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始置五經博士
一、什麽是“五經”
《說文》：“經，織也。”《玉篇》：“經緯以成繒布也。”由此可見，“經”的原意是絲線。
因為古代的書籍寫在竹簡上，用絲線穿起來，所以用“經”引申為書籍。
如《國語·吳語》“挾經秉抱”句中的“經”，便是指書。
所謂“五經”，指儒家的典籍《詩》《書》《禮》《易》《春秋》。
本來，應該是“六經”，即前述五經再加上《樂》。
不過，由於《樂》獨無“經”而僅有“記”，所以“六經”實際上隻有“五經”。
其中《詩》《書》《禮》《易》為古代遺書，早就有的。
《詩》是唱歌的歌詞，歸樂師所管。
天子諸侯祭祀用的叫“頌”，宴客時用的叫“雅”和“風”。
這些詩歌有的是士大夫所作，有的是從民間采集而來；它們是我國文學史上的瑰寶，開創了現實主義表現手法的先河。
《書》是古代史官對當時國事有曆史價值的內容所作的記載，包括君主和大臣間的對話、戰爭的誓詞等，實際是一部曆史檔案。
“禮”起始於祭祀的儀典。
周代已形成一套係統的典儀製度，對貴族生活的各個方麵做出嚴格的規定，此類有關禮製的文字記錄便是《禮》。
《易》傳說是周文王在獄中作的一部關於占卜的書。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仔細研究了古代的《詩》《書》《禮》《易》，對它們進行了修改刪訂，並把它們作為自己學派的著作來講習。
孔子把《詩》由三千多篇刪成為三百零五篇，所以《詩》又稱“詩三百”。
他又把《書》由三千二百多篇減為一百篇。
為了研究《易》，孔子廢寢忘食經常讀到深夜，傳說穿書的帶子都被磨斷了。
孔子透悟《易》之後，作了十篇《易傳》，又稱《易十翼》
，闡述了儒家的宇宙觀，乃成今之《周易》。
此外，據說孔子用編年體寫了一部關於魯國曆史的書叫《春秋》（實際應是孔子對魯史《春秋》做了修改）。
其中闡發了他的政治觀點，不僅是他的政治哲學，而且成為曆代天子的行為準則，是一部法典式的著作。
儒家弟子把孔子用一生心血編寫的五部著作稱為“五經”。
前文已經指出，古時將書籍稱之為“經”，並不具有什麽特別的含義。
戰國時，百家言多以“經”稱，如老子有《道德經》，李悝有《法經》等。
至於後來對“經”的神化，那就另枟尚書緯枠稱孔子求枟書枠，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撰定為百二篇。
枟漢書·
藝文誌枠則稱“凡百篇”。
西漢建立後，廢除了許多秦時鉗製思想的政策，諸子百家又開始逐步活躍起來。
儒生們在本門典籍的基礎上加以整理和發展，不斷擴大自己的影響。
經過儒家弟子的多年努力，到武帝時終於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如此一來，“五經”便正式成為帝國時期的經典，經學也專門用來指儒學了。
由於孔子的著作多口傳弟子，所以因各人的理解不同，時間長了就產生了分歧。
漢時由原書引申出來的作品多加以“傳”字，以相區別，明顯讀者。
當時“五經”皆有傳，除《春秋》的左氏、榖梁、公羊三傳、《詩》的齊、魯、韓三家傳外，還有《尚書大傳》《易傳》，以及由孔子弟子卜商作的《喪服傳》等。
儒家還有兩部著作——《孝經》和《論語》。
傳說《孝經》是孔子專門教授給最講孝道的弟子曾參的。
漢代提倡以孝治天下，故對《孝經》非常推崇信仰。
《論語》是儒家弟子記載孔子言行的書。
“論”字古作“
”，即把竹簡裝排成冊的意思。
漢代以後，隨著尊孔讀經的發展，儒“經”的數目不斷擴大，不僅《禮》三分為《儀禮》《周禮》和《禮記》，《春秋》三傳均升格為“經”，而且增入《論語》
《孝經》《爾雅》《孟子》，終於形成所謂“十三經”的龐大體係。
二、博士的由來與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世官製衰落，推賢之風盛行，士人受到當權者的重視。
當時稱呼士人為“博士”、“通士”或“達士”。
《說文》：“博，大通也。”
據文獻記載，可知博士官設立於戰國末年。
當時戰火連綿不斷，諸侯割據四方，博士知識淵博，通古曉今，在他們的輔助下，君主如虎添翼，稱霸於天下。
基於這樣的社會背景，就把博士作為帝王顧問，參與議政的職位固定下來。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博士一職仍被保留。
博士掌圖書，備顧問，管禮製。
李斯的焚書奏議中說：“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反映了博士當時的職責實況。
秦始皇巡遊、封禪中也多有博士參與。
因為博士是掌百家言的，所以其類別也十分龐雜。
如秦始皇曾命博士做《仙真人詩》，一路唱給他聽。
在琅琊做夢和海神打架，也要詢問占夢博士。
由此可以看出博士當時的工作範圍是十分瑣碎又無規則的。
項羽打到鹹陽時，一把火燒得秦宮室三月不滅，許多珍貴的文化遺產被損壞了。
博士所藏百家言自然也灰飛煙盡，不知所終。
加上始皇時期的“焚書坑儒”，使中國古典書籍遭到兩次毀滅性的災難，幾乎中斷。
幸賴儒家一直有口傳典籍的傳統，許多儒家經典就這樣在口頭上保存下來。
漢高祖時秦博士叔孫通帶領儒家弟子百餘人製定漢家禮儀，使儒家博士地位有所提高。
但漢初朝中多武臣，當時雖有博士一職，並無很大發展。
惠帝時解除了禁藏私書令，文化思想自由重新興起，儒家弟子的隊伍也逐步有所發展。
文帝時，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社會經濟開始繁榮。
在這個前提下，文帝設置了諸子博士。
劉歆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雲：至孝文皇帝，“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官，為置博士。”
說明當時各家學派紛紛立館授學，而通一經者可以立為漢·
講經畫像磚 四川成都出土博士。
東漢人趙歧說：
“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這實際也給劉歆的話做了注解。
由於口傳多誤，一經往往分為幾派。
文帝針對這種情況，一經設多家博士。
《詩》博士有魯人申培、燕人韓嬰；治《書》者全國隻有濟南伏生。
他已九十高齡，不便入京，於是文帝派太常掌故晁錯到他家中去學習，並任命他的學生歐陽生為博士。
景帝時，除了《詩》博士齊人轅固外，又增加《公羊春秋》博士董仲舒和胡毋生。
及武帝之前，經學博士已置《詩》《書》《春秋》三經，其中《詩》有齊、
魯、韓三家。
這時博士官和秦朝相比，儒家居多，有壟斷之勢。
建元五年（前１３６）春，武帝置五經博士，即《詩》《書》《禮》《易》《春秋》博士，因《詩》分三家言，所以實際共七家博士。
因為擅長一家言，可以做博士官，所以許多人雜以新解，別出心裁，力求進身，以至經書派別林立，後來今文經和古文經之爭與此有很大關係。
武帝當時隻設博士，後來丞相公孫弘建議為其設博士弟子五十人。
因博士弟子經過考試可以做官，使儒學和官學結合起來，博士官以後的主要職責為教授經學。
獨尊儒術後，朝中博士升遷高官的例子很多，天下讀書人學經進博風氣盛行，博士弟子也逐步增多，昭帝時為一百人，成帝時達三千人，東漢竟達三萬餘人，可見祿利的誘惑有多大呀！
三、始置五經博士的意義
建元五年春，武帝下詔，“置五經博士”。
前文指出，武帝剛剛即位的建元元年（前１４０），便下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當時他任用了相當一批儒者主持中央政務，如以竇嬰為丞相，以田為太尉，以趙第綰為禦史大夫，以王臧為郎中令等等。
這批儒者上台後，“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製，以興太平”，搞得熱火朝天。
然而，他們“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的做法，卻觸犯了以武帝祖母竇太後為首的竇氏集團的利益，於是一場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以儒道之爭的形式展開了。
建元二年（前１３９），“趙綰請毋奏事東宮”，使這場高層鬥爭達到最高潮。
結果，竇太後取得勝利，趙綰、王臧皆下獄自殺，竇嬰、田也被免官，尊立儒術的活動暫時遭受挫折。
不過，形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
也許是武帝接受了以前失利的教訓，這次他改從設置學官入手，作為尊儒的新突破口。
如此，便有了“置五經博士”的舉措。
事實表明，這招棋是十分高明的。
首先，博士僅為級別不高的小官，職掌隻是顧問、議政，沒有什麽實權，由此而興儒，不會引起反對黨的注意。
其次，如前文已經指出的那樣，武帝之前，儒學已立《詩》《書》《春秋》三經博士，這次再增立《易》《禮》二經博士，既順理成章，又水到渠成。
第三，博士一職率由士人充任，與知識層關係密切，以此作為尊儒的突破口，容易得到士人的擁護，便於形成輿論優勢，方可收到“潤物細無聲”之效，是一種“釜底抽薪”的做法。
從事實的發展來看，置五經博士後僅一年，反儒派的首領人物竇太後便去世了。
可見武帝這次選擇的時機也非常好。
估計當時年邁的竇太後已經氣息奄奄，對她孫子設置五經博士，既不屑過問，也無力過問了。
武帝不失時機地抓住了這個空當，邁出了尊儒活動關鍵性的一步。
置五經博士作為漢武帝獨尊儒術係列舉措中的一環，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顧頡剛指出說：“這是一個急劇的轉變。”
自此以後，儒家壟斷了博士一職，博士官不僅是精通儒家經典的議政官、禮官，而且還具有學官的身份。
這樣就從根本上或體製上保證了經學的統治地位，使儒家的五經成為漢帝國政治生活和行為道德的基本標準。
以《春秋》斷獄，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詩》諫政，蔚為時尚。
可以這樣講，五經博士的設置，為以後的舉孝廉、興太學等興儒措施開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礎。
漢武帝正是通過這些具體的可操作的舉措，將其尊崇儒術的意圖，變作了現實。
《說文》：“經，織也。”《玉篇》：“經緯以成繒布也。”由此可見，“經”的原意是絲線。
因為古代的書籍寫在竹簡上，用絲線穿起來，所以用“經”引申為書籍。
如《國語·吳語》“挾經秉抱”句中的“經”，便是指書。
所謂“五經”，指儒家的典籍《詩》《書》《禮》《易》《春秋》。
本來，應該是“六經”，即前述五經再加上《樂》。
不過，由於《樂》獨無“經”而僅有“記”，所以“六經”實際上隻有“五經”。
其中《詩》《書》《禮》《易》為古代遺書，早就有的。
《詩》是唱歌的歌詞，歸樂師所管。
天子諸侯祭祀用的叫“頌”，宴客時用的叫“雅”和“風”。
這些詩歌有的是士大夫所作，有的是從民間采集而來；它們是我國文學史上的瑰寶，開創了現實主義表現手法的先河。
《書》是古代史官對當時國事有曆史價值的內容所作的記載，包括君主和大臣間的對話、戰爭的誓詞等，實際是一部曆史檔案。
“禮”起始於祭祀的儀典。
周代已形成一套係統的典儀製度，對貴族生活的各個方麵做出嚴格的規定，此類有關禮製的文字記錄便是《禮》。
《易》傳說是周文王在獄中作的一部關於占卜的書。
儒家的創始人孔子仔細研究了古代的《詩》《書》《禮》《易》，對它們進行了修改刪訂，並把它們作為自己學派的著作來講習。
孔子把《詩》由三千多篇刪成為三百零五篇，所以《詩》又稱“詩三百”。
他又把《書》由三千二百多篇減為一百篇。
為了研究《易》，孔子廢寢忘食經常讀到深夜，傳說穿書的帶子都被磨斷了。
孔子透悟《易》之後，作了十篇《易傳》，又稱《易十翼》
，闡述了儒家的宇宙觀，乃成今之《周易》。
此外，據說孔子用編年體寫了一部關於魯國曆史的書叫《春秋》（實際應是孔子對魯史《春秋》做了修改）。
其中闡發了他的政治觀點，不僅是他的政治哲學，而且成為曆代天子的行為準則，是一部法典式的著作。
儒家弟子把孔子用一生心血編寫的五部著作稱為“五經”。
前文已經指出，古時將書籍稱之為“經”，並不具有什麽特別的含義。
戰國時，百家言多以“經”稱，如老子有《道德經》，李悝有《法經》等。
至於後來對“經”的神化，那就另枟尚書緯枠稱孔子求枟書枠，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撰定為百二篇。
枟漢書·
藝文誌枠則稱“凡百篇”。
西漢建立後，廢除了許多秦時鉗製思想的政策，諸子百家又開始逐步活躍起來。
儒生們在本門典籍的基礎上加以整理和發展，不斷擴大自己的影響。
經過儒家弟子的多年努力，到武帝時終於采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如此一來，“五經”便正式成為帝國時期的經典，經學也專門用來指儒學了。
由於孔子的著作多口傳弟子，所以因各人的理解不同，時間長了就產生了分歧。
漢時由原書引申出來的作品多加以“傳”字，以相區別，明顯讀者。
當時“五經”皆有傳，除《春秋》的左氏、榖梁、公羊三傳、《詩》的齊、魯、韓三家傳外，還有《尚書大傳》《易傳》，以及由孔子弟子卜商作的《喪服傳》等。
儒家還有兩部著作——《孝經》和《論語》。
傳說《孝經》是孔子專門教授給最講孝道的弟子曾參的。
漢代提倡以孝治天下，故對《孝經》非常推崇信仰。
《論語》是儒家弟子記載孔子言行的書。
“論”字古作“
”，即把竹簡裝排成冊的意思。
漢代以後，隨著尊孔讀經的發展，儒“經”的數目不斷擴大，不僅《禮》三分為《儀禮》《周禮》和《禮記》，《春秋》三傳均升格為“經”，而且增入《論語》
《孝經》《爾雅》《孟子》，終於形成所謂“十三經”的龐大體係。
二、博士的由來與發展
春秋戰國時期，世官製衰落，推賢之風盛行，士人受到當權者的重視。
當時稱呼士人為“博士”、“通士”或“達士”。
《說文》：“博，大通也。”
據文獻記載，可知博士官設立於戰國末年。
當時戰火連綿不斷，諸侯割據四方，博士知識淵博，通古曉今，在他們的輔助下，君主如虎添翼，稱霸於天下。
基於這樣的社會背景，就把博士作為帝王顧問，參與議政的職位固定下來。
秦始皇統一天下後，博士一職仍被保留。
博士掌圖書，備顧問，管禮製。
李斯的焚書奏議中說：“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反映了博士當時的職責實況。
秦始皇巡遊、封禪中也多有博士參與。
因為博士是掌百家言的，所以其類別也十分龐雜。
如秦始皇曾命博士做《仙真人詩》，一路唱給他聽。
在琅琊做夢和海神打架，也要詢問占夢博士。
由此可以看出博士當時的工作範圍是十分瑣碎又無規則的。
項羽打到鹹陽時，一把火燒得秦宮室三月不滅，許多珍貴的文化遺產被損壞了。
博士所藏百家言自然也灰飛煙盡，不知所終。
加上始皇時期的“焚書坑儒”，使中國古典書籍遭到兩次毀滅性的災難，幾乎中斷。
幸賴儒家一直有口傳典籍的傳統，許多儒家經典就這樣在口頭上保存下來。
漢高祖時秦博士叔孫通帶領儒家弟子百餘人製定漢家禮儀，使儒家博士地位有所提高。
但漢初朝中多武臣，當時雖有博士一職，並無很大發展。
惠帝時解除了禁藏私書令，文化思想自由重新興起，儒家弟子的隊伍也逐步有所發展。
文帝時，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社會經濟開始繁榮。
在這個前提下，文帝設置了諸子博士。
劉歆在移讓太常博士書中雲：至孝文皇帝，“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官，為置博士。”
說明當時各家學派紛紛立館授學，而通一經者可以立為漢·
講經畫像磚 四川成都出土博士。
東漢人趙歧說：
“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這實際也給劉歆的話做了注解。
由於口傳多誤，一經往往分為幾派。
文帝針對這種情況，一經設多家博士。
《詩》博士有魯人申培、燕人韓嬰；治《書》者全國隻有濟南伏生。
他已九十高齡，不便入京，於是文帝派太常掌故晁錯到他家中去學習，並任命他的學生歐陽生為博士。
景帝時，除了《詩》博士齊人轅固外，又增加《公羊春秋》博士董仲舒和胡毋生。
及武帝之前，經學博士已置《詩》《書》《春秋》三經，其中《詩》有齊、
魯、韓三家。
這時博士官和秦朝相比，儒家居多，有壟斷之勢。
建元五年（前１３６）春，武帝置五經博士，即《詩》《書》《禮》《易》《春秋》博士，因《詩》分三家言，所以實際共七家博士。
因為擅長一家言，可以做博士官，所以許多人雜以新解，別出心裁，力求進身，以至經書派別林立，後來今文經和古文經之爭與此有很大關係。
武帝當時隻設博士，後來丞相公孫弘建議為其設博士弟子五十人。
因博士弟子經過考試可以做官，使儒學和官學結合起來，博士官以後的主要職責為教授經學。
獨尊儒術後，朝中博士升遷高官的例子很多，天下讀書人學經進博風氣盛行，博士弟子也逐步增多，昭帝時為一百人，成帝時達三千人，東漢竟達三萬餘人，可見祿利的誘惑有多大呀！
三、始置五經博士的意義
建元五年春，武帝下詔，“置五經博士”。
前文指出，武帝剛剛即位的建元元年（前１４０），便下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當時他任用了相當一批儒者主持中央政務，如以竇嬰為丞相，以田為太尉，以趙第綰為禦史大夫，以王臧為郎中令等等。
這批儒者上台後，“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為服製，以興太平”，搞得熱火朝天。
然而，他們“舉謫諸竇宗室無行者，除其屬籍”的做法，卻觸犯了以武帝祖母竇太後為首的竇氏集團的利益，於是一場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以儒道之爭的形式展開了。
建元二年（前１３９），“趙綰請毋奏事東宮”，使這場高層鬥爭達到最高潮。
結果，竇太後取得勝利，趙綰、王臧皆下獄自殺，竇嬰、田也被免官，尊立儒術的活動暫時遭受挫折。
不過，形勢很快就發生了變化。
也許是武帝接受了以前失利的教訓，這次他改從設置學官入手，作為尊儒的新突破口。
如此，便有了“置五經博士”的舉措。
事實表明，這招棋是十分高明的。
首先，博士僅為級別不高的小官，職掌隻是顧問、議政，沒有什麽實權，由此而興儒，不會引起反對黨的注意。
其次，如前文已經指出的那樣，武帝之前，儒學已立《詩》《書》《春秋》三經博士，這次再增立《易》《禮》二經博士，既順理成章，又水到渠成。
第三，博士一職率由士人充任，與知識層關係密切，以此作為尊儒的突破口，容易得到士人的擁護，便於形成輿論優勢，方可收到“潤物細無聲”之效，是一種“釜底抽薪”的做法。
從事實的發展來看，置五經博士後僅一年，反儒派的首領人物竇太後便去世了。
可見武帝這次選擇的時機也非常好。
估計當時年邁的竇太後已經氣息奄奄，對她孫子設置五經博士，既不屑過問，也無力過問了。
武帝不失時機地抓住了這個空當，邁出了尊儒活動關鍵性的一步。
置五經博士作為漢武帝獨尊儒術係列舉措中的一環，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
顧頡剛指出說：“這是一個急劇的轉變。”
自此以後，儒家壟斷了博士一職，博士官不僅是精通儒家經典的議政官、禮官，而且還具有學官的身份。
這樣就從根本上或體製上保證了經學的統治地位，使儒家的五經成為漢帝國政治生活和行為道德的基本標準。
以《春秋》斷獄，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詩》諫政，蔚為時尚。
可以這樣講，五經博士的設置，為以後的舉孝廉、興太學等興儒措施開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礎。
漢武帝正是通過這些具體的可操作的舉措，將其尊崇儒術的意圖，變作了現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