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空前強盛與揮霍無度
一、西漢帝國的巔峰
漢武帝在位期間，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還是在對外關係上，都采取了重大的變革，這些變革措施的推行使西漢王朝在漢武帝統治的中、後期達到了空前的統一、富強和文明。
後世有“漢唐盛世”的說法，其中的漢盛世主要即指漢武帝統治中後期西漢王朝出現的繁榮強盛局麵。
漢武帝對漢盛世局麵的出現無疑是一個十分關鍵的因素。
西漢帝國的空前強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疆域廣大，政令一出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在東起大海，西至流沙，南到象郡，北抵長城的寬廣國土上建起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帝製國家。
這已為當時的世界所矚目。
西漢王朝建立之初，由於匈奴的不斷侵擾，各諸侯國叛亂頻繁，使漢廷直接控製的版圖有所縮小。
以秦郡為例，漢失其五，九原沒入匈奴，南海、桂林、象郡為趙佗割據；上郡、隴西、北地三郡故塞（秦昭襄王長城）以外地區也為匈奴所占。
總之，直至漢武帝建元六年（前１３５）以前，西漢王朝的疆域未有所擴大。
但是，自從元朔二年（前１２７）以後，漢武帝通過不斷的征伐、開拓，西漢王朝的疆域逐漸擴大。
元朔二年，衛青、李息首先收複河南地，置朔方、五原二郡，使北方疆域恢複了秦時的規模。
元狩二年（前１２１）漢武帝在河西地置武威、酒泉郡，戰勝匈奴後又於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分置張掖、敦煌郡。
同在元鼎六年，楊仆等平定南越呂嘉後，亡其地置南海、鬱林、蒼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滅閩越後以其地入會稽郡。
再度開發西南夷後，置、武都、汶山、沈黎、越諸郡。
元封二年（前１０９），又開發雲南地區置益州郡。
東北地區，元封三年（前１０８）滅朝鮮及其附庸後，置樂浪、真番、臨屯、玄菟四郡。
此外，西域廣大地區的諸國大多都向西漢王朝進貢通好或上表稱臣，西羌也表示歸順。
此時，西漢王朝的疆域東起朝鮮半島東海岸，西至遙遠的西域，北到陰山、大漠以北，南抵今越南中部一帶。
這樣一個屹立在世界東方的大帝國，使我們偉大祖國的版圖在此時已初具規模。
西漢王朝在全國一律實行郡國製，把這樣遼闊而廣大的國土完全統一在一個帝國政權之下。
漢武帝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全國共有郡國１０９個，其中王國１８個，郡９１個。
當時存在的王國經過漢武帝實行“推恩令”及種種限製後，在政治上早已不起作用。
王國大者不過十餘城，小則僅三四縣而已。
王國內的一切行政、司法大權都操縱在皇帝任命的相國手中，封王隻是坐食租稅而已，其同郡已沒有什麽本質區別。
郡、國下置縣，少數民族地區設道，縣、道下設鄉、裏、亭組織。
西漢王朝在首都長安設有由“三公九卿”組成的朝廷，而郡、縣的官吏均由中央朝廷任免。
這樣，漢武帝通過操縱這個龐大的官僚機構，把空前廣大的西漢王朝完全置於自己一人有效的控製之下。
另外，如前所述，漢武帝還采取各種手段，不斷加強中央集權。
像設立“中朝”（亦稱內朝），以削弱相權；實行新的選拔官吏製度，以擴大西漢王朝的統治基礎；加強中央軍力，注重首都和皇宮的防禦等等。
為了打擊地方割據、豪強勢力，除了以“推恩令”削弱諸侯王外，還製定諸如“左官律”“附益法”等法律限製諸侯王結黨營私，禁止他們網羅人才，同時，還設置刺史，加強對地方的監察管理。
總之，漢武帝不僅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帝國，而且通過各種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在政治上也達到空前統一，並為這樣一個龐大帝國的鞏固提供了堅強的政治保障。
曆史發展表明，像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隻有統一才有可能真正發展文化和經濟並確保自己的獨立。
西漢王朝的空前統一和安定為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
漢武帝在位時期，在漢初對生產關係有所調整的基礎上，采取了更有效的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措施，經過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到他統治的中後期，西漢王朝逐漸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強、最文明的國家之一。
（二）農業生產的發展漢武帝時期農業生產的高速發展和進步，主要表現在牛耕的使用更加普遍、鐵農具的推廣、水利工程的大量興建和耕作技術的顯著改進等方麵。
牛耕技術始於春秋，但到漢初，牲畜極度缺乏，“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大部分農民隻得用人力耕地。
漢政府為了促進耕牛的迅速繁殖，下令禁止宰殺耕牛，規定殺牛、盜牛者都要受到嚴刑處罰。
到漢武帝時，黃河流域的牛耕逐漸盛行起來了，各地普遍使用牛耕。
牛耕相對於人力耕種，大大節省了勞動力，促進了社會生產的發展。
漢武帝實行的鹽鐵壟斷政策，使得政府可以集中人力資源進行鐵器生產，鐵製農器的數量和種類大為增加，它的使用也更為廣泛，不僅中原地區大量使用鐵農具，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也逐漸推廣、使用鐵農具。
鐵農具的廣泛使用，還為興修水利提供了便利條件。
而且，武帝也十分重視農田水利建設。
前文已經指出武帝在位期間親自主持了關中六渠的修築，為發展關中農業生產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治理黃河是漢武帝在位期間更大的一項水利工程。
元光三年（前１３２），黃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陽西南）決口，泛濫成災，遍及十六郡。
元封二年（前１０９），漢武帝派大臣率領數萬人，決心堵住決口二十餘年的瓠子口。
他親自到達治河現場，舉行祭祀儀式，並命令上自將軍下至小吏的群臣都“負薪”而往，以示治河的決心和對治河勞動的支持。
這次治理終於控製住了黃河水患，此後八十餘年，黃河再也沒有發生大的水災。
隨著農具製作的進步，農田水利的興修，農業耕作技術也大為發展。
而這一切又有力地促進了整個農業生產的發展，農田得到大量墾辟，農作物的種類逐漸增多，產量也大大提高，人口迅速增殖。
尤其武帝晚年，任用農業專家趙過為搜粟都尉，推行其代田法及各種新農具，為以後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對此，後文將詳加論述。
（三）手工業的發展漢武帝時期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和鐵器的廣泛使用，也促進了手工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
當時的手工業，從經營方式看，有家庭、個體和官營手工業等類型；生產的目的除了自給自足之外，還出現了以商品生產為目的的較大規模的手工業經營。
手工業生產部門也逐漸齊全，專業性大大增強，今天我們能夠考見的當時的手工業部門就有冶金、紡織、製鹽、建築、造舟、造車、皮革加工、釀造、製陶、漆器製造、編織業等等。
而且在各生產部門，工種之間的分工也日益細密。
冶金業是漢武帝時期規模最大的手工業生產部門之一，當時冶金技術相當成熟，冶煉工序集中，設備齊全。
現代考古發現了許多漢代規模宏大的冶鐵遺址，其中相當部分都是漢武帝時期的。
當時鑄造的農業生產工具有犁鏵、耙、椎、鋤、鏟、鐮等等，手工業生產工具有錘、斧、鋸、鑿、釘、“牢盆”等等，兵器有刀、斧、矛、戟等等，日用器物的豐富自不必說。
紡織業是漢武帝時期另一重要的手工業生產部門。
當時紡織原料主要有絲和麻，而此時發達的桑麻生產則為紡織業提供了大量的原料。
西漢政府在全國各地設立許多規模巨大的官營紡織業作坊，大工商業者經營的紡織業也同樣興盛發達，《史記·貨殖列傳》說，通邑大都中從事買賣“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者”，可以“比千乘之家”。
官僚地主也常常自營紡織，而民間則是紡織業分布最廣泛的地方，成為當時最普遍的家庭手工業。
隨著紡織業生產規模的擴大，社會消費的紡織品數量有了明顯增加。
《漢書·賈誼傳》載：“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後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
白之表，薄紈之裏，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這則材料雖然隻講了文帝時的情形，但由此不難推見，武帝時紡織品數量更為增多，而其消費麵也更加擴大。
當時，不僅統治階級耗費著大量紡織品，漢武帝用於賞賜或發放的紡織品數量也相當驚人。
中原地區的紡織品還通過賞賜、貿易等渠道大量輸往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和國外。
漢武帝時，匈奴單於上書要求歲給“雜繒萬匹”和張騫通西域時“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便是明證。
至於其他手工業部門的發展情況，同樣取得了巨大進步，不再一一贅述。
（四）商業的繁榮和城市的發展漢武帝時期，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還促進了商業的繁榮。
漢初雖然曾經禁止商人衣絲乘車、做官為吏，但國家的統一，經濟的發展，山澤禁令的放弛，給商業的繁榮創造了條件。
當時的富商大賈“周流天下”，非常活躍，甚至“富埒天子”，“交通王侯”，勢力強大。
當時商業經營範圍很廣，市場上充滿著糧食、鹽、油、醬、果類、菜類、牛、馬、羊、布、帛、皮革、水產等豐富的商品。
商業的繁榮，又促進了城市的發展與繁榮。
京師長安是當時最大的城市，也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長安城始建於漢初，中經惠帝修築城牆，武帝時又進一步擴建，使之成為一座規模宏大的城市，可以說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據考古發掘，長安城周圍全長２２６００多米（相當於當時６０多裏），超過當時西方最大的城市羅馬城三倍以上。
城牆四周每麵有三個城門，可容納四輛大車並行，城內街道縱橫，交通十分便利。
城中部和南部是宮殿區，輝煌的宮殿群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有東、西等九市，是繁華的商業區；城北一部分為一般居民區，占全城十分之一左右。
據《漢書·地理誌》記載長安城有八萬八百戶，如以每戶平均五人計，人口則當在四十萬以上，可見其繁華之一斑。
長安不僅是一座繁華的城市，更是一座文明的城市。
漢武帝在這裏設立太學，成為帝國最高學府，匯集了全國各地的學子來這裏學習研究；他還在長安城內建立了收藏圖書的“秘府”，派專人到各地搜羅整理圖書；許多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都是在這裏寫成的。
長安城成為當時全國經濟文化的中心，集中反映了西漢帝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的程度。
當時西漢王朝的富強和文明，還表現在星羅棋布於全國各地的其他城市上。
洛陽水陸交通方便，商賈雲集，物產豐富；臨淄絲織業發達，人口稠密，是齊魯的中心；邯鄲是黃河以北的商業中心；宛（今河南南陽）冶鐵業很發達，又是南北交通要道；成都有居民七萬六千餘戶，人口亦近四十萬，它的手工業，尤其是蜀錦，馳名全國。
在中原以外的地區，也有許多繁華的城市，比如江陵（今湖北江陵），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吳（今江蘇蘇州），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
遠在嶺南的番禺（今廣州），也是一個繁榮的商業城市，許多物資都是從這裏運出海外或進入中原的。
這些城市都集中反映了西漢帝國的繁盛局麵，其中自然也包含了漢武帝時代。
西漢王朝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還通過漢武帝時期開通的“絲綢之路”傳向遙遠的西方，同時，西漢王朝也不斷通過此路引進外國文明。
中國的鑿井技術、鐵製工具都是在漢武帝時通過大宛傳向西方的，大批精美的絲織品也是從長安輾轉運送呈現在羅馬皇帝麵前的。
據西方記載，漢武帝元封五年（前１０６），第一支中國直達商隊沿著“絲綢之路”來到波斯（今伊朗），隨後，西方的羅馬帝國和東方的漢帝國開展了定期的貿易交往。
西方的珍禽異獸和香料、水果及樂器也隨著西方的使者、商人傳入中國，進一步豐富了中國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
二、窮奢極欲的享樂生活
作為一代專製帝王，漢武帝本為進取尚武、好大喜功、癖好多多之人。
隨著西漢王朝的日益強大和經濟的發展、繁榮，更加刺激了唯我獨尊的漢武帝的奢侈享樂欲望。
後世在帝王人物的類比上有“秦皇漢武”之說，這裏首先褒揚了他們對於當時曆史發展所起的某種巨大作用，同時也暗含了他們在個人的一生行動和生活上有許多類同之處，奢侈享樂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共同點。
但無奈秦王朝僅是一個短命的帝國，而漢武帝在位卻長達半個世紀以上，因此，其生活上的奢侈和揮霍是大大超過秦始皇的。
漢武帝的揮霍無度，可從以下幾個方麵略見一斑。
首先，漢武帝是一個好聲色的帝王。
前文曾述，他在宮中就聚集了全國美人七八千人，並且定期更換。
僅從數以千計的後宮美女花費一項，就可以想象其靡費是多麽巨大。
如此多的嬪妃宮女必須有相應的宮殿和物資供應，而漢武帝所要求的帷帳器用更是豪華富麗。
本書第五章第一節曾引《西京雜記》卷二的材料，說明桂宮設有“七寶床”“雜寶桉”等所謂“四寶”，僅僅一個宮的器用就如此豪華，全部宮殿的器用要揮霍掉多少勞動人民的血汗啊！
其次，漢武帝一生還極端喜歡興造離宮別館，供其腐朽生活上的享用。
在興建宮殿樓閣時所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是難以計算的。
如前文曾敘述過的太初元年（前１０４）修建的建章宮，就是一個規模宏偉、精美華麗的建築群。
它由許多宮殿台閣組成，號稱“千門萬戶”。
《漢書·西域傳讚》中說，漢武帝“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台，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壁，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幾，而處其中。”其他像新建明光宮、桂宮、增修北宮，擴建上林苑，開鑿昆明池，花費的人財物同樣難以計算。
就是漢武帝死後的陵墓也準備好了，他的茂陵不僅是漢代帝王最大的陵墓，而且以陵墓為主更形成了規模巨大、繁華的茂陵邑。
總之，漢武帝在位時興建的大量宮殿建築，揮霍掉了全國相當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是廣大勞動人民的又一沉重負擔。
再次，前文已述，漢武帝十分欣賞自己“窮奢極欲”的享樂生活，這種生活也引導著他“貪戀世味”，一心追求成仙，要求長生不死，為此一生所信方士的欺騙，花費的財物也是難以統計的。
那些“身懷方術”的方士們都受到漢武帝的寵信，不僅被封以高官，還被重賜黃金財物。
像“敢為大言”的方士欒大，數月之內便佩六印，賜邑兩千戶，賜甲第、童千人，車馬帷帳不計其數，後來漢武帝索性還把女兒衛長公主嫁給他，同時帶去“十萬金”的家財，使欒大突然間“貴震天下”，紅極一時。
武帝又聽方士說要成仙必須吃什麽“承雲表之清露”，他就下令在建章宮用銅建承露盤，高二十丈，大十圍。
他花費了這麽多的賞賜和財物，最終也還是沒能成仙。
但是，為了長生不老，甚至僅僅是為了精神上的安慰和滿足，漢武帝都會不惜一切去做的。
更為勞民傷財的是漢武帝頻繁的出巡活動。
他從即位以後直到晚年，幾乎每隔幾年都要大規模地出巡一次，有時甚至連年出巡。
南到湘衡，北至塞外，東起海濱，西止隴西等，都留下了他巡遊的蹤跡。
出巡的目的固然有視察軍備和民情的意思，但更主要的還是求仙、祭神、封禪。
漢武帝一生曾數次專門為求仙和祭神而至於海上；元封元年（前１１０）行封禪泰山大禮之後，其後五年一封修，成為定製。
每次巡遊，隨從的浩浩蕩蕩隊伍的花費自不必說，其所到之處都必須預先建築道路橋梁，修繕行宮殿宇，沿途設供迎候。
每次出巡以萬億計的花費，更增加了勞動人民的負擔，這也必然激起廣大勞動人民的強烈反抗。
漢武帝在位期間，無論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還是在對外關係上，都采取了重大的變革，這些變革措施的推行使西漢王朝在漢武帝統治的中、後期達到了空前的統一、富強和文明。
後世有“漢唐盛世”的說法，其中的漢盛世主要即指漢武帝統治中後期西漢王朝出現的繁榮強盛局麵。
漢武帝對漢盛世局麵的出現無疑是一個十分關鍵的因素。
西漢帝國的空前強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一）疆域廣大，政令一出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時候，在東起大海，西至流沙，南到象郡，北抵長城的寬廣國土上建起我國曆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帝製國家。
這已為當時的世界所矚目。
西漢王朝建立之初，由於匈奴的不斷侵擾，各諸侯國叛亂頻繁，使漢廷直接控製的版圖有所縮小。
以秦郡為例，漢失其五，九原沒入匈奴，南海、桂林、象郡為趙佗割據；上郡、隴西、北地三郡故塞（秦昭襄王長城）以外地區也為匈奴所占。
總之，直至漢武帝建元六年（前１３５）以前，西漢王朝的疆域未有所擴大。
但是，自從元朔二年（前１２７）以後，漢武帝通過不斷的征伐、開拓，西漢王朝的疆域逐漸擴大。
元朔二年，衛青、李息首先收複河南地，置朔方、五原二郡，使北方疆域恢複了秦時的規模。
元狩二年（前１２１）漢武帝在河西地置武威、酒泉郡，戰勝匈奴後又於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分置張掖、敦煌郡。
同在元鼎六年，楊仆等平定南越呂嘉後，亡其地置南海、鬱林、蒼梧、合浦、儋耳、珠崖、交趾、九真、日南九郡。
滅閩越後以其地入會稽郡。
再度開發西南夷後，置、武都、汶山、沈黎、越諸郡。
元封二年（前１０９），又開發雲南地區置益州郡。
東北地區，元封三年（前１０８）滅朝鮮及其附庸後，置樂浪、真番、臨屯、玄菟四郡。
此外，西域廣大地區的諸國大多都向西漢王朝進貢通好或上表稱臣，西羌也表示歸順。
此時，西漢王朝的疆域東起朝鮮半島東海岸，西至遙遠的西域，北到陰山、大漠以北，南抵今越南中部一帶。
這樣一個屹立在世界東方的大帝國，使我們偉大祖國的版圖在此時已初具規模。
西漢王朝在全國一律實行郡國製，把這樣遼闊而廣大的國土完全統一在一個帝國政權之下。
漢武帝太初元年（前１０４），全國共有郡國１０９個，其中王國１８個，郡９１個。
當時存在的王國經過漢武帝實行“推恩令”及種種限製後，在政治上早已不起作用。
王國大者不過十餘城，小則僅三四縣而已。
王國內的一切行政、司法大權都操縱在皇帝任命的相國手中，封王隻是坐食租稅而已，其同郡已沒有什麽本質區別。
郡、國下置縣，少數民族地區設道，縣、道下設鄉、裏、亭組織。
西漢王朝在首都長安設有由“三公九卿”組成的朝廷，而郡、縣的官吏均由中央朝廷任免。
這樣，漢武帝通過操縱這個龐大的官僚機構，把空前廣大的西漢王朝完全置於自己一人有效的控製之下。
另外，如前所述，漢武帝還采取各種手段，不斷加強中央集權。
像設立“中朝”（亦稱內朝），以削弱相權；實行新的選拔官吏製度，以擴大西漢王朝的統治基礎；加強中央軍力，注重首都和皇宮的防禦等等。
為了打擊地方割據、豪強勢力，除了以“推恩令”削弱諸侯王外，還製定諸如“左官律”“附益法”等法律限製諸侯王結黨營私，禁止他們網羅人才，同時，還設置刺史，加強對地方的監察管理。
總之，漢武帝不僅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帝國，而且通過各種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在政治上也達到空前統一，並為這樣一個龐大帝國的鞏固提供了堅強的政治保障。
曆史發展表明，像中國這樣的多民族國家，隻有統一才有可能真正發展文化和經濟並確保自己的獨立。
西漢王朝的空前統一和安定為生產力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
漢武帝在位時期，在漢初對生產關係有所調整的基礎上，采取了更有效的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措施，經過勞動人民的辛勤勞動，到他統治的中後期，西漢王朝逐漸成為當時世界上最富強、最文明的國家之一。
（二）農業生產的發展漢武帝時期農業生產的高速發展和進步，主要表現在牛耕的使用更加普遍、鐵農具的推廣、水利工程的大量興建和耕作技術的顯著改進等方麵。
牛耕技術始於春秋，但到漢初，牲畜極度缺乏，“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大部分農民隻得用人力耕地。
漢政府為了促進耕牛的迅速繁殖，下令禁止宰殺耕牛，規定殺牛、盜牛者都要受到嚴刑處罰。
到漢武帝時，黃河流域的牛耕逐漸盛行起來了，各地普遍使用牛耕。
牛耕相對於人力耕種，大大節省了勞動力，促進了社會生產的發展。
漢武帝實行的鹽鐵壟斷政策，使得政府可以集中人力資源進行鐵器生產，鐵製農器的數量和種類大為增加，它的使用也更為廣泛，不僅中原地區大量使用鐵農具，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也逐漸推廣、使用鐵農具。
鐵農具的廣泛使用，還為興修水利提供了便利條件。
而且，武帝也十分重視農田水利建設。
前文已經指出武帝在位期間親自主持了關中六渠的修築，為發展關中農業生產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治理黃河是漢武帝在位期間更大的一項水利工程。
元光三年（前１３２），黃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陽西南）決口，泛濫成災，遍及十六郡。
元封二年（前１０９），漢武帝派大臣率領數萬人，決心堵住決口二十餘年的瓠子口。
他親自到達治河現場，舉行祭祀儀式，並命令上自將軍下至小吏的群臣都“負薪”而往，以示治河的決心和對治河勞動的支持。
這次治理終於控製住了黃河水患，此後八十餘年，黃河再也沒有發生大的水災。
隨著農具製作的進步，農田水利的興修，農業耕作技術也大為發展。
而這一切又有力地促進了整個農業生產的發展，農田得到大量墾辟，農作物的種類逐漸增多，產量也大大提高，人口迅速增殖。
尤其武帝晚年，任用農業專家趙過為搜粟都尉，推行其代田法及各種新農具，為以後農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對此，後文將詳加論述。
（三）手工業的發展漢武帝時期農業生產的迅速發展和鐵器的廣泛使用，也促進了手工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
當時的手工業，從經營方式看，有家庭、個體和官營手工業等類型；生產的目的除了自給自足之外，還出現了以商品生產為目的的較大規模的手工業經營。
手工業生產部門也逐漸齊全，專業性大大增強，今天我們能夠考見的當時的手工業部門就有冶金、紡織、製鹽、建築、造舟、造車、皮革加工、釀造、製陶、漆器製造、編織業等等。
而且在各生產部門，工種之間的分工也日益細密。
冶金業是漢武帝時期規模最大的手工業生產部門之一，當時冶金技術相當成熟，冶煉工序集中，設備齊全。
現代考古發現了許多漢代規模宏大的冶鐵遺址，其中相當部分都是漢武帝時期的。
當時鑄造的農業生產工具有犁鏵、耙、椎、鋤、鏟、鐮等等，手工業生產工具有錘、斧、鋸、鑿、釘、“牢盆”等等，兵器有刀、斧、矛、戟等等，日用器物的豐富自不必說。
紡織業是漢武帝時期另一重要的手工業生產部門。
當時紡織原料主要有絲和麻，而此時發達的桑麻生產則為紡織業提供了大量的原料。
西漢政府在全國各地設立許多規模巨大的官營紡織業作坊，大工商業者經營的紡織業也同樣興盛發達，《史記·貨殖列傳》說，通邑大都中從事買賣“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者”，可以“比千乘之家”。
官僚地主也常常自營紡織，而民間則是紡織業分布最廣泛的地方，成為當時最普遍的家庭手工業。
隨著紡織業生產規模的擴大，社會消費的紡織品數量有了明顯增加。
《漢書·賈誼傳》載：“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後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
白之表，薄紈之裏，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這則材料雖然隻講了文帝時的情形，但由此不難推見，武帝時紡織品數量更為增多，而其消費麵也更加擴大。
當時，不僅統治階級耗費著大量紡織品，漢武帝用於賞賜或發放的紡織品數量也相當驚人。
中原地區的紡織品還通過賞賜、貿易等渠道大量輸往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和國外。
漢武帝時，匈奴單於上書要求歲給“雜繒萬匹”和張騫通西域時“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便是明證。
至於其他手工業部門的發展情況，同樣取得了巨大進步，不再一一贅述。
（四）商業的繁榮和城市的發展漢武帝時期，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還促進了商業的繁榮。
漢初雖然曾經禁止商人衣絲乘車、做官為吏，但國家的統一，經濟的發展，山澤禁令的放弛，給商業的繁榮創造了條件。
當時的富商大賈“周流天下”，非常活躍，甚至“富埒天子”，“交通王侯”，勢力強大。
當時商業經營範圍很廣，市場上充滿著糧食、鹽、油、醬、果類、菜類、牛、馬、羊、布、帛、皮革、水產等豐富的商品。
商業的繁榮，又促進了城市的發展與繁榮。
京師長安是當時最大的城市，也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
長安城始建於漢初，中經惠帝修築城牆，武帝時又進一步擴建，使之成為一座規模宏大的城市，可以說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據考古發掘，長安城周圍全長２２６００多米（相當於當時６０多裏），超過當時西方最大的城市羅馬城三倍以上。
城牆四周每麵有三個城門，可容納四輛大車並行，城內街道縱橫，交通十分便利。
城中部和南部是宮殿區，輝煌的宮殿群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有東、西等九市，是繁華的商業區；城北一部分為一般居民區，占全城十分之一左右。
據《漢書·地理誌》記載長安城有八萬八百戶，如以每戶平均五人計，人口則當在四十萬以上，可見其繁華之一斑。
長安不僅是一座繁華的城市，更是一座文明的城市。
漢武帝在這裏設立太學，成為帝國最高學府，匯集了全國各地的學子來這裏學習研究；他還在長安城內建立了收藏圖書的“秘府”，派專人到各地搜羅整理圖書；許多學術著作和文學作品，都是在這裏寫成的。
長安城成為當時全國經濟文化的中心，集中反映了西漢帝國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發展的程度。
當時西漢王朝的富強和文明，還表現在星羅棋布於全國各地的其他城市上。
洛陽水陸交通方便，商賈雲集，物產豐富；臨淄絲織業發達，人口稠密，是齊魯的中心；邯鄲是黃河以北的商業中心；宛（今河南南陽）冶鐵業很發達，又是南北交通要道；成都有居民七萬六千餘戶，人口亦近四十萬，它的手工業，尤其是蜀錦，馳名全國。
在中原以外的地區，也有許多繁華的城市，比如江陵（今湖北江陵），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吳（今江蘇蘇州），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
遠在嶺南的番禺（今廣州），也是一個繁榮的商業城市，許多物資都是從這裏運出海外或進入中原的。
這些城市都集中反映了西漢帝國的繁盛局麵，其中自然也包含了漢武帝時代。
西漢王朝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還通過漢武帝時期開通的“絲綢之路”傳向遙遠的西方，同時，西漢王朝也不斷通過此路引進外國文明。
中國的鑿井技術、鐵製工具都是在漢武帝時通過大宛傳向西方的，大批精美的絲織品也是從長安輾轉運送呈現在羅馬皇帝麵前的。
據西方記載，漢武帝元封五年（前１０６），第一支中國直達商隊沿著“絲綢之路”來到波斯（今伊朗），隨後，西方的羅馬帝國和東方的漢帝國開展了定期的貿易交往。
西方的珍禽異獸和香料、水果及樂器也隨著西方的使者、商人傳入中國，進一步豐富了中國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
二、窮奢極欲的享樂生活
作為一代專製帝王，漢武帝本為進取尚武、好大喜功、癖好多多之人。
隨著西漢王朝的日益強大和經濟的發展、繁榮，更加刺激了唯我獨尊的漢武帝的奢侈享樂欲望。
後世在帝王人物的類比上有“秦皇漢武”之說，這裏首先褒揚了他們對於當時曆史發展所起的某種巨大作用，同時也暗含了他們在個人的一生行動和生活上有許多類同之處，奢侈享樂無疑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共同點。
但無奈秦王朝僅是一個短命的帝國，而漢武帝在位卻長達半個世紀以上，因此，其生活上的奢侈和揮霍是大大超過秦始皇的。
漢武帝的揮霍無度，可從以下幾個方麵略見一斑。
首先，漢武帝是一個好聲色的帝王。
前文曾述，他在宮中就聚集了全國美人七八千人，並且定期更換。
僅從數以千計的後宮美女花費一項，就可以想象其靡費是多麽巨大。
如此多的嬪妃宮女必須有相應的宮殿和物資供應，而漢武帝所要求的帷帳器用更是豪華富麗。
本書第五章第一節曾引《西京雜記》卷二的材料，說明桂宮設有“七寶床”“雜寶桉”等所謂“四寶”，僅僅一個宮的器用就如此豪華，全部宮殿的器用要揮霍掉多少勞動人民的血汗啊！
其次，漢武帝一生還極端喜歡興造離宮別館，供其腐朽生活上的享用。
在興建宮殿樓閣時所耗費的人力、物力、財力是難以計算的。
如前文曾敘述過的太初元年（前１０４）修建的建章宮，就是一個規模宏偉、精美華麗的建築群。
它由許多宮殿台閣組成，號稱“千門萬戶”。
《漢書·西域傳讚》中說，漢武帝“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台，興造甲乙之帳，落以隨珠和壁，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幾，而處其中。”其他像新建明光宮、桂宮、增修北宮，擴建上林苑，開鑿昆明池，花費的人財物同樣難以計算。
就是漢武帝死後的陵墓也準備好了，他的茂陵不僅是漢代帝王最大的陵墓，而且以陵墓為主更形成了規模巨大、繁華的茂陵邑。
總之，漢武帝在位時興建的大量宮殿建築，揮霍掉了全國相當部分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是廣大勞動人民的又一沉重負擔。
再次，前文已述，漢武帝十分欣賞自己“窮奢極欲”的享樂生活，這種生活也引導著他“貪戀世味”，一心追求成仙，要求長生不死，為此一生所信方士的欺騙，花費的財物也是難以統計的。
那些“身懷方術”的方士們都受到漢武帝的寵信，不僅被封以高官，還被重賜黃金財物。
像“敢為大言”的方士欒大，數月之內便佩六印，賜邑兩千戶，賜甲第、童千人，車馬帷帳不計其數，後來漢武帝索性還把女兒衛長公主嫁給他，同時帶去“十萬金”的家財，使欒大突然間“貴震天下”，紅極一時。
武帝又聽方士說要成仙必須吃什麽“承雲表之清露”，他就下令在建章宮用銅建承露盤，高二十丈，大十圍。
他花費了這麽多的賞賜和財物，最終也還是沒能成仙。
但是，為了長生不老，甚至僅僅是為了精神上的安慰和滿足，漢武帝都會不惜一切去做的。
更為勞民傷財的是漢武帝頻繁的出巡活動。
他從即位以後直到晚年，幾乎每隔幾年都要大規模地出巡一次，有時甚至連年出巡。
南到湘衡，北至塞外，東起海濱，西止隴西等，都留下了他巡遊的蹤跡。
出巡的目的固然有視察軍備和民情的意思，但更主要的還是求仙、祭神、封禪。
漢武帝一生曾數次專門為求仙和祭神而至於海上；元封元年（前１１０）行封禪泰山大禮之後，其後五年一封修，成為定製。
每次巡遊，隨從的浩浩蕩蕩隊伍的花費自不必說，其所到之處都必須預先建築道路橋梁，修繕行宮殿宇，沿途設供迎候。
每次出巡以萬億計的花費，更增加了勞動人民的負擔，這也必然激起廣大勞動人民的強烈反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