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和 平 篇(4)
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指出：我們過去估計西安事變帶有革命性是對的，如果它沒有革命性便不會有這樣好的結果。西安事變給國民黨以大的刺激，成為它轉變的關鍵，逼著它結束十年的錯誤政策，結束十年內戰，而內戰的結束也就是抗戰的開始。西安事變促進了國共合作，是劃時代的轉變，是新階段的開始。蔣介石釋放後，他的動搖是否最後結束？現在還隻能說是結束的開始。蔣介石釋放後，我們要動員一切力量結束他的動搖。西安事變使蔣介石的地位降低了，而我們的地位提高了。我們在西安事變中實際地取得了領導地位，應利用這一有利形勢開展全國局麵，把紅軍擴大起來，與張、楊更加團結，成為抗日的核心，這是我們當前的任務。我們的具體策略是推動左派，爭取中派，打擊右派。《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1―632頁。
張聞天在發言中指出：“上次中央討論關於西安事變，認為有兩個前途：一是內戰的擴大，一是和平解決”。張聞天說：“現在一般的說，結束內戰的前途占了優勢，目前正在向著抗日戰爭的方向走，但是我們應估計到在這中間一些可能發生的障礙。我們應爭取把中派的動搖最後結束，用一切力量爭取抗日前途的實現。”對於當前工作，他首先提出：“要把我們的力量擴大”，“把西北地區真正成為抗日中心。但要看到這中間也包含很多的矛盾，要靠鬥爭去解決”；其次要繼續利用國民黨內部各派力量“牽製蔣介石”，同時繼續與南京接洽談判，“推動國民黨改組”。他指出：“隨著全國群眾運動的開展，我們活動的範圍應更大。”為此他提出“應辦幾個大學校”，“應辦我們自己報紙”。《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03頁。
朱德在發言中指出：我們逼蔣抗日策略的勝利，使西安事變能夠獲得順利的解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向著好的方向轉變，是轉向聯合抗日的革命前途。蔣介石向日本投降的條件還不具備，但如果馬上同日本作戰，他是會產生恐日病的。他這次看到了群眾的力量，膽子會壯大一些。他要等三個月的時間也是需要的。我們應積極準備聯合抗日，要把隊伍整頓好，要大辦學校，加緊培養和教育幹部，也要大力開展白區工作。王向立、力平主編，《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160頁。
在聽取大家的發言後，毛澤東作結論指出：鞏固西北根據地，擴大紅軍和蘇區，改造東北軍和西北軍。做好全國群眾工作，把群眾組織起來，這是工作的重心。加強對國民黨的工作，特別要做好左派、中派和軍隊的工作，重視宣傳工作，黨報應辦起來。培養幹部，要辦黨校和紅軍學校，造就群眾的、軍事的、黨的、政治的四種人才。應督促國民黨三個月後召開救國會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2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結束之後，中共中央於當天向全黨發出《中央關於蔣介石釋放後的指示》，指示全文如下：
蔣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張與蔣介石的釋放，是全國結束內戰一致抗日之新階段的開始。但要徹底的實現抗日任務，還須要一個克服許多困難的鬥爭過程。這個過程的實際，即是中國抗日派與中國親日派的劇烈鬥爭，也即是世界和平陣線與世界侵略陣線的鬥爭之一部分，並在鬥爭中推動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間派最後結束他們的動搖地位，而堅決走上改革內政，對外抗戰的道路。這個過程的快慢，首先決定於抗日派力量的壯大。因此，我們目前必須：
(一)宣傳此次和平解決的勝利及日寇與親日派挑撥內戰陰謀的失敗，號召全國人民與各黨、各派、各界、各軍親密的聯合起來，實行改革國內政治與對日抗戰；
(二)繼續督促與逼迫蔣介石在實現他自己的允諾的條件，即停止內戰，改組國民政府，改組國民黨，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停止剿共政策，聯合共產黨，召開救國會議，聯合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與實行對日抗戰等條件；
(三)鞏固西安發動的勝利，鞏固東北軍、西北軍與紅軍的團結，讚助張楊改造東北軍、西北軍成為最好的抗日軍隊，發動與組織西北民眾，聯合西北少數民族，擴大與鞏固紅軍，把陝甘兩省首先建成為抗日根據地與策源地；
(四)繼續推動各地實力派參加對日抗戰、對內民主的運動，同西北民主抗日力量實行合作，以促進南京的改革與抗戰的發動。在南京政府中，推動左派，爭取中派，反對右派，實行改組南京政府；
(五)努力擴大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吸收廣大的下層群眾到運動中來，消滅嚴重存在著的缺乏組織性的弱點；
(六)在原有基礎上發展與鞏固共產黨的組織；
(七)黨應準備實現一切政治上與組織上的必要的改變，以(適)合於全國統一戰線建立後的新環境。《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37―139頁。
當天，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電報指出：“請即考慮如何鞏固西安發動的勝利問題，並提出創造陝甘兩省為抗日根據地與策源地的行動綱領的意見，以便討論後向張、楊提出通過，共同執行。”《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03頁。
也就在這一天，毛澤東致信已表示願意與共產黨聯合抗日的山東省政府主席韓複榘，信中說：“西安事變，西北抗日局麵成立，先生主張和平解決，今已達到目的。惟蔣氏難免又受群小包圍，延緩抗日發動亦意中事。今後如何改組國防政府，如何組織全國之抗日聯軍，如何確定救亡大計，均願與先生及魯軍方麵切實合作。”《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2頁。
在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當天，中革軍委複電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徐向前等：“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前途甚佳，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占領甘(州)、肅(州)二州(今分別為甘肅省的張掖市和酒泉市)，一部占領安西。”朱佳木主編：《陳雲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01頁。
西路軍是1936年11月上旬組成的。在此之前，紅四方麵軍第三十軍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隨後幾天，第九軍和紅四方麵指揮部，以及第五軍也西渡黃河。由於黃河以東的紅軍主力多次設伏誘殲南線之敵未達目的，國民黨軍隊隔斷了河西紅軍和河東紅軍主力的聯係，奪取寧夏戰役計劃被迫中止。11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已過黃河之西的部隊組成西路軍，並成立以陳昌浩為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的軍政委員會，領導部隊在河西建立根據地，以打通與遠方(即蘇聯)的聯係為任務。從此，西路軍開始了孤軍奮戰的悲壯曆程。
西安事變期間，西路軍已進至甘肅永昌、山丹一帶。接到中央軍委的電報後，西路軍從12月底開始，頂風冒雪，從永昌、山丹地區出發西進。西路軍的行動，遭到了時任西北“剿匪”第二防區司令兼第五縱隊司令的馬步芳以及馬步青的追擊。為了使西路軍擺脫困境，毛澤東於12月29日致電周恩來、秦邦憲，指出：西路軍已放棄永昌、山丹，向甘(州)、肅(州)兩州進，但二馬(即馬步芳、馬步青)追擊甚緊。請商楊虎城電馬步芳，停止向西攻擊，紅軍亦不向涼州(今甘肅武威市)。《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4頁。
在蔣介石《對張楊的訓詞》見諸報端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28日，毛澤東在陝北黃土高原上的山城保安，發表了題為《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毛澤東在文章中寫道：“蔣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張學良楊虎城二將軍和西北人民的抗日要求，首先命令進行內戰的軍隊撤離陝甘兩省，這是蔣介石氏轉變其十年錯誤政策的開始。這對於指揮內戰、製造分裂、並欲在這次事變中置蔣氏於死地的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的陰謀，給了一個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的失望，已顯而易見。蔣氏此種覺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國民黨願意結束其十年錯誤政策的一種表示。”②③④《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45―346頁。
毛澤東認為，蔣介石發表的“所謂《對張楊的訓詞》，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②。 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蔣氏果欲從這次事變獲得深刻的教訓，而為建立國民黨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結束其傳統的對外妥協、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錯誤政策，將國民黨引導到和人民願望不相違背的地位，那末，他就應該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開辟將來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現其誠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聲明，是不能滿足中國人民大眾的要求的。”③毛澤東在文章中公開宣布了蔣介石在離開西安前承諾的六項條件，並希望其“確守信義”④。毛澤東駁斥了蔣介石所謂“西安事變係受‘反動派’包圍”的荒謬言辭，指出：“西安事變的發動，確係受下列數種勢力的影響：(一)張楊部隊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漲；(二)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漲；(三)國民黨左派勢力的發展；(四)各省實力派的抗日救國的要求；(五)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六)世界和平陣線的發展。這些都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蔣氏所說的‘反動派’，不是別的，就是這些勢力，不過人們叫作革命派，蔣氏則叫作‘反動派’罷了。”②《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46、347頁。
毛澤東指出：“蔣氏已因接受西安條件而恢複自由了。今後的問題是蔣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實行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將全部救亡條件切實兌現。全國人民將不容許蔣氏再有任何遊移和打折扣的餘地。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勢將席卷蔣氏以去。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蔣氏及其一派必須深切注意。”②。
就在這一天，毛澤東向中國抗日紅軍大學師生作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現在蔣介石出於無奈，已經承認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但並沒有簽字。對於這個問題，蔣介石簽字當然好，但簽了字這個人也會賴著不執行啊，就是不簽字，迫於形勢，他也有可能執行。究竟執行不執行呢？這就要全國人民進一步努力，逼迫蔣介石執行。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順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壓力才能成功。《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3頁。
在中共中央於12月27日向全黨發出《中央關於蔣介石釋放後的指示》之後，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中共代表團成員認真分析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局勢，認為中國的政治生活走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的開端，國內統一戰線局麵初步形成，抗日力量增強，親日派遭到致命的打擊，中間派開始接近左派。②《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8頁。
12月29日，周恩來、秦邦憲聯名致電中央書記處，建議采取打擊親日派，鞏固以西北為中心的左派，影響與吸收中間派的方針。黨的全部工作要轉變，使之適合於新的環境，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的主導者。並恢複黨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階級中的工作，使各地零散的遊擊隊成為農民運動的策源地。②。
電報全文如下：
我們以下的意見供你們參考：
一、西安事變之和平解決，意味著中國的政治生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的開端，就是：
子、進攻紅軍戰鬥走向停止；
醜、對外退讓政策將告終結；
寅、國內統一戰線初步局麵的形成；
卯、陝甘兩省變成抗日根據地之現實的可能性。
二、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指示著階級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結合，特別是資產階級營壘之決定性的分化過程，其意義就在推動和加速了資產階級營壘左派之集中，打擊了中間道路之思想。然而分化過程沒有終結，大致的情況仍然存在著三個營壘：抗日、降日、中間。新的變動就在：
子、抗日力量的增強與合法化(至少部分地)；
醜、親日派遭受一致命打擊；
寅、中間派開始接近於左派(雖然依舊不免動搖地緩慢地，即保存中間之基礎)。
方針：打擊親日派，鞏固以西北為中心之左派，影響與吸收中派。
三、孔(祥熙)、宋(子文)政府是一個過渡的政府。這個政府在目前基本問題――對日問題上將采取較強硬的態度，在民主問題上或許可有一小步之前進，但顯然在許多方麵仍會繼續著舊的路線。我們對孔、宋政府，應當以過渡政府看待，即是：推動與讚助其抗日傾向，爭取逐步的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時絲毫不放鬆對他的批評。如一切過渡政府一樣，有著必然的搖擺與不同可能的前途，我們應與他每一個搖擺鬥爭，而爭取他過渡到抗日政府。
四、在這個情況下召集抗日救國會議的運動，在發動、覺醒、組織群眾及推動時局的進展上，均具有重大之意義。應該把要求南京召集和平會議和人民的促進運動聯結起來。但會議召集的時期及勝利的保證的，依靠於促進運動之開展，這是局勢開展之一個重要的環節，加強抗日統一戰線的群眾性的關鍵。
五、局勢開展之另外一個中心環節是鞏固西北，將西北變成抗日根據地和統一戰線的模範地區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性。這需要：
子、規定和實現三方麵共同合作的綱領和西北軍事計劃：
醜、張(學良)、楊(虎城)兩部之鞏固與改造，紅軍的休整與在新的基礎上之正規化，以及三方麵的休戚相關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和互助；
寅、群眾運動之開展和發動，在這個基礎上地方政權之民主化與改造；
卯、寧、青、甘西之解決回民問題。
六、堅持全國團結一致抗日的組織者與發動者的立場：一方麵，在抗日與打擊親日分子的基礎上，和南京左派人合作，吸取中間派到我們方麵來；另一方麵，結合南京之外的各派，以西北為中心，以抗日為目的和條件，為推動南京向左之力量。
七、轉變黨的全部工作，使之適合於新的環境，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的主導者。
子、恢複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階級中的黨的工作。
醜、改變各地零散的遊擊隊為農民自衛武裝，並成為農民運動之策源地。
寅、遷移中央至便於領導全國政治生活之地區。
卯、教育與重新教育幹部。《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3―75頁。
在蔣介石返回南京的當天，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在天津撰寫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與蔣氏的恢複自由》一文。文章分析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形勢，指出：目前“中國最大的基本的抗日救國的問題，是還沒有解決的，我們和全國人民都願意這個關係祖國生死存亡的大問題能夠立即解決，並且要用一切方法促成這個問題的解決”②劉崇文、陳紹疇主編：《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170頁。
。文章還提出了應當執行的政策，如立即停止“圍剿”紅軍，取消一黨專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釋放全國的政治犯等。文章指出：“全國的人民和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派別，應該團結與動員自己的力量，用一切的方法去督促南京政府與蔣介石執行上述各種政策。”②劉少奇這篇署名為“尚陶”的文章，發表在1937年1月10日出版的《長城》雜誌第13期上。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一個劃時代新階段的開始。在這一時局轉變的關鍵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清醒地認識到，要實現時局的徹底轉變，還需要付出更加艱苦的努力。
張聞天在發言中指出：“上次中央討論關於西安事變，認為有兩個前途：一是內戰的擴大，一是和平解決”。張聞天說：“現在一般的說，結束內戰的前途占了優勢，目前正在向著抗日戰爭的方向走，但是我們應估計到在這中間一些可能發生的障礙。我們應爭取把中派的動搖最後結束，用一切力量爭取抗日前途的實現。”對於當前工作，他首先提出：“要把我們的力量擴大”，“把西北地區真正成為抗日中心。但要看到這中間也包含很多的矛盾，要靠鬥爭去解決”；其次要繼續利用國民黨內部各派力量“牽製蔣介石”，同時繼續與南京接洽談判，“推動國民黨改組”。他指出：“隨著全國群眾運動的開展，我們活動的範圍應更大。”為此他提出“應辦幾個大學校”，“應辦我們自己報紙”。《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03頁。
朱德在發言中指出：我們逼蔣抗日策略的勝利，使西安事變能夠獲得順利的解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向著好的方向轉變，是轉向聯合抗日的革命前途。蔣介石向日本投降的條件還不具備，但如果馬上同日本作戰，他是會產生恐日病的。他這次看到了群眾的力量，膽子會壯大一些。他要等三個月的時間也是需要的。我們應積極準備聯合抗日，要把隊伍整頓好，要大辦學校，加緊培養和教育幹部，也要大力開展白區工作。王向立、力平主編，《朱德年譜》，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第1版，第160頁。
在聽取大家的發言後，毛澤東作結論指出：鞏固西北根據地，擴大紅軍和蘇區，改造東北軍和西北軍。做好全國群眾工作，把群眾組織起來，這是工作的重心。加強對國民黨的工作，特別要做好左派、中派和軍隊的工作，重視宣傳工作，黨報應辦起來。培養幹部，要辦黨校和紅軍學校，造就群眾的、軍事的、黨的、政治的四種人才。應督促國民黨三個月後召開救國會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2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結束之後，中共中央於當天向全黨發出《中央關於蔣介石釋放後的指示》，指示全文如下：
蔣介石的接受抗日主張與蔣介石的釋放，是全國結束內戰一致抗日之新階段的開始。但要徹底的實現抗日任務，還須要一個克服許多困難的鬥爭過程。這個過程的實際，即是中國抗日派與中國親日派的劇烈鬥爭，也即是世界和平陣線與世界侵略陣線的鬥爭之一部分，並在鬥爭中推動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中間派最後結束他們的動搖地位，而堅決走上改革內政，對外抗戰的道路。這個過程的快慢，首先決定於抗日派力量的壯大。因此，我們目前必須：
(一)宣傳此次和平解決的勝利及日寇與親日派挑撥內戰陰謀的失敗，號召全國人民與各黨、各派、各界、各軍親密的聯合起來，實行改革國內政治與對日抗戰；
(二)繼續督促與逼迫蔣介石在實現他自己的允諾的條件，即停止內戰，改組國民政府，改組國民黨，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停止剿共政策，聯合共產黨，召開救國會議，聯合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與實行對日抗戰等條件；
(三)鞏固西安發動的勝利，鞏固東北軍、西北軍與紅軍的團結，讚助張楊改造東北軍、西北軍成為最好的抗日軍隊，發動與組織西北民眾，聯合西北少數民族，擴大與鞏固紅軍，把陝甘兩省首先建成為抗日根據地與策源地；
(四)繼續推動各地實力派參加對日抗戰、對內民主的運動，同西北民主抗日力量實行合作，以促進南京的改革與抗戰的發動。在南京政府中，推動左派，爭取中派，反對右派，實行改組南京政府；
(五)努力擴大全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吸收廣大的下層群眾到運動中來，消滅嚴重存在著的缺乏組織性的弱點；
(六)在原有基礎上發展與鞏固共產黨的組織；
(七)黨應準備實現一切政治上與組織上的必要的改變，以(適)合於全國統一戰線建立後的新環境。《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37―139頁。
當天，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電報指出：“請即考慮如何鞏固西安發動的勝利問題，並提出創造陝甘兩省為抗日根據地與策源地的行動綱領的意見，以便討論後向張、楊提出通過，共同執行。”《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03頁。
也就在這一天，毛澤東致信已表示願意與共產黨聯合抗日的山東省政府主席韓複榘，信中說：“西安事變，西北抗日局麵成立，先生主張和平解決，今已達到目的。惟蔣氏難免又受群小包圍，延緩抗日發動亦意中事。今後如何改組國防政府，如何組織全國之抗日聯軍，如何確定救亡大計，均願與先生及魯軍方麵切實合作。”《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2頁。
在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當天，中革軍委複電西路軍領導人陳昌浩、徐向前等：“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前途甚佳，西路軍仍執行西進任務，占領甘(州)、肅(州)二州(今分別為甘肅省的張掖市和酒泉市)，一部占領安西。”朱佳木主編：《陳雲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第201頁。
西路軍是1936年11月上旬組成的。在此之前，紅四方麵軍第三十軍奉中央軍委指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隨後幾天，第九軍和紅四方麵指揮部，以及第五軍也西渡黃河。由於黃河以東的紅軍主力多次設伏誘殲南線之敵未達目的，國民黨軍隊隔斷了河西紅軍和河東紅軍主力的聯係，奪取寧夏戰役計劃被迫中止。11月8日，中共中央決定已過黃河之西的部隊組成西路軍，並成立以陳昌浩為主席、徐向前為副主席的軍政委員會，領導部隊在河西建立根據地，以打通與遠方(即蘇聯)的聯係為任務。從此，西路軍開始了孤軍奮戰的悲壯曆程。
西安事變期間，西路軍已進至甘肅永昌、山丹一帶。接到中央軍委的電報後，西路軍從12月底開始，頂風冒雪，從永昌、山丹地區出發西進。西路軍的行動，遭到了時任西北“剿匪”第二防區司令兼第五縱隊司令的馬步芳以及馬步青的追擊。為了使西路軍擺脫困境，毛澤東於12月29日致電周恩來、秦邦憲，指出：西路軍已放棄永昌、山丹，向甘(州)、肅(州)兩州進，但二馬(即馬步芳、馬步青)追擊甚緊。請商楊虎城電馬步芳，停止向西攻擊，紅軍亦不向涼州(今甘肅武威市)。《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4頁。
在蔣介石《對張楊的訓詞》見諸報端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28日，毛澤東在陝北黃土高原上的山城保安，發表了題為《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毛澤東在文章中寫道：“蔣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張學良楊虎城二將軍和西北人民的抗日要求，首先命令進行內戰的軍隊撤離陝甘兩省，這是蔣介石氏轉變其十年錯誤政策的開始。這對於指揮內戰、製造分裂、並欲在這次事變中置蔣氏於死地的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的陰謀，給了一個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的失望，已顯而易見。蔣氏此種覺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國民黨願意結束其十年錯誤政策的一種表示。”②③④《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45―346頁。
毛澤東認為，蔣介石發表的“所謂《對張楊的訓詞》，內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實為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②。 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蔣氏果欲從這次事變獲得深刻的教訓，而為建立國民黨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結束其傳統的對外妥協、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錯誤政策，將國民黨引導到和人民願望不相違背的地位，那末，他就應該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開辟將來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現其誠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聲明，是不能滿足中國人民大眾的要求的。”③毛澤東在文章中公開宣布了蔣介石在離開西安前承諾的六項條件，並希望其“確守信義”④。毛澤東駁斥了蔣介石所謂“西安事變係受‘反動派’包圍”的荒謬言辭，指出：“西安事變的發動，確係受下列數種勢力的影響：(一)張楊部隊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漲；(二)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漲；(三)國民黨左派勢力的發展；(四)各省實力派的抗日救國的要求；(五)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六)世界和平陣線的發展。這些都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蔣氏所說的‘反動派’，不是別的，就是這些勢力，不過人們叫作革命派，蔣氏則叫作‘反動派’罷了。”②《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46、347頁。
毛澤東指出：“蔣氏已因接受西安條件而恢複自由了。今後的問題是蔣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實行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將全部救亡條件切實兌現。全國人民將不容許蔣氏再有任何遊移和打折扣的餘地。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勢將席卷蔣氏以去。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蔣氏及其一派必須深切注意。”②。
就在這一天，毛澤東向中國抗日紅軍大學師生作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報告。毛澤東在報告中指出：現在蔣介石出於無奈，已經承認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條件，但並沒有簽字。對於這個問題，蔣介石簽字當然好，但簽了字這個人也會賴著不執行啊，就是不簽字，迫於形勢，他也有可能執行。究竟執行不執行呢？這就要全國人民進一步努力，逼迫蔣介石執行。世界上很多事情不可能都是順利的，都要有一定的壓力才能成功。《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3頁。
在中共中央於12月27日向全黨發出《中央關於蔣介石釋放後的指示》之後，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中共代表團成員認真分析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局勢，認為中國的政治生活走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的開端，國內統一戰線局麵初步形成，抗日力量增強，親日派遭到致命的打擊，中間派開始接近左派。②《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8頁。
12月29日，周恩來、秦邦憲聯名致電中央書記處，建議采取打擊親日派，鞏固以西北為中心的左派，影響與吸收中間派的方針。黨的全部工作要轉變，使之適合於新的環境，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的主導者。並恢複黨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階級中的工作，使各地零散的遊擊隊成為農民運動的策源地。②。
電報全文如下：
我們以下的意見供你們參考：
一、西安事變之和平解決，意味著中國的政治生活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的開端，就是：
子、進攻紅軍戰鬥走向停止；
醜、對外退讓政策將告終結；
寅、國內統一戰線初步局麵的形成；
卯、陝甘兩省變成抗日根據地之現實的可能性。
二、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指示著階級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結合，特別是資產階級營壘之決定性的分化過程，其意義就在推動和加速了資產階級營壘左派之集中，打擊了中間道路之思想。然而分化過程沒有終結，大致的情況仍然存在著三個營壘：抗日、降日、中間。新的變動就在：
子、抗日力量的增強與合法化(至少部分地)；
醜、親日派遭受一致命打擊；
寅、中間派開始接近於左派(雖然依舊不免動搖地緩慢地，即保存中間之基礎)。
方針：打擊親日派，鞏固以西北為中心之左派，影響與吸收中派。
三、孔(祥熙)、宋(子文)政府是一個過渡的政府。這個政府在目前基本問題――對日問題上將采取較強硬的態度，在民主問題上或許可有一小步之前進，但顯然在許多方麵仍會繼續著舊的路線。我們對孔、宋政府，應當以過渡政府看待，即是：推動與讚助其抗日傾向，爭取逐步的即使不大的民主改革，同時絲毫不放鬆對他的批評。如一切過渡政府一樣，有著必然的搖擺與不同可能的前途，我們應與他每一個搖擺鬥爭，而爭取他過渡到抗日政府。
四、在這個情況下召集抗日救國會議的運動，在發動、覺醒、組織群眾及推動時局的進展上，均具有重大之意義。應該把要求南京召集和平會議和人民的促進運動聯結起來。但會議召集的時期及勝利的保證的，依靠於促進運動之開展，這是局勢開展之一個重要的環節，加強抗日統一戰線的群眾性的關鍵。
五、局勢開展之另外一個中心環節是鞏固西北，將西北變成抗日根據地和統一戰線的模範地區的可能性變為現實性。這需要：
子、規定和實現三方麵共同合作的綱領和西北軍事計劃：
醜、張(學良)、楊(虎城)兩部之鞏固與改造，紅軍的休整與在新的基礎上之正規化，以及三方麵的休戚相關的互相尊重的合作和互助；
寅、群眾運動之開展和發動，在這個基礎上地方政權之民主化與改造；
卯、寧、青、甘西之解決回民問題。
六、堅持全國團結一致抗日的組織者與發動者的立場：一方麵，在抗日與打擊親日分子的基礎上，和南京左派人合作，吸取中間派到我們方麵來；另一方麵，結合南京之外的各派，以西北為中心，以抗日為目的和條件，為推動南京向左之力量。
七、轉變黨的全部工作，使之適合於新的環境，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的主導者。
子、恢複在大城市，首先在工人階級中的黨的工作。
醜、改變各地零散的遊擊隊為農民自衛武裝，並成為農民運動之策源地。
寅、遷移中央至便於領導全國政治生活之地區。
卯、教育與重新教育幹部。《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3―75頁。
在蔣介石返回南京的當天，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在天津撰寫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與蔣氏的恢複自由》一文。文章分析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形勢，指出：目前“中國最大的基本的抗日救國的問題，是還沒有解決的，我們和全國人民都願意這個關係祖國生死存亡的大問題能夠立即解決，並且要用一切方法促成這個問題的解決”②劉崇文、陳紹疇主編：《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第170頁。
。文章還提出了應當執行的政策，如立即停止“圍剿”紅軍，取消一黨專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釋放全國的政治犯等。文章指出：“全國的人民和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派別，應該團結與動員自己的力量，用一切的方法去督促南京政府與蔣介石執行上述各種政策。”②劉少奇這篇署名為“尚陶”的文章，發表在1937年1月10日出版的《長城》雜誌第13期上。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一個劃時代新階段的開始。在這一時局轉變的關鍵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清醒地認識到，要實現時局的徹底轉變，還需要付出更加艱苦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