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決 策 篇(3)
(4)切實準備“討伐軍”進攻時的防禦戰，給“討伐軍”以嚴重的打擊，促其反省，這種防禦戰不是為了要以擴大內戰的方針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針，而依然是為了促成全國性抗日統一戰線的建立與全國性抗日戰爭的發動。《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20―122頁。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是發給南京方麵孔祥熙、孫科、馮玉祥、陳立夫等及南京政府諸先生，西安方麵張學良、楊虎城、王以哲、孫蔚如及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諸先生的公開通電，其全文如下：
自西安提出抗日綱領以後，全國震動，南京的“安內而後攘外”政策，不能再繼。平心而論，西安諸公愛國熱心，實居首列，其主張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諸公，步驟較緩，可是除親日分子外，亦非毫無愛國者，其發動內戰，當非心願。以目前大勢，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無非自速其亡！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本黨本政府謹向雙方提出如下建議：
(一)雙方軍隊暫以潼關為界，南京軍隊勿向潼關進攻，西安抗日軍亦暫止陝甘境內，聽候和平會議解決。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會議，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並通知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派代表參加。本黨本政府亦準備派代表參加。
(三)在和平會議前，由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先提抗日救亡草案，並討論蔣介石先生處置問題，但基本綱領應是團結全國，反對一切內戰，一致抗日。
(四)會議地址暫定在南京。
上述建議，實為解決目前緊急關頭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諸公，望立即決定國策，以免值此國家混亂中，日寇竟乘虛而入也！並望全國人民各黨各派，立即督促當局召集和平會議，討論一定國策，共赴國難！《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23―124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的當天，毛澤東起草並發出10餘份電報，其中發給周恩來的電報就達11份。這些電報通報了國內外形勢並提出軍事部署等，其要點是：時局正在發展，一方麵日本軍閥、中國漢奸、南京右派，極力製造內戰局麵；另一方麵西安抗日軍、紅軍、中國人民、中國反蔣實力派、南京左派、國際和平國家，正在結合，反對內戰，擁護抗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乃為團結一切國內、國際左翼及中間勢力，為反對內戰、擁護抗日而鬥爭。張、楊必要堅持，更有前途，一點不需氣餒。爭取十七路軍全部穩定於抗日反內戰立場，是當前重要一著。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6頁。
毛澤東在當天還致電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②。
潘漢年接到電報後，從上海乘火車抵達南京，在赴南京途中，考慮到當時南京政局的動蕩，為避免親日派的幹擾與阻攔，他沒有按常規在南京下關車站下車，而改由堯化門車站下車，然後乘車進城，住進宋子文家中。就在19日這一天，宋子文經西安事變當局允準，以私人資格前往西安。當天下午，宋子文乘飛機離開南京，於下午5時抵達洛陽。吳景平著：《宋子文政治生涯編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17頁。
潘漢年到達南京後，向宋美齡陳述了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以“避免亡國慘禍”的主張。
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產國際關於西安事變的來電。這一來電是共產國際在12月16日發出的。但因“電碼錯亂”，中共中央無法譯讀，要求共產國際重發，至此日始收到並譯出。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書記處，內稱：“來電於20日才收到，同意你們的意見，我們也已經基本的采取了這種方針。”《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01頁。
在收到共產國際來電的當天，毛澤東即致電周恩來，轉述共產國際的來電如下：“既然發動已成為事實，當然應當顧及實際的事實，中國共產黨在下列條件基礎上，堅決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這一衝突。甲、用吸收幾個反日本運動的代表即讚成中國統一和獨立的分子參加政府的方法來改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丙、停止消滅紅軍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丁、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但不要提聯合蘇聯的口號。”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6―627頁。
同一天，毛澤東還數次致電周恩來。毛澤東在一份電報中指出：“如宋子文態度同情陝變，兄可設法見他，一麵提出我黨調和陝變、中止內戰、共同抗日之主張。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場說話，痛陳時局危急，內戰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會議，解決國是。”③毛澤東在本日另外兩份給周恩來的電報中還分別提出：“紅軍主力第一步集結慶陽，如胡宗南南下決消滅之。王以哲軍應固守固原、西峰。”“東北軍應以洛川為後方，十七路軍以韓城為後方，兩軍輜重宜逐漸向兩地遷移，準備萬一放棄西安時不至於倉促誤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6―627頁。
在中共中央收到共產國際來電的當天，也就是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紅軍進入友軍地區的地方工作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秦邦憲、朱德、何克全、林伯渠、李克農、馮文彬、羅榮桓、彭加倫、譚政、毛齊華、羅華生、周興、郭洪濤等。何克全作報告和結論。張聞天在總結發言中指出：這是一個新的問題，今天也隻是討論一些原則，它將對我們過去的政治工作是一個辯證的揚棄。在這次進駐友軍地區的行動中間，要特別注意實現我們的抗日綱領。這次工作與上次去山西時完全不同，不是赤化；另一方麵，過去大革命時期的經驗，我們今天也不能完全重複，而是應該提到更高的階段。我們的政治機關應靈活地來運用這些原則，同時要使每個連隊都能了解。對舊政權我們開始應尊重，但是能改造的還是要改造，這應經過相當的階段來實現。對於蔣區的群眾團體則可以盡量擴大，逐漸地做到把領導權拿在我們手裏。對於商人應保護，舊紙票子收回，明令加以禁止，並做到統一紙幣。我們的募捐應由紅軍的師一級擔任，打土豪隻沒收漢奸叛國賊的，不應廣泛的來弄。對群眾生活應注意改善，取消苛捐雜稅應成為群眾的鬥爭，我們隻是應該很好地領導，而不是由我們包辦。關於民團，能夠改編的改編，能夠拆散的拆散，一定要把它弄到我們手裏。對於擴紅，應盡量地擴，我們這次出去應擴大幾倍。宣傳要突出抗日援綏，發動抗日鬥爭。爭取友軍的工作，應特別謹慎。我們自己的隊伍，則要加強紀律教育。最後，所到之處，要建立黨的秘密組織，發展黨員要經過慎重挑選，防止投機分子混入。要做到在任何不利條件下都能夠保存。這一點大革命時候的教訓應記取。《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99―400頁。
根據這次會議討論的結果，中共中央於當天發出《關於不同地區的地方工作指示》。
12月21日，毛澤東再次致電潘漢年，要他立即向陳立夫等提出中共中央關於“成立國內和平，一致對付日本與親日派”的五項條件。電文全文如下：
即向陳立夫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機是日本與南京及各地親日派成立聯盟，借擁蔣旗幟，造成內亂，奴化中國。南京及各地左派應速行動起來，挽救危局，共產黨願意讚助左派，堅決主張在下列條件基礎上成立國內和平，一致對付日本與親日派。
(甲)吸收幾個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親日派。
(乙)停止軍事行動，承認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權利，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成立合作關係。
(戊)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複蔣介石先生之自由，並讚助他團結全國一致對日。
結果如何，速以電報答複。《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471―472頁。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潘漢年隨後會見了陳立夫，向他轉達了中國共產黨的五項條件。
當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要他派人去國民黨軍隊第二十八師師長董釗、第四十六軍軍長樊崧甫、第三集團軍第十八縱隊第五十一師師長王耀武、第一軍軍長胡宗南等處，“告以何應欽、何承浚等親日派實欲置蔣介石於死地之陰謀，願與談判恢複蔣自由之條件，黃埔係不要受親日派、陰謀派所愚，並發傳單揭破日本與何應欽派聯合害蔣之陰謀。”《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7―628頁。
同一天，張聞天還起草了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周恩來的電報，電文如下：
(甲)目前局勢是日本與南京右派聯盟，企圖奪取蔣係中派，造成大內亂，另方麵是南京與各地左派企圖調和，而中派在動搖中。
(乙)我們與西安策略，應扶助左派，爭取中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
(丙)請與張、楊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驟：
(一)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在下列基礎上成立和平。
(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幾位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排除親日派，實行初步改組。
(第二)取消何應欽等之權力，停止討伐，討伐軍退出陝甘，承認西安之抗日軍。
(第三)保障民主權利。
(第四)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
(第五)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建立合作關係。
(第六)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恢複蔣介石之自由，並在上述條件下，讚助中國統一，一致對日。
(二)依上述條件與閻錫山、宋子文、於右任、黃埔左派、二陳(即陳立夫、陳果夫)派等談判。
(三)對閻錫山遷蔣至山西辦法應表示可以考慮。
(四)招致一切願意和平之人，來西安談判。
(五)招致英美顧問再來西安，經過他們使英美讚助和平。
(六)鞏固西安軍事陣地，使盡可能持久，以待政治談判之成功。
(七)對陝甘之黃埔軍官，如胡宗南、樊崧甫、董釗等進行接洽。
(八)兄應以共產黨代表資格，公開與蔣(介石)、陳(立夫)、宋(子文)、閻(錫山)、於(右任)等基於上述條件，與談判調停雙方。《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25―126頁。
中國共產黨麵對西安事變之後急速變化著的國際和國內政治局勢，迅速而正確地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和各項決策，從而保證了西安事變的最終和平解決，為全民族的團結抗戰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周恩來為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而奔波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從紅都保安抵達西安，立即引起了全國各界的高度關注。這是從十年內戰烽煙燃起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第一次以公開合法的身份出現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舞台上。周恩來的肩上，擔起了一副千斤重擔。
從12月18日起，周恩來即對隨行人員進行了明確分工，並且在和張學良協商後，為隨行人員確定了公開身份：羅瑞卿為周恩來的聯絡副官，公開身份為東北軍政治部民運科科長；杜理卿化名“杜智文”，負責中共代表團駐地保衛工作，公開身份為張學良警衛團秘書長兼軍警督察處三科上校科長；張子華為周恩來的秘書，其公開身份是抗日聯軍總部參謀。童小鵬、陳有才、邱南章、龍飛虎、楊家保等同誌也分別承擔了不同工作。
張學良對中共代表團駐地的安全也十分重視，除張公館原有的警衛力量外，專門指派特務團副團長兼第三營營長賈陶負責保衛中共代表團駐地安全。賈陶(1909―1976)，遼寧省開原縣人。原名賈國輔。1928年畢業於東北陸軍講武堂炮兵科。先後任連長、東北迫擊炮廠研究委員會委員，武漢行營中校參謀等職。193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軍事委員。同年6月，參加王曲軍官訓練團第一期幹部連學習。後參加張學良組織的東北革命軍人同誌會，任常務委員。12月初，被任命為特務團副團長兼第三營營長。
12月18日上午9時，周恩來致電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反應國內各派對事變的反應。電文如下：
情況，(一)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指何〔應欽〕、汪〔精衛〕)，孔祥熙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止內戰為條件來西安，汪〔精衛〕將回國。
(二)晉閻〔錫山〕向張〔學良〕提議，將蔣送山西，馮〔此處原注為馮欽哉，綜觀全部電文，似不妥，當指馮玉祥――引者注〕亦企圖利用此事變。
(三)魯韓〔複榘〕認〔為〕南京現在辦法不能解決西安問題。宋哲元、劉湘尚無表示。
(四)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張〔學良〕之出此乃逼不得已，餘〔漢謀〕、何〔鍵〕企圖騙錢，表示擁護中央。
(五)蔣〔介石〕態度開始表示強硬，現已轉取調和，企圖求得恢複自由，對張〔學良〕有以西北問題，對紅軍求降求和完全交張〔學良〕處理之表示。《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15頁。
中共中央在接到周恩來17日24時和18日9時兩份電報後，對國內各界在西安事變發生後的基本態度有了比較全麵的了解，遂於18日當天，第一次公開發表宣言，致電國民黨中央，呼籲和平解決西安問題。
18日上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派駐第十七路軍代表張文彬的陪同下，到九府街止園拜會楊虎城。周恩來在同楊虎城的會談中，說明了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楊虎城對此沒有表示異議，但懷疑蔣介石能否抗日，並怕蔣介石報複。周恩來指出，抗日已是大勢所趨，隻要西北三方聯合一致，進而團結全國人民，蔣介石想報複也不可能。《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2頁。
在和楊虎城會談之後，周恩來於當天中午立即致電毛澤東並中共中央，電文中說：“(一)宜(指張學良)極願聽我們意見，尤願知(共產)國際意見，彼衷心甚慮因此內戰綿延，有礙抗戰。我已明告(共產)國際及蘇聯意見雖尚不知，但如有日本及漢奸要挑起內戰，我們隻有在堅決防禦下堅持抗日動員，爭取同情，分化南京，孤立漢奸，縮小內線，並連接到抗戰上去。(二)楊(虎城)認(為)開火可團結內部，失利可放棄西安，以甘(肅)為後方，但對持久戰則無把握。楊(虎城)知其部下不固，又不敢急切改造，現須多下功夫。(三)(共產)國際有電來請即告我。”②《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17頁。
周恩來在電報中還特別說明：“群眾運動另電告。”②。
12月19日，周恩來在西京招待所二樓客廳接見了中共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宋黎、謝華、徐彬如等，闡明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並聽取匯報，了解西安地下黨組織情況。周恩來隨即電告中共中央，西安有一個中共特支和十多個救國團體。④《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2、343頁。
周恩來抵達西安後，還聽取了在東北軍從事統戰工作的朱理治和在第十七路軍中從事統戰工作的汪鋒的工作匯報，指示他們多做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工作，力爭和平解決的前途。④周恩來並指派汪鋒前往駐渭南的第十七路軍特務二團，協助擔任團長的共產黨員閻揆要指揮部隊，建立和鞏固黨組織。周恩來指示擔任西北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主任的共產黨員王炳南充分發動群眾，支持張學良、楊虎城的八項救國主張。並指出，隻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才能保證事變和平解決。《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3頁。
周恩來還分別和杜斌丞、楊明軒等知名人士進行接觸，希望他們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做出貢獻。楊明軒(1891―1967)，陝西戶縣人。曾就讀於陝西法政學堂、三秦公學。1913年留學日本，次年回國。1915年進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參加了五四運動。後回陝西從事教育事業。1923年赴上海大學任教 。次年7月，回陝西後任教於綏德省立第四師範學校，任教務主任。1925年與共產黨員魏野疇等組織國民黨同誌俱樂部，旋即組成國民黨臨時支部，任常務委員兼陝北23縣的黨務特派員，1926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並任國民黨西北政治分會委員和國民革命軍駐陝總司令部教育廳長。1927年被免職和開除國民黨黨籍。1928年被國民黨逮捕。1929年出獄後，先後任教於上海立達學園、西安女子師範學校、西安中山中學。1936年7月，楊明軒由上海回到西安，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國會交際部部長和農民訓練班主任。在周恩來的教導影響下，楊明軒於1937年1月出任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國大同盟主席。
周恩來還會見了黃埔軍校畢業生、原西北“剿總”政訓處處長曾擴清，宣傳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曾擴清後來回憶說：“周(恩來)先生在盧廣績陪同下，特來(陝西)省銀行開導我。談話之後，使我明白他不僅無絲毫報複之心，而且是專為保全蔣介石的性命，並爭取他(蔣介石)同全國人民一起，為抗日救亡而奮鬥。周(恩來)先生的講話給予我偉大的啟示，從而否定了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卑劣見解。因此，我願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盡我一點應盡之責。”②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21、121、122頁。
曾擴清在此之後，曾向全國民眾發表廣播講話，並致函黃埔軍校同學賀衷寒、胡宗南等，希望“文說”，不要“武爭”，並引用了“奔車之上無仲尼”的古話，勸他們借此以保蔣介石“平安回京”。曾擴清還上書蔣介石，由張學良轉交，希望蔣介石接受張學良、楊虎城的要求，以慰“群倫喁喁”之望。②曾擴清的表現，自然不能令蔣介石滿意。在曾擴清於西安事變解決後回到南京時，被蔣介石以“晏道剛不盡職責，曾擴清不明廉恥，著撤職查辦，交戴笠執行”的一道手諭，送進看守所內。直至南京淪陷前夕，始被“保釋而出”。③。
周恩來還會見了自己在南開中學時的同學，時任抗日聯軍西北軍事委員會第四處處長的盧廣績等二三十人。在這些頻繁的接觸和談話中，周恩來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周恩來以自己的一言一行，體現著中國共產黨人以天下為己任，不計前嫌的磊落品質，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奠定了紮實的基礎，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人心。
紅軍主力開向關中。
山城堡戰役勝利之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於11月26日發布命令：“任命彭德懷同誌為前敵總指揮，任弼時同誌為政委。除西路軍外，一、二、四方麵軍及其他兵團、人民武裝，統歸前總指揮。”章學新主編：《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05頁。
西安事變發生時，紅軍主力集中於洪德城和鹽池一帶，準備擇機再次對胡宗南部給以打擊。西安事變發生的當天，彭德懷和任弼時致電毛澤東，提請擢升關向應為紅二方麵軍政委，鄧小平為紅一方麵軍第一軍團政治部主任，唐天際為紅四方麵軍第三十一軍參謀長，“均清明令發表”。《任弼時年譜》，第309頁。
彭德懷回憶說：“12月12日深夜，我和任弼時住在一個一米高、二米寬的土洞(牧羊者住的)內，聊避風沙，點燈看地圖，外麵狂風，飛沙迷霧。譯電員送來電報，高叫：‘蔣介石被張學良捉起了！’”《彭德懷自述》，第218頁。
這封電報是中革軍委主席團於12月13日淩晨2時發出的，電文如下：
(一)西安抗日起義詳情如下：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是發給南京方麵孔祥熙、孫科、馮玉祥、陳立夫等及南京政府諸先生，西安方麵張學良、楊虎城、王以哲、孫蔚如及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諸先生的公開通電，其全文如下：
自西安提出抗日綱領以後，全國震動，南京的“安內而後攘外”政策，不能再繼。平心而論，西安諸公愛國熱心，實居首列，其主張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諸公，步驟較緩，可是除親日分子外，亦非毫無愛國者，其發動內戰，當非心願。以目前大勢，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無非自速其亡！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本黨本政府謹向雙方提出如下建議：
(一)雙方軍隊暫以潼關為界，南京軍隊勿向潼關進攻，西安抗日軍亦暫止陝甘境內，聽候和平會議解決。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會議，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並通知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派代表參加。本黨本政府亦準備派代表參加。
(三)在和平會議前，由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先提抗日救亡草案，並討論蔣介石先生處置問題，但基本綱領應是團結全國，反對一切內戰，一致抗日。
(四)會議地址暫定在南京。
上述建議，實為解決目前緊急關頭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諸公，望立即決定國策，以免值此國家混亂中，日寇竟乘虛而入也！並望全國人民各黨各派，立即督促當局召集和平會議，討論一定國策，共赴國難！《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23―124頁。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的當天，毛澤東起草並發出10餘份電報，其中發給周恩來的電報就達11份。這些電報通報了國內外形勢並提出軍事部署等，其要點是：時局正在發展，一方麵日本軍閥、中國漢奸、南京右派，極力製造內戰局麵；另一方麵西安抗日軍、紅軍、中國人民、中國反蔣實力派、南京左派、國際和平國家，正在結合，反對內戰，擁護抗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乃為團結一切國內、國際左翼及中間勢力，為反對內戰、擁護抗日而鬥爭。張、楊必要堅持，更有前途，一點不需氣餒。爭取十七路軍全部穩定於抗日反內戰立場，是當前重要一著。②《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6頁。
毛澤東在當天還致電潘漢年：“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②。
潘漢年接到電報後，從上海乘火車抵達南京，在赴南京途中，考慮到當時南京政局的動蕩，為避免親日派的幹擾與阻攔，他沒有按常規在南京下關車站下車，而改由堯化門車站下車，然後乘車進城，住進宋子文家中。就在19日這一天，宋子文經西安事變當局允準，以私人資格前往西安。當天下午，宋子文乘飛機離開南京，於下午5時抵達洛陽。吳景平著：《宋子文政治生涯編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第1版，第317頁。
潘漢年到達南京後，向宋美齡陳述了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以“避免亡國慘禍”的主張。
12月20日，中共中央收到了共產國際關於西安事變的來電。這一來電是共產國際在12月16日發出的。但因“電碼錯亂”，中共中央無法譯讀，要求共產國際重發，至此日始收到並譯出。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書記處，內稱：“來電於20日才收到，同意你們的意見，我們也已經基本的采取了這種方針。”《張聞天年譜》上卷，第401頁。
在收到共產國際來電的當天，毛澤東即致電周恩來，轉述共產國際的來電如下：“既然發動已成為事實，當然應當顧及實際的事實，中國共產黨在下列條件基礎上，堅決主張用和平方法解決這一衝突。甲、用吸收幾個反日本運動的代表即讚成中國統一和獨立的分子參加政府的方法來改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丙、停止消滅紅軍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丁、與同情中國人民反抗日本進攻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但不要提聯合蘇聯的口號。”③《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6―627頁。
同一天，毛澤東還數次致電周恩來。毛澤東在一份電報中指出：“如宋子文態度同情陝變，兄可設法見他，一麵提出我黨調和陝變、中止內戰、共同抗日之主張。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場說話，痛陳時局危急，內戰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會議，解決國是。”③毛澤東在本日另外兩份給周恩來的電報中還分別提出：“紅軍主力第一步集結慶陽，如胡宗南南下決消滅之。王以哲軍應固守固原、西峰。”“東北軍應以洛川為後方，十七路軍以韓城為後方，兩軍輜重宜逐漸向兩地遷移，準備萬一放棄西安時不至於倉促誤事。”《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6―627頁。
在中共中央收到共產國際來電的當天，也就是12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紅軍進入友軍地區的地方工作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秦邦憲、朱德、何克全、林伯渠、李克農、馮文彬、羅榮桓、彭加倫、譚政、毛齊華、羅華生、周興、郭洪濤等。何克全作報告和結論。張聞天在總結發言中指出：這是一個新的問題，今天也隻是討論一些原則，它將對我們過去的政治工作是一個辯證的揚棄。在這次進駐友軍地區的行動中間，要特別注意實現我們的抗日綱領。這次工作與上次去山西時完全不同，不是赤化；另一方麵，過去大革命時期的經驗，我們今天也不能完全重複，而是應該提到更高的階段。我們的政治機關應靈活地來運用這些原則，同時要使每個連隊都能了解。對舊政權我們開始應尊重，但是能改造的還是要改造，這應經過相當的階段來實現。對於蔣區的群眾團體則可以盡量擴大，逐漸地做到把領導權拿在我們手裏。對於商人應保護，舊紙票子收回，明令加以禁止，並做到統一紙幣。我們的募捐應由紅軍的師一級擔任，打土豪隻沒收漢奸叛國賊的，不應廣泛的來弄。對群眾生活應注意改善，取消苛捐雜稅應成為群眾的鬥爭，我們隻是應該很好地領導，而不是由我們包辦。關於民團，能夠改編的改編，能夠拆散的拆散，一定要把它弄到我們手裏。對於擴紅，應盡量地擴，我們這次出去應擴大幾倍。宣傳要突出抗日援綏，發動抗日鬥爭。爭取友軍的工作，應特別謹慎。我們自己的隊伍，則要加強紀律教育。最後，所到之處，要建立黨的秘密組織，發展黨員要經過慎重挑選，防止投機分子混入。要做到在任何不利條件下都能夠保存。這一點大革命時候的教訓應記取。《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99―400頁。
根據這次會議討論的結果，中共中央於當天發出《關於不同地區的地方工作指示》。
12月21日，毛澤東再次致電潘漢年，要他立即向陳立夫等提出中共中央關於“成立國內和平，一致對付日本與親日派”的五項條件。電文全文如下：
即向陳立夫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機是日本與南京及各地親日派成立聯盟，借擁蔣旗幟，造成內亂，奴化中國。南京及各地左派應速行動起來，挽救危局，共產黨願意讚助左派，堅決主張在下列條件基礎上成立國內和平，一致對付日本與親日派。
(甲)吸收幾個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親日派。
(乙)停止軍事行動，承認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權利，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成立合作關係。
(戊)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複蔣介石先生之自由，並讚助他團結全國一致對日。
結果如何，速以電報答複。《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471―472頁。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潘漢年隨後會見了陳立夫，向他轉達了中國共產黨的五項條件。
當天，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要他派人去國民黨軍隊第二十八師師長董釗、第四十六軍軍長樊崧甫、第三集團軍第十八縱隊第五十一師師長王耀武、第一軍軍長胡宗南等處，“告以何應欽、何承浚等親日派實欲置蔣介石於死地之陰謀，願與談判恢複蔣自由之條件，黃埔係不要受親日派、陰謀派所愚，並發傳單揭破日本與何應欽派聯合害蔣之陰謀。”《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7―628頁。
同一天，張聞天還起草了中共中央書記處致周恩來的電報，電文如下：
(甲)目前局勢是日本與南京右派聯盟，企圖奪取蔣係中派，造成大內亂，另方麵是南京與各地左派企圖調和，而中派在動搖中。
(乙)我們與西安策略，應扶助左派，爭取中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
(丙)請與張、楊商量立即采取如下步驟：
(一)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開誠談判，在下列基礎上成立和平。
(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幾位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排除親日派，實行初步改組。
(第二)取消何應欽等之權力，停止討伐，討伐軍退出陝甘，承認西安之抗日軍。
(第三)保障民主權利。
(第四)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
(第五)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建立合作關係。
(第六)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恢複蔣介石之自由，並在上述條件下，讚助中國統一，一致對日。
(二)依上述條件與閻錫山、宋子文、於右任、黃埔左派、二陳(即陳立夫、陳果夫)派等談判。
(三)對閻錫山遷蔣至山西辦法應表示可以考慮。
(四)招致一切願意和平之人，來西安談判。
(五)招致英美顧問再來西安，經過他們使英美讚助和平。
(六)鞏固西安軍事陣地，使盡可能持久，以待政治談判之成功。
(七)對陝甘之黃埔軍官，如胡宗南、樊崧甫、董釗等進行接洽。
(八)兄應以共產黨代表資格，公開與蔣(介石)、陳(立夫)、宋(子文)、閻(錫山)、於(右任)等基於上述條件，與談判調停雙方。《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25―126頁。
中國共產黨麵對西安事變之後急速變化著的國際和國內政治局勢，迅速而正確地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和各項決策，從而保證了西安事變的最終和平解決，為全民族的團結抗戰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周恩來為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而奔波中共中央代表周恩來從紅都保安抵達西安，立即引起了全國各界的高度關注。這是從十年內戰烽煙燃起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第一次以公開合法的身份出現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政治舞台上。周恩來的肩上，擔起了一副千斤重擔。
從12月18日起，周恩來即對隨行人員進行了明確分工，並且在和張學良協商後，為隨行人員確定了公開身份：羅瑞卿為周恩來的聯絡副官，公開身份為東北軍政治部民運科科長；杜理卿化名“杜智文”，負責中共代表團駐地保衛工作，公開身份為張學良警衛團秘書長兼軍警督察處三科上校科長；張子華為周恩來的秘書，其公開身份是抗日聯軍總部參謀。童小鵬、陳有才、邱南章、龍飛虎、楊家保等同誌也分別承擔了不同工作。
張學良對中共代表團駐地的安全也十分重視，除張公館原有的警衛力量外，專門指派特務團副團長兼第三營營長賈陶負責保衛中共代表團駐地安全。賈陶(1909―1976)，遼寧省開原縣人。原名賈國輔。1928年畢業於東北陸軍講武堂炮兵科。先後任連長、東北迫擊炮廠研究委員會委員，武漢行營中校參謀等職。1936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任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軍事委員。同年6月，參加王曲軍官訓練團第一期幹部連學習。後參加張學良組織的東北革命軍人同誌會，任常務委員。12月初，被任命為特務團副團長兼第三營營長。
12月18日上午9時，周恩來致電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反應國內各派對事變的反應。電文如下：
情況，(一)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指何〔應欽〕、汪〔精衛〕)，孔祥熙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止內戰為條件來西安，汪〔精衛〕將回國。
(二)晉閻〔錫山〕向張〔學良〕提議，將蔣送山西，馮〔此處原注為馮欽哉，綜觀全部電文，似不妥，當指馮玉祥――引者注〕亦企圖利用此事變。
(三)魯韓〔複榘〕認〔為〕南京現在辦法不能解決西安問題。宋哲元、劉湘尚無表示。
(四)李〔宗仁〕、白〔崇禧〕表示張〔學良〕之出此乃逼不得已，餘〔漢謀〕、何〔鍵〕企圖騙錢，表示擁護中央。
(五)蔣〔介石〕態度開始表示強硬，現已轉取調和，企圖求得恢複自由，對張〔學良〕有以西北問題，對紅軍求降求和完全交張〔學良〕處理之表示。《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15頁。
中共中央在接到周恩來17日24時和18日9時兩份電報後，對國內各界在西安事變發生後的基本態度有了比較全麵的了解，遂於18日當天，第一次公開發表宣言，致電國民黨中央，呼籲和平解決西安問題。
18日上午，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派駐第十七路軍代表張文彬的陪同下，到九府街止園拜會楊虎城。周恩來在同楊虎城的會談中，說明了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楊虎城對此沒有表示異議，但懷疑蔣介石能否抗日，並怕蔣介石報複。周恩來指出，抗日已是大勢所趨，隻要西北三方聯合一致，進而團結全國人民，蔣介石想報複也不可能。《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2頁。
在和楊虎城會談之後，周恩來於當天中午立即致電毛澤東並中共中央，電文中說：“(一)宜(指張學良)極願聽我們意見，尤願知(共產)國際意見，彼衷心甚慮因此內戰綿延，有礙抗戰。我已明告(共產)國際及蘇聯意見雖尚不知，但如有日本及漢奸要挑起內戰，我們隻有在堅決防禦下堅持抗日動員，爭取同情，分化南京，孤立漢奸，縮小內線，並連接到抗戰上去。(二)楊(虎城)認(為)開火可團結內部，失利可放棄西安，以甘(肅)為後方，但對持久戰則無把握。楊(虎城)知其部下不固，又不敢急切改造，現須多下功夫。(三)(共產)國際有電來請即告我。”②《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17頁。
周恩來在電報中還特別說明：“群眾運動另電告。”②。
12月19日，周恩來在西京招待所二樓客廳接見了中共地下黨組織負責人宋黎、謝華、徐彬如等，闡明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並聽取匯報，了解西安地下黨組織情況。周恩來隨即電告中共中央，西安有一個中共特支和十多個救國團體。④《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2、343頁。
周恩來抵達西安後，還聽取了在東北軍從事統戰工作的朱理治和在第十七路軍中從事統戰工作的汪鋒的工作匯報，指示他們多做東北軍第十七路軍工作，力爭和平解決的前途。④周恩來並指派汪鋒前往駐渭南的第十七路軍特務二團，協助擔任團長的共產黨員閻揆要指揮部隊，建立和鞏固黨組織。周恩來指示擔任西北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主任的共產黨員王炳南充分發動群眾，支持張學良、楊虎城的八項救國主張。並指出，隻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才能保證事變和平解決。《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3頁。
周恩來還分別和杜斌丞、楊明軒等知名人士進行接觸，希望他們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做出貢獻。楊明軒(1891―1967)，陝西戶縣人。曾就讀於陝西法政學堂、三秦公學。1913年留學日本，次年回國。1915年進入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參加了五四運動。後回陝西從事教育事業。1923年赴上海大學任教 。次年7月，回陝西後任教於綏德省立第四師範學校，任教務主任。1925年與共產黨員魏野疇等組織國民黨同誌俱樂部，旋即組成國民黨臨時支部，任常務委員兼陝北23縣的黨務特派員，1926年冬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並任國民黨西北政治分會委員和國民革命軍駐陝總司令部教育廳長。1927年被免職和開除國民黨黨籍。1928年被國民黨逮捕。1929年出獄後，先後任教於上海立達學園、西安女子師範學校、西安中山中學。1936年7月，楊明軒由上海回到西安，任西北各界抗日救國會交際部部長和農民訓練班主任。在周恩來的教導影響下，楊明軒於1937年1月出任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國大同盟主席。
周恩來還會見了黃埔軍校畢業生、原西北“剿總”政訓處處長曾擴清，宣傳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曾擴清後來回憶說：“周(恩來)先生在盧廣績陪同下，特來(陝西)省銀行開導我。談話之後，使我明白他不僅無絲毫報複之心，而且是專為保全蔣介石的性命，並爭取他(蔣介石)同全國人民一起，為抗日救亡而奮鬥。周(恩來)先生的講話給予我偉大的啟示，從而否定了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卑劣見解。因此，我願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盡我一點應盡之責。”②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21、121、122頁。
曾擴清在此之後，曾向全國民眾發表廣播講話，並致函黃埔軍校同學賀衷寒、胡宗南等，希望“文說”，不要“武爭”，並引用了“奔車之上無仲尼”的古話，勸他們借此以保蔣介石“平安回京”。曾擴清還上書蔣介石，由張學良轉交，希望蔣介石接受張學良、楊虎城的要求，以慰“群倫喁喁”之望。②曾擴清的表現，自然不能令蔣介石滿意。在曾擴清於西安事變解決後回到南京時，被蔣介石以“晏道剛不盡職責，曾擴清不明廉恥，著撤職查辦，交戴笠執行”的一道手諭，送進看守所內。直至南京淪陷前夕，始被“保釋而出”。③。
周恩來還會見了自己在南開中學時的同學，時任抗日聯軍西北軍事委員會第四處處長的盧廣績等二三十人。在這些頻繁的接觸和談話中，周恩來大力宣傳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周恩來以自己的一言一行，體現著中國共產黨人以天下為己任，不計前嫌的磊落品質，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奠定了紮實的基礎，為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人心。
紅軍主力開向關中。
山城堡戰役勝利之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於11月26日發布命令：“任命彭德懷同誌為前敵總指揮，任弼時同誌為政委。除西路軍外，一、二、四方麵軍及其他兵團、人民武裝，統歸前總指揮。”章學新主編：《任弼時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05頁。
西安事變發生時，紅軍主力集中於洪德城和鹽池一帶，準備擇機再次對胡宗南部給以打擊。西安事變發生的當天，彭德懷和任弼時致電毛澤東，提請擢升關向應為紅二方麵軍政委，鄧小平為紅一方麵軍第一軍團政治部主任，唐天際為紅四方麵軍第三十一軍參謀長，“均清明令發表”。《任弼時年譜》，第309頁。
彭德懷回憶說：“12月12日深夜，我和任弼時住在一個一米高、二米寬的土洞(牧羊者住的)內，聊避風沙，點燈看地圖，外麵狂風，飛沙迷霧。譯電員送來電報，高叫：‘蔣介石被張學良捉起了！’”《彭德懷自述》，第218頁。
這封電報是中革軍委主席團於12月13日淩晨2時發出的，電文如下：
(一)西安抗日起義詳情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