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毛澤東笑談秦滅楚！共和國憲法開新篇(2)
一、所屬的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築工程部、地質部、輕工部和紡織部，劃歸國家計委主席高崗領導；
二、所屬的鐵道、交通和郵電部，劃歸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領導；
三、所屬的農業、林業和水利部，劃歸財委副主任鄧子恢領導；
四、所屬的勞動部，劃歸計委委員饒漱石領導；
五、所屬的財政、糧食、商業、對外貿易和人民銀行，仍屬財委主任陳雲領導，在陳雲養病期間，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
中央作出的上述決定的分工，無疑是對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書記、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嚴重批評。根據這個決定和分工，周恩來對政務院的工作除必須擔負全部責任外，實際上他所直接領導的隻剩下一個外事口了。與之同時，中央決定把政務院20個部中的8個主要工業部劃歸實際與政務院平行的國家計委領導，而高崗是國家計委主席，這不能不被認為是對高崗的信任和重用。而這同他1951年得的“兩分”，顯然是有著直接關聯的。正因如此，高崗自認為已經組織了“經濟內閣”，並準備進一步躍登龍門了。
對“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批評
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宣布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同時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就農業來說，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農業惟一的道路，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這是黨在農村中工作的中心。毛澤東批評說，右傾的表現有這樣三句話：“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種提法不明確。是不妥當的。“確保私有財產”。因為中農怕“冒尖”，怕“共產”，就有人提出這一口號去安定他們，其實，這是不對的。
毛澤東在8月12日全國財經會議上的講話，再次對“新稅製”等問題作了尖銳批評，並提出“要在黨內開展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他說：
對於財經工作中的錯誤，從去年12月薄一波同誌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製開始，到這次會議，都給了嚴肅的批評。新稅製發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
過渡時期，是向社會主義發展，還是向資本主義發展？按照黨的總路線，是要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要經過相當長期的鬥爭的。新稅製的錯誤跟張子善的問題不同，是思想問題，是離開了黨的總路線的問題。要在黨內開展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
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在全黨，首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三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即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
毛澤東對把個體農民經過互助合作走到集體化的道路，看成“是一種完全的空想”的觀點作了尖銳批評，說這是違反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的。他還強調要反對“分散主義”。
一股“倒劉”的地下暗流
高崗急於在1953年夏季舉行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和會後連續向周恩來、劉少奇迭次發難，顯然是對毛澤東的上述批評作了他的判斷。在他看來，毛澤東把“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等問題提到“離開總路線”的高度進行批評，證明周、劉是在政治上犯了“路線錯誤”。聯係在此以前在組織分工上的重要調整，他認為周恩來、劉少奇已“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而他自己則被認為是“一貫正確”，又組織了“經濟內閣”。於是利令智昏，企圖一舉將周、劉拱倒，取而代之。
1953年6月開始舉行的全國財經會議，主要議題是關於五年計劃、財政、民族資產階級三個問題。但在討論中，批評新稅製實際上成了會議的中心問題。高崗看到對新稅製意見較多，就鼓動一些同誌“放炮”，並上綱說這是路線錯誤，是兩條路線鬥爭。據後來陶鑄揭發：財經會議開過第一次領導小組會議後，高崗就請他到家裏吃飯，在飯桌上高崗對他說，這次會議的方針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發言”，並要他放頭炮。陶鑄沒有答應。實際上，高崗這樣做完全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批薄”是為了“射劉”，目的在推倒劉少奇。這一點，高崗曾直言不諱地對人說：“我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不講話則已，要講就要挖少奇的老底。”所以，他在發言中，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劉少奇曾經說過的一些話，比如1947年土改中說過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1949年在天津講話中的一些觀點，1951年有關山西互助合作批語中的觀點等等，統統安到薄一波的頭上加以批判，以暗示劉少奇犯有一貫的、係統的路線錯誤。
為了推倒劉少奇，高崗公然散布“軍黨論”（即所謂“黨是軍隊創造的”）。他說，黨的曆史上有“二元論”，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要修改，決議中關於劉少奇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對頭，需要重新作出結論。他別有用心地把中共黨的幹部分成兩部分，說毛澤東代表紅區，劉少奇代表白區，現在黨和國家領導機關的權力掌握在“白區的黨”的人們手裏，應當徹底改組。並煽動說現在白區幹部要篡奪黨了。
當高崗得悉中央正在考慮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是否采取部長會議的形式、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時，更是迫不及待地多方活動起來。鄧小平說：“毛澤東同誌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這麽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誌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誌。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誌在黨內的地位是曆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麵講，劉少奇同誌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曆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誌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誌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誌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毛澤東笑談曆史掌故“秦滅楚”
對高崗、饒漱石從全國財經會議到組織工作會議一係列不正常舉動，毛澤東逐步有所察覺，引起他對黨內團結的關注。他在1953年10月23日審閱劉少奇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會上的講話稿時，專門加了一段“全黨團結起來實現總路線”的話。即：現在是全黨團結起來認真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時候，我們要將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改變為一個工業國，我們要對現存的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我們要在大約15年左右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我們的組織工作就要好好地為這個總路線而服務，我相信同誌們是高興並是能夠擔負這個任務的。針對高、饒散布的所謂“圈圈”“宗派”問題，毛澤東在向各大區負責同誌的講話中，回顧了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黨和軍隊幹部成長的情況，指出：中級幹部北方人多，高級幹部南方人多，是曆史形成的。這是因為，在早期南方革命運動發展較為普遍，後來革命運動轉到北方來了。現在，不管南方幹部、北方幹部，中級幹部、高級幹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滅“圈圈”。大家都要重視黨的團結，消除山頭。
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揭露了高崗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指出，高崗他們在“刮一種風，燒一種火”，叫做“刮陰風，燒陰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陽風，滅掉陽火，打倒一批人”。據此，毛澤東提出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建議。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這個建議，決定起草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當日，毛澤東帶著一個憲法起草小組南下杭州。1954年1月3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提沃西安和駐華大使尤金時，在談話中暗示了高崗錯誤的反黨性質。據當時擔任翻譯的師哲回憶，毛澤東說：我們黨內，或許也是國內要出亂子了。自然，我今天說的隻是一種可能性，將來情況如何變化，還要等等看，這個亂子的性質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們中國曆史上曾出現過秦滅六國，秦滅了楚。秦就是他們陝西（說著，毛澤東用手指了指師哲），楚就是湖南（說著，毛澤東又用手指著他自己）。這是曆史上的事實，那麽現在怎麽樣？還要等等看。
即使這樣，毛澤東對高崗、饒漱石的基本方針，仍是團結的方針，等待著他們向中央作自我批評。
在杭州確定的開會方針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決定起草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的時候，對於是否需要召開一次中央全會討論通過，並未作議論。當劉少奇在北京主持起草好決議草案的初稿送毛澤東審改時，毛澤東才又提出召開全會的動議，並對中央全會的議程和開會方針提出了明確的具體意見。
1954年1月7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和中央書記處各同誌。信中說：
決議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據些和更明確些。參加修改的，有在這裏的幾位同誌（跟隨毛澤東在杭州起草憲法的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引者注），林彪同誌亦表示同意。
此決議似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數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數，召集甚易，加上若幹負重要工作責任的同誌參加會議。此議是否可行，請你們考慮。如召開全會，時間以在一月下旬為宜。議程可有三個：（一）批準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決定於本年內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三）通過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報告請劉少奇同誌做，事先寫好，有四五千字就夠了。報告可分為三段：第一段，略敘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反，恢複經濟，過渡時期總路線及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年的成績等事；第二段，為了討論和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綱要，有必要於本年內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並述代表已經選出，隻待文件準備好，即可召開；第三段，將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的要點加以敘述，請求全會討論和批準這個決議。此報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寫成，如時間許可，請用有線電發給我一看，如定於一月廿五日開會，則時間完全來得及。
毛澤東還交代說：全會應發一簡單公報，將三項議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關於第三項議程，就應盡可能做到隻作正麵說明，不對任何同誌展開批評。”
同日，毛澤東另外又專門寫了一封給劉少奇個人的信。毛澤東說：
如各同誌同意開全會，於你的報告稿宣讀完畢後，似宜接著宣讀你已有準備的自我批評稿，兩稿各有一小時左右即夠。自我批評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內容宜適當，不可承認並非錯誤者為錯誤。如可能，請一並電告我一閱。
在毛澤東關於召開一次中央全會的建議得到中央書記處同意後，毛於1月18日致電劉少奇並書記處各同誌，建議將決議草案在會前發到會者征求意見。電文稱：
中央全會既定本月三十日開會，還有十幾天時間，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參加會議的同誌事先有所準備起見，建議將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即日用電報發給他們閱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會的，請他用電報表示意見。同時可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意見，以供全會參考。
高崗得知中央決定召開四中全會的信息後，當即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到杭州麵見毛。為此，毛於1月22日，專就四中全會的開會方針致電劉少奇。電稱：
楊尚昆同誌到此，收到所需文件，並收到高崗同誌一信。高崗同誌在信裏說完全擁護和讚成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並說他犯了錯誤，擬在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想於會前來這裏和我商量這件事。我認為全會開會在即，高崗同誌不宜來此，他所要商量的問題，請你和恩來同誌或再加小平同誌和他商量就可以了。關於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對任何同誌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盡可能避免對任何同誌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誌的覺悟。這後一點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書記處各同誌的信中已說到了。如你們同意這個方針，就請你們據此和到會同誌事先商談，並和高崗同誌商談他所要商談的問題。尚昆留此幾天即回北京。此電請送高崗同誌一閱，我就不另複信了。
劉少奇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發現高崗在財經會議期間對劉少奇的“錯誤”進行攻擊後，曾要高崗找劉少奇直接談清問題。但高崗不予理睬。劉少奇則兩次主動找高崗談話，並對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作了誠懇的檢討。後來，針對高、饒控告劉少奇有“圈圈”，毛澤東指出，說少奇同誌有圈圈，是錯誤的說法。毛還說，少奇同誌是大公無私的，是正派的，他決不是那種搞宗派的人。
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劉少奇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了誠懇又不失分寸的自我批評，並對某些問題作了說明。主要內容有：
一、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劉少奇說：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我曾有過一種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後，要對我國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要實行農業集體化，對於這個基本方向，我是沒有懷疑過的。因此，我主張向農民宣傳社會主義，要經常地向農民說明：僅僅實行土地改革還不能最後地解放農民，隻有實行社會主義才能使農民最後地獲得解放、免於貧困並富裕起來。在目前要廣泛地發展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要限製富農經濟，在將來要普遍地組織集體農場和消滅富農經濟，對於這些，我的觀點都是明確的。但是，我有過一種想象，就是我以為還要等一個時候才能在我國農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和集體農場，而沒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組織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並由此逐步地發展到完全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即集體農場。同時，在目前的勞動互助組與將來的集體農場之間沒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個組織形式，作為由互助組過渡到集體農場的十分重要的中間過渡形式，因而，就以為互助組不能過渡到集體農場，而把二者看成在組織上是沒有多少聯係的兩回事。因為有了這種想法，所以在1950年1月與東北個別同誌談到農村互助合作問題時，我有一些話是說得不妥當的。在1951年春，我讚成華北局在個別地方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但不讚成推廣。同年7月間我批評了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文件，並在向馬列學院第一期畢業生講話時，也說到了這個批評。應該說，我這個批評是不正確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見則基本上是正確的。
在1951年秋，中央討論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問題後，由於毛澤東同誌的指示得到了改正，我也就拋棄了這種想法。
二、1947年我主持的全國土地會議，確定了普遍實行分配土地的原則，製訂了土地法大綱，並提出了整黨的方針。這個土地法大綱和整黨方針，是經過黨中央的修正和批準的。全國土地會議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但是這個會議有重大的缺點，這就是沒有對於農村的階級分析做出恰當的決定和沒有能夠製訂一個正確的切實可行的詳細的沒收分配土地的辦法，同時對於錯誤傾向的批評不夠全麵。在會議上著重地批評了黨內反對地主不堅決以及同情、可憐、庇護地主的右傾錯誤，這是完全必要的，並從此結束了這方麵的錯誤。對於當時已經發生的一些左傾錯誤，雖然也做了批評，但這種批評是不充分的，沒有係統的因而也就不能夠認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傾錯誤的發生和發展……直到1947年12月在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同誌提出了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1948年中央重新發表1933年怎樣分析階級的文件和任弼時同誌的文章後，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完全納入正軌。我在當時沒有能夠把指導土地改革這樣一個嚴重的任務完全正確地擔當起來。
三、1946年2月1日，在舊政協會議開過會，中央發出了一個指示，說舊政協決議付諸實施，中國從此走上和平民主階段。同時向八路軍、新四軍和各解放區提出練兵、減租和生產三大中心工作，並指出“一切準備好，不怕和平的萬一被破壞”。在這個指示中所謂“和平民主階段”是屬於一種對時局的估計，而關於練兵、減租和生產三大中心工作的規定，則是對於我們的革命起實際作用的性質的東西。對於和平可能性的估計隻是一方麵，而關於練兵、減租和生產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則在於我們可和可戰，使我們在任何時局變化的場合下，都能夠有恃而無恐。對於這個文件，我想是應該作這樣的分析的……中央通過的這個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經根據這個指示在幹部會上作過一個報告，在報告中有些話講得不妥當，應當糾正。
四、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幫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對天津當時的工作說過許多話，曾經批評了當時某些對資產階級的左傾情緒，雖原則上沒有錯誤，但其中有些話是說得不夠妥當的。
從劉少奇的上述自我批評，不難看出：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撇開問題本身是非談，從組織上說，在中央沒有作出決議以前，黨員持有不同認識和意見是許可的，說不上是什麽錯誤；1947年老區土改中出現的左傾錯誤，劉少奇負有指導上的責任，但屬工作指導上的錯誤；“和平民主新階段”“天津講話”不存在什麽錯誤。值得指出的是“剝削有功”一說，其實，劉少奇這個話是有前提的，即在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的領導下。其道理如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中說的，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在客觀上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這與其說是對資產階級有利，不如說對無產階級更為有利。因為隻有工業生產的極大發展，才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建立、鞏固和發展。這是推不倒的曆史唯物主義原理。當然，從用語來說，換個詞，對我們這個以出身小生產的黨員占優勢的黨來說，可能更易被大家接受。
鄧小平一席公道話
二、所屬的鐵道、交通和郵電部，劃歸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領導；
三、所屬的農業、林業和水利部，劃歸財委副主任鄧子恢領導；
四、所屬的勞動部，劃歸計委委員饒漱石領導；
五、所屬的財政、糧食、商業、對外貿易和人民銀行，仍屬財委主任陳雲領導，在陳雲養病期間，由副主任薄一波代理。
中央作出的上述決定的分工，無疑是對中央人民政府黨組幹事會書記、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嚴重批評。根據這個決定和分工，周恩來對政務院的工作除必須擔負全部責任外，實際上他所直接領導的隻剩下一個外事口了。與之同時，中央決定把政務院20個部中的8個主要工業部劃歸實際與政務院平行的國家計委領導，而高崗是國家計委主席，這不能不被認為是對高崗的信任和重用。而這同他1951年得的“兩分”，顯然是有著直接關聯的。正因如此，高崗自認為已經組織了“經濟內閣”，並準備進一步躍登龍門了。
對“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的批評
在1953年6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宣布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同時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後，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就農業來說，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農業惟一的道路，發展互助合作運動，不斷地提高農業生產力，這是黨在農村中工作的中心。毛澤東批評說，右傾的表現有這樣三句話：“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種提法不明確。是不妥當的。“確保私有財產”。因為中農怕“冒尖”，怕“共產”，就有人提出這一口號去安定他們，其實，這是不對的。
毛澤東在8月12日全國財經會議上的講話，再次對“新稅製”等問題作了尖銳批評，並提出“要在黨內開展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他說：
對於財經工作中的錯誤，從去年12月薄一波同誌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稅製開始，到這次會議，都給了嚴肅的批評。新稅製發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
過渡時期，是向社會主義發展，還是向資本主義發展？按照黨的總路線，是要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是要經過相當長期的鬥爭的。新稅製的錯誤跟張子善的問題不同，是思想問題，是離開了黨的總路線的問題。要在黨內開展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
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在全黨，首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三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即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
毛澤東對把個體農民經過互助合作走到集體化的道路，看成“是一種完全的空想”的觀點作了尖銳批評，說這是違反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的。他還強調要反對“分散主義”。
一股“倒劉”的地下暗流
高崗急於在1953年夏季舉行的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和會後連續向周恩來、劉少奇迭次發難，顯然是對毛澤東的上述批評作了他的判斷。在他看來，毛澤東把“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等問題提到“離開總路線”的高度進行批評，證明周、劉是在政治上犯了“路線錯誤”。聯係在此以前在組織分工上的重要調整，他認為周恩來、劉少奇已“失去了”毛澤東的“信任”。而他自己則被認為是“一貫正確”，又組織了“經濟內閣”。於是利令智昏，企圖一舉將周、劉拱倒，取而代之。
1953年6月開始舉行的全國財經會議，主要議題是關於五年計劃、財政、民族資產階級三個問題。但在討論中，批評新稅製實際上成了會議的中心問題。高崗看到對新稅製意見較多，就鼓動一些同誌“放炮”，並上綱說這是路線錯誤，是兩條路線鬥爭。據後來陶鑄揭發：財經會議開過第一次領導小組會議後，高崗就請他到家裏吃飯，在飯桌上高崗對他說，這次會議的方針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發言”，並要他放頭炮。陶鑄沒有答應。實際上，高崗這樣做完全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批薄”是為了“射劉”，目的在推倒劉少奇。這一點，高崗曾直言不諱地對人說：“我在全國財經會議上不講話則已，要講就要挖少奇的老底。”所以，他在發言中，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劉少奇曾經說過的一些話，比如1947年土改中說過的“村村點火，戶戶冒煙”，1949年在天津講話中的一些觀點，1951年有關山西互助合作批語中的觀點等等，統統安到薄一波的頭上加以批判，以暗示劉少奇犯有一貫的、係統的路線錯誤。
為了推倒劉少奇，高崗公然散布“軍黨論”（即所謂“黨是軍隊創造的”）。他說，黨的曆史上有“二元論”，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要修改，決議中關於劉少奇是黨的正確路線在白區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對頭，需要重新作出結論。他別有用心地把中共黨的幹部分成兩部分，說毛澤東代表紅區，劉少奇代表白區，現在黨和國家領導機關的權力掌握在“白區的黨”的人們手裏，應當徹底改組。並煽動說現在白區幹部要篡奪黨了。
當高崗得悉中央正在考慮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是否采取部長會議的形式、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時，更是迫不及待地多方活動起來。鄧小平說：“毛澤東同誌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之後，高崗活動得非常積極。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放手這麽搞。那時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同誌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誌。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誌在黨內的地位是曆史形成的，從總的方麵講，劉少奇同誌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曆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高崗也找陳雲同誌談判，他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這樣一來，陳雲同誌和我才覺得問題嚴重，立即向毛澤東同誌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毛澤東笑談曆史掌故“秦滅楚”
對高崗、饒漱石從全國財經會議到組織工作會議一係列不正常舉動，毛澤東逐步有所察覺，引起他對黨內團結的關注。他在1953年10月23日審閱劉少奇在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領導小組會上的講話稿時，專門加了一段“全黨團結起來實現總路線”的話。即：現在是全黨團結起來認真執行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時候，我們要將一個落後的農業國，改變為一個工業國，我們要對現存的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的改造，我們要在大約15年左右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我們的組織工作就要好好地為這個總路線而服務，我相信同誌們是高興並是能夠擔負這個任務的。針對高、饒散布的所謂“圈圈”“宗派”問題，毛澤東在向各大區負責同誌的講話中，回顧了大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黨和軍隊幹部成長的情況，指出：中級幹部北方人多，高級幹部南方人多，是曆史形成的。這是因為，在早期南方革命運動發展較為普遍，後來革命運動轉到北方來了。現在，不管南方幹部、北方幹部，中級幹部、高級幹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滅“圈圈”。大家都要重視黨的團結，消除山頭。
1953年12月24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揭露了高崗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指出，高崗他們在“刮一種風，燒一種火”，叫做“刮陰風，燒陰火”，“其目的就是要刮倒陽風，滅掉陽火，打倒一批人”。據此，毛澤東提出了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建議。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這個建議，決定起草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當日，毛澤東帶著一個憲法起草小組南下杭州。1954年1月3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見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提沃西安和駐華大使尤金時，在談話中暗示了高崗錯誤的反黨性質。據當時擔任翻譯的師哲回憶，毛澤東說：我們黨內，或許也是國內要出亂子了。自然，我今天說的隻是一種可能性，將來情況如何變化，還要等等看，這個亂子的性質用一句話來說，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們中國曆史上曾出現過秦滅六國，秦滅了楚。秦就是他們陝西（說著，毛澤東用手指了指師哲），楚就是湖南（說著，毛澤東又用手指著他自己）。這是曆史上的事實，那麽現在怎麽樣？還要等等看。
即使這樣，毛澤東對高崗、饒漱石的基本方針，仍是團結的方針，等待著他們向中央作自我批評。
在杭州確定的開會方針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決定起草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的時候，對於是否需要召開一次中央全會討論通過，並未作議論。當劉少奇在北京主持起草好決議草案的初稿送毛澤東審改時，毛澤東才又提出召開全會的動議，並對中央全會的議程和開會方針提出了明確的具體意見。
1954年1月7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和中央書記處各同誌。信中說：
決議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據些和更明確些。參加修改的，有在這裏的幾位同誌（跟隨毛澤東在杭州起草憲法的胡喬木、陳伯達、田家英——引者注），林彪同誌亦表示同意。
此決議似宜召開一次中央全會通過，以示慎重。中委大多數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數，召集甚易，加上若幹負重要工作責任的同誌參加會議。此議是否可行，請你們考慮。如召開全會，時間以在一月下旬為宜。議程可有三個：（一）批準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決定於本年內召開黨的全國代表會議討論第一個五年計劃綱要；（三）通過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報告請劉少奇同誌做，事先寫好，有四五千字就夠了。報告可分為三段：第一段，略敘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反，恢複經濟，過渡時期總路線及第一個五年計劃第一年的成績等事；第二段，為了討論和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綱要，有必要於本年內召開一次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並述代表已經選出，隻待文件準備好，即可召開；第三段，將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的要點加以敘述，請求全會討論和批準這個決議。此報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寫成，如時間許可，請用有線電發給我一看，如定於一月廿五日開會，則時間完全來得及。
毛澤東還交代說：全會應發一簡單公報，將三項議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關於第三項議程，就應盡可能做到隻作正麵說明，不對任何同誌展開批評。”
同日，毛澤東另外又專門寫了一封給劉少奇個人的信。毛澤東說：
如各同誌同意開全會，於你的報告稿宣讀完畢後，似宜接著宣讀你已有準備的自我批評稿，兩稿各有一小時左右即夠。自我批評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內容宜適當，不可承認並非錯誤者為錯誤。如可能，請一並電告我一閱。
在毛澤東關於召開一次中央全會的建議得到中央書記處同意後，毛於1月18日致電劉少奇並書記處各同誌，建議將決議草案在會前發到會者征求意見。電文稱：
中央全會既定本月三十日開會，還有十幾天時間，為使在各地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及參加會議的同誌事先有所準備起見，建議將關於加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即日用電報發給他們閱看，如有因病因事不能到會的，請他用電報表示意見。同時可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的意見，以供全會參考。
高崗得知中央決定召開四中全會的信息後，當即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到杭州麵見毛。為此，毛於1月22日，專就四中全會的開會方針致電劉少奇。電稱：
楊尚昆同誌到此，收到所需文件，並收到高崗同誌一信。高崗同誌在信裏說完全擁護和讚成關於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草案，並說他犯了錯誤，擬在四中全會上作自我批評，想於會前來這裏和我商量這件事。我認為全會開會在即，高崗同誌不宜來此，他所要商量的問題，請你和恩來同誌或再加小平同誌和他商量就可以了。關於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對任何同誌的自我批評均表歡迎，但應盡可能避免對任何同誌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誌的覺悟。這後一點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書記處各同誌的信中已說到了。如你們同意這個方針，就請你們據此和到會同誌事先商談，並和高崗同誌商談他所要商談的問題。尚昆留此幾天即回北京。此電請送高崗同誌一閱，我就不另複信了。
劉少奇的自我批評
毛澤東發現高崗在財經會議期間對劉少奇的“錯誤”進行攻擊後，曾要高崗找劉少奇直接談清問題。但高崗不予理睬。劉少奇則兩次主動找高崗談話，並對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作了誠懇的檢討。後來，針對高、饒控告劉少奇有“圈圈”，毛澤東指出，說少奇同誌有圈圈，是錯誤的說法。毛還說，少奇同誌是大公無私的，是正派的，他決不是那種搞宗派的人。
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劉少奇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了誠懇又不失分寸的自我批評，並對某些問題作了說明。主要內容有：
一、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劉少奇說：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問題，我曾有過一種想法在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後，要對我國農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要實行農業集體化，對於這個基本方向，我是沒有懷疑過的。因此，我主張向農民宣傳社會主義，要經常地向農民說明：僅僅實行土地改革還不能最後地解放農民，隻有實行社會主義才能使農民最後地獲得解放、免於貧困並富裕起來。在目前要廣泛地發展勞動互助組和供銷合作社，要限製富農經濟，在將來要普遍地組織集體農場和消滅富農經濟，對於這些，我的觀點都是明確的。但是，我有過一種想象，就是我以為還要等一個時候才能在我國農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和集體農場，而沒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組織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並由此逐步地發展到完全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即集體農場。同時，在目前的勞動互助組與將來的集體農場之間沒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這個組織形式，作為由互助組過渡到集體農場的十分重要的中間過渡形式，因而，就以為互助組不能過渡到集體農場，而把二者看成在組織上是沒有多少聯係的兩回事。因為有了這種想法，所以在1950年1月與東北個別同誌談到農村互助合作問題時，我有一些話是說得不妥當的。在1951年春，我讚成華北局在個別地方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但不讚成推廣。同年7月間我批評了山西省委“把老區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文件，並在向馬列學院第一期畢業生講話時，也說到了這個批評。應該說，我這個批評是不正確的，而山西省委的意見則基本上是正確的。
在1951年秋，中央討論農業生產互助合作問題後，由於毛澤東同誌的指示得到了改正，我也就拋棄了這種想法。
二、1947年我主持的全國土地會議，確定了普遍實行分配土地的原則，製訂了土地法大綱，並提出了整黨的方針。這個土地法大綱和整黨方針，是經過黨中央的修正和批準的。全國土地會議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但是這個會議有重大的缺點，這就是沒有對於農村的階級分析做出恰當的決定和沒有能夠製訂一個正確的切實可行的詳細的沒收分配土地的辦法，同時對於錯誤傾向的批評不夠全麵。在會議上著重地批評了黨內反對地主不堅決以及同情、可憐、庇護地主的右傾錯誤，這是完全必要的，並從此結束了這方麵的錯誤。對於當時已經發生的一些左傾錯誤，雖然也做了批評，但這種批評是不充分的，沒有係統的因而也就不能夠認真地去堵塞有些地方的左傾錯誤的發生和發展……直到1947年12月在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同誌提出了關於《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報告，1948年中央重新發表1933年怎樣分析階級的文件和任弼時同誌的文章後，各地土地改革才逐步完全納入正軌。我在當時沒有能夠把指導土地改革這樣一個嚴重的任務完全正確地擔當起來。
三、1946年2月1日，在舊政協會議開過會，中央發出了一個指示，說舊政協決議付諸實施，中國從此走上和平民主階段。同時向八路軍、新四軍和各解放區提出練兵、減租和生產三大中心工作，並指出“一切準備好，不怕和平的萬一被破壞”。在這個指示中所謂“和平民主階段”是屬於一種對時局的估計，而關於練兵、減租和生產三大中心工作的規定，則是對於我們的革命起實際作用的性質的東西。對於和平可能性的估計隻是一方麵，而關於練兵、減租和生產這些中心工作的指示，則在於我們可和可戰，使我們在任何時局變化的場合下，都能夠有恃而無恐。對於這個文件，我想是應該作這樣的分析的……中央通過的這個指示，是我起草的，我曾經根據這個指示在幹部會上作過一個報告，在報告中有些話講得不妥當，應當糾正。
四、1949年春中央派我去天津研究和幫助天津市委的工作，我對天津當時的工作說過許多話，曾經批評了當時某些對資產階級的左傾情緒，雖原則上沒有錯誤，但其中有些話是說得不夠妥當的。
從劉少奇的上述自我批評，不難看出：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撇開問題本身是非談，從組織上說，在中央沒有作出決議以前，黨員持有不同認識和意見是許可的，說不上是什麽錯誤；1947年老區土改中出現的左傾錯誤，劉少奇負有指導上的責任，但屬工作指導上的錯誤；“和平民主新階段”“天津講話”不存在什麽錯誤。值得指出的是“剝削有功”一說，其實，劉少奇這個話是有前提的，即在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政權的領導下。其道理如列寧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中說的，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勝利，在客觀上是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這與其說是對資產階級有利，不如說對無產階級更為有利。因為隻有工業生產的極大發展，才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建立、鞏固和發展。這是推不倒的曆史唯物主義原理。當然，從用語來說，換個詞，對我們這個以出身小生產的黨員占優勢的黨來說，可能更易被大家接受。
鄧小平一席公道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