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和”“戰”篇(1)
蔣介石在臨潼被扣送回西安之後，被安置住在新城院內的黃樓。黃樓始建於1927年，後曾予以擴建。該樓以外牆顏色為黃色而得名。1929年10月，楊虎城就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後，就在新城黃樓處理政務。1932年2月，蔣介石決定改潼關行營為西安綏靖公署。楊虎城由潼關行營主任改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綏署辦公地址也設於新城內。1933年5月，邵力子被任命為陝西省政府主席後，將陝西省政府辦公地址遷至新城以西的西華門。新城遂成為西安綏靖公署的專用辦公地址。
新城黃樓中間為會議廳，東西為廂房。蔣介石的臥室在黃樓東廂房。押送蔣介石到西安的孫銘九回憶說：
我同蔣進屋後，把他引到一張靠椅坐下，我站在蔣的右後側，靠著一個小茶幾。蔣仍手撫胸膛，一言不發。隔了一段時間，他才開口，幾次讓我坐下，並重複說：“你是個好青年。”
這時有人進來送茶，又有人送來張學良的大衣，以後又送來牛奶。蔣不喝也不穿。他問我：“你們副司令怎麽還不來？”我隨口回答應道：“馬上就來的。”蔣又叫道：“叫你們副司令快來！”我沒有答應。
約半小時左右，張學良穿著藍色絲綢袍推門進來，臉上顯出得意的神情，對蔣微欠身子，劈頭便說：“蔣委員長受驚了！你這回教給我做做看！”蔣說：“我看你有什麽好辦法？”這時我後退了出來，剛出門，便聽到張與蔣爭吵起來，聲音很高。《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00頁。
此後，看守蔣介石的任務由第十七路軍特務營營長宋文梅擔任。
這天上午，被扣押在西安新城楊虎城衛隊隊長室的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前往新城黃樓看望了蔣介石。邵力子回憶說：“12日上午10時許，張(學良)到衛士隊長室來看我。慰問數語後，即說明是對蔣‘兵諫’，他同楊的主旨都在抗日救國。現蔣已到新城大樓，一定要促他反省，保證他安全。我說：‘動機在救國，是可以相信的，但做得太冒險了！開始就不大好，收拾能有把握嗎？’張說：‘目前最重要的在勸蔣接受抗日要求，我們是仍願接受蔣領導的。但蔣現時怒氣極盛，一句話都聽不進去，並且拒絕進食，也不肯穿送去的寒衣，請你去勸勸他。’我同意了，即同張去大樓。我單獨見蔣，但楊的特務營營長宋文梅未退出。蔣問我從何處來，我以實相告。蔣表示決心犧牲，決不受任何要挾，即把對張所說的兩點告我：立即送回洛陽或即行槍殺，可由張在兩者中任擇其一。我說：‘送回暫無可能，槍殺也決不敢。’因問蔣可否考慮如前兩次自動辭職，俟國家有需要時再出。蔣說：‘決不能在武力脅迫下考慮這個問題。’我隻能堅勸蔣善保身體，即時進餐，並加衣防止受寒而出。”②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91、275、91頁。
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述，邵力子來後，他將自己和張學良的談話內容簡約地告訴了邵力子，“並即起草一電稿致餘妻，交宋(文梅)營長轉張(學良)拍發。蓋自分以身為革命殉，不能無遺言以告家屬。”②。
12月13日，張學良在和楊虎城商議後，決定要蔣介石移居玄風橋高桂滋公館。高桂滋公館位於金家巷北側，與張學良公館僅一牆之隔。這座公館始建於1933年，竣工於1935年底。包括主樓和三座四合院，占地約1？3萬平方米。主樓下有地下室，東為會客廳，西為餐廳，後麵為一排臥室，頗為豪華別致。張學良讓邵力子勸蔣介石移居於此。邵力子回憶說：“13日上午11時，張(學良)又來，要我勸蔣(介石)移居高桂滋師長新宅。因高宅在張寓金家巷內，便於張隨時見蔣，又有禦寒設備，草地寬曠，衛生條件好。我去見蔣說了，蔣又嚴詞拒絕，說：‘我決不遷往他處，如張不能送我回洛陽，我就死在此地，這是西安綏靖公署所在，我是行政院院長，所以決不能離開此地。你可即以我此言告張。”③。
邵力子勸蔣介石沒有奏效。張學良又命東北軍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勸蔣介石移居。據王菊人在《記西安事變的前後幾件事》中所述：“當時劉多荃向蔣說：‘委員長身體怎樣？張副司令、楊主任都時時關心。知道委員長休息不好，因為新城是個兵營，一天吹號、上操，很不安靜。張副司令、楊主任覺得委員長住個安靜地方好。高桂滋的公館，地址幽靜，設備比這裏好，今晚想請委員長到那裏住……’劉的話還沒說完，蔣就大聲地‘哎呀’起來，他說：‘我兼行政院院長，西安綏署是行政院的直屬機構，我死也死在這裏，哪裏也不去。就在這裏槍斃吧！’接著，大家勸了一陣，蔣介石還是不去。”《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81頁。
孫銘九回憶說：“12月13日晚間11時許，張學良把我找去，說：‘我想把委員長搬到咱們這裏來住，劉師長去請，他不肯來。我看你與他對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辦法請他一定搬到這邊來。’我即去新城大樓，為了免除蔣的恐懼，我特意將服裝整理一下，把腰間手槍順著皮帶轉到身後，才小心地推門進去。剛向蔣敬禮還未開口，他便驚慌地急問：‘你這麽晚來做什麽？’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請委員長搬家，命令我來接委員長。這裏不舒服，副司令公館旁邊的新房很清靜，請委員長來同我一起走吧！’蔣即說：‘我不去，我不去！今天這樣晚了，你來幹什麽？明天再說，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說：‘請委員長起來走吧，晚間外邊無人，方便些。’說了半天，他還是不去。”②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00―201、279、280頁。
12月14日下午，端納由洛陽飛抵西安。端納是前一天奉宋美齡之命由南京飛抵洛陽的。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下午5時，端納來見，以一異國人而不辭遠道，冒險前來省視，其忠義足令人感動。見餘詢安好畢，出餘妻之手函示餘，即自請與餘同住，餘允之，端納謂：‘此間起居實在太不便，務請珍重身體，另遷一處。’”②。
當天晚上，蔣介石由新城黃樓遷居玄風橋高桂滋公館主樓，端納與其同住。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分析了張學良為何要他遷居的原因，他寫道：“當時細思張如此一再堅請餘移居，終不明其故，或彼以餘住新城乃在楊之勢力範圍內，時久恐餘與楊接近，則彼無從作主歟？”③。
蔣介石的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而張學良之所以要蔣介石由新城黃樓移居玄風橋高桂滋公館，也必然與12月12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給張學良的複電有著一定程度的聯係。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這份電報中除了告知張學良：“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計”之外，還提出了關於兵力部署與調動的建議。電報還向張學良建議：要把蔣介石扣押在自己的衛隊營裏，以防其收買屬員，尤其是不能交給其他部隊看管。《毛澤東在曆史轉折關頭》，第150頁。
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建議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後來的事態發展就證實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擔心並不是多餘：負責在新城黃樓看守蔣介石的宋文梅，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就脫離了第十七路軍。據王菊人回憶文章，見《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85頁。
當然，張學良要蔣介石移居，必然要取得楊虎城的同意。據張學良回憶說，西安事變發生後，“楊虎城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張學良遺稿》，第112頁。
張學良的回憶是在自身尚未獲“自由”的情況下寫成的，其中不免有違心之言，但對楊虎城當時心態的記述，卻是有著一定道理的。在張學良提出蔣介石由新城黃樓移出，自然不會受到楊虎城的阻攔。
在14日下午見到端納之前，蔣介石還和楊虎城進行了交談。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下午4時命楊虎城來見，餘此時始知虎城對陝變確亦預謀，問楊何以收拾此變局。楊謂：‘餘等始意不如此，後來做得太壞，實無以對委員長。現唯以委員長之命是聽，委員長謂應如何則如何耳。’餘又問：‘最初發動之情形究竟如何？’楊隻謂初時實甚簡單，而不肯明言其他。餘告以‘萬想不到爾等受人煽惑，中人毒計至此，然餘亦不能辭其責，餘平日推心置腹，防範太疏，致啟反動者煽動部下之禍心，以肇此變，即此應向中央及國民引咎，爾等應即收束此局，送餘回京，並向中央請罪，庶變亂不致擴大，以貽禍國家，當知救國大計已為爾等貽誤不少矣。’楊稱當退與諸人商之，遂出。”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79、282頁。
端納的到來，使蔣介石對南京方麵在事變發生後的反應有了初步的了解。在移居於高桂滋公館的當天晚上，張學良向蔣介石闡述了八項救國主張。
12月15日，和端納一起來西安的黃仁霖前來高桂滋公館，拜見了蔣介石。蔣介石遂“即作一函”給宋美齡。據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所記，信的內容是：“餘決為國犧牲，望勿為餘有所顧慮，餘決不愧對餘妻，亦決不愧為總理之信徒，餘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也。對於家事他無所言，唯經國緯國兩兒，餘之子亦即餘妻之子，望視如己出，以慰餘靈，但餘妻切勿來陝。”② 蔣介石將這封信交給黃仁霖，讓他轉交宋美齡。
就在這天下午，端納由西安飛抵洛陽，並隨即打長途電話給宋美齡，匯報了西安的情況。南京方麵始知蔣介石“並未受到苛刻待遇”，安然無恙。盡管如此，第二天上午召開的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仍然作出決議，“討伐”西安，並推定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16日下午，端納由洛陽飛返西安，向蔣介石轉達了宋美齡要蔣介石阻止何應欽進攻西安的意見。
新城黃樓中間為會議廳，東西為廂房。蔣介石的臥室在黃樓東廂房。押送蔣介石到西安的孫銘九回憶說：
我同蔣進屋後，把他引到一張靠椅坐下，我站在蔣的右後側，靠著一個小茶幾。蔣仍手撫胸膛，一言不發。隔了一段時間，他才開口，幾次讓我坐下，並重複說：“你是個好青年。”
這時有人進來送茶，又有人送來張學良的大衣，以後又送來牛奶。蔣不喝也不穿。他問我：“你們副司令怎麽還不來？”我隨口回答應道：“馬上就來的。”蔣又叫道：“叫你們副司令快來！”我沒有答應。
約半小時左右，張學良穿著藍色絲綢袍推門進來，臉上顯出得意的神情，對蔣微欠身子，劈頭便說：“蔣委員長受驚了！你這回教給我做做看！”蔣說：“我看你有什麽好辦法？”這時我後退了出來，剛出門，便聽到張與蔣爭吵起來，聲音很高。《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00頁。
此後，看守蔣介石的任務由第十七路軍特務營營長宋文梅擔任。
這天上午，被扣押在西安新城楊虎城衛隊隊長室的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前往新城黃樓看望了蔣介石。邵力子回憶說：“12日上午10時許，張(學良)到衛士隊長室來看我。慰問數語後，即說明是對蔣‘兵諫’，他同楊的主旨都在抗日救國。現蔣已到新城大樓，一定要促他反省，保證他安全。我說：‘動機在救國，是可以相信的，但做得太冒險了！開始就不大好，收拾能有把握嗎？’張說：‘目前最重要的在勸蔣接受抗日要求，我們是仍願接受蔣領導的。但蔣現時怒氣極盛，一句話都聽不進去，並且拒絕進食，也不肯穿送去的寒衣，請你去勸勸他。’我同意了，即同張去大樓。我單獨見蔣，但楊的特務營營長宋文梅未退出。蔣問我從何處來，我以實相告。蔣表示決心犧牲，決不受任何要挾，即把對張所說的兩點告我：立即送回洛陽或即行槍殺，可由張在兩者中任擇其一。我說：‘送回暫無可能，槍殺也決不敢。’因問蔣可否考慮如前兩次自動辭職，俟國家有需要時再出。蔣說：‘決不能在武力脅迫下考慮這個問題。’我隻能堅勸蔣善保身體，即時進餐，並加衣防止受寒而出。”②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91、275、91頁。
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述，邵力子來後，他將自己和張學良的談話內容簡約地告訴了邵力子，“並即起草一電稿致餘妻，交宋(文梅)營長轉張(學良)拍發。蓋自分以身為革命殉，不能無遺言以告家屬。”②。
12月13日，張學良在和楊虎城商議後，決定要蔣介石移居玄風橋高桂滋公館。高桂滋公館位於金家巷北側，與張學良公館僅一牆之隔。這座公館始建於1933年，竣工於1935年底。包括主樓和三座四合院，占地約1？3萬平方米。主樓下有地下室，東為會客廳，西為餐廳，後麵為一排臥室，頗為豪華別致。張學良讓邵力子勸蔣介石移居於此。邵力子回憶說：“13日上午11時，張(學良)又來，要我勸蔣(介石)移居高桂滋師長新宅。因高宅在張寓金家巷內，便於張隨時見蔣，又有禦寒設備，草地寬曠，衛生條件好。我去見蔣說了，蔣又嚴詞拒絕，說：‘我決不遷往他處，如張不能送我回洛陽，我就死在此地，這是西安綏靖公署所在，我是行政院院長，所以決不能離開此地。你可即以我此言告張。”③。
邵力子勸蔣介石沒有奏效。張學良又命東北軍第一？五師師長劉多荃勸蔣介石移居。據王菊人在《記西安事變的前後幾件事》中所述：“當時劉多荃向蔣說：‘委員長身體怎樣？張副司令、楊主任都時時關心。知道委員長休息不好，因為新城是個兵營，一天吹號、上操，很不安靜。張副司令、楊主任覺得委員長住個安靜地方好。高桂滋的公館，地址幽靜，設備比這裏好，今晚想請委員長到那裏住……’劉的話還沒說完，蔣就大聲地‘哎呀’起來，他說：‘我兼行政院院長，西安綏署是行政院的直屬機構，我死也死在這裏，哪裏也不去。就在這裏槍斃吧！’接著，大家勸了一陣，蔣介石還是不去。”《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81頁。
孫銘九回憶說：“12月13日晚間11時許，張學良把我找去，說：‘我想把委員長搬到咱們這裏來住，劉師長去請，他不肯來。我看你與他對付得很好，你去一趟吧。想辦法請他一定搬到這邊來。’我即去新城大樓，為了免除蔣的恐懼，我特意將服裝整理一下，把腰間手槍順著皮帶轉到身後，才小心地推門進去。剛向蔣敬禮還未開口，他便驚慌地急問：‘你這麽晚來做什麽？’我立正答道：‘副司令請委員長搬家，命令我來接委員長。這裏不舒服，副司令公館旁邊的新房很清靜，請委員長來同我一起走吧！’蔣即說：‘我不去，我不去！今天這樣晚了，你來幹什麽？明天再說，你回去。今天太晚，我不去。’我上前一步說：‘請委員長起來走吧，晚間外邊無人，方便些。’說了半天，他還是不去。”②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00―201、279、280頁。
12月14日下午，端納由洛陽飛抵西安。端納是前一天奉宋美齡之命由南京飛抵洛陽的。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下午5時，端納來見，以一異國人而不辭遠道，冒險前來省視，其忠義足令人感動。見餘詢安好畢，出餘妻之手函示餘，即自請與餘同住，餘允之，端納謂：‘此間起居實在太不便，務請珍重身體，另遷一處。’”②。
當天晚上，蔣介石由新城黃樓遷居玄風橋高桂滋公館主樓，端納與其同住。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分析了張學良為何要他遷居的原因，他寫道：“當時細思張如此一再堅請餘移居，終不明其故，或彼以餘住新城乃在楊之勢力範圍內，時久恐餘與楊接近，則彼無從作主歟？”③。
蔣介石的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而張學良之所以要蔣介石由新城黃樓移居玄風橋高桂滋公館，也必然與12月12日毛澤東和周恩來給張學良的複電有著一定程度的聯係。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這份電報中除了告知張學良：“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計”之外，還提出了關於兵力部署與調動的建議。電報還向張學良建議：要把蔣介石扣押在自己的衛隊營裏，以防其收買屬員，尤其是不能交給其他部隊看管。《毛澤東在曆史轉折關頭》，第150頁。
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建議是非常及時和必要的。後來的事態發展就證實了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擔心並不是多餘：負責在新城黃樓看守蔣介石的宋文梅，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就脫離了第十七路軍。據王菊人回憶文章，見《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85頁。
當然，張學良要蔣介石移居，必然要取得楊虎城的同意。據張學良回憶說，西安事變發生後，“楊虎城瞻前顧後畏首畏尾。”《張學良遺稿》，第112頁。
張學良的回憶是在自身尚未獲“自由”的情況下寫成的，其中不免有違心之言，但對楊虎城當時心態的記述，卻是有著一定道理的。在張學良提出蔣介石由新城黃樓移出，自然不會受到楊虎城的阻攔。
在14日下午見到端納之前，蔣介石還和楊虎城進行了交談。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下午4時命楊虎城來見，餘此時始知虎城對陝變確亦預謀，問楊何以收拾此變局。楊謂：‘餘等始意不如此，後來做得太壞，實無以對委員長。現唯以委員長之命是聽，委員長謂應如何則如何耳。’餘又問：‘最初發動之情形究竟如何？’楊隻謂初時實甚簡單，而不肯明言其他。餘告以‘萬想不到爾等受人煽惑，中人毒計至此，然餘亦不能辭其責，餘平日推心置腹，防範太疏，致啟反動者煽動部下之禍心，以肇此變，即此應向中央及國民引咎，爾等應即收束此局，送餘回京，並向中央請罪，庶變亂不致擴大，以貽禍國家，當知救國大計已為爾等貽誤不少矣。’楊稱當退與諸人商之，遂出。”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79、282頁。
端納的到來，使蔣介石對南京方麵在事變發生後的反應有了初步的了解。在移居於高桂滋公館的當天晚上，張學良向蔣介石闡述了八項救國主張。
12月15日，和端納一起來西安的黃仁霖前來高桂滋公館，拜見了蔣介石。蔣介石遂“即作一函”給宋美齡。據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所記，信的內容是：“餘決為國犧牲，望勿為餘有所顧慮，餘決不愧對餘妻，亦決不愧為總理之信徒，餘既為革命而生，自當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體還我天地父母也。對於家事他無所言，唯經國緯國兩兒，餘之子亦即餘妻之子，望視如己出，以慰餘靈，但餘妻切勿來陝。”② 蔣介石將這封信交給黃仁霖，讓他轉交宋美齡。
就在這天下午，端納由西安飛抵洛陽，並隨即打長途電話給宋美齡，匯報了西安的情況。南京方麵始知蔣介石“並未受到苛刻待遇”，安然無恙。盡管如此，第二天上午召開的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仍然作出決議，“討伐”西安，並推定何應欽為“討逆軍”總司令。16日下午，端納由洛陽飛返西安，向蔣介石轉達了宋美齡要蔣介石阻止何應欽進攻西安的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