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6時已將蔣介石、陳誠、朱紹良、衛立煌、蔣鼎文、邵力子、晏道剛及其他中央人員全部俘虜,蔣孝先、邵元衝及憲兵一團長陣亡,錢大鈞受傷,馬誌超及城防之憲兵警察和一部分中央軍全部繳槍,除蔣死衛士20多人外,西安城內衝突小小,可謂完全勝利。已宣布政治主張及十大政綱。
(二)向全軍宣布加緊準備、待命行動。③《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07、108頁。
12月13日中午,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學良,其中在軍事部署方麵提出:“胡(宗南)、曾(萬鍾)、關(麟征)等軍向南壓迫時,紅軍決從其側後配合兄部堅決消滅之,如何部署,請隨時電知。”③。
在13日當天,中華軍委主席團致電彭德懷、任弼時,指出:南京已下令免去張學良職務,樊菘甫進兵潼關,萬耀煌師在鹹陽,何應欽到鄭州指揮。令野戰軍除第二十八、二十九軍外,全部在本日內準備完畢,待命向環縣以南出動,至延安、甘泉集中,以迂回至敵主力之後的鄭州等地。②③④《任弼時年譜》,第309、310、310、310頁。
彭德懷、任弼時在當天致電中革軍委,提出軍事行動的建議:(一)壓迫胡宗南西退,在運動中消滅其一部,恢複原有蘇區,鞏固和發展對毛炳文、曾萬鍾兩軍的統戰工作,以援助張學良、楊虎城,推動全國抗日怒潮。(二)如胡(宗南)部退寧夏與關麟征、湯恩伯聯絡,於我們將來不利,應早為準備,破壞其可能企圖。(三)東北軍王以哲部應迅速集中固原,隔離朱紹良、何柱國等關係,劉多荃主力速集西安鞏固陣地。董英斌部速集中平涼、涇川、鹹陽。(四)於學忠部集中蘭州、會寧。②彭德懷、任弼時還於當天致電左權、聶榮臻,要求他們:指揮紅一方麵軍第一、第十五軍團及第二十八軍,於14日清晨以追擊姿勢逼近大水坑,乘胡(宗南)退守時,在運動中截擊猛追,求得消滅敵一二個師,促成聯合戰線。③與此同時,彭德懷、任弼時還命令紅二、紅四方麵軍原地不動,而以第三十二軍進至保牛堡、逼近甜水堡;以第八十一師接替豫旺堡東北軍防務,威脅胡(宗南)敵側背。④
12月14日,毛澤東就軍事部署問題致電彭德懷、任弼時,指出:一、南京已發動大規模內戰,全力對付張(學良)、楊(虎城),主力由潼關開進。二、張(學良)、楊(虎城)內部有許多不穩成分,南京政府拉楊(虎城)打張(學良),紅軍與之靠攏,壯其膽而振其氣。三、靠近張(學良)、楊(虎城),可應付各種事變,遠離則不能。四、西峰鎮靠近王以哲,仍可打胡(宗南)。五、在現地不動,無仗可打,對張(學良)、楊(虎城)危急又不能救。根據這一情況,我野戰軍第一步應開至西峰鎮。《彭德懷年譜》,第166―167頁。
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後,彭德懷、任弼時發布《野戰軍命令》,具體部署是:以紅一方麵軍為第一梯隊,從15日開始南移,到西峰鎮附近集結;紅二方麵軍為第二梯隊,16日開始出動,到慶陽以南地域集結,紅四方麵軍第四軍、第三十一軍為第三梯隊,16日開始出動,到達慶陽附近集結。三個梯隊均限七天到達指定地點待命。第二十八軍、第二十九軍、騎兵第一團仍在現地區監視胡(宗南)敵,掩護主力南移。前總及直屬隊隨第二梯隊15日開始向慶陽、西峰鎮前進。《野戰軍命令》還命令各部要加緊政治動員,嚴格軍政紀律,與友軍建立親密的聯係,加緊擴紅與征集資材等。《任弼時年譜》,第311頁。
12月15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紅軍將領25人聯名致電南京政府諸先生,呼籲他們謀國共之合作,化敵為友,共赴國仇。希望他們立下決心,接受張(學良)楊(虎城)二氏主張,停止正在發動的內戰,罷免蔣(介石)氏,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組織統一戰線政府。《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423頁。
就在毛澤東等紅軍將領聯名致電南京政府諸先生的當天,彭德懷、任弼時在發現胡宗南部的孔令恂、周祥初兩師有經惠安、金積向寧夏撤退的跡象,遂命令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和紅二十八軍領導人:一方麵軍仍歸左權、聶榮臻指揮,暫不南進,抓緊大水坑之敵,乘其撤退時堅決消滅之,並向惠安堡尾追,後再行待命南進。③《任弼時年譜》,第311、312頁。
與此同時,彭德懷、任弼時還另電報告中革軍委,紅一方麵軍追擊勝利後,由第二十八軍、騎兵一團接替其擔任追擊。紅一、紅十五軍團集結,準備南進。紅二、紅四方麵軍及前總,則於“明晨向南出動。”毛澤東接到彭德懷、任弼時的電報後,於15日和16日四次電示彭德懷、任弼時,要他們放棄打擊胡宗南的計劃,要求紅軍主力“仍應向西峰方向行動”。並指出,目前敵之要害“不是寧夏或甘肅,而是河南與南京”。無論軍事、政治方麵“均須擊破敵之要害。”③毛澤東在16日淩晨2時致彭德懷、任弼時的電報中指示:請不為胡宗南所迷惑,不把主力變為對胡宗南的鉗製隊,應在戰略主要方向,有決定的自主的施為部隊。“應即開始向延安出動,以10天至12天到達。”⑤《任弼時年譜》,第312頁。
16日18時,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任弼時:“主力秘密東移,切勿暴露;能八天趕到延安最佳。”③④《任弼時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471頁。
彭德懷、任弼時於16日19時複電毛澤東:“完全同意向延安、甘泉計劃。”③同時,又電令左權、聶榮臻、徐海東、程子華等:“戰略改變,野戰軍本月20日集中膚施(即延安)、甘泉待命。”④。
12月17日,毛澤東電示彭德懷、任弼時:延安有民團守城,須打開籌糧,並將延安飛機場占領。⑤就在當天下午,周恩來經延安城外到達延安飛機場,並乘坐張學良派來的飛機前往西安。當天晚上,駐守延安城的民團棄城逃跑。紅軍地方部隊和遊擊隊於次日早晨進入延安城。
從西安事變爆發至12月19日,毛澤東和彭德懷、任弼時雖然多次用電報提出紅軍主力部隊的行動方向和行動時間問題,但主力部隊仍集結於陝北定邊、寧夏鹽池和甘肅環縣一帶。
12月1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為了促進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紅一軍團直屬隊即於當天,隨紅四方麵軍第四軍、第三十一軍組成的右縱隊第一梯隊,向慶陽以西前進。紅一軍團主力為左縱隊第二梯隊,向慶陽以東前進。⑦《聶榮臻年譜》上卷,第194―195、195頁。
12月20日,彭德懷、任弼時致電中革軍委主席團;提請劉伯承來前敵總指揮部任參謀長。電報並建議紅軍主力南出後,西線各部“統歸軍委直接指揮為宜”。③④⑤《任弼時年譜》,第313頁。
當天,彭德懷、任弼時率紅一、紅二、紅四方麵軍主力,由定邊一帶開始南下。③。
12月21日,中革軍委主席團致電彭德懷、任弼時:紅軍主力在環縣、慶陽集中。如敵胡宗南、毛炳文、曾萬鍾等南下,紅軍應和在固原、西峰、平涼的東北軍王以哲部配合消滅之,並以一部開甘泉、延安,鉗製敵湯恩伯部。④22日,彭德懷、任弼時和紅軍前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向各部發出《關於擴大紅軍的指示信》,要求各兵團首長“必須抓緊時機,利用一切機會來進行擴紅,爭取1937年2月底擴大一倍”。⑤12月25日下午,張學良陪同蔣介石離開西安,飛抵洛陽,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當天晚上,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任弼時,通報了這一消息,並要求“野戰軍仍速開鹹陽”。《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1頁。
當天,左權、聶榮臻分別率領紅一軍團直屬隊和軍團主力,到達慶陽地區。⑦。
在張學良陪同蔣介石經停洛陽,飛抵南京後,東北軍將領認為和平局麵已經形成,第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於26日致電紅軍前敵指揮部:奉張副司令麵諭,與周恩來同誌商妥,紅軍進入慶陽,停止南進。②《任弼時傳》,第474頁。
彭德懷、任弼時接到電報後,即向毛澤東致電請示,指出:“胡(宗南)、毛(炳文)、曾(萬鍾)、關(麟征)等部向會寧、靜寧轉移,有向平涼、扶風進攻可能,為此紅軍決向扶風、岐山前進,占領要點,以便隨時協同抗日友軍從敵外翼擊該地(域),或威脅該敵退出陝甘境域,鞏固後方。”②彭德懷和任弼時還提出建議:以第四師騎兵團本日趕占寧縣,並相機攻占?邑(今旬邑);一軍團主力則仍按前電繼續南進,紅二方麵軍進占合水,第四(軍)、第三十一軍、第十五軍團暫在慶陽地區。④《任弼時年譜》,第314、313頁。
毛澤東接到電報後,即複電彭德懷、任弼時,指出:為督促南京撤兵,為準備萬一變化,為便利擴大補充野戰軍,仍應執行原計劃,惟不駐鹹陽,而照一、二、四方麵軍次序,駐興平、武功、扶風、鳳翔線,處在南京軍天水集團(即所謂“討逆軍”由顧祝同指揮的西集團)與潼關集團(即所謂“討逆軍”由劉峙指揮的東集團)之間,東北軍、西北軍之外側。④電報還指出:“西安已有五萬元向慶陽運送。一切購買,不打土豪。駐鄉村不駐縣城。”《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1頁。
彭德懷、任弼時隨即發布繼續南進的命令,要求各兵團27日分三路出動:紅一方麵軍第一、第十五軍團為左縱隊,分別開到興平和武功、扶風地域;紅四方麵第四軍、第三十一軍為中央縱隊,進到麟遊、岐山間地域,總部直屬隊到扶風東北的天度鎮;紅二方麵軍為左縱隊,進到乾縣地域。命令還要求部隊每日行軍70裏左右,不駐城,均駐鄉村,沿途努力做擴紅工作。部隊給養靠購買,不打土豪。④《任弼時年譜》,第314、315頁。
毛澤東在複電彭德懷、任弼時的同時,還致電周恩來、秦邦憲,要求他們就紅軍駐地問題與楊虎城交涉。楊虎城和東北軍將領以為張學良將很快返回西安,便希望待張學良返回西安後再確定紅軍駐地。周恩來和秦邦憲遂複電毛澤東:“張(學良)兩日後回再商量我軍駐地。”《任弼時傳》,第475頁。
12月27日,毛澤東電告彭德懷、任弼時:蔣介石軍隊開始向潼關以東退。“似此,野戰軍可暫在慶陽、西峰、正寧、寧縣地域休息待命。”④當天,毛澤東還電報指示彭德懷、任弼時:“目前暫在慶陽、寧縣、?邑(旬邑)地區休息擴紅,爾後一步駐地與永久駐地,須待張(學良)回商決。”《聶榮臻年譜》上卷,第195頁。
就在當天,左權、聶榮臻率紅一軍團繼續南進,紅四師取捷徑占領寧縣,隨後又占領了?邑。28日,紅一軍團直屬隊經西峰鎮進至寧縣。④《聶榮臻年譜》上卷,第195頁。
12月28日,彭德懷和任弼時向各部隊發出指示:各兵團明日(29日)移至下述地區,在駐地休整擴紅,待張(學良)回陝後,再定較久駐地。一軍團在寧縣、?邑地區與關東蘇區聯係;十五軍團移駐孟壩、三岔、馬渠鎮、毛古堆一帶;三十一軍在赤城鎮東北;第四軍在慶陽南集結,休息訓練。指示還要求各兵團首長嚴格部隊紀律,切實執行關於紅軍在抗日友軍區域的指示。《彭德懷年譜》,第167―168頁。
指示還指出:前總在慶陽,各兵團後方聯絡線以慶陽、悅樂、元城鎮、吳起鎮之線沿線設立兵站。《任弼時年譜》,第315頁。
根據這一指示,紅軍主力部隊在陝西和甘肅交界地帶休整待命。12月30日,左權和聶榮臻致電彭德懷、任弼時:紅一軍團現在分布在寧縣、正寧、?邑等縣之宮和鎮、早勝鎮、良平鎮、向吉鎮、山河鎮、太峪鎮、張洪鎮、土橋鎮、通潤鎮各地開展工作。電報中還指出:“寧縣、正寧、?邑三縣均不大繁盛,但市鎮多,村大煙密,糧食生產豐富,如能充分發動群眾鬥爭,擴紅有望。”④。
在新年即將來臨之際,彭德懷、任弼時、楊尚昆於12月30日向全軍發出祝賀1937年新年的電報,指出,新的一年抗日戰線將更加擴大,並將開展大規模的抗日戰鬥。賀電還號召全軍指戰員努力學習,提高政治和軍事技術水平,猛烈擴大自己,“堅決完成在三月底擴大一倍的任務,”“使紅軍真正成為抗日救亡運動中團結的核心和模範。”《任弼時年譜》,第316頁。
紅軍奇兵北出秦嶺。
西安事變期間,在秦嶺山中活躍著一支紅軍部隊,這就是紅十五軍團第七十四師。
1935年7月15日,中共鄂豫陝省委在長安灃峪口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率紅二十五軍西征北上,前往陝甘革命根據地去會合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鞏固陝甘革命根據地,以配合主力紅軍。同時決定由鄭位三、陳先瑞領導遊擊武裝,堅持鄂豫陝地區的革命鬥爭。
在紅二十軍主力於次日經戶縣、周至縣境,向西挺進之後,隻留下主力一個連和一批幹部及傷病員200餘人,堅持鬥爭。9月9日,中共鄂豫陝特委在商南縣的梁家墳成立,由鄭位三擔任書記。鄭位三(1902―1975),湖北紅安人。1922年畢業於武昌工業學校機械科。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後任中共湖北省黃安縣委委員、代書記、書記,中共鄂豫皖邊特委委員、鄂豫皖邊特區蘇維埃政府內務部長、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候補委員、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鄂東北遊擊司令部總司令,中共鄂東北道委書記。1934年2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委會委員。同年12月起,任紅二十五軍政治部主任、中共鄂豫陝省委委員。
10月6日,在中共鄂豫陝特委的領導下,紅二十五軍第七十四師在商南縣碾子坪宣告成立,師長由陳先瑞擔任。陳先瑞(1913―1996),安徽金寨人。1929年8月參加工農紅軍,1931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曆任紅四方麵軍手槍團班長、紅二十五軍手槍團中隊長、紅二十五軍二二四團二營政治委員、二二三團政治處主任。1934年12月起任鄂陝遊擊師師長。次年春起任鄂陝遊擊總司令部司令員。七十四師政委由中共鄂豫陝特委常委李隆貴擔任,特委常委方升普和曾?分別擔任副師長兼參謀長、師政治部主任。當時部隊共有第一營、第二營、手槍連、警衛連、通信排、看護排,共700餘人。
紅七十四師成立後,在中共鄂豫陝特委的領導下,堅持正確的鬥爭策略和行動方針,主動向外發展,擴大遊擊範圍,給國民黨軍隊以沉重打擊。從1935年底到1936年6月,國民黨軍隊先後向紅七十四師進行了三次“圍剿”,均被粉碎。到1936年2月,紅七十四師已發展為3個團,共1300多人。在艱苦的鬥爭中,紅七十四師浴血奮戰,不僅挽救了危局,而且壯大了隊伍,使燃燒在秦嶺山中的革命鬥爭烈火不熄,紅旗不倒。1936年11月中旬,紅七十四師東進河南,攻打豫西西平未克,遂回到商南縣富水關休整。適逢國民黨中央軍公秉藩所部別動隊一個大隊和商南縣保安團共1000餘人來犯,紅七十四師即集中力量進行反擊。據1936年11月23日出版的《紅色中華》報報道,這次戰鬥共斃傷敵近百人,俘中校軍官一人,繳獲機槍7挺、步槍數10支、二十響盒子槍50支。隨後,紅七十四師又在商南縣官坡殲滅河南盧氏縣保安團一個加強連,殲敵170餘人,繳獲步槍130餘支、機槍兩挺。
12月初,紅七十四師主動出擊,先後殲滅洛南縣靈峪口、石家坡民團和藍田縣許家廟民團,共殲敵120餘名,繳獲各種槍支200餘支。隨後,紅七十四師沿著秦嶺北麓向東進擊,活動範圍一直到達華陰縣的華山腳下。紅七十四師的軍事行動有力地牽製了國民黨軍隊。後來,毛澤東曾十分高興地對紅七十四師的領導同誌說:“你們搞得很好,你們東鬧華山,配合得很好。”房成祥著:《陝西通史?革命根據地卷》,陝西師大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第148頁。
西安事變發生之時,紅七十四師主力正位於秦嶺北麓的藍田縣灞龍廟一帶。12月17日下午,周恩來到西安。第二天,他即致函紅七十四師師長陳先瑞,令他率部東出豫西盧氏,威脅中央軍左側,配合東北軍作戰。《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2頁。
周恩來的信件由李濤攜帶,趕往紅七十四師駐地。李濤(1905―1970),湖南汝城人,1926年春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8月起任北伐軍左翼總指揮部宣傳大隊宣傳員、汝城縣工運特派員。次年春任汝城縣總工會委員長。1927年9月起,任工農革命軍第二師一團一營黨代表。後曆任紅六軍第一縱隊三支隊政治委員、紅三軍第一縱隊政治委員、紅七師政治委員、紅十三軍第三十九師政治委員、紅軍總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紅九軍團政治部主任、政治保衛局局長,長征途中任軍委縱隊先遣突擊隊隊長、軍委二局政治委員,軍委縱隊司令員、政治部主任。到達陝北後,任西北軍委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1936年1月起任紅一方麵政治部統戰部部長、對敵工作部部長。1936年冬被派到十七路軍從事統戰工作。李濤到藍田後,還向部隊介紹了西安事變的情況,並帶來一部電台。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紅七十四師進行了整編,成立了由鄭位三任主席,李濤任副主席的軍政委員會。紅七十四師對內仍保留原名稱,對外則改編為南路抗日第二軍,陳先瑞任軍長。此後,紅七十四師成為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配合友軍,起到了牽製南京中央軍部隊的重要作用。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由於主力紅軍尚未進入關中,紅七十四師的作用就愈顯突出。1937年1月3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任弼時,要求紅十五軍團出陝南,“與陳先瑞配合,擴大蘇區,擴大紅軍。”《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8頁。
第二天,周恩來、葉劍英與楊虎城及東北軍高級將領在商議三方聯合作戰方案時,曾提出在東線渭南東北至長安構築七道防線。其中決定由陝南陳先瑞部及楊虎城的兩個旅依托秦嶺,以運動與遊擊動作相配合,遲滯中央軍第八縱隊(李默庵為指揮官)正向商縣方向發起的進攻,以保障西安的右翼安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50頁。
隨後,紅七十四師東進至潼關和河南靈寶一線,對進攻關中和陝南的中央軍予以有力的牽製。1月22日,紅七十四師奉命回師商縣,與紅十五軍團主力合師。時任紅七十四師師長的陳先瑞後來回憶說:“1937年1月,我們東進靈寶、潼關間,阻止國民黨親日派部隊入陝。這時紅七十四師發展到2000餘人,編為三個戰鬥團。不久,接到周(恩來)副主席電令,回師商縣與紅十五軍團會合。1月22日,我們和由紅二十五軍與陝北紅軍合編的紅十五軍團在商縣勝利會師。軍團領導徐海東、程子華、王首道對我們堅持鄂豫陝根據地的鬥爭給予很高評價,說紅軍長征的勝利也有你們的份兒,你們堅持鄂豫陝根據地的鬥爭,牽製了敵人,配合了主力紅軍在西北的行動,為取得勝利做出了很大貢獻。”樹軍、新民、解昌編:《萬裏長征親曆記》,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351頁。
2月下旬,在紅十五軍團主力離開商洛,回師西北根據地後,紅七十四師從商洛移師鎮安、柞水一帶,依托秦嶺山區,積極開展抗日救亡運動。到當年4月,紅七十四師到達長安縣境內的大峪口整訓時,全師發展到2100多人。抗日戰爭爆發後,紅七十四師由長安開拔到三原縣,被改編為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留守處,陳先瑞任留守處主任,部隊改編為炮兵營、輜重營,駐守潼關、三原、耀縣、同官(今銅川)、洛川一線,擔任八路軍由延安總部到山西前線的運輸任務。此後,到當年10月,這支部隊又改編為八路軍後方留守兵團警備第四團。
紅七十四師這支曾被國民黨軍隊稱之為“是一支奇怪的部隊”的革命武裝,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下,不僅沒有被消滅,反而越來越發展壯大,越戰越強,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