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決 策 篇(2)
西安事變，驚傳蔣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實蔣氏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之結果。張楊均貴黨中央委員，且屬“剿共”軍領袖，然亦堅請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觀其宣布之八項主張，實為全國人民之所言，厲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變，不過繼福建事變、兩廣事變之後，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貴黨中抗日救國之賢豪，不滿蔣氏降日叛國之所為而蹶然揭出正義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見同類之事變，將遍發於國中，禍患之紛乘，欲收拾而無術。夫中國國民黨中愛國英賢豈得謂少，然受製於蔣氏，複受製於媚外殘民之親日派，正氣不伸，黨義為毀，國則日蹙百裏，傷破碎之河山，民則及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竊以西安事變之發，南京當局亟宜引為反省之資，而絕不可負氣橫決，反而發動空前之內戰，如近日電訊之所傳者。語雲，鷸蚌相持而漁人伺於其側，漁人今已高舉其網矣。彼日本者，自聞南京決定討伐張楊，興高采烈，堅甲利兵，引滿待發。誠使南京諸公萃沿海長江守備之軍，大興討伐於西北一角，姑無論西北苦寒之區，張楊勇義之眾，晉綏烽火之側，而全國鼎沸之時，勝負之數，誠未可知，借令戰勝攻取，快意肆誌，而日本乘機入寇，因虛而襲滬寧，取青濟，華北獨立，西北亦危，全國喪亡，真將萬劫不複。螳螂黃雀之喻，親痛仇快之譏，千秋萬世，永難湔滌。鄙人等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國之不存，民於何有，民之泯滅，黨將焉傅。是以鄙人等年餘以來，不憚反複陳詞，謀國共之合作，化敵為友，共赴國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別於蔣氏，複欲自別於親日派，謂宜立下決心，接受張楊二氏主張，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聯合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組織統一戰線政府，放棄蔣氏愛擺之集權、統一、綱紀等等索然無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實實與民更始，開放言論自由，啟封愛國刊物，釋放愛國人犯，舉內戰之全軍，立即開赴晉綏，抗禦日寇，化黑暗為光明，變不祥為大慶。若是，則鄙人等雖不敏，願率人民紅軍二十萬眾，與貴黨軍隊聯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戰場，為自由解放之祖國而血戰。否則國亡種滅，不但全國人民及貴黨中愛國誌士不能坐視，鄙人等亦決不能袖手旁觀也。臨電屏營，佇候明教。《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第468―469頁。
這封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電報發出後，南京方麵沒有作出任何回應。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把蔣介石與南京政府區別對待”的方針，遇到了很大的障礙。毛澤東和張聞天等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在山城保安審時度勢，思考著如何將西安事變妥善處理的最佳方針。
周恩來奔赴西安。
12月15日清晨，周恩來離開保安，向延安方向前進。周恩來的隨行人員有紅軍大學教育長羅瑞卿、紅軍大學一科黨支部書記杜理卿(後改名許建國)，中共中央聯絡局副局長張子華、西北辦事處外交部對外聯絡局局長吳德峰、中革軍委通信局副局長曾三和童小鵬、龍飛虎、陳有才、楊家保、邱南章及警衛戰士等17人。童小鵬後來回憶說，周恩來等“每人騎一匹馬，就像一支騎兵支隊那樣，在寒風中離開保安城，向膚施(即延安)方向前進。保安到膚施170多華裏，因為溝深路窄，天寒地凍，馬蹄打滑，不能走快，當天隻走了80華裏，在安塞西邊一個小村子的窯洞裏宿營。”《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第19―20頁。
第二天傍晚，周恩來一行來到延安城北的楊家灣村。這是一個依山傍水的村莊，位於延河東岸，南距延安城不到5公裏。在這裏，周恩來見到了陝北省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部長鍾赤兵和副部長王世泰。鍾赤兵和王世泰匯報說，當天中午曾有一架飛機在延安上空盤旋了一周，又飛走了。周恩來焦急地說：“糟糕，我們來遲一步，這正是來接我們去西安的飛機，因為沒有發現約定的標誌――白色十字，沒有降落。飛機會不會再來就很難說了。”王世泰著：《王世泰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223―224頁。
為了迅速趕到西安，周恩來決定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麵讓占領延安飛機場的部隊在17日上午用白布擺好十字形標誌，加強機場的警戒，另一方麵準備騎馬趕到西安。鍾赤兵和王世泰隨即命令工作人員動手給沿途的共產黨組織和遊擊隊起草介紹信，以便在他們的幫助下，盡快趕到西安。周恩來慮事周密，他說：“現在情況緊急，絕不能延誤時間，有些小遊擊隊可能不知道我們。再說，人家要是不相信我是周恩來怎麽辦？”周恩來對土生土長的王世泰說：“你在這裏打了多年仗，基層的幹部和遊擊隊的人都知道你。我看信就用你的名義寫吧！”②《王世泰回憶錄》，第224頁。
於是，給沿途各點負責人及地方政府的介紹信上都署上了“陝北省軍事部副部長王世泰”的名字。②。
當天晚上，周恩來一行宿營於楊家灣村。
12月17日早飯後，周恩來等離開楊家灣，經延安城北的大砭溝(今名文化溝)翻山來到延安城西南的杜甫川，這時已是中午時分了。童小鵬回憶說：“我們準備繼續沿公路向甘泉走。這時忽然聽到了飛機的聲音。周恩來說，這一定是張學良的飛機又來接我們了。不久，飛機就降落了。周恩來同張子華商量，要他以‘南京派來的談判代表’身份，同邱南章一起拿著周恩來寫的字條進城去找縣長，說明飛機是西安張學良副司令派來接中共代表團的，要求讓我們經過南門外繞到東門過延河到飛機場去。經過交涉，縣長高仲謙(此處誤記，當時膚施縣縣長為高錦尚――引者注)表示同意。不久我們就順利涉過延河趕到了東郊機場。”《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第20頁。
張學良派劉鼎乘坐自己的專機前來延安機場接周恩來一行。由於飛機搭乘人數所限，周恩來和羅瑞卿、杜理卿、張子華、童小鵬、陳有才、邱南章、龍飛虎、楊家保一行共九人乘飛機前往西安。飛機起飛時，已是下午4時左右，天正下著雪。
在飛行途中，周恩來聽取了劉鼎關於西安事變的經過以及事變以後情況的匯報。周恩來對劉鼎說：這次是軍事的突然行動，沒有打垮蔣介石的武裝力量。蔣(介石)被捉既不同於俄國十月革命以後被擒的尼古拉，也不同於滑鐵盧戰役以後被擒的拿破侖。可能會出現更大的困難。共產黨要多做工作，不要使事變釀成更大的內戰，而要推動抗日，推進革命形勢的發展。《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1頁。
周恩來一行抵達西安時，已是黃昏時分，前往七賢莊一號稍事休息後，即前往張學良公館。在進入張學良公館前，周恩來在位於張學良公館不遠處的塗作潮家裏，剃掉了胡須。
張學良對周恩來的到來，自然是如大旱之望雲霓。他在20年後所寫的《雜憶隨感漫錄》中說：“事發之後，我深悔孟浪，彷徨無策，遂邀周恩來來西安相商。”《張學良遺稿》，第112頁。
在讓周恩來一行下榻於張學良公館東樓並用餐之後，張學良與周恩來進行了單獨會談。會談一直進行到午夜時分。會談結束後，周恩來立即起草了致毛澤東並中共中央的電報，於當晚24時發出，電報全文如下：
毛並中央。
(甲)我率羅(瑞卿)、杜(理卿)等九人乘機抵達西安，即與張(學良)麵談，並住張公館。
(乙)張同意在內戰階段不可避免圍攻西安前行最後手段。
(丙)劉峙已以五個師入潼關，圍華縣，逼渭南，如急進，應戰無把握。張擬以楊(虎城)部控西安，東北主力集渭水北備戰，決戰必須紅軍參加。
(丁)劉多荃、董英斌及何柱國兩師需一周內方能集中，沈克已開動，王以哲隻三個師，留固原、平涼，擬壓迫沈久成師離會靜。十三師離鹹陽經華陽趨漢中。十七路(軍)向西安潼關線集中。張意我以主力打胡(宗南)一部，接(膚施)、甘(泉)，準備胡(宗南)北退後，我以主力軍出渭水北下遊，側擊蔣敵。
(戊)我與張商定紅軍主力軍仍先開慶(陽)、環(縣)，便機動，胡(宗南)退可繼進，請至少以一軍去膚(施)、甘(泉)、便南下策應。
(己)蔣鼎文今早放出，持蔣信令停止內戰，宋子文、於右任明日來，我們商定條件：
(一)立停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
(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敵。
(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
(四)成立抗日聯軍。
(五)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眾，開救國會議，先在西安開籌備會。
(庚)為緩和蔣係進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內部，推廣全國運動，在策略上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
(辛)東北軍抗日情緒高，西北軍楊虎城亦有七八分把握。我明日見楊(虎城)。馮(欽哉)動搖。張同意以西北三角團結成推動全國中堅。西北臨時軍委紅軍加入。餘續告。
恩來。
十七日《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13―114頁。
天空的雪花仍在紛紛揚揚地灑落著。夜幕下的古都西安已經進入了夢鄉。麵臨著錯綜複雜、瞬息萬變的政治局勢，周恩來仍然在思考著明天的日程。中共中央決定：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在周恩來尚在由安塞縣趕往延安的旅途上艱辛跋涉之時，毛澤東於12月16日致電張學良、楊虎城，指出：“為了堅持決戰勝利，千祈注意發動民眾，主要將沿隴海路、西蘭公路、西梁公路各縣之民眾發動起來，擁護抗日聯軍，擁護西安起義，反對中央軍進攻，保衛抗日首都，保衛抗日根據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3頁。
當天在保安出版的《紅色中華》報以《西安抗日起義，正式組織抗日聯軍，各地紛紛響應》為題，報道了西安事變後的局勢發展情況。該報二版則以《蔣介石？罪大惡極――十年反革命，五年叛國，我們要求把蔣介石交給人民公審！我們要求把蔣介石交給人民裁判！》為題，刊載了揭露蔣介石罪行的文章。這一情況說明，截至該報付印時，中共中央還沒有放棄將蔣介石予以公審、交給人民裁判的設想。
也就在這一天，毛澤東在致閻錫山的電報中，第一次提出了“時局應和平解決”的主張。閻錫山(1883―1960)，字百(伯)川，號龍池。山西五台縣河邊村(今屬定襄縣)人。1902年考入山西省武備學堂。1904年7月，被保送到日本留學，初入振武軍事學校，結業後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學習。在此期間，於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9年畢業後回到山西，先後任山西陸軍小學堂教官、監督。同年10月，獲賞陸軍步科舉人，並授協軍校。次年春任山西新軍第四十三混成協八十六標教練官和標統。武昌起義爆發後，閻錫山參加了在山西的起義，並被公推為大都督。此後，他依附袁世凱，被委任為山西都督。袁世凱死後，即投靠北洋軍閥段祺瑞門下。1927年6月5日，閻錫山電告南京政府，表示“服從節製”，並自任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同年7月，閻錫山被南京政府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委員。1928年後，曆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京津衛戍總司令、太原政治分會主席、北平分會代理主任及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職。1930年5月，閻錫山和馮玉祥聯合發動中原大戰，反對蔣介石，並自任陸海空軍總司令。失敗後，他通電下野，潛居大連。九一八事變後，閻錫山被恢複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一職。1932年2月，出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1935年4月被授予陸軍一級上將。紅軍東征山西後，閻錫山一麵令部隊拚命阻擊，一麵急電蔣介石派兵增援，從此結束了中央軍難以進入山西境內的“自立”局麵。從1936年7月起，由於日本侵略軍侵占察哈爾省北部六縣後，準備進攻綏遠，閻錫山不得不提出“守土抗戰”口號。9月，閻錫山發起成立“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自任會長。隨後又邀請著名共產黨人薄一波主持“犧盟會”工作。從當年5月起，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曾數次致信閻錫山，並派彭雪楓前往聯絡，促使閻錫山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
毛澤東在12月16日致閻錫山的電報中指出：“時局應和平解決，萬不宜再起內戰，自速覆亡。”“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寧、陝之間，先停軍事行動，再議時局善後。”“當前急務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於援綏，謂宜舉寧方西進之軍改道北進，張、楊二公所部尤誌切同仇。紅軍則久矣，願附驥尾與國仇相見，於綏、察之間共組抗日聯軍，推先生為統帥，各軍指揮調遣惟先生之命是從。給養方麵以紅軍言，所需甚少，但能發夥食費，即可不事征發，一切地方行政社會秩序不加絲毫幹涉。”《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3―624頁。
12月18日淩晨，中共中央收到周恩來發來的關於他同張學良會談情況匯報的電報。隨後，中共中央又收到了周恩來於當天上午9時發來的關於國內各派對西安事變反應的來電。這兩份電報為中共中央製定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提供了關鍵性的決策依據。當天，中共中央第一次就西安事變公開發表宣言，致電國民黨中央，呼籲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共中央致南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電報全文如下：
蔣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為蔣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張，不肯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所致。本黨致貴黨建議書及許多通電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貴黨及蔣氏提議，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奈蔣氏對於日寇的步步進攻，依然是一再退讓，對於綏東閻錫山、傅作義兩將軍的英勇抗戰，仍然坐視不救，對於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摧殘不遺餘力，調集大軍進攻蘇維埃與紅軍，最後並欲壓迫提議抗日的東北軍與十七路軍，以繼續擴大內戰。此種舉動誠為錯誤已極。在此情形之下，貴黨果欲援救蔣氏，則非調集大軍討伐張、楊不能奏效，實屬顯然。在日寇加緊侵略晉綏危急關頭，此種擴大內戰行動決不能為愛國人民與愛國軍人所見諒，即貴黨明達之士，想亦不願以蔣氏一人而致中華民族以萬劫不複的病患。試看日寇自蔣氏被幽以來，盡其造謠挑撥之能事，以鼓動內戰，甚陰毒計，昭然若揭。想貴黨決不致如此輕舉妄動，中日寇之奸謀。退一步，即對於援救蔣氏個人，亦非武力所能解決。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餘地。故本黨認為，為國家民族計，為蔣氏個人計，貴黨必須毅然決然立刻實行下列處置：
(一)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
(二)將討伐張、楊與進攻紅軍的中央軍，全部增援晉綏前線，承認紅軍、東北軍及十七路軍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戰；
(四)開放人民抗日救國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釋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愛國領袖；
(五)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黨相信，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亦不成問題，否則糜爛橫政，民族生存與貴黨生命均將為貴黨錯誤的政策而斷送幹淨也。時機緊迫，敢貢芻蕘，尚希明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18―119頁。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繼續討論西安事變的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秦邦憲、朱德、張國燾、何克全、林伯渠、林彪、羅榮桓、周興、馮文彬、郭洪濤、吳亮平、伍修權和李德。
毛澤東在會上首先發言指出：西安事變後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蔣問題上，把張、楊一切抗日的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這是事變發生後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麵。這次事變促使抗日與親日的分化，使抗日戰線更為擴大，這是事件發生後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麵。現在光明麵被黑暗麵掩蓋住。我們應堅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場上，對於光明麵予以發揚，對於黑暗麵給以打擊。西安事變有兩個前途，勝利或失敗。我們應爭取和幫助西安方麵，把陣線整理好，打擊討伐派，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奪取勝利。我們應與東北軍、西北軍接近，對他們的態度，不僅不與南京混同，而且與閻錫山也不同，我們對張、楊是同情的。應當根據這樣的立場發表通電。《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5頁。
張聞天在發言中說：“我們上次開會至現在已有六天。在六天中，這事件的現象與本質都［顯得］更充分，所以，我們今天的方針，比前次是更進步的。”接著發言在分析事變發展前途的基礎上闡述了黨的方針問題，他說：“這次事變的前途：一是全國抗日的發動，一是內戰的擴大。”“我們的方針應確定(為)爭取成為全國性的抗日，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發言強調：“不站在反蔣的立場，不站(在)恢複反蔣的立場，因為這一立場可以使蔣的部下對立，是不好的。”發言批評了“審蔣”的口號，說：“我們應把抗日為中心，對於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對於蔣介石的處置，發言明確指出黨的方針是“進行和平調解”，同時軍事上“以防禦戰來反對內戰”。“對東北軍應盡量與之配合”。而“困難的前途亦應準備”。《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98頁。
毛澤東在作會議的結論時指出：西安事變是站在紅軍的側麵，受紅軍的影響很大。它要取得鬥爭的勝利，無疑的是要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與廣大群眾的幫助。現在的營壘是兩方麵，一方是日本帝國主義與親日派，另一方是共產黨與抗日派。中間還有動搖與中立的一派，我們應爭取這些中間派。要爭取南京，更要爭取西安，隻有內戰結束才能抗日。有六種力量可能使內戰結束：一是紅軍，二是東北軍，三是西安的友軍，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內部分化，六是國際援助。應把六種反內戰的力量團結起來，使內戰結束，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5―626頁。
這次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兩份文件。
《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是一份黨內文件。指示分析了西安事變產生的形勢，西安事變的意義及西安事變發展的兩種前途。指示全文如下：
(一)西安事變產生前的形勢。
(1)在綏東局部抗戰開始後，在全國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綏遠)抗日運動突飛猛進，不但使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與絕大部分的中等資產階級參加，即大資產階級內部也發生著決定的分化。
(2)南京政府正麵對著這一迅速發展著的抗日運動，也被迫跟著很遲慢的與不堅定的改變著它過去對日退讓的政策。在這轉變過程中，它還是對日力求妥協，對綏遠局部抗戰表示不積極，對全國抗日運動采取壓抑政策，對紅軍不肯停止進攻。
(3)東北軍及十七路軍將士，在全國與西北人民及共產黨蘇維埃紅軍的影響與推動之下，抗日情緒特別高漲，因此要求迅速停止進攻紅軍，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但他們的這種要求，為蔣介石所嚴拒。
(二)西安事變的意義。
(1)這一發動，是中國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國民黨中的實力派之一部，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因此，這次發動是為了要抗日救國而產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統一戰線去推動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始。
(2)但是，因為這一發動采取了多少軍事陰謀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負責人蔣介石及其主要將領，以致把南京置於西安的敵對地位，而造成了對於中國民族極端危險的新的大規模內戰的可能。因此，這一發動又妨害了全國反日力量的團結。
(三)西安事變發展的兩個前途及其擁護者。
(1)或者由於這一發動，使內戰爆發，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觀上與客觀上走向親日，削弱全國抗日力量，推遲全國抗戰的發動，以致造成日寇侵略的順利條件。這一前途是日德國際侵略陣線，特別是日本及中國親日派所歡迎的。
(2)或者由於這一發動，結束了“剿共”的內戰，使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實現，使全國的抗日救亡的統一戰線反而更迅速的實際建立起來。這一前途，是國際和平陣線，全國人民，全國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所竭誠擁護並要使之實現的。
(四)實現第二個前途的基本方針。
(1)堅持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的立場，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
(2)用一切辦法聯合南京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達到推動南京走向進一步抗日的立場，揭破日寇及親日派利用擁蔣的號召，發動內戰的陰謀。
(3)同情西安的發動，給張、楊以積極的實際的援助(軍事上的與政治上的)，使之徹底實現西安發動的抗日主張。
這封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電報發出後，南京方麵沒有作出任何回應。中國共產黨人提出的“把蔣介石與南京政府區別對待”的方針，遇到了很大的障礙。毛澤東和張聞天等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在山城保安審時度勢，思考著如何將西安事變妥善處理的最佳方針。
周恩來奔赴西安。
12月15日清晨，周恩來離開保安，向延安方向前進。周恩來的隨行人員有紅軍大學教育長羅瑞卿、紅軍大學一科黨支部書記杜理卿(後改名許建國)，中共中央聯絡局副局長張子華、西北辦事處外交部對外聯絡局局長吳德峰、中革軍委通信局副局長曾三和童小鵬、龍飛虎、陳有才、楊家保、邱南章及警衛戰士等17人。童小鵬後來回憶說，周恩來等“每人騎一匹馬，就像一支騎兵支隊那樣，在寒風中離開保安城，向膚施(即延安)方向前進。保安到膚施170多華裏，因為溝深路窄，天寒地凍，馬蹄打滑，不能走快，當天隻走了80華裏，在安塞西邊一個小村子的窯洞裏宿營。”《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第19―20頁。
第二天傍晚，周恩來一行來到延安城北的楊家灣村。這是一個依山傍水的村莊，位於延河東岸，南距延安城不到5公裏。在這裏，周恩來見到了陝北省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部長鍾赤兵和副部長王世泰。鍾赤兵和王世泰匯報說，當天中午曾有一架飛機在延安上空盤旋了一周，又飛走了。周恩來焦急地說：“糟糕，我們來遲一步，這正是來接我們去西安的飛機，因為沒有發現約定的標誌――白色十字，沒有降落。飛機會不會再來就很難說了。”王世泰著：《王世泰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223―224頁。
為了迅速趕到西安，周恩來決定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麵讓占領延安飛機場的部隊在17日上午用白布擺好十字形標誌，加強機場的警戒，另一方麵準備騎馬趕到西安。鍾赤兵和王世泰隨即命令工作人員動手給沿途的共產黨組織和遊擊隊起草介紹信，以便在他們的幫助下，盡快趕到西安。周恩來慮事周密，他說：“現在情況緊急，絕不能延誤時間，有些小遊擊隊可能不知道我們。再說，人家要是不相信我是周恩來怎麽辦？”周恩來對土生土長的王世泰說：“你在這裏打了多年仗，基層的幹部和遊擊隊的人都知道你。我看信就用你的名義寫吧！”②《王世泰回憶錄》，第224頁。
於是，給沿途各點負責人及地方政府的介紹信上都署上了“陝北省軍事部副部長王世泰”的名字。②。
當天晚上，周恩來一行宿營於楊家灣村。
12月17日早飯後，周恩來等離開楊家灣，經延安城北的大砭溝(今名文化溝)翻山來到延安城西南的杜甫川，這時已是中午時分了。童小鵬回憶說：“我們準備繼續沿公路向甘泉走。這時忽然聽到了飛機的聲音。周恩來說，這一定是張學良的飛機又來接我們了。不久，飛機就降落了。周恩來同張子華商量，要他以‘南京派來的談判代表’身份，同邱南章一起拿著周恩來寫的字條進城去找縣長，說明飛機是西安張學良副司令派來接中共代表團的，要求讓我們經過南門外繞到東門過延河到飛機場去。經過交涉，縣長高仲謙(此處誤記，當時膚施縣縣長為高錦尚――引者注)表示同意。不久我們就順利涉過延河趕到了東郊機場。”《在周恩來身邊四十年》，第20頁。
張學良派劉鼎乘坐自己的專機前來延安機場接周恩來一行。由於飛機搭乘人數所限，周恩來和羅瑞卿、杜理卿、張子華、童小鵬、陳有才、邱南章、龍飛虎、楊家保一行共九人乘飛機前往西安。飛機起飛時，已是下午4時左右，天正下著雪。
在飛行途中，周恩來聽取了劉鼎關於西安事變的經過以及事變以後情況的匯報。周恩來對劉鼎說：這次是軍事的突然行動，沒有打垮蔣介石的武裝力量。蔣(介石)被捉既不同於俄國十月革命以後被擒的尼古拉，也不同於滑鐵盧戰役以後被擒的拿破侖。可能會出現更大的困難。共產黨要多做工作，不要使事變釀成更大的內戰，而要推動抗日，推進革命形勢的發展。《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第341頁。
周恩來一行抵達西安時，已是黃昏時分，前往七賢莊一號稍事休息後，即前往張學良公館。在進入張學良公館前，周恩來在位於張學良公館不遠處的塗作潮家裏，剃掉了胡須。
張學良對周恩來的到來，自然是如大旱之望雲霓。他在20年後所寫的《雜憶隨感漫錄》中說：“事發之後，我深悔孟浪，彷徨無策，遂邀周恩來來西安相商。”《張學良遺稿》，第112頁。
在讓周恩來一行下榻於張學良公館東樓並用餐之後，張學良與周恩來進行了單獨會談。會談一直進行到午夜時分。會談結束後，周恩來立即起草了致毛澤東並中共中央的電報，於當晚24時發出，電報全文如下：
毛並中央。
(甲)我率羅(瑞卿)、杜(理卿)等九人乘機抵達西安，即與張(學良)麵談，並住張公館。
(乙)張同意在內戰階段不可避免圍攻西安前行最後手段。
(丙)劉峙已以五個師入潼關，圍華縣，逼渭南，如急進，應戰無把握。張擬以楊(虎城)部控西安，東北主力集渭水北備戰，決戰必須紅軍參加。
(丁)劉多荃、董英斌及何柱國兩師需一周內方能集中，沈克已開動，王以哲隻三個師，留固原、平涼，擬壓迫沈久成師離會靜。十三師離鹹陽經華陽趨漢中。十七路(軍)向西安潼關線集中。張意我以主力打胡(宗南)一部，接(膚施)、甘(泉)，準備胡(宗南)北退後，我以主力軍出渭水北下遊，側擊蔣敵。
(戊)我與張商定紅軍主力軍仍先開慶(陽)、環(縣)，便機動，胡(宗南)退可繼進，請至少以一軍去膚(施)、甘(泉)、便南下策應。
(己)蔣鼎文今早放出，持蔣信令停止內戰，宋子文、於右任明日來，我們商定條件：
(一)立停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
(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敵。
(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
(四)成立抗日聯軍。
(五)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眾，開救國會議，先在西安開籌備會。
(庚)為緩和蔣係進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內部，推廣全國運動，在策略上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進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
(辛)東北軍抗日情緒高，西北軍楊虎城亦有七八分把握。我明日見楊(虎城)。馮(欽哉)動搖。張同意以西北三角團結成推動全國中堅。西北臨時軍委紅軍加入。餘續告。
恩來。
十七日《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13―114頁。
天空的雪花仍在紛紛揚揚地灑落著。夜幕下的古都西安已經進入了夢鄉。麵臨著錯綜複雜、瞬息萬變的政治局勢，周恩來仍然在思考著明天的日程。中共中央決定：
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在周恩來尚在由安塞縣趕往延安的旅途上艱辛跋涉之時，毛澤東於12月16日致電張學良、楊虎城，指出：“為了堅持決戰勝利，千祈注意發動民眾，主要將沿隴海路、西蘭公路、西梁公路各縣之民眾發動起來，擁護抗日聯軍，擁護西安起義，反對中央軍進攻，保衛抗日首都，保衛抗日根據地。”《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3頁。
當天在保安出版的《紅色中華》報以《西安抗日起義，正式組織抗日聯軍，各地紛紛響應》為題，報道了西安事變後的局勢發展情況。該報二版則以《蔣介石？罪大惡極――十年反革命，五年叛國，我們要求把蔣介石交給人民公審！我們要求把蔣介石交給人民裁判！》為題，刊載了揭露蔣介石罪行的文章。這一情況說明，截至該報付印時，中共中央還沒有放棄將蔣介石予以公審、交給人民裁判的設想。
也就在這一天，毛澤東在致閻錫山的電報中，第一次提出了“時局應和平解決”的主張。閻錫山(1883―1960)，字百(伯)川，號龍池。山西五台縣河邊村(今屬定襄縣)人。1902年考入山西省武備學堂。1904年7月，被保送到日本留學，初入振武軍事學校，結業後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學習。在此期間，於1905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09年畢業後回到山西，先後任山西陸軍小學堂教官、監督。同年10月，獲賞陸軍步科舉人，並授協軍校。次年春任山西新軍第四十三混成協八十六標教練官和標統。武昌起義爆發後，閻錫山參加了在山西的起義，並被公推為大都督。此後，他依附袁世凱，被委任為山西都督。袁世凱死後，即投靠北洋軍閥段祺瑞門下。1927年6月5日，閻錫山電告南京政府，表示“服從節製”，並自任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同年7月，閻錫山被南京政府任命為軍事委員會委員。1928年後，曆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京津衛戍總司令、太原政治分會主席、北平分會代理主任及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職。1930年5月，閻錫山和馮玉祥聯合發動中原大戰，反對蔣介石，並自任陸海空軍總司令。失敗後，他通電下野，潛居大連。九一八事變後，閻錫山被恢複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一職。1932年2月，出任太原綏靖公署主任。1935年4月被授予陸軍一級上將。紅軍東征山西後，閻錫山一麵令部隊拚命阻擊，一麵急電蔣介石派兵增援，從此結束了中央軍難以進入山西境內的“自立”局麵。從1936年7月起，由於日本侵略軍侵占察哈爾省北部六縣後，準備進攻綏遠，閻錫山不得不提出“守土抗戰”口號。9月，閻錫山發起成立“犧牲救國同盟會”(簡稱“犧盟會”)，自任會長。隨後又邀請著名共產黨人薄一波主持“犧盟會”工作。從當年5月起，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曾數次致信閻錫山，並派彭雪楓前往聯絡，促使閻錫山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
毛澤東在12月16日致閻錫山的電報中指出：“時局應和平解決，萬不宜再起內戰，自速覆亡。”“先生一言九鼎，敢乞周旋寧、陝之間，先停軍事行動，再議時局善後。”“當前急務抗日第一，抗日所急在於援綏，謂宜舉寧方西進之軍改道北進，張、楊二公所部尤誌切同仇。紅軍則久矣，願附驥尾與國仇相見，於綏、察之間共組抗日聯軍，推先生為統帥，各軍指揮調遣惟先生之命是從。給養方麵以紅軍言，所需甚少，但能發夥食費，即可不事征發，一切地方行政社會秩序不加絲毫幹涉。”《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3―624頁。
12月18日淩晨，中共中央收到周恩來發來的關於他同張學良會談情況匯報的電報。隨後，中共中央又收到了周恩來於當天上午9時發來的關於國內各派對西安事變反應的來電。這兩份電報為中共中央製定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提供了關鍵性的決策依據。當天，中共中央第一次就西安事變公開發表宣言，致電國民黨中央，呼籲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共中央致南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電報全文如下：
蔣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為蔣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張，不肯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所致。本黨致貴黨建議書及許多通電曾舌敝唇焦，一再向貴黨及蔣氏提議，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奈蔣氏對於日寇的步步進攻，依然是一再退讓，對於綏東閻錫山、傅作義兩將軍的英勇抗戰，仍然坐視不救，對於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摧殘不遺餘力，調集大軍進攻蘇維埃與紅軍，最後並欲壓迫提議抗日的東北軍與十七路軍，以繼續擴大內戰。此種舉動誠為錯誤已極。在此情形之下，貴黨果欲援救蔣氏，則非調集大軍討伐張、楊不能奏效，實屬顯然。在日寇加緊侵略晉綏危急關頭，此種擴大內戰行動決不能為愛國人民與愛國軍人所見諒，即貴黨明達之士，想亦不願以蔣氏一人而致中華民族以萬劫不複的病患。試看日寇自蔣氏被幽以來，盡其造謠挑撥之能事，以鼓動內戰，甚陰毒計，昭然若揭。想貴黨決不致如此輕舉妄動，中日寇之奸謀。退一步，即對於援救蔣氏個人，亦非武力所能解決。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餘地。故本黨認為，為國家民族計，為蔣氏個人計，貴黨必須毅然決然立刻實行下列處置：
(一)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
(二)將討伐張、楊與進攻紅軍的中央軍，全部增援晉綏前線，承認紅軍、東北軍及十七路軍的抗日要求；
(三)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戰；
(四)開放人民抗日救國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釋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愛國領袖；
(五)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
本黨相信，如貴黨能實現上項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亦不成問題，否則糜爛橫政，民族生存與貴黨生命均將為貴黨錯誤的政策而斷送幹淨也。時機緊迫，敢貢芻蕘，尚希明察。《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第十七路軍中的活動》，第118―119頁。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繼續討論西安事變的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張聞天、秦邦憲、朱德、張國燾、何克全、林伯渠、林彪、羅榮桓、周興、馮文彬、郭洪濤、吳亮平、伍修權和李德。
毛澤東在會上首先發言指出：西安事變後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蔣問題上，把張、楊一切抗日的主張都置而不問，更動員所有部隊討伐張、楊。這是事變發生後所引起的黑暗的一麵。這次事變促使抗日與親日的分化，使抗日戰線更為擴大，這是事件發生後所引起的光明的一麵。現在光明麵被黑暗麵掩蓋住。我們應堅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場上，對於光明麵予以發揚，對於黑暗麵給以打擊。西安事變有兩個前途，勝利或失敗。我們應爭取和幫助西安方麵，把陣線整理好，打擊討伐派，反對內戰，要求和平，奪取勝利。我們應與東北軍、西北軍接近，對他們的態度，不僅不與南京混同，而且與閻錫山也不同，我們對張、楊是同情的。應當根據這樣的立場發表通電。《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5頁。
張聞天在發言中說：“我們上次開會至現在已有六天。在六天中，這事件的現象與本質都［顯得］更充分，所以，我們今天的方針，比前次是更進步的。”接著發言在分析事變發展前途的基礎上闡述了黨的方針問題，他說：“這次事變的前途：一是全國抗日的發動，一是內戰的擴大。”“我們的方針應確定(為)爭取成為全國性的抗日，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針。”發言強調：“不站在反蔣的立場，不站(在)恢複反蔣的立場，因為這一立場可以使蔣的部下對立，是不好的。”發言批評了“審蔣”的口號，說：“我們應把抗日為中心，對於要求把蔣介石交人民公審的口號是不妥的。”對於蔣介石的處置，發言明確指出黨的方針是“進行和平調解”，同時軍事上“以防禦戰來反對內戰”。“對東北軍應盡量與之配合”。而“困難的前途亦應準備”。《張聞天年譜》上卷，第398頁。
毛澤東在作會議的結論時指出：西安事變是站在紅軍的側麵，受紅軍的影響很大。它要取得鬥爭的勝利，無疑的是要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與廣大群眾的幫助。現在的營壘是兩方麵，一方是日本帝國主義與親日派，另一方是共產黨與抗日派。中間還有動搖與中立的一派，我們應爭取這些中間派。要爭取南京，更要爭取西安，隻有內戰結束才能抗日。有六種力量可能使內戰結束：一是紅軍，二是東北軍，三是西安的友軍，四是人民，五是南京的內部分化，六是國際援助。應把六種反內戰的力量團結起來，使內戰結束，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25―626頁。
這次會議討論通過了《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通電》兩份文件。
《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是一份黨內文件。指示分析了西安事變產生的形勢，西安事變的意義及西安事變發展的兩種前途。指示全文如下：
(一)西安事變產生前的形勢。
(1)在綏東局部抗戰開始後，在全國以及西北各大城市(如西安、太原、綏遠)抗日運動突飛猛進，不但使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群眾與絕大部分的中等資產階級參加，即大資產階級內部也發生著決定的分化。
(2)南京政府正麵對著這一迅速發展著的抗日運動，也被迫跟著很遲慢的與不堅定的改變著它過去對日退讓的政策。在這轉變過程中，它還是對日力求妥協，對綏遠局部抗戰表示不積極，對全國抗日運動采取壓抑政策，對紅軍不肯停止進攻。
(3)東北軍及十七路軍將士，在全國與西北人民及共產黨蘇維埃紅軍的影響與推動之下，抗日情緒特別高漲，因此要求迅速停止進攻紅軍，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但他們的這種要求，為蔣介石所嚴拒。
(二)西安事變的意義。
(1)這一發動，是中國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是國民黨中的實力派之一部，不滿意南京政府的對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並接受了共產黨抗日主張的結果。因此，這次發動是為了要抗日救國而產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統一戰線去推動全國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始。
(2)但是，因為這一發動采取了多少軍事陰謀的方式，扣留了南京最高負責人蔣介石及其主要將領，以致把南京置於西安的敵對地位，而造成了對於中國民族極端危險的新的大規模內戰的可能。因此，這一發動又妨害了全國反日力量的團結。
(三)西安事變發展的兩個前途及其擁護者。
(1)或者由於這一發動，使內戰爆發，使南京中派(民族改良派)一部或大部主觀上與客觀上走向親日，削弱全國抗日力量，推遲全國抗戰的發動，以致造成日寇侵略的順利條件。這一前途是日德國際侵略陣線，特別是日本及中國親日派所歡迎的。
(2)或者由於這一發動，結束了“剿共”的內戰，使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反而得到早日的實現，使全國的抗日救亡的統一戰線反而更迅速的實際建立起來。這一前途，是國際和平陣線，全國人民，全國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所竭誠擁護並要使之實現的。
(四)實現第二個前途的基本方針。
(1)堅持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的組織者與領導者的立場，反對新的內戰，主張南京與西安間在團結抗日的基礎上，和平解決。
(2)用一切辦法聯合南京左派，爭取中派，反對親日派，以達到推動南京走向進一步抗日的立場，揭破日寇及親日派利用擁蔣的號召，發動內戰的陰謀。
(3)同情西安的發動，給張、楊以積極的實際的援助(軍事上的與政治上的)，使之徹底實現西安發動的抗日主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