然人人想過關，當然人人都得表態。批彭反右——這是毛澤東定的“主旋律”，你就跟著“大合唱吧”，濫竽充數也好，隨聲附和也好，如影隨形也好，千萬當心，別走了神，別跑了調，別錯了節拍。
劉少奇、周恩來、李富春等領導人和幾位元帥，也都先後到會，做了表態性發言。
劉少奇在講話中形象地比喻說：“飛機從北京飛向南京，它的航線總不會筆直的，總是忽左忽右，有上有下。但要看到它的大方向不變，總是要飛到南京去的。大運動嘛，難免出現一些問題。隻要是動機好、效果好，就不應該把它看得那麽嚴重；隻要大方向對頭，就不要過多強調它采取什麽方式方法。我們忽視了這條，這個教訓是要總結的，今後工作才會做好。”
這段話，當然是巧妙的折衷主義：既肯定了“三麵紅旗”“方向對頭”，又暗中偏袒了彭德懷。這段話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成了指控劉少奇“反黨”的一條罪狀。
但劉少奇在講了上麵這段話之後，對彭德懷的批判也是很苛刻的，所依據的“事實”也是與毛澤東一致的。這就是：第一，彭德懷曾參加過高饒反黨聯盟；第二，彭德懷組織了“軍事俱樂部”；第三，彭德懷“裏通外國”；第四，彭德懷在廬山“急於發難”。
彭德懷聽了，氣憤地將鉛筆一摔，閉上眼睛。
周恩來的講話很沉重，他除了批評彭德懷等人在廬山的表現是欠妥的、不慎重之外，主要講了自己的責任，“沒有將工作做好，致使彭德懷同誌過問此事，釀成今日的錯誤。”但周恩來沒有想到，他的這番話很快傳到了毛澤東耳朵裏。毛澤東笑了笑說：“他曆來如此，和稀泥。”
幾位元帥的發言並沒有從“高度原則”進行大批大轟，是將幾十年來彼此間對一些事情的不同理解數叨了一番。他們的大半生都泡在了戰場上，他們互相間的爭論都是講打仗，講哪一“炮”放得不響，哪一“車”踏得不是地方。
迫於形勢，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總司令朱德不得不在會上做了檢討。這個檢討被印發縣、團級以上黨的組織。
陳雲是惟一沒有在會上表態的人。他從廬山會議到軍委擴大會議，一直緘口沉默。他以無聲表達著自己意念。林彪向毛澤東報告說，陳雲簡直像一尊瘟神，不言不語，可眼睛很怕人。毛澤東說：“他總以為看得很遠，瞻前顧後，一貫右傾。”
古人雲：悲莫大於無聲。陳雲的“無聲”不僅申訴悲涼心境，更多的是抒發憂患意識，無聲中凝聚著信念、力量和使命，燃燒著熾熱的希望和永無窮期的探尋精神。還有一個不可忽略的細節是，即將接任總參謀長的羅瑞卿，這位性情耿直的大將，一聽到“彭德懷反毛主席”的消息，神聖的信仰不容理智的大腦略加思索，當即得出一個結論：“毛主席正確！”於是，為了查出彭德懷、黃克誠的“軍事俱樂部”，他將隨同彭德懷出訪八國的王樹聲、張宗遜、蕭華、楊得誌、陳伯鈞、陳熙、張學思、路揚、朱開印等人召集起來，想從出記八國的角度揭開內幕。他形象地比喻說：彭德懷是三國時蜀國的大將魏延，毛主席是軍師諸葛亮。魏延腦後長有反骨，諸葛亮知道此事，臨終作了安排，防止了魏延叛變。彭德懷腦後長沒長“反骨”，毛主席是知道的。所以，毛主席趁自己還健在，必須盡早采取措施，解決彭德懷的問題。
可是，揭來揭去，一無所獲。羅瑞卿感到悵惘，他信仰的支柱在震撼中發生傾斜：難道我錯了嗎？到了1966年8月16日，在報刊上公布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時候，羅瑞卿被作為彭德懷的“死黨”一起揪了出來，並冠以“資產階級的大陰謀家、大野心家”等罪名，開始了囚禁生活。這位不諳水性，而為保證毛澤東暢遊長江的安全不惜半路出家學會了遊泳的虎將，此時方大徹大悟：原來彭德懷也是這樣挨整的呀！看來挨整的人未必真有什麽罪過！於是，他在平反冤假錯案、反對個人迷信的鬥爭中勇敢地站到了前麵。
在軍委擴大會議期間，彭德懷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主席：
八屆八中全會和軍委擴大會議，對我的錯誤進行徹底地揭發和批判，消除了製造黨內分裂一個隱患，這是黨的偉大勝利，也給了我改正錯誤的最後機會。我誠懇地感謝你和其他同誌對我的耐心教育和幫助。這次黨對我的錯誤進行係統地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隻有這樣，才能夠使我真正認識到錯誤的極端危險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錯誤在黨內外的惡劣影響。現在我深刻體會到，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根深蒂固的，個人主義是極端嚴重的。現在，我已認識到黨和人民培養我這樣一個人，付出了多麽大的代價。如果不是及時得到徹底揭發和批判，其危險性又是多麽可怕！過去由於自己的資產階級立場作怪，將你對我善意懇切的批評，都當做是對自己的打擊。自己都沒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錯誤頑症得不到醫治。30餘年來辜負了你對我的教導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難以言狀。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也對不起你。今後必須下很大功夫，繼續徹底反省自己的錯誤，努力學習馬列主義理論，來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證晚年不再做危害黨和人民的事情。為此請求中央考慮，在軍委擴大會議結束以後，請允許我學習或者離開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邊學習，一邊參加勞動，以便在勞動人民集體生活中得到鍛煉和思想改造。是否妥當，請考慮示複。
敬禮
彭德懷
1959年9月9日
毛澤東接到此信，閱後即作了批示：
此件印發各級黨組織，從中央到支部。印發在北京開會的軍事，外事會議各同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