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急於求成反冒進！仗義執言受冤屈(6)
彭德懷有一張很好的東北虎皮，皮軟毛勻，紋路清晰，頭尾完整，誰一看見，都特別喜愛。這是在抗美援朝取得偉大勝利的日子裏，中國人民慰問誌願軍代表團送給彭德懷的一件禮物，在朝鮮那幾年，彭德懷長期住在陰暗潮濕的山洞裏，這對當時已經50多歲的彭德懷來說，對他的健康是很有害的。祖國人民為了彭德懷的健康，供他防寒防潮之用，特意贈送給他這張珍貴的虎皮。
老實說，那幾年的戰爭生活，也的確摧殘了彭德懷的健康，他的膝關節病，就是那時留下的。回國後，他的病也經常發作，疼痛得厲害時，走路都十分困難。按說，用這張虎皮做一件保暖防潮的褥子，是再好不過的。但彭德懷卻沒有舍得用，也不給家屬用，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著。
一天彭德懷把秘書叫去，讓秘書給何香凝老人去送一件東西，秘書走進屋子一看，原來是那件珍貴的虎皮！他不由得一愣，說：“你身體不好，常犯病，留著用它做條褥子，還是有些作用的。”說完，他怕話的分量不夠，打動不了他，又著重補充了一句：“聽老人們講，虎皮褥子是一寶，可以防風濕呢！”彭德懷還是聽不進去，微微一笑說：“這張虎皮很貴重，但我不需要，還是送給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吧，聽說她近來身體不好，她比我更需要。”
秘書來到何香凝老人的住處，說明了來意，老人說什麽也不收，讓他帶回去，說彭德懷也需要它。秘書把彭德懷臨來前說的話告訴老人，老人不再說話了，隻見她抖動著雙頰，顫巍巍地伸出手，輕輕地在虎皮上撫摸了一遍又一遍……
後來，何香凝老人為了感謝彭德懷，不顧高齡，提筆作畫，畫了一隻猛虎，並賦詩題詞，作為對彭德懷的回敬。而可惜的是，這張十分珍貴的畫在十年動亂中被抄走，後來被某些人於1975年10月，以在社會上不留下彭德懷的任何痕跡為名，連同彭德懷閱讀過並有眉批的62本馬列和毛主席著作，以及一部分照片等物，統統付之一炬。
1954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周年，是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四周年，也是打敗美帝侵略朝鮮停戰一周年，金日成為了加強朝、中兩黨兩國人民的友好和團結，這年秋天，派人專程給黨中央送來了一些蘋果。中央辦公廳把這些蘋果分送給各位領導同誌，其中也有彭德懷的一份，每份有半箱。
蘋果取回來後，工作人員打開箱子一看，不禁驚呆了：蘋果既大，個兒又整齊，個個紅彤彤的，又圓又潤，有的還帶著綠油油的葉子呢！看了真叫人喜愛。機要秘書孟雲增後來回憶說：
長這麽大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麽又大又好的蘋果，過去光聽說朝鮮蘋果有名，那天是眼見為實哩！而我更驚奇的是有的蘋果上還有字，分別寫著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毛主席萬歲！”仔細一看，原來不是寫上去的，而像是“印”上去的。起初，大家都搞不清這些字是怎麽弄到上麵的，後來經過一番分析，終於搞清了“製造”這些“字蘋果”的秘密：原來是先把字寫在紙上剪好，然後附在蘋果上，經日光照射一段時間，蘋果成熟後，再把紙字揭去，由於字下麵的部分陽光照射不著，一行淺黃色的字就在蘋果的表皮上顯現出來了！麵對著這半箱蘋果，大家都深深為金日成同誌的深情厚誼所感動。這哪裏是普通的蘋果，分明是凝聚著朝鮮人民汗水和智慧的藝術品！
彭德懷平時有一個習慣，凡是公家分送給他吃的東西，他從不自己一個人享用，而是和大家一起分嚐。有一次，他把哈密瓜切好請大家吃，笑眯眯地說：“我們家鄉有句話，叫‘一個人吃了爛牙腔，大家吃了噴噴香’。”說罷，爽朗地大笑起來。
彭德懷在中南海居住時，有一個小保險櫃，裏麵放著四樣他最心愛的東西，一枝左輪手槍，一枚紅星獎章，八塊銀元，還有一包曆史資料。有一次，警衛部門登記個人保存的槍支時，孟雲增將保險櫃打開，彭德懷見物生情，給他講述了這幾樣東西的來曆：
左輪手槍是抗日時期的紀念品。紅星獎章，是在中央蘇區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人民委員會授予他的。他掂了掂那八塊銀元說：“這是在井岡山的時候，分給我的夥食費。那時候官兵一樣，長官和士兵分的一般多。”他稍停了一下，說：“別小看這幾塊錢，這是紅軍官兵平等的標誌，曆史的見證。”接著，他告訴秘書，他原先一共攢了十塊，紅軍到達陝北時，為了慶祝勝利，花掉了兩塊，所以隻剩下現在這八塊了。那包材料，裏麵是彭德懷的筆記本和一些油印的戰鬥經驗總結。其中有一份《中國革命戰爭問題》，是他1941年10月13日、14日在北方局黨校的講課提綱，一直小心地用紅布裹著。
那紅星獎章和八塊銀元，伴隨他經曆了漫長的鬥爭歲月：井岡山鬥爭，反“圍剿”鬥爭，二萬五千裏長征……那枝左輪手槍更是他的心愛之物，激戰太行山，保衛延安，解放大西北，赴朝參戰，一直沒有離開過他的身邊。彭德懷對這些東西很有感情。有一次，彭德懷讓秘書打開小保險櫃，他親自檢視這幾樣東西時，摸摸手槍，掂掂銀元，眼睛閃耀著明亮的光芒。顯現出無限喜愛的樣子，想對秘書說些什麽，又沒有開口。後來，他打開用紅布裹著的那包材料，拿起《中國革命戰爭問題》，動手翻了幾頁，對秘書說：“革命的經驗是最寶貴的財富。可惜這些材料過去沒有保存好，喂了老鼠了。”說著，他走到辦公桌前坐下來，在這份材料的首頁上寫道：“已被老鼠啃了不少，這雖然是素材，但是經驗中得來的實際材料。”然後叫秘書把材料包好，放回了保險櫃。
彭德懷對於四樣東西，視如家珍，從來不讓人動，工作調動時，總是帶在身旁，精心保存。但又有誰能夠想到，這就是這位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堅強戰士、名揚天下的將軍所積存的全部“家私”呢！
1959年10月初的一天，孟雲增來到吳家花園看望遷出中南海後的彭德懷。
“家裏的東西都搬過來了嗎？”瞅著屋裏空蕩蕩的四角，他問道。
“都搬來了。除了書籍之外，所有的東西都交了，軍衣、帽徽、領章，統統上交了，你看。”彭德懷頓了一下，指指身上穿的灰布衣褲：“我現在是真正的老百姓了。”
孟雲增聽了心裏感到一陣難愛，不由得又想起了他的小保險櫃，於是問：“小保險櫃帶來了嗎？”
“沒有。”
“裏麵的東西呢？”
“那包材料我帶來了。凡是當老百姓用不著的東西，我都不要，紅星獎章、銀元和槍，那是黨和人民給我的。還給黨和人民了！”
發動“大躍進”的初衷
1955年冬，毛澤東在聚精會神地推進全國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高潮之際，曾憧憬著“將來會出現從來沒有被人們設想過的種種事業，幾倍、十幾倍以至幾十倍於現在的農作物的高產量。工業、交通和事業的發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設想的。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也是如此”。這表達了毛澤東切盼我國經濟文化各項建設事業出現飛速發展的心情。這種心情。基於他早年立誌於“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宏願；也基於經常使他揪心的中國處於“人口上、政治上是個大國，而經濟上卻是個小國”的矛盾現實的憂慮。1956年8月30日，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激昂而鄭重地對代表們忠告：“過去人家看不起我們是有理由的。因為你沒有什麽貢獻，鋼一年隻有幾十萬噸，還拿在日本人手裏。國民黨蔣介石專政22年，一年隻搞到幾萬噸。我們現在也還不多，但是搞起一點來了，今年是400多萬噸，明年突破500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要超過1000萬噸，第三個五年計劃就可能超過2000萬噸。我們要努力實現這個目標。雖然世界上差不多有100個國家，但是超過2000萬噸鋼的國家隻有幾個。所以，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100多年落後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黴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美國建國隻有180年，它的鋼在60年前也隻有400萬噸，我們比它落後60年。假如我們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麽多人，你有那麽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麽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麽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毛澤東這番語重心長的談話，反映了一個基本事實：在200年前，即1750年到1800年，世界主要大國經濟實力，用各國占世界製造工業總產出相對份額來表示，中國居世界第一位，約占世界製造業總量的三分之一。這是某一外國學者的評估，有可能偏高，但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居世界之首這確是基本事實。然而，從1800年至1900年這百年間，是中國經濟實力地位下降時期，1860年中國占世界製造業總產出的比例躍出19.7%，遜於英國所占的19.9%，居世界第二位；到1900年德國、俄國和法國相繼超過了中國；20世紀上半葉中國仍然處於停滯狀態或下降的趨勢。到1953年中國占世界製造業總量僅有2.3%，處在曆史發展的最低點。麵對這樣的態勢，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深深懂得“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見，迫切地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態，完全變落後的農業國為先進的工業國的曆史使命，盡快地縮短同世界上發達國家的差距，避免“挨打”，不要被開除“球籍”，使社會主義中國堅強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讓全國人民過上幸福生活，這的確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發動“大躍進”的初衷。既然確定了上述的曆史使命，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又製訂了不按照蘇聯模式走完全一樣的路的方針，而要另辟蹊徑，走自己的路，於是乎發動了“大躍進”運動。
急於求成的露頭
同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重性一樣，在醞釀如何發展我國經濟文化建設問題上，既抱著迫切改變貧窮落後麵貌的強烈願望，同時，又滋長著急於求成的情緒。這集中表現在1956年經濟工作中的急躁冒進和1957年對1956年反冒進正確決策的錯誤批判。而這樣的批判，又直接成為醞釀“大躍進”的思想動員，這就使“大躍進”自然而然地帶上“左”的色彩，原有的良好初衷，不得實現。
1955年冬，毛澤東眼看著5億農民即將進入社會主義集體化的現實，懷著一股從來未曾有過的喜悅心情對人說：“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他又說：“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麵作怪，使許多方麵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因此，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在反對右傾保守和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指導下，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了內容廣泛、指標很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要求糧食、棉花的產量每年應分別以8.7%、10.4%以上的速度遞增，保證1967年分別達到1萬億斤、1萬億擔的高指標。這樣要求引起了連鎖反應：一是修改1955年夏天國務院在北戴河會議所確定的接近實際的各項指標，並據此編製了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遠景規劃；二是中央各部門召開的專業會議，紛紛按“提前實現工業化”的要求，把遠景規劃所規定的8-12年的任務，提前為3-5年內完成；三是1956年度經濟計劃馬上發生重大的變動，1956年1月10日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所確定的1956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考慮需要多，而對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可能條件研究少，安排要求過高過急。要求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5.9%；工業總產值增長19.5%；農業總產值增長11.5%；各項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整個年度計劃被打亂了。
（1）基本建設規模過大、投資過多。1956年2月召開全國第一次基本建設會議，將“一五”計劃期間限額以上基本建設項目由原定的694項，增加到754項。同年6月，繼續追加，高達800個，建成項目增加到500多個。相應基建投資猛漲。周恩來說過，基本建設五年的總計劃是427億元。曆來的數字（不算其他自籌資金的基建、國防基建），第一年65億元，第二年75億元，第三年82億元（按國家統計局公布實施結果同上述預算相接近），當時考慮，1956年的基建投資以90億元上下為恰當。但是，1956年1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的財經會議，各省市、各部門報來的基建投資總額高達200億元，比上年的88.5億元，增長一倍半，也大大突破了1955年9月預定的112.7億元，盡管從1953年以來我國財政收入年年均有增長，收大於支，但也無法承受如此高額的基建投資額。
（2）職工和工資增加過快。1956年全國全民公有製職工數達2423萬人，比上年1908萬人增加515萬人，比原定計劃增加84萬人大大突破。隨著職工猛增，工資總額也相應上升，包括當年調整工資的因素在內，1956年工資總額達137億元，比上年增加37億元，大大超過財政的支付能力。
（3）貸款過多。過去幾年的農業貸款總額為1-2億元，1956年猛增高達19.3億元。同時對手工業合作企業和公私合營企業貸款9.4億元。這是財政支出的一大突破，為此，隻有動用曆年的結餘款和增發鈔票來彌補。
老實說，那幾年的戰爭生活，也的確摧殘了彭德懷的健康，他的膝關節病，就是那時留下的。回國後，他的病也經常發作，疼痛得厲害時，走路都十分困難。按說，用這張虎皮做一件保暖防潮的褥子，是再好不過的。但彭德懷卻沒有舍得用，也不給家屬用，一直小心翼翼地保存著。
一天彭德懷把秘書叫去，讓秘書給何香凝老人去送一件東西，秘書走進屋子一看，原來是那件珍貴的虎皮！他不由得一愣，說：“你身體不好，常犯病，留著用它做條褥子，還是有些作用的。”說完，他怕話的分量不夠，打動不了他，又著重補充了一句：“聽老人們講，虎皮褥子是一寶，可以防風濕呢！”彭德懷還是聽不進去，微微一笑說：“這張虎皮很貴重，但我不需要，還是送給一位德高望重的人吧，聽說她近來身體不好，她比我更需要。”
秘書來到何香凝老人的住處，說明了來意，老人說什麽也不收，讓他帶回去，說彭德懷也需要它。秘書把彭德懷臨來前說的話告訴老人，老人不再說話了，隻見她抖動著雙頰，顫巍巍地伸出手，輕輕地在虎皮上撫摸了一遍又一遍……
後來，何香凝老人為了感謝彭德懷，不顧高齡，提筆作畫，畫了一隻猛虎，並賦詩題詞，作為對彭德懷的回敬。而可惜的是，這張十分珍貴的畫在十年動亂中被抄走，後來被某些人於1975年10月，以在社會上不留下彭德懷的任何痕跡為名，連同彭德懷閱讀過並有眉批的62本馬列和毛主席著作，以及一部分照片等物，統統付之一炬。
1954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周年，是中國人民誌願軍抗美援朝四周年，也是打敗美帝侵略朝鮮停戰一周年，金日成為了加強朝、中兩黨兩國人民的友好和團結，這年秋天，派人專程給黨中央送來了一些蘋果。中央辦公廳把這些蘋果分送給各位領導同誌，其中也有彭德懷的一份，每份有半箱。
蘋果取回來後，工作人員打開箱子一看，不禁驚呆了：蘋果既大，個兒又整齊，個個紅彤彤的，又圓又潤，有的還帶著綠油油的葉子呢！看了真叫人喜愛。機要秘書孟雲增後來回憶說：
長這麽大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麽又大又好的蘋果，過去光聽說朝鮮蘋果有名，那天是眼見為實哩！而我更驚奇的是有的蘋果上還有字，分別寫著中國共產黨萬歲！“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毛主席萬歲！”仔細一看，原來不是寫上去的，而像是“印”上去的。起初，大家都搞不清這些字是怎麽弄到上麵的，後來經過一番分析，終於搞清了“製造”這些“字蘋果”的秘密：原來是先把字寫在紙上剪好，然後附在蘋果上，經日光照射一段時間，蘋果成熟後，再把紙字揭去，由於字下麵的部分陽光照射不著，一行淺黃色的字就在蘋果的表皮上顯現出來了！麵對著這半箱蘋果，大家都深深為金日成同誌的深情厚誼所感動。這哪裏是普通的蘋果，分明是凝聚著朝鮮人民汗水和智慧的藝術品！
彭德懷平時有一個習慣，凡是公家分送給他吃的東西，他從不自己一個人享用，而是和大家一起分嚐。有一次，他把哈密瓜切好請大家吃，笑眯眯地說：“我們家鄉有句話，叫‘一個人吃了爛牙腔，大家吃了噴噴香’。”說罷，爽朗地大笑起來。
彭德懷在中南海居住時，有一個小保險櫃，裏麵放著四樣他最心愛的東西，一枝左輪手槍，一枚紅星獎章，八塊銀元，還有一包曆史資料。有一次，警衛部門登記個人保存的槍支時，孟雲增將保險櫃打開，彭德懷見物生情，給他講述了這幾樣東西的來曆：
左輪手槍是抗日時期的紀念品。紅星獎章，是在中央蘇區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人民委員會授予他的。他掂了掂那八塊銀元說：“這是在井岡山的時候，分給我的夥食費。那時候官兵一樣，長官和士兵分的一般多。”他稍停了一下，說：“別小看這幾塊錢，這是紅軍官兵平等的標誌，曆史的見證。”接著，他告訴秘書，他原先一共攢了十塊，紅軍到達陝北時，為了慶祝勝利，花掉了兩塊，所以隻剩下現在這八塊了。那包材料，裏麵是彭德懷的筆記本和一些油印的戰鬥經驗總結。其中有一份《中國革命戰爭問題》，是他1941年10月13日、14日在北方局黨校的講課提綱，一直小心地用紅布裹著。
那紅星獎章和八塊銀元，伴隨他經曆了漫長的鬥爭歲月：井岡山鬥爭，反“圍剿”鬥爭，二萬五千裏長征……那枝左輪手槍更是他的心愛之物，激戰太行山，保衛延安，解放大西北，赴朝參戰，一直沒有離開過他的身邊。彭德懷對這些東西很有感情。有一次，彭德懷讓秘書打開小保險櫃，他親自檢視這幾樣東西時，摸摸手槍，掂掂銀元，眼睛閃耀著明亮的光芒。顯現出無限喜愛的樣子，想對秘書說些什麽，又沒有開口。後來，他打開用紅布裹著的那包材料，拿起《中國革命戰爭問題》，動手翻了幾頁，對秘書說：“革命的經驗是最寶貴的財富。可惜這些材料過去沒有保存好，喂了老鼠了。”說著，他走到辦公桌前坐下來，在這份材料的首頁上寫道：“已被老鼠啃了不少，這雖然是素材，但是經驗中得來的實際材料。”然後叫秘書把材料包好，放回了保險櫃。
彭德懷對於四樣東西，視如家珍，從來不讓人動，工作調動時，總是帶在身旁，精心保存。但又有誰能夠想到，這就是這位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堅強戰士、名揚天下的將軍所積存的全部“家私”呢！
1959年10月初的一天，孟雲增來到吳家花園看望遷出中南海後的彭德懷。
“家裏的東西都搬過來了嗎？”瞅著屋裏空蕩蕩的四角，他問道。
“都搬來了。除了書籍之外，所有的東西都交了，軍衣、帽徽、領章，統統上交了，你看。”彭德懷頓了一下，指指身上穿的灰布衣褲：“我現在是真正的老百姓了。”
孟雲增聽了心裏感到一陣難愛，不由得又想起了他的小保險櫃，於是問：“小保險櫃帶來了嗎？”
“沒有。”
“裏麵的東西呢？”
“那包材料我帶來了。凡是當老百姓用不著的東西，我都不要，紅星獎章、銀元和槍，那是黨和人民給我的。還給黨和人民了！”
發動“大躍進”的初衷
1955年冬，毛澤東在聚精會神地推進全國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進入高潮之際，曾憧憬著“將來會出現從來沒有被人們設想過的種種事業，幾倍、十幾倍以至幾十倍於現在的農作物的高產量。工業、交通和事業的發展，更是前人所不能設想的。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也是如此”。這表達了毛澤東切盼我國經濟文化各項建設事業出現飛速發展的心情。這種心情。基於他早年立誌於“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宏願；也基於經常使他揪心的中國處於“人口上、政治上是個大國，而經濟上卻是個小國”的矛盾現實的憂慮。1956年8月30日，在黨的八大預備會議上，毛澤東激昂而鄭重地對代表們忠告：“過去人家看不起我們是有理由的。因為你沒有什麽貢獻，鋼一年隻有幾十萬噸，還拿在日本人手裏。國民黨蔣介石專政22年，一年隻搞到幾萬噸。我們現在也還不多，但是搞起一點來了，今年是400多萬噸，明年突破500萬噸，第二個五年計劃要超過1000萬噸，第三個五年計劃就可能超過2000萬噸。我們要努力實現這個目標。雖然世界上差不多有100個國家，但是超過2000萬噸鋼的國家隻有幾個。所以，我們這個國家建設起來，是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將完全改變過去100多年落後的那種情況，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種情況，倒黴的那種情況，而且會趕上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就是美國。”“美國建國隻有180年，它的鋼在60年前也隻有400萬噸，我們比它落後60年。假如我們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你有那麽多人，你有那麽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麽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麽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毛澤東這番語重心長的談話，反映了一個基本事實：在200年前，即1750年到1800年，世界主要大國經濟實力，用各國占世界製造工業總產出相對份額來表示，中國居世界第一位，約占世界製造業總量的三分之一。這是某一外國學者的評估，有可能偏高，但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居世界之首這確是基本事實。然而，從1800年至1900年這百年間，是中國經濟實力地位下降時期，1860年中國占世界製造業總產出的比例躍出19.7%，遜於英國所占的19.9%，居世界第二位；到1900年德國、俄國和法國相繼超過了中國；20世紀上半葉中國仍然處於停滯狀態或下降的趨勢。到1953年中國占世界製造業總量僅有2.3%，處在曆史發展的最低點。麵對這樣的態勢，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集體深深懂得“如果不在今後幾十年內，爭取徹底改變我國經濟和技術遠遠落後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狀態，挨打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見，迫切地要求改變我國經濟文化落後的狀態，完全變落後的農業國為先進的工業國的曆史使命，盡快地縮短同世界上發達國家的差距，避免“挨打”，不要被開除“球籍”，使社會主義中國堅強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讓全國人民過上幸福生活，這的確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發動“大躍進”的初衷。既然確定了上述的曆史使命，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又製訂了不按照蘇聯模式走完全一樣的路的方針，而要另辟蹊徑，走自己的路，於是乎發動了“大躍進”運動。
急於求成的露頭
同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重性一樣，在醞釀如何發展我國經濟文化建設問題上，既抱著迫切改變貧窮落後麵貌的強烈願望，同時，又滋長著急於求成的情緒。這集中表現在1956年經濟工作中的急躁冒進和1957年對1956年反冒進正確決策的錯誤批判。而這樣的批判，又直接成為醞釀“大躍進”的思想動員，這就使“大躍進”自然而然地帶上“左”的色彩，原有的良好初衷，不得實現。
1955年冬，毛澤東眼看著5億農民即將進入社會主義集體化的現實，懷著一股從來未曾有過的喜悅心情對人說：“這件事告訴我們，中國的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項事業的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已經不能完全按照原來所想的那個樣子去做了，這些都應當適當地擴大和加快。”他又說：“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麵作怪，使許多方麵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因此，不斷地批判那些確實存在的右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
在反對右傾保守和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指導下，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了內容廣泛、指標很高的《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要求糧食、棉花的產量每年應分別以8.7%、10.4%以上的速度遞增，保證1967年分別達到1萬億斤、1萬億擔的高指標。這樣要求引起了連鎖反應：一是修改1955年夏天國務院在北戴河會議所確定的接近實際的各項指標，並據此編製了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遠景規劃；二是中央各部門召開的專業會議，紛紛按“提前實現工業化”的要求，把遠景規劃所規定的8-12年的任務，提前為3-5年內完成；三是1956年度經濟計劃馬上發生重大的變動，1956年1月10日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所確定的1956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考慮需要多，而對國家的財力、物力的可能條件研究少，安排要求過高過急。要求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5.9%；工業總產值增長19.5%；農業總產值增長11.5%；各項工農業主要產品產量都有較大幅度的增長，整個年度計劃被打亂了。
（1）基本建設規模過大、投資過多。1956年2月召開全國第一次基本建設會議，將“一五”計劃期間限額以上基本建設項目由原定的694項，增加到754項。同年6月，繼續追加，高達800個，建成項目增加到500多個。相應基建投資猛漲。周恩來說過，基本建設五年的總計劃是427億元。曆來的數字（不算其他自籌資金的基建、國防基建），第一年65億元，第二年75億元，第三年82億元（按國家統計局公布實施結果同上述預算相接近），當時考慮，1956年的基建投資以90億元上下為恰當。但是，1956年1月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的財經會議，各省市、各部門報來的基建投資總額高達200億元，比上年的88.5億元，增長一倍半，也大大突破了1955年9月預定的112.7億元，盡管從1953年以來我國財政收入年年均有增長，收大於支，但也無法承受如此高額的基建投資額。
（2）職工和工資增加過快。1956年全國全民公有製職工數達2423萬人，比上年1908萬人增加515萬人，比原定計劃增加84萬人大大突破。隨著職工猛增，工資總額也相應上升，包括當年調整工資的因素在內，1956年工資總額達137億元，比上年增加37億元，大大超過財政的支付能力。
（3）貸款過多。過去幾年的農業貸款總額為1-2億元，1956年猛增高達19.3億元。同時對手工業合作企業和公私合營企業貸款9.4億元。這是財政支出的一大突破，為此，隻有動用曆年的結餘款和增發鈔票來彌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