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一、由崇尚黃老向獨尊儒術的變化
竇太後死後，武帝少了後宮幹涉，大刀闊斧進行改革，使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詔令真正得以貫徹執行，從而結束了漢初以來一直爭執不休的儒道互黜局麵，達到統一。
武帝把儒家思想推崇為統治階級的指導思想後，兩千年來或增或補，但一直處於獨尊地位，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思想意識，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
儒家獨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的形成、發展和完善是幾代人艱辛努力的結果。
儒家產生於春秋後期，當時各國諸侯崇尚爭霸，人民渴望統一。
社會知識層紛紛著書立說，各家之言蓬勃興起，他們從不同角度討論治國之道，百家爭鳴的學術氣氛欣欣向榮。
秦國選擇法家學說作為指導思想，經過變法改革，數代努力，終於吞並六國，統一天下。
秦始皇建立秦朝後，繼續用法家思想治理國家，並將其發揮到了極致，而疏忽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片麵要求“親親尊尊之恩絕”，使人們正常心理受到壓抑，於是不久就爆發了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最終推翻了秦朝統治。
漢初統治者總結秦速亡的曆史教訓，針對當時社會經濟衰退、統治力量薄弱的情況，采用了從道家學說演變來的黃老思想治理國家。
黃帝是傳說中一個古代明君，戰國時許多門派把他作為偶像來崇拜，許多人冒充黃帝名字著書。
過去一些學者曾認為“黃老之學”實際就是“老莊之說”。
但自馬王堆遺物中發現了與《老子》乙本合抄在一起的另外四篇古佚書（即《經法》
《十六經》《稱》《道原》）之後，證明“黃老”和“老莊”其實有不同之處，是雜合了儒、墨、名、法等各家內容的道學思想。
漢初統治者把黃老之說作為統治的指導思想，對人民不過多幹涉，讓他們休養生息，安居樂業，減少對統治者的反抗。
這項國策對恢複經濟生產，積累物質財富起了重要作用，全國上下研習黃老說成為一種風尚。
甚至在當時知識層中，以黃老為代表的道家學說，也被推崇到了極致。
當道家思想居指導地位時，儒家學說處境不太樂觀。
高祖劉邦出身市井，性格豪放，討厭儒生嗦嗦的俗套。
他經常大罵“豎儒”，甚至當眾奪過他們的帽子往裏撒尿，以示輕蔑。
有一個聰明的魯國儒生叫叔孫通的了解到這種情況，就穿著楚國的短打扮去拜見高祖，反而博得了他的歡心，被授官為博士。
一次，漢朝廷舉行禮典。
座下大臣多是草莽出身，不知禮儀為何物，他們在殿內大呼小叫，猜拳行酒，鬧哄哄的不成體統。
論賞不服的甚至動槍弄棒，整個場麵好像推選山大王一樣。
高祖看著座下人的樣子，也感覺和自己一國之君 的身份不太相配，流露出難以忍受的表情。
這一切都讓叔孫通看在眼裏，他趁機上前進諫說：
“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
臣願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祖立刻同意了。
高帝七年（前２００），長樂宮建成，諸侯群臣都來朝見。
被叔孫通訓練過的大臣彬彬有禮，井然有序。
“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無敢歡嘩失禮者”。
於是劉邦大喜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從此不再輕易汙辱儒生了，儒家的地位有所提高。
叔孫通因治理有功被封為太常，他的弟子皆任官為郎。
雖然經過叔孫通及諸儒生的努力，儒家的地位有所改觀，但由於當政者用的是持“黃老之言”的道家，所以儒家一直沒有什麽大發展。
高祖之後，情況基本上也沒有太多變化。
漢初統治者提倡道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是竇太後、曹參、淮南王等。
其中曹參是第一個明確用“黃老之學”來指導政治的丞相。
他在齊國任相時，聽說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就用重金請來，拜為老師，學習黃老學說。
丞相蕭何死後，呂後遵夫訓用曹參繼之，曹參把黃老之術推向全國。
文景時繼續用黃老治國。
《風俗通·正失》中說：“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靜無為。”景帝在文帝和竇太後的教育下當然熟讀黃老，所以景帝繼承文帝政策，舉事無變更。
當時學習黃老成為一種社會風氣，上至皇族、大臣、士大夫，下到學者，幾乎無人不讀。
儒家本為諸子百家中的大派，有深厚的基礎，它的傳播和研究一直沒有間斷。
尤其當惠帝廢除“挾書律”和高後元年的除“妖言令”後，收到“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的效果。
儒家崇尚複古，保留古籍頗多，自此開始興盛起來。
“黃老之學”主張無為，不同於法家專製，在對待文化上力求安定。
文帝尊奉黃老同時，對其他學派的代表也加以任用。
如原秦朝柱下禦史張蒼，因其“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被任為丞相。
洛陽青年賈誼，“頗通諸家之書”，二十多歲升為太中大夫。
儒家代表用他們的觀點針砭時弊，指出秦速亡的原因是秦統治者不施仁政，廢禮儀、嚴酷法。
儒學思想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另外儒家有廣收門徒傳統，當年孔子有弟子三千，漢時儒學大師興辦私學，培養了許多儒學人才。
如濟南人伏生研究《尚書》，到文景時，桃李滿天下。
河間王劉德修古好學，求得許多先秦遺書，在封國內大辦儒學，許多山東儒生跟從他學習。
文帝時為先秦諸子書設置專門博士官，儒家本為顯學，所設博士中以儒派居多。
景帝時經學博士已設《詩》《書》《春秋》三家，僅《詩》一經就有齊、魯、韓三家博士。
文帝時商議巡狩、封禪禮儀程序，專門派人研究儒家經典，許多儒生躋身到統治者階層。
隨著儒學勢力突飛猛進，儒家代表要求在政治領域也占一席之地。
文帝時有儒生上書，提出修太學，建立儒家提倡的一統天下的萬世之基。
當儒家在政治上積極爭取時，和占統治思想地位的道家產生了矛盾。
有一次《詩》博士轅固和道家學者黃生對於商湯滅夏、周武王滅商問題在景帝麵前爭論起來。
黃生認為湯武是弑君謀位，轅固認為是時代所趨，順民心，受天命。
黃生反駁說：“帽子再舊也要戴在頭上，鞋子再新也要穿在腳下，因為上下有別，不能亂來；湯武以臣子的身份滅自己君主，取而代之，當然是弑君謀位。”沒想到轅固反應更快，立刻反詰說：“按照你的理論，高祖建漢代秦也是弑君謀位了？”黃生被逼問得啞口無言。
景帝看到這情景，趕緊打圓場說：“吃肉不吃馬肝，不算不知味。
討論學問不說湯武，不能屬愚昧。”從此後，沒有人敢再討論湯武問題。
這次儒道交鋒雖然最後不了了之，但儒家毫不示弱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這件事發生不久，儒生轅固又和竇太後發生衝突。
一日竇太後問轅固老子書如何，轅固鄙視地說：“此乃家人言。”意思是不值一提。
竇太後立刻被氣壞了，她除了大罵儒家書是“司空城旦書”即罪人言之外還不肯罷休，又強迫轅固入圈和野豬搏鬥。
景帝雖然認為學術討論直陳意見不能算過，但又不敢違抗母命，隻好遞給轅固一把尖刀，把他放了進去。
也是轅固命大，碰巧一刀刺中豬心，安然無恙地從圈中出來了。
竇太後也不好再說什麽，轅固終於幸免於難。
景帝為了避免再起衝突，就把轅固調任清河太傅。
在這兩次儒道相爭的正麵衝突中儒家似乎並不占上風，說明道家主體地位依然很穩固。
但是儒生們並不氣餒，繼續努力，不斷完善自己的學說來適應新的形勢，擴大影響。
司馬遷說：“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描述的正是漢初儒道相爭的局麵。
道家主張“清靜無為”，對漢初經濟恢複、政治穩定起過積極作用。
同時它要求“君無為而臣有為”，希望君主“恭儉無欲”、“貴柔守雌”，這種主張也成了外戚、郡王等要求皇帝垂拱無為，不去幹涉郡國事務的借口。
因此形成了漢初皇帝權力下降，地方勢力過強的局麵。
儒家強調尊王權，大一統，適應了新的時代形勢，所以儒家取代道家作為統治思想是不可逆轉的潮流。
武帝即位後，麵對先輩的豐厚遺產，他希望把政權集中在皇帝之手，幹一番大事業。
新儒學正符合他的要求。
所以才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出台，把儒學定為最高統治思想，從此道家學說退出政治意識主體地位。
二、關於尊儒若幹問題的辨析
被奉為一代鴻儒的董仲舒在景帝時已被拜為《春秋》博士，再次走入仕途時已五十八歲，可謂是大器晚成者。
為了研究學問，董仲舒經常用《詩經》中“夙夜匪解”來激勵自己，三年都顧不上抬頭望一眼窗外翠綠的菜園。
他領悟儒家經典，尤其對《公羊春秋》的研究更為透徹。
他同時又廣泛學習陰陽、五行、道、法、墨等其他各家思想和主張，吸取適合自己的成分，把原有儒家體係進行改造和發展，使其更符合當時社會的需要，並終於在武帝策問中脫穎而出，圓滿地回答了所有提問，闡發了公羊派儒學“大一統”主張，奠定了儒學成為帝製社會統治思想的基礎。
一般認為，漢武帝是采納董仲舒對策中的建議，卓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
但董仲舒究竟於何年對策？
史書卻語焉不詳，學術界對此問題的研究，迄今亦無定論。
因此，董氏對策的年代，自然就成為論述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首先需要辨析的一個問題。
大體說來，學術界關於董仲舒對策的年代，曾提出建元元年、建元五年、元光元年二月、元光元年五月、元光二年至四年、元朔五年等不同的說法。
各說雖都列舉出了不少賴以支持自己觀點的理董仲舒由，但卻皆非“堅壁不可撼”。
相對來看，建元元年說和元光元年五月說，獲得較多學者的認同，是比較普遍的看法。
當然，這兩說再作比較，又以建元元年說更具普遍性。
我們認為，在當前沒有發現更新的資料情況下，暫依建元元年說不失為一種較為合適的選擇。
為什麽這樣講呢？
主要是因為此說能較好地融匯史書中的各種記載，使之在邏輯上合乎情理。
大家知道，《漢書·武帝紀》明確記載，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在建元元年，而同書《董仲舒傳》則言，“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皆自仲舒發之”。
這就是說，漢武帝聽從了董仲舒對策中的有關建議之後，才下詔罷黜百家而獨尊儒術。
所以，董氏的對策，唯有在建元元年，才能將《漢書》
中這兩處記載統一起來。
當年司馬光等編撰《通鑒》，之所以將董仲舒的對策係於建元元年，最根本的依據，恐怕正在於此。
這裏，必須指出的一點是，漢世詔舉賢良，率有對策，而且一個人可不止一次被舉為賢良。
如公孫弘，於“武帝初即位”和“元光五年”兩次被舉，即為典型實例。
公孫弘既被舉賢良兩次，表明他曾對策兩次。
有研究者推測，董仲舒的對策也不止一次。
史籍中許多蛛絲馬跡表明，“董仲舒在建元元年應對過策，隻是策文非《漢書·董仲舒傳》所載‘天人三策’而已。
史書所以未明載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事，恐因武帝初立，‘好黃老言，不說儒術’的竇太後尚在，武帝雖以董仲舒之策為優，但以其推崇儒術，所言又直，不敢擢其為舉首。
董仲舒既非舉首，建元元年事遂沒”。
我們以為，這個推測，有其一定的道理。
據此來看，《通鑒》係董仲舒對策於建元元年，既對又不對。
對者，這年董氏確有對策之舉；不對者，這年董氏的對策，並非天人三策。
至此，對《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一段資料的理解，也就豁然貫通了。
原來這是董氏的又一次對策，論者多以“天人三策”當之，或近是。
最後的“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一句，應是高度概括的話，意謂自此之後，有董仲舒、公孫弘等人才陸續脫穎而出；而不是元光元年五月對策出了董、弘等人才。
事實上，這個道理非常清楚。
因為公孫弘的“出”，是元光五年對策後，被武帝擢為第一才實現的。
董仲舒極力鼓吹“天人合一”、“天人感應”說，指明皇帝是受天命而立，不可違抗，又提出“三綱五常”說，要求臣守臣位，民安民分，天子統治是天經地義的。
這種論調讓武帝十分欣賞，因為這樣就找到了消除諸侯勢力，統一天下，加強中央集權的理由。
董仲舒主張的君權神授思想和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不謀而合。
同時他建議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消除了曆經幾代的儒道之爭，去掉了武帝的一塊心病。
但是武帝真是完全按照董仲舒學說循章照辦了嗎？
這是我們必須辨析的第二個問題。
據《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乍看起來，這裏的“罷”是罷百家之言，但實際上不過是表麵文章而已。
武帝真正奉行的仍是廣開門路兼容並蓄的政策。
如“學長短縱橫術”的縱橫家主父偃，陰陽家嚴安和“以辨博能屬文”的終軍，通過上疏均受到重用。
武帝還在元光五年（前１３０）至元封五年（前１０６）先後六次下詔，選拔諸子學者，可見並不是隻用儒學一家之人，儒之外各家並未全罷。
如果再看看下麵的一些實例，那麽，武帝沒有完全罷黜百家而是兼收並蓄的實情，便看得更清楚了。
他在位五十三年，共任命丞相、禦史大夫二十九人，其中隻有丞相公孫弘一人是名符其實的儒生，其他均為諸子學者和外戚、商人等。
武帝又於元封五年下求茂才異等詔，其出發點是“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所謂“泛駕之馬”、“
弛之士”均在被選之列，充分表現了武帝不拘一格、求賢若渴的心理。
正如《史記·龜策列傳》所說：“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鹹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
著名學者王夫之曾說：“武帝之不終於崇儒以敷治。”
“尊儒”隻是武帝實現統治的一種手段。
武帝多次對匈奴發動戰爭，勞民傷財，並不符合儒家一貫以理服人、反對勞民以“外事四夷”的主張，因此曾遭到儒家代表董仲舒、公孫弘等人的反對。
一次，武帝在朝堂之上，大講所謂施仁義雲雲，直臣汲黯一針見血地指出：“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搞得武帝很下不了台，隻好“變色而罷朝”。
這就是王夫之說的汲黯“責武帝之崇儒以虛而亡實”。
武帝實行的不少政策和儒家“正其誼而不謀其利”思想也背道而馳。
如為了籌集軍款，漢廷曾“分遣禦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線，得民購物以億計，奴婢數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
這近似於搶掠的做法，同儒家的主張格格不入。
為了完成一統大業，必須有一批讚同強權，崇尚武力的法家來支持。
武帝於是重用以治淮南王獄而聞名的張湯。
他給武帝製定法律條文，執法苛刻，清除皇帝不喜歡的大臣，穩定朝綱。
又重用另一個法家代表桑弘羊。
此人善於理財，他替武帝製定新經濟政策，作為對匈奴戰爭的後方強援。
同時在地方任用許多酷吏，如杜周、寧成、趙禹、周陽由、尹齊、王溫舒、楊仆、鹹宣等。
他們鎮壓豪強地主和欺淩百姓的手段殘忍，毫不客氣，使人民談“吏”色變。
總之，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隻不過是打著尊儒的幌子，而實行對其統治有利的一套辦法而已。
他並沒有完全按董仲舒的說教行事。
三、獨尊儒術的深遠影響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複合多元體形式的，可以說各家思想均對它產生了深刻影響，其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儒、道、法三家。
儒家講仁義、重人倫；道家崇尚自然，主張無為；法家重視法製，善用刑罰。
董仲舒的新儒學就是融合了各派優點，尤其是道、法兩家的精華而產生的。
武帝獨尊儒術後，它在當權者的支持下，逐步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主流，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
在儒學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形成了重人倫、講德行的民族心理和重義輕利、尊公蔑私、貴理賤欲的價值觀念，形成了一套以儒學倫理性為主要特征的中華文化。
儒學被武帝立為指導思想後，隨著帝國時代的興盛而繁榮，隨其衰落而削弱，貫穿中國兩千多年曆史，影響時間之長和覆蓋之廣在全世界是無可比擬的。
儒家思想滲透到中國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文字、文獻學、考據學各個領域，同時和政治、教育、倫理、宗教也產生了密切的關係。
如果不了解儒家思想，就不能真正地了解中國傳統文化。
從漢代開始，曆代學校教育，選拔人才均以儒家經學作標準和主要內容，使儒學思想成為帝國時代統治的精神主體，儒家原則成為帝國時代社會生活和道德觀念的基本準則。
由於儒家思想的權威性，其中宣揚的積極成分促進了中華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形成。
但其負麵影響也同樣不容忽視。
它要求人們死讀經書，不注重創造、革新，對中國近代的愚昧落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一點，外國人的看法，似乎比我們自己要更敏銳些。
例如早在兩個世紀以前，西方學者便曾指出，儒家主張的政治、文化大一統，使人們的思想不能自由發展（休謨說）。
再如２０世紀西方研究者也曾指出，儒學崇拜傳統和墨守成規，使中國思想缺乏獨立性和創造性，而這正是一切科學和思想進步所必需的；中國傳統精神對人評價是看德行而不重知識，從而使知識失去了其獨立性和價值，隻是為封建倫理服務，也使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出人頭地的唯一出路就是死讀經書，以求升官發財（韋爾斯說）。
應該看到，尊儒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差不多都具有這樣的正、負兩麵性。
如董仲舒係統論述的“三綱五常”概念，雖然在一定意義上穩定了家庭秩序，增強了信、守的道德規範，但是其僵化的模式卻造就了一批忠臣孝子、烈女節婦，抹殺人的本性，成為帝國倫理的犧牲品。
西漢時民風本很淳樸，男女可以結伴同行，同席飲酒，十分自然。
婚姻可以改嫁、再嫁，並不主張“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獨尊儒術後，帝國統治者發展了董仲舒的“三綱五常”，降低了婦女的地位，使她們變成丈夫的附屬品。
她們在封建夫權壓抑下過著戰戰兢兢的日子，數不清的人間悲劇一代代上演著。
在政治上，董仲舒總結秦重法輕德而失天下的教訓，提醒武帝王道核心應是以德治國，要求統治者廣施仁義，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他主張“君主民本”，把民眾當做國家的根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為了限製君主權力，董仲舒又創造了“天譴說”，表明君權雖然神授，但如果不尊王道，最終會被天懲罰，實行朝代更迭。
這種思想使君王減輕對人民的壓迫，對自己縱權行為有所收斂，對人民生活安定、社會發展有積極效果。
公羊派儒家思想核心是“大一統”概念，它幫助武帝鏟除了郡國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
“大一統”思想被曆代統治者積極倡導，從長遠來看，對民族融合與友好相處有積極意義。
《漢書·終軍傳》記載：“天下為一，萬裏同風。”“大一統”概念促進了民族共同意識的產生，從此“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史記》把我國古代祖先追溯到黃帝，把中原地區和周邊匈奴及各少數民族統稱為華夏民族，互為兄弟，正是這種九九歸一的民族愛國心，一直到今天還牽動著億萬海外赤子之心。
儒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不僅對中國本土的文化構成、政治經濟生活、倫理道德、思維方式、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流傳到世界各地，尤其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十分廣泛，成為他們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逐步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文化圈”。
日本於５１３年，聖德太子設五經學，擴大儒學傳播。６０４年，他又製定了憲法十七條，多以儒家思想為指導。
日本政府不斷派學者到中國學習儒學，並帶回去許多經書。
儒家思想一定程度地滲透到日本民眾的行為、思維、習俗、信仰、觀念等多個方麵，它在今天的日本仍然發揮著影響和作用。
竇太後死後，武帝少了後宮幹涉，大刀闊斧進行改革，使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詔令真正得以貫徹執行，從而結束了漢初以來一直爭執不休的儒道互黜局麵，達到統一。
武帝把儒家思想推崇為統治階級的指導思想後，兩千年來或增或補，但一直處於獨尊地位，深刻地影響了中華民族的思想意識，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麵麵。
儒家獨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它的形成、發展和完善是幾代人艱辛努力的結果。
儒家產生於春秋後期，當時各國諸侯崇尚爭霸，人民渴望統一。
社會知識層紛紛著書立說，各家之言蓬勃興起，他們從不同角度討論治國之道，百家爭鳴的學術氣氛欣欣向榮。
秦國選擇法家學說作為指導思想，經過變法改革，數代努力，終於吞並六國，統一天下。
秦始皇建立秦朝後，繼續用法家思想治理國家，並將其發揮到了極致，而疏忽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片麵要求“親親尊尊之恩絕”，使人們正常心理受到壓抑，於是不久就爆發了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最終推翻了秦朝統治。
漢初統治者總結秦速亡的曆史教訓，針對當時社會經濟衰退、統治力量薄弱的情況，采用了從道家學說演變來的黃老思想治理國家。
黃帝是傳說中一個古代明君，戰國時許多門派把他作為偶像來崇拜，許多人冒充黃帝名字著書。
過去一些學者曾認為“黃老之學”實際就是“老莊之說”。
但自馬王堆遺物中發現了與《老子》乙本合抄在一起的另外四篇古佚書（即《經法》
《十六經》《稱》《道原》）之後，證明“黃老”和“老莊”其實有不同之處，是雜合了儒、墨、名、法等各家內容的道學思想。
漢初統治者把黃老之說作為統治的指導思想，對人民不過多幹涉，讓他們休養生息，安居樂業，減少對統治者的反抗。
這項國策對恢複經濟生產，積累物質財富起了重要作用，全國上下研習黃老說成為一種風尚。
甚至在當時知識層中，以黃老為代表的道家學說，也被推崇到了極致。
當道家思想居指導地位時，儒家學說處境不太樂觀。
高祖劉邦出身市井，性格豪放，討厭儒生嗦嗦的俗套。
他經常大罵“豎儒”，甚至當眾奪過他們的帽子往裏撒尿，以示輕蔑。
有一個聰明的魯國儒生叫叔孫通的了解到這種情況，就穿著楚國的短打扮去拜見高祖，反而博得了他的歡心，被授官為博士。
一次，漢朝廷舉行禮典。
座下大臣多是草莽出身，不知禮儀為何物，他們在殿內大呼小叫，猜拳行酒，鬧哄哄的不成體統。
論賞不服的甚至動槍弄棒，整個場麵好像推選山大王一樣。
高祖看著座下人的樣子，也感覺和自己一國之君 的身份不太相配，流露出難以忍受的表情。
這一切都讓叔孫通看在眼裏，他趁機上前進諫說：
“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
臣願征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祖立刻同意了。
高帝七年（前２００），長樂宮建成，諸侯群臣都來朝見。
被叔孫通訓練過的大臣彬彬有禮，井然有序。
“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無敢歡嘩失禮者”。
於是劉邦大喜說：“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從此不再輕易汙辱儒生了，儒家的地位有所提高。
叔孫通因治理有功被封為太常，他的弟子皆任官為郎。
雖然經過叔孫通及諸儒生的努力，儒家的地位有所改觀，但由於當政者用的是持“黃老之言”的道家，所以儒家一直沒有什麽大發展。
高祖之後，情況基本上也沒有太多變化。
漢初統治者提倡道家的著名代表人物是竇太後、曹參、淮南王等。
其中曹參是第一個明確用“黃老之學”來指導政治的丞相。
他在齊國任相時，聽說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就用重金請來，拜為老師，學習黃老學說。
丞相蕭何死後，呂後遵夫訓用曹參繼之，曹參把黃老之術推向全國。
文景時繼續用黃老治國。
《風俗通·正失》中說：“文帝本修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靜無為。”景帝在文帝和竇太後的教育下當然熟讀黃老，所以景帝繼承文帝政策，舉事無變更。
當時學習黃老成為一種社會風氣，上至皇族、大臣、士大夫，下到學者，幾乎無人不讀。
儒家本為諸子百家中的大派，有深厚的基礎，它的傳播和研究一直沒有間斷。
尤其當惠帝廢除“挾書律”和高後元年的除“妖言令”後，收到“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的效果。
儒家崇尚複古，保留古籍頗多，自此開始興盛起來。
“黃老之學”主張無為，不同於法家專製，在對待文化上力求安定。
文帝尊奉黃老同時，對其他學派的代表也加以任用。
如原秦朝柱下禦史張蒼，因其“無所不通而尤邃律曆”被任為丞相。
洛陽青年賈誼，“頗通諸家之書”，二十多歲升為太中大夫。
儒家代表用他們的觀點針砭時弊，指出秦速亡的原因是秦統治者不施仁政，廢禮儀、嚴酷法。
儒學思想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
另外儒家有廣收門徒傳統，當年孔子有弟子三千，漢時儒學大師興辦私學，培養了許多儒學人才。
如濟南人伏生研究《尚書》，到文景時，桃李滿天下。
河間王劉德修古好學，求得許多先秦遺書，在封國內大辦儒學，許多山東儒生跟從他學習。
文帝時為先秦諸子書設置專門博士官，儒家本為顯學，所設博士中以儒派居多。
景帝時經學博士已設《詩》《書》《春秋》三家，僅《詩》一經就有齊、魯、韓三家博士。
文帝時商議巡狩、封禪禮儀程序，專門派人研究儒家經典，許多儒生躋身到統治者階層。
隨著儒學勢力突飛猛進，儒家代表要求在政治領域也占一席之地。
文帝時有儒生上書，提出修太學，建立儒家提倡的一統天下的萬世之基。
當儒家在政治上積極爭取時，和占統治思想地位的道家產生了矛盾。
有一次《詩》博士轅固和道家學者黃生對於商湯滅夏、周武王滅商問題在景帝麵前爭論起來。
黃生認為湯武是弑君謀位，轅固認為是時代所趨，順民心，受天命。
黃生反駁說：“帽子再舊也要戴在頭上，鞋子再新也要穿在腳下，因為上下有別，不能亂來；湯武以臣子的身份滅自己君主，取而代之，當然是弑君謀位。”沒想到轅固反應更快，立刻反詰說：“按照你的理論，高祖建漢代秦也是弑君謀位了？”黃生被逼問得啞口無言。
景帝看到這情景，趕緊打圓場說：“吃肉不吃馬肝，不算不知味。
討論學問不說湯武，不能屬愚昧。”從此後，沒有人敢再討論湯武問題。
這次儒道交鋒雖然最後不了了之，但儒家毫不示弱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這件事發生不久，儒生轅固又和竇太後發生衝突。
一日竇太後問轅固老子書如何，轅固鄙視地說：“此乃家人言。”意思是不值一提。
竇太後立刻被氣壞了，她除了大罵儒家書是“司空城旦書”即罪人言之外還不肯罷休，又強迫轅固入圈和野豬搏鬥。
景帝雖然認為學術討論直陳意見不能算過，但又不敢違抗母命，隻好遞給轅固一把尖刀，把他放了進去。
也是轅固命大，碰巧一刀刺中豬心，安然無恙地從圈中出來了。
竇太後也不好再說什麽，轅固終於幸免於難。
景帝為了避免再起衝突，就把轅固調任清河太傅。
在這兩次儒道相爭的正麵衝突中儒家似乎並不占上風，說明道家主體地位依然很穩固。
但是儒生們並不氣餒，繼續努力，不斷完善自己的學說來適應新的形勢，擴大影響。
司馬遷說：“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描述的正是漢初儒道相爭的局麵。
道家主張“清靜無為”，對漢初經濟恢複、政治穩定起過積極作用。
同時它要求“君無為而臣有為”，希望君主“恭儉無欲”、“貴柔守雌”，這種主張也成了外戚、郡王等要求皇帝垂拱無為，不去幹涉郡國事務的借口。
因此形成了漢初皇帝權力下降，地方勢力過強的局麵。
儒家強調尊王權，大一統，適應了新的時代形勢，所以儒家取代道家作為統治思想是不可逆轉的潮流。
武帝即位後，麵對先輩的豐厚遺產，他希望把政權集中在皇帝之手，幹一番大事業。
新儒學正符合他的要求。
所以才有“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的出台，把儒學定為最高統治思想，從此道家學說退出政治意識主體地位。
二、關於尊儒若幹問題的辨析
被奉為一代鴻儒的董仲舒在景帝時已被拜為《春秋》博士，再次走入仕途時已五十八歲，可謂是大器晚成者。
為了研究學問，董仲舒經常用《詩經》中“夙夜匪解”來激勵自己，三年都顧不上抬頭望一眼窗外翠綠的菜園。
他領悟儒家經典，尤其對《公羊春秋》的研究更為透徹。
他同時又廣泛學習陰陽、五行、道、法、墨等其他各家思想和主張，吸取適合自己的成分，把原有儒家體係進行改造和發展，使其更符合當時社會的需要，並終於在武帝策問中脫穎而出，圓滿地回答了所有提問，闡發了公羊派儒學“大一統”主張，奠定了儒學成為帝製社會統治思想的基礎。
一般認為，漢武帝是采納董仲舒對策中的建議，卓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
但董仲舒究竟於何年對策？
史書卻語焉不詳，學術界對此問題的研究，迄今亦無定論。
因此，董氏對策的年代，自然就成為論述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首先需要辨析的一個問題。
大體說來，學術界關於董仲舒對策的年代，曾提出建元元年、建元五年、元光元年二月、元光元年五月、元光二年至四年、元朔五年等不同的說法。
各說雖都列舉出了不少賴以支持自己觀點的理董仲舒由，但卻皆非“堅壁不可撼”。
相對來看，建元元年說和元光元年五月說，獲得較多學者的認同，是比較普遍的看法。
當然，這兩說再作比較，又以建元元年說更具普遍性。
我們認為，在當前沒有發現更新的資料情況下，暫依建元元年說不失為一種較為合適的選擇。
為什麽這樣講呢？
主要是因為此說能較好地融匯史書中的各種記載，使之在邏輯上合乎情理。
大家知道，《漢書·武帝紀》明確記載，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時在建元元年，而同書《董仲舒傳》則言，“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皆自仲舒發之”。
這就是說，漢武帝聽從了董仲舒對策中的有關建議之後，才下詔罷黜百家而獨尊儒術。
所以，董氏的對策，唯有在建元元年，才能將《漢書》
中這兩處記載統一起來。
當年司馬光等編撰《通鑒》，之所以將董仲舒的對策係於建元元年，最根本的依據，恐怕正在於此。
這裏，必須指出的一點是，漢世詔舉賢良，率有對策，而且一個人可不止一次被舉為賢良。
如公孫弘，於“武帝初即位”和“元光五年”兩次被舉，即為典型實例。
公孫弘既被舉賢良兩次，表明他曾對策兩次。
有研究者推測，董仲舒的對策也不止一次。
史籍中許多蛛絲馬跡表明，“董仲舒在建元元年應對過策，隻是策文非《漢書·董仲舒傳》所載‘天人三策’而已。
史書所以未明載建元元年董仲舒對策事，恐因武帝初立，‘好黃老言，不說儒術’的竇太後尚在，武帝雖以董仲舒之策為優，但以其推崇儒術，所言又直，不敢擢其為舉首。
董仲舒既非舉首，建元元年事遂沒”。
我們以為，這個推測，有其一定的道理。
據此來看，《通鑒》係董仲舒對策於建元元年，既對又不對。
對者，這年董氏確有對策之舉；不對者，這年董氏的對策，並非天人三策。
至此，對《漢書·武帝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一段資料的理解，也就豁然貫通了。
原來這是董氏的又一次對策，論者多以“天人三策”當之，或近是。
最後的“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一句，應是高度概括的話，意謂自此之後，有董仲舒、公孫弘等人才陸續脫穎而出；而不是元光元年五月對策出了董、弘等人才。
事實上，這個道理非常清楚。
因為公孫弘的“出”，是元光五年對策後，被武帝擢為第一才實現的。
董仲舒極力鼓吹“天人合一”、“天人感應”說，指明皇帝是受天命而立，不可違抗，又提出“三綱五常”說，要求臣守臣位，民安民分，天子統治是天經地義的。
這種論調讓武帝十分欣賞，因為這樣就找到了消除諸侯勢力，統一天下，加強中央集權的理由。
董仲舒主張的君權神授思想和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不謀而合。
同時他建議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消除了曆經幾代的儒道之爭，去掉了武帝的一塊心病。
但是武帝真是完全按照董仲舒學說循章照辦了嗎？
這是我們必須辨析的第二個問題。
據《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乍看起來，這裏的“罷”是罷百家之言，但實際上不過是表麵文章而已。
武帝真正奉行的仍是廣開門路兼容並蓄的政策。
如“學長短縱橫術”的縱橫家主父偃，陰陽家嚴安和“以辨博能屬文”的終軍，通過上疏均受到重用。
武帝還在元光五年（前１３０）至元封五年（前１０６）先後六次下詔，選拔諸子學者，可見並不是隻用儒學一家之人，儒之外各家並未全罷。
如果再看看下麵的一些實例，那麽，武帝沒有完全罷黜百家而是兼收並蓄的實情，便看得更清楚了。
他在位五十三年，共任命丞相、禦史大夫二十九人，其中隻有丞相公孫弘一人是名符其實的儒生，其他均為諸子學者和外戚、商人等。
武帝又於元封五年下求茂才異等詔，其出發點是“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所謂“泛駕之馬”、“
弛之士”均在被選之列，充分表現了武帝不拘一格、求賢若渴的心理。
正如《史記·龜策列傳》所說：“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鹹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
著名學者王夫之曾說：“武帝之不終於崇儒以敷治。”
“尊儒”隻是武帝實現統治的一種手段。
武帝多次對匈奴發動戰爭，勞民傷財，並不符合儒家一貫以理服人、反對勞民以“外事四夷”的主張，因此曾遭到儒家代表董仲舒、公孫弘等人的反對。
一次，武帝在朝堂之上，大講所謂施仁義雲雲，直臣汲黯一針見血地指出：“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搞得武帝很下不了台，隻好“變色而罷朝”。
這就是王夫之說的汲黯“責武帝之崇儒以虛而亡實”。
武帝實行的不少政策和儒家“正其誼而不謀其利”思想也背道而馳。
如為了籌集軍款，漢廷曾“分遣禦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線，得民購物以億計，奴婢數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
這近似於搶掠的做法，同儒家的主張格格不入。
為了完成一統大業，必須有一批讚同強權，崇尚武力的法家來支持。
武帝於是重用以治淮南王獄而聞名的張湯。
他給武帝製定法律條文，執法苛刻，清除皇帝不喜歡的大臣，穩定朝綱。
又重用另一個法家代表桑弘羊。
此人善於理財，他替武帝製定新經濟政策，作為對匈奴戰爭的後方強援。
同時在地方任用許多酷吏，如杜周、寧成、趙禹、周陽由、尹齊、王溫舒、楊仆、鹹宣等。
他們鎮壓豪強地主和欺淩百姓的手段殘忍，毫不客氣，使人民談“吏”色變。
總之，漢武帝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隻不過是打著尊儒的幌子，而實行對其統治有利的一套辦法而已。
他並沒有完全按董仲舒的說教行事。
三、獨尊儒術的深遠影響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是複合多元體形式的，可以說各家思想均對它產生了深刻影響，其中最主要的自然是儒、道、法三家。
儒家講仁義、重人倫；道家崇尚自然，主張無為；法家重視法製，善用刑罰。
董仲舒的新儒學就是融合了各派優點，尤其是道、法兩家的精華而產生的。
武帝獨尊儒術後，它在當權者的支持下，逐步成為中國文化發展的主流，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
在儒學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形成了重人倫、講德行的民族心理和重義輕利、尊公蔑私、貴理賤欲的價值觀念，形成了一套以儒學倫理性為主要特征的中華文化。
儒學被武帝立為指導思想後，隨著帝國時代的興盛而繁榮，隨其衰落而削弱，貫穿中國兩千多年曆史，影響時間之長和覆蓋之廣在全世界是無可比擬的。
儒家思想滲透到中國哲學、史學、文學、藝術、語言文字、文獻學、考據學各個領域，同時和政治、教育、倫理、宗教也產生了密切的關係。
如果不了解儒家思想，就不能真正地了解中國傳統文化。
從漢代開始，曆代學校教育，選拔人才均以儒家經學作標準和主要內容，使儒學思想成為帝國時代統治的精神主體，儒家原則成為帝國時代社會生活和道德觀念的基本準則。
由於儒家思想的權威性，其中宣揚的積極成分促進了中華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形成。
但其負麵影響也同樣不容忽視。
它要求人們死讀經書，不注重創造、革新，對中國近代的愚昧落後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這一點，外國人的看法，似乎比我們自己要更敏銳些。
例如早在兩個世紀以前，西方學者便曾指出，儒家主張的政治、文化大一統，使人們的思想不能自由發展（休謨說）。
再如２０世紀西方研究者也曾指出，儒學崇拜傳統和墨守成規，使中國思想缺乏獨立性和創造性，而這正是一切科學和思想進步所必需的；中國傳統精神對人評價是看德行而不重知識，從而使知識失去了其獨立性和價值，隻是為封建倫理服務，也使中國古代知識分子出人頭地的唯一出路就是死讀經書，以求升官發財（韋爾斯說）。
應該看到，尊儒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差不多都具有這樣的正、負兩麵性。
如董仲舒係統論述的“三綱五常”概念，雖然在一定意義上穩定了家庭秩序，增強了信、守的道德規範，但是其僵化的模式卻造就了一批忠臣孝子、烈女節婦，抹殺人的本性，成為帝國倫理的犧牲品。
西漢時民風本很淳樸，男女可以結伴同行，同席飲酒，十分自然。
婚姻可以改嫁、再嫁，並不主張“嫁雞隨雞，嫁狗隨狗”。
獨尊儒術後，帝國統治者發展了董仲舒的“三綱五常”，降低了婦女的地位，使她們變成丈夫的附屬品。
她們在封建夫權壓抑下過著戰戰兢兢的日子，數不清的人間悲劇一代代上演著。
在政治上，董仲舒總結秦重法輕德而失天下的教訓，提醒武帝王道核心應是以德治國，要求統治者廣施仁義，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他主張“君主民本”，把民眾當做國家的根本，“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為了限製君主權力，董仲舒又創造了“天譴說”，表明君權雖然神授，但如果不尊王道，最終會被天懲罰，實行朝代更迭。
這種思想使君王減輕對人民的壓迫，對自己縱權行為有所收斂，對人民生活安定、社會發展有積極效果。
公羊派儒家思想核心是“大一統”概念，它幫助武帝鏟除了郡國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
“大一統”思想被曆代統治者積極倡導，從長遠來看，對民族融合與友好相處有積極意義。
《漢書·終軍傳》記載：“天下為一，萬裏同風。”“大一統”概念促進了民族共同意識的產生，從此“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史記》把我國古代祖先追溯到黃帝，把中原地區和周邊匈奴及各少數民族統稱為華夏民族，互為兄弟，正是這種九九歸一的民族愛國心，一直到今天還牽動著億萬海外赤子之心。
儒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不僅對中國本土的文化構成、政治經濟生活、倫理道德、思維方式、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而且流傳到世界各地，尤其在東亞地區的影響十分廣泛，成為他們思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逐步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東方文化圈”。
日本於５１３年，聖德太子設五經學，擴大儒學傳播。６０４年，他又製定了憲法十七條，多以儒家思想為指導。
日本政府不斷派學者到中國學習儒學，並帶回去許多經書。
儒家思想一定程度地滲透到日本民眾的行為、思維、習俗、信仰、觀念等多個方麵，它在今天的日本仍然發揮著影響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