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急於求成反冒進！仗義執言受冤屈(10)
（1）強調要“壓縮空氣”，把根據不足的高指標壓下來。11月21日，毛澤東在會上就在壓縮工農業生產的高指標問題說：我們再一次唱個低調，把腦筋壓縮一下，把空氣變成固體空氣。先搞少一點，如果行有餘力，情況順利，再加一點。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右傾機會主義了。23日，他在會上第二次講話又強調說：我們的腦筋正在這裏壓縮空氣。物質不滅，空氣還是那麽多。但是，壓縮成液態或者固態，使它凝結一點。關於生產指標問題，他說：以鋼為綱，帶動一切，究竟什麽指標為好？北戴河會議後兩個半月的經驗，對我們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就想到恐怕明年搞到2700萬到3000萬噸難於辦到。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種辦法，把指標降低，隻翻一番，不翻兩番？今年搞到1100萬噸，明年翻一番，是2200萬噸，有沒有把握？你說服我是可以的，你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得打我才能通，你得說我才能服，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準備作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為此而奮鬥，不牽累別人，將來算起賬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裏反冒進，從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盡管這次會議壓縮後的指標仍然是過高的，但這些話反映了毛澤東當時反對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的要求。
（2）指出人民公社有兩種可能性，要麽亡，要麽不亡。毛澤東在21日講話時提出：人民公社還是要議一下，總得有那麽個決議，或者搞個指示。杜勒斯、蔣介石他們都說，我們不搞人民公社還不會亡，一搞這個東西，就一定會亡。你不要一定說他沒有道理，你搞得不好，它一定不亡？總有兩種可能性，要麽亡，要麽不亡。毛澤東還講述了他當時的矛盾心態。他說：這一向，在我的腦筋裏頭，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剛才講的那些問題，究竟這樣好還是那樣好？經過這一次討論，如果是多數，比如十個人裏頭有六七個，說是那一種辦法比較好，那個辦法就比較可靠了。
（3）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實際。在23日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出，決議中要專門寫一條反對作假的問題。他說：要專把作假搞一條，工作方法寫一條。工作方法跟作假混在一起，這個東西人家就不注意。因為現在橫直是放衛星，要有名譽，他沒有那個東西，結果他就撒謊。我看，沒有一項裏頭沒有假，有真必有假。這也許是世界上人之常情。如果說沒有假，哪有真呢？真是因為有假比較才叫真。問題是我們自己也相信那些東西。我看，我們的經濟事業是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合乎實際。毛澤東詼諧地說：這個東西跟作詩是兩件事。什麽“端起巢湖當水瓢，哪裏有旱往哪裏澆”。我就沒有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是端過的。那個巢湖怎麽端得起？要懂得作詩同搞經濟、辦事有區別。因此，毛澤東強調實話。他說：現在有一種空氣，隻講成績多，就臉上有光，得到獎勵。一定要講實話，比如講尾巴在牛P股後麵，這是個老實話，動物的尾巴總是在後麵的。
（4）強調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毛澤東在23日的講話中指出：破除迷信，現在有一些把科學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比如第一條科學，人是要吃飯的。這不是科學？這是自然規律、客觀法則，存在於人的思想意識之外的，沒有一處地方證明可以不吃飯。他強調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降，凡真理、凡科學，一定要保護。
（5）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我們要保護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在23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說：資產階級法權中能破除一部分。三風五氣、老爺架子、工資過大過高的懸殊、貓鼠關係，這些東西要破除，徹底破除，掃得越幹淨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資等級、上下級的關係，國家還帶有一點強製性，則不能馬上破除。社會主義時期，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現在有用。因為它有用，我們要保護它，要使它為我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現在資產階級法權有用的這一部分，你給它破得體無完膚，總有一天我們要陷於被動就是了。陷於被動，我們要扶起來，承認錯誤。從這裏人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於資產階級法權並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有具體分析的。
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提出的這些思想和主張，為黨的八屆六中全會繼續糾正左傾錯誤，做了比較充分的思想準備，對進一步糾正浮誇風、“共產風”等錯誤起了重要作用。
黨的八屆六中全會：糾“左”的主要成果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黨的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前一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糾正左傾錯誤的認識成果。
（1）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決議》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製’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接著，《決議》還分析了那樣做的危害性。
（2）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錯誤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堅持按勞分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決議》指出：“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全黨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這是我們黨以決議的形式，對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這兩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重大原則的明確肯定。
（3）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決議》指出：“目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種傾向是浮誇。這是同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不相容的，是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不利的。我們的經濟工作必須愈做愈細致，我們的各級領導工作人員必須善於區別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區別有根據的要求和沒有根據的要求，對情況的判斷必須力求接近客觀實際。”
12月9日，毛澤東在六中全會上講了12個問題。講到“一些黨內外的爭論問題”時，他說：最近圍繞人民公社這個問題，有各種議論。對於這個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一人一說，十人十說。大體上有幾說，一說就是要性急一點，紛紛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製，紛紛宣布兩年或三年或四年進入生產主義。缺點是太急了一點。我們這一回這個決議，主要的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麵的，就是說，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沒有好處。在講到“研究政治經濟學”時，他說：為了我們自己的事業、當前的工作，來研究這個經濟理論問題（就是政治經濟學），比較平素我們離開實際專門看書要好得多，容易看懂。在目前研究這個問題，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在講到“兩種可能性”時，他再次強調：我總是講兩種分析。一個事物中間兩種對立的東西。現在我們看一下公共食堂、托兒所、人民公社，這些東西會不會鞏固？看來是會鞏固的。但是，要料到，有些東西要垮掉。鞏固和垮掉，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從毛澤東的這些話來看，他一方麵對人民公社的鞏固是有信心的，希望它鞏固，力求它鞏固；另一方麵，他又擔心人民公社中間的某些東西會垮掉，或者說要做垮掉的思想準備。
黨的八屆六中全會及其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主要鋒芒是糾正左傾錯誤的，但同時它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一些“左”的東西。全會精神下達後，並沒有有效地刹住“共產風”。會後，毛澤東繼續進行調查研究，致力於糾左工作。
第二次鄭州會議：觸及公社化錯誤實質
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閉幕以後，全國各地農村貫徹全會精神，整頓人民公社。毛澤東仍然以主要精力繼續研究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中的問題，以期進一步解決。1959年1月底2月初，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2月2日，毛澤東在會上的講話，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發表了一些發人深省的重要意見。他說：我們對於搞經濟建設還是小孩子，雖然我們現在年紀不小了。應該承認這一點：向地球作戰，向自然界開戰，這個戰略戰術，我們就是不懂，就是不會。要正麵肯定這是我們的錯誤，就是沒有注意。他還說：從總的看，不論我們定的這些指標、這些主觀願望、這些計劃適合不適合，對我們都是從實踐中找經驗。這一場戰爭，我們經驗不足。關於客觀規律、按比例，這個問題我是沒有解決的，這個問題我不懂。現在我們似乎在這裏接觸這個問題了。請大家接觸這個問題，研究研究，究竟什麽叫按比例發展。毛澤東的這一席話是坦率而真誠的。
2月下旬，毛澤東到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調查研究。他發現，由於公社化，國家同農民的關係緊張，不少生產隊瞞產私分，公社內部的所有製還有問題。於是，他提議並主持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會議從2月27日至3月5日，主要議題是人民公社問題。會議結果是，同意毛澤東在會上的講話，製定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起草了《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製的若幹規定（草案）》，形成了包括上述三個內容的《鄭州會議記錄》，下發全黨。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中心思想是強調從調整公社內部的所有製入手，進一步解決公社化運動帶來的一係列問題。
（1）農村人民公社必須以生產隊所有製為基礎，否認生產隊所有製，不可避免地引起農民不滿。毛澤東說：“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緊張狀態。我認為，我們應當透過這些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麽地方。這裏麵有幾方麵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地應當從我們對於農村人民公社所有製的認識和我們所采取的政策方麵去回答問題。”“問題是目前公社所有製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還存在著生產大隊（管理區）所有製和生產隊所有製。而生產隊所有製，在幾年內，還是整個公社所有製的基礎。”“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了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和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經過的發展過程，這是一個缺點。因為那時我們還不認識這個問題。這樣，下麵的同誌也就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製之間的區別模糊了，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於公社中並且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大體上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製，而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廣大農民的不滿和反對。”會議期間，2月28日，毛澤東在《經濟消息》第九期所載《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一文上，寫了一段批語，認為由基本的隊有、部分的社有製，到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隊有製，“這是一個由小集體所有製（隊有）到大集體所有製（社有）的逐步發展過程。不認識這個客觀真理，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不能說服人。”事實上，退回來實行相當於原來高級社的生產隊所有製，正好說明人民公社化這種生產關係的變革，不適應當時我國農村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犯了超前的錯誤。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承認：“問題隻是我們在生產關係的改進方麵，即是說，在公社所有製問題方麵，前進得過遠了一點。”
（2）堅持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傾向。毛澤東在分析瞞產私分的現象後指出：“所謂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人，由於生產和勞動的情況有所差別，從而他們的收入也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所謂過分集中傾向，即否認生產隊的所有製，否認生產隊應有的權利，任意把生產隊的財產上調到公社來。”他提出，要妥善地堅決地改變這些傾向，克服平均主義，改變權力、財力、人力過分集中於公社一級的狀態。針對這個問題，2月28日，毛澤東在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上寫了一段批注，強調應當批判隻顧國家和公社大集體、而不顧生產隊小集體和社員個人等的左傾冒險主義思想。
（3）重申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是社會主義時期不能違反的經濟法則，揭示“共產風”的實質就是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定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當然是錯誤的。會前，毛澤東於2月27日上午同新鄉、洛陽、許昌、信陽四位地委書記座談時，就曾經尖銳指出：現在我們對窮隊富隊、窮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沒有理由的，是掠奪，是搶竊。現在頂牛，一方麵生產隊批評上邊是平均主義，另一方麵上邊批評下邊是本位主義。兩種主義都有，但是我們在黨內主要鋒芒還是反左。為了說明等價交換這個在社會主義時期不能違反的經濟法則，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時，通過回顧曆史，揭示了“共產風”的實質。他說：“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後，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這樣一來，‘共產風’就刮起來了。即是說，在某種範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在分析我們黨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贖買政策後，他反問道：“我們對於民族資產階級這樣的剝削階級所采取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麽，我們對於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又怎麽可以無償占有呢？同誌們，價值法則依然是客觀存在的經濟法則，我們對於社會產品，隻能實行等價交換，不能實行無償占有。違反這一點，終究是不行的。”
（2）指出人民公社有兩種可能性，要麽亡，要麽不亡。毛澤東在21日講話時提出：人民公社還是要議一下，總得有那麽個決議，或者搞個指示。杜勒斯、蔣介石他們都說，我們不搞人民公社還不會亡，一搞這個東西，就一定會亡。你不要一定說他沒有道理，你搞得不好，它一定不亡？總有兩種可能性，要麽亡，要麽不亡。毛澤東還講述了他當時的矛盾心態。他說：這一向，在我的腦筋裏頭，十五隻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就是剛才講的那些問題，究竟這樣好還是那樣好？經過這一次討論，如果是多數，比如十個人裏頭有六七個，說是那一種辦法比較好，那個辦法就比較可靠了。
（3）批評弄虛作假的浮誇風，提出經濟工作要越搞越合乎實際。在23日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出，決議中要專門寫一條反對作假的問題。他說：要專把作假搞一條，工作方法寫一條。工作方法跟作假混在一起，這個東西人家就不注意。因為現在橫直是放衛星，要有名譽，他沒有那個東西，結果他就撒謊。我看，沒有一項裏頭沒有假，有真必有假。這也許是世界上人之常情。如果說沒有假，哪有真呢？真是因為有假比較才叫真。問題是我們自己也相信那些東西。我看，我們的經濟事業是要越搞越細密，越搞越合乎實際。毛澤東詼諧地說：這個東西跟作詩是兩件事。什麽“端起巢湖當水瓢，哪裏有旱往哪裏澆”。我就沒有端過，大概你們安徽人是端過的。那個巢湖怎麽端得起？要懂得作詩同搞經濟、辦事有區別。因此，毛澤東強調實話。他說：現在有一種空氣，隻講成績多，就臉上有光，得到獎勵。一定要講實話，比如講尾巴在牛P股後麵，這是個老實話，動物的尾巴總是在後麵的。
（4）強調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毛澤東在23日的講話中指出：破除迷信，現在有一些把科學也破除了。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破除了。比如第一條科學，人是要吃飯的。這不是科學？這是自然規律、客觀法則，存在於人的思想意識之外的，沒有一處地方證明可以不吃飯。他強調指出：凡迷信一定要破降，凡真理、凡科學，一定要保護。
（5）指出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我們要保護它，使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在23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說：資產階級法權中能破除一部分。三風五氣、老爺架子、工資過大過高的懸殊、貓鼠關係，這些東西要破除，徹底破除，掃得越幹淨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資等級、上下級的關係，國家還帶有一點強製性，則不能馬上破除。社會主義時期，有一部分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現在有用。因為它有用，我們要保護它，要使它為我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現在資產階級法權有用的這一部分，你給它破得體無完膚，總有一天我們要陷於被動就是了。陷於被動，我們要扶起來，承認錯誤。從這裏人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於資產階級法權並不是一概否定，而是有具體分析的。
毛澤東在武昌會議上提出的這些思想和主張，為黨的八屆六中全會繼續糾正左傾錯誤，做了比較充分的思想準備，對進一步糾正浮誇風、“共產風”等錯誤起了重要作用。
黨的八屆六中全會：糾“左”的主要成果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黨的八屆六中全會在武昌舉行。全會審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比較集中地體現了前一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糾正左傾錯誤的認識成果。
（1）批評企圖超越社會主義階段的空想，重申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集體所有製和全民所有製的區別，強調大力發展生產力。《決議》指出：“無論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製過渡，還是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都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我們既然熱心於共產主義事業，就必須首先熱心於發展我們的生產力，首先用大力實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計劃，而不應當無根據地宣布農村人民公社‘立即實行全民所有製’甚至‘立即進入共產主義’等等。”接著，《決議》還分析了那樣做的危害性。
（2）批評企圖否定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的錯誤觀點，強調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堅持按勞分配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決議》指出：“繼續發展商品生產和繼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是兩個重大的原則問題，必須在全黨統一認識。有些人在企圖過早地‘進入共產主義’的同時，企圖過早地取消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過早地否定商品、價值、貨幣、價格的積極作用，這種想法是對於發展社會主義建設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確的。”這是我們黨以決議的形式，對商品生產和按勞分配這兩個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重大原則的明確肯定。
（3）批評浮誇風，要求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把經濟工作越做越細。《決議》指出：“目前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值得注意的一種傾向是浮誇。這是同我們黨的實事求是的作風不相容的，是對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不利的。我們的經濟工作必須愈做愈細致，我們的各級領導工作人員必須善於區別事物的真相和假象，區別有根據的要求和沒有根據的要求，對情況的判斷必須力求接近客觀實際。”
12月9日，毛澤東在六中全會上講了12個問題。講到“一些黨內外的爭論問題”時，他說：最近圍繞人民公社這個問題，有各種議論。對於這個問題，有一大堆思想搞不清，一人一說，十人十說。大體上有幾說，一說就是要性急一點，紛紛宣布自己是全民所有製，紛紛宣布兩年或三年或四年進入生產主義。缺點是太急了一點。我們這一回這個決議，主要的鋒芒是向著急這方麵的，就是說，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沒有好處。在講到“研究政治經濟學”時，他說：為了我們自己的事業、當前的工作，來研究這個經濟理論問題（就是政治經濟學），比較平素我們離開實際專門看書要好得多，容易看懂。在目前研究這個問題，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在講到“兩種可能性”時，他再次強調：我總是講兩種分析。一個事物中間兩種對立的東西。現在我們看一下公共食堂、托兒所、人民公社，這些東西會不會鞏固？看來是會鞏固的。但是，要料到，有些東西要垮掉。鞏固和垮掉，這兩種可能性都存在。從毛澤東的這些話來看，他一方麵對人民公社的鞏固是有信心的，希望它鞏固，力求它鞏固；另一方麵，他又擔心人民公社中間的某些東西會垮掉，或者說要做垮掉的思想準備。
黨的八屆六中全會及其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主要鋒芒是糾正左傾錯誤的，但同時它仍然反映和肯定了一些“左”的東西。全會精神下達後，並沒有有效地刹住“共產風”。會後，毛澤東繼續進行調查研究，致力於糾左工作。
第二次鄭州會議：觸及公社化錯誤實質
黨的八屆六中全會閉幕以後，全國各地農村貫徹全會精神，整頓人民公社。毛澤東仍然以主要精力繼續研究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中的問題，以期進一步解決。1959年1月底2月初，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2月2日，毛澤東在會上的講話，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發表了一些發人深省的重要意見。他說：我們對於搞經濟建設還是小孩子，雖然我們現在年紀不小了。應該承認這一點：向地球作戰，向自然界開戰，這個戰略戰術，我們就是不懂，就是不會。要正麵肯定這是我們的錯誤，就是沒有注意。他還說：從總的看，不論我們定的這些指標、這些主觀願望、這些計劃適合不適合，對我們都是從實踐中找經驗。這一場戰爭，我們經驗不足。關於客觀規律、按比例，這個問題我是沒有解決的，這個問題我不懂。現在我們似乎在這裏接觸這個問題了。請大家接觸這個問題，研究研究，究竟什麽叫按比例發展。毛澤東的這一席話是坦率而真誠的。
2月下旬，毛澤東到河北、山東、河南三省調查研究。他發現，由於公社化，國家同農民的關係緊張，不少生產隊瞞產私分，公社內部的所有製還有問題。於是，他提議並主持在鄭州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會議從2月27日至3月5日，主要議題是人民公社問題。會議結果是，同意毛澤東在會上的講話，製定了整頓和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起草了《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製的若幹規定（草案）》，形成了包括上述三個內容的《鄭州會議記錄》，下發全黨。毛澤東在會上多次講話，中心思想是強調從調整公社內部的所有製入手，進一步解決公社化運動帶來的一係列問題。
（1）農村人民公社必須以生產隊所有製為基礎，否認生產隊所有製，不可避免地引起農民不滿。毛澤東說：“目前我們跟農民的關係在一些事情上存在著一種緊張狀態。我認為，我們應當透過這些現象看出問題的本質，即主要矛盾在什麽地方。這裏麵有幾方麵的原因，但是我以為主要地應當從我們對於農村人民公社所有製的認識和我們所采取的政策方麵去回答問題。”“問題是目前公社所有製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還存在著生產大隊（管理區）所有製和生產隊所有製。而生產隊所有製，在幾年內，還是整個公社所有製的基礎。”“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了集體所有製過渡到全民所有製和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經過的發展過程，這是一個缺點。因為那時我們還不認識這個問題。這樣，下麵的同誌也就把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三級所有製之間的區別模糊了，實際上否認了目前還存在於公社中並且具有極大重要性的生產隊（或者生產大隊，大體上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製，而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廣大農民的不滿和反對。”會議期間，2月28日，毛澤東在《經濟消息》第九期所載《是缺糧問題，還是思想問題？》一文上，寫了一段批語，認為由基本的隊有、部分的社有製，到基本的社有、部分的隊有製，“這是一個由小集體所有製（隊有）到大集體所有製（社有）的逐步發展過程。不認識這個客觀真理，不可能根本解決問題，不能說服人。”事實上，退回來實行相當於原來高級社的生產隊所有製，正好說明人民公社化這種生產關係的變革，不適應當時我國農村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犯了超前的錯誤。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的講話承認：“問題隻是我們在生產關係的改進方麵，即是說，在公社所有製問題方麵，前進得過遠了一點。”
（2）堅持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糾正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兩種傾向。毛澤東在分析瞞產私分的現象後指出：“所謂平均主義傾向，即是否認各個生產隊和各個人，由於生產和勞動的情況有所差別，從而他們的收入也應當有所差別。而否認這種差別，就是否認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原則。所謂過分集中傾向，即否認生產隊的所有製，否認生產隊應有的權利，任意把生產隊的財產上調到公社來。”他提出，要妥善地堅決地改變這些傾向，克服平均主義，改變權力、財力、人力過分集中於公社一級的狀態。針對這個問題，2月28日，毛澤東在山西省委《關於整頓和鞏固人民公社的決議》上寫了一段批注，強調應當批判隻顧國家和公社大集體、而不顧生產隊小集體和社員個人等的左傾冒險主義思想。
（3）重申價值法則、等價交換是社會主義時期不能違反的經濟法則，揭示“共產風”的實質就是無償占有別人的勞動成果。上述兩種傾向都包含有否定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的思想在內，當然是錯誤的。會前，毛澤東於2月27日上午同新鄉、洛陽、許昌、信陽四位地委書記座談時，就曾經尖銳指出：現在我們對窮隊富隊、窮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沒有理由的，是掠奪，是搶竊。現在頂牛，一方麵生產隊批評上邊是平均主義，另一方麵上邊批評下邊是本位主義。兩種主義都有，但是我們在黨內主要鋒芒還是反左。為了說明等價交換這個在社會主義時期不能違反的經濟法則，毛澤東在會上講話時，通過回顧曆史，揭示了“共產風”的實質。他說：“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後，刮起了一陣‘共產風’。主要內容有三條：一是窮富拉平。二是積累太多，義務勞動太多。三是‘共’各種‘產’。”“這樣一來，‘共產風’就刮起來了。即是說，在某種範圍內，實際上造成了一部分無償占有別人勞動成果的情況。”在分析我們黨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贖買政策後，他反問道：“我們對於民族資產階級這樣的剝削階級所采取的政策，尚且是如此，那麽，我們對於勞動人民的勞動成果，又怎麽可以無償占有呢？同誌們，價值法則依然是客觀存在的經濟法則，我們對於社會產品，隻能實行等價交換，不能實行無償占有。違反這一點，終究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