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從漢武功過看曆史悖論現象
一、何謂曆史悖論
“悖論”是一種特殊的邏輯矛盾命題。
即要肯定一種真的判斷，就會推出一種假的判斷，反之，要肯定一種假的判斷，就會推出一種真的判斷。
其公式是：“如果承認Ｂ，可推出非Ｂ，反之，如果承認非Ｂ，可推出Ｂ。”稱命題Ｂ為一個悖論。
１９０２年，英國學者羅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發現了集合論中的一個悖論，在教學界引起了震驚，這就是所謂的“羅素悖論”。
後來他用一個生動的“理發師悖論”來形象地說明自己的悖論：
一個鄉村理發師，自誇無人可比。
他宣稱自己當然不給自己刮臉的人刮臉，但卻給所有自己不刮臉的人刮臉。
有一天他發生了疑問，他是不是應該給自己刮臉？
要是他自己給自己刮臉，那麽按照他的聲明的前一半，他就不應該給自己刮臉；但是要是他自己不給自己刮臉的話，則照他自誇的那樣，又必須給自己刮臉。
於是這個理發師陷入了邏輯矛盾之中。
上述這種特殊的邏輯矛盾命題，在科學中普遍存在，隻不過其在不同的學科中有不同的提法罷了。
如前所述，數學中叫“悖論”，在邏輯學中也叫“悖論”，而在物理學中則叫“佯謬”等等。
實際上，這就是哲學上的“矛盾”。
曆史研究中，也常常遇到一些矛盾現象。
如中原王朝向周邊民族地區的拓展，便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原王朝的文明程度要遠遠高於周邊民族地區，中原王朝向周邊地區的拓展，有利於這些地區的開發與進步，因此這種拓展具有積極作用。
如果再從周邊民族地區的立場來看，中原王朝的介入，對當地就是一種侵略，造成了當地政權的滅亡，也必然受到當地土著居民的頑強抵抗，而這種抵抗無疑具有正義愛國的性質。
如此一來就出現了尖銳的邏輯矛盾：一方麵是對社會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和進步意義的行為，一方麵對此行為的抵抗卻是反侵略的正義的愛國主義鬥爭。
二者並存於同一事物之中。
諸如此類的史學邏輯矛盾命題，就是我們所講的曆史悖論。
曆史悖論概念的提出，最早見於１９９３年出版的《秦文化論叢》第二輯中的《秦文化的南播》這篇論文。
該文在分析了秦文化南播對江南地區發展、進步的積極意義的同時，又對楚人反秦鬥爭的愛國主義性質作了肯定。
麵對這種邏輯上的矛盾，作者引入了“悖論”概念，並以“曆史悖論”來命名。
在此，本書繼續沿用這一概念，希望對於科學評價漢武帝的功過是非有所幫助。
二、漢武悖論現象透視
“凡是有便於傑出人物發揮其才能的社會條件的時候和地方，總會有傑出人物出現的”。
在漢帝國建立之後，經過數十年休養生息，所形成的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的社會條件下，出現的漢武帝，不愧是一位傑出的人物。
他作為當時社會力量的代表，正是當時社會關係的產物。
當我們分析其功過是非時，很容易看到，在他身上存在著令人驚異的巨大矛盾：即大功與大過同在，或曰大功與大過集於一身。
前文所闡述的曆史悖論現象，在漢武帝這裏得到了最為充分的體現。
我們不妨將此稱為“漢武悖論”。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漢武悖論現象，在許多傑出人物身上也都存在著，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就拿與漢武帝同樣堪稱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來看，他橫掃六國，一統天下，創建帝國製度，曆史功績之大，前無古人，被譽為“千古一帝”（李贄語），“雖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語）；然而他同時卻又是一位稀世暴君，在他統治下，特別是統一以後，“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服”，“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
這裏，同樣是大功與大過同在，大功與大過集於一身。
我們在秦始皇身上，同樣看到了漢武悖論現象。
難怪古人多將漢武與秦皇相比，二人確有其驚人的相似之處。
其實，漢武悖論現象不唯古人獨有，而且也存在於今人身上，像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毛澤東便是一個典型的實例。
在中國漫漫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征程中，曾出現了多少英雄豪傑人物，但唯有這位湖南農民的兒子獨領風騷，領導中國人民，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取得革命的勝利，完成了連偉大如孫中山也未能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務，譜寫了中國曆史的新篇章，其功績之大，用“空前”兩字定位並不過分。
但是，在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這位領袖令中國人民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沉重了！
對此，絕非輕輕說一聲“交了學費”，便可以向曆史作交代的。
特別是他發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使祖國大陸遭受了一場空前的浩劫，以致國民經濟麵臨崩潰的邊緣……顯然，在他身上，也是大功與大過同在，大功與大過共存。
麵對上述古今皆有的漢武悖論現象，人們不禁要問：產生這類悖論現象的原因何在？
這裏，至少有兩點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其一，任何傑出人物總有其局限性，所謂“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講的便是這個道理。
不論多麽偉大的人物，也隻能完成時代所賦予的某一方麵的任務，而不可能是其全部——這就是“局限性”。
如果超過了限度，必然適得其反。
許多傑出人物之失，皆因超限度所致。
試想，倘若秦滅六國統一天下之初，始皇便溘然逝去，而沒有以後許多“超限度”的瞎折騰，那麽，後世對他的評價，當何其偉大也！
其二，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麵性，正如老子所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世人的很多舉措，在實施的當時，可能是正確的、進步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客觀條件的變化，也會變成錯誤與過失。
這類禍福倚伏的實例甚多，茲不一一列舉。
從某種意義上講，漢武悖論現象的形成，與此關係最大。
眾所周知，數學史上當羅素悖論提出後，令數學界產生了極大的震動，人們對嚴謹的集合論產生了懷疑。不過，後來數理邏輯學者通過努力，終於用公理方法解決了集合論的悖論；再後，人們還運用發展觀點來解釋集合論模型的建立過程，從而也消除了集合論的悖論。由此不免使人聯想到，對於漢武悖論是否也能“解決”“消除”？
誠然，人文社科方麵的問題完全不同於數學或其他自然科學問題，特別是對於已成為既定史實的漢武悖論，壓根兒就不可能像解決、消除集合論悖論那樣予以化解。
這裏所說的“解決”“消除”，不過是防止再度發生的意思。
具體言之，即樹立一種防患於未然的思想意識，建立一種強有力的製約機製（其核心應是廢除終身製，實行任期製），以避免今後再出現新的漢武悖論現象。
我們希望未來的傑出人物，能夠將其功績建立至最大值，而將其過失縮小到最小值，從而防止那種集大功與大過於一身的曆史重演。
我們相信，在文明高度發達的今日世界，在全人類向著和平、進步發展的大趨勢下，在各國開始邁入知識經濟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新時代，隻要我們堅持改革、開放，堅持民主、科學，堅持理性思維，上述的願望，經過不懈努力，必定能夠變為現實。
以上就是我們透視漢武悖論，所得到的一點曆史啟示。
是否妥當，敬祈廣大讀者不吝賜教。
最後，讓我們引用毛澤東詩詞中的一句話，來結束本書——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悖論”是一種特殊的邏輯矛盾命題。
即要肯定一種真的判斷，就會推出一種假的判斷，反之，要肯定一種假的判斷，就會推出一種真的判斷。
其公式是：“如果承認Ｂ，可推出非Ｂ，反之，如果承認非Ｂ，可推出Ｂ。”稱命題Ｂ為一個悖論。
１９０２年，英國學者羅素（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Ｒｕｓｓｅｌｌ）發現了集合論中的一個悖論，在教學界引起了震驚，這就是所謂的“羅素悖論”。
後來他用一個生動的“理發師悖論”來形象地說明自己的悖論：
一個鄉村理發師，自誇無人可比。
他宣稱自己當然不給自己刮臉的人刮臉，但卻給所有自己不刮臉的人刮臉。
有一天他發生了疑問，他是不是應該給自己刮臉？
要是他自己給自己刮臉，那麽按照他的聲明的前一半，他就不應該給自己刮臉；但是要是他自己不給自己刮臉的話，則照他自誇的那樣，又必須給自己刮臉。
於是這個理發師陷入了邏輯矛盾之中。
上述這種特殊的邏輯矛盾命題，在科學中普遍存在，隻不過其在不同的學科中有不同的提法罷了。
如前所述，數學中叫“悖論”，在邏輯學中也叫“悖論”，而在物理學中則叫“佯謬”等等。
實際上，這就是哲學上的“矛盾”。
曆史研究中，也常常遇到一些矛盾現象。
如中原王朝向周邊民族地區的拓展，便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
從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原王朝的文明程度要遠遠高於周邊民族地區，中原王朝向周邊地區的拓展，有利於這些地區的開發與進步，因此這種拓展具有積極作用。
如果再從周邊民族地區的立場來看，中原王朝的介入，對當地就是一種侵略，造成了當地政權的滅亡，也必然受到當地土著居民的頑強抵抗，而這種抵抗無疑具有正義愛國的性質。
如此一來就出現了尖銳的邏輯矛盾：一方麵是對社會發展具有積極作用和進步意義的行為，一方麵對此行為的抵抗卻是反侵略的正義的愛國主義鬥爭。
二者並存於同一事物之中。
諸如此類的史學邏輯矛盾命題，就是我們所講的曆史悖論。
曆史悖論概念的提出，最早見於１９９３年出版的《秦文化論叢》第二輯中的《秦文化的南播》這篇論文。
該文在分析了秦文化南播對江南地區發展、進步的積極意義的同時，又對楚人反秦鬥爭的愛國主義性質作了肯定。
麵對這種邏輯上的矛盾，作者引入了“悖論”概念，並以“曆史悖論”來命名。
在此，本書繼續沿用這一概念，希望對於科學評價漢武帝的功過是非有所幫助。
二、漢武悖論現象透視
“凡是有便於傑出人物發揮其才能的社會條件的時候和地方，總會有傑出人物出現的”。
在漢帝國建立之後，經過數十年休養生息，所形成的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的社會條件下，出現的漢武帝，不愧是一位傑出的人物。
他作為當時社會力量的代表，正是當時社會關係的產物。
當我們分析其功過是非時，很容易看到，在他身上存在著令人驚異的巨大矛盾：即大功與大過同在，或曰大功與大過集於一身。
前文所闡述的曆史悖論現象，在漢武帝這裏得到了最為充分的體現。
我們不妨將此稱為“漢武悖論”。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漢武悖論現象，在許多傑出人物身上也都存在著，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就拿與漢武帝同樣堪稱雄才大略的秦始皇來看，他橫掃六國，一統天下，創建帝國製度，曆史功績之大，前無古人，被譽為“千古一帝”（李贄語），“雖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語）；然而他同時卻又是一位稀世暴君，在他統治下，特別是統一以後，“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賦，發閭左之戍”，“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男子力耕不足糧餉，女子紡織不足衣服”，“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
這裏，同樣是大功與大過同在，大功與大過集於一身。
我們在秦始皇身上，同樣看到了漢武悖論現象。
難怪古人多將漢武與秦皇相比，二人確有其驚人的相似之處。
其實，漢武悖論現象不唯古人獨有，而且也存在於今人身上，像無產階級革命領袖毛澤東便是一個典型的實例。
在中國漫漫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征程中，曾出現了多少英雄豪傑人物，但唯有這位湖南農民的兒子獨領風騷，領導中國人民，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取得革命的勝利，完成了連偉大如孫中山也未能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務，譜寫了中國曆史的新篇章，其功績之大，用“空前”兩字定位並不過分。
但是，在建設新中國的過程中，這位領袖令中國人民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沉重了！
對此，絕非輕輕說一聲“交了學費”，便可以向曆史作交代的。
特別是他發動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使祖國大陸遭受了一場空前的浩劫，以致國民經濟麵臨崩潰的邊緣……顯然，在他身上，也是大功與大過同在，大功與大過共存。
麵對上述古今皆有的漢武悖論現象，人們不禁要問：產生這類悖論現象的原因何在？
這裏，至少有兩點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其一，任何傑出人物總有其局限性，所謂“金無足赤，人無完人”，講的便是這個道理。
不論多麽偉大的人物，也隻能完成時代所賦予的某一方麵的任務，而不可能是其全部——這就是“局限性”。
如果超過了限度，必然適得其反。
許多傑出人物之失，皆因超限度所致。
試想，倘若秦滅六國統一天下之初，始皇便溘然逝去，而沒有以後許多“超限度”的瞎折騰，那麽，後世對他的評價，當何其偉大也！
其二，任何事情都具有兩麵性，正如老子所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世人的很多舉措，在實施的當時，可能是正確的、進步的，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客觀條件的變化，也會變成錯誤與過失。
這類禍福倚伏的實例甚多，茲不一一列舉。
從某種意義上講，漢武悖論現象的形成，與此關係最大。
眾所周知，數學史上當羅素悖論提出後，令數學界產生了極大的震動，人們對嚴謹的集合論產生了懷疑。不過，後來數理邏輯學者通過努力，終於用公理方法解決了集合論的悖論；再後，人們還運用發展觀點來解釋集合論模型的建立過程，從而也消除了集合論的悖論。由此不免使人聯想到，對於漢武悖論是否也能“解決”“消除”？
誠然，人文社科方麵的問題完全不同於數學或其他自然科學問題，特別是對於已成為既定史實的漢武悖論，壓根兒就不可能像解決、消除集合論悖論那樣予以化解。
這裏所說的“解決”“消除”，不過是防止再度發生的意思。
具體言之，即樹立一種防患於未然的思想意識，建立一種強有力的製約機製（其核心應是廢除終身製，實行任期製），以避免今後再出現新的漢武悖論現象。
我們希望未來的傑出人物，能夠將其功績建立至最大值，而將其過失縮小到最小值，從而防止那種集大功與大過於一身的曆史重演。
我們相信，在文明高度發達的今日世界，在全人類向著和平、進步發展的大趨勢下，在各國開始邁入知識經濟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新時代，隻要我們堅持改革、開放，堅持民主、科學，堅持理性思維，上述的願望，經過不懈努力，必定能夠變為現實。
以上就是我們透視漢武悖論，所得到的一點曆史啟示。
是否妥當，敬祈廣大讀者不吝賜教。
最後，讓我們引用毛澤東詩詞中的一句話，來結束本書——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