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請 纓 篇(2)
張學良對這次洛陽之行印象很深。21年之後，他在《雜憶隨感漫錄》中寫道：“迨蔣委員長避壽至洛陽，適又有閻百川(閻錫山之字――引者注)等會聚，我想這是最好的機會，可以提出來討論。不意，蔣委員長在閱兵訓話時，嚴厲斥責‘共匪’為最大的漢奸，一般人愚昧，不明‘共匪’之居心險測，妄言容共，實皆為‘共匪’之張本。我聆聽之下，希望落空，甚為懊喪，曾自飲泣。因而憤恨消極，思謀引退，原僚屬反對，譏我不負責任，不體念部屬，動則屏拋他們。而我身心又念到國難家仇，如何圖報乎？我遂請求，圖東北軍調動，離開‘剿匪’任務。又懇請派我隨孔庸之(孔祥熙之字――引者注)為賀英使節，皆未蒙允準。彷徨午夜，不知如何是好。”②③《張學良遺稿》，第111頁。
張學良返回西安後，曾和楊虎城進行過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張學良回憶說：“曾對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談及此事。彼深為同情，勸我不可消極，此為國家大計，應一往直前，不計利害，求其不達目的不止。”②張學良回憶楊虎城的談話，說：“他同情我的主張，認為停止‘剿匪’，從速準備抗日，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們為部下的，是應當向長官直陳幾諫，這也是我們的天職。蔣委員長雖然有抗日的意向，但為親日者流所左右。待蔣委員長再來西安時，我們要強顏直諫，用一切辦法，不達目的不止。一切行動，他皆願以我之馬首是瞻。”③關於和楊虎城的這次談話，張學良在1955年12月15日於台灣高雄西子灣寫給蔣介石的信中這樣說：“迨至(學)良從洛陽返來，心情十分懊喪，對楊(虎城)談及蔣公難以容納餘等之意見。該時良對蔣公有怨言，並問計於楊(虎城)，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內戰，敦促蔣公領導實行抗日之目的。楊(虎城)反問(學)良，是否真有抗日決心？良誓誌以對。楊(虎城)遂言待蔣公來西安，餘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良聞之愕然，沉默未語。彼露有懼色。良即撫慰曰：‘餘非賣友求榮之輩，請勿擔心！不過汝之策，在餘有不能之者。’彼遂譏良：‘乃情感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餘思考商討，請其安心，餘絕不同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見也’。”《張學良遺稿》，第168頁。
張學良和楊虎城在勸蔣抗日的問題上不謀而合，無疑更增加了張學良進一步請纓抗日的決心和信心。
11月14日，偽蒙古軍總司令德王在關東軍的支持下，向綏遠發動大舉進攻。綏遠省主席傅作義率部奮起抵抗，取得紅格爾圖戰鬥的勝利。11月26日，又克複德王所部盤踞的百靈廟。這是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的首度攻勢作戰。綏遠抗戰的勝利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忱，全國上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援綏運動。在這一情況下，集國難家仇於一身的張學良將軍於27日上書蔣介石，請纓抗日。張學良慷慨激昂地表示：“每念家仇國難，叢集一身，已早欲拚此一腔熱血，灑向疆場，為個人洗一份前愆，為國家盡一份天職。”“今者前鋒既至，大戰將臨。就戰略言，自應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敵氣，則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時；就馭下言，若非即時調用，則良昔日之以時機未至慰抑眾情者，今亦疑為曲解。萬一因不諒於良，進而有不明鈞意之處，則此後統率馭使，必增困難。蓋用眾貴有誠信，應戰在不失時機。凡此種種，想皆洞鑒之中。伏懇迅頒寵命，調派東北軍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戰，則不獨私願得償，而自良以下十餘萬人，擁護鈞座之熱誠，更當加增百倍。”《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38頁。
12月2日，蔣介石的批複傳到了西安。蔣介石在張學良的信上批示為六個字：“時機尚未成熟。”就在此前後，蔣介石在洛陽居間謀劃，將兩廣事變期間南調的30萬大軍大部北調，屯集於(北)平漢(口)路、隴海路之間待命，準備進發西北地區。並下令擴建西安、蘭州兩地的機場，將100餘架新購進的美式戰鬥機、轟炸機部署在兩地機場，伺機而動。11月17日，蔣介石由洛陽飛往太原，對閻錫山予以安撫，策動其“剿共”。18日，蔣飛返洛陽。第二天，他又飛往濟南，策動山東省政府主席韓複榘參與“剿共”，並要韓向駐守北平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冀察綏靖公署主任、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轉達其“剿共”方針。11月28日，蔣介石又由洛陽飛往張家口，對傅作義進行慰問和安撫，並介紹了其“剿共”部署。
就在蔣介石在洛陽精心部署其“剿共”方略之際，張學良收到了一封來自武昌的“華密”急電。
12月1日晚，剛剛被蔣介石委任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主任的陸軍二級上將何成浚，招待武漢的國民黨軍政官員。何成浚曾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左路軍司令官，並從1935年10月起代理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之職。何成浚與張學良“私誼甚厚”。在這天晚上的招待會上，留守武漢的東北中學校長王化一也被邀請出席。王化一後來回憶說：“席散後，何(成浚)留我稍停，問我有同張(學良)聯係的密電本沒有？我說有。何說，在洛陽為蔣介石祝壽時，在錢慕尹(大鈞)辦公桌上看到擬好的密稿，內有調東北軍全部出陝，先到蘇皖一帶，然後入閩，使與共產黨和楊虎城隔離等語，請急速電告漢卿，早做準備，但要守密。我當夜給張將軍發了‘華密’電報。”《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61頁。
張學良接到電報後的心情我們難以臆斷，但就在第二天，他就乘飛機前往洛陽，再次向蔣介石請纓抗日。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東北軍之兵心，為察(哈爾)綏(遠)戰事而動搖，則‘剿共’之舉，或將功虧一簣。此實為國家安危最後之關鍵，故餘不可不進駐西安，以資震懾，而挽危局。”楊天石主編：《史事探幽》上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78頁。
就在這次洛陽之行期間，張學良見到了親率上海民眾代表團攜款赴綏慰問傅作義部隊的黃炎培先生。黃炎培的一席話，使張學良的內心再一次受到強烈的震撼。張學良在1957年8月18日寫成的《恭讀〈蘇俄在中國〉書後記》一文中寫道：“有一次黃炎培經過洛陽，去慰勞綏遠的軍隊，我在歡宴的席間，對黃笑著說：‘黃先生，你們上海各界有點不公平。我們西北駐軍多年辛苦，你們未曾慰問。’黃立即答曰：‘你們是剿匪，打內仗，我們不但不願意慰問你們，我們是反對這個內戰，也就是反對你們，誰來慰問你們啊！’這些言詞和那爽直的態度，使我心中甚受刺激。”楊天石主編：《人物述往》下卷，第418頁。
這一“刺激”，促使張學良再一次在麵臨“內戰”與“抗日”兩個截然不同的道路和前途上，最終做出正確的抉擇。
蔣介石第四次來陝。
經過在洛陽30多天的精心部署，蔣介石於12月4日上午9時40分乘專列離開洛陽，於當天下午4時抵達臨潼火車站。這是蔣介石在1936年內第二次來陝，也是他從1934年10月以來的第四次入陝。關於這次來陝的目的，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中這樣寫道：“中正於二次入陝之先，即已察知東北軍剿匪部隊思想龐雜，言動歧異，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卻等種種複雜離奇之報告，甚至謂將有非常之密謀與變亂者。中正以國家統一，始基已奠，且東北軍痛心國難處境特殊悲憤所激，容不免有越軌之言論，如剴切告諭，亦必能統一軍心，使知國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黃炎胄裔，患在不明國策，豈甘倒行逆施？中正身為統帥，教導有責，此身屬於黨國，安危更不容計。爰於12月4日由洛入關。”《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70頁。
張學良陪同蔣介石從洛陽到西安。在行車途中，張學良再次向蔣介石懇切陳詞，請求參加對日作戰，但又一次遭到了蔣的拒絕。晏道剛回憶說：“蔣於12月4日由洛陽專車到臨潼。楊虎城、邵力子和我三人由西安到臨潼去迎接。我在蔣未到之前對邵力子先生講：‘希望我們一致要求蔣委員長對張副司令不要督責過嚴，使之難受。’邵亦同意。4日下午4時許，蔣的專車到達臨潼，楊、邵與我三人在月台上見張學良於列車剛停時便從蔣的車廂走下，麵紅耳赤，一麵走一麵對楊等三人說：‘我正被委員長罵的不得了，你們快上去，我在錢慕尹(錢大鈞)車廂裏等你們。’楊、邵和我等上車與蔣略談幾句便下車，我即到錢的車廂去約張同行。我問錢：‘委員長到西安邀集一些將領來，他是一個什麽做法？’錢答：‘大概是對各將領打打氣，並作‘進剿’布置吧！’”《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27頁。
蔣介石到臨潼後，仍設行轅於華清池，並下榻於五間廳。五間廳位於驪山北麓，坐南麵北，因麵闊五間而得名。蔣介石住中間三間房屋，東為辦公室，中為臥室，西為會客室。東起第一間是錢大鈞居室，西起第一間為蔣介石的侍從秘書蕭乃華住室。
隨蔣介石前來西安的有時任晉綏陝甘四省邊區總指揮、當年9月始被授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的陳誠，時任徐海綏靖分區司令官的陸軍中將衛立煌，時任豫鄂陝邊區綏靖主任的陸軍中將陳繼承等軍界要員。陳誠等被安置住進了落成不久的西京招待所。西京招待所位於西安城內尚仁路(今為解放路)。由中國旅行社於1936年春建成。建築麵積約3000多平方米，並附屬建築有專用浴室及衛生間共12間，由於當時有將西安建為“陪都”西京之說，故被稱為西京招待所。西京招待所是當時西安的特級旅館。
晏道剛回憶說，在蔣介石下榻華清池五間廳之後，“我個人到蔣介石住室，對蔣婉言東北軍及十七路軍困苦情形，前線官兵不願‘剿共’的思想。張學良處境困難，內心痛苦，請勿對張督責過嚴，使他不能忍受。並又一次建議，最好將東北軍調赴察綏一帶，他們對抗日是有決心的雲雲。我這一番話並不能動蔣之聽，蔣厲聲答複我：依你的說法，然則‘共匪’不剿了嗎？此刻把東北軍調到察綏，再調哪個軍隊來接防呢？國家養了許多軍隊不能替國家‘剿匪’，這種軍隊有什麽用處？你為何不說服張漢卿，反幫他說話呢？我說：‘這不是幫他說，而是報告真實情況，以求適當的措置。’蔣仍然頑固地要‘剿共’，對於我的建議毫不加以考慮。”《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27頁。
在蔣介石到達華清池的第二天，有蔣的“布衣宰相”之稱的《大公報》主編張季鸞即前來拜訪。張季鸞向蔣介石告以西安謠言甚盛，流行的政治氣氛以“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為標誌。蔣介石說：“我來西安的目的就是要平息東北軍、西北軍中的分歧論調。”《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11頁。
就在當天，蔣介石還召見了從蘭州趕到西安的時任西北“剿總”第一路總司令、甘肅綏靖公署主任的陸軍二級上將朱紹良。
從12月6日起，蔣介石在華清池依次召見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駐陝西省各部的高級將領。據晏道剛回憶，蔣介石在召見東北軍將領時，“所問的皆是：‘你父母在否？兄弟和兒女幾人？你現在看些什麽書？有什麽心得？家中生活怎樣？’等等一類寒暄的話。”②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28、270、128頁。
張學良返回西安後，曾和楊虎城進行過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張學良回憶說：“曾對陝西綏靖主任楊虎城談及此事。彼深為同情，勸我不可消極，此為國家大計，應一往直前，不計利害，求其不達目的不止。”②張學良回憶楊虎城的談話，說：“他同情我的主張，認為停止‘剿匪’，從速準備抗日，是天經地義的事。我們為部下的，是應當向長官直陳幾諫，這也是我們的天職。蔣委員長雖然有抗日的意向，但為親日者流所左右。待蔣委員長再來西安時，我們要強顏直諫，用一切辦法，不達目的不止。一切行動，他皆願以我之馬首是瞻。”③關於和楊虎城的這次談話，張學良在1955年12月15日於台灣高雄西子灣寫給蔣介石的信中這樣說：“迨至(學)良從洛陽返來，心情十分懊喪，對楊(虎城)談及蔣公難以容納餘等之意見。該時良對蔣公有怨言，並問計於楊(虎城)，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內戰，敦促蔣公領導實行抗日之目的。楊(虎城)反問(學)良，是否真有抗日決心？良誓誌以對。楊(虎城)遂言待蔣公來西安，餘等可行挾天子以令諸侯之故事。良聞之愕然，沉默未語。彼露有懼色。良即撫慰曰：‘餘非賣友求榮之輩，請勿擔心！不過汝之策，在餘有不能之者。’彼遂譏良：‘乃情感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餘思考商討，請其安心，餘絕不同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見也’。”《張學良遺稿》，第168頁。
張學良和楊虎城在勸蔣抗日的問題上不謀而合，無疑更增加了張學良進一步請纓抗日的決心和信心。
11月14日，偽蒙古軍總司令德王在關東軍的支持下，向綏遠發動大舉進攻。綏遠省主席傅作義率部奮起抵抗，取得紅格爾圖戰鬥的勝利。11月26日，又克複德王所部盤踞的百靈廟。這是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國軍隊的首度攻勢作戰。綏遠抗戰的勝利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民的愛國熱忱，全國上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援綏運動。在這一情況下，集國難家仇於一身的張學良將軍於27日上書蔣介石，請纓抗日。張學良慷慨激昂地表示：“每念家仇國難，叢集一身，已早欲拚此一腔熱血，灑向疆場，為個人洗一份前愆，為國家盡一份天職。”“今者前鋒既至，大戰將臨。就戰略言，自應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敵氣，則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時；就馭下言，若非即時調用，則良昔日之以時機未至慰抑眾情者，今亦疑為曲解。萬一因不諒於良，進而有不明鈞意之處，則此後統率馭使，必增困難。蓋用眾貴有誠信，應戰在不失時機。凡此種種，想皆洞鑒之中。伏懇迅頒寵命，調派東北軍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戰，則不獨私願得償，而自良以下十餘萬人，擁護鈞座之熱誠，更當加增百倍。”《中華民國實錄》第2卷《內戰烽煙》，第1938頁。
12月2日，蔣介石的批複傳到了西安。蔣介石在張學良的信上批示為六個字：“時機尚未成熟。”就在此前後，蔣介石在洛陽居間謀劃，將兩廣事變期間南調的30萬大軍大部北調，屯集於(北)平漢(口)路、隴海路之間待命，準備進發西北地區。並下令擴建西安、蘭州兩地的機場，將100餘架新購進的美式戰鬥機、轟炸機部署在兩地機場，伺機而動。11月17日，蔣介石由洛陽飛往太原，對閻錫山予以安撫，策動其“剿共”。18日，蔣飛返洛陽。第二天，他又飛往濟南，策動山東省政府主席韓複榘參與“剿共”，並要韓向駐守北平的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冀察綏靖公署主任、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轉達其“剿共”方針。11月28日，蔣介石又由洛陽飛往張家口，對傅作義進行慰問和安撫，並介紹了其“剿共”部署。
就在蔣介石在洛陽精心部署其“剿共”方略之際，張學良收到了一封來自武昌的“華密”急電。
12月1日晚，剛剛被蔣介石委任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主任的陸軍二級上將何成浚，招待武漢的國民黨軍政官員。何成浚曾任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左路軍司令官，並從1935年10月起代理鄂豫皖三省“剿匪”總司令之職。何成浚與張學良“私誼甚厚”。在這天晚上的招待會上，留守武漢的東北中學校長王化一也被邀請出席。王化一後來回憶說：“席散後，何(成浚)留我稍停，問我有同張(學良)聯係的密電本沒有？我說有。何說，在洛陽為蔣介石祝壽時，在錢慕尹(大鈞)辦公桌上看到擬好的密稿，內有調東北軍全部出陝，先到蘇皖一帶，然後入閩，使與共產黨和楊虎城隔離等語，請急速電告漢卿，早做準備，但要守密。我當夜給張將軍發了‘華密’電報。”《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61頁。
張學良接到電報後的心情我們難以臆斷，但就在第二天，他就乘飛機前往洛陽，再次向蔣介石請纓抗日。蔣介石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東北軍之兵心，為察(哈爾)綏(遠)戰事而動搖，則‘剿共’之舉，或將功虧一簣。此實為國家安危最後之關鍵，故餘不可不進駐西安，以資震懾，而挽危局。”楊天石主編：《史事探幽》上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78頁。
就在這次洛陽之行期間，張學良見到了親率上海民眾代表團攜款赴綏慰問傅作義部隊的黃炎培先生。黃炎培的一席話，使張學良的內心再一次受到強烈的震撼。張學良在1957年8月18日寫成的《恭讀〈蘇俄在中國〉書後記》一文中寫道：“有一次黃炎培經過洛陽，去慰勞綏遠的軍隊，我在歡宴的席間，對黃笑著說：‘黃先生，你們上海各界有點不公平。我們西北駐軍多年辛苦，你們未曾慰問。’黃立即答曰：‘你們是剿匪，打內仗，我們不但不願意慰問你們，我們是反對這個內戰，也就是反對你們，誰來慰問你們啊！’這些言詞和那爽直的態度，使我心中甚受刺激。”楊天石主編：《人物述往》下卷，第418頁。
這一“刺激”，促使張學良再一次在麵臨“內戰”與“抗日”兩個截然不同的道路和前途上，最終做出正確的抉擇。
蔣介石第四次來陝。
經過在洛陽30多天的精心部署，蔣介石於12月4日上午9時40分乘專列離開洛陽，於當天下午4時抵達臨潼火車站。這是蔣介石在1936年內第二次來陝，也是他從1934年10月以來的第四次入陝。關於這次來陝的目的，蔣介石在《西安半月記》中這樣寫道：“中正於二次入陝之先，即已察知東北軍剿匪部隊思想龐雜，言動歧異，且有勾通匪部自由退卻等種種複雜離奇之報告，甚至謂將有非常之密謀與變亂者。中正以國家統一，始基已奠，且東北軍痛心國難處境特殊悲憤所激，容不免有越軌之言論，如剴切告諭，亦必能統一軍心，使知國家利害之所在。同是黃炎胄裔，患在不明國策，豈甘倒行逆施？中正身為統帥，教導有責，此身屬於黨國，安危更不容計。爰於12月4日由洛入關。”《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270頁。
張學良陪同蔣介石從洛陽到西安。在行車途中，張學良再次向蔣介石懇切陳詞，請求參加對日作戰，但又一次遭到了蔣的拒絕。晏道剛回憶說：“蔣於12月4日由洛陽專車到臨潼。楊虎城、邵力子和我三人由西安到臨潼去迎接。我在蔣未到之前對邵力子先生講：‘希望我們一致要求蔣委員長對張副司令不要督責過嚴，使之難受。’邵亦同意。4日下午4時許，蔣的專車到達臨潼，楊、邵與我三人在月台上見張學良於列車剛停時便從蔣的車廂走下，麵紅耳赤，一麵走一麵對楊等三人說：‘我正被委員長罵的不得了，你們快上去，我在錢慕尹(錢大鈞)車廂裏等你們。’楊、邵和我等上車與蔣略談幾句便下車，我即到錢的車廂去約張同行。我問錢：‘委員長到西安邀集一些將領來，他是一個什麽做法？’錢答：‘大概是對各將領打打氣，並作‘進剿’布置吧！’”《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27頁。
蔣介石到臨潼後，仍設行轅於華清池，並下榻於五間廳。五間廳位於驪山北麓，坐南麵北，因麵闊五間而得名。蔣介石住中間三間房屋，東為辦公室，中為臥室，西為會客室。東起第一間是錢大鈞居室，西起第一間為蔣介石的侍從秘書蕭乃華住室。
隨蔣介石前來西安的有時任晉綏陝甘四省邊區總指揮、當年9月始被授予陸軍中將加上將銜的陳誠，時任徐海綏靖分區司令官的陸軍中將衛立煌，時任豫鄂陝邊區綏靖主任的陸軍中將陳繼承等軍界要員。陳誠等被安置住進了落成不久的西京招待所。西京招待所位於西安城內尚仁路(今為解放路)。由中國旅行社於1936年春建成。建築麵積約3000多平方米，並附屬建築有專用浴室及衛生間共12間，由於當時有將西安建為“陪都”西京之說，故被稱為西京招待所。西京招待所是當時西安的特級旅館。
晏道剛回憶說，在蔣介石下榻華清池五間廳之後，“我個人到蔣介石住室，對蔣婉言東北軍及十七路軍困苦情形，前線官兵不願‘剿共’的思想。張學良處境困難，內心痛苦，請勿對張督責過嚴，使他不能忍受。並又一次建議，最好將東北軍調赴察綏一帶，他們對抗日是有決心的雲雲。我這一番話並不能動蔣之聽，蔣厲聲答複我：依你的說法，然則‘共匪’不剿了嗎？此刻把東北軍調到察綏，再調哪個軍隊來接防呢？國家養了許多軍隊不能替國家‘剿匪’，這種軍隊有什麽用處？你為何不說服張漢卿，反幫他說話呢？我說：‘這不是幫他說，而是報告真實情況，以求適當的措置。’蔣仍然頑固地要‘剿共’，對於我的建議毫不加以考慮。”《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27頁。
在蔣介石到達華清池的第二天，有蔣的“布衣宰相”之稱的《大公報》主編張季鸞即前來拜訪。張季鸞向蔣介石告以西安謠言甚盛，流行的政治氣氛以“停止內戰，聯共抗日”為標誌。蔣介石說：“我來西安的目的就是要平息東北軍、西北軍中的分歧論調。”《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11頁。
就在當天，蔣介石還召見了從蘭州趕到西安的時任西北“剿總”第一路總司令、甘肅綏靖公署主任的陸軍二級上將朱紹良。
從12月6日起，蔣介石在華清池依次召見陝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和駐陝西省各部的高級將領。據晏道剛回憶，蔣介石在召見東北軍將領時，“所問的皆是：‘你父母在否？兄弟和兒女幾人？你現在看些什麽書？有什麽心得？家中生活怎樣？’等等一類寒暄的話。”②③《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28、270、12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