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救 亡 篇(3)
在1935年9月西北“剿總”成立時，蔣介石為了加強對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控製，以北平軍分會政訓處的全部班底，組成了西北“剿總”政訓處，處長仍由曾擔任過國民黨四川省黨部黨務特派員，時任北平軍分會政訓處處長的曾擴清擔任。1932年3月，在複興社成立時被蔣介石點名擔任特務處處長的戴笠，從1935年10月起，即成立西北區，以統一指揮陝甘寧青四省區的特工。後來，戴笠又相繼成立了陝西榆林站，山西晉南站、太原站等省一級特務組織，以加強西北“剿共”前線的特務工作。曾擴清回憶說，西北“剿總”政訓處的政治訓練工作，“以‘絕對擁護’蔣介石和‘堅持反共’為思想灌輸的主要內容；並負責監視和調查東北軍和西北軍官兵的思想行動。還向民眾宣傳：‘共產黨的軍隊，不僅要富人的錢，而且還要窮人的命，隻有以人力物力盡量地支援剿共軍隊，才能剿滅共軍，得到安居樂業。’但這些造謠惑眾的濫調，不惟不能取信於‘剿共’地區的軍民，反而遭到他們的深惡痛絕。因為在紅軍地區，不僅對廣大勞動人民親如一家，秋毫無犯；而且對‘剿共’的士兵，隻要不存敵對行動，即互通往來；並把他們的糧秣等類，送給缺乏給養的‘剿共’前線部隊。這就促醒了“剿共”軍隊的迷夢，明白了‘剿共’並不是為了求自己的生存，而是充當了蔣介石獨裁統治的犧牲品。以致戰誌頹喪，每戰必敗。因此，東北軍入陝與紅軍作戰，不到半年時間，就被消滅了近三個師，師、旅、團長被俘或陣亡的更所難免。而蔣介石對於東北軍的損失，不但不給補充，甚至連番號也給取消了。這不能不使張學良對於東北軍能否繼續保存下去有所考慮，軍隊不能保存，還有自己的權位嗎？因此，張學良對於繼續進行於國無益、對己有損的‘剿共’戰爭，也就不得不產生動搖了。”《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18―119頁。
東北軍中久已蓄積的抗日救亡熱情的不斷顯露，成為蔣係特工人員對蔣介石密報的主要內容。張學良獲悉後，難免惶恐不安。1936年3月調任西北“剿總”參謀長的晏道剛回憶說：“及到西安三個月後，我知道張漢卿常駐陝北洛川，與延安已有聯係，東北軍前線官兵與紅軍時有往來。張漢卿曾派栗又文到新疆去聯係，進步人士高崇民經常在張漢卿公館居住，為張的顧問。這類事情我佯裝不知，隻勸張不要久駐洛川，免人懷疑，而駐西安的特務們又直接給蔣的情報很多。蔣為表示對張推誠相與，竟把這些報告原文抄送張學良，叫他答複。這時張學良感到惶恐不安，對我往往訴說東北軍官兵責難他的苦境，但卻仍隱諱他個人的真正意圖。我見張既然隱諱，亦不便明說，一麵安慰張，一麵電蔣為張解釋。”《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23―124頁。
晏道剛在題為《西安事變親曆記》的回憶文章中還抄錄了張學良1936年7月20日寫給他的一封親筆書函，反映了張學良當時的心情，信的原文如下：
甸樵吾兄：
弟自入關以後，對蔣委員長極端忠誠，弟曾替他解決許多困難，萬怨不辭。今日弟處此痛苦環境，這些特務人員對我嚴密監視，挑撥離間，令人氣憤。譬如王曲軍官訓練團的學員對提起“蔣委員長”四字沒有立正，豈是我教給他們的嗎？前線官兵與共產黨私有來往，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這許多？他們甚至說我與共產黨曾有聯係，真是無中生有。兄自動去電替我解釋，愛我之情，不盡感激。
弟張學良。
七月二十日於王曲軍官訓練團《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23―124頁。
就在這一曆史背景下，發生了張學良派兵查抄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的事件，由於這一天是8月29日，29日在韻目代日中被稱為“豔日”，事情又發生在晚上，故被稱之為“豔晚”事件。
“豔晚”事件的親曆者，時任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委員的宋黎回憶說：“(1936年)8月29日，特務闖進我的住處將我捕去。押解途中，我大聲呼喊：‘土匪綁票！’被楊虎城將軍的憲兵營騎兵巡邏隊攔下。憲兵營副營長兼一連連長、地下黨員謝晉生認識我，遂以‘無逮捕公文’為由，不讓特務帶我走。到西北軍後，我請中共地下黨員、西北(安)綏靖公署交際處處長申伯純用電話向張學良報告我被特務綁架的消息，張將軍連夜派孫銘九把我接到東北軍總部。張將軍向我問明了情況，又得知馬紹周、關時潤也被捉進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十分惱怒。次日淩晨，命令一？五師副師長譚海和衛隊二營營長孫銘九，率領全副武裝的衛隊，包圍查抄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救出馬(紹周)、關(時潤)二人，並且搜出蔣介石密令中統局逮捕劉瀾波、宋黎、孫達生、栗又文等人，押解南京處置的文件。”《人物述往》下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399―400頁。
“豔晚”事件的發生，也引發了張學良和時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書記的邵力子的矛盾。邵力子(1882―1967)，浙江紹興人。1903年考中舉人。1905年赴上海，先後就讀於震旦公學、複旦公學、南洋公學。後赴日本攻讀新聞學，同於右任等創辦《神州日報》。1908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10年回國後，先後任教於陝西省立高等學校和上海複旦公學。1919年10月加入中國國民黨。1920年5月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後任上海大學副校長、代校長。1925年6月後，先後任廣州黃埔軍校秘書長、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26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同年7月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同年8月，經中共組織同意，脫離組織關係。1932年4月任甘肅省政府主席。1933年4月，任陝西省委政府主席和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書記長。
張學良在“豔晚”事件後，曾致電蔣介石，對查抄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一事自請處分。當時正在廣州處理兩廣事變的蔣介石在批複張學良的電報中說：“我弟處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錯誤，後當注意。所請求處分一節，應免置議。”《張學良世紀傳奇》下卷，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630頁。
此後，在這次事件中被捕的中共地下黨員劉瀾波、孫達生等被保釋出獄。“豔晚”風波遂告平息。
“豔晚”風波雖然在表麵上平息了，但是張學良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卻越來越突出。曾擴清在同年9月初向蔣介石書麵報告了東北軍內部的種種“不穩”情況，並提出建議：“增派中央勁旅為剿共主力軍；並在西安設一個剿共幹部訓練班，輪流抽調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團、營長以上軍官，施以有關的思想和技術訓練；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實行的保甲製度廣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區，以加強民眾組訓而嚴整剿共的壁壘……”。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19頁。
曾擴清回憶說：“我還親自把報告送到廣州(蔣當時因處理‘兩廣事件’，住廣州黃埔島上)交他核閱。不料他閱後，竟在報告封麵上批：‘胡說，交張副司令閱’幾個字，不由我感到啼笑皆非，以為他真不相信我的報告內容的真實性。其實，他對於上述種種情況，早已從特務江雄風(西北剿總調查科長)等人的報告中盡知其詳，而心中有數了。此不過裝模作樣，以哄騙張學良對他不防備，便於采取斷然措施而已。”②
就在“豔晚”事件發生後不久，張學良在東北軍中成立了抗日同誌會。張學良任會長，王以哲任幹事長。參加者有應德田、苗劍秋、孫銘九、盧廣績等。1936年9月，由甘肅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天水縣縣長之職、調任西北“剿總”辦公廳第四處(行政處)處長的盧廣績，在《西安事變親曆記》的回憶文章中說，抗日同誌會會員“在入會時，須舉行嚴肅的宣誓儀式。其誓詞有四條，還記得的有：(1)堅定複土還鄉的信心和決心；(2)中國人不打中國人；(3)堅決聽從張(學良)副司令的命令……參加這個組織的人，多為軍隊中的團級幹部。舉行宣誓儀式時，張學良將軍還親臨講話。”《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98頁。
張學良在組織抗日同誌會的同時，還把一些師、團級軍官調到總部，參與機密工作，以此作為培養幹部的重要方式。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的呂正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調到張學良公館的。呂正操，遼寧省海城縣人。生於1905年。1922年加入東北軍。次年進入東北陸軍講武堂學習。1925年畢業後，先後任張學良的副官、秘書，東北軍五十三軍連長、營長、少校副官隊長，第十六師參謀處處長，參加了長城抗戰。後任第五十三軍第一一六師六四七團團長、北平城防司令。1936年9月，組織“東北革命武裝抗日救亡先鋒隊”，任總隊長。同年10月，調西安張學良公館，參加政治工作小組，並參加了西安事變。在此之後的1937年5月，呂正操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就在此前後，張學良還根據劉瀾波、宋黎等人的建議，成立了學兵隊。學兵隊設在西安東城門樓上，距金家巷張學良公館不過四五百米之遠。
張學良公館原屬西北通濟信托投資公司的合合麵粉公司。張學良於1935年9月中旬調駐西安後，先住在新城西安綏靖公署內。9月下旬將金家巷這所院落租賃後，即遷住這裏。公館共包括東樓、中樓、西樓三幢中西結合式建築風格的磚混結構樓房，每幢樓房均為三層。樓房以北為一排磚木結構房屋，作為承啟室、傳達室、接待室和汽車車庫。樓房以南則是食堂和衛士居住。總建築麵積7700平方米。張學良及家人住西樓；張學良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等住中樓；東樓則是東北軍駐外地軍官來總部匯報工作期間的臨時住所及公館內管理函電職員的辦公、住宿之所。
學兵隊由康鴻泰(康博纓)任隊長，於經哲、孫巨奎任副隊長。下設三個分隊，張哲、朱雲飛、劉元錚分別擔任分隊長。學兵隊的第一批學員大都是從北平來的進步青年學生，其中有一些是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如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穀牧。出生於1914年的穀牧是山東榮成人。早年在山東省立第七(文登)鄉村師範學校讀書。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參加革命工作。1932年7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後任師範學校中共支部書記。1934年在北平參加左翼聯盟工作，為北平左聯負責人之一。1936年8月下旬來到西安，參加東北軍學兵隊中中共黨組織的領導工作。
學兵隊先後招收學員300餘名，其中以來自北平的學生為主，另外還有西安本地的學生，以及東北軍軍官的子弟。學習的課程包括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政治訓練除進行抗日救亡的形勢教育外，還開設了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等社會科學課程。學兵隊的舉辦，使東北軍中士官培訓的麵貌為之一新。這些學員中大多數人都走上了抗日戰爭的戰場，有的還成為革命事業的中堅骨幹。
9月上旬，流亡西安的東北民眾還發起成立了東北民眾救亡會。東北民眾救亡會的成立得到了張學良的大力支持。東北民眾救亡會的主任委員由著名愛國人士車向忱擔任。車向忱(1898―1971)，遼寧法庫人。曾參加了五四運動。後任奉天平民教育促進會總幹事，遼寧省國民常識促進會主任幹事、會長。九一八事變後，參與發起成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任常務委員。1935年10月到西安，創辦東北競存小學，並任校長。
同年10月，高崇民返回西安後，也參加了東北民眾救亡會的領導工作。
東北民眾救亡會成立後，在九一八事變五周年之際，發起召開了“旅陝東北民眾九一八五周年紀念大會”。大會在南院門西北“剿總”門前召開。會場裏張貼著“團結抗日，共赴國難”、“放棄安內必攘外的政策”等標語。張學良在會上發表演說，表示：“我張學良在千軍萬馬中毫不畏懼，但在大家麵前深感不安和慚愧。因為我是國家民族的罪人。”《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86頁。
會後，與會人士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
在東北民眾救亡會和此前成立的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緊密配合與推動下，西安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出現了勃勃生機。
10月10日，是中華民國成立25周年國慶紀念日。西安各界舉行了慶祝集會。張學良舉行閱兵儀式，並向受閱部隊發表講話，指出：“今日外侮頻仍，失地未複，吾輩身為軍人者，對此奇恥大辱，實又不能時刻或忘。”《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89頁。
當時應蔣介石之召前往杭州的楊虎城將軍，則在當天出版的《西京日報》上發表題詞手跡：“勿忘國恥”，表示了堅決抗日的決心。
10月11日，王以哲為六十七軍參謀處所辦的雜誌《東望》題詞：“東北如何偉大，如何富饒？在我國經濟上、國防上如何重要？以及關係我民族生存上如何密切？世人之論，至詳且備。所欲告我武裝同胞者：不徒東望，必須東歸，不達不止，誓必我身而完成之；方不愧為東北健兒，亦不愧為現代革命軍人。”據《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90頁所刊手跡抄錄。王以哲的題詞反映了東北軍廣大官兵收複失地的決心，也表達了西安抗日軍民要求團結一致、共禦外侮的心聲。
東北軍中久已蓄積的抗日救亡熱情的不斷顯露，成為蔣係特工人員對蔣介石密報的主要內容。張學良獲悉後，難免惶恐不安。1936年3月調任西北“剿總”參謀長的晏道剛回憶說：“及到西安三個月後，我知道張漢卿常駐陝北洛川，與延安已有聯係，東北軍前線官兵與紅軍時有往來。張漢卿曾派栗又文到新疆去聯係，進步人士高崇民經常在張漢卿公館居住，為張的顧問。這類事情我佯裝不知，隻勸張不要久駐洛川，免人懷疑，而駐西安的特務們又直接給蔣的情報很多。蔣為表示對張推誠相與，竟把這些報告原文抄送張學良，叫他答複。這時張學良感到惶恐不安，對我往往訴說東北軍官兵責難他的苦境，但卻仍隱諱他個人的真正意圖。我見張既然隱諱，亦不便明說，一麵安慰張，一麵電蔣為張解釋。”《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23―124頁。
晏道剛在題為《西安事變親曆記》的回憶文章中還抄錄了張學良1936年7月20日寫給他的一封親筆書函，反映了張學良當時的心情，信的原文如下：
甸樵吾兄：
弟自入關以後，對蔣委員長極端忠誠，弟曾替他解決許多困難，萬怨不辭。今日弟處此痛苦環境，這些特務人員對我嚴密監視，挑撥離間，令人氣憤。譬如王曲軍官訓練團的學員對提起“蔣委員長”四字沒有立正，豈是我教給他們的嗎？前線官兵與共產黨私有來往，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這許多？他們甚至說我與共產黨曾有聯係，真是無中生有。兄自動去電替我解釋，愛我之情，不盡感激。
弟張學良。
七月二十日於王曲軍官訓練團《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23―124頁。
就在這一曆史背景下，發生了張學良派兵查抄國民黨陝西省黨部的事件，由於這一天是8月29日，29日在韻目代日中被稱為“豔日”，事情又發生在晚上，故被稱之為“豔晚”事件。
“豔晚”事件的親曆者，時任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委員的宋黎回憶說：“(1936年)8月29日，特務闖進我的住處將我捕去。押解途中，我大聲呼喊：‘土匪綁票！’被楊虎城將軍的憲兵營騎兵巡邏隊攔下。憲兵營副營長兼一連連長、地下黨員謝晉生認識我，遂以‘無逮捕公文’為由，不讓特務帶我走。到西北軍後，我請中共地下黨員、西北(安)綏靖公署交際處處長申伯純用電話向張學良報告我被特務綁架的消息，張將軍連夜派孫銘九把我接到東北軍總部。張將軍向我問明了情況，又得知馬紹周、關時潤也被捉進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十分惱怒。次日淩晨，命令一？五師副師長譚海和衛隊二營營長孫銘九，率領全副武裝的衛隊，包圍查抄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救出馬(紹周)、關(時潤)二人，並且搜出蔣介石密令中統局逮捕劉瀾波、宋黎、孫達生、栗又文等人，押解南京處置的文件。”《人物述往》下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第399―400頁。
“豔晚”事件的發生，也引發了張學良和時任陝西省政府主席、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書記的邵力子的矛盾。邵力子(1882―1967)，浙江紹興人。1903年考中舉人。1905年赴上海，先後就讀於震旦公學、複旦公學、南洋公學。後赴日本攻讀新聞學，同於右任等創辦《神州日報》。1908年加入中國同盟會。1910年回國後，先後任教於陝西省立高等學校和上海複旦公學。1919年10月加入中國國民黨。1920年5月參加上海共產主義小組。後任上海大學副校長、代校長。1925年6月後，先後任廣州黃埔軍校秘書長、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26年1月，當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同年7月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秘書長。同年8月，經中共組織同意，脫離組織關係。1932年4月任甘肅省政府主席。1933年4月，任陝西省委政府主席和國民黨陝西省黨部書記長。
張學良在“豔晚”事件後，曾致電蔣介石，對查抄國民黨陝西省黨部一事自請處分。當時正在廣州處理兩廣事變的蔣介石在批複張學良的電報中說：“我弟處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錯誤，後當注意。所請求處分一節，應免置議。”《張學良世紀傳奇》下卷，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630頁。
此後，在這次事件中被捕的中共地下黨員劉瀾波、孫達生等被保釋出獄。“豔晚”風波遂告平息。
“豔晚”風波雖然在表麵上平息了，但是張學良和蔣介石之間的矛盾卻越來越突出。曾擴清在同年9月初向蔣介石書麵報告了東北軍內部的種種“不穩”情況，並提出建議：“增派中央勁旅為剿共主力軍；並在西安設一個剿共幹部訓練班，輪流抽調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團、營長以上軍官，施以有關的思想和技術訓練；再把在鄂豫皖等省實行的保甲製度廣泛地推行到西北地區，以加強民眾組訓而嚴整剿共的壁壘……”。②《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119頁。
曾擴清回憶說：“我還親自把報告送到廣州(蔣當時因處理‘兩廣事件’，住廣州黃埔島上)交他核閱。不料他閱後，竟在報告封麵上批：‘胡說，交張副司令閱’幾個字，不由我感到啼笑皆非，以為他真不相信我的報告內容的真實性。其實，他對於上述種種情況，早已從特務江雄風(西北剿總調查科長)等人的報告中盡知其詳，而心中有數了。此不過裝模作樣，以哄騙張學良對他不防備，便於采取斷然措施而已。”②
就在“豔晚”事件發生後不久，張學良在東北軍中成立了抗日同誌會。張學良任會長，王以哲任幹事長。參加者有應德田、苗劍秋、孫銘九、盧廣績等。1936年9月，由甘肅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天水縣縣長之職、調任西北“剿總”辦公廳第四處(行政處)處長的盧廣績，在《西安事變親曆記》的回憶文章中說，抗日同誌會會員“在入會時，須舉行嚴肅的宣誓儀式。其誓詞有四條，還記得的有：(1)堅定複土還鄉的信心和決心；(2)中國人不打中國人；(3)堅決聽從張(學良)副司令的命令……參加這個組織的人，多為軍隊中的團級幹部。舉行宣誓儀式時，張學良將軍還親臨講話。”《張學良在一九三六》，第98頁。
張學良在組織抗日同誌會的同時，還把一些師、團級軍官調到總部，參與機密工作，以此作為培養幹部的重要方式。後來成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上將的呂正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調到張學良公館的。呂正操，遼寧省海城縣人。生於1905年。1922年加入東北軍。次年進入東北陸軍講武堂學習。1925年畢業後，先後任張學良的副官、秘書，東北軍五十三軍連長、營長、少校副官隊長，第十六師參謀處處長，參加了長城抗戰。後任第五十三軍第一一六師六四七團團長、北平城防司令。1936年9月，組織“東北革命武裝抗日救亡先鋒隊”，任總隊長。同年10月，調西安張學良公館，參加政治工作小組，並參加了西安事變。在此之後的1937年5月，呂正操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
就在此前後，張學良還根據劉瀾波、宋黎等人的建議，成立了學兵隊。學兵隊設在西安東城門樓上，距金家巷張學良公館不過四五百米之遠。
張學良公館原屬西北通濟信托投資公司的合合麵粉公司。張學良於1935年9月中旬調駐西安後，先住在新城西安綏靖公署內。9月下旬將金家巷這所院落租賃後，即遷住這裏。公館共包括東樓、中樓、西樓三幢中西結合式建築風格的磚混結構樓房，每幢樓房均為三層。樓房以北為一排磚木結構房屋，作為承啟室、傳達室、接待室和汽車車庫。樓房以南則是食堂和衛士居住。總建築麵積7700平方米。張學良及家人住西樓；張學良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等住中樓；東樓則是東北軍駐外地軍官來總部匯報工作期間的臨時住所及公館內管理函電職員的辦公、住宿之所。
學兵隊由康鴻泰(康博纓)任隊長，於經哲、孫巨奎任副隊長。下設三個分隊，張哲、朱雲飛、劉元錚分別擔任分隊長。學兵隊的第一批學員大都是從北平來的進步青年學生，其中有一些是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如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穀牧。出生於1914年的穀牧是山東榮成人。早年在山東省立第七(文登)鄉村師範學校讀書。1931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參加革命工作。1932年7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後任師範學校中共支部書記。1934年在北平參加左翼聯盟工作，為北平左聯負責人之一。1936年8月下旬來到西安，參加東北軍學兵隊中中共黨組織的領導工作。
學兵隊先後招收學員300餘名，其中以來自北平的學生為主，另外還有西安本地的學生，以及東北軍軍官的子弟。學習的課程包括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政治訓練除進行抗日救亡的形勢教育外，還開設了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等社會科學課程。學兵隊的舉辦，使東北軍中士官培訓的麵貌為之一新。這些學員中大多數人都走上了抗日戰爭的戰場，有的還成為革命事業的中堅骨幹。
9月上旬，流亡西安的東北民眾還發起成立了東北民眾救亡會。東北民眾救亡會的成立得到了張學良的大力支持。東北民眾救亡會的主任委員由著名愛國人士車向忱擔任。車向忱(1898―1971)，遼寧法庫人。曾參加了五四運動。後任奉天平民教育促進會總幹事，遼寧省國民常識促進會主任幹事、會長。九一八事變後，參與發起成立東北民眾抗日救國會，任常務委員。1935年10月到西安，創辦東北競存小學，並任校長。
同年10月，高崇民返回西安後，也參加了東北民眾救亡會的領導工作。
東北民眾救亡會成立後，在九一八事變五周年之際，發起召開了“旅陝東北民眾九一八五周年紀念大會”。大會在南院門西北“剿總”門前召開。會場裏張貼著“團結抗日，共赴國難”、“放棄安內必攘外的政策”等標語。張學良在會上發表演說，表示：“我張學良在千軍萬馬中毫不畏懼，但在大家麵前深感不安和慚愧。因為我是國家民族的罪人。”《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86頁。
會後，與會人士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
在東北民眾救亡會和此前成立的西北各界救國聯合會緊密配合與推動下，西安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出現了勃勃生機。
10月10日，是中華民國成立25周年國慶紀念日。西安各界舉行了慶祝集會。張學良舉行閱兵儀式，並向受閱部隊發表講話，指出：“今日外侮頻仍，失地未複，吾輩身為軍人者，對此奇恥大辱，實又不能時刻或忘。”《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89頁。
當時應蔣介石之召前往杭州的楊虎城將軍，則在當天出版的《西京日報》上發表題詞手跡：“勿忘國恥”，表示了堅決抗日的決心。
10月11日，王以哲為六十七軍參謀處所辦的雜誌《東望》題詞：“東北如何偉大，如何富饒？在我國經濟上、國防上如何重要？以及關係我民族生存上如何密切？世人之論，至詳且備。所欲告我武裝同胞者：不徒東望，必須東歸，不達不止，誓必我身而完成之；方不愧為東北健兒，亦不愧為現代革命軍人。”據《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90頁所刊手跡抄錄。王以哲的題詞反映了東北軍廣大官兵收複失地的決心，也表達了西安抗日軍民要求團結一致、共禦外侮的心聲。
