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和 平 篇(3)
關於這次會見，秦邦憲在1938年7月24日在武漢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說：“張學良與蔣夫人都告訴蔣介石，要是不見周恩來他就無法獲釋。在他們(指周恩來與蔣介石)初次會見後，周(恩來)又在聖誕節上午去見了蔣(介石)，蔣再次說他要停止內戰。”《紅色中華散記》，第16頁。
周恩來在與蔣介石第二次會見後，與宋子文就落實蔣介石的承諾交換了意見。據周恩來和秦邦憲在25日晚19時致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中說：“宋(子文)堅請我們信任他，他願負全責去進行上述各項(即電文中關於與宋子文、宋美齡談判結果和蔣介石表示的意見――引者注)，要蔣(介石)、宋(美齡)今日即走。張(學良)亦同意並願意親身送蔣走。楊(虎城)及我們對條件表示同意。我們隻認為在走前還須有一政治文件表示，並不同意蔣(介石)今天走，張(學良)去。”《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3頁。
關於周恩來在第二次會見蔣介石之後與宋子文交換意見的情況，宋子文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我們辭別委員長。周(恩來)說，委員長很勞累，不能與之講話過多，但有幾件事必須落實：
1？胡宗南軍隊應調離陝、甘。我說，此點業已達成共識。他要求我做出保證，我做了保證。
2？委員長返回後應發表通電。我說，你起草電文，若我相信所擬各點能夠接受，我將與委員長會商。
3？他提出人民應有言論自由之權力，我答應他將予安排。
4？我讓他在上海任命一名聯絡員，他說他將落實。
5？他要求我逐步釋放政治犯，我答應盡力而為。③《史事探幽》上卷，第88頁。
這天下午，張學良在沒有通知周恩來和秦邦憲的情況下，即陪同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等前往西安西郊機場，並一同乘飛機前往洛陽。但是，當事人所述關於離開西安和抵達洛陽的時間，卻大不相同。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說：“餘乃整衣起行，到機場已4時餘矣。”“遂登機起飛，5時20分抵洛陽，夜宿軍營分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88頁。
宋子文的日記中則記載說：“我們一起動身前往機場，乘波音飛機離開(西安)，4時30分抵洛陽。”③宋子文的侍從秘書陳康齊的日記則說：“下午5點左右，我們突然接到通知，我們馬上就要前往機場，……不久我們到達機場。”“委員長、蔣夫人、宋博士和少帥乘少帥的飛機先離開。我們的飛機引擎有些故障，要延誤半個小時。”“我們抵達洛陽時天已經黑了，借著月光，我們的飛機安全著陸。我們在洛陽過的夜。”《史事探幽》上卷，第92―93頁。
之所以在蔣介石離開西安以及抵達洛陽的時間上有如此大的差異，其症結就在於蔣介石是否能夠有充裕的時間對張學良、楊虎城“懇切訓示之。”
高崇民回憶說：“張學良在(12月)25日早晨到(西安)綏靖公署見到高(崇民)的時候說，……張(學良)出去後，高(崇民)即通知召開設計委員會討論應如何放蔣(介石)的問題。正在開會時(午後3時左右)即聽到飛機聲音，張已坐飛機送蔣走了。”“當日出席設計委員會討論放蔣的委員們聽到張學良親自送蔣的消息，人人為之震動，會就立刻結束了。”《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10頁。
王菊人回憶說：“12月25日放蔣(介石)，是張(學良)突然決定，事先沒有得到楊(虎城)的同意。隻是在蔣臨行前，張才打電話請楊去。楊到了那裏的時候，蔣已出來要上車了。張隻低聲對楊說，現在就放他。楊不好當著蔣的麵和張爭執，隻好一道去送蔣。”《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24頁。
美國記者斯諾於1938年7月24日在武漢采訪了秦邦憲(博古)，他在當時的訪談筆記打印稿上記載說：“當時博古不知道張(學良)打算釋蔣(介石)。他和別的一些人被請去參加東北軍的一個會議，說服他們從原則上接受釋蔣乃明智之舉。博古仍然主張要等蔣‘公開聲明’，答允改變政策之後才能釋蔣。周(恩來)派他在下午2點去同張學良交談，但因通知延誤，他3點才去，這時他才獲悉張學良已經(隨蔣氏夫婦――此為原注，引者注)動身了。”②《紅色中華散記》，第16―18、17―18頁。
就在這次接受采訪中，秦邦憲還說：“蔣介石發表的所謂《訓詞》(見其所著《西安蒙難記》――此為原注，引者注)，純屬虛構。根本沒有過那回事。全都是他回南京後編出來的，是做給外界看以挽回麵子的。這在西安盡人皆知。”②。
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記述了12月25日下午離開西安的詳細情況。她寫道：“3時響未既，見張(學良)越庭院來，身後隨一工役，荷一提箱，守兵皆露驚異狀。時(宋)子文等方在各處向諸將領反複說明，即委員長在此，決不能有親筆命令，但返京之後，餘信其決不咎既往，以釋其疑。然迄無消息傳來，電話仍繼續不斷，交涉迄未完結。正焦慮間子文忽入門，攜來喜訊，城防司令楊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張曰：‘日雲暮矣，曷勿明晨徑飛南京？’餘呼曰：‘尚欲等候耶，離此愈快愈佳！豈將等候彼等之改變態度耶？猶欲等候彼等之恐懼與妄念而發生變故耶？當知今日為聖誕日，不！決不能作片刻留，應速行，毋再遲疑。’張忽又言：‘楊雖允我等行，然其部下多未知者，苟風聲傳播或有不穩，故我等雖行，仍應小心，請勿帶侍媼。’餘呼曰：‘豈將留彼任變兵處置耶？我等離此後，真不知彼等若何結果。’張曰：‘彼定可安全。’餘曰：‘否，彼等忠於我，餘決不忍彼冒此險。當餘離京時，餘曾告以危險萬狀，彼若恐懼，可不隨行，然彼答餘願隨我至任何處所。’最後解決，餘以此媼交黃仁霖，始雙方皆無間言。”②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310、310、311頁。
宋美齡還記述了蔣介石對張學良、楊虎城訓話的經過：“餘告委員長可以行矣，彼言：‘且暫緩行，餘等行前須與張學良及楊虎城作臨別訓話以慰諭之。’因即召虎城。此時，楊不在家，約候半小時後始至。”②“當楊虎城率衛隊若幹人來時，空氣益形緊張，彼偕張(學良)徑入委員長室，立正行敬禮，委員長邀其就座，彼等皆屹然不敢動，餘即進言，委員長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臥談，如彼等就座，較易聽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員長與彼等語，餘即在座速記。彼等聞委員長誠摯之言，餘從旁察覺彼等容態，實顯現一種非常感動與情不自禁慚愧之色。”③“談話約半小時畢，時已4時餘矣，急整裝行，委員長與餘偕張學良共乘一車，張徑就車之前排坐，子文、端納與楊虎城另乘一車。車抵飛機場，徑開至張坐機之門旁，機已開熱備用，一聲怒吼，離地騰空上升，餘夫與餘乃向西安作愉快之告別。是夕安抵洛陽。”《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311頁。
盡管宋美齡言之鑿鑿，似乎一切都進行得井然有序。但是考慮到當時從洛陽到西安所需的飛行時間，卻不能不讓人感到費解。宋子文的隨從秘書陳康齊在《西安事變日誌》中分別記述了12月20日和12月22日兩次從洛陽飛抵西安的空中飛行時間。陳康齊寫道：“12月20日，天氣異常地冷，飛機的引擎直到上午8時30分才啟動，”“上午10點30分，我們到達西安上空。’”③《史事探幽》上卷，第90―91頁。
“12月22日，……下午2點，我們到達洛陽，宋博士、蔣夫人和幾名前來迎接的軍官離開機場，到某處我們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下午3點，一行人回來了，我們繼續旅行。”“大約下午5點，我們的飛機在西安著陸。”③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從洛陽到西安的飛行時間約需兩個小時。
如果以蔣介石所述，他是“5時20分抵達洛陽”，那他就應該在3時20分，至遲為3時30分起飛。而從西安西郊機場到玄風橋高桂滋公館，汽車尚有15至20分鍾的車程，蔣介石在3時左右就應該離開玄風橋。如此看來，留給蔣介石“訓示”張學良、楊虎城的時間幾乎就擠不出來了。當然，這隻是我們的推理，成立與否？就有待諸位讀者推敲分析了。
張學良陪蔣介石到機場後，向楊虎城出示了親筆所寫的“手令”，全文是：“弟離陝之際，萬一發生事故，切請諸兄聽從虎臣、孝侯指揮。此致，何(柱國)、王(以哲)、繆(？流)、董(英斌)各軍各師長。張學良二十五日。以楊虎臣代理餘之職。即”。據《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73頁所刊手跡抄錄。
蔣介石在臨上飛機時再次對張學良、楊虎城予以承諾。據周恩來、秦邦憲在當天下午7時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文稿，蔣介石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亦須承認。”③《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3頁。
隨後，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端納和張學良等乘坐張學良自備的波音飛機，飛離西安機場。當晚，蔣介石住中央軍校洛陽分校。
張學良親自送蔣介石飛離西安，並沒有通知住在張公館的周恩來和秦邦憲。周恩來和秦邦憲“並不同意蔣(介石)今天走、張(學良)去。但通知未到張(學良)已親送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飛往洛陽。”③。
對張學良親自送蔣介石飛離西安，前往南京一事，毛澤東在兩個多月之後，在接見美國作家史沫特萊時曾這樣說道：“西安事變中，國內一部分人極力挑撥內戰，內戰危險是很嚴重的。如果沒有12月25日張漢卿送蔣介石先生回京一舉，如果不依蔣介石先生處置西安事變的善後辦法，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必然給日本一個最好的侵略機會，中國也許因此亡國，至少也要受到極大損害。”《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88頁。
周恩來、秦邦憲在12月25日下午7時發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中對蔣介石離開西安， 張學良陪送一事分析說：“估計此事，蔣(介石)在此表示確有轉機。委托(宋)子文確具誠意，子文確有抗日決心與改(組行政)院布置。故蔣(介石)走張(學良)去雖有缺憾，但大體是轉好的。”《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3頁。
楊虎城對張學良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之舉也表示十分欽佩。他在第二天晚上致龍雲的電報中表示：“此間文日(12日)之舉，純為促請蔣公立起抗日，已經向國人一致聲明，最近蔣公已於此間主張業經完全容納，定於即日實行。副座(張學良)遂於有日(25日)陪同飛洛(陽)，本日去(南)京。漢(卿)公此種偉大精神，令人歎服。”《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61頁。
25日晚，張學良從洛陽致電楊虎城，要楊虎城照蔣介石之意釋放被扣壓的衛立煌、陳誠、蔣鼎文、陳調元等四人。次日，楊虎城、王以哲、周恩來商議決定，本著和平解決的精神，全部釋放被扣押的高級官員。月底又應蔣介石要求送還軍用飛機。《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7頁。
26日上午9時45分，蔣介石、宋美齡和端納乘坐的飛機由洛陽起飛，中午12時20分抵達南京大校機場。《陳布雷回憶錄》記載說：“(12月)26日中午，往機場迎迓蔣公，隨至官邸。蔣公授餘草稿一紙，命與夫人詳談，即為整理記錄，於5時前趕成之，即《對張、楊之訓詞》也。”《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55頁。
第二天出版的《中央日報》全文發表了蔣介石《對張、楊的訓詞》，並標明是12月26日在洛陽發表。訓詞稱：“此次西安事變，實為中國五千年曆史絕續之所關，亦為中華民國存亡極大之關鍵，與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今日爾等既以國家大局為重，決心送餘回京，亦不再強勉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且並無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僅我中華民國轉危為安之良機，實為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尚之表現。中國自來以知過必改為君子。此次事變，得此結果，實由於爾等勇於改過，足為我民族前途增進無限之光明。以爾等之人格與精神，能受餘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為我之部下。”②③《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54―1955、1955、1955―1956頁。
在26日晚上，蔣介石發表書麵談話，稱：“餘對西安事變之見解，已見餘今日發表之在西安對張、楊二人之訓話中，現在一切均應聽從中央之決定。餘身為統帥，率導無方，至生此事變，深覺負疚。”②。
兩天之後，蔣介石為西安事變事具呈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表示要引咎自請處分，並請“免去本兼各職”。29日，國民政府指令“應毋庸議”，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則作出決議予以“慰留”。當天，蔣介石再請辭職。次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作出決議，表示對蔣介石請辭一舉“礙難允準”，並給假一月，“以資調攝”。③。
至此，蔣介石從被釋離開西安，到返回南京，進而“引咎自請處分”一幕，方告結束。而在此之前，由蔣介石一手導演的“審判”張學良的“鬧劇”，卻已經拉開了帷幕。
毛澤東說：西安事變。
是新階段的開始在蔣介石離開西安前往洛陽的當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提議東北軍、西北軍均以富縣、甘泉、延安、牛武鎮、羊泉鎮、張村驛為總後方，再以慶陽、曲子、環縣為第二後方，立即開始輸送，先搬最重要的物品。為避飛機，主要不置於城市而置於鄉村，靠近蘇區萬無一失。但此決不動搖以西安為中心持久作戰、奮鬥到底之決心。”《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1頁。
當天晚上，中共中央書記處收到了周恩來、秦邦憲在19時發出的電報，得知蔣介石已被釋放的消息後，毛澤東即致電紅軍前敵指揮部總指揮彭德懷和總政治委員任弼時，電報指出：“在五個條件下(即毛澤東12月26日致電潘漢年電報中提出同陳立夫談判時所提五項條件――引者注)恢複蔣之自由，以轉變整個局勢的方針，是我們提出的。談判結果，蔣與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認。昨晚電恩來，待先決條件履行及局勢發展到蔣出後不再動搖才釋放。但他們今日已經釋放蔣介石，宋子文、張學良、宋美齡今日同機飛洛。依情勢看，放蔣是有利的，是否達成有利，當待證實後告。野戰軍仍速開鹹陽集中。”《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1頁。
12月26日，周恩來、秦邦憲就西安局勢的最新發展情況，致電毛澤東轉中央書記處，電文如下：
(甲)蔣(介石)、張(學良)昨經前線赴洛(陽)，與樊崧甫今午會麵，中央軍退潼關以東，西安已派人去監視。
(乙)西安發表蔣接受張、楊救國主張。
子、停戰撤兵，西北軍事歸張、楊主持。
醜、改組南京政府。
寅、聯合各黨各派抗日，停止剿共。
卯、釋放愛國領袖，保障民主權利。
辰、改變外交方針，聯合同情中國民族解放的國家。
(丙)張陪蔣走後，東北軍頗團結，更接近我們；十七路軍楊(虎城)、孫(蔚如)亦好，隻其左右甚動搖，現正加緊解釋，並請楊主持一切。
(丁)軍事部署正在加緊中。《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36頁。
在西安事變已和平解決的新形勢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2月27日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工作。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張國燾、何克全、張浩、林伯渠、徐特立、林彪、劉伯承、羅榮桓、李克農、馮文彬、周興、廖承誌、郭洪濤、鄧穎超。
周恩來在與蔣介石第二次會見後，與宋子文就落實蔣介石的承諾交換了意見。據周恩來和秦邦憲在25日晚19時致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中說：“宋(子文)堅請我們信任他，他願負全責去進行上述各項(即電文中關於與宋子文、宋美齡談判結果和蔣介石表示的意見――引者注)，要蔣(介石)、宋(美齡)今日即走。張(學良)亦同意並願意親身送蔣走。楊(虎城)及我們對條件表示同意。我們隻認為在走前還須有一政治文件表示，並不同意蔣(介石)今天走，張(學良)去。”《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3頁。
關於周恩來在第二次會見蔣介石之後與宋子文交換意見的情況，宋子文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
我們辭別委員長。周(恩來)說，委員長很勞累，不能與之講話過多，但有幾件事必須落實：
1？胡宗南軍隊應調離陝、甘。我說，此點業已達成共識。他要求我做出保證，我做了保證。
2？委員長返回後應發表通電。我說，你起草電文，若我相信所擬各點能夠接受，我將與委員長會商。
3？他提出人民應有言論自由之權力，我答應他將予安排。
4？我讓他在上海任命一名聯絡員，他說他將落實。
5？他要求我逐步釋放政治犯，我答應盡力而為。③《史事探幽》上卷，第88頁。
這天下午，張學良在沒有通知周恩來和秦邦憲的情況下，即陪同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等前往西安西郊機場，並一同乘飛機前往洛陽。但是，當事人所述關於離開西安和抵達洛陽的時間，卻大不相同。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說：“餘乃整衣起行，到機場已4時餘矣。”“遂登機起飛，5時20分抵洛陽，夜宿軍營分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88頁。
宋子文的日記中則記載說：“我們一起動身前往機場，乘波音飛機離開(西安)，4時30分抵洛陽。”③宋子文的侍從秘書陳康齊的日記則說：“下午5點左右，我們突然接到通知，我們馬上就要前往機場，……不久我們到達機場。”“委員長、蔣夫人、宋博士和少帥乘少帥的飛機先離開。我們的飛機引擎有些故障，要延誤半個小時。”“我們抵達洛陽時天已經黑了，借著月光，我們的飛機安全著陸。我們在洛陽過的夜。”《史事探幽》上卷，第92―93頁。
之所以在蔣介石離開西安以及抵達洛陽的時間上有如此大的差異，其症結就在於蔣介石是否能夠有充裕的時間對張學良、楊虎城“懇切訓示之。”
高崇民回憶說：“張學良在(12月)25日早晨到(西安)綏靖公署見到高(崇民)的時候說，……張(學良)出去後，高(崇民)即通知召開設計委員會討論應如何放蔣(介石)的問題。正在開會時(午後3時左右)即聽到飛機聲音，張已坐飛機送蔣走了。”“當日出席設計委員會討論放蔣的委員們聽到張學良親自送蔣的消息，人人為之震動，會就立刻結束了。”《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10頁。
王菊人回憶說：“12月25日放蔣(介石)，是張(學良)突然決定，事先沒有得到楊(虎城)的同意。隻是在蔣臨行前，張才打電話請楊去。楊到了那裏的時候，蔣已出來要上車了。張隻低聲對楊說，現在就放他。楊不好當著蔣的麵和張爭執，隻好一道去送蔣。”《回憶楊虎城將軍》，第224頁。
美國記者斯諾於1938年7月24日在武漢采訪了秦邦憲(博古)，他在當時的訪談筆記打印稿上記載說：“當時博古不知道張(學良)打算釋蔣(介石)。他和別的一些人被請去參加東北軍的一個會議，說服他們從原則上接受釋蔣乃明智之舉。博古仍然主張要等蔣‘公開聲明’，答允改變政策之後才能釋蔣。周(恩來)派他在下午2點去同張學良交談，但因通知延誤，他3點才去，這時他才獲悉張學良已經(隨蔣氏夫婦――此為原注，引者注)動身了。”②《紅色中華散記》，第16―18、17―18頁。
就在這次接受采訪中，秦邦憲還說：“蔣介石發表的所謂《訓詞》(見其所著《西安蒙難記》――此為原注，引者注)，純屬虛構。根本沒有過那回事。全都是他回南京後編出來的，是做給外界看以挽回麵子的。這在西安盡人皆知。”②。
宋美齡在《西安事變回憶錄》中記述了12月25日下午離開西安的詳細情況。她寫道：“3時響未既，見張(學良)越庭院來，身後隨一工役，荷一提箱，守兵皆露驚異狀。時(宋)子文等方在各處向諸將領反複說明，即委員長在此，決不能有親筆命令，但返京之後，餘信其決不咎既往，以釋其疑。然迄無消息傳來，電話仍繼續不斷，交涉迄未完結。正焦慮間子文忽入門，攜來喜訊，城防司令楊虎城已同意我等成行矣。張曰：‘日雲暮矣，曷勿明晨徑飛南京？’餘呼曰：‘尚欲等候耶，離此愈快愈佳！豈將等候彼等之改變態度耶？猶欲等候彼等之恐懼與妄念而發生變故耶？當知今日為聖誕日，不！決不能作片刻留，應速行，毋再遲疑。’張忽又言：‘楊雖允我等行，然其部下多未知者，苟風聲傳播或有不穩，故我等雖行，仍應小心，請勿帶侍媼。’餘呼曰：‘豈將留彼任變兵處置耶？我等離此後，真不知彼等若何結果。’張曰：‘彼定可安全。’餘曰：‘否，彼等忠於我，餘決不忍彼冒此險。當餘離京時，餘曾告以危險萬狀，彼若恐懼，可不隨行，然彼答餘願隨我至任何處所。’最後解決，餘以此媼交黃仁霖，始雙方皆無間言。”②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310、310、311頁。
宋美齡還記述了蔣介石對張學良、楊虎城訓話的經過：“餘告委員長可以行矣，彼言：‘且暫緩行，餘等行前須與張學良及楊虎城作臨別訓話以慰諭之。’因即召虎城。此時，楊不在家，約候半小時後始至。”②“當楊虎城率衛隊若幹人來時，空氣益形緊張，彼偕張(學良)徑入委員長室，立正行敬禮，委員長邀其就座，彼等皆屹然不敢動，餘即進言，委員長尚病，不能起坐，故不得不臥談，如彼等就座，較易聽受，乃始勉就椅坐。委員長與彼等語，餘即在座速記。彼等聞委員長誠摯之言，餘從旁察覺彼等容態，實顯現一種非常感動與情不自禁慚愧之色。”③“談話約半小時畢，時已4時餘矣，急整裝行，委員長與餘偕張學良共乘一車，張徑就車之前排坐，子文、端納與楊虎城另乘一車。車抵飛機場，徑開至張坐機之門旁，機已開熱備用，一聲怒吼，離地騰空上升，餘夫與餘乃向西安作愉快之告別。是夕安抵洛陽。”《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311頁。
盡管宋美齡言之鑿鑿，似乎一切都進行得井然有序。但是考慮到當時從洛陽到西安所需的飛行時間，卻不能不讓人感到費解。宋子文的隨從秘書陳康齊在《西安事變日誌》中分別記述了12月20日和12月22日兩次從洛陽飛抵西安的空中飛行時間。陳康齊寫道：“12月20日，天氣異常地冷，飛機的引擎直到上午8時30分才啟動，”“上午10點30分，我們到達西安上空。’”③《史事探幽》上卷，第90―91頁。
“12月22日，……下午2點，我們到達洛陽，宋博士、蔣夫人和幾名前來迎接的軍官離開機場，到某處我們不知道的地方去了。”“下午3點，一行人回來了，我們繼續旅行。”“大約下午5點，我們的飛機在西安著陸。”③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從洛陽到西安的飛行時間約需兩個小時。
如果以蔣介石所述，他是“5時20分抵達洛陽”，那他就應該在3時20分，至遲為3時30分起飛。而從西安西郊機場到玄風橋高桂滋公館，汽車尚有15至20分鍾的車程，蔣介石在3時左右就應該離開玄風橋。如此看來，留給蔣介石“訓示”張學良、楊虎城的時間幾乎就擠不出來了。當然，這隻是我們的推理，成立與否？就有待諸位讀者推敲分析了。
張學良陪蔣介石到機場後，向楊虎城出示了親筆所寫的“手令”，全文是：“弟離陝之際，萬一發生事故，切請諸兄聽從虎臣、孝侯指揮。此致，何(柱國)、王(以哲)、繆(？流)、董(英斌)各軍各師長。張學良二十五日。以楊虎臣代理餘之職。即”。據《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73頁所刊手跡抄錄。
蔣介石在臨上飛機時再次對張學良、楊虎城予以承諾。據周恩來、秦邦憲在當天下午7時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文稿，蔣介石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後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後我絕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亦須承認。”③《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3頁。
隨後，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端納和張學良等乘坐張學良自備的波音飛機，飛離西安機場。當晚，蔣介石住中央軍校洛陽分校。
張學良親自送蔣介石飛離西安，並沒有通知住在張公館的周恩來和秦邦憲。周恩來和秦邦憲“並不同意蔣(介石)今天走、張(學良)去。但通知未到張(學良)已親送蔣(介石)、宋(子文)、宋(美齡)飛往洛陽。”③。
對張學良親自送蔣介石飛離西安，前往南京一事，毛澤東在兩個多月之後，在接見美國作家史沫特萊時曾這樣說道：“西安事變中，國內一部分人極力挑撥內戰，內戰危險是很嚴重的。如果沒有12月25日張漢卿送蔣介石先生回京一舉，如果不依蔣介石先生處置西安事變的善後辦法，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必然給日本一個最好的侵略機會，中國也許因此亡國，至少也要受到極大損害。”《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88頁。
周恩來、秦邦憲在12月25日下午7時發給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電報中對蔣介石離開西安， 張學良陪送一事分析說：“估計此事，蔣(介石)在此表示確有轉機。委托(宋)子文確具誠意，子文確有抗日決心與改(組行政)院布置。故蔣(介石)走張(學良)去雖有缺憾，但大體是轉好的。”《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3頁。
楊虎城對張學良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之舉也表示十分欽佩。他在第二天晚上致龍雲的電報中表示：“此間文日(12日)之舉，純為促請蔣公立起抗日，已經向國人一致聲明，最近蔣公已於此間主張業經完全容納，定於即日實行。副座(張學良)遂於有日(25日)陪同飛洛(陽)，本日去(南)京。漢(卿)公此種偉大精神，令人歎服。”《回憶楊虎城將軍》，第461頁。
25日晚，張學良從洛陽致電楊虎城，要楊虎城照蔣介石之意釋放被扣壓的衛立煌、陳誠、蔣鼎文、陳調元等四人。次日，楊虎城、王以哲、周恩來商議決定，本著和平解決的精神，全部釋放被扣押的高級官員。月底又應蔣介石要求送還軍用飛機。《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7頁。
26日上午9時45分，蔣介石、宋美齡和端納乘坐的飛機由洛陽起飛，中午12時20分抵達南京大校機場。《陳布雷回憶錄》記載說：“(12月)26日中午，往機場迎迓蔣公，隨至官邸。蔣公授餘草稿一紙，命與夫人詳談，即為整理記錄，於5時前趕成之，即《對張、楊之訓詞》也。”《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55頁。
第二天出版的《中央日報》全文發表了蔣介石《對張、楊的訓詞》，並標明是12月26日在洛陽發表。訓詞稱：“此次西安事變，實為中國五千年曆史絕續之所關，亦為中華民國存亡極大之關鍵，與中華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今日爾等既以國家大局為重，決心送餘回京，亦不再強勉我有任何簽字與下令之非分舉動，且並無任何特殊之要求，此不僅我中華民國轉危為安之良機，實為中華民族人格與文化高尚之表現。中國自來以知過必改為君子。此次事變，得此結果，實由於爾等勇於改過，足為我民族前途增進無限之光明。以爾等之人格與精神，能受餘此次精神之感召，尚不愧為我之部下。”②③《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54―1955、1955、1955―1956頁。
在26日晚上，蔣介石發表書麵談話，稱：“餘對西安事變之見解，已見餘今日發表之在西安對張、楊二人之訓話中，現在一切均應聽從中央之決定。餘身為統帥，率導無方，至生此事變，深覺負疚。”②。
兩天之後，蔣介石為西安事變事具呈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表示要引咎自請處分，並請“免去本兼各職”。29日，國民政府指令“應毋庸議”，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則作出決議予以“慰留”。當天，蔣介石再請辭職。次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作出決議，表示對蔣介石請辭一舉“礙難允準”，並給假一月，“以資調攝”。③。
至此，蔣介石從被釋離開西安，到返回南京，進而“引咎自請處分”一幕，方告結束。而在此之前，由蔣介石一手導演的“審判”張學良的“鬧劇”，卻已經拉開了帷幕。
毛澤東說：西安事變。
是新階段的開始在蔣介石離開西安前往洛陽的當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說：“提議東北軍、西北軍均以富縣、甘泉、延安、牛武鎮、羊泉鎮、張村驛為總後方，再以慶陽、曲子、環縣為第二後方，立即開始輸送，先搬最重要的物品。為避飛機，主要不置於城市而置於鄉村，靠近蘇區萬無一失。但此決不動搖以西安為中心持久作戰、奮鬥到底之決心。”《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1頁。
當天晚上，中共中央書記處收到了周恩來、秦邦憲在19時發出的電報，得知蔣介石已被釋放的消息後，毛澤東即致電紅軍前敵指揮部總指揮彭德懷和總政治委員任弼時，電報指出：“在五個條件下(即毛澤東12月26日致電潘漢年電報中提出同陳立夫談判時所提五項條件――引者注)恢複蔣之自由，以轉變整個局勢的方針，是我們提出的。談判結果，蔣與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認。昨晚電恩來，待先決條件履行及局勢發展到蔣出後不再動搖才釋放。但他們今日已經釋放蔣介石，宋子文、張學良、宋美齡今日同機飛洛。依情勢看，放蔣是有利的，是否達成有利，當待證實後告。野戰軍仍速開鹹陽集中。”《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1頁。
12月26日，周恩來、秦邦憲就西安局勢的最新發展情況，致電毛澤東轉中央書記處，電文如下：
(甲)蔣(介石)、張(學良)昨經前線赴洛(陽)，與樊崧甫今午會麵，中央軍退潼關以東，西安已派人去監視。
(乙)西安發表蔣接受張、楊救國主張。
子、停戰撤兵，西北軍事歸張、楊主持。
醜、改組南京政府。
寅、聯合各黨各派抗日，停止剿共。
卯、釋放愛國領袖，保障民主權利。
辰、改變外交方針，聯合同情中國民族解放的國家。
(丙)張陪蔣走後，東北軍頗團結，更接近我們；十七路軍楊(虎城)、孫(蔚如)亦好，隻其左右甚動搖，現正加緊解釋，並請楊主持一切。
(丁)軍事部署正在加緊中。《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36頁。
在西安事變已和平解決的新形勢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2月27日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工作。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張國燾、何克全、張浩、林伯渠、徐特立、林彪、劉伯承、羅榮桓、李克農、馮文彬、周興、廖承誌、郭洪濤、鄧穎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