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急於求成反冒進！仗義執言受冤屈(3)
從統一思想的目的出發，11月9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作總結發言，比較係統地陳述了自己對工業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關係的看法。他指出：“從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批判斯大林以來，暴露了社會主義建設中不少問題。”“蘇聯發展重工業多，束緊腰帶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和農業”“農業發展緩慢，經過39年，產量僅高於沙皇時代的最高年產量。發展重工業，忽視輕工業，忽視農業的影響，蘇聯現在還沒有糾正過來，這是需要時間的。”而且“這個建設方針影響了東歐國家”。東德、波蘭、匈牙利發生的群眾鬧事事件，反映了執行這個方針的嚴重後果。他指出：從“我們國家這樣大，很落後，人口多”的國情和“要建設，又要注意人民生活”的原則出發，“我們現在根據可能比原來設想的放慢，不能算是錯誤”。“明年度的計劃必須采取退的方針”，“目的是保持平衡”。“這不發生左傾、右傾的問題。不像政治方麵，左了就是盲動，右了就是投降。”他強調：“搞重工業不要失掉人民，否則就沒有了基礎，就成了沙灘上的建築物。”我們“就是要在人民需要的基礎上建立重工業，重工業要為人民服務，同時也注意輕工業和農業，使人民的長遠利益和目前利益結合起來，否則就要吃虧”。所以，對於高指標“應該抵抗，敢於修改，這才是馬克思主義者”。指標一經確定，就“神聖不可侵犯的提法就是迷信。當然決定了就要執行，但是有意見還可以保留”。
由於反冒進已經進行幾個月了，急躁冒進給經濟建設帶來的危害，在各部門特別是國務院領導成員中感受更加深刻，又由於這次會議把重點放在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而不是追究個人責任上，因此使“總想把工業多搞一些”的少數同誌也認識到“過去想法有些片麵和主觀。”這樣做，既團結了同誌又統一了思想。從這以後，政府各部門負責人在思想上比較重視、在經濟工作中也比較注意堅持“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原則，和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了。
11月10日至15日，中國共產黨舉行八屆二中全會。開會第一天，周恩來作了《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為了很好地利用這次機會使全黨高級幹部從過去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中獲得更多教益，周恩來聯係蘇聯、東歐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中暴露的某些弊端，聯係我國經濟建設中的問題，圍繞積累和消費之間的比例關係，再度闡釋了“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思想，總結了“一五”計劃的經驗教訓，繼續批評了1956年的急躁冒進傾向。他提出：經濟工作在今年冒進之後，應該適當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關係經過合理地調整後較快地恢複過來，為今後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作準備。因此，1957年計劃的方針應當是，在繼續前進的基礎上，“保證重點，適當收縮”。否則，將進一步影響貨幣、物資、勞動工資的平衡，也可能出現中國的波茲南事件。同時，他指出：這次全會提出的財政預算、生產和基本建設等指標，“是很初步的數字”“經過全會討論，把方針批準”“再待經委、財政部等有關部門進一步核算，就會得到一個比較恰當的”1957年國民經濟劃。
毛澤東：反冒進已經“到了高峰”
這天。劉少奇在《目前時局問題的報告》中，也就我國經濟建設的比例關係和建設速度問題發表了意見。他指出：“我們應該注意這個問題，就是國家的積累，用多少資金投資，積累應該多少？重工業與輕工業和農業發展的比例這麽一些問題，以及我們工業建設中的速度，放在一種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什麽叫穩妥可靠呢？就是群眾總不能上馬路，不能鬧起來，還高興，還保持群眾的那種熱情、積極性。昨天陳雲同誌也講，他主張寧願慢一點，慢個一年兩年”，後兩個五年計劃，“每個五年計劃慢上一年穩當一點，就是說右傾一點比左傾一點好一些，還是左傾一點好？”“昨天有同誌講，慢一點、右一點，還有一點回旋餘地，過了一點、左了一點，回旋餘地就很少了。”
毛澤東對八屆二中全會開成一次全麵性的反冒進的會議，感到意外，進而他認為反冒進到二中全會已經“到了高峰”，於是15日在講話中談了七點意見，不讚成反冒進的繼續開展。
盡管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相左的意見，但是，周恩來、劉少奇在報告中所闡述的重要意見和製訂1957年計劃必須堅持的“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經過充分討論後仍被八屆二中全會接受並且在會後得到認真地貫徹執行。
11月17日周恩來出訪亞歐11國後，在反對急躁冒進和“保證重點，適當收縮”方針的指導下，陳雲擔負起了主持製訂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重擔。
根據再次摸底後的情況，1956年12月17日，陳雲主持召開國務院會議，商討進一步減少1957年基本建設投資問題。陳雲提出：明年投資究竟搞多少，“首先是我們幾個人負責，我們肩上擔負著6萬萬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亂，打我們的P股。”把投資壓縮好，“我們責無旁貸”。不要怕別人說“機會主義”。明年計劃的投資“削了以後，不僅明年平衡，將來也可以平衡”。當然，削多少要研究。他強調：“削減投資必須搞些死辦法，靈活了不行。”有的項目“不搞就是不搞，不準增加就是不能增加，要砍就（應）砍下來”。“過去照顧基本建設多，照顧生產少。應該首先保證必需的生產，其中主要部分應該保證最低限度的民生，有餘（再）搞基本建設。這樣基本建設就是冒也冒不了多少。”會議決定再將基本建設投資壓縮到114億元。待進一步算賬後提中央討論。
為了深入總結1956年經濟工作急躁冒進的經驗教訓，有利於1957年計劃的製訂和今後經濟建設的順利開展，1957年1月18日，陳雲在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上作了《關於財政經濟工作問題》的重要講話。他闡釋了“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的道理，指出：“建設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合適，經濟就穩定。當然如果保守了，妨礙了建設應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糾正保守比糾正冒進要容易些。因為物資多了，增加建設是比較容易的，而財力物力不夠，把建設規模搞大了，要壓縮下來就不那麽容易，還會造成嚴重浪費。”據此，陳雲提出了財政、信貸、物資三大平衡著名思想，強調：“一、財政收支和銀行信貸都必須平衡，而且應該略有節餘。”“二、物資要合理分配，排隊使用。”“三、人民的購買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須同能夠供應的消費物資相適應。”“四、基本建設規模和財力物力之間的平衡，不單要看當年，而且必須瞻前顧後。”“五、我國農業對經濟建設的規模有很大的約束力。”他指出應當用財政、信貨、物資三大平衡這樣的“製約方法，來防止經濟建設超過國力的危險”。
27日，李先念在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繼續強調：從1956年冒進給財政金融帶來的嚴重後果中，得出一條重要經驗：“就是財政、信貸和物資必須統一平衡。在這裏物資平衡是統一平衡的基礎、財政平衡的關鍵。因為，財政和信貸最後都要歸結到有沒有物資，矛盾都最後集中到物資是否能夠平衡。”但是，“隻要在正常收入的範圍以內安排支出，不要赤字，不要向銀行透支，保持這個限度，大體上就可以做到信貸的平衡。財政和信貸平衡了，大體上整個物資也就是平衡的。”根據這一認識，他指出：由於棉花、植物油的收購情況不好，鋼產量又比原計劃減少53萬噸，這樣，“國家收入就要減少10億多元”。因此，八屆二中全會確定的財政收支指標，“經過這一個時期的計算，看來是站不住了”，“需要重新加以考慮，可能收到的收入必須打足，不可能收到的應當從預算指標內去掉”。這天，毛澤東在講話中對這次會議的反冒進氣氛也有所不快。他說：“要足夠地估計成績。有那麽多成績，誇大是不行的，估計低了，那就要犯錯誤，可能要犯大錯誤。”“這個問題，本來是二中全會解決了的，但是這次會上（我們一共開了八天會），還有許多同誌談到這個問題。可見得在一些同誌的思想中還有問題。”
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之後，國務院進一步對1957年計劃中的各項指標和財政支出指標進行了核算和壓縮，並在二三月間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安排了1957年計劃。到4月，訪問歸來不久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第44次至46次全體會議，討論批準了對基本建設投資、行政經費、軍費、社會購買力，勞動計劃和文教衛生等指標都作了壓縮的《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
在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指導下，我國國民經濟進一步健康發展，工農業總產值、財政收入穩步增長，基本上實現了財政、物資、信貸三大平衡，保證了市場的穩定，使1957年經濟工作成為建國以來最好的年份之一。
周恩來，陳雲等在反對“二五”計劃和1957年計劃的冒進指標時自覺地注意到從根本上否定遠景計劃的冒進指標問題。因為他們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從總體上避免經濟工作再度出現急躁冒進傾向，保證我國國民經濟沿著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綜合平衡的軌道高速度發展。例如：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指出：“過去設想的遠景規劃，發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點？經過八大前後的研究，我們覺得可以放慢一點。”假如到1967年鋼鐵產量達到3000萬噸“肯定地說，照現在這個速度是不可能實現的”。“要達到原來遠景規劃設想的生產指標，肯定時間要長一些，有可能要四個五年計劃，或者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他指出，陳雲曾經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既然達不到，就應該允許三個五年計劃以外再加二年。我說，甚至可以設想加二年不夠再增加一二年。這樣一個大國，數量上的增長稍微慢一點，並不妨礙我們實現工業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係。”如果硬要把指標“定到3000萬噸，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會像我們常說的，把兩腳懸空了，底下都亂了，不好布局，農業、輕工業也會受到影響，結果還得退下來”。他還指出：《農業40條》規定到1967年糧食達到10000億斤，倘若能夠實現，當然“是最美滿理想的。但是，照一年計算、摸索的情況看，不能那樣設想”。指標“上不去，就不能勉強，否則把別的都破壞了，錢也浪費了，最後還得退下來。凡是不合實際的都可以修改”。
從1955年底到1957年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之前的這段時間裏，盡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速度問題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思路，毛澤東對持續開展的反冒進持保留態度，但他服從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數人的意見，沒有明確表示不能反冒進。
毛澤東：反冒進打掉了多、快、好、省
正當周恩來、陳雲等政府領導人繼續深入了解中國國情，準備在“一五”計劃完成後對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進行全麵總結，為爭取“二五”計劃取得更大成績而奮鬥的時候，毛澤東的注意力由對蘇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和與此密切相關的國際反共逆流、波匈事件的關注，對國內反右鬥爭的關注，再次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速度問題的關注上。這時，深紮於毛澤東頭腦中的過急地要求迅速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後麵貌的趕超意識，開始以更頑強、更猛烈的形式表現出來，他決心要使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來一個“大躍進”。
毛澤東認為，隻有首先統一全黨高級幹部對於建設速度這個戰略問題的認識，才能在全國迅速地形成“大躍進”局麵；而要做到這一點，則必須開展徹底清算所謂反冒進錯誤的反反冒進鬥爭。但是開展這場鬥爭，在黨內高級領導層內會不會遭到公開的抵製和反對呢？這是毛澤東這時還把握不定因而十分注意的一個重大問題。
基於以上考慮，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閉幕的這一天對反冒進進行了摸底性質的公開批評。毛澤東說：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掃掉了“農業40條”，還掃掉了促進委員會。這是“右傾”，是“促退”。“我曾經說過，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各級黨委會，還有國務院，各級人民委員會……應當是促進委員會。”這三個東西，現在可不可以恢複？如果大家說不讚成恢複，一定要組織促退，你們那麽多人要促退，我也沒有辦法。他強調：搞建設“至少有兩種方法，一種，達到目的比較慢一點，比較差一點；一種達到目的比較快一點，比較好一點。”這時中共黨內的正常的民主生活已經有些不正常了，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曾主張過反冒進的領導人也難以正常地發表不同意見了，因此在會上沒有對此再提出異議。
這次會議還根據毛澤東提議，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這個修正草案，同周恩來、陳雲曾多次指出過各項指標冒進了的《農業40條〈草案〉》並無實質性差別，但在會上也沒有人再表示相反意見。反過來，當毛澤東看到黨的其他領導人對他反反冒進和對《農業40條〈修正草案〉》采取默認態度時，他感到可以憑借他在黨內的崇高地位和威信，開展反反冒進鬥爭並獲得預期效果。
為此，一個月後，毛澤東親自審閱批發了11月13日《人民日報》名為《發動全民，討論40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高潮》的社論。社論公開指責反冒進，號召人們批判所謂右傾保守思想，“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接著，毛澤東過問了《人民日報》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的起草工作，並把社論初稿帶到莫斯科，在他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工人黨會議期間進一步斟酌修改。社論稿在帶回北京征求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意見後，於12月12日正式發表。這篇社論以尖刻的語言批評說，反冒進的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前的階段，而沒有認識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後的新形勢”，“沒有充分估計新條件下大大增長了的生產潛力，結果就背離了多快好省的方針，變成了經濟戰線的懶漢”。反冒進使“本來應該和可以多辦、快辦的事情，也少辦、慢辦甚至不辦了”，因此“起了消極的促退的作用”。
盡管反冒進從9月起接二連三地遭到指責和批評，但周恩來等在八屆三中全會後並沒有馬上意識到反冒進已經被認為是個嚴重事件。他們深深地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是在1958年初。
由於反冒進已經進行幾個月了，急躁冒進給經濟建設帶來的危害，在各部門特別是國務院領導成員中感受更加深刻，又由於這次會議把重點放在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而不是追究個人責任上，因此使“總想把工業多搞一些”的少數同誌也認識到“過去想法有些片麵和主觀。”這樣做，既團結了同誌又統一了思想。從這以後，政府各部門負責人在思想上比較重視、在經濟工作中也比較注意堅持“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原則，和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了。
11月10日至15日，中國共產黨舉行八屆二中全會。開會第一天，周恩來作了《關於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為了很好地利用這次機會使全黨高級幹部從過去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中獲得更多教益，周恩來聯係蘇聯、東歐某些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中暴露的某些弊端，聯係我國經濟建設中的問題，圍繞積累和消費之間的比例關係，再度闡釋了“要重工業，又要人民”的思想，總結了“一五”計劃的經驗教訓，繼續批評了1956年的急躁冒進傾向。他提出：經濟工作在今年冒進之後，應該適當地放慢明年的速度，使失去平衡的比例關係經過合理地調整後較快地恢複過來，為今後國民經濟的正常發展作準備。因此，1957年計劃的方針應當是，在繼續前進的基礎上，“保證重點，適當收縮”。否則，將進一步影響貨幣、物資、勞動工資的平衡，也可能出現中國的波茲南事件。同時，他指出：這次全會提出的財政預算、生產和基本建設等指標，“是很初步的數字”“經過全會討論，把方針批準”“再待經委、財政部等有關部門進一步核算，就會得到一個比較恰當的”1957年國民經濟劃。
毛澤東：反冒進已經“到了高峰”
這天。劉少奇在《目前時局問題的報告》中，也就我國經濟建設的比例關係和建設速度問題發表了意見。他指出：“我們應該注意這個問題，就是國家的積累，用多少資金投資，積累應該多少？重工業與輕工業和農業發展的比例這麽一些問題，以及我們工業建設中的速度，放在一種穩妥可靠的基礎上。什麽叫穩妥可靠呢？就是群眾總不能上馬路，不能鬧起來，還高興，還保持群眾的那種熱情、積極性。昨天陳雲同誌也講，他主張寧願慢一點，慢個一年兩年”，後兩個五年計劃，“每個五年計劃慢上一年穩當一點，就是說右傾一點比左傾一點好一些，還是左傾一點好？”“昨天有同誌講，慢一點、右一點，還有一點回旋餘地，過了一點、左了一點，回旋餘地就很少了。”
毛澤東對八屆二中全會開成一次全麵性的反冒進的會議，感到意外，進而他認為反冒進到二中全會已經“到了高峰”，於是15日在講話中談了七點意見，不讚成反冒進的繼續開展。
盡管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了相左的意見，但是，周恩來、劉少奇在報告中所闡述的重要意見和製訂1957年計劃必須堅持的“保證重點，適當收縮”的方針，經過充分討論後仍被八屆二中全會接受並且在會後得到認真地貫徹執行。
11月17日周恩來出訪亞歐11國後，在反對急躁冒進和“保證重點，適當收縮”方針的指導下，陳雲擔負起了主持製訂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重擔。
根據再次摸底後的情況，1956年12月17日，陳雲主持召開國務院會議，商討進一步減少1957年基本建設投資問題。陳雲提出：明年投資究竟搞多少，“首先是我們幾個人負責，我們肩上擔負著6萬萬人的事，如果搞得天下大亂，打我們的P股。”把投資壓縮好，“我們責無旁貸”。不要怕別人說“機會主義”。明年計劃的投資“削了以後，不僅明年平衡，將來也可以平衡”。當然，削多少要研究。他強調：“削減投資必須搞些死辦法，靈活了不行。”有的項目“不搞就是不搞，不準增加就是不能增加，要砍就（應）砍下來”。“過去照顧基本建設多，照顧生產少。應該首先保證必需的生產，其中主要部分應該保證最低限度的民生，有餘（再）搞基本建設。這樣基本建設就是冒也冒不了多少。”會議決定再將基本建設投資壓縮到114億元。待進一步算賬後提中央討論。
為了深入總結1956年經濟工作急躁冒進的經驗教訓，有利於1957年計劃的製訂和今後經濟建設的順利開展，1957年1月18日，陳雲在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上作了《關於財政經濟工作問題》的重要講話。他闡釋了“建設規模的大小必須和國家的財力物力相適應”的道理，指出：“建設規模超過國家財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會出現經濟混亂；兩者合適，經濟就穩定。當然如果保守了，妨礙了建設應有的速度也不好。但是糾正保守比糾正冒進要容易些。因為物資多了，增加建設是比較容易的，而財力物力不夠，把建設規模搞大了，要壓縮下來就不那麽容易，還會造成嚴重浪費。”據此，陳雲提出了財政、信貸、物資三大平衡著名思想，強調：“一、財政收支和銀行信貸都必須平衡，而且應該略有節餘。”“二、物資要合理分配，排隊使用。”“三、人民的購買力要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必須同能夠供應的消費物資相適應。”“四、基本建設規模和財力物力之間的平衡，不單要看當年，而且必須瞻前顧後。”“五、我國農業對經濟建設的規模有很大的約束力。”他指出應當用財政、信貨、物資三大平衡這樣的“製約方法，來防止經濟建設超過國力的危險”。
27日，李先念在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繼續強調：從1956年冒進給財政金融帶來的嚴重後果中，得出一條重要經驗：“就是財政、信貸和物資必須統一平衡。在這裏物資平衡是統一平衡的基礎、財政平衡的關鍵。因為，財政和信貸最後都要歸結到有沒有物資，矛盾都最後集中到物資是否能夠平衡。”但是，“隻要在正常收入的範圍以內安排支出，不要赤字，不要向銀行透支，保持這個限度，大體上就可以做到信貸的平衡。財政和信貸平衡了，大體上整個物資也就是平衡的。”根據這一認識，他指出：由於棉花、植物油的收購情況不好，鋼產量又比原計劃減少53萬噸，這樣，“國家收入就要減少10億多元”。因此，八屆二中全會確定的財政收支指標，“經過這一個時期的計算，看來是站不住了”，“需要重新加以考慮，可能收到的收入必須打足，不可能收到的應當從預算指標內去掉”。這天，毛澤東在講話中對這次會議的反冒進氣氛也有所不快。他說：“要足夠地估計成績。有那麽多成績，誇大是不行的，估計低了，那就要犯錯誤，可能要犯大錯誤。”“這個問題，本來是二中全會解決了的，但是這次會上（我們一共開了八天會），還有許多同誌談到這個問題。可見得在一些同誌的思想中還有問題。”
全國省市委書記會議之後，國務院進一步對1957年計劃中的各項指標和財政支出指標進行了核算和壓縮，並在二三月間召開的全國計劃會議上安排了1957年計劃。到4月，訪問歸來不久的周恩來主持國務院第44次至46次全體會議，討論批準了對基本建設投資、行政經費、軍費、社會購買力，勞動計劃和文教衛生等指標都作了壓縮的《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
在1957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指導下，我國國民經濟進一步健康發展，工農業總產值、財政收入穩步增長，基本上實現了財政、物資、信貸三大平衡，保證了市場的穩定，使1957年經濟工作成為建國以來最好的年份之一。
周恩來，陳雲等在反對“二五”計劃和1957年計劃的冒進指標時自覺地注意到從根本上否定遠景計劃的冒進指標問題。因為他們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從總體上避免經濟工作再度出現急躁冒進傾向，保證我國國民經濟沿著既積極又穩妥可靠的綜合平衡的軌道高速度發展。例如：周恩來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指出：“過去設想的遠景規劃，發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點？經過八大前後的研究，我們覺得可以放慢一點。”假如到1967年鋼鐵產量達到3000萬噸“肯定地說，照現在這個速度是不可能實現的”。“要達到原來遠景規劃設想的生產指標，肯定時間要長一些，有可能要四個五年計劃，或者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他指出，陳雲曾經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既然達不到，就應該允許三個五年計劃以外再加二年。我說，甚至可以設想加二年不夠再增加一二年。這樣一個大國，數量上的增長稍微慢一點，並不妨礙我們實現工業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業體係。”如果硬要把指標“定到3000萬噸，其他就都要跟上去。那就會像我們常說的，把兩腳懸空了，底下都亂了，不好布局，農業、輕工業也會受到影響，結果還得退下來”。他還指出：《農業40條》規定到1967年糧食達到10000億斤，倘若能夠實現，當然“是最美滿理想的。但是，照一年計算、摸索的情況看，不能那樣設想”。指標“上不去，就不能勉強，否則把別的都破壞了，錢也浪費了，最後還得退下來。凡是不合實際的都可以修改”。
從1955年底到1957年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之前的這段時間裏，盡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速度問題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思路，毛澤東對持續開展的反冒進持保留態度，但他服從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大多數人的意見，沒有明確表示不能反冒進。
毛澤東：反冒進打掉了多、快、好、省
正當周恩來、陳雲等政府領導人繼續深入了解中國國情，準備在“一五”計劃完成後對經濟工作的經驗教訓進行全麵總結，為爭取“二五”計劃取得更大成績而奮鬥的時候，毛澤東的注意力由對蘇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和與此密切相關的國際反共逆流、波匈事件的關注，對國內反右鬥爭的關注，再次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速度問題的關注上。這時，深紮於毛澤東頭腦中的過急地要求迅速改變中國一窮二白落後麵貌的趕超意識，開始以更頑強、更猛烈的形式表現出來，他決心要使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來一個“大躍進”。
毛澤東認為，隻有首先統一全黨高級幹部對於建設速度這個戰略問題的認識，才能在全國迅速地形成“大躍進”局麵；而要做到這一點，則必須開展徹底清算所謂反冒進錯誤的反反冒進鬥爭。但是開展這場鬥爭，在黨內高級領導層內會不會遭到公開的抵製和反對呢？這是毛澤東這時還把握不定因而十分注意的一個重大問題。
基於以上考慮，1957年10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閉幕的這一天對反冒進進行了摸底性質的公開批評。毛澤東說：反冒進，掃掉了多、快、好、省，掃掉了“農業40條”，還掃掉了促進委員會。這是“右傾”，是“促退”。“我曾經說過，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各級黨委會，還有國務院，各級人民委員會……應當是促進委員會。”這三個東西，現在可不可以恢複？如果大家說不讚成恢複，一定要組織促退，你們那麽多人要促退，我也沒有辦法。他強調：搞建設“至少有兩種方法，一種，達到目的比較慢一點，比較差一點；一種達到目的比較快一點，比較好一點。”這時中共黨內的正常的民主生活已經有些不正常了，劉少奇、周恩來、陳雲等曾主張過反冒進的領導人也難以正常地發表不同意見了，因此在會上沒有對此再提出異議。
這次會議還根據毛澤東提議，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這個修正草案，同周恩來、陳雲曾多次指出過各項指標冒進了的《農業40條〈草案〉》並無實質性差別，但在會上也沒有人再表示相反意見。反過來，當毛澤東看到黨的其他領導人對他反反冒進和對《農業40條〈修正草案〉》采取默認態度時，他感到可以憑借他在黨內的崇高地位和威信，開展反反冒進鬥爭並獲得預期效果。
為此，一個月後，毛澤東親自審閱批發了11月13日《人民日報》名為《發動全民，討論40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高潮》的社論。社論公開指責反冒進，號召人們批判所謂右傾保守思想，“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的躍進”。接著，毛澤東過問了《人民日報》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的起草工作，並把社論初稿帶到莫斯科，在他參加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工人黨會議期間進一步斟酌修改。社論稿在帶回北京征求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意見後，於12月12日正式發表。這篇社論以尖刻的語言批評說，反冒進的人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前的階段，而沒有認識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後的新形勢”，“沒有充分估計新條件下大大增長了的生產潛力，結果就背離了多快好省的方針，變成了經濟戰線的懶漢”。反冒進使“本來應該和可以多辦、快辦的事情，也少辦、慢辦甚至不辦了”，因此“起了消極的促退的作用”。
盡管反冒進從9月起接二連三地遭到指責和批評，但周恩來等在八屆三中全會後並沒有馬上意識到反冒進已經被認為是個嚴重事件。他們深深地感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是在1958年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